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庚子之后，西太后老佛爷也知道，不变法不行，不学洋人也不行。可是，拿北京来变法，反对声浪太大，也很冒险。“那么，让袁世凯在天津试试吧”。

新任直隶总督袁世凯，起家靠的就是天津。1895年，他以道员衔驻小站督练新军，引起了帝后两党的注意，这才有光绪帝召袁进京陛见，谭嗣同夜访逼袁站队，袁连夜驰回天津告密等一系列或真或假的事件。

无论袁世凯有没有促成六君子的断头，他因戊戌政变外放山东，并因大杀义和团备获赏识，总是事实。他获得了梦寐以求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这在1900年后的中国，是最最重要的职位。两江总督富庶有过之，湖广总督实业或胜之，两广总督独立程度更高一筹，但说到影响朝政，动摇国运，直隶总督甚至超过了皇帝皇太后。

因为，一、它是北京的试验场；二、洋人就在他身边。

1870年曾国藩在此任上，还觉得跟洋人打交道多么麻烦，如今袁世凯却不得不感谢租界提供了多么便利的学习机会。

新军取法德日，士兵实行标准配备，按月给军属寄发饷银，并在军营内对士兵实行浅近教育，北洋军队即此成型，三十年内无与抗手；

《辛丑条约》规定天津不得驻军，新式巡警得此机会大显身手。巡警局的总办是日后民国第一任总理赵秉钧，教习则由日本警视厅警官三浦喜传等担任。一方面，这支队伍是袁世凯将来遍布天下的密探网络之雏形，另一方面，这是中国城市第一次拥有自己的公共治安体系。

1905年，巡警制作为成功经验，全盘移植北京——几千名天津警察直接开入北京执法。这批巡警地位非常特殊，1908年光绪、慈禧相继崩逝，全中国都得守一百天的“国服”，你要是听过相声《八大改行》，准知道那有多严格，长个红鼻子，巡街的过来就是一鞭子！还有穿红袄的乡下妇女，被迫当街脱去外衣，回家上吊的新闻。连奥地利租界的巡捕，为了表示“尊重中国”，都摘下了帽顶的红缨。

只有遍布京津的巡警，“帽上袖口，红道宛然”，有那爱国子民，投书报馆质问其事，报馆转问巡警局：此事是否无暇之疏误？巡警局义正辞严地回答：不是来不及，巡警效法西制，礼仪亦以西方为准，“不为国丧易服”。大家也莫之奈何。

1906年，朝廷准许在“奉直两省”试行地方自治，袁世凯立即成立了天津自治局。自治局一面编印《立宪纲要》等书，派员到天津城乡各区宣讲自治要义，一面由州县派人来局学习，四个月毕业，再从中选拔人员到日本学习，也是四个月。1907年7月，天津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地方选举，选出了十名议员组成的天津县议事会。清末立宪运动就此从宣传鼓吹之阶段进入执行定制之阶段。

这一切让天津成为中国政治试验的特区。与之相应，中国最早的华资日报《大公报》亦出自天津，与《申报》并称南北两大报业重镇。袁世凯之于天津，正如张之洞之于武汉，都是一手将一座重镇带入了一个新的天地。

如果你身在辛亥那年，一边是激情迸发矢志革命、却毫无治国经验的孙文一党，一边是老谋深算、拥有天津政绩的袁世凯集团，你会倾向哪一边？你会不会像李大钊与梁启超一样，认为袁世凯才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汪晖抄袭门事件，自从南京大学王彬彬教授撰文揭露，迄今已发生三个月。然而，汪晖教授至今未拿出任何证据作出澄清。最近，林毓生教授、易中天教授等著名学者，纷纷接受采访或撰文，建议清华大学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汪晖涉嫌抄袭事件”，以确保学术公信力。众多知名学者和社会公众，为何对汪晖教授的抄袭事件如此关注、强烈呼吁呢？是文人相轻吗？是借名人炒作吗？

我认为，答案很简单：这是国人对文化诚信的呼唤，对道德底线的坚守，更显示出社会公众对“抄袭”等学术腐败和文坛假恶丑的零容忍。

清华大学作为中国百年学府，本该是捍卫科学精神和学术尊严的楷模。莫说最令人不齿的抄袭，就算缺乏学术创新，都是清华的耻辱。而今，“抄袭事件”已沸腾数月，却不见清华拿出大众期待已久的调查处理方案，反而让涉嫌抄袭的汪晖教授入围“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这不能不让我为清华感到悲哀。昨天又据闻，在舆论压力下，清华于5月低调取消了名单中汪晖的名字。是耶非耶？似乎也需要清华大学将来组织的调查委员会，最终向社会作出说明。

2007年“抄袭者入作协”事件后，文学界、教育界的抄袭事件如井喷式爆发，一发而不可收。各色抄袭者亮丽登场，手段越来越新，级别越来越高，“抄袭主席”、“枪手主席”被媒体频频曝光，社会舆论更是扼腕愤怒。

如果说抄袭事件只是个人行为，那么“抄袭事件”暴露出的“道德溃坝”、“抄袭特权化”和“抄袭有奖”这三大误区，才真正令人惊心动魄。

第一误区：倡导“躲避崇高”，导致文化界的道德溃坝。

早在1993年1月，王蒙先生就在《读书》杂志（从1996年起，由汪晖教授任主编）上，发表了一篇颇有争议的文章《躲避崇高》。王蒙在文中明确提出“亵渎神圣，躲避崇高”的观点。一时间，“躲避崇高”似乎成为文学时尚。经过这种理论倡导，“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等价值混淆的作品，纷纷登场，走红文坛。

2007年9月，刚被法院判定“抄袭”的80后作家郭敬明，经王蒙介绍，“破格”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再度引起舆论哗然。面对非议，王蒙先生表示：作家不是道德楷模。此言一出，更使“抄袭者入作协”，成为社会广泛质疑的公众事件。

《躲避崇高》十几年后，汪晖教授和王蒙关照下的郭敬明，分别身陷抄袭门，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第二误区：抄袭特权化。

林毓生教授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介绍：“有人说汪晖主要的东西不是抄来的，抄袭帮助他节省了时间，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他的理论建树上，他借着抄袭才变成有世界水平的学者。”（6月6日评论周刊）看来，作为知名学者的汪晖，在抄袭上就有了某种特权。至于王蒙先生，在抄袭问题上似乎更有双重标准。一方面，王蒙公开批评抄袭现象；而另一方面，被法院判定抄袭的郭敬明，却由王蒙力荐，获中国作协会员桂冠。

如此，谁能抄袭似乎也成了一门学问，掺杂了某种“特权化”和“潜规则”。一般学者、青年作家是决不能抄袭的，否则就是人品不端；而有地位、有官职、有富豪身家的学者、作家，则可以放手抄去，抄抄无妨。纵然抄袭了也不能算抄袭，而是为“节省时间”，抵达“世界水平”。如此荒唐逻辑，怎不叫人啼笑皆非？

第三误区：抄袭者有奖。

自2007年加入中国作协，郭敬明可谓幸运连环：2009年7月，《人民文学》600期创刊纪念号，隆重推出郭敬明长篇《小时代2.0之虚铜时代》。2010年1月，由郭敬明《最小说》发起“THE NEXT·文学之新”第二届新人选拔赛，不仅王蒙等众多文坛大腕现场站台，而且《人民文学》更作为国家最权威文学杂志，直接参与文学选秀。2010年5月，文学名刊《收获》也刊发郭敬明玄幻小说《临界·爵迹》。难怪有人评价：“去年是《人民文学》，今年是《收获》，在纯文学的土地上，郭小四攻城拔寨，无往不胜。”

抄袭者不仅无过，而且有功；不仅不受到谴责，反而有奖赏，光鲜登场、风光无限。那么，抄抄何妨？于是乎，学术腐败、文坛抄袭，越来越显出“前仆后继”的剽悍态势。久而久之，中国文学的国家形象何在？中国学术的尊严和荣誉，又将如何维护？

悲剧的发生，源于对我们来说不可或缺的价值的不可调和的冲突，而领袖则是价值的代表和象征。邓小平和赵紫阳所代表的价值之间的冲突，为我们理解“六四”悲剧的内涵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点。

我们看到，在“六四”之前，甚至在事件发生的初期，邓赵之间在如何治理这个国家的政见上，还依然保持着某种基本的共识，邓小平一直是党内元老中对赵紫阳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但是，随着群众抗议运动的升级，在要不要用武力对此加以平息的问题上，二人产生了深刻的分歧。这一分歧最终导致了“六四”镇压，和对党内自由化因素的大清洗，导致了邓小平对赵紫阳的终生软禁。

在《中华民族的高峰体验和创伤记忆》中，许允仁不是简单地站在某种现实政治的立场上，对对立面进行高调的道德谴责，而是力图以一种疗救的心态去揭示“六四”发生的悲剧性的原因。当悲剧被看作是悲剧的时候，就是指冲突双方的价值都被看作是珍贵的，对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是不可或缺的，但同时又都是有局限的，最关键的是，在特定的现实条件下，二种价值之间变得不能共存。

通过Y与X之间的争辩，许允仁首先冷峻地揭示出邓小平的判断，和他所代表的价值中所包含的真理性。借助“4.10”大示威后，马英九主导的强制性清场作为例证，指出在大规模群众抗议运动发生之后，仅仅依凭对话，而不动用政府的强制力将无法有效地恢复秩序。

凭借Y之口，许允仁揭示出邓小平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下，发现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果关系的非凡洞察力。他比赵紫阳更清醒地认识到，不动用政府的强制力将无法恢复秩序；意识到这场风波会动摇党国的根基；认识到威权政治归根结蒂不可能通过自由的对话，而只可能通过基于恐惧的服从建立起来；认识到经济的高速增长，必须以稳定的政治秩序作为前提；同时，洞察到已形成了巨大的“广场效应”的“人民”，本质上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

关于最后一点，许允仁写道：“面对一会儿朝他高喊”打倒“，一会儿又欢呼”万岁“的人民，即便他没有研读过群体心理学对乌合之众的描述，依凭他自己几十年和群众打交道的亲身经历，他无疑比常人都更深地洞察到群体的变化无常、短视、非理性和狂热等特征。所以，当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一个全国性的广场效应形成之后，当无数的人受到这一磁场的吸引，想要通过表态来融合其中时，在许多人看来代表着神圣的人民意志的”广场“，在邓看来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的聚集罢了。”

“依凭自己的政治洞察力，他依稀辨别出在这一场景中，多少人有着坚定和明确的政治诉求，多少人只是简单地渲泄情绪和从众起哄，以及究竟需要怎样的外部诱导和多大的强制性压力才足以遏制广场效应的进一步扩展和改变群众激情的指向。他没有被这场群众运动声势浩大的表象唬住，而是，洞察到1980年代末的民众的真实而又矛盾的心灵：一方面，从情感上看，革命的文化基因依然残留在人民的心中，人们渴望在打倒权威的呐喊和挣脱束缚的欢呼中，将自我融合和陶醉在汪洋大海般的群体之中；而另一方面，人们在理智上，又希望摆脱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带来的动荡和伤害，希望尽快地过上一种富裕和安宁的生活。”

关于邓小平，许允仁还评论道：“事实上，在主导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所获得的民众的敬爱和威望要更高于胡赵。我想，没有一个人不喜欢他人的爱戴，每个人都会因获得这种爱戴而快乐，因失去这种爱戴而痛苦，邓小平也不会例外。但是，他的政治本能告诉他：绝不能将整个政权的基础，建立在这种变幻不定的民众的尊敬和喜爱的感情之上。相反，为了整个党国的根基不被动摇，他愿意孤独地去承受失去人民爱戴的痛苦。”

在通过H揭示了邓小平所代表的可以称之为一个政治家的“责任伦理”的价值之后。许又通过X阐发了赵紫阳所代表的“心志伦理”的价值。

X指出了邓小平作为一个威权领袖对中国人精神上造成的创伤：“……这是这个极权主义政党征服中华民族的过程中，多少年就会来一次的一系列阉割手术中的最近的一次。从反右的”敌前总指挥“，到”六四“镇压和清洗的主导者，可以说，在邓小平丰富复杂的政治生涯中，所扮演的引人注目的角色之一，就是从事这样的阉割手术的，胆大心细，技艺高超的外科医生。”

以此相对应，X阐发了赵紫阳在“六四”中的爱与牺牲的姿态，对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的拯救性作用。对于赵紫阳的精神遗产，许允仁这样概括道：

“他相信，即便是在最尖锐的政治冲突中，人与人之间通过沟通形成非强制的共识依然是可能的；他相信，政府垮台了，政党解体了，可以按照更好的理念再次重建，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被强行剥夺之后将无法再生；他相信，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和爱，对一种真正有价值的人生来说，是如此珍贵和重要，即便是为了最大的利益，也不应该去破坏和毁灭；他相信，一种失去了民众认同的权力，一种必须通过杀害生命，毁灭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爱和信任才能保有的最高权力，仿佛一种原本非常美味可口的食物，却已腐败变质，失去了它原本的价值，因而不再值得追求和保有……”

“作为一个个人，在常人难以承受的政治压力之下，他依然坚信，有一道捍卫自己的个性和尊严所必须的防线绝不能丢弃，一旦丢弃了它，哪怕得到整个世界，自己的生命也失去了意义；作为一个政治家，一个政党的领袖，在他握有的权力因他人抗议而动摇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通过暴力镇压去强制他人服从，而是反省着如何通过改革，通过和民众的真诚的沟通来增加他们对这种权力的认同，因为，他坚信这就是政治的本义之所在，是增加一种政治权力的尊荣和价值的唯一方法。”

“正是基于这些关于人性和政治的基本信念，在旁人看来，他仿佛儿戏般地就放弃了自己已经到手的”皇位“。”

“20年前，促使赵紫阳做出自己政治选择的那些基本信念，他所尽力保守和捍卫的那些价值，正是一个宪政民主的共和国可能得以构成的奠基性价值。对于我来说，不是在邓小平顶住全世界的唾骂，通过开枪镇压威慑亿万人民的超人魄力中，而是在赵紫阳顶住一个极权主义政党的淫威和高压，坚守住自己纯正的政治理想的非凡的道德勇气中，看到了能够为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奠基的精神资源。……”

邓小平和赵紫阳所各自代表的价值，在“六四”这一特定的情形下突然变得水火不容。在邓小平看来，容忍了赵紫阳所代表的价值，党国将会崩溃；而在赵紫阳看来，一旦在暴力镇压民众的问题上向邓小平屈服，那么，他赖以安身立命的基本信念就会崩溃，这时整个生命也将全部失去意义和价值。

“六四”的悲剧不仅仅是赵紫阳的悲剧，同时也是邓小平的悲剧，他一手提拔和栽培了胡耀邦和赵紫阳二人，无疑是由于认同和赞赏他们所代表的价值。但是，当对旧体制的突破已经完成，而必须确立新的威权体制时候，邓痛苦地发现，他们所代表的价值，足以使整个党国解体。

就如许允仁在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正是在“六四”的风暴中，看到赵紫阳的个性和德行将整个党国置于危险的境地中时，邓小平才放弃了幻想，痛苦地认识到威权体制的最高领袖的第一位重要的品格究竟是什么？当他放弃胡赵，动手对整个民族中精神最活跃的部份进行阉割时，同时，也是对自己灵魂中的对爱戴的渴望、同情心、理想主义等等长期以来所看重的价值的自我割除。

他对下台后的赵紫阳的某种眷恋，事实上就是对自己灵魂中被割除的那些价值的眷恋，他知道，一旦割除这些之后，不管是他的个人生活，还是他竭力所要捍卫的那个政治制度的意义都会变味。因此，他几次让人找赵紫阳，希望他做个检查之后，再重新出来工作。邓小平试图以这种方式，将他在危急的情形下，出于恐惧而割除的那些价值，以某种安全的方式，从后门里悄悄地再重新找回来。

但是，对赵紫阳来说，他深知，自己假如屈服，那么，留下来的只会是一具躯壳，他所代表的价值就泯灭了。他只能以做党国的终生囚徒的方式，才可能坚守住自己宁愿放弃“皇位”，也无法背弃的那些价值。最终，邓小平决定对赵紫实施终生的软禁。没有什么能比这一事件，更具象征性地体现出，在“六四”事件上决裂之后，邓小平所代表的价值和赵紫阳所代表的价值，在中国社会中的现实处境了。

“六四”事件已经过去21年了，然而，正如许允仁在文中分析的那样，作为“中国模式”奠基礼的“六四”镇压，由于是对自由民主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伦理的双重违背，使执政党至今都对此讳莫如深。执政党在其构建的粗鄙和自欺的意识形态中，无法真实地面对这一事件。在这种讳莫如深中，不仅仅赵紫阳代表的价值被遮蔽了，连邓小平所代表的价值中的某些真实的部分也被遮蔽了。党甚至无法为自己的行为作出坦率和真诚的辩解。

“六四”的分歧和斗争，是围绕着对这一事件的不同的定性展开的。就如许文中所言的，事实上，不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还是“爱国民主运动”，它们的争论都是在某种“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语境中展开的。一旦被定性为“动乱”，那么，事件的参与者就名正言顺地被贬为“专政的对象”，反之，一旦被定性为“爱国民主运动”，那么，它就获得了政府的强制力碰不得的“神圣性”，同时，可以理直气壮地将自己政治上的敌人扫进“历史的垃圾箱”。

当时，关于事件定性的争论和斗争，归根结蒂是争夺“专政主体”位置的斗争，这也就是“六四”悲剧发生的最核心的精神根源。在专政政治的语境中，每个个体都自负地认为自己和自己所代表的价值是神圣的，想要压倒和排除一切异己的价值。

而只有在宪政民主主义所开启的意义境域中，才可能真正找到政府理性地使用强制力的分寸和界限，才可能在剥除各种价值上面所蒙着的虚荣自负的同时，以一种多元的心态包容它们，让各种本真的价值得以无蔽地言说和争论，寻求它们在中国现实中的共处之道。这才是让中华民族从精神上走出“六四”阴影的关键之所在。

2010-6-15

               《六四抗暴者子女成长基金规则》（暂定）

                   

鉴于“六四”抗暴者自1989年以来所承受的沉重苦难，以及他们出狱后艰困的生活现状，特别是他们的子女在就学期间，因政治和经济原因所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甚至面临失学的危险，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决定，从2010年起设立“六四抗暴者子女成长基金”，向经济困难的“六四”抗暴者的子女颁发助学金和奖学金。

一、“六四抗暴者”的定义：所有因“六四”事件而被以各种罪名判刑入狱且至今仍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当年的市民。

二、宗旨：通过人道帮助，在精神上慰藉六四抗暴者本人，在经济上减轻六四抗暴者的负担，使其子女得以完成学业，且受到更好的教育，以便今后能够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

三、抗暴者子女成长阶段是指：目前处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状态。

四、种类及金额：
（1）助学金7名,每人1000元澳币。助学金用以救助因家庭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正常学杂费的六四抗暴者子女。
（2）奖学金2名,每人1500澳币。奖学金用以鼓励成绩优秀但经济困难的六四抗暴者子女。成绩优秀是指考取市区以上重点小学、中学、高中或考取全国一类重点大学。

五、六四抗暴者子女获得助学金及奖学金的方式：
（1）提出申请。申请内容包括:
A、申请的种类（助学金或奖学金）；
B、简述六四抗暴者本人的情况以及目前家庭的经济状况；
C、子女就读的学校、年级。申请奖学金则需提供学习成绩；
D、至少提供两位可靠证明人的姓名及联系方式。
（2）申请材料请寄往下列四个邮箱的任何一个（建议申请者至少发至其中的两个邮箱，以确保申请材料能够到达评委手里）：

[email protected]  （孙立勇的邮箱）
[email protected]       （吴仁华的邮箱）
[email protected]、     （小乔的邮箱）
[email protected]，      （罗云庚的邮箱）

六、申请及颁发程序：
A、每年8月21日至次年6月20日，申请者提出申请；
B、每年6月21日至8月20日为评定小组确定奖学金、助学金得主的阶段；
C、每年8月20日发放
D、每年8月底前公布获得奖学金、助学金的名单；
说明：为了真实、透明、公正等原则，凡不愿公布本人姓名的六四抗暴者不符合申请资格，子女姓名是否公布则根据本人意愿。

七、评选原则：
A、根据六四抗暴者的知名度确定助学金、奖学金获得者，知名度低者优先获得；
B、根据实际经济状况确定奖学金、助学金得主。
九、评委名单：
肖先生、张先生、卢先生、李海、吴仁华、小乔、罗云庚、孙立勇
本规则的解释权属于《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

《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
          2010年6月16日

美国和美国总统。六十年来，美国一直是中国的头号敌人, 美国总统个个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天天率领一帮与中国为敌的人与中国打交道，实在看不懂是啥战术？

英语与汉语。一个老外用一分钟学汉语，说了一声”你好”，大家惊讶认为，老外会讲汉语。十三亿中国人用一生的精力学英语，说了一声”Hello”，大家趋趋眉头，音还是没发准。问题在哪？血管里没有”自信”的血。

社会主义新农村。2010年初中国西南五省大早，媒体把中国农民从山里推到了全世界的面前，灾民的贫穷，生活的落后，环境的恶劣，感觉几乎赤贫。画面上一张张不仅仅希望得到水的脸，就是有水，也是赤贫。这是某些经济学家声称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号称再过十年可以超过美国？一片瓦，一块砖，一张破床，一泓臭水。我在想，退二千年，在秦始皇同志的领导下，农民的生活会不会比今天更差？

 立功与犯罪。牢里的罪犯举报叫立功，信访局门口百姓的举报是犯罪。前者因立功少坐了几天监，后者又因犯罪多坐了几天牢，所以，中国的监狱永远人满为患。

鱼剌。不是山珍，是海味。因为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爱吃，故为获取鱼刺，一年大约一亿条沙鱼被捕捞，生态破坏极大，世界环保组织一直劝阻亚洲地区的人民放弃这一饮食习惯，收效不堪，哈拉子（口水）与环境保护的矛盾迟迟不能解决。为此我提两个想法，既保口福，又不杀生，方法挺简单的。一，把 (龙口牌) 粉丝煮得时间短些：二，或把塑料丝焖得时间长些，然后仰望蓝天, 闭着眼晴往下咽，100%鱼刺!

西方模式。总统、议会、法院组成一个超稳定，不是最好，但没比它更好的社会机构。石头、剪刀、布，谁都是最大，谁都不是最大。

中国模式。科长怕处长，处长怕局长，局长怕市长，市长怕省长，省长怕部长，部长怕总理，总理怕主席，主席怕忱边风，忱边风怕三岁孙子，三岁孙子怕幼儿园老师，幼儿园老师怕做生意的男人，做生意的男人怕吃地沟油，挖地沟油的怕四处敲诈, 张牙舞爪的城管，张牙舞爪的城管回到办公室，看见科长恨不得跪下来叫亲爹。一个大圈，又回来了。据说这个模式，倍受国内精英推崇, 称之为”中国模式”，最近包装一下，海外上市。

抽水马桶。西方世界给中国人民带来最赤裸裸的一次文明侵略，害得这么多人坐在上面不肯下来，还生了痔疮。

感谢。有朋友祖坟冒烟，桃花绽放, 从国内再娶娇妻，梅开二度。老兄有时沾沾自喜，居高临下地说，她（新娘）应该感谢我，是我把她捞上来，到了外国, 没我, 她能出国? 我问到，她出国要感谢你，那么, 你出国要感谢谁？此兄想了想, 感谢邓小平，开了门又开了枪，我们得以留在这儿。那么，你感谢邓小平，邓小平应该感谢谁？邓小平当年也出国留学了，还是拿了公家白花花的银子，拿了国家的钱，却整天寻思颠复这个国家，怎么十三亿中国人从没听见邓小平感谢北洋军伐，感谢中华民国呢?

时尚。儿子对我说该换车了，”太老旧，不时尚，新的造形出来了，你是方的，现在改成圆的啦。””那我这个方的之前是什么？”我问到。”方的之前是圆的。”儿子肯定的回答。”那么圆的之前？””方的。””方的之前？……”儿子气呼呼丢下一句话，怎么这么土，一点不时尚。

两颗原子弹。一道历史选择题，如果美国人不在1945年向日本扔两颗原子弹，那么，中国人的抗日战争将长达：
(a) 8年,
  
(b) 18年,
   
(c) 80年,

(d) 比80年更多。

内部标准答案：答a者送中央党校深造;;  答b者取消考试资格; 答c者查查清楚是否中央情报局是后台; 答d者中国就别呆了, 快走人吧。
(温馨提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时是驻中国军队人数最少, 被占领土最多的时候)

开国皇帝与爱国者。经研究：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开国皇帝是爱国的。造反者—皇帝—新的造反者—新的皇帝，构成了五千年的历史。所有的开国皇帝都出生在万恶的旧社会，然后高唱《国际歌》，一路打砸抡，走进新时代。秦始皇生在周朝不爱周朝，刘邦生在秦朝不爱秦朝，隋阳帝生在北朝不爱北朝，李世民生在隋朝不爱隋朝，朱元璋生在元朝不爱元朝，孙中山生在清朝不爱清朝，毛泽东更甚，他生在清朝杏黄旗下，长在中华民国的不是糖水, 也不是咸水里（中华民国没有把韶山的房产分给穷人，并让毛顺利完成了中等普及教育，自由恋爱，娶妻生子，政府给了他非常宽松的言论自由），却满腔仇恨不爱自己的国家。照此推论，中国未来的爱国者，一定就在今天一群不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人中间，不知这推论是否准确。

投资。最佳的投资时间？Today，最佳投资项目？印钞机。

万岁。”毛主席万岁”听得太多, 腻了。听过叫”蒋委员长万岁”的吗，还是毛泽东叫的？1945年8月25日，毛泽东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张治中的陪同下，偕周恩来、王若飞等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 毛泽东一下飞机就高呼”蒋委员长万岁。”10月8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长张治中在军委会礼堂宴请毛泽东，毛再呼”蒋委员长万岁！”10月11日离渝返回延安，上飞机前，毛泽东又一次咆哮般（教课书上如此记载）振臂高呼”蒋委员长万岁！”三呼别人万岁的人，到死自己终于也过上一把”万万岁”的瘾，妈妈的，总算扯平了。

爱国华侨。两大特征，缺一不可。一，听见祖国的好事 (坏事不听)，会深情的热泪莹眶，看见祖国亲人 (穷人、穷朋友、穷亲戚不见) 会激动的浑身哆嗦。二，但，如果移民局明天请他，或带着全家回祖国定居，享受祖国的温暧，感受政府的英明领导，他（她）立刻吊死给你看，证明有一颗赤诚的爱国心。

约瑟夫.斯大林。与希特勒一起侵略瓜分，引发笫二次世界大战，又与罗斯福，丘吉尔收拾笫二次世界大战残局的那个人。

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著名理论，通俗的解释就是对着笼中的鸟儿说，我们以鸟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会，民主自由只是相对而言，所以，请鸟儿们在笼子里面尽情享受自由，展翅傲翔。

战略伙伴关系。用得很烂的词，一直吃不准是个什么概念，查了资料也西里糊涂不知所云，自个思忖可能是这个意思：可以一起去杀人，但你杀我不杀；可以一起抢银行，但分赃不均；可以一起嫖娼，但有先后；可以一起贪赃，但有多少；可以一起去赚钱，但只进我腰包，可以一起学雷锋，但你做好事我写日记，还有许多可以，但是太长了，其实八个字即可了结，战略伙伴关糸就是”利益当首，狼狈为奸”。

2010年6月5日

6月22日，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将推出《李鹏“六四”日记》。

6年前就听说李鹏写了本有关“六四”的回忆录打算出版，但被中共现任领导人阻止。这次出版的《李鹏“六四”日记》，据香港新世纪出版社负责人鲍朴说是他从一个秘密渠道获得的；经过他和其他专家的研究，相信这确实是李鹏所写，当然还未经本人出面证实。

先前，一位朋友说他读过李鹏日记，其中最狠的一句话是，邓小平讲：“镇压就镇压，我负责。”几天前，我从网上得到了《李鹏“六四”日记》这本书的电子文本，发现里面并没有这句话，不过有下面一段话。5月17日邓家开常委会时，邓小平说：“措施不坚决不行，不迅速不行，我想的办法是戒严……戒严是我的主意，实行戒严如果是个错误，我首先负责，不用他们来打倒，我自己倒下来……将来写历史，错了写在我账上。”另外，《李鹏“六四”日记》还写道，6月3日晚的武力清场方案也是邓小平批准才实施的。这些记叙再次证实，邓小平是六四屠杀的罪魁祸首。

《李鹏“六四”日记》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重要信息。这里我只讲一件事，那就是6月1日的国务院座谈会。这件事，张良的《中国“六四”真相》，张万舒的《历史的大爆炸》和赵紫阳的录音回忆《改革历程》都不曾提及。

6月1日，李鹏“在国务院召开北京高校校长、知识界代表、教授专家共37人参加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还有李铁映、罗干、王忍之、杜润书、何东昌、曾建徽、汪家璆、吴文昌等同志”。会上，国务院工作人员宣读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学潮和动乱的十条政策》，请与会者发表意见。李鹏在书中有选择地引用了一部分与会者的发言，其中有人大副校长吴树青，北大教授赵光武，社科院学者何新、刘大年等。从这些发言者的名字我们可以推断，李鹏邀请与会的学者专家基本上都是他还比较信得过的人，其中绝对没有被认为是胡耀邦赵紫阳的智囊，也绝对没有那些积极支持学运、后来被打成“动乱精英”的知识份子，甚至把一般的比较自由化的人都排除在外。

十条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把参加学潮的广大学生和利用学潮制造动乱的极少数人相区分，对广大学生以及不明真相参加过支持学潮的各界民众宽大处理，不予追究，对极少数制造动乱的人要彻底揭露，严加制裁。

李鹏写道：“我主持召开这一座谈会的目的，是为了宣布对学生实行宽大处理的政策，想为‘以和平方式清理天安门广场’做最后一次努力。但是在座谈会中，有的发言主张对学生要宽大一点，有的发言主张更严一点，有的认为目前发表这样一个文件不是时机。还有人担心学生不接受，因为现在不是政府是否宽大学生的问题，而是学生能否宽大政府的问题。会议以无结果而散，党和政府所作的‘以和平方式清理天安门广场’的努力，又一次遭到失败。”

从这段记叙我们可以看出，尽管有李鹏亲自出马，有李铁映、罗干、何东昌等一批保守派高官坐镇，请来的还都是他们比较信得过的学者专家，到头来仍然无法让多数与会者赞同当局提出的所谓对学生宽大处理的十条政策。可见当局的立场和民心有多大的距离。

李鹏说党和政府所作的“以和平方式清理天安门广场”的“最后努力”遭到失败，那究竟是败在谁手里呢？十条政策还没来得及公布，所以你不能怪所谓“不明真相”的民众的抵制；座谈会根本没有自由化知识分子出席，所以你不能怪什么“动乱精英”的破坏；出席座谈会的官员都是李鹏一派，所以你也不能怪赵紫阳一派的阻挠。另外，这是一场关门会议，所以更怪不着“境外敌对势力”。按说当局要宣布十条政策，并不需要这些大学校长和学者专家批准。李鹏召开座谈会的目的本来就是想试探水温，伪造民意，殊不知他那套方案就连在他挑选出来的学者专家那里都通不过。李鹏写下这件事，无非是想说明他们本来还是想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动用武力实在是迫不得已。实际上那倒从反面告诉我们，他们已经人心丧尽，他们的立场甚至在他们自己挑选和邀请来的学者专家那里都得不到足够的支持。他们后来动用武力完全是图穷匕首见，他们知道他们已经不可能用任何正当的方法、和平的方法维持他们的专制统治，唯有镇压，唯有屠杀。

还须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六四屠杀绝不是出于维护社会基本秩序的需要，因为就连多数与会者都不认为政府已经没有退让的余地，一退让就会使全国陷入文革式的动乱，否则他们就会全力支持李鹏的政策了。由此可见，六四屠杀是为了、也仅仅是为了维护一个人心丧尽的专制政权的需要。这就是我们从《李鹏“六四”日记》里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

党和百姓都难过

中共建党89周年纪念日前夕，百姓不但不贺寿，反而借“张宝顺现象”掀起了批判“政党崇拜”的新浪潮——今年“七一”，大陆无论是百姓还是执政党，都感觉异常难过。

百姓难过，源于今年不仅矿难特多，还有“校园血案”蔓延各地，天真活泼的孩子们每天在枪弹刀钗中虎视眈眈下如老翁老妪一般胆战心惊，更兼物价暴涨，通货膨胀“狼来了”：房价尚未真正降价，而柴米油盐绿豆大蒜等百物翻番疯涨，以致出现三个儿子饿死老母亲的悲剧（央视《今日说法》节目6月2日披露）……政府不悔过反而嫁祸民间，让对于“疯涨”负有责任的各级贪官昏官，仍然在“伟光正”的大旗庇护下升官发财：此情此景过“七一”，谁能不“怒发冲冠”，“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执政党中共难过，因为虽然以违反普世价值准则的巨大代价管死了报刊电台电视，但网络却仍然在封杀中时时失控，民间对贪官的保护伞“政党崇拜”之质疑批判，空前激烈，一浪高一浪，许多高官“夜夜梦民变”，“电话一响，心惊肉跳”，“日记曝光”，连累了胡总，连累了党中央。比如，最近出现的“矿难瞒报大王张宝顺连累胡锦涛”，就让“伟光正”再次丑态毕现，令大好的“七一”佳节，也只能在“凄凄惨惨戚戚”中度过。

“张宝顺现象”

风起于“张宝顺离晋入皖逃避问责”。5月31日，中南海宣布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调任安徽省委书记后，各地网民一片哗然，纷纷怒批“政党崇拜”——中国现在虽然已没有了“个人崇拜”，但“政党崇拜”却依然是“基本国策”。而这一“政党崇拜”正在让许多渎职官员和贪官得到保护与升迁，让百姓饱受矿难屡禁不止，食品安全、医疗安全跌破百姓忍耐底线。新近的典型案例就有：主政山西六年，却让山西矿难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一再掩盖假疫苗摧残儿童真相，还要将至今拒不公布遇难者名单的王家岭矿难拍摄成歌颂党英明的“国庆献礼”电影《八天八夜》——惯于丧事喜办的晋王张宝顺，不但不被问责，反而再次受到平调皖地的特别保护。

自从张宝顺主政山西，晋中就为多事之地，可怜与张宝顺作伴的两任省长于佑军、孟学农皆引咎辞职，唯有张宝顺毫发无损。即使2010年连发三难：“2、23矿难”（山西省屯兰煤矿发生瓦斯爆炸，74名矿工遇难），“3、28矿难”（山西王家岭煤矿瓦斯爆炸死亡38人），“5、20矿难”（山西盂县矿难瓦斯爆炸10人遇难），即使2010年5月13日，媒体揭露山西省五年瞒报大同市“12、17矿难”（左云县红窑沟煤矿2004年12月17日矿难死亡人数可能达80多人）后，张宝顺依然“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安然无恙。这就怪了，一省之当家人，省委书记也，如何屡罚省长却不追究主要责任者省委书记？知情者说，只因张宝顺出身“资深团派”，“朝中有人”——中共现行问责制，常常因人而异，对于“特保者”，只要政治路线不错，再大的问题也会必保，有惊无险。

查张宝顺，年过花甲，只有人大马列主义理论系函授学习和在职就读吉林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的学历，却在文革中就曾任秦皇岛港务管理局团委书记，１９７９年后任共青团中央青工部干事，副处长，副部长，１９８２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１９８５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可见其团派特色深厚，与“今上”胡锦涛关系非凡——1979年至1985年，正是胡锦涛掌管团中央的“潜龙”时期，张宝顺堪称今日总书记知根知底的“天子门人”。

在中共专制体制下，无官不谎，瞒报各类事故的省级官员比比皆是，争先恐后。张宝顺多年瞒报山西各类矿难和假疫苗事故，本不足为怪。奇的是总书记胡锦涛对瞒报大王张宝顺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庇护。号称“立党为公”，“求真务实”的胡总书记，一再冒天下之大不韪，庇护张宝顺：2004年2月将毫无政绩的张宝顺由山西省副省长升为省长，２００５年７月又擢拔其为山西省委书记，2010年5月底又将其转移到安徽。其间一再加恩“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七届中央委员”，并放风张宝顺将在十八大进政治局，让安徽媒体称赞“张书记是位重视网络民意的书记”——张宝顺在山西多次整治举报矿难、假疫苗的网民，竟然成为“重视网络民意”！

胡锦涛如此任意指鹿为马，袒护私人，践踏党纪国法，说明什么呢？只有一个解释：中共已是一个根本没有党纪和国法概念的虚伪政党！如若再不破除“只有中共才能救中国”的政党崇拜，中国百姓就将永远在瞒报矿难、假疫苗、毒牛奶和校园血案的恐怖中挣扎。

胡锦涛更加依赖“政党崇拜”

上述“张宝顺现象”，让人们对“政党崇拜”的恶果更加清醒了。6月2日，网友“江上小堂”的《要批“个人崇拜”，还得批“政党崇拜”》帖子，成为大陆几家大网站的热帖。

许多网民在参与讨论后得出一个共识：现在，“个人崇拜”虽然不那么明目张胆了，但“政党崇拜”还是大张旗鼓，无所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决议》虽然批判了个人崇拜，但却尽力维持“政党崇拜”——通过将剔除“晚年错误”的毛泽东思想界定为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来保全中共的“伟大、光荣和正确”。到得江泽民、胡锦涛时期多次重树“个人崇拜”失败后，胡锦涛更加依赖“政党崇拜”来制造执政合法性。

其实，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中共执政时间不到百分之一，而且今日“胡温盛世”与中国历史上的“大汉盛唐”相比，相差十万八千里不止。只要稍讲事实，无论如何，也不能狂妄地自诩“只有中共才能救中国”——中共没有出生时的中国，比现在不知好多少！再从现实来看，台湾百姓的人权和生活水准，远远高于大陆；没有完全听命于北京的香港，其法治水准也远远高于大陆；而以中华传统文化治国的新加坡，文明程度更高于大陆。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说“只有中共才能救中国和中国人”，都是天大的谎言。

有网民说得好：真理不能由一个人垄断，也不能由一个政党垄断。“政党崇拜”与“个人崇拜”相比，只是五十步与一百步。无论“个人崇拜”还是“政党崇拜”，都会扼杀言论自由，都会压制政治民主。

从哲学逻辑上看，古今中外都认同“条条道路通罗马”——世界上任何一件事的解决方案，都并非只有一种路径，一个答案。一个国家只能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太阳，只是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等专制魔鬼才说得出的话。

建立在“只有中共才能救中国”的“政党崇拜”，何等荒谬！

今日“张宝顺离晋入皖逃避问责”已成为胡锦涛包庇团派和嫡系的铁证，更成为“只有中共才能救中国”之“政党崇拜”的强烈反讽。人们感谢张宝顺创造了五年瞒报矿难等事故的奇迹，创造了将“3、28王家岭矿难”拍成向党献礼电影的奇闻，更感谢胡锦涛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亲信的舍义取私——它让人们清醒地明白了：“没有中共就没有新中国”的妄想，一去不复返了！

大陆新近流行的电视剧《手机》，其中对央视节目主持人天天说谎的辛辣讽刺，可说是对“张宝顺现象”撕破“政党崇拜”的艺术再现。

2010年6月7日于深圳早叫庐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定于本月出版《李鹏六四日记》，出版之前，该书内容已经全文上网，大概是出版者有意而为，期待李鹏本人表态，留给他证实书稿真伪的最后时间。

早在2004年、“六四”15周年之时，就传出李鹏欲出版有关“六四”事件的日记，取书名为《关键时刻》。据传：当时已经退休的李鹏，将书稿提供给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求审议；没有得到回应，李又一一打电话给当朝的那些政治局委员们；最后，得到胡锦涛当局答复：不同意该书公开出版。
 
事隔6年之后，《李鹏六四日记》终于出版，却是在香港。不管李鹏本人是否授权，该书公开出版，符合李鹏心愿。具有反讽意义的是，一贯打压言论自由的李鹏，最后，连他自己也丧失了言论自由。好在还有个“一国两制”的香港，得以帮助他实现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更具反讽意义的是，李鹏日记的出版人，是鲍朴，鲍彤的儿子。鲍彤，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李鹏的死对头。鲍家帮助李鹏出书，让他发出自己的声音，提供历史的见证，也间接体现了鲍家父子所坚信的民主价值：让自己说话，也让别人说话，哪怕那个人，是你的敌人。
 
凡了解“六四”历史和中共动态的人，都能体认，该书确为李鹏本人所撰。作者与书稿的真实性，几乎毋庸置疑；但书中记载的“历史”，却未必真实。比如，参与“六四”屠城的重要帮凶之一，当时的北京市长陈希同，其名字，竟在李鹏书中只字未提，仅在少数几处，以“北京市长”一带而过。原因无非是，陈于1995年在权争中失势，被江泽民以“贪污罪”下狱。李鹏不便在书中再提到这个名字。
 
不一而举。由此可见，声称要写出“事实”、“作为最重要历史见证”的李鹏，并没有完整的写出事实，选择性的记录，有所暴露，也有所隐瞒。通读该书，可以发现，李鹏着意书写的，乃是有利于他自己形象的部分，而遮掩了不利于他形象的部分。
 
这个“形象”的有利与不利，也只是就中共党内而言。实际上，李鹏日记，再次坐实了他留给世人的固有形象：强硬派，极左，仇视民主，誓死捍卫“党的利益”，是策划和实施“六四”屠杀的主要元凶。
 
关于《李鹏六四日记》，港台媒体的评论，大多是，李鹏企图推卸责任，洗脱污名，“把屠城责任都推到邓小平一人头上”。但，通读全书，看不出李鹏有任何推卸和洗脱的意思，反倒是，描写自己如何强硬，如何不对请愿学生让步，自始至终坚持镇压，甚至，从一开始，就抱定不惜“赔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要捍卫一党专制的决心。行文中的“理直气壮”和“义正词严”，活脱脱就是一个花岗岩脑袋的写照，毫无反省，毫无悔意。
 
至于邓小平部分，李鹏的书写，不过就是印证外界熟知的事实：邓小平提出戒严和拍板镇压。这与当时邓“太上皇”的角色完全吻合。
 
邓小平和李鹏，一个在后台，一个在前台，配合默契，形同父子，最后，都成为遗臭万年的“六四”屠夫。日记中，李鹏毫不掩饰自己扮演的角色，固然出自他以为理所当然而顽固不化的封建专制意识，但非要公开出版不可，目的何在？李鹏要表白于世的，究竟是什么？
 
在这部长达近15万字的日记里，李鹏详细罗列了他发布戒严令、邓调动军队后，各省、市、部负责人的表态，多数“拥护”（少数犹豫），包括当时在地方任职的江泽民、胡锦涛和在“中办”工作的温家宝等，均属“拥护”之列。原来，李鹏借此日记，警告后来的当政者：谁也别想为“六四”翻案，谁也别想提“平反”。你们当初都支持镇压，你们和我，都在同一条船上，休想把“六四”屠城的责任扣到我一人头上，谁想清算我，你们也跑不掉。
 
在该书“前言”和“后记”中，李鹏再三提醒：“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告诫：“党的团结”，尤其是“领导集体的团结”，至关重要。这流露，党内外“平反六四”呼声的经久不息，让李鹏倍感焦虑。正是出于这种焦虑感，迫使李鹏整理出长篇日记，并急于公开发表。
 
李鹏日记中，始终把呼唤民主的学潮称为“动乱”，并动辄把民主运动比喻为“文革”动乱。这实在令人啼笑皆非。文革，发生在、也仅仅发生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并由中共头目毛泽东一手制造。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尤其有哪个民主国家，发生过类似中共文革般的闹剧？倒回去说，如果，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已然是一个民主国家，人民拥有批评和监督政府的权力，毛泽东又岂能恣意妄为？浩劫又岂会持续十年？
 
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民主运动，包括中国八九民运，何曾以破坏该国文化、文物、古迹的“文革”似疯狂登场？何曾以大规模暴力、迫害和残杀的“文革”般血腥呈现？李鹏疯人呓语，对民主运动扭曲定性，怎能不误国害民？
 
李鹏日记，竭尽对赵紫阳的诋毁，仇恨情绪，弥漫字里行间。但却从反面突出了赵的伟岸形象。李鹏透露：赵自始至终坚持与学生和市民对话，要求通过缓和方式化解官民分歧，进而提出“民主化”和“透明化”的前瞻性主张。有人指赵的儿子“官倒”，赵主动要求中央调查。期间，赵还提出“取消对领导同志的特殊供应”，这显然触动了党内既得利益集团，尤其那些养尊处优的“老人帮”，如邓小平等。赵的表现，在恶人当道的中共高层，难能可贵。
 
李鹏日记，把自己塑造成挽救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但，历史必将记载，对中华民族而言，那一年，在逆流滚滚的中南海，真正的中流砥柱，乃是赵紫阳。
 
李鹏强调“党的团结”，但在日记中，还是泄露出，当年，中共统治集团内部的严重分歧：不仅党的总书记赵紫阳，人大常委会中，相当多的负责人，也都不赞成镇压学生；官方新闻界，更多的，是不同声音。以至于，共军屠城后，李鹏哀叹：“广播和电视台在这关键时刻，都没有坚决站到党和政府这一边。”又写道：“今天中央电视台两位播音员一反常态，有意身着黑色服装，不知他们为谁吊丧。”李鹏还记录：“在平暴之后，中国新闻媒介却鸦雀无声。作为中国政府主要通讯机构的新华通讯社，在平暴后的三天内，没有发布任何外文稿，全世界突然听不到中国的声音。”
 
《李鹏六四日记》，晚年李鹏的自白书，再一次，铁板钉钉地，将其“六四”屠夫的定位，载入史册；为其走向地狱，铺下最后一块垫脚石。

今年从春天开始，旱涝灾害就不断。先是大旱，接下来就是大涝。据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统计，4月1号以来，已经有16个省份遭受暴雨、洪涝和狂风袭击，逾千万人受灾、或百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超过百亿元。

洪、旱交替的反常天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生态灾难。除了全球气候异常，局部地区的问题则是森林植被的严重破坏导致水土流失、不能够涵养水源。下雨就流走，聚成洪水；不下雨则泉干河断，赤壁千里，最后能弄得连喝水都成了问题。

最近这次十几个省份的暴雨还造成了城市集体内涝，排不出水去，严重水汛，甚至交通瘫痪。舆论界有种说法，就是城市排水体系脆弱，处处高楼大厦的城市如无根之木、不堪一击。大量城市之所以出现集体内涝，主要原因还是市政工程排水不畅引发的并发症。

这些年城市规模发展很快，但相应的公共设施建设却没有跟上。大量道路和楼堂馆所建设工程改变了地形地貌，城市硬质化。就是水泥和柏油大面积覆盖，无法自然渗水，大大降低了城市排水功能。

不用去和西方发达国家比，就是同我们的古人相比，也有相当的距离。中国历代城市建设都很注重排水系统。在这一次的强降雨中，江西赣州就因为古代的排水系统——福寿沟仍然在起作用，使赣州躲过一劫。

4月13号到14号，赣州大雨倾盆，24小时降水将近100毫米。但赣州这座千年古城却没有发生明显的内涝。当地的专家认为，赣州市古老的城市排涝设备——福寿沟，仍然在地势相对低洼的老城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甚至我们老祖宗建设的排水系统都经得起暴雨的考验，而在经济发达、科技先进的今天，我们的城市排水系统却如此脆弱？据《中国商报》记者谈，在南方的很多城市，政府部门都曾经研究过城市排水问题。后来都因为投入巨大而又看不到政绩，就没有心思干。

一位政府官员说：“高楼、道路都是一眼能看到的；投入再多，地下水设施建设能被谁看到呢？”由此， 有评论家认为，中国城市患上了政绩的焦虑症，而这才是城市排水系统建设的最大症结。

这个看法我是完全同意的。但是还有一点补充，就是城市排水不畅还有一个重要的、甚至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地下水长期超采。地下水超采会造成地面层降。地面层降不仅会引起地裂缝、建筑物开裂，还会使城市内涝。

因为排水管建一旦跟着地面发生层降，本来可以顺畅流出去的雨水和城市污水，就流不出去了。各种管道也会和建筑物一样，发生断裂错位。没有发生大降雨的时候，排水系统还在勉强工作、问题还隐藏着。一旦大雨倾盆，老百姓就只好“或为鱼鳖”了。

我们还可以继续问下去，中国城市为什么会普遍地下水超采呢？一是森林植被的严重破坏，形成水土流失。地表水不够用了，只好急功近利拼命地抽地下水。再有就是几乎不受控制的水污染，又造成了水质性的缺水，就是脏水你没法用、没法喝。
挖肉补疮的解决之道，也是地下水超采。

这样地下水抽空了，地面层降则是不可避免的结局。而地面层降又会连带地引发城市内涝。因此，严格地说，城市内涝也是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并发症之一。有没有挽救的办法呢？我认为在现行体制下，基本没有希望。

因为这个国家产权不清，没有真正的主人。土地、城市既不是老百姓的，也不是官员的。所有的人都是短期行为，没有谁对山和土地负责，对未来、对子孙后代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