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东汉时的昏君汉灵帝准备兴建规模宏大的御花园，宰相杨赐上书劝阻。灵帝打算停工，询问身边的宫廷侍从任芝、乐松的意见，两人回答说：“从前周文王的御花园有一百华里，人们认为太小；齐宣王的御花园只有五华里，人们认为太大。所以，御花园实际的大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君王是不是英明神武。如果一个君王足够英明神武，他的御花园再大，老百姓也不觉得大；如果一个君王不够英明神武，他的御花园再小，老百姓也觉得大。今天，陛下是如此英明神武，修建御花园只会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和称赞，当然那些别有用心的人除外。”灵帝听了这样的马屁，龙心大悦，乃下令继续动工。而阻止修建御花园的杨赐的下场如何，可想而知。作家柏杨在评论这段历史的时候感叹说：“任芝、乐松的言论，使我们再见文妖。截至二十世纪为止，宦官已绝，而文妖不绝，倍增痛心。”我则跟着评论说，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还有更多的文妖和重用文妖的权贵呢。

那条送给温家宝的围巾

二零零九年一月十日，在江苏考察的温家宝，来到常州高等职业教育园区。在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校园内，温家宝面对几千名学生发表演讲。当时，气温已经接近零度。也许是天寒地冻的缘故，看到总理不远万里来“送温暖”，一名同学上台将一副长围巾送给总理，说：“这是我送给您的围巾，请您戴上，您一定要注意身体啊。”随后，媒体大肆报道此感人一幕，以凸显“人民的总理人民爱”。

新华社报道说，这名学生送给温家宝的围巾乃是其亲手编织的。我总是怀疑这个细节。因为如今的年轻人大都眼高手低，很少有人能够掌握复杂的编织技术。也许，这家职业学校专门设置有编织方面的专业，这名学生正是编织专业的学生吧。还有自诩为“八宝饭”的人在网上评论说，这是“一片真情，万金难买”。记得少年时候，中小学语文课本中经常出现关于周总理的类似的故事，道具是衬衣、手套等等，或是总理送给百姓的，或是百姓送给总理的，以此凸显总理爱民如子，百姓爱总理若父。如今，温总理与百姓之间的亲密关系，几乎可以同周总理相媲美。美国总统布什被人砸了坚硬的皮鞋，我们的温总理却获赠温暖的围巾，谁是好领导，谁得到人民的爱戴，不言而喻。民国总统，可要羡慕死中国总理了。

然而，这个感人的故事，让我感到实在是太过离奇了。以温家宝所享受的“一级保卫”，若非寻常人等，焉能挤到他的面前去送上围巾？温家宝的每一项视察计划，都是中央和地方当局精心设计的，可以说丝丝入扣到了以每一秒计算。前来聆听温家宝教诲的数千名学生，无不经过挖祖坟式的履历审查。这样才能确保现场不会有人放肆地向总理大人扔鞋子，更不会有杨佳式的青年突然之间“脱颖而出”，而个个都是被总理的讲话感动得热泪盈眶的“好孩子”。

所以，送围巾的这个细节，必然在事先的安排和设计之中。“温办”的主任，肯定是这个仪式的总导演，地方官员，学校校长，都是参与策划者。这是一群无耻的“文妖”。谁去送，如何送，送的时候该说什么话，早已排练过了不知多少次，烂熟于心了。记得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美国总统克林顿到北大发表演讲，那几名提问的学生，事先都经过反反复复的演练。演练的过程，居然还拍摄出来，还在校园电视台播出。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人生如戏”和“戏如人生”。

这一次，最入戏的不是那个献围巾的学生，而是接受围巾的温家宝。那个学生只是客串的演员，而温家宝却是专业演员和终身演员。温家宝真的需要围巾吗？尽管金融风暴已经波及到中国大陆，“人民的好总理”感受到了刺骨的凉意，但总理夫人垄断珠宝行业，浑身珠光宝气，总理大人自然不缺围巾戴。那么，总理为什么又不戴围巾呢？他就是要踏破鞋、穿旧衣，以此显示“艰苦朴素”的作风。当年，李鹏当总理时，经常裹着法国顶级品牌的时尚围巾，以工资而论，他一年的工资也买不起一副这样的围巾。而李鹏的女儿、中国电力之“一姐”李小林，骄傲地对记者说，这是她送给老爸的礼物。结果越抹越黑，李鹏更受民众之厌恶。想来，温家宝吸取了李鹏的前车之鉴，即便再冷也不会如此“披挂上阵”。这样，还可以给身边的“文妖”们一个编排“送围巾”的好戏的机会。一个重用一群“文妖”的领导人，能有几分的真诚呢？

真正需要围巾的不是温家宝，而是刘晓波。因为《零八宪章》而被捕入狱的中国独立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刘晓波，是为所有的中国人坐牢。他失去自由，是为中国人早日获得自由。这位只身挑战中共专制制度的勇士，才配的上热爱自由的同胞们用爱心编织的围巾。然而，那些生活在“美丽新世界”中的莘莘学子们，既不知道什么是《零八宪章》，也不知道谁是刘晓波。即便知道了，他们也不会将围巾送给刘晓波。他们年纪虽小，心智却早熟，他们知道将围巾送给谁可以换来千百倍的好处。

温家宝的打油诗是如何成为大学校歌的？

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四日，中国各大媒体报道，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新闻网登出消息：经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北航校歌正式确定为《仰望星空》。校歌选择温家宝的诗歌《仰望星空》为歌词，邀请沈阳音乐学院的艺术家进行音乐创作，“校歌的确定标志着北航的精神文化体系进一步完善，逐步形成了以北航精神、办学理念、校训、校风、校歌等为核心的文化传统及创新特质”。

北航新闻中心主任蔡劲松表示，北航之前没有校歌，学校在二零零六年就开始校歌征求工作，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作品。一年多前，有很多师生和校友提议将温家宝总理二零零七年九月四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的诗歌《仰望星空》作为北航校歌的歌词。虽然这首诗歌并不是为北航所写，但北航师生认为这篇文学作品的意境和北航的精神和发展目标非常契合。

北航官方网站上称，《仰望星空》这首诗，意境阔大而深邃，格调宁静而致远，读起来令人动容、回味无穷，特别是对北航的建设和发展具有特殊而深刻的意义，将激励北航人树立崇高理想和远大志向，激发北航人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科学创新精神和人文情怀。四月二十六日，北航的书记和校长代表全校师生给温总理写信并附演唱光盘，让总理阅知北航师生确立校歌的夙愿。

看来，胡温向来亦步亦趋，如同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与杨秀清，一个是万岁，一个是九千岁。胡锦涛在玉树灾区一所学校的黑板上题写“校园，会有的；家园，会有的”等几个字之后，这件“无价珍宝”立即被一群文妖“请”进甘肃省博物馆，并投入巨资研究如何将这两行胡锦涛随手用粉笔写在黑板上的字永久保存下来。我想，他们既然认为这块小黑板已经跟卢浮宫中的《蒙娜丽莎》一样伟大，不妨就仿效《蒙娜丽莎》的保护措施，在其外部安装一套特制的防弹玻璃。温家宝紧紧跟随胡锦涛，当年四川地震的时候，他写的“多难兴邦”未能及时保存下来，那么就只好在《仰望星空》上面下功夫。不仅要让这首打油诗家喻户晓，还要将其谱曲传唱，甚至定为大学校歌。

有人说，《仰望星空》成为北航校歌，只是下面的马屁精们单方面的作为，并非温家宝的本意。因为温家宝从来都谦虚谨慎、朴素真诚。但是，新闻报道显示，温家宝对自己的作品被定为北航校歌不是一无所知，北航方面早已将此事呈送到总理府的案头，温家宝在百忙之中也一定“阅知”了。

媒体没有报道温家宝收到北航请示信件的具体反应，但半个多月之后，北航校方公布了这一决定，就足以说明温家宝即便不是“笑纳”之，至少不是“反对”。否则，如果温家宝奋起捍卫自己的知识产权，如果温家宝对这种个人崇拜的歪风邪气感到不满，稍稍透露一丁点意见，下面的人哪里还敢继续大张旗鼓地宣扬此事呢？他们只能偃旗息鼓、默不作声。

所以，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单单有下面的人喜欢拍马屁，而没有上面的人乐于接受马屁，马屁精必定不会满坑满谷；单单有一群文妖挖空心思媚上，而没有好大喜功、踌躇满志的当权者，文妖当然不会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对六四的集体遗忘是一种普遍性的道德愚蠢，来自於潜在恐惧与习惯性的投机心理。

大约二十年前，尚藏身在美国大使馆的方励之回忆起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对他的冲击。他是新中国的大学生，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他甚至觉得对於自由思想的批判，并非全无道理。令他费解的是，共产党组织为何要用如此残酷的手段对待知识分子？他的困惑引起了年长他一代朋友的善意又无奈的嘲笑——他太不懂得历史了。早在四二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共产党就採用了同样的手段来对付知识分子。他们自我检讨、相互揭发，因为一点点不同意见被羞辱、被砍头.年轻的方励之发现，自己对这十五年前的往事几乎一无所知。

到了七零年，已成为物理教师的方励之发现自己有资格来嘲笑新一代人的无知了。那些在文革初期对党表现出无限忠诚的学生们发现，自己又成了被批斗与整肃的对象，他们被下放乡村与厂矿，很多死於其中。这些学生对於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几乎一无所知。

又一代人成长起来了，当天安门广场的青年知识分子吸引了整个世界的关注，并为自己的热忱与勇气所感动时，他们很少知道魏京生是谁，也不清楚，西单民主墙一代早在十年前就喊出了同样的主张。

“……『遗忘历史的技术』是中国共产党统治的重要工具……”方励之在这篇名为《中国的失忆》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此刻，整个世界仍惊颤於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残酷，而中国社会陷入了普遍的恐惧与绝望，历史的狰狞再度戏弄了一代人的纯真。

但与之前的所有事件不同，这一悲剧被无数的摄影机镜头与见证者记录下来。躲在美国使馆中的方励之还被请求为其中的两本书题写书名。

也是这浩瀚的记录令他感到安慰，历史的真相再难以被掩盖，因此天安门悲剧也很难再被遗忘，而这种记忆正是中国进步的前提。

历史再度嘲弄了方励之，他二十年前的乐观显然为时过早。“可是，如果不派军队镇压，中国就会陷入内战，如果这些学生当权，那中国只会变得更糟”，在伦敦滑铁卢地铁站附近一间酒吧里，一位外貌甜美的姑娘睁大眼睛对我说.她今年二十五岁，毕业於伦敦经济学院的国际政治专业.

这位姑娘的毕业论文就是有关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她从社会运动的角度来分析这场历史悲剧。这位姑娘显然读了不少理论，也看到了不少历史资料。这不是中国，你尽可以在Youtube上搜索到当时的画面资料，也可以在网路上寻找到种种当事人的回忆、目击者的见证.

她也是个认真的学生，也一定花了很多精力与事件来思索这个主题.但在研究了这么多理论与事实之后，她却道出了令人大吃一惊的结论——原来共产党政权的镇压还是有道理的，它防止了社会的混乱.这个外表漂亮、内心单纯、饱读理论的姑娘印证了邓小平在二十一年前的判断。这个姑娘并不是偶然的例证.事实上，她比绝大多数同龄人所知更多，也更乐於思考。

在此刻的中国，令方励之担忧的“集体失忆”不仅没有消失，而且以一种新面貌呈现出来。在中国国内，删除记忆的工作从未中断，以至於人们在公共空间，很难看到任何关於天安门事件的记录。另一方面，在一个资讯泛滥的年代，即使出现了严肃的记忆，它也很快被淹没在浩如烟海的资讯之中了。

如果他们愿意，熟练在网路世界上游荡的青年人仍可以绕过防火墙，了解一些真相。但这短暂的冲动，很快被淹没在无穷的其他兴致中。资讯泛滥甚至比资讯闭塞，更有力的扼杀了历史感。尤其糟糕的情况是，即使你掌握了种种历史事实，却可能失去了判断能力。於是，“集体遗忘”以价值混乱的面目出现，青年一代在是非问题上，陷入了相对主义.他们指责二十一年前广场上的学生幼稚、狂热，并用柴玲、吾尔开希日后的表现﹑用海外民运组织的混乱﹑中国目前的经济成就，来为屠杀做出下意识的辩解。

这是一种普遍性的道德愚蠢，这种愚蠢来自於潜在的恐惧与习惯性的投机心理。关於这一点，我们需要做出更细微与深入的考察。或许当这种考察进行之后，才有可能应对这种新的集体性遗忘。

 

从1937年到1957年，从《新民报》到《文汇报》，浦熙修这个名字几乎风靡了新闻界二十年。下关挨打，南京入狱，书写了她记者生涯中光荣的一页。在重庆的岁月里，周恩来称她为“我们的亲戚”，固然因为她妹妹是彭大将军的夫人，更因为她鲜明的政治倾向。1949年9月，她以“自由职业界民主人士”身份出席全国政协一次会议，10月1日，她应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毛“金口玉言”称她是“坐过班房的记者”，真可谓备极尊荣。从新疆到朝鲜，浦熙修以她那支洞穿过国民党黑暗统治的笔，热情地讴歌一个新的时代，以无保留的赞美代替了“飞机洋狗”式的报道，她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从“左”的峰颠沦入“右”的深渊。

风起青苹之末，1957年6月8日，《这是为什么？》——《人民日报》社论标志着反右运动的开始。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出自毛泽东手笔的《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而不到3个月前（3月10日），毛泽东还亲口夸“《文汇报》办得好”。浦熙修并没有感到问题的严重，她在《光明日报》发表《划清界限，参加战斗》一文辩称：“《文汇报》完全是一张人民的报纸，得到党无限的关怀与帮助”，“有人说，《文汇报》和罗隆基有关，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6月25日，在罗隆基参加的民盟中央小组扩大座谈会上，她重申了“罗隆基和《文汇报》没有关系”。

6月30日，在民盟中央第三次整风座谈会上，浦熙修虽然表示与罗隆基划清界线，但“没有揭露罗隆基通过她来控制《文汇报》的真相”。而徐铸成“开始承认罗隆基通过浦熙修和他利用《文汇报》作为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宣传工具”。当他劫后重生、回首往事时，罗隆基、浦熙修早已不在人间——“真是‘天晓得’，我和罗只是一般的朋友，他曾直接寄给我一篇文章，我看后，觉得不符合我报的要求，给退还了。他因此气忿，和我见面不点头。关系如此而已。”

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公开点了浦熙修的名，“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帅上有帅，……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从“坐过班房的记者”到“能干的女将”，浦熙修转眼之间面临了灭顶之灾，一位真诚地跟着共产党、对党从无二心、一心想入党的新闻记者，从此被永远地逐出了新闻界。正如徐铸成说的，“熙修同志也象千千万万善良、正直、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一样，被罩入罗网，还被轻佻地指为‘两帅’之间的‘能干的女将’。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借助《人民日报》社论的声威和杀气，《文汇报》当天即在头版发出《本报工作人员连续举行大会愤怒揭发浦熙修反党活动》的新闻，副题为“同章伯钧罗隆基串通一气篡改本报方向执行右派分子方针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罪名进一步升级了。浦熙修的同事纷纷揭发她“对罗隆基唯命是从”、“处处听罗隆基摆布”，曾和她在北京办事处共事八年的记者谢蔚明说：“浦熙修有很多事情都是找罗隆基商量的，她和罗私人交情很深，还把罗看成政家。最近在反右派斗争的时候，我们想约吴晗写文章，浦不置可否。”另一位同事梅朵揭发“罗隆基反对的，也就是浦熙修所排斥的。这样，民盟的左派，在浦熙修的眼中，不是教条主义，就是无才之人；而民盟的右派，在她的眼中，则都是饱学之士，也就是她日常所愿意接近的。这里可以举例，她对邓初民、史良、吴晗，与费孝通、吴景超……等人的看法就是截然不同的。”7月2日、3日，《文汇报》连续发表长达万言的《我们的初步检查》，完全接受了“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条公式。

7月4日，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站出来批判她的人中有当年下关惨案中和她一起挨打的《大公报》记者高集，《新民报》老同事张恨水、赵超构、张友鸾、陈铭德、邓季惺联合发言，要她“猛省”。“浦熙修拖延、抵赖、拒不交代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一民盟右派系统的真实情况”。7月6日《文汇报》的报道标题为《浦熙修为何不陶出脏东西》，眉题是《能干的女将还耍花枪》，副题为《新闻工作者要她彻底交代向人民请罪》。

7月5日继续召开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除了谢蔚明，还有王芸生、徐铸成的发言。王芸生质问浦熙修：和罗隆基有密切联系的刘王立明之子刘光华是怎样吸收到《文汇报》的？徐铸成揭发：“浦熙修一直对我宣传罗隆基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好人，这几年党中央越来越信任他了；又说罗隆基最会替别人打算。她给我说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孙大雨去年曾来京找罗隆基，结果是露给他出了主意，孙大雨的思想就搞通了；另一个是潘大逵，罗隆基就让他留四川独当一面，不要到中央来。浦熙修在检查中一再说她他不知道罗隆基和他的小集团的活动，是面这两个例子又说明什么呢？”《文汇报》在7月6日头版以《直到现在还不醒悟浦熙修作何打算》为题作了详细报道。

黑云压城城欲，7月6日，华君武在《人民日报》刊出一幅漫画《犹抱琵琶半遮面》，成为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的注脚。画面上的浦熙修怀抱琵琶，只露出半个脸，琵琶上是罗隆基的漫画像，还写着“罗隆基立场”五个字。这幅轻佻的漫画是特殊时代的产物，和那些无情的揭发一起构成了浦熙修头上的天罗地网，使她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她的防线终于被冲破，7月10日，她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交代了罗隆基与文汇报的关系”，并揭发罗隆基1949年后想当外交部长、司法部长、高教部长等等；7月19日，她揭发罗隆常说：“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是最肉麻不过的事”等等；8月31日，在民盟中央批斗罗隆基的会上，她读了罗当年给她的一封信，内容明明是讲李宗仁可能向蒋介石“逼宫”，她却解释为“罗隆基想做王莽”……至此，浦熙修终于完全按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的意图“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了，同时也彻底击跨了罗隆基。

1965年12月7日，67岁的罗隆基含恨离开人间。1970年4月13日，历经患难的浦熙修也走完了她60年的人生。

无论如何，反右运动的发生都是无法回避的，罗隆基他们的悲剧早就注定。早在1947年10月27日，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党内指示中就明确指出：“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1992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档案馆编）第十六册收入了这一文件。

浦熙修卷入这场无可抗拒的灾难，首先是因为她与罗隆基的私人感情，1949年后，她想和罗隆基结婚，“朋友们都不赞成，我的妹妹反对尤力，我的两个孩子也都反对。……但由于多年的感情，我们保持着朋友的关系。”与她相依为命18年的妹妹浦安修为什么“反对尤力”？作为彭德怀的夫人，她完全有可能知道党内的这些安排。据浦熙修1962年10月28日的日记，1952年或1954年，她曾向范长江表示了入党的意愿，范长江直言5年后再说吧。究其原因，也是她跟罗隆基——“资产阶级政客”走得太近了，“那是为了罗的问题”。浦熙修想不到的是会因此带来灭顶之灾。

1980年5月，浦熙修终于获得平反。1981年3月19日，全国政协为她举行了迟来的追悼会。追悼会前夕（3月16日），华君武给浦熙修委员治丧办公室写了一封信：

“我因有会议，不能去参加追悼会。但有一事请向她的家属转告。五七年反右时，我曾画过一幅漫画讽刺过她，这张漫画现在认识是错误的，也是不应当的，此事久压心头，趁此机会，只好向她的家属表示道歉了。”

这真是姗姗来迟的道歉，离1957年已过了24年，离浦熙修去世的1970年也已11年。华君武的忏悔或许来得太轻巧了，但忏悔不分早晚，忏悔总比不忏悔好。至于那些曾经落井下石者，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不管以什么样压力的理由为自己推脱，谢蔚明、梅朵、高集、张恨水、赵超构、张友鸾，甚至王芸生、徐铸成，历史无情，这些揭发过浦熙修的人大多数也成了右派，侥幸躲过“反右”这一劫的人，又有谁能逃过“文革”？覆巢之下无完卵，即使经历了无数的灾难、浩劫之后，知识分子是否真的明白了这一道理？除了华君武，来自一个漫画家的道歉，我们并没有听到浦熙修的新闻界同行的忏悔。徐铸成虽然写过《“阳谋”亲历记》，也写过《怀念浦熙修同志》的文章，其中对自己在浦熙修被《人民日报》社论点名后的言论只字未提，这位博闻强记的报人难道忘记了那触目惊心的一幕？一个缺乏自省的民族，忏悔确实难啊。华君武的这封道歉信因而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凸显出了这位漫画家人性未泯的一面。话又说回来，浦熙修面对无法抗拒的政治高压、精神折磨，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右大棒下，最终不是也出卖了她所敬、所爱的挚友罗隆基吗。浦熙修内心的痛苦今天已无法推想，从罗隆基到浦熙修黯然离世，前后不到五年，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光，她是否为自己当年的揭发而痛苦、而后悔，这一切已没有人知道。当然，即使她不出来揭发，罗隆基同样在劫难逃。但不能以此为她最后的选择寻找开脱的理由，罗隆基不在乎其他人的揭发，只有到了身边的秘书，最后是他深爱的浦熙修站出来揭发他时，他的精神防线才崩溃的。每个人都对时代的悲剧负有或大或小的责任，没有人可以幸免，浦熙修也不例外。

尽管朝鲜被认为是世界最封闭的国家，但现代科技正使这个国家变得透明起来，在Google Earth上，全世界各种“朝鲜研究爱好者”们正努力把朝鲜每一寸国土上的建筑都标注上用途。

在过去的一年里，金正日同志用一系列惊世骇俗举动牵动着全球关注：2009年4月导弹危机、5月地下核试验危机、年底货币改革危机直至2010年3月份枪决前计划财政部部长，再到持续至今的招商引资热。

来自天空和地面的无数双眼睛，几个月前就开始紧密盯着金正日同志何时访问中国。因为囊中羞涩的金正日将军领导下的朝鲜，不但已极度需要输血，他还面临着两件或许耗资巨大的任务：三子金正云的接班问题、父亲金日成100周年诞辰纪念（2012年）。

能拉金正日将军一把，为虚弱的朝鲜输血的，今天只剩下中国。

【导致市场休克的货币改革】

2009年11月29日下午，朝鲜各地银行及部分官员接到平壤电话，正在流通的货币将在第二天作废。

在罗先特区，全朝鲜著名的罗津市场里熙熙攘攘，这个与平壤商店的冷冷清清截然相反的市场扩建后，在朝鲜拥有特殊地位。这个下午，人们不知道他们卖出的是商品，收回的将是废纸。

极少数得到消息的人突然开始疯狂购物，尽最大可能花掉手中的朝元。平壤时间下午3点左右，一位当时囤积了约4亿朝元的中国炒汇大户得到消息，他紧急派出全部手下疯狂采购，不问价格，统统买下。下午6点，罗津大市场按时关闭，他未能把手中的钱花完。但他比另一位囤积大量朝元的中国商人幸运，后者第二天早上7点起来才得知货币改革的消息。

货币改革引发了休克式的混乱，从12月14日起，朝鲜各地市场陆续关闭。此前，朝鲜规定了严厉的旧币换新币措施。除了兑换时间的限制，朝鲜政府最初规定每家只能将10万旧币换成1000新币。此后上限被调整为100万旧币，允许存入银行，并不再追查资金来源。根据目前官方汇率，调整后朝鲜家庭可兑换的新币上限折合人民币约594元。

对没有多少余款的普通市民，以及手中只持有外汇，很少拥有朝币的特权阶层和大商人来说，朝鲜货币改革冲击并不大。他们只需要暂时观望，度过混乱即可。但那些维系朝鲜市场运行的小商贩和分销商则血本无归。

一位新义州的朝鲜批发商在银行有1000多万旧朝币存款，被告知10年以后再来取，否则只能承认约200万的旧朝币存款。罗先一名袜子和手套批发商，将价值80万元人民币的袜子以旧朝币作价分批给下级批发商和小贩，货款尚未收回，已成废纸。

第二波打击轮到了持有外汇的大商人。韩国对朝媒体《今日朝鲜》（DailyNK）12月28日引用“咸镜北道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朝鲜人民保安省12月26日发布朝鲜内阁公告，禁止居民使用和私藏美元、欧元和人民币等外币。

如果个人通过交易获得外汇或使用外汇，将均视为非法活动，同时将没收个人拥有的外汇。韩国媒体认为，这是在向以外汇交易为主的朝鲜地下物资黑市和外汇黑市宣战。

《DailyNK》报道称，朝鲜公开枪毙了平壤市平川区2名涉嫌非法流通外汇的妇女，并驱逐其家属。此外，1月5日还公开枪毙了另外3名妇女，她们在咸镜南道咸兴市兴南区西湖里水产事业所交易得到人民币和美元后，非法使用了这些外汇。

货币改革最初获得了部分国营单位员工的拥护。从12月18日起，朝鲜政府对所有国营农场职工，每户发放了14000元新币的“国家奖励金”。以官方汇率，约合350美元，这相当于币改前一般劳动者29年的工资总和。

在日朝鲜人总联合会“朝总联”的机关报《朝鲜新报》称，货币改革后，朝鲜的矿工、集体农庄的农民成为新的高收入阶层。他们纷纷涌入平壤市内的百货店购买高价商品。

但物价随之飙升，人民币对新朝币的黑市汇率在2009年底就迅速飙升了170倍。

由于市场一度关闭以及货币的极度混乱，商人们开始囤积食品，米价暴涨，粮食危机出现。罗津一妇女因不愿出售3缸豆油遭举报。豆油全部没收，妇女被抓走。

受新朝元剧烈贬值影响，中朝贸易一度停滞。除非朝方能当场支付美元、欧元等外币，否则极少有人愿意卖货，而朝鲜禁止持有和流通外汇的法令更是雪上加霜——这等于切断了朝鲜90%以上的日用品和外来粮食供给。

由于朝鲜多年来无力提供足够的粮食配给，朝鲜人早已习惯通过市场寻找食物。货币改革令市场休克，导致朝鲜人即使手握大把钞票，也无法获得足够食物。

《DailyNK》2009年12月11日报道，两江道甲山郡甲山邑做面条生意的申某和11岁的大女儿因虚弱死在家中。申某死后，家中发现了9千元左右的旧币。按货币改革前的市场价，可以买到4公斤左右大米，但此时显然没有人愿意卖给她。

该媒体另一报道称，两江道丰西郡内浦里一名精神异常、不享受食物配给的父亲吃掉了15岁的女儿。为避免恶性事件再次发生，朝鲜政府开始采取措施发放食品。

此前，当地只在1990年代中期的大饥荒时代出现过吃人事件。《DailyNK》报道称，1997年，当地有18人因此被判刑。

新一轮粮食危机一直蔓延到3月。2010年3月4日，脱北者团体“NK知识分子连带”称，在咸镜北道富宁郡古茂山站，部分居民欲劫持载有中国大米的火车，与武装护送人员发生冲突，一居民中枪身亡。

货币改革成功打击了朝鲜政府无法控制的市场和商人，但市场瘫痪后，政府显然无力支撑朝鲜人日常生存消耗。雷霆万钧的货币改革只能草草收场。

1月9日，朝鲜《劳动新闻》报道称，“金正日说，未能贯彻给人民吃‘米饭和肉汤’的金日成首领遗训……目前朝鲜不仅在政治思想方面，而且在军事方面，列入强国队伍，但人民生活确实有不足之处。”

韩国《朝鲜日报》将之解读为金正日承认朝鲜经济失败。延边大学东北亚研究所所长金强一教授则认为，这可以认为是金正日的道歉之言：朝鲜前主席金日成1946年以后，每年谈及“米饭和肉汤”，但朝鲜60多年一直未能实现。

《朝鲜日报》报道，2月10日，朝鲜总理金英日在平壤人民文化宫向在场的人民班长和普通干部宣读事先准备好的道歉稿：“事先未能充分做好准备，盲目推行了此次货币改革，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对此深表歉意。”

3月中旬，负责货币改革的朝鲜前劳动党计划财政部部长朴南基，因“作为大地主的儿子，潜入革命队伍，蓄意置国家经济于死地”，在平壤附近射击场被枪决。外间一度曾怀疑消息真伪，但平壤人士向《凤凰周刊》证实了枪决的消息。该人士称，官方宣传朴南基是“南朝鲜派来的间谍，为了把朝鲜经济搞乱。”

朴南基被枪决前，朝鲜已放松市场监控。外汇也再次被允许使用，目前中朝边贸逐渐复苏，朝鲜人又回到了以市场维持生存的局面。但商人们警惕起来，朝币持有者会当天就到黑市兑换人民币，不让朝币过夜。

【丧失运转功能的肌体】

朝鲜货币改革，是一次试图全面夺回社会资源控制权的尝试。

朝鲜当年为应对大饥荒而默许自由市场存在，但农产品交易市场很快发展成各种消费品无所不包的综合市场，尽管按朝鲜法令，农产品外的交易均为非法，但市场规模却越来越大，

尽管朝鲜自1990年代以来出台种种“改善”政策，但仍然坚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基本原则。工厂企业继续实行党委领导、厂长分工负责为主要内容的“大安工作体系”，合作农场继续实行集体劳动、凭工分进行统一核算的基本管理制度。

但是，计划体制内的工农业生产不见起色，国有经济体犹如浮动在市场暗流上的坚冰，正迅速消融衰竭，掌握在政府手中社会资源份额越来越少。

朝鲜高度计划经济下的集体劳作普遍低效。在农村，标语和红旗随处可见：山坡上是赞扬金正日将军的巨大标语，农田周围几无例外要插一圈红旗。人们列队扛着铁锹和红旗上班前，通常会先围坐一圈，由带队领导训话。进入农田后，干活者寥寥，多数人或蹲坐休息，或拄锄头远望。

朝鲜的工地上，常能看见一大群配备了明晃晃西洋乐器的文艺宣传人员，吹吹打打，为一旁干活的人鼓舞士气。

商业会社同样低效。有中方合作者形容朝方会社，“九个领导顶多3个干活的。官太多，社长、副社长下面有组长、副组长，副组长还能领导着小队长、副小队长。”

大陆多本朝鲜经济研究著作普遍认为，朝鲜工厂开工率不到40%.

2009年，朝鲜发动“150天”战斗的生产运动。靠近中国的惠山矿以超额完成140%生产计划，在《感动世界的150天奇迹》中被反复宣传。由于产量是朝鲜的机密，官方未公布具体产量。但《DailyNK》援引消息人士称，该矿实际产量每月仅10吨。

1970年中期，惠山青年铜矿生产量达1万吨。199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供电恶化只停留在4千吨左右。一位朝鲜矿产资源研究领域出身的“脱北者”说：“目前朝鲜矿产生产量只停留在80年代的10%左右。”

上下一致的偷窃是生产的大敌。许多工厂设备因零件丢失报废，无法生产。

一名参与朝鲜工厂建设的人士向《凤凰周刊》介绍工厂遭到的偷窃：所有的材料最后都不够，因为被工人们越偷越少。焊条被藏起来，因为三根焊条可以换一包香烟。油漆工人的衣服里都藏着小塑料瓶，一边刷油漆，一边往瓶子里倒。可怕的在后面，突然来了一位高级领导，命令整车拉走贵重零件，因为放在厂里不安全，要拉到更安全的仓库。当然，这些零件再也没有回来过。

生产崩溃使朝鲜几乎不能生产民众日常所需的任何产品。平壤货品丰富的的外汇商店里，除熊胆、高丽参及少量工艺品外，皆中国商品。而附近专供普通朝鲜人的商场，空荡荡的柜台只有少量香烟、酒、泡菜、盐等出售。

有平壤女士回忆，卫生巾近年似乎实现了国产化。但这或许是错觉。许多印着朝鲜语，标明朝鲜生产的商品，在中国珲春等地生产，只不过是用朝鲜文包装。平壤牌香烟，则是中国提供烟丝及辅料，在朝鲜生产。一些貌似朝鲜国产的日式自行车，同样是中国提供零部件，在朝鲜组装。

由于渔船过于破旧且缺少柴油，朝鲜守着世界罕见的8000多公里无污染海岸线，却无力捕捞海产品。而且缺乏电力加工冷藏。一切由中国商人代劳：他们卖给朝鲜商品，报酬是获得海产品捕捞权，但他们还需要投资购买柴油、发电机、冷库、渔船、运输车辆，甚至修路，海产品运回中国加工后，再卖给朝鲜人。

电力缺乏不但困扰着朝鲜工业生产，也令外来投资者望而却步。黄海南道某生产企业人士称，每天仅有4个小时的供电。一些中国投资者被迫购买发电设备带到朝鲜。亦有中国投资者考虑过从中国买电。但过细的电线、破旧的输电设备以及过高的损耗令买电变得不可能。

在“谷歌地球”的夜间照片上，整个朝鲜半岛北部，除了平壤亮光夺目外，整个朝鲜半岛北部几乎一片漆黑。这与周围的日本、韩国、中国沿海地区的灯火通明形成鲜明对比。

即使在平壤，18个区中也只有中区供电充足。其他市区每晚都会停电，路上没有路灯，马路中间的交警配备了闪光的指挥棒。在平壤以外的朝鲜，夜晚唯一明亮的，是大楼正前方被射灯照亮的金日成巨幅画像。

英国《金融时报》引用鹦鹉螺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Nautilus Institute）所长彼得？海斯（Peter Hayes）的话称：“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垂死者的X光照片。它已时日无多了。”

鹦鹉螺研究所自1992年起开始参与朝鲜的能源计划。该机构数据显示，朝鲜的消费者能源需求从1990年的约1300PJ骤降至2005年的500PJ出头，这是朝鲜工业崩溃的充分反映。（PJ是一种能源消耗度量单位，相当于约3000万千瓦时）

“北韩民主化网络”发行的消息刊物《NKIn&Out》2009年5月报道称，电力工业省的两名副科长因为咸镜北道金策市盛津钢铁厂电力供应中断事件而被公开枪决。

报道称：“金正日指示，因为平壤电力不足，要减少盛津钢铁厂的电力供应，优先保障平壤的电力供应。”“于是电力工业省的两位副科长停止了向盛津钢铁厂供应的电力，将电力转到了平壤方面。但正在运行的高炉停机，铁水凝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两位副科长被逮捕，2天后公开枪决。

韩国银行（Bank of Korea）的数字称，朝鲜GDP在整个90年代都是负增长，直到1998年后才实现转机。但到2004-2007年间再次由正转负直到—2.3%.2008年有所起色，上升至3.7%.

事实上，朝鲜比韩国经济似乎更具先天优势。朝鲜半岛矿产资源大多集中在北方，据估算，朝鲜矿产价值是韩国的24倍。日本统治时期留下的工业基础也集中在北方，韩国在1970年代才追上朝鲜。

作为世界最封闭而形势严峻的经济体之一的朝鲜，30年来远远落后于亚洲其他飞速发展的国家。美国环球透视公司预测，到2011年，朝鲜GDP约有每年2%的增长。但GI认为朝鲜人均实际GNP（根据实际购买力调整的国民生产总值）依然很低，与津巴布韦、乌兹别克斯坦、孟加拉国、苏丹在同一水平线。

而韩国世宗研究院专家崔尙勋（Choe Sang-Hun）2003年文章称，朝鲜经济早就被判死刑了，如果没有国际援助和武器和毒品贸易无法维持。

【行将枯竭的外汇血管】

在十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经互会”的时代，朝鲜在这个大家庭温暖的怀抱里曾有过滋润的生活，外汇不是问题。

韩国远东问题研究所《北韩全书》的数据称，1945-1970年间，社会主义国家对朝鲜经济援助高达20.43亿美元。

1970年代中期，国际有色金属价格暴跌，而朝鲜需要的机械设备、原油等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其中石油价额飙升130%.朝鲜无法按时偿还西方国家债务，直接影响了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

1981年，前苏联再次向朝鲜提供6.8亿卢布经济援助。1984年金日成的苏东之行，又获得30亿卢布的援助。

这一时期，中国继续向朝鲜提供优惠价格的石油，每年价值4000万美元的焦炭、100吨以上的食品，援建大量工厂。1984年又提供了4亿美元的贷款。

与此同时，朝鲜也在国内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坚持援助第三世界国家。整个80年代，朝鲜对外援助约2.6亿美元，援助对象以非洲和中东为主。

苏联解体对朝鲜打击巨大。俄罗斯取消了各种对朝经济援助，停止了约60%的进出口贸易。1991年朝俄贸易锐减80%以上。此后经互会国家间贸易结算由记账改为美元现汇结算，朝鲜外汇状况更加恶化。

基于脆弱的生产能力，朝鲜可供出口的物品实在不多。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数字，1990年以来朝鲜始终存在贸易逆差。2000年后，朝鲜虽然努力出售丰富的矿产资源，但逆差也在不断扩大。

1994年以来，朝鲜进入最困难的苦难行军时期。1995-2003年间，国际社会对朝援助共达29.96亿美元，以粮食和化肥为主。

1990年代以来的经济危机令朝鲜国内财源已近枯竭，只能考虑筹措海外资金输血。但冷战后，朝鲜因外汇储备严重不足被国际金融机构宣布为“丧失外债偿还能力的国家”，失去了获得国际民间商业贷款的能力。911之后，美国将朝鲜定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切断了朝鲜从国际金融机构获取资金的可能性。

雪上加霜的是，2006年7月导弹危机以及10月份的核试验，令其面临联合国的制裁决议以及国际社会经济、金融双重制裁。2009年5月，朝鲜第二次核试验，立遭更严厉制裁。

在对华贸易中，外汇的严重缺乏使朝鲜不得不选择用人民币代替美元结算。朝鲜从中国进口改用人民币结算将节省有限的外汇，但这令朝鲜无法从对华贸易中获得人民币以外的外汇。2006年丹东地区对朝贸易进口16726万美元，但美元的结算货款只有50万。

巨额贸易逆差，加上核实验、领导人及高级将领的奢侈生活都需要巨额外汇，朝鲜不得不开发各种创造性的手法来获取外汇。

为此，朝鲜国有贸易企业体系诞生了“外汇创收基地”。基地包括一系列劳动单位，这些单位均被授权生产提供出口的产品来获得外汇。主要劳动力来自军队的新兵，以及只得到微薄工资的当地居民。

美国国会研究处报告认为，朝鲜获得外汇的合法手段包括借款、外国投资、外国援助、海外朝鲜人汇款、向海外提供服务、出口武器等。而非法手段包括假冒硬通货、军事设备或技术的非法出售、销售违禁药品、与第三世界国家的非法交易等等。

对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巴基斯坦的武器出口被认为是朝鲜的主要外汇来源。据美国统计，朝鲜1986-1990年间武器销售收入5亿美元，占其出口的80%.联合国1718和1874号决议禁止从朝鲜进口所有武器，武器创汇渠道被堵死。

美国反毒品局称，1976年以来在超过20个国家缴获至少50起与朝鲜有关的毒品案件。朝鲜每年生产40吨鸦片，为世界第三大鸦片出口国，第六大海洛因出口国。

美国国会研究处认为，朝鲜每年毒品收入约7100万美元。此外，韩国估计朝鲜每年假币收入为1500万美元；假烟和假药收入为8000万到1亿6千万美元。彼得森研究报告认为，上述数字可能被高估。

朝鲜这些传统独门创汇拳头产品，因市场封锁，外汇收入急剧减少。据国际危机集团（ISG）的一份材料，朝鲜走私品例如假冒香烟和毒品等，近来大多已从日本消失，因为中国籍有组织犯罪团体取代了朝鲜同类组织。

国际清算银行获得的报告显示，朝鲜近年曾获得部分商业贷款，但这些奇怪的贷款显然很难继续：韩联社5月4日消息称，朝鲜对外贸易银行因未如期履约偿还台湾银行贷款，被告到纽约法院。

来自西方的官方发展援助和民间对朝鲜的捐助，曾是朝鲜的重要外汇来源，2004年曾达15.296亿美元，但此后就开始一路下滑，2006年最低时只有5960万美元。

朝鲜另一个重要外汇收入来源是金刚山，朝鲜政府每年从金刚山租金收入7200万美元，游客每年还能贡献900万-1亿4000万美元。

此外，朝鲜派往前苏联/俄国、利比亚、沙特、保加利亚、皆可等国的劳工会带回每年约500万美元汇款。

今天，朝鲜面临的严峻问题是，大宗外汇收入来源几乎全部被切断。

【最后一位献血人】

尽管想尽办法获取外汇，但与每年都会产生的高达十多亿美元的贸易逆差相比，上述进账显然还不够。幸好朝鲜还有朝总联、韩国、中国三棵摇钱树。

在日本的朝鲜裔，一直对朝鲜经济贡献巨大。1991年之前朝鲜合营企业中的75%由朝总联（朝鲜人总联合会）投资。

1990年代，每年从日本汇往朝鲜的金额被估计为1600万-4100万美元之间，最多不超过1亿美元。但来自朝总联的大规模汇款在下降。

因为日本经济衰退、2002年金正日承认绑架日本人等不利因素，再加上不断长期对朝鲜汇款输血，朝总联自身经济实力迅速衰落。朝总联下属企业、银行机构纷纷破产。

2007年，东京地方法院判决称，朝总联要偿还破产的信用组合发行的债券共计627亿日元。法院还批准扣押朝鲜联位于东京市中心的中央本部建筑物。朝鲜总联的地方本部和教育设施等9处设施已经被扣押。

2009年4月导弹危机之后，日本加强了对朝鲜汇款的限制，将对朝鲜汇款的义务报告额度从“超过3000万日元”提高到“超过1000万日元”，并考虑全面禁止汇款和完全封锁出口。日本这根输血管萎缩了。

来自韩国的人道援助和各种援助，从1991年到2008年间共计33.37亿美元。但在李明博当选韩国总统后，2008年的援助只有1.5936亿美元。在此前的16年间，韩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和其他援助，也高达6.9557亿美元。但同样，2008年比2007年下降接近一半。

由于金大中、卢武铉两届实行对朝巨额援助的“阳光政策”，并未对韩朝关系产生积极作用，朝鲜也未因此停止核步伐，在韩国争议不断的“阳光政策”被终止。

2008年7月11日，一名在金刚山旅游的韩国女游客被朝鲜士兵射杀。韩国暂时扣留了援朝物资，暂停一切人道主义援助磋商，并中断金刚山旅游。这意外地令朝鲜失掉了一大块外汇收入。

2009年底，韩国统一部向国会提交的对朝援助计划高达6160亿韩元（折合5.31亿美元），但至今悬而未决的天安号沉没事件令朝鲜能从韩国拿到的好处变得可疑。

不仅如此，就连联合国的对朝援助项目也出现了“捐助疲惫”。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宣布，如果无法很快获得更多的捐助，该机构将不得不在7月份停止向严重饥荒的朝鲜提供救援物资。

联合国官员担心捐助者已被朝鲜激怒。去年3月，朝鲜将美国一些非政府组织驱逐出境。朝鲜政府严格限制救援人员的活动范围，要求他们在探访农村前提前报告，并禁止救援队使用自己的讲韩语者。

环顾地球，唯一能给朝鲜稳定援助的，只剩下中国。

吉林省东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陈龙山认为，朝鲜每年缺口的一半左右都是中国解决的。除粮食外，朝鲜要求中国援助从日用消费品到工业原料无所不包。

陈龙山认为，“朝鲜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而没有崩溃，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不仅没有参加制裁和封锁，而且还对朝鲜提供了大量援助，尤其是中国的粮食援助和石油供给可以说已经成了朝鲜的生命补给线。”

中国对朝援助始终是机密。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对中国对朝援助研究后得出结论。从1990年到2005年间，每年估计在1亿美元和2.5亿美元之间。报告指出。中国的对朝官方支持比较稳定，并且是以市场为基础的

另一被公认的事实是，中国从未间断的援助似乎并未增加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中国前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杨文昌等官员和学者2009年曾公开承认这一点。

相关对朝鲜工作人士介绍，中国对朝援助项目都是由商业公司招标后，完全商业运作，并且被计算进入当年的中朝贸易额。这些援助均有明确预算，但考虑到朝鲜建设中极大的贪污、浪费，实际有时远大于公布的预算。

援助数额有限，吸引来自中国投资就尤显重要。2010年3月，朝鲜欲将鸭绿江上毗邻丹东的黄金坪岛、威化岛租给中国的招商风波成为朝鲜急切的招商愿望的代表。

丹东对朝投资研究人士称。朝鲜拿出两个岛招商，确有其事。但朝方无法提供配套政策保证，基础设施为零，令招商成为空谈。

该人士综合来自朝方外贸人士以及朝鲜高层的信息分析，朝鲜如今的招商动作，与其下一个政治动作密切相关：2012年，是金日成诞辰100周年，以及朝鲜要建成强盛社会主义大国的年份。这都要有大批庞大的献礼工程，其中包括平壤10万套住宅工程。这些都需要庞大的资金。

在此背景下，5月3日，金正日万众瞩目地秘密窜访北京。尽管金正日访华或有其他议题，但能否再次获得老大哥的“输血”，成为外界猜测的重点。而金正日对大连（罗津港中方投资商创立集团所在地）、天津两大港口城市的访问，亦被普遍解读为想要引进中国资本开放罗津港。

《DailyNK》引用匿名对朝专家的分析称，“朝鲜想通过朝鲜大丰国际投资集团引进中国巨大的资本，实际上并不可能……此前金正日访华时一般能得到2亿美元左右的现金援助，从惯例上判断，此次也会得到同一水平的援助。”

《朝鲜日报》仔细分析了大陆中央电视台有关金正日访华的约10分钟电视画面后认为，金正日似乎并不高兴。

金正日在访问中表示：“欢迎中国企业对北韩进行投资”。温家宝说，“中朝经贸合作具有很大潜力，双方要加快边境基础设施建设，探讨新的合作领域和合作方式。”《朝鲜日报》将其解读为，“北韩希望中国能马上对其进行投资，而中方却暗示首先要建设基础设施，并改善制度。”

温家宝的另一句话则被解读为进一步挑战了中国此前对朝鲜百般呵护的底线：“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朝鲜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愿意向朝方介绍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的经验。”《朝鲜日报》引用北京外交界的分析称，这“事实上就是劝北韩进行改革开放”。

今年六四期间，当地国保带我外出旅游。6月3日，我尚在外地，就在这天夜里，我家发生了一起离奇的“盗窃未遂”案。我虽然早已回家，但此事一直纠缠在心中，越想越觉得奇怪，特此记录在案，并公之于众，以警示世人。

是夜11时许，老妻沐浴着夜色，骑自行车来到望江门，准备到我的书斋就寝。书斋是30年的老房子，仅有前后两个套间，紧靠临海的古城脚下，底楼，又暗又潮，从窗外往里看，除了那些顶天立地的满架子书籍和一台旧电脑，别无长物。因为最近米筛巷那边的蜗居正在装修，她晚上只好住在这儿。

妻子推着自行车，快到书斋门口时，突然发现，铁栅的防盗门已经大开，暗影中大约有三、四个人站在那儿，其中一个穿着白衣服；不过里面的木板门还关着。她不禁大喝：“你们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开我家的门？!……”但他们居然若无其事，一声不吭地站着，久久不肯离开。无奈之下，妻子只好不断喊叫分别住在前座和本座楼上的两位老邻居，喊了好久，邻居中有人应声了，这伙人才影子般的消失掉。他们离开以后，妻子开进了木板门，入室开亮了电灯，此时，四楼的一位老邻居也下楼了,到房间里坐了一会儿，安慰了几句就走了。妻子小心地扣上了防盗门的销子，她再也不敢睡觉了，打算在通明的日光灯下捱过这一夜。

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过了一会儿，大约后半夜一点钟左右，妻子又听到了一阵嗦嗦的开门声，原来这伙人又来了！由于防盗门的销子是扣着的，他们自然开不进来，但这伙人并未就此罢手离开，而是狠命推拉着铁栅门，仿佛嫌声响不够大。此时妻子不好意思再次打扰邻居，于是打电话向110报警，等到警察好不容易找到这里时，这伙人不知何时已经离开了，但防盗门上的钥匙还插着，拔出钥匙，锁孔上还留着用泡泡糖搓成的线绳子。
…………

我早已从外地回到家中，但这些天来，心中一直纠缠着此事，不能平静。当今这社会，小偷坦然入室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伙偷儿的行状十分蹊跷，明显有违偷盗的常理：

听说过小偷埋怨主人外出而又突然回来的，可从来没听说过刚偷过一次已惊动了主人和邻居，在电灯开得如同白天的情况下又重新来开门的，我这寒碜的书斋可不是银行，即使是银行，小偷也不敢明火执仗的来抢呀！毕竟天下还没有大乱呀！

偷儿显然是有备而来，既然有备而来，为什么其中的一个要穿白衣服？难道他们不知道夜里穿白衣服太惹眼？难道他们不想隐蔽自己？

在盗窃中，任何窃贼都必然遵行成本—收益原则，追求收益的最大化和成本的最小化。简单地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偷富不偷穷、偷易不偷难，这是所有小偷的不二法门。可是，这伙人为什么要舍富就穷，舍易就难？

先说舍富就穷。我这书斋之寒碜无钱，从窗外往里一看便知，因为书斋晚上一般并不住人，为了防止小偷兄弟枉顾寒斋，三、四年以来，我特意在房门和所有窗口的玻璃上贴着大字打印的告白：

朋友：此处有书无钱，是本人写作谋生之所，请勿打扰！本人因参加1989年反腐败的学生运动失去教职，跟您一样穷。穷不欺穷，盗亦有道，有良心的朋友请到贪官污吏家去！

我相信，只要小偷看到窗内别无长物，唯有满书架子书籍的寒碜样儿，看到贴在窗口和房门上的告白，就会知道此处并非藏钱之所。谁都明白，就盗窃的“收益”来说，这里是最低的——几架旧书，一台旧电脑，能值多少钱？但是，偷儿为什么偏偏就看中我这个无钱可偷的寒斋？

再说舍易就难。这一带的房子，前后左右，没装防盗门的有的是，可这伙人为什么偏偏要偷我这个安装了防盗门的书斋？其次，防盗门的作用，无非是尽可能给窃贼增加一些盗窃的成本，也就是给他们的盗窃行动设置一点障碍。既然这伙人能够轻而易举地用钥匙打开防盗门，那他们为什么不选择其他相对有钱的人家，而单挑我这个装了防盗门的书斋下手？当然，他们可能知道这里晚上不住人，但是，偷了一次没有得手，明知主人因此而开灯不睡，为什么还要再来？

根据这些疑点，我判断，这伙人百分之八十不是小偷！

不是小偷，那他们究竟是什么身份的人？

我不由得想起，2004年，椒江的严正学游历美国，参加了“江泽民与腐败”研讨会，遂有人多次结伙上门寻衅滋事，弄得严正学不得不提前回家。

记得去年6月下旬，我在杭州会友，与毛国良、陈龙德、王东海等联名发表了《关于执政当局逮捕刘晓波的四点声明》，就有当地法院和网警带着所谓《行政裁定书》，登门要我妻子在5天之内交出当年2月由网监开出的3000元所谓“罚款”，接到妻子的电话后，我不得不提前回了家。
…………

这一次，莫非又有人以为我在六四这个敏感期“擅自外出”，要使手腕让我“被回家”？而且，5月下旬，我的确给杭州和北京的一些朋友打过电话，准备本月底和下月初到他们那儿去玩。我这样说，并非对当地国保有所怀疑，我相信，他们既然把我带到外地旅游了，就没有必要花心思把我弄回来。但是，六四21年来的历史告诉我，平时“关心”我的，绝非国保一个部门。

一个政府如果只能用鸡鸣狗盗的手段达到它所要达到的目的，那么这个政府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如果我的分析没错，如果对我负有“关心”之责的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看到了此文，我希望他们读一读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徒尔”，岂足以言稳定？

2010年6月11日凌晨，于望江门近江斋

小引：国人误读“朝鲜问题”

对于大多数中国民众来说，乃至对半岛局势有所关注的学者，其实并不了解“朝鲜问题”。这种状况有历史与现实两方面的原因。在历史观念或曰历史形成的观念方面，一直认为朝鲜是中国藩属，所谓抗美援朝的胜利（实为无胜负的停战）更强化了这种错觉。在现实方面，半岛南部治域（韩国）的文化沙文主义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形成了严重的伤害，因此，大众心理不仅“逢韩必反”，也在不喜欢朝鲜的同时而不愿看到半岛统一的局面。

仅就韩国的文化沙文主义讲，它也是历史情绪的延伸，即对大陆中心帝国的反抗。这种反抗的历史高潮发生在隋唐两代对半岛的征服战争时期。强大的隋王朝由于对半岛战略的错误导致国家的灭亡。比较而言，开凿大运河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营建东都洛阳也扩充了市场容量，而征调全国百分之青壮年进攻高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与无可化解的社会矛盾 [注1] 。

及至明清，朝鲜问题仍然是影响中国政治走向的一大重要因素。比如，在明清交替之际，入关前的清军两征朝鲜李氏王朝，迫使对方由拥护明朝转而采取派兵参加推翻明朝的国策[注2]；再比如，清末的中日两国对朝鲜宗主国地位的争夺，不仅发生了力量对比大转折的甲午海战，而且还为中国政治家袁世凯夺取民主革命成果、复辟帝制提供了最初的政治资本[注3]。

一、西方世界的过度惊惧

朝鲜半岛的六方会谈是解决朝核问题的一种谈判机制，它的最初基础是金氏政权提出的美朝对话。很显然，美国为了避免被套住而拒绝如此，但是，其“会谈应包括所有有关的国家”亦未脱出金氏政权的精明算计。金氏政权在六方会谈中的反复，使朝核问题成为牵制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局势的一个巨大陷阱。因此，就是在金正日所谓非正式访问的工作性访华一周后，“朝鲜宣布，在核聚变技术上获得可喜进展，这个技术可以用来制造氢弹”[注4]。

对金氏政权在中止六方会谈一年之后宣布新的核能力，韩国方面表示怀疑，如韩国国家核聚变研究所的杨恒晔说：“从宣布时所用的技术术语判断，该技术的开发与制造武器无法。”日本的媒体如《每日新闻》（5月13日）则认为“北朝鲜宣布核聚变是为了牵制美韩”。

朝核问题加剧，给中国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其一，在认可其核能力提高的前提下，其仅仅限于技术方面的核安全对中国可能产生灾难性后果，如核事故发生的污染传播将导致中国东北地区成为受灾区；其二，中共外交在国际上的权重日益加大，说服金氏政权的唯一路给了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以巨大压力[注5]。然而，中国在试图以促进金氏政权改革以维续其政治生命的政策，受到后者否定之后，也就是在金正日非正式访华之时，拒绝了对其“提供超出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制裁框架之外的援助”。中国国内的一家官方网站也在金氏政权宣布具有制造氢弹能力之后，正式公布了双方的分歧[注6]。

金氏政权的核能力真地如国际社会估计得那么可怕吗？答案是否定的。

除了它的技术性失控对中国东北地区形成传播性污染外，几乎对韩国与日本构不成重大威胁。其对韩国的飞行投送在技术上难以达到，除非在三八线自己一方引爆，造成双方的同等破坏。对日本的核攻击也无从谈起，除非中国愿意提供先进的运载工具。那么，西方除了在战略学上的过度紧张性误判之外，其政治哲学基础又是什么呢？

是雅斯贝尔斯上世纪五十年后期与六十年代初期的核恐惧哲学。

雅斯贝尔斯认为，原子弹的出现使人类面临两个选择：或者是全人类彻底毁灭，或的者对人的道德与政治状况作出改变[注7]。为避免毁灭的发生，联合国机制倾向于核不扩散，美国的主张也是如此。但是，整个世界完全可以“换位思考”——放手让朝鲜半岛的对峙双方发展核武器，金氏朝鲜在这场可预见后果的军备竞赛中必然垮台。同时，放弃对日本的核计划限制，也能增加东北亚的安全系数，使金氏政权受到韩日的双重压力。

二、为什么要统一于民主？

朝鲜半岛的统一不可能如东西德那样顺利，因为金氏政权背后的输血者中共当局的最优利益在于半岛维持现状[注8]。中共体制内学者的观点可证明这一点，如吉林省东北亚研究中心的陈龙山研究员说：“朝鲜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而没有崩溃，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不仅没有参加制裁和封锁，而且还对朝鲜提供了大量援助，中国的粮食援助和石油供给可以说已经成了朝鲜的生命补给线。[注9，并图1]”

   
图1：金正日与胡锦涛在北京会面，转引自注9所指文献，P20。

金氏政权是个精明的战术集团，六方会谈作为政治与外交陷阱自然不必多论，其对美国与中国关系的利用已经达到了玩于掌股的水平。当然，美国在半岛局势上也其战略性阴谋，即相当精明的算计，比如支持半岛南部政治力量反击北方的侵略，以至于形成了三八线的稳固分界，但是，在停战之后，美国却未能采取推进南部民主化的积极措施，还使之出现了军事独裁的黑暗时期。时至今日，美国应当积极反省：其一，源自对抗苏联而非针对中国的朝鲜半岛战争[注10]大大延滞了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尽管尚有其支持的台湾分治政治实体能有日后的民主化之影响；其二，布什主义全球主动防御重点设在中亚地区是个错误，应当将解决伊朗与阿富汗问题的精力放到东北亚来。

关于后者，奥巴马政府正在调整。相信，不久在伊拉克撤军计划实施后，也会继而在阿富汗撤军，至少是大幅降低在阿富汗的军事投入，另外，对伊朗的态度也会缓和下来。作为一个战略学研究者，我并不具备华府智库成员资格，也无意于“干涉美国内政”，但是，奥巴马放弃布什主义的作法是值得赞赏的，而且美国暨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信仰体系的冲突也是没有必要的。

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安全保障系于狭义亚太区域，而非系于中亚国家的格局。石油，其重要性仍有之，但是，替代能源的开发将使中亚的石油在二十年内失去战略优势。关于全球能源转型及其竞争，不是本系列的关注重点，容日后在专门系列进行表述。

无须讳言，统一于民主是一个具有先验价值观的命题，而其现实的支持也是存在的，至少从经济实力上讲，没有人愿意看到“穷人收购富人”的现象发生。那是暴力革命的结果，而不是政治谈判或非战争博弈的结果。

依据本文前引注8所包含的俄罗斯《观点报》（5月26日文章）所提供的半岛两个分治政治实体的经济数据看，北部根本没有经济实力进行统一。该报提供的一个基本数据是：2008年韩国的GDP为9993.69亿美元，是朝鲜的38倍。如果考虑2009年金氏政权治下的朝鲜发生了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其GDP状况不会好于2007年的180亿美元。更为严重的是朝鲜的外债与GDP持平的状况并无多大改观，而韩国的外债只占GDP的22%多一点的样子。

既然北部对南部的经济统一不可能，那么其制度模式是否可以推广到南部呢？很显然，这是一个类似于经济学上“阿罗不可能定理”的设计。因为北部制度是一个以人民性的名义消灭人性的运行机制，这主要表现在残酷的非法治制性政治命令执行上；另一方面，它如苏联解体前的前苏共一样是一个权贵明目张胆贪贿、掠夺的社会，党权与经济特权合成为剥削者阶层。

关于前者，不只是发生了改革者被枪毙的悲剧，而且平民也在所难免。仍据本文注9所引文献，朝鲜经济改革失败后，两次公开枪毙五名“非法使用外汇（含人民币）”的妇女。另外，还有一位妇女因不愿出售家存3缸豆油而被逮捕，豆油也被没收。

金氏政权退无可退，进无可进。“天安舰事件”更使这一点凸显出来。在另一端，这个事件也逐渐扩大为半岛民主统一的机会。这里面尚需一定的时间，如美国中亚战略的调整，以及中国统治集团进行战术选择与战略权衡，等等。

三、受益者的远期成本

“天安舰事件”的真相尚未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可，中国宣布了等待的立场。后者，为半岛局势起到了降温作用。应当看到，这个事件绝非简单的冲突，而不管它发生的机制是什么样的。哪怕它是如美国当初支持南方势稳占地理分域，而又不积极推进其民主化那样的战略阴谋。

事件最直接的一个效果是：六方会谈机制已经不可能恢复，而六方会谈中美国不以入侵方式更迭金氏政权的保证也将作废，尽管美国尚未明确表示战争姿态。战争，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但是，强大的军事威慑会带来一些效果——由美军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组成的海军编队开赴黄海对金氏政权示威[注11，并图2]，在金氏政权内部引起极度的恐慌，他们不惜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向国民播放“没有任何删节”[注12]的记者招待会全程录像。然而，金氏政权不可能因此而放弃其“人民性的反人性”与“党权与经济特权相结合”的二元合一的统治。

   
图2：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是美军在远东的重要战略工具，图片来源本文注9所指文章。

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外部安定环境，是中美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因此美国对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是有安全贡献的，这一点远超过巨额贸易逆差对中国提供的支持。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避免了中国周边爆发战争，从而使中国不必担心此类因素影响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权衡而言：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之于中国，利大于弊。美国的衰落是中国所盼，但是，事实真地发生，中国将会迅速失去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安定，而不管采取何种镇制政策。美国一旦在阿富汗撤军，这个效果很快会显示出来，除非中国作好了出兵阿富汗的准备。

布什主义遭到奥巴马的否定，美国的战略调整方向之一是不再负担全球责任。如此，中国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获得的巨额利益，就要向相应地区回馈。在朝鲜问题上的决策，已经到了非调整不可的时候。

结语：精英意见的普遍性

中国继续经援金氏政权不仅与国际社会的主流观点相违，而且也不符合中国尚对中共抱有希望的知识精英们的愿望。本文所引注4文献，实际上是在暗示中共当局应尽快放弃金氏朝鲜，尽管它未敢涉及民主统一议题。同样，有影响的境外中文媒体也试图以此劝导中共当局。如本文所引注9系列文章里的《编者按》说：“朝鲜极为窘困的社会现状，无疑可以时刻提醒我们，朝鲜的今天曾是中国的昨天！中国全社会尤需牢记，中国今天正步入富足阶层的一切成就，都离不开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坚持市场经济不动摇，倒退没有出路。”

在六方会谈机制实行的五年里，中国争得相应的外交荣誉，其附带效应则是朝鲜严控意识形态的做法也暗中为中共当局一部分人所欣赏。这个隐形利益层面的委婉表达也是境外中文媒体传说“胡锦涛学朝鲜”的最主要根据。但是，金氏在中止六方会谈之后所暴露给中国一般知识分子的实情，已经大大地震惊了人心。除了前指为“违法外汇交易”而枪毙妇女的恶劣行径之外，还存在党权与经济特权合成的剥削阶层。作为握有军政大权的朝鲜劳动党的干部，“他们在一切方面享有特权，强烈维护现有经济体制。他们的收入来自外国投资者和国内非法交易”[注13]，中国在朝商人观察到个案则有“2008年，一名平壤外国语大学的女生曾戴着价值约10万元人民币的欧米茄手表，并配有手机” [注14]。作为特权阶层的子女，此类“合法富人”的非法财产来历不会受到任何追究。

今天看来，即便“胡锦涛学朝鲜”的消息存在相当大疑问，中国与朝鲜在社会学即社会分层方面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所以，不管中共当局多么美妙地描绘由党内民主而社会民主的路线图，只要不放弃金氏政权而促进朝鲜半岛民主统一，就说明其对民主是没有诚意的。反过来说，一旦半岛实现民主统一，中国会成为最大的受惠者之一：第一，消除了核技术安全方面威胁；第二，缓和与美国的对抗性关系，共同维护东北亚乃至亚太地区的和平；第三，中日了结自十九世纪海战以来的纠葛，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第四，民主化经验文本增多。

本文还是对中共未来的民主派充满了善意的期待。不过，也没必要完全寄望于斯。因为，即便中国方面阻拦，半岛统一于民主也是今后五到十年必然发生的事情。国际战略格局的重构使然。所以说，本文也即本系列的宗旨是为体制外民主力量提供的战略学方面的影子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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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部分：
[1]：参见王仲荤著《隋唐五代史（上册）》P62，所引《隋书•食货志》及《资论通鉴•随大业七年》资料。王著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参见李治亭著《清史（上册）》Ｐ279－293，第一编之第七章第4节〈两征李氏朝鲜〉。李著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3]：参见綦彦臣著《宿醉的王朝：1860-1889晚清三十年》P187-198，第九章第2节〈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綦著版本：九州出版社（北京，该社隶属国台办），2008。
[4]：参见（本报评论员）丁力文章“应对朝韩局势，中国需要更好的战略”，载于《经济观察报》2010年5月31日第16版〈社论〉。
[5]：参见约翰•德勒里文章“通往朝鲜之路仍要经由中国”，载于《日本时报在线》（2010年）5月19日。新华社《参考消息》的转载题目未变。德勒里系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心中副主任。
[6]：参见新民网（上海）2010年5月17日消息：“媒体称温家宝拒绝金正日破格援助请求”，网易转载此新闻，但未见新华网、人民网刊出类信消息。
[7]：参见雅斯贝尔斯《原子弹和人类的未来》一书，1957年德文版，1961年英文版，无中译本。具体内容介绍可见葛力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词典》P438同名词条。葛编版本：求实出版社，1990。
[8]：参见俄罗斯《独立报》文章：“朝鲜半岛冲突对美国有利”。新华社《参考消息》在综述包括俄罗斯《独立报》在内的国外媒体文章与消息时，所使用的标题是“朝韩爆发‘热战’可能并非微不足道”。
[9]：参见《凤凰周刊》2010年第15期的“封面故事”系列报道，P31，记者周宇、特约专稿员肖克莱提发自平壤。
[10]艾伦•布林克利《美国史（1492-1997）》的相关史料：杜鲁门政府决定入侵朝鲜的背景是“苏联抵制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安理会拒绝承认新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因而也不能行自己的一票否决权。结果美国的联合国代表赢得了一份安理会决议，号召国际社会援助李承晚政府。”参见邵旭东汉译本，P815。邵译版本：海南出版社 ，2009。
[11]：参见法新社首尔（2010年）6月2日电稿，新华社《参考消息》转介的题目为：“美航母赶赴黄海对朝示威”。
[12]参见新华社《参考消息》驻平壤记者高浩荣的专题报道：“（眉题）举行罕见记者会向国际社会表明立场，（主题）朝鲜指‘天安’号事件‘彻头彻尾捏造’”，此文发于该报6月3日第10版〈新闻纵深〉。
[13]、[14]：同[9]指系列，P34、P35。

网友：你在“三论民主”中，说到穷人用选票，富人用钞票互相博弈，既然任何国家占多数的始终是相对贫穷的人，为什么西方选出的总统都没有穷人？更没有乞丐？是不是钞票控制了选票的原因？

杨恒均：既然是博弈，就是任何一方都不能完全控制对方才叫博弈。西方没有穷人总统的原因很简单：因为“穷人”们一般不会选一个穷人来管理自己的国家。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你放心把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大家的口袋和公共事业交给一个连他的家庭都弄不富裕的人去折腾吗？还有，虽然我拿“穷人”和“富人”说事，西方大多国家里可并没有所谓“穷人”和“富人”的阶级对立。

其实，西方选举产生的总统很少有真正的富翁（美国历史上有几次大富翁参选，都惨败），大多是普通家庭出生，靠自己努力而达到中产。像克林顿等，其家庭财务并不那么好，但却在竞选时故意表现出“穷小子实现了美国梦”。还有大家都熟悉的英国总理丘吉尔，他出生于贵族世家，还当过部长，可他年轻时经济状况并不好，一度和老婆商量要把刚出生的孩子送给人家养。这臭事，他是不会在竞选中说出来的，否则，谁会选你？哪像我们国家，由于财富取之无道，富人的名声不怎么好听。那些政客在争权夺利时以及等待接班的时候，都把自己打扮成穷人的样子，博得穷人的支持，上台后却大肆敛财，个个都是亿万富翁。

网友：你已经“五论民主”了，但还没有看到你说到人性与民主的关系……

杨恒均：我不准备说人性和民主的关系啊。说到人性，无非是性善性恶，或者中性。如果人性是不善不恶或者善恶参半的，就不会对民主有什么影响。如果人性是善的，那么“大家一起做主”的民主无疑是最好的形式；而如果人性是恶的，那么，就更需要“大家一起做主”，从而限制某些人的邪恶本性无限膨胀。

网友：看了你“五论民主”，感觉你确实把民主的“画皮”剥了下来，杨先生心中的民主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只不过是富人与穷人博弈、官员“贿赂”民众以及大家像孩子一样按照“游戏规则”过家家？

杨恒均：我心中的民主非常美好，几乎完美无缺，但这个世界不完美，更没有完美的民主，所以，任何人都不要用心中理想化的标准去度量现实中的人或物，包括民主制度。我个人认为，对一些从来没有经历过民主的人谈论民主，最重要的是把民主的优点和缺点，以及民主的本质一起说出来，只说优点或者夸大缺点都是忽悠人，如果忽悠成功了，那就是欺骗。如果你都说出来，周围的人还是认为可有可无，那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网友：你认为这样喋喋不休的写博文有用吗？一个维权比你一万篇博文都有用……

杨恒均：这话有些极端了。什么叫维权？维护权利，对不对？那么，中国人最需要维护的权利是什么？是宪法赋予的民主权与自由的权利！我用博客扩大言论空间，说说民主，难道不正是在维权？维护宪法赋予我的权利？也是宪法赋予所有中国人的权利？

我尊重和大力支持各种维权事件，觉得都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但千万别用一种狭隘的定义来贬低其他形式的“维权”，好像只有房子被拆、土地被占、人被欺负了，站出来才叫维权。要知道，维权事件并不是新的事物，中国历史上有成千上万件这种为了生存权、土地被占、人被欺负而奋起抗争、揭竿而起的先例——比现在牛逼和激烈几十倍，结果如何？

几千年的历史反复证明：如果没有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及以民主自由的权利为最高诉求目标，你顶多是让统治者发发善心，或者换一个皇帝……

网友：你的博文太浅显了，你能不能写深刻一点？别显得那么浅薄？

杨恒均：恐怕不容易，这和我水平以及我预设的读者群有关，再说，民主其实非常简单，有必要弄那么复杂那么深奥，让大伙都敬而远之？有意思的是，就在今天，我收到上次在广州凸凹酒吧见过的一位网友的来信，他提出我的博文能不能更深入浅出一些，他说，你能不能写一些文章给那些“卖鹅蛋的婆婆”和“洗脚的妹妹”看，你现在的文章她们看不懂……

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中学教员”，这不但是根据我自己有限的水平，也是因为这还是一个最大的群体，也是最有希望的群体。加上，我也算是继承李慎之前辈的遗志，记得他生前说过，如果有来生，下辈子都做一名中学公民教员。我这两年已经写了上百万字，民主的方方面面也大多涉及到了。如果一个中学生能够抽点时间阅读一下，也许对他们有些作用。我的愿望也就达到了……

网友：真啰嗦，你的文章能不能写短点？

杨恒均：好的。

网友：请问……

杨恒均：下次吧，已经1760字了，不能再长了……O（∩_∩）O哈哈~

胡锦涛和温家宝之间的分工是井然有序的：胡锦涛躲在中南海里大笔批示，温家宝则赶赴西南五省旱灾灾区视察。这并不能说明温家宝比胡锦涛好心或亲民，而是中国历史上早已形成的一种分工：皇帝做皇帝的事情，首辅做首辅的事情。温家宝已经是三赴灾区了，灾区人民比盼望下雨还要盼这位“人民的好总理”的到来。

骗与被骗之间的默契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王婧从广西东兰发回了题为《广西：温总理治旱》的专稿。这篇报道特别描述了温家宝视察前后东兰县巴造村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离温家宝来东兰还有十天的时候，当地官员便开始精心准备，所谓的“准备”，也就是营造旱情并不严重、官民一体斗志高之类的假像。三石镇副镇长黄遥说：“各级干部都特别紧张，几天几夜没合眼……你知道领导重视到什么程度吗？我们准备了一个向总理汇报用的东兰县全县抗旱示意图，需要摆放在巴造村村委会门口。在一天之内，就有不同级别的四个领导先后对摆放方式和位置提出了四种不同的意见。”经过如此周密的布置，温家宝还能看到什么真相呢？他当然知道自己看到只是海市蜃楼，但他不会戳破这层窗户纸，他与基层官员之间早已达成了最大的默契。一旦说破，整个谎言帝国也就崩溃了。

温家宝走的是一条金子之路。温家宝离开之后，巴造村的村民们确实有福了：共3000多米崭新的输水管网架在了巴造村，将一里外的水引到每家每户。三石镇办公室主任陆锋说：“现在各地都被要求上报项目。我们这个作为样板工程，应该是最快批下来的。”根据《东兰县抗旱减灾工作情况汇报》显示，总理带来的实惠还包括，上马水利项目4批156个，做到开工竣工率百分之一百、配套资金到位率百分之一百，组织实施总投资达2000多万元的库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让其他地方望眼欲穿的好处瞬间降临，难怪人们要盼星星盼月亮地巴望着总理大人的亲临——当地村民黄妈秋感激涕零地说：“温总理是巴造村的贵人，给我们送来了及时雨。”

看来，总理毕竟不是常人，即便天公仍不下雨，只要总理来了，一切都会改变的。看来，温家宝并非人们嘲讽的“温秀秀”，他还是可以做点实事的。当年，毛泽东谦虚地对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说，我并没有改变世界，我所能改变的也就是北京的几条街道而已；今天，温家宝也可以谦虚地对全世界说，我虽然不能让中国人民全都站起来，但我至少可以让一个村子里的居民有水喝。总理屈尊来做村长的工作，这也是一种事必躬亲、无微不至的“爱心”，对于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青天大老爷，谁还能忍心批评呢？

然而，就连《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也忍不住在标题下面写了一句绵里藏针的评论：“在广西，一个被温总理改变了旱情的乡村颇为幸运。而它背后是整个自治区的旱情仍在不断持续、加重。”不仅是广西，整个西南五省的灾民已经接近一亿人，其中饮水困难的差不多有三分之一左右。温家宝改变了一个巴造村的状况，但如何改变整个西南五省的灾情呢？皱几下眉头，捡几块泥土，训几个官僚，少喝一杯茶，多说几句贴心话，就能改变日益弥漫的旱情吗？

中国百姓的青天情结与奴隶人格

温家宝在东兰县旱区走访了一天之后，拟了一副对联：“山清水秀生态美，人杰地灵气象新”，横批是“日新月异”。下级官员们领悟，原来总理是让我们打造“环保县”啊，真是高瞻远瞩。在灾区百姓嗓子干燥如火的时刻，总理大人居然有心思吟诗作赋，可见其才高八斗。这副对联让我想起温家宝在四川地震灾区的小学课堂上亲笔写下的“多难兴邦”四个字。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百姓的灾难怎么就成了大人物们勃然兴起的代价？我还想起一个深情歌颂“中国站起来”的无耻文人说过，40万在奴隶工厂中因工伤而残疾的农民工，将他们的身体“奉献”给了中国的崛起。人家又不是自愿，凭什么不由分说地“代表”人家“奉献”呢？这个自称“站在底层”的家伙，为什么不将自己的双腿和双脚统统奉献出来呢？温家宝的这副对联不知又要感动多少余秋雨式的帮闲了。但我要反问的式：既然此地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总理大人为何不将自己的家从中南海般到这里来呢？面对如此秀美之风景，必定能够日吟唐诗三百首。

温家宝的对联充其量也就是乡间秀才的水平，文从字顺而已。没有毛太祖“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霸气，也没有周忠肃公“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纯真。在老百姓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作为总理，温家宝最需要做的并不是写对联、留墨宝，而是思考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的大旱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又如何才能预防之。正是这些年来地方政府为了显示政绩，为了提升GDP，不顾生态平衡与环境保护，大肆修建电站和水库，才造成了集中中国水资源百分之七十的西南五省居然发生亘古未有之旱灾。连湄公河流域的几个下游国家也纷纷抗议中国以邻为壑的做法。所以，此时此刻，温家宝最需要做的，不是诗兴大发，不是滴几串眼泪（除非他的眼泪流成长江黄河，彻底解决西南五省的旱情），而是深刻检讨当局大建大坝政策的失误，向民众道歉，向自然低头。

话又说回来，并不是民众选举出来的温家宝，哪里有向民众道歉的素质呢？任何一个灾难，都会成为他搔首弄姿、玩弄民众的好机会。《中国新闻周刊》记录了当地一名76岁的居民黄妈秋的一句感叹——“我有福气啊，这么大的年龄还能够见到总理。”黄妈秋一脸幸福，“总理来了以后，好多困难都解决了。”仿佛为了能够见到总理一面，甚至不惜自己受灾，这就是中国人的优良素质吗？难怪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要代那些死于地震的孩子立言“纵做鬼，也幸福”了。

在我看来，黄氏的这句话是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最真实的写照。那些有可能当面质问和批评总理大人的危险人物，早被地方官员“和谐”掉了。当地的官员们在十天前就反复梳理和甄别，凡是忤逆不孝者都赶到戒严线之外去，剩下来的那些可能与总理打照面的居民，无不是真心爱戴总理的顺民。顺民们最大的福气，不是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乃是见到从北京来的大人物，就好像见到观音菩萨和财神爷一样。在此意义上，温家宝之所以成为温家宝，就是有这么多痴迷于青天大老爷的民众；共产党之所以作威作福至今，就是有这么多“奴在心者”的国人安于被奴役的命运。

温家宝是专制大机器中的一个大齿轮

温家宝不可能像大禹治水一样治理好旱灾，正如温家宝不能在当下的政治改革中有任何一点的作为一样。学者祝总斌在《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一书中分析说，宰相是中国古代的统治机器中，重要性仅次于君主的一个环节，一般说，它由君主精选，由统治经验丰富的大臣组成。“君主握有对一切政务的最后决定权和否决权，但一般不直接统领百官，处理政务；宰相负责直接统领百官，处理政务，然而原则上只能‘助理万机’，并无最后决定权和否决权。没有君主，便无法统一封建统治阶级不同集团、派别的行动，便不能建立政权，形成国家；而没有宰相，一般说，统治机器便很难有效地运转。”换言之，既然宰相是君主亲自选择的，坏的君主选择的必然是坏的宰相，坏的君主不可能选择好的宰相，这是一个常识。用这个常识可以来透视中共之权力结构：中共虽然言必称马列，其统治结构其实更多是沿袭中国传统的皇权专制主义。党魁即皇帝，党国即皇家。所以，毛选择周作助手，胡选择温作助手，绝对不是“偶然”而是“精选”。毛与胡干的一切坏事，周与温都不能免除罪责。

无疑，温家宝就是专制大机器中的一个大齿轮，整个机器发动起来，作为其中一部分的的齿轮，不作恶是不能的。有人说，温家宝是一个老好人，他的心肠还是好的，不必太苛求他了。这种貌似宽容的说法极其有害。如果一个邻家的老大爷缺乏基本的是非善恶观，每天浑浑噩噩地度日子，无须指责；但作为正在“出三峡”的惊涛骇浪中艰难转型的大国总理，如此庸碌而伪善，则必须接受民众之质疑与批评。历史学家徐复观在《两汉思想史》中指出：“专制政治及抱专制思想的人，在其本质上和知识与人格是不能相容的。太史公在《史记》中对当时朝廷的提倡儒术，常用一个‘饰’字，即是不过以儒术来作专制的装饰之用。”以此分析温家宝之内在人格和外在表现，则画皮画骨、入木三分。温家宝执政以来所有的作为，目标都只有一个，那就是“饰”。他知道中共这架老爷车即将散架了，自己不是有魄力和能力刹车或改道的驾驶员，而只能像一个木偶人一样，“饰”得了一时算一时吧。

既生毛，必生周；同理，既生胡，必生温。当代中国人之厄运，在于遭遇了翻天倒海、无恶不作的毛，但如果没有周之亦步亦趋、周密部署，毛之狂想则难以落实，所以周同样罪不容赦。温家宝在今天所起的作用也是如此，没有他的配合与支持，胡的独脚戏是唱不下去的。徐复观指出，经过两千多连的运转，中国的权力运作已经形成了一架比浑天仪或地动仪还要精密的机器，“这架机器，是以法家思想为根源，以绝对化的身份、绝对化的权力为中核，以广大的领土，以广大的领土上的人民，及人民散漫的生活形式为营养，以军事与刑法为工具所构造起来的。一切文化、经济，只能活动于此一机器之内，而不能溢出此一机器之外，否则只有被毁灭。这是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的总根源。研究中国历史，不把握到这一大关键，我觉得很难对中国历史作正确的理解。”我们今天评价温家宝的现实作用与历史地位，如果有此一维度，便不会成为观众席上被演员感动地忘记了今夕是何夕的观众。

正当上海世博会有力地证明中国繁荣富强之际，一批投诉无门的访民则走上了绝路，据海外媒体报道，自6月7日凌晨两点，他们爬上了位于北京南二环路附近的一座无线电发射塔，其目地是使人们关注的目光，从类似世博会的灿烂场面转到冤民身上，几位来自外地的访民，已经在这座距离地面一百多米高的空中度过了48个小时，到9日凌晨，还没有一点点下来的迹象。政府花公款派出的考察团还在继续向上海进发，胡温高唱的“和谐社会”的歌声依然响亮，音犹在耳。只有几辆曾经抓捕过访民的警车在8日晚间赶到了塔下，但9日便悄然离去，可能官方打了电话，黑龙江、贵州等地的警车都已陆续到达现场，尽管如此，如同当地的政府不能解决访民的冤情一样，警方用于解救塔上人员的高架云梯也无计可施，故其渐次撤离了现场，只余下多辆救护车依然在附近待命。假如他们梦想破灭，飞身跳下，这些车辆只能用于收尸，中共“和谐社会”的假面具将再次溅满鲜血！

早在去年初，笔者就通过美国自由亚洲电台“不同的声音”节目，以《中国处于撕裂状态》为题发声，提醒胡温关注社会群体性事件的暴力化倾向，并预言中国在走向动乱，但中共官方并不予以理睬，今年以来，不仅公权力日益暴力化，而且民间的抗争也以暴以暴，变成燎原烈火。像上述类似成都唐福珍的自杀行为，已不能感化或唤醒中共各级官员的良知，她们在高塔上挂起的布条和标语则告诫天下：中国的社会动荡如同箭在弦上，已在所难免，如果不果断地立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宪政民主，改革开放30年来的伟大成果，连同上海世博会光彩夺目的楼群在内的一切，都将一夜间化为灰烬，动荡过后是分裂，必定不是民主，因为道理非常简单：建立在铁塔上的“和谐社会”没有民意作为根基，它尽管是用铁器制成，但终日摇摇欲坠，总有一天将坍塌！而塔的底座是建立在古老的中华民族的土地上，5000年的海风吹皱了思想，封建意识早已背离了人类文明社会的普世价值！

在我看来，这些访民爬上铁塔已足以证明，他们至少有两个特点：一是他们是在共产党教育下的良民，从小她们就不知不觉地丧失了民主人权的意识，长大成人之后，又小康知足，只是到了本身生存权，生命权受到了践踏才起来反抗，但为时已晚，而且更可悲的是，她们至今依然相信，小贪官的问题可以通过其越级投诉，被大贪官所合理解决，他们年复一年，无休无止地上访，虽然耗费了全部家当和身体健康，也没有打消她们对“共青天”的梦想与奢望；二是，不论她们叙述怎样的故事情节，不论她们控告的官员身在何处，有什麽样的显赫地位和肆意枉为的恶行，都不必怀疑她们提供文字内容的真伪。因为很显然，假如她们的冤情不是真凭实据，痛彻骨髓，她们怎能爬上危险的高塔，以死抗争？冷漠无情的各级官员，无视访民的疾苦，不是把这些弱者逼成杨佳或朱军，就是变成登塔的温和可怜的呐喊者和自杀者，这充分说明了“和谐社会”并非歌舞升平的戏台，而是贫富不均两极对立的屠宰场！中国走上了一条可怕的随时溃败的道路！

我不否认有一些官员致力于解决民间疾苦，并略有成效，他们的个人品质尤为可贵，但面对庞大而僵化的官僚体系，他们身单力薄，已是无力回天。或许温家宝的所谓“要让人民活得有尊严”已成体制内官员最后的良心发现和绝响！现在，从地方村镇到中南海高层，贪腐如同瘟疫吞掉了社会前进的仅有的一点点动力，各级政府已形同虚设，法律法规和公平正义荡然无存，亿万国民已裂变成了水火不相容的两极阵营：一方面有大多数的赤贫群体生不如死，类似“富士康13跳”那样地苟活与挣扎；另一方面，官员，企业老板，知识精英等一小部份人，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正贪婪地吃喝玩乐，醉生梦死，或将“富二代”和巨额财产转移海外，其穷奢极欲与前者的民不聊生形成天壤之别，似乎根本不理会他们的人多势众，但社会一旦动荡，他们必将被愤怒的穷人送上断头台，其财富便成了可怜祭品。上述访民的登塔行动，正是这种社会情绪焦虑不堪，濒临崩溃的反应，它释放的是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危险信号！

但中国很是不幸，历史上每个朝代垮台之前，知识份子由于敏感和善意，发出的奉劝与谏言，既便是再中肯深刻，也很少会得到统治者的善意回应，正好相反，他们大都因言获罪，身陷囹圄，以致有的死无葬身之地，刘晓波，谭作人，高智晟，是也！故古人言：“先知者不祥”，“察见渊鱼者不祥”。但当一个朝代被另一个朝廷取代之时，更惨烈的还有最高统治者的身首异处，这是因为，中国的古老的文化传统阻挡了西方民主与自由理念的登陆，我们的国民大都如同登塔的访民一样，不知道怎样才能建立一种制度，用它把官员关在牢笼里，加以制衡和监督，逼迫他们如履薄冰地为人民服务，相反，重压之下的国民，一代又一代地把民族和国家走出困境背运之希望，寄托在不断换装的“包青天”身上，过去是黄袍马褂，现在是西装革履，如果没有，他们也会精心塑造一个，这样的闹剧正在重庆，广东等地重演，殊不知，正是这种愚昧的封建皇权思想，孕育了历代贪官污吏，延缓了民主进程，断送了美好生活，而那些不能通过科举制度或其它途径当官的百姓，只能任它人践踏蹂躏。上述访民登塔抗议的声音之所以显得微弱，不能激起古老长城的回响，也不能推动一党执政社会制度的崩溃，其深刻的原因即在这里。但尽管如此，它毕竟吸引了媒体和部分民众的注意，至少它有力地粉碎了胡温所谓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梦呓！它使我们发热的头脑变得清醒。

据报道，6月8日，北京警方把围塔的警戒线向外扩张了许多，在立交桥下也布置了不少的警察。据说，塔下有许多警车和消防车及设备，这5个访民牵扯了大约50多名警力。与此同时，陆续有许多全国各地闻讯赶来的访民，前去现场声援，其中还有上海的访民陈国治等人，他们是由于世博会拆迁而多年上访无门的民众。这进一步说明了，中国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情况是多麽严重！“和谐社会”已变成“喝血社会”。连现场的警察们也一筹莫展，都带上了望远镜，成了观赏塔上人间浓缩悲剧的看客。说不定明天他们也是其中的某几个角色。

另据媒体披露，一个叫张洁的访民通过手机告诉记者，她们5人凌晨2点就赶到了现场，4点多钟爬上了塔顶。年纪最大的刘淑兰已76岁，她们是抱着不解决问题就跳下去的念头做这一切的。张洁说，如果不解决她们的问题，反道来硬的，他们就坚决地跳下去。她说，上来后就像做噩梦一样，下面有警察和消防队员，围观的人群不断地被驱散散去，但又有很多新人聚拢观看。我认为，实际上，这里变成了依据宪法，公开示威抗议的场所。政府的违宪不作为由来已久，登峰造极！我坚信，塔上的“和谐社会”支撑不会太久。不论她们最终的结果如何，不论是围观群众，还是待命的警察，他们都会有一天，亲眼看到目前的僵化的专制政体在人民的怒火中灰飞烟灭！

2010年6月9日于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