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抄袭门事件，自从南京大学王彬彬教授撰文揭露，迄今已发生三个月。然而，汪晖教授至今未拿出任何证据作出澄清。最近，林毓生教授、易中天教授等著名学者，纷纷接受采访或撰文，建议清华大学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汪晖涉嫌抄袭事件”，以确保学术公信力。众多知名学者和社会公众，为何对汪晖教授的抄袭事件如此关注、强烈呼吁呢？是文人相轻吗？是借名人炒作吗？
我认为，答案很简单：这是国人对文化诚信的呼唤，对道德底线的坚守，更显示出社会公众对“抄袭”等学术腐败和文坛假恶丑的零容忍。
清华大学作为中国百年学府，本该是捍卫科学精神和学术尊严的楷模。莫说最令人不齿的抄袭，就算缺乏学术创新，都是清华的耻辱。而今，“抄袭事件”已沸腾数月，却不见清华拿出大众期待已久的调查处理方案，反而让涉嫌抄袭的汪晖教授入围“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这不能不让我为清华感到悲哀。昨天又据闻，在舆论压力下，清华于5月低调取消了名单中汪晖的名字。是耶非耶？似乎也需要清华大学将来组织的调查委员会，最终向社会作出说明。
2007年“抄袭者入作协”事件后，文学界、教育界的抄袭事件如井喷式爆发，一发而不可收。各色抄袭者亮丽登场，手段越来越新，级别越来越高，“抄袭主席”、“枪手主席”被媒体频频曝光，社会舆论更是扼腕愤怒。
如果说抄袭事件只是个人行为，那么“抄袭事件”暴露出的“道德溃坝”、“抄袭特权化”和“抄袭有奖”这三大误区，才真正令人惊心动魄。
第一误区：倡导“躲避崇高”，导致文化界的道德溃坝。
早在1993年1月，王蒙先生就在《读书》杂志（从1996年起，由汪晖教授任主编）上，发表了一篇颇有争议的文章《躲避崇高》。王蒙在文中明确提出“亵渎神圣，躲避崇高”的观点。一时间，“躲避崇高”似乎成为文学时尚。经过这种理论倡导，“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等价值混淆的作品，纷纷登场，走红文坛。
2007年9月，刚被法院判定“抄袭”的80后作家郭敬明，经王蒙介绍，“破格”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再度引起舆论哗然。面对非议，王蒙先生表示：作家不是道德楷模。此言一出，更使“抄袭者入作协”，成为社会广泛质疑的公众事件。
《躲避崇高》十几年后，汪晖教授和王蒙关照下的郭敬明，分别身陷抄袭门，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第二误区：抄袭特权化。
林毓生教授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介绍：“有人说汪晖主要的东西不是抄来的，抄袭帮助他节省了时间，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他的理论建树上，他借着抄袭才变成有世界水平的学者。”（6月6日评论周刊）看来，作为知名学者的汪晖，在抄袭上就有了某种特权。至于王蒙先生，在抄袭问题上似乎更有双重标准。一方面，王蒙公开批评抄袭现象；而另一方面，被法院判定抄袭的郭敬明，却由王蒙力荐，获中国作协会员桂冠。
如此，谁能抄袭似乎也成了一门学问，掺杂了某种“特权化”和“潜规则”。一般学者、青年作家是决不能抄袭的，否则就是人品不端；而有地位、有官职、有富豪身家的学者、作家，则可以放手抄去，抄抄无妨。纵然抄袭了也不能算抄袭，而是为“节省时间”，抵达“世界水平”。如此荒唐逻辑，怎不叫人啼笑皆非？
第三误区：抄袭者有奖。
自2007年加入中国作协，郭敬明可谓幸运连环：2009年7月，《人民文学》600期创刊纪念号，隆重推出郭敬明长篇《小时代2.0之虚铜时代》。2010年1月，由郭敬明《最小说》发起“THE NEXT·文学之新”第二届新人选拔赛，不仅王蒙等众多文坛大腕现场站台，而且《人民文学》更作为国家最权威文学杂志，直接参与文学选秀。2010年5月，文学名刊《收获》也刊发郭敬明玄幻小说《临界·爵迹》。难怪有人评价：“去年是《人民文学》，今年是《收获》，在纯文学的土地上，郭小四攻城拔寨，无往不胜。”
抄袭者不仅无过，而且有功；不仅不受到谴责，反而有奖赏，光鲜登场、风光无限。那么，抄抄何妨？于是乎，学术腐败、文坛抄袭，越来越显出“前仆后继”的剽悍态势。久而久之，中国文学的国家形象何在？中国学术的尊严和荣誉，又将如何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