（澳大利亞）刘放
齐家贞的第二部纪实体小说《红狗》出版，在海内外获得好评。也在澳华文坛引起热议，产生一定影响。《红狗》的评论文章已很多，我在此只谈一些随感。
一
从齐家贞的纪实小说《红狗》引起的影响，取得的成功，表明作者具有相当的文学天赋。我们知道，当她写作第一部自传体实录《自由神的眼泪》时，已是年过半百。而《红狗》的完成，更是已近七旬（这些作品都是她在繁忙的工作空隙写出来的）。应该也算是奇迹了。
虽然在文学史上也不乏大器晚成者，但一般来说，文学创作的最佳年华，即文学创作的爆发期，都是在青年、中年时期。也就是说，她早已错过了写作的最佳年龄。不难想象，如果她从小能有正常的文学创作环境，让她在文学的道路上自由发展，她的文学创作成就将不可估量。她很有可能创作丰盛，成为现代中国一个多产的女作家。
而从她的第一部作品《自由神的眼泪》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她在中学里每门功课都相当优秀，当时的最大理想是当自然科学家，当一个中国的居里夫人。也就是说，她也有极好的理科天赋。在《红狗》中我们也能看到，辍学二十多年、与文化知识几乎完全隔绝、只有高中程度的她，居然仅靠一些零星的资料自学高等数学，学习微积分，以惊人的毅力和意志，在短时间内掌握了这门科学知识，以高中的资历当上电视大学的数学辅导老师。
可以想象，以她那样的天资，如果她从小能有正常的学习环境条件，让她读完大学，读完博士，她应该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当一名自然科学家。
不幸的是，她遭遇了那个历史上最黑暗、最荒唐的时代，这样的文学、数学天才被扼杀，不但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还在监狱铁窗度过了十个春秋。出狱后，仍在非正常活着，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在极度痛苦、绝望、彷徨中虚度光阴。
这不光是齐家贞一个人的悲剧，是时代、历史的悲剧，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剧。从土改、反右到文革，多少次政治运动，多少次知识人的大劫难。在那几十年中，扼杀了多少这样的天才，浪费了多少人的青春。齐家贞算是幸运的了。数以千万计的人连性命都不能保住，没有捱到这一天。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临终前，曾向来探望他的温家宝总理提出一个惊天之问，但其实也是人所共知的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为什么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红狗》部分地回答了这一问题。她告诉人们的就是这一历史真相。
这也是《红狗》的价值所在。
二
齐家贞个人与命运搏斗、与生活抗争的勇气和毅力，也是值得钦佩，引人深思的。
同样处于黑暗，处于不幸，同样生活在那个荒唐年代，每个人个体的素质不同，在艰难困苦环境中的抗争能力也有很大的差异。齐家贞当年正是二十岁青春年华的女孩子，被判刑十三年，投进监狱。这对任何一个人都是致命的打击，何况是个弱女子。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他们遭受的包括肉体痛苦、精神摧残和人格污辱。熬过漫长的监狱生活，许多人出来后心灵被扭曲，精神变异，这一生也就废了。当然也有些人没有等到刑满，没有活着出来。
但齐家贞出狱后，虽然彷徨过、痛苦过、迷惘过，然而她没有失去生活的勇气和信心，没有放弃对自由思想、对精神心灵幸福的追求，在极端贫困极端窘迫的环境中挣扎求存。没有自暴自弃、自轻自贱。
三十六岁的齐家贞，超出世俗，仍像豆蔻年华的女孩那样追求浪漫爱情，寻求真爱，爱得认真，敢爱敢恨，爱得一丝不苟。她真正爱过，虽败犹荣。
三十七岁的齐家贞，在与文化知识隔绝二十多年后，突然梦醒，开始学习知识，先用一个星期通读了《范氏大代数》，把初等数学复习了一遍。然后补学了“解析几何”，又用两个月时间学完了《数学分析》，学完其他能找到的数学书籍。在短短时间内学完高等数学、微积分。三十八岁，当上了电视大学辅导老师。并边教学边学完“线性代数”、“复边涵数”、“概率”、“场论”、“数理方程”等。这是何等的毅力。
四十三岁，她突破重重阻扰，克服重重困难，报读了“党政干部专修班”（大专），实现了大学之梦。
四十六岁的齐家贞，毅然放弃国内已经取得的这一切，在亲友帮助下，前往澳大利亚留学，报读英文班。这是我所知道的“四十千”留学群体中最年老的留学生。以她这样的年龄，又没有英文基础，光是心理这一关就并非人人能过的。她实现的是自己早年为之付出惨痛代价的出国梦，是她追求彻底思想自由的最终目标。
她出来了，找到了爱情，找到了事业，找回了自我，活出真实的人生。
五十多岁，于繁忙的工作之余，不顾体弱多病，开始写作，出版了第一部自传体纪实作品《自由神的眼泪》。年近七十，已过退休年龄，身体又一度中风，一般人都选择熙养天年，享受生活了，而她又写出了纪实小说《红狗》。她还计划继续写作第三部在澳洲生活的长篇。
她这种进取精神，这种不屈不饶的勇气，对生命对生活积极挑战的人生态度，如此顽强的意志，像四川竹子那样的韧性，让人惊叹令人感动。尤其写作的朋友们，应该可以从中得到些启迪。
三
在此也谈谈《红狗》的不足之处。最明显的一点，是作品对历史环境背景交待的缺失（如第九章《不死的丑小鸭》）。当作者从监狱出来几年后，她这个与文明隔绝，不看书不读报，灵魂自我放逐的贱民，劳改释放犯，突然如梦方醒，“灵魂开始反抗，开始回归”。她如饥似渴地寻求知识，学习文化，自此一发不可收拾，“齐家贞的灵魂得救了！”
作者在这里过分地强调了个人的觉醒，个人的“时来运转”，而忽略了对社会大环境大变革的交待，忽略了这一变革对个人的重大影响。作为写史写实（《红狗》写的是个人历史也是那个时代的历史）的作品，这个重要历史关口的时代背景是一定要有所交待的。
这就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1976――1980年代的政治变革。1976年毛泽东离世，紧接着毛的遗孀及亲信被捕，然后是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同时进行的是一连串的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和大量的平反。这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次转折，于中华民族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事变。没有这样的大环境，则齐家贞父女及千千万万贱民们根本就没有出头之日，更谈不上“时来运转”。
中国自此实际已走上了另一道路。不管后人对此如何评价，无论人们对今天的社会现实如何褒贬，这场变革的进步意义是不容质疑的。而对大量处于最底层的这一类贱民来说，这种变化足可以“起死回生、枯木逢春、鬼变成人”来比喻。而这些“贱民”对这种变革应是最为敏感。作者当时的境况，对此也应是体会极为深刻的。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时代的命运紧密连结在一起。作者心灵那种电光石火般的萌动和苏醒，正是在当时政治气候环境下催动的。如果没有这种变革，如果没有解除他们身上的政治桎梏，齐家贞这个劳改释放犯，她父亲这个历史反革命双双当上电视大学老师根本就不可能。
作者也许认为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无须在作品中交待。但必须明白，作品出版后，有许多不同层次和类型的读者，比如说海外读者，是不大了解这些背景的。作品也是要流传后世的，不要说往后，就是现在70、80后的年轻读者，大都已经不了解这些历史了。所以这种交待是必不可少的，这既是学术的严谨性，也是一种真实，生活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
希望作者在再版时注意到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