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在倾盆大雨中过珠江的时候才想到，其实广州黄埔码头，就是父亲母亲1949年离开大陆的最后一站、最后一瞥。”

所谓了解，就是知道对方心灵最深的地方的痛处，痛在哪里。——龙应台

一、爸爸，把钥匙交给我

写这本书，做这个题目，当然，总是从个人开始——我自己的父亲是2004年过世的。怀念他的时候，我常想起一件事情，就是我把他的汽车钥匙没收了。

我父亲是湖南衡山一个山沟沟里长大的孩子，他到了老年，还是很喜欢游山玩水。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他80岁的时候，他还喜欢自己开着车，带着我的母亲在台湾环岛到处走。问题是，80岁之后，他开车就有一个现象出现了：他的车常撞人，出车祸。他就开得特别小心——特别小心的结果是别人会撞他。所以有一次他又撞人出车祸，在紧急刹车的时候，我的母亲因为强烈的撞击，手也断了。

我们兄弟姐妹就开家庭会议，说怎么办，如果有一天，真的发生非常严重的车祸，是不是就已经太迟了？他们的结论是：“应台，你去处理。”我的处理方式其实蛮简单的，我就坐到我父亲的对面，我们俩坐到沙发上，我跟他说：“爸爸，你把钥匙交给我。”他对他儿子的话不太听，但是对他的独生女的话是听的，他就像一头小绵羊一样，把汽车钥匙交给我了。我放在一个信封里头，拿着就走了。

我当时的逻辑是：我们付钱让你叫出租车，任何时候，你要到任何地方去游玩，叫车就是了。可是事后想起来，自从我没收了他的汽车钥匙，他就不再出门。也是多年之后回头去想，我才知道，我们去没收他钥匙的那个动作看起来很简单，而且非常合理，但是事实上，我们对于他这一代人的生活习惯、他们对于金钱的使用、他们人生价值的轻重缓急，有非常大的不理解。

回想这一件事情，让我体会到自己这一代人对于上一代的傲慢，我们对于他们不认识、不知道，而自以为是。

二、你父母的来龙去脉

最早想要写“一九四九”是在1999年。一九四九，对欧洲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年代。东德和西德也是在四九年分裂为两个国家，引起大难民潮。

可是思考这个议题的时候，我到了台北市政府工作，所以一放就放了十年。

十年之中，父亲过世，母亲失忆，使得我更感觉到时间的急迫。人总是到了四十岁之后才开始去想，你父母的来龙去脉是什么？他们走过的时代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基本上是想要对整个我的父执辈这一代人有一个新的认识。同时看到了这一整代人的凋零，想说再等就来不及了，我是不是可能用一个文学的方式，对这一整代已经剩下不多的人，做一个致敬跟告别。

三、错误的乡音

小的时候，我们住在台湾南部乡下，大家都讲闽南语，但自己的父亲会讲一种大家都听不懂的话。我还记得，他接到一通电话，他起码讲了半小时，很努力地讲，讲完了之后我问他说谁打电话来的，他说：“打错了。”打错了怎么可以讲半个小时？因为对方听不懂他的话嘛。所以花了很长的时间，他去了解对方说什么、对方想讲什么。后来把父亲的骨灰送回湖南，听到司仪念祭文，就是用父亲的乡音念。我才知道说，他这一生都被时代错置了，一个人的命运整个都被错置了。他讲一口湖南话，乡音，本来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人生下来的权利。可是，他不由自主地被时代丢在另一个地方，到那个地方之后，他讲的满口乡音就变成一个错置的身份，变成一个“错误”。他从此以后就不能用自己的乡音发表演讲、用自己的乡音念诗来感动别人，也不能用自己的乡音来说服敌人。本来乡音是他通行无阻的护照，现在反而变成一种“疾病”的象征，是一个标签──话讲得不好、话讲得不通。我们作为他最亲密的人，也要到最后，到人家去念他祭文的时候，才懂得。

5月30日，龙应台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香港科技大学校长朱经武的父亲有十三个结拜兄弟，一 起学开飞机，参加抗战，其中有好几个人在空战中牺牲了，他们的墓就在黄花岗陵园，她是来找这个墓的 （南方周末记者 麦圈/图）

四、采访自己的长辈

一个社会缺乏历史感的时候，你会对你身边的人漠视、不认识，因而不珍惜。你对你父母、祖父母辈的历史没有兴趣，因为自己的无知。因为无知，所以不知道珍惜。等到你稍微有一点了解的时候，生命的结构就刚好是他走的时候。

我鼓励所有的年轻人，赶紧拿个小小的摄影录音机，认真地去采访自己的长辈，去做他们的口述历史。因为，从个人的小历史中你可以看见真实的大历史，年轻人认真倾听身边的人说，很可能发现，长辈们所亲身经历的，和课本里头所教的，国家希望你知道的，竟然差距有那么大。

五、我没有“立场”吗？

你可以说我没有价值观的 “表达”，比如说，我不想对内战中的共产党或国民党做任何评断，甚至对二战中的侵略者或被侵略者、对正义或不正义，做价值裁判──很多读者其实对这会不太习惯。但是，你说，我没有“立场”吗？没有你说的某种“价值观关怀”吗？那当然有。一万个故事可以说，我挑选什么故事进来，放弃什么故事，我从哪个角度去叙述一个故事，那不可能没有观点，对吧？再比如说，一般人对1949的认知里，立即的联想会是蒋介石、毛泽东、宋子文等等人物，而这些人物在我的叙述里偏偏都不重要，我选择了“庶民”作为主角──那不已经是一种观点的表达了？差别只在于，我的观点由故事自己去承担罢了。至少我这么想，有没有做到，做得够不够好，就是另一回事了。

六、1945和1949

不熟悉台湾史和台湾现况的人，可能会很惊讶为什么写1949的书，会有那么重的1945的着墨。我自己起初也以为书的范畴会是1949这一年，但是，当我在思索美君和槐生，也就是我的父母亲，从海南岛踏上高雄港的那一刻时，我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岛上原有600万人，在日本人统治下生活了足足半个世纪，甚至站在日本那一方去打仗；他们突然看见两百万中国大陆的军队和难民一夕之间涌入，心中的撞击震撼一定是巨大的。如果不去弄清楚这600万人的历史情感是什么，我如何能真正知道美君和槐生这两百万大陆人面对了什么呢？这么一想，慢慢就发现，1949和1945有那样血肉相连的内在关系。

七、把集体的机器拆开来

流离迁徙是战争造成的结果，它里头还有国家或集体这个机器，战争是国家或集体机器决定的，大部分的人热血奔腾投入其中，是不会去冷静地思索、追问“何以致之”这个根底问题的。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后，由于权力主导历史诠释，人们也往往没有机会去追究，战争为个人真正带来了什么，为民族又真正创造了什么。

我不认为这是一本“反战” 的书。我只想把各种集体的机器拆解开来──不管是什么机器、不管是谁的机器、甚至不管是“正义”还是“不正义”的机器，我只想把它打开来，让读者看见里头孤伶伶的个人。读者看见了个人在集体中的处境，对战争与和平要下什么样的结论，那是读者的事。

书中有个日本兵的日记。他在白天是那个侵略机器的一
个螺丝钉，晚上在热带丛林的帐篷里，他写诗──他怀疑战争、他思念情人、他痛苦、他想回家。

我不想在这本书里讨论价值，那样的讨论在我从前的著作里不少，但是“大江大海”只想呈现，不想讨论。柏林围墙崩塌之前，守墙的东德士兵对逃亡的人民射杀，后来这些士兵都面临法庭审判──是国家集体的罪，还是士兵个人的罪？

死在战场、只留下一本日记的年轻日本兵，他应该为那个侵略机器负多大的责任？在日本殖民的台湾长大，被皇民思想灌输，光荣入伍的台湾兵，战争一结束就成为国际战犯判了绞刑──他的个人意志的自由有多少？他的绞刑是正义还是不正义？

书里头有两个台湾原住民，他们被国军“骗”上战场打解放军，一被俘虏，换个帽子就变成解放军，回头打国军。五十年之后才回到家乡。请问，谁又欠了他们的人生呢？

如果暂时抛开意识型态、政治角力、权力斗争的种种制约，如果我们能够把历史落在最根本的“人的生存意义”的本质上去看，很多解释，会不会很不一样？
我其实真不想裁判是非，我只想让读者看见生存本质的意义，看见结构的荒谬。裁判，读者自己会做。

“大江大海”的写作有很多难处，因为华人世界不同的读者群就有不同的历史认知、不同的历史情感，也就是说，每个地区的读者，他都“痛”在不同的点，而且往往彼此根本不知道对方痛在哪里。拿一个很微小的例子，比如说，全书我用“解放军”这个词，台湾帮我校对的朋友们校对时就提出疑问：“你为什么称他们为‘解放军’？不是‘共军’吗？”更直率的，就说，“你用解放军这个词来称对岸，难道你认为他们‘解放’了我们？”台湾的读者并不知道，“解放军”和“国军”这些词，在大陆都是包裹着“历史情结”的词。

八、难民的女儿

身为难民的女儿，在台湾的农村渔村长大，被排除在当地的绵密的传统关系网络之外，疏离是我的生存位置，跟所有热闹的核心的疏离。但是，我的情感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在闽南人的农村跟渔村中长大，我最熟悉的人，反而不是那些大陆外省的伯伯、妈妈们，我没有住过眷村。最熟悉的人们，是渔村里面、农村里面的那些人。你自然的对他们关怀，因为理解而关怀。我看到他们三更半夜的时候赤脚出海，我跟朋友们在海滩上玩的时候会有海难尸体漂上来，也看到朋友的家人去招魂。这个时候你不会想到谁是外来的、什么我是边缘的、疏离的，这就是情感的自然渗透。

看事情的位置疏离，不代表我的感情不投入。

九、战士授田证

随国民党来台湾的老兵，基本上，可以称他们是时代的受虐儿吧，青春整个都过去了。有那么多人当初是被抓兵抓来的，等于是说绑架来的。他被迫做了这么多年的兵，然后到最后得到一个没有田的“战士授田证”，一个以国家之名所给出的空头支票，这就是他的一辈子。

而在台湾的十七八岁、十九岁的青年人，当日本人开始要在台湾征兵的时候，曾经有一年是给一千个名额，结果有六十万青年要报名。报名不上还有要自杀的，很多人咬破指头写血书。

你如果用以前的那种忠跟奸的立场去分的话，那没完没了，是不是？一整代人都已经不在了，只剩少数，这个时候，可能某个程度可以抛开忠奸跟立场之分。战争时，台湾的年轻人，被日本的国家机器给包装、诱骗、绑票，然后送到南洋去为天皇牺牲。大陆当时的年轻人，被当时的国家机器所绑架，诱骗，送到国共的战场去。现在六十年之后回头去看，我们如果有足够的谦卑，以人的价值作为核心来看的话，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可以超越的。

十、简直就是亡国奴

帮我校对的一个台湾年轻人边校对边流眼泪，对我说，他看了书想起自己的爷爷。小时候看见爷爷和一群老友，常聚在一起喝酒、唱歌，一唱就是日本军歌，而且还互相抄着歌词，极为认真陶醉地唱。他在国民党的教育下长大，看见自己的爷爷唱日本军歌，那是多么让人瞧不起的事情，简直就是亡国奴。校对时，读了书中关于台籍日本兵的历史，才知道爷爷那一辈台湾青年是怎么走过来的，读书涕泣，是感受到，“爷爷一辈子太寂寞了”。

很多口述史都提及，台湾兵比日本兵还要残暴，那也很自然。比如说日本人1941 年打进香港，他们会把殖民地的台湾兵放在前面，当炮灰。占领了之后，最低下肮脏的工作，比如必须暴虐打人的工作，让台湾兵去做。台湾兵作为被殖民者，在那个环境里长大，可能就会有一种扭曲的心理，想特别向你的长官证明你很忠诚。怎么证明呢？就是打得比日本人还凶。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

十一、文明史的长镜头

为什么用“失败者”这个词？内战，国军明明白白是失败的一方；而台籍日本兵，二十万人去为天皇效忠，死的死，伤的伤，零落的零落，还有很多人，上了绞架，当作战犯处理，一辈子都不算数地回到台湾。你用军事的角度、政治的角度去看，他们都是失败者。

可是，你如果以人的价值和文明的长镜头去看的话，失败有它正面的意义，过了六十年。我们也许可以跳脱用战争史跟军事史的单一眼光来看过去，可以用文明史的长镜头来看看。

文明最核心的意义，就是人的价值。如果用文明史的眼光来看的话，那从各个路线逃亡到台湾来的两百万人，加上台湾经过五十年殖民历史的这六百万人，这两股在军事、战争中失败的人在一起之后，是如何努力地在转化价值观。不是军事和政治的“失败”，也许这种转换会更迟缓。

十二、集体这个大怪兽

不管是解放军、日军，或者是德军、苏军，我都看到那个机器里面人的原型。

就是说，人跟人加起来变成一个集体的时候，他会如何走样，回过头来异变成一个大怪兽，把你给吃掉。这个东西是非常清楚的。

变不变怪兽，要看人跟人的汇集，里头的那个人本身，有多大的反省、觉悟，以及反抗的能力。

我是很希望年轻读者看完这本书之后，会去思索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个人，在一个集体里，你和集体间的关系是什么？你这个个人，必须要有多高的警觉性才能避免你的那个集体变成一个失控的机器？

书里头的所有十八九岁的人，不管是在山东、十九岁时被抓兵的诗人管管，还是十七岁开始流亡的痖弦，还是台湾日月潭旁边的蔡新宗，或者是台东卑南乡的原住民吴阿吉，他们全部都是在十七八岁的时候，被国家那个大机器吸进去，一辈子就被“做”掉了。这，难道是无可避免吗？

我想这不是无可避免的，不是惟一的选项。一九九一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时候，美国的轰炸机，从法兰克福的机场，起飞去炸伊拉克和科威特。我印象深刻的是，2月，半夜里我会听到轰炸机轰隆轰隆起飞的声音，越过我家天空，往那边去。但同时发生的是，德国不少职业军人，带着枪和头盔，走到军营门口，把枪插在地上，头盔挂上去，然后就走了。就是说，他这个十九岁的人，在这种时候，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不同意集体在走的方向。也就是说，你不管是苏联红军的一员、纳粹德军的一员、国军的一员、
或者是日军的一员，那其实在测试，一个社会里十九岁的人，如果对于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有某一个程度的认识跟警觉，很可能那个集体走的方向是可以不一样的。

但是跟“集体”的关系很复杂，不是只有“对抗”而已，也有“合作”和“支持”的时候。

这包括我跟飞力普之间的讨论，他要去服兵役了──德国还有义务兵役。他说他绝对不愿意去服这个兵役，还把他们国家的基本法拿出来，说，第四条写的，我有不服兵役、不为国家打仗的权利。

飞力普坚决不肯去服兵役，他其实也有健康的合理理由，但是一切都得依法行事。后来的演变是，飞力普跟德国军部打官司，一审败诉，二审胜诉，他已经去上大学了。

十三、谢谢

书出版之后，那个打开记忆抽屉的能量就一直在滚动中，引出很多后续。其中之一，是柯景星的故事。他是个台湾籍监视员，奉命看守婆罗洲的战俘营。战后成为战犯被判处死刑，二审改判十年徒刑。

战俘营中关押着一个卓姓中国领事、他的夫人以及两个幼儿，柯看领事夫人两个孩子快饿死了，领事夫人请求他的帮助，他就设法偷偷地弄了一些鸡蛋，送给她养孩子。坚毅不屈的卓领事在日本战败前被日军杀害。书出来之后，有一天我从美国得到一个电邮，是一位卓女士的来信，就是这位卓领事的侄女，她说幸存的卓领事夫人曾经告诉家族这段战俘营的历史，交代家族将来若有机会要找到这位台籍监视员去谢恩。

事过六十年之后，这位有心的卓家后人，真的从美国飞到台湾彰化乡下去见已经九十岁的柯老先生，当面谢恩。柯景星的家人说，卓家人来谢恩之后，柯景星高兴到话盒子打开了，话很多。

柯景星在那个历史的会面后大概一个月，就过世了。

过了一辈子“错误”的人生，到最后竟然还听到一声“谢谢”，柯景星是少有的了。

十四、你所不知道的

我们太缺理解了，不只是下一代人对上一代的不理解，还有两个方面，非常严重的欠缺理解。一个方面是在台湾内部，外省人、本省人彼此的不理解。在台湾内部，两边的人，1949年，流到这个小岛汇聚，从此组成了命运共同体，但是其实不知道对方的情感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就这么将就着，凑合着，六十年来，自己心里的那个创伤，还是没有处理过。

另一方面，是海峡两岸，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不理解。这本书若在大陆出版真的可以有一个副题叫做“你所不知道的台湾”。大陆的人如果真心关怀台湾，先得了解台湾人。所谓了解，就是知道对方心灵最深的地方的痛处，痛在哪里。

倒过来，也是一样，你说，有多少台湾人真正了解大陆这六十年是怎么走过来的呢？

了解了，你也才知道有些创伤，即使过了六十年，还是需要诚实的面对、温柔的治疗。

十五、看见对方的伤口

如果你把一个人放在一个密闭的房间，你只能看见他，看不见他四周的墙或门或窗或镜，你看着他露出愤怒，沮丧，幸福或怀疑的各种表情，但你无法真正确定那愤怒是否真的愤怒，沮丧是否真的沮丧，幸福或怀疑是否真的幸福或怀疑，因为你看不见他面对面的墙上或镜里，究竟有什么东西；他所面对而做出的那些反应，究竟该怎么解释。你看见他，但是你不懂他。

我到广州寻抗战时的天河机场，到南京看大屠杀的现场遗址，到衡山追当年祖母扛着锄头牵着父亲听毛泽东演讲的地点。我发现，对大陆，我非常熟悉，也非常陌生。在我的对大陆的认知图谱上，有古代和当代的交错，有想象和现实的悖论，有文化和政治的价值困惑。我常常迟疑着不愿意立下定论，是因为我总想先看清那交错和悖论之间有多大的与真相的落差。我不那么急于审判或拥抱，是因为，我觉得我还看不清那个密闭房间里墙上镜里藏着些什么。

对或不对，我发现我是用长镜头在看大陆的。

长镜头看出去，面目也许清晰，但是，究竟怎么解释你所看见的呢？

一个德国汉学家和我聊中国。他说，从启蒙时代一脉相传至今的很多基本价值和规律，好像都被眼前的中国“崛起”给推翻了——这究竟怎么说？

我说，“原来你也觉得难办。”

既是故乡，又是异乡，非常熟悉，又非常陌生，正是一个最特殊的无可取代的视角。是的，如果有机会，我会很愿意在大陆的某一个城市一角住下来，生活一段时候，也许要那样，才能有一点点在泥土上赤脚行走的酝酿。

也许要有个小小的房子在闹市里——一定要有厨房的人间烟火——才可能让我慢慢看见墙上和镜里的东西，才可能看出愤怒真不真，幸福假不假，悲伤有多深，希望有多远。

不，我们不能把和平的寄望全部投掷在政治人物的握手和政治协商的签订上，因为政治人物和政治协商都很容易因为眼前的短期利益和权力争夺而变动。如果两岸的人民本身对彼此没有足够的理解，同情，尊重，和平是没有真实基础的。

我相信，如果你会看见敌人的伤口，你就不会拿起枪来对着他。

我发现美国诗人朗费罗说过一样的话，他是这么说的：“如果我们能读懂敌人深藏的历史，在他的生命里看见他的悲伤和痛苦，所有的仇视都会被卸下了。

2007年3月我自柏林去魏玛参加朗诵会，在魏玛错过误了下车时间。同车的德国旅客告诉我，再过六七分钟就是下一站，可在那里下车，再折回魏玛。这下一站就是爱尔福特。

此前我不知道爱尔福特这个城市。我所认识的德国“熟人”，比如马克思、汤若望、歌德、马丁路德等，起码在我的知识里，他们与这个城市也没有多少往来。我所了解的有限的德国掌故，也都与这个城市无关。因而我当时有一种很遗憾的奇怪感觉：与如此有名的城市魏玛只有几分钟路程的爱尔福特啊，你怎么竟会如此籍籍无名呢？从魏玛回柏林后，我特意上网搜索爱尔福特这个城市，似乎除了它是图林根州的首府之外，别无所长。图林根是我熟悉的一个德国地名，因为读中学时历史和地理课上都提到过萨克斯和图林根。因了图林根，我对这个城市增加了几分亲近感。

然而从今天（2010年6月1日）开始，我对爱尔福特这个德国城市的情感就不止是亲近，而是钦敬了。为什么？这个情感升华起于网上看到的一个纪录片 《解密东德秘密警察档案》。这是一部由我的朋友、北大校友周蕾女士制作的一个纪录片。

且说1950年2月，东德效法苏联的做法，建立一个兼备情报局和秘密警察的职能政府机构——国家安全部。这是一个以人民为敌的国家，因而这个部队编制的机构的主要敌人就是自己本国的人民。那时东德人常常在孩子早上去学校前告诫他们，这件事或那件事不可以在学校里讲，否则会有危险。他们与所有生活在极权社会的人一样，在讲政治笑话之前要先看看四周有没有不可信任的人。为什么他们会如此疑神疑鬼？因为有无孔不入的秘密警察。

这个秘密警察机构最初被安置在东柏林市中心亚历山大广场附近的一座普通居民楼里。随着它的快速膨胀，越来越多的房屋被征用，附近的街区甚至变成仿佛鬼城，行人不敢在那个地带驻足停留。

至1989年东德崩溃时，这个机构发展至拥有九万一千名正式职工的庞大规模。当时东德总人口是1700万，合180个东德人里就有一个秘密警察。在苏联，这个比例是1：600；在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这个比例是1：1500；跋扈一时的希特勒盖世太保也才不过7000人。除秘密警察之外，东德还有大约18万名线民。他们甚至在西德也发展了3000多名间谍，其中不乏身居要职者，如前西德总理勃兰特的助手吉雍。换言之，东德人，即便是逃到西德或欧洲其他国家，也很难逃出东德秘密警察的视线。可以说，东德是二战后所有极权国家中秘密警察控制最严密的一个。至80年代时，东德人还普遍都很悲观，认为这个政权还会存在很长时间，自己是看不到它终结的那一天了，其他任何关于政府倒台的想法都不过是一种幻想。

这一切的到来，对于每个东德人来说都感到太突然。1989年11月9日，似乎固若金汤、千年不倒的柏林墙竟然倒掉了，东德秘密警察的存在随之进入倒计时。11月17日，东德国安部紧急改组，22日决定销毁总部和地方各局的秘密档案。这个极权国家压迫人民40年的罪恶记录，旦夕之间就可能被毁掉。

就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上帝使用了一次在我心目中平庸无奇的爱尔福特人。1989年12月4日，这个城市的一名女医生发现，当地国安局办公楼里正冒出黑烟。这位女医生，“政治上真是很过硬”，立即意识到这是他们在销毁秘密档案。她迅速叫上四个女友，凭着勇气和正义感，赤手空拳冲进秘密警察的办公楼。她们要求接管档案，国安局当然不答应。她们很快搬来救兵，检察人员、警察和其他各色人等一时聚集了上千人，国安局销毁档案的丑行被制止。

抢救国安系统秘密档案的活动1990年1月15日蔓延到首都柏林，成千上万的柏林市民自发地冲进国安部大楼。此时，许多档案资料已经被他们撕成碎片，冲进来的市民便将这些档案纸片一袋一袋收集起来，共装满了16000个纸袋。除此之外，他们还有接收了3900万张档案卡片和足有180公里长的文件。

1990年10月，德国成立了受内政部领导的特别托管处，负责接收、保管前东德国安部的档案。1991年12月，托管处更名为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档案联邦管理局。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处理前共产国家秘密档案的国家机构。

1995年2月，德国启动了世界罕见的档案修复计划。24名工作人员开始对第一批装满碎纸片的档案袋进行整理。他们首先根据纸张颜色、笔迹、墨水等进行初步分类，然后再尝试拼接。令人沮丧的是，一个工作人员一天只能拼对出10张。经过10年的努力，他们仅修复了400袋破碎档案，相当于90万张纸的内容，占东德国安部全部秘密档案中的3%。照此速度计算，他们要400年才能处理完所有的档案袋。

2000年底，德国议会通过决议，要求政府启用计算机辅助来取代手工。德国政府便委托柏林弗朗霍夫研究院（Frauenhofer Institute)开发高速扫描技术。至2003年，该研究院宣布，把纸片贴在薄膜上，经传送带高速通过大型扫描设备，再由多台并行工作的电脑将撕碎的文件拼在一起，用这种方法，5年内可把6亿张档案碎片拼接在一起。档案的修复问题解决了。

早在1991年12月，德国议会即通过了《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档案法》，详细规范了对这批档案的收集、整理、利用、处罚等多方事项，并规定民众有查看与自己相关的秘密警察档案的权利。希望了解真相是人的一项本能欲求。迄今为止，提交查看档案申请的德国人共有170万人，相当于东德人口的10%。很多人曾经担心，一旦受害者查看了自己的档案，从中发现了那些告密者，那些曾把他们送进监狱的人的名字，他们会采取报复行动，会有新的流血事件发生。但事实并非如此。民众面对真相时的态度比一些政治家所预言的要理性得多。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禁感叹，假如当初那位爱尔维特女医生看到安全局办公楼冒黑烟而熟视无睹，结果会怎样？这部《解密东德秘密警察档案》纪录片中没有提及这位女医生及其四位女伴的名字。但我记住了爱尔维特，这个我曾经到过她的站台的德国城市。埃尔维特，在我心目中，你因这位女医生而不朽！
 
附记：昨天，2010年5月31日，中国的秘密警察对维权律师唐吉田、李和平肆无忌惮地耍流氓。他们怎么耍流氓？先把唐吉田的房门锁孔塞死，到唐家来帮唐吉田取东西的李和平请来开锁公司开门，他们又围上来指控李和平有盗窃嫌疑，强行把他带到派出所询问，并串通开锁公司要勒索他800元的开锁费。怎么样？这流氓耍得够肆意吧？真是太尽兴，太爽了！看罢此片，联想起昨天发生在北京的故事，我不禁感叹：中国的秘密警察，看你们的流氓能耍到几时!
 
2010-6-1燕北园

雷震是台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风云人物。他作为国民党高层核心人士，主持《自由中国》半月刊杂志整整十年，因政治理念与蒋介石南辕北辙，不断发生言论冲突。他进而筹建反对党——“中国民主党”，成为蒋介石在政治上最强大的敌手。他最终被构陷下狱。

关于雷震，台湾学界和政界向来评价很高。在1952年11月《自由中国》创办三周年纪念大会上，胡适当着参加会议的社会名流、国民党官僚和党外人士100多人说，“雷先生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台湾人应该给雷震造个铜像”。台湾学者任育德认为，雷震“不仅基于立宪主义原则对时局提出针砭，其思想的变化亦与外在政治环境的改变息息相关，而趋向于实践。这种思想趋向实践的思想特征，是同时代的中国自由主义者、立宪主义者所较欠缺者，也罕见于中国一般知识分子间。”在2009年“殷海光先生逝世40周年与《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先生逝世30周年”纪念会上，马英九表示，雷震“在戒严的年代，38年代创立自由中国，需要很大的勇气……他在戒严时期还能够提出……回归民主宪政，追求自由的政治体制，并且后来发展成自由的反对党，这些过程对台湾的民主发展都具有关键性的影响，也启发了好几代的台湾青年在自由民主这条路上摸索前进。”

但历史学家许倬云在《许倬云谈话录》中谈到雷震时说，“他原是国民党的人，也很不单纯，这个人不是纯从自由的理念出发……他为人深沉，也很有计谋。”许倬云的言下之意，似乎是说雷震是要撇开蒋介石，另立山头，有政治野心，动机不单纯。其实，雷震是不是“从纯自由理念出发”并不重要。推动历史前进的政治人物，其动机往往是很复杂的，不能简单地进行道德评判，关键要看他的历史作用。自由民主和多党政治已是世界潮流和历史大势，专制独裁才是倒行逆施。事实上，雷震和《自由中国》，成了台湾思想启蒙的文化源泉和日后民主运动的精神宝塔。

2008年，台湾实现了政党的第二次轮换，国民党取代民进党上台执政，这标志着台湾基本上建立了稳定的民主制度。这是儒家文化圈内传统政体和平转型为现代政体的成功典型。有人将这些归功于蒋经国的开明和远见，有人则归功于党外民主人士的不懈和坚持。无疑这些都很重要，却忽略了雷震对台湾民主的开创性意义。不管是研究台湾民主转型，还是研究儒家文化圈内的政治文化，雷震都是一座绕不过的高峰。

在雷震身上体现了两个方面的独特意义：他是知识分子，但与一般知识分子相比，他的意义更在于践行理念；他是位高权重的开明官员，但与一般开明官员相比，他的意义，更在于勇于突破他曾经依附的体制。

（2010年6月6日于长沙）

打从我记事起，“知识分子”就是同“犯罪团伙”差不多意思的。直到今天，讽刺、批评和攻击知识分子还依然是一种时髦。这几天，我做了一些梳理，有了一些认识与想法。首先，对比古今中外的知识分子的遭遇，我得出了下面三个结论：

第一，过去一百多年，特别是过去六七十年里，中国流放、坐牢、杀头和自杀的知识分子比例竟然高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甚至包括欧洲黑暗的中世纪。如果有人把整风、反右和文革中知识分子受难的比例算出来的话，估计要高出上个世纪中士兵的伤亡率。

第二，在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中，没有任何一个比中国的知识分子为这个国家、民族和个体的自由与发展而遭受如此深的苦难，付出如此大的代价。

第三，相比世界各国，各个历史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在过去一百年尤其是过去70年里面对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之恶劣，几乎是无出其右的。

上面的结论当然不那么科学与学术，但这些基本的事实都是很容易对照出来的。在为国为民为自己的奋斗中，中国知识分子可谓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可为什么始终抬不起头？或者总有人不许他们抬起头？

以前统治者要想折辱你，或者想转移一下“劳动人民”的视线，只要把你贴上“知识分子”的标签，就可以为所欲为。现在，不管是什么族群和团体（阶层），只要对现实不满了，或者自己的利益受损了，动不动就要拿知识分子撒气，什么被收买、犬儒、没有用、不敢站出来……仿佛这个国家是知识分子建立的，他们在管理和运转这个国家似的，你的苦难都是他们造成的——那么，知识分子作为整体遭受到比工人、农民、军人等大得多的苦难，又是谁造成的？

古今中外，一切极权专制和不民主的制度都是知识与知识分子的天敌，中国不但没有例外，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当血的事实摆在那里的时候，我们都不会否认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可中国知识分子境况之恶劣的一个突出特点却是：他们不但是统治者折磨的对象——这在很多国家出现过，包括前苏联等，却也是广大的愚民和暴徒们羞辱的出气筒——这一点在其他国家还真不多见。

当人们用“忧国忧民”来定义与要求“知识分子”的时候，他们忽视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对“知识分子”阶层的划分与定义。在当今中国，这个划分本身就是有政治目的的。知识分子不是石头缝里跳出来的，他们都是从社会各个阶层里产生的，充其量是更勤力读书、喜欢钻研或者更会考试的一批人而已。在现在的西方国家，知识分子根本不成其为一个阶层，他们产生于社会各个阶层，又存在于各个阶层之中。当今西方的各行各业几乎都是由有知识的人挑大梁。没有人会把经济危机、政治危机与社会问题归咎于知识分子头上。

从上面第一点，我们得到第二点：知识分子也是我们中的一员，也是人，有血有人，有家有室，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中，他们同农民、工人以及所有其他群体一样，应该先保证自己的生存权。而自从1942年后的中国知识分子，恰恰是生存权受到最大威胁的群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只是用来要求和约束知识分子的座右铭。然而，看看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泪历史，我们却可以说，世界上还真没有比中国知识分子更配享受这句赞誉的。

在这个国家的大多数时间里，知识分子在受苦受难，更多的时候是为国家和民族在受难。相比知识分子阶层来说，大多数人要就是保持了沉默，要就是成了帮凶，这当然是因为被统治者愚弄的结果，但却不应该成为借口，更不应该至今还不思反省，把全部责任推给中国知识分子……

作为一名涉猎多种行列，唯独没有当过“知识分子”的我，将在这组短文里谈谈我对知识分子的一些看法。主要涉及这么几个问题与主题：

当我们质问知识分子为国家和民族做了什么的时候，最好先了解一下：这个国家和民族曾经对自己的知识分子做过了什么。

当我们为自己的处境抱怨，从而把怨气发在知识分子身上，当批评知识分子成为政治正确，成为一种时髦，当知识被践踏，知识分子长期遭受统治者与愚民折辱的时候，我们的“处境”难道不是自作自受……

《论知识分子》系列之一2010-06-02

当我在键盘上打出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脑海里就出现了她的形象：体态阿娜多姿，脸上眉清目秀，特别是她那高挺的小鼻子，在我十九岁青春期的印象里，它如同阿尔巴尼亚女孩的热点，富有异国情调和浪漫意味，使她整个面孔变得生动起来，令我产生一种用手去摸一下的冲动，但在1974年，我只看过阿尔巴尼亚故事片，对它才有如此之联想，而且既便只有这个想法，在那个年代也是一种必须忏悔的罪过。她的先生是我崇拜的一位著名诗人，他访遍京城几乎所有的大诗人，比如臧克家，艾青，拜其为师，寒窗苦读，成就了满腹经纶，他因为诗词书画篆刻，样样出众，就被上级从旅顺玻璃厂调到大连群众艺术馆当上了编辑，那时我刚刚上山下乡，种田之余，热衷于诗歌创作，我把第一首诗投到他们油印的一本文学刊物上，虽然没有稿费，但它的发表依然对我精神上是很大的鼓舞，值此之机我认识了荆鸿，也结识了他新婚不久的太太宋美香，看到了阿尔巴尼亚式的高挺的鼻子。

后来，1978年我从大连市新金县泡子公社报考大学，被辽宁大学历史系录取了。1978年秋天我第一次踏进了省城沈阳高等院校的大门，成为粉碎“四人帮”后第二批大学生，而荆鸿则调往辽宁日报副刊部当上了责任编辑，他由工人编制正式变成了国家干部，在副刊专门负责诗歌栏目，虽然命运使然，我们的地位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对文学的酷爱和理想的追求以及彼此的友情一点也没有改变，我继续给他的栏目投稿，他不仅刊发了我许多组诗，还配发了短评，那时已恢复了稿酬制度，这些微薄的稿费收入，却使我在校园里衣食无忧，这些诗则使我闻名遐迩，当然，此间我也常去荆鸿家混饭吃，才发现宋美香并没有追随他调来沈城，因为她也喜欢写诗，本应与其同行，但她在旅顺玻璃厂当上了副厂长，她有了自已的更重要的事业，而且那时的大连人十之八九瞧不起沈阳，于是很长时间他们分居两地，偶尔她们团聚，荆鸿告诉我，我也赶去聚餐，和大嫂叙旧，我生活中有了什么变故，我也第一时间通知他们，或征求他们的意见。由于他大部分时间独居，我们的友谊进一步加深了。

1981年3月10日，我的妈妈忽然去世了，这突入奇来的精神打击使我心情悲伤，万念俱灰，我记得我的家那时已由大连市中山区友谊街1号，刚搬到西岗区226号2楼不久，一切来得如同狂风暴雨，实在难以承受，我在寓所里痛不欲生，一个人趴在窗台上凝望，隔着一排灰土色的楼房，就能看到大连医学院附属二院的太平间，妈妈的遗体就存放在那里，我刚刚与其告别，我觉得自已也应当随之而去，因为我没有尽到抚养和善待妈妈的责任，我总在拼命地写诗和读书，总是做着不切实际的理想美梦，但人生最好的一首诗就是妈妈，我永远的丢失了她，这首力作再也不能寻回。。。。。。忽然有人敲门，没想到竟是荆鸿和太太宋美香，他们听说了这个消息，一个从沈阳，一个从旅顺，专程急匆匆地赶来，他们含泪望着我的哭红的眼睛，好半天，大家默默无语，荆鸿坐在一张摇摇晃晃的木凳上，从黄书包里取出一包饼干。在那个年代，它是极其贵重的东西，他轻轻地放在饭桌上，只点点头，什么也没说，但宋美香始终站着，一边看着我家墙上挂的镜框里的照片，一边想着心事，若有所思，那里有我的妈妈，她穿着不合身的蓝色对襟的棉袄，和我坐在一起，她的微笑永远都是惨淡的，因为缺吃少穿，要拉扯四个大男孩，的确这个活儿很苦，所以她的眼神是忧郁的。。。。。。宋美香淡淡地说，维平，别难过啊，每个人都会有这么一天，走了的人，让她走好，活下来的人，还要继续奋斗啊。。。。。。荆鸿望着我的脸，与为我四目相对，但他太太宋美香则站在那里，侧着身子，我又看到了她那高耸的鼻梁，这时我已不感到新奇了，由于改革开放后外国电影越放越多，我知道了西方人有很多类似的鼻子，但我认为宋美香的鼻子，还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精品，她用手轻轻地掏出百色带蓝花的小手绢，在擦拭眼中淌下的泪水，我这才发现她哭了，她的鼻梁也湿透了，如果以前在我的记忆里它像高山，如今泪水就是怜悯的泉水，我想，是啊，妈妈死了，我还要活，而且要活出尊严，可是妈妈为什么要选择那样悲惨的方式离开我们，连招呼也不打呢？而真相究竟是什么啊？

我没有告诉荆鸿和宋美香，她死亡的原因，真的，至今我也不知道，悲剧的背后究竟是什么？我们总是在忍耐，由于种种原因，为自已或这个专制的社会寻找理由，自我欺骗和辩解，而又自我解脱，忘却人间的痛苦，只把真相掩埋。。。。。。我们安慰自已的话往往是：走了的人，就让他走好，活下来的人，还要继续奋斗，一切向前看吧！。。。。。。

是的，80年代初的我，的确做到了忘记过去，面向未来，我遗忘了文革中亲眼看到的那些死去的人们，也沉淀了为魏京生判刑而一时愤怒的激情，渐渐地淡忘了苦命的妈妈，在校园里开辟了新的生活，我不仅博览群书，成绩优秀，而且还在全国各地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了许多诗篇，当潘洗尘主编的《中国大学生诗选》出版时，在辽宁省的校院大学生诗人中，我是唯一的入选者。大学毕业后，我又分配到大连日报文艺部做编辑和记者，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后期，我又先后在新华社大连支社和香港文汇报工作十多年，虽然，此间地位和处境变了，但与荆鸿，宋美香夫妇的友情一点也未曾淡化，由于工作压力太大，荆鸿还远在省城，我们离多聚少，难得见面，但我始终没有忘怀宋美香1981年3月对我的抚慰和鼓励，我在很多不同的场合听到有人夸她能干，她在旅顺玻璃厂是主管业务的副厂长，而购进材料和销售产品是最重要的环节，他干得棒极了！有一次我参加旅顺的一个新闻发布会，当地一个主管经济的官员对我说，旅顺玻璃厂是国企，在其它多家企业大都亏损的情况下，它一直效益不错，其中宋美香的人脉关系和交际能力，曾起到很大的作用，我完全相信，因为凡是结识过她和荆鸿的人，无不称赞他们的珍重友情和乐于助人。人们常说，中国的市场经济就是“朋友经济”，似乎不无道理。

时间过得真快，到了1998年，我正值春风得意之时，我亲手创办的香港文汇报驻东北办事处，业务发展很快，我不仅本职工作做得如鱼得水，而且在国内出版的大型文学期刊《长安》上还发表了中篇小说，我正勤奋创作，拟攀登一个新的人生目标，但我不知道灾难的深渊正在向宋美香，也在向我慢慢地靠近。

那天下午1点多钟，我先是应邀参加了旅顺口区的一个由书记慕国生亲自主持的新闻发布会，结束时已是两点半，而五点钟又有另一个国际会议在大连香格里拉大饭店举行，会议内容非常重要，我必须出席，于是，我从旅顺口区委办公楼出来后，把车子开得飞快，我走的是旅顺北路，我早就打算要去看看宋美香，而她的厂区正好位于我回大连的途中，很巧，她也在工厂，我和她兴奋地握手寒暄，我又看到了她那阿尔巴尼亚式的小鼻子，它依然调皮地耸立在她的瓜子脸上，使我想起过去的峥嵘岁月，心中被一种辛酸和感恩的情绪所占据，我发现她保养得无与伦比，皮肤嫩白，笑容灿烂，她说：你要小心啊，每天那么忙，要参加很多会，还自已驾车。。。。。。忽然她严肃地问：你喝酒了吗?还把脸靠近我嗅了嗅，我看到了耸动的鼻梁隐现出皱纹，不论如何，岁月无情，我们都老了，我大笑起来，因为那个奇特而美丽的鼻子抖动了三下，象发生了地震，轮到我发问了：嫂子，为什么，你不调到沈阳去陪大哥？

她笑了，用手撩了一下乌云般的头发，这时秋天的风很是强劲，它卷着沙土迷住了我们的眼睛，或许看不清未来与此有关吧！她说，嗨，谁去那个鬼地方呢，辽宁大厕所！

我也笑起来，的确，我们大连人普遍对脏乱差的沈阳印象不佳。大哥好吗？我听说，荆鸿已离开了副刊编辑部，办了一张《美报》和一所新闻学校，虽说，我曾帮他办了一个相当于大学毕业的辽大历史系的函授文凭，但人才济济，名牌大学毕业生如泉水涌进的辽宁日报，似乎不象以前那么重用他了，我有些愤愤不平：为什么要办学校呢？副刊需要有著作的专家啊！

宋美香回答：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已经大半年没见到他了。。。。。。

我还想问问荆鸿的近况，不知道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事，但宋美香的秘书来了，她说，宋厂长，开会的人到齐了。。。。。。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想起10多年前的往事，有些依依不舍：走了的人，就让他走好，活下来的人，还要继续奋斗。。。。。。是啊，她这样冷静地对我讲过，多年来我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做到了，我对得起她安慰我的话，我想唤起她的记忆，我的嘴唇嚅动再三，话却又咽了回去。

她往前走了两步，显然我必须与其道别，因为我也有事，她说，自已开车，每天事情多，要小心啊？！

她用手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想起了1981年3月，他和荆鸿送我的饼干，我却想不到现在给她买点什么，我想痛哭，为自已的考虑不周而惭愧。但我竭力掩饰我的内心活动，我们又握手道别了，我说，早一点去看大哥啊，别忘了给我代个好！

她使劲点点头，我转身钻进轿车，拉起手制动，挂挡，加油，我和她说再见，我摇下车窗，又看到她高耸的鼻梁，与10多年前相比，没有泉水，却有几道光线在上面缠绕和跳动。。。。。。

我把她又一次放在记忆的库房里珍藏，却不知道这竟是永诀。

过了大概三个月，忽然有一天我接到了荆鸿的电话，他说回到了大连，有急事要处理。能不能给他出一趟车，我说，大哥的事就是我的事，客气什么？我推掉了一个重要的新闻发布会，马上赶到位于大连市中山区民泽湖附近的荆鸿寓所，我预感到情况不妙，但没想到事情的主角是宋美香。他们的家庭笼罩在一片悲伤的气氛之中，如同1981年3月我家那样，我看到荆鸿戴着一顶鸭舌帽，帽檐压得低低的，他的脸土灰色地显得阴沉，他平静地说：维平，你嫂子死啦！

啊！？为什么？我愕然。眼睛睁得大大的！

叫人推倒摔死了！

怎么回事？我追问到底。

原来，荆鸿得到的消息是：宋美香每天乘坐火车从大连到旅顺上下班，一般情况下，她在五点钟由公司出来，返回大连火车站的时间是6点多钟，当然，这很方便，她的家就住在一二九街的保险大厦旁边，距火车站仅一步之遥。那天她和工友韓某同行，韓是她的下属，工作上多有合作，人们多说韓的为人也不错。每天下班，由于韓的家也在市内，故他们时常作伴。

但那天有些蹊跷，或者说不同寻常，他们一边走，一边谈笑，宋美香是性情开朗的女子，韓某也大大方方的男人，她们开了什么玩笑，忽然韓某用手推了她一把，她正走在火车站的通道上，那道路是日本人设计的，一边高一边低，呈坡型朝汽车站延伸，而如果沿着一侧则靠近一排石墙，就是如此巧合，她跌倒了，头的一角正好撞在墙上，当时没有出血，也没明显的伤痕，据说宋美香爬起来还继续笑，好像没事一样，但几分钟后，她感到头晕恶心，神智不清，被韓某送到大连医学院附属二院抢救。但因脑部严重受伤，她静静地去了，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她的亲友没能与其告别，她就躺在1981年3月我妈妈呆过的那个太平间里，它位于大连二院的西侧，我的家与二院仅一道之隔，而宋美香正是在我妈妈闭上眼睛的地方，停止了呼吸，17年前她曾劝告处于痛苦中的我，节哀顺变，振奋精神。。。。。。而今，她躺在那里是否重温了旧梦？

于是，我拉着荆鸿和他的女儿，又通过旅顺北路，朝辽东半岛最南端飞驶，一路上我并不轻松，我脑海中又浮现出十多年的往事，更回忆起几个月前与她的最后一次会面，她淡然甜美的笑容，她细心温柔的安慰，她深切真诚的奉劝，一切都历历在目，声声入耳。。。。。。大哥低着头，不看我，也不看窗外，她的女儿正在流泪，我们谁也不讲话，过了很久，我下了决心，问：大嫂有很多钱吗？

嗯，他只这一句。那时银行还没搞实名制改革。

你给了她很多钱，对吗？我又问。

对，至少有几十万！不算她自已的收入。荆鸿非常肯定地说。

那么，谁最了解他，比如是他的同事韓某吗？

荆鸿不回答。显然这是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

过了半天，快到旅顺了，他才说，不知道，所以，早点打开她办公桌的抽屉看看，十分必要！

。。。。。。我加大了油门，马路两侧的树木在向身后急速倒去，很快我们赶到了旅顺玻璃厂，我和他站在桌子旁，仔细查看，但不料抽屉的锁已被打开了，她的同事说，她没锁啊，她就是这个习惯，荆鸿没有找到存折，只有几件无关紧要的东西，他说，真怪！家里什么也没有，这几年，她有工作，钱也不少，但一点积蓄也没留下。。。。。。

我提醒他：那么她死了，谁是知情者和受益者呢？

他又沉默了。。。。。

我听到了她的女儿的哭声，我的心碎了。她叫小丽达，记得她小时候妈妈工作忙，不怎么管她，由奶奶带，奶奶累了就逗她说，等奶奶死了，你怎么办？她那时很小，竟忽然说，反正那时我也长大了！这故事是宋美香说的，她还说，你看现在这些孩子，心有多硬！。。。。。。但事实证明，她长大了，心并不硬，只是奶奶还活着，妈妈却先走了。。。。。。

接下来一切都按步就班，有人导演，处理遗物，召开追悼会，火葬遗体，选找墓地。。。。。她们的家人很忙，我也出车相陪，对大哥我也多次提出了种种假设，并建议报案进一步查明原因，但荆鸿的一个弟弟说，已经向派出所报案了，警察做了笔录，韓某被拘留了几天就放了。旅顺玻璃厂主要领导的态度也很明确，他们是很好的同事，现场调查也没有另外那种可能它杀的嫌疑证据，所以，宋美香是意外死亡的，可悲并不可疑。。。。。。，一切都已了结了。

后来，荆鸿从沈阳辞职迁居广州，可能是为了彻底地离开触景生情的故乡吧，他另外娶妻新婚，我们一度中断了联系，我入狱了，他最初不知情，后来知道了，又开始寻找，直到2006年初我们久别重逢，我应邀多次小住广州番禺，他以书画和篆刻，扬名中外，发了大财，不仅拥有多处房产，还建起了位于广东省顺德市的两家博物馆和一家茶楼，在香港还自办了出版社，真是今非昔比，名利双收，事业如日中天了。

2007年的一个晚上，我们先在外面吃过了潮州菜，回到祈福新邨，坐在他的那栋别墅的大客厅里聊天，望着他和新妻的合影，我忽然变得心情沉重，话语噎喉，燥动不安，大哥看我欲言又止的样子，忙说：你怎么了？

啊，没啥！我想掩饰，吞吞吐吐。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你批评人家，人家有权，还能不抓你？全国这样的事多着呢，要从自身找原因！他说。

显然他误会了！我笑了，我想起了嫂子，假如她还活着，我肯定她不会这么讲。

他又说，忘了过去吧，一切重新开始，写写书法，吟吟诗歌，你已经成名了，书法能卖出去，我可以帮你嘛！

我抬起头，深沉地说，大哥，我想的不是这个啊！

是什么？

嫂子！

什么？你说小宋？他很惊讶。

嗯，我认为她死的太冤！太离奇！死得不明不白啊！我们应当查清！

哎，当时不是查过了吗，公安局就那么说的，我们有什么办法？他的眼里发潮了，暴露了内心深处的痛苦，他皱了皱眉头，再说，现在又过去了那么多年！新的证据在哪里找？。。。。。。

我说，可以从银行的记录找到线索啊，因为没有实名制，但她住处和工厂附近的银行有底账，她的钱可能存在方便的地方，我们可以查清，被什么人取走了啊！究竟是何人偷走了她的全部存款，他在本案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现在，我们有了钱，可以聘请一个律师嘛。。。。。。

但荆鸿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久久沉默不语。我眼前闪动着宋美香的鼻子，上面还挂着泪珠，我真想哭。我想说，大哥，这东西比房子，车子，票子，还要重要，但我不敢，我怕搅动他已经平静而富足的生活，他和新的大嫂会生我的气啊。。。。。。

后来，我回到了大连，把追查的建议告诉了我的律师朋友尹某平，他说时间太久了，难度太大，工作量太大，我可以免费帮你，但成功的希望渺茫，我仔细考虑，依我当时的能力，只好做罢。我的另一个公安局的老朋友说，估计其中另有隐情。但工厂的知情者，比如韓某等人已时过境迁，彻底封口了，领导又要息事宁人，而当地的公安也不愿有所作为。。。。。。他笑着说，中国的冤案太多了，这算个啥？你自已的冤案都还没平反，还管别人的闲事干嘛？！我看算了吧！。。。。。。

然而，我不能忘记1981年3月那个令我沮丧的日子，我耳边总响起她安慰过我的话语，正如那时我没查清妈妈自杀的真正原因一样，我也不知道宋美香为何会突然离世而去，经济上竟一无所留。我深感无奈，我猜想当初宋美香在奉劝我的时候，一定不会预策自已日后的遭遇，而政府在引导人民遗忘1989年的“64大屠杀”时也美其名曰：过去的事件让历史做结论，一切向前看吧！——这可能正是中国人的悲剧不断雷同代代不息的原因吧。

后来，在2008年秋天，我又去了一次旅顺玻璃厂的旧址，那天秋风正劲，我仿佛又看到了她用轻盈的小手撩起乌云般的黑发的情景，我重新感受到了她留在我肩膀上的体温，深感责无旁贷，但巨大的厂房已经推倒，残垣断壁，一片狼藉，某个房地产发展商正在兴建住宅小区，原旅顺口区经委主任，著名诗人李某义告诉说，自从宋厂长死了之后，这家工厂的效益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因为她交的朋友很多，事情就好办，产品也好卖，但此后举步维艰，连年亏损，后来多亏地价升值，海外招商，卖地皮工厂才赚了大钱，但从此旅顺玻璃厂也就消失了！他感叹道：那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啊！

是啊！岂止是一个经营型的人才，而且是一个心地善良生动活泼的大美人，但她就是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谁也说不清究竟是什么原因，也不知道她的灵魂走向了何处！只是她那调皮的高鼻梁还在我的心头永远地跳动，我隐隐地又听到她的话语：走了的人，让他走好，活下来的人，还要继续奋斗！。。。。。。如果我今天还理所当然的这样想，日后我会不会步她的后尘而去？于是，我把此言改为：走了的人，真相要查清，活下来的人，才能继续奋斗！

2010年3月25日，清明节前于多伦多，谨以此文纪念宋美香女士

1989年六四运动中，中共内部变革派和保守派发生冲撞，面对汹涌的民权运动，各种政治人物原形毕露。赵紫阳做为总书记，他要走一条宪政道路，邓小平、李鹏等则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一） 六四运动和赵紫阳的《改革历程》

根据赵紫阳在软禁中的录音写成的《改革历程》（香港2009年出版），叙说了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过程，其中对1989年六四运动的描述，更是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赵紫阳在被软禁之前，担任过七年国务院总理和两年中共中央总书记。照理说他曾是党内的“一号”，但实际的“一号”却是邓小平。赵紫阳的完整录音就如同他的自传，不但记录了重大的事件，也有他的心声。看了这本书。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当时高层人物的表现，赵紫阳、胡启立、万里等实际上是要走一条宪政的道路。另一些人如邓小平、李先念、李鹏等，他们要走的是反自由、反民权、反宪政的专政道路。

（二） 六四运动的过程和两派的争论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两派之间发生争论。一派以邓小平为主，他们认为胡反自由化不力，撤去其总书记职位是正确的，不要进行隆重的悼念；另一派以充满正义感、追求公正的大学生为主体，他们集会悼念胡耀邦，悼念爱护学生的总书记。党内发生分歧，在邓小平的默许下《人民日报》发表了四二六社论，把悼念胡耀邦的示威游行说成是“有计划”、“有目的”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于是众多大学生和社会人士走上街头、走向广场，表示抗议，要求更改社论的定性，要求肯定学生运动是爱国的。

党内发生分歧，赵紫阳等人支持民权运动，主张修改社论；李鹏则说，改了社论就会伤害邓小平，不但不改还要戒严、调军队进京。紧急关头，赵紫阳说出了硬话：“无论如何不做镇压学生的总书记”（ 《改革历程》p48），反对戒严，而且拒绝出席和主持宣布戒严的大会，最后被免去总书记等职务，他宁愿丢官也不愿镇压学生。

公民游行、示威权利是公民的表达权，推行宪政必须维护民权，赵紫阳做到了这一点，他主张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三）赵紫阳主张发挥人大作用，实质是削弱一党专政

1949年中国建立了一党专政，重大问题由中共中央决定，到1989年，已经有40年的历史。

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若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该如何处置？赵紫阳反复强调要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赵紫阳主张把学运问题，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按现行中国宪法全国人大是最高的国家权力机关，找全国人大做决断是完全合理合法的举措；当时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是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的，反对镇压学生运动，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很多人都同意或支持万里的观点。不久万里去加拿大访问，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时的学生运动是爱国的（《改革历程》P41）。

六四之前，赵紫阳看到党内已经很难解决关于学生运动的争论，他把目光转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他说：

“我当时考虑，只有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由人大这个权力机关以民主与法制的形式，来扭转这种局面。5月21日，我找阎明复谈了我的这个想法，请他转告尚昆，看是否可行。在这之前，彭冲找我谈过，他说万里在国外，他召开了人大副委员长会议，大家一致主张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他还到玉泉山找了彭真，彭真也赞成这样办。他们已写了报告给中央，要求万里提前回国。”

“21日下午，胡启立到我家，说人大常委要求万里提前回国的报告现在没有人批复，搁在那里。我就让胡启立告诉彭冲，有人大党组直接发电报给万里，促他提前回国。胡启立问可否说已经你同意，我说可以。随后我又给吴学谦打电话让他把电报发出去。后来据说李鹏又给万里发电报，不让他提前回国，可能是请示了邓，所以万里未能及时回国。”

六四之前赵紫阳准备将学运问题，提交全国人大讨论，这说明了他打算摆脱中共中央，把最高权力转给全国人大，走上民主法制的宪政道路，如果他的尝试成功，将会削弱甚至改变中国一党专政的体制，这在当时很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试探。尽管由于邓小平、李鹏的阻挠，人大会没开成，赵紫阳要走宪政道路的意向却是十分明显的。

（四）赵紫阳1989年主张制定新闻法

走宪政道路必须为民意表达、交流敞开大门 ，要保障公民的新闻自由权利。赵紫阳说：“学生要求解决另一个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是新闻自由问题，我在5月6日找胡启立、芮杏文专门讨论了新闻改革的问题，提出制定新的新闻法，着眼点应该是适当放宽新闻报道和言论的尺度。”（《改革历程》p41）

当时主持宣传工作的常委是胡启立，他得到赵紫阳的支持，在他的主持下，六四前中国的媒体出现了一段新闻自由的小阳春。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等刊载了民主人士的议论，广播电视也对学生运动进行了充分的报道，形成全国人人关心、人人议论的局面。

大学里更是热闹，在山东大学的学生宿舍区大字报贴满了墙，美国之音的广播打字稿贴在墙上，学生举着大旗上街游行，学生、教师共同举行大型报告会。之所以能出现这样的局面，是因为有一个主张在民主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总书记，和他手下的一帮人。六四前全国形成浩大的民权运动，很多城市百万人上街，这也是赵紫阳倡导新闻自由、民主法制的结果。

二十一年前，赵紫阳主张制定新闻法，时至今日在国内甚至议论一下新闻法的空间都没有了。

（五）赵紫阳的宪政道路与邓小平专政道路

通过赵紫阳的《《改革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89六四之前，中共高层存在这两派完全不同的主张。

赵紫阳反复强调要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他还说：“当时我总的想法实际上要改变过去长期形成和坚持的那种无产阶级专政的执政方式和制度。”《改革历程》（p293）

邓小平、李先念、李鹏等坚决主张镇压民权运动，他们既不召开政治局会议也不开常委会，而是聚集几位老人在邓的家中做最高决策，几个老人说了算，哪有什么民主法制可言。

邓小平说：“无论如何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受西方议会政治的影响，连一点这方面的痕迹也不能有。《改革历程》”(p274) 李

李先念说：“紫阳这个人学外国的东西太多了，这样下去不行，要告诉他。”（《改革历程》p195）

这明显地表达了两条道路地分歧，赵紫阳要走西方的宪政道路，邓小平等则要走苏联地专政道路

六四事过21年，要求平反六四、还政于民、推行宪政的声音不绝于海内外，邓小平等人调动军队，血腥镇压六四运动，其罪责难逃历史的审判。

2010年6月6日星期日于山东大学 13655317356  0531－88365021

倪玉兰律师   我此前没有听说过倪玉兰。这位漂亮、坚毅的女律师，1978年考入北京语言学院，在中文系获本科学位，后来又获得中国政法大学的本科学位。她年轻时在鲜花花丛中笑容满面的照片，我们许多人的相册中都有相同的一张。1986年开始她从事律师工作，曾在中国国际贸易总公司担任法律顾问、正义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而如今的倪玉兰只能在轮椅上坐着，而且露宿街头——在朋友的资助下，她们夫妇在皇城根遗址公园支起了帐篷，那就是她的生活和工作天地。她是这部新近完成的纪录片《应急避难场所》的主角，导演何杨。 何杨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毕业生，曾经在北京电视台做纪录片栏目的编辑。2003年秋天，是何杨找到我，介绍了胡杰先生的《寻找林昭的灵魂》。 在进入正题之前，先说几句。当然我们对于受害者抱有天然的同情心。那些人们无缘无故祸从天降，生命受到巨大戕害，家庭财产被扫荡一空，在火车上睡觉被人突然戳几刀，在等红绿灯的时候遭遇撞车，报纸上经常登有这样的事情。对这样的无辜的不幸者投去关注，表明我们身上人性的力量尚存，当我们体验到同情时，是对于我们自身人性的肯定。同情是我们作为人的“底线情感”。 然而有另外一些人，她/他不仅仅是被动的受害者，她/他们是在这个世界中的行动者，他们对于这个世界远非无动于衷，而是向来积极投入和热心参与。某种灾难的降临，甚至是他们自身的所作所为引起的，是他们自身行为的结果，是因为他们的争取、抗争、不屈——他们以自己的行为，释放了极富意义的精神和道德价值。因此，在她/他们承受着自己行为结果的同时，这个世界也因为她/他们，呈现了不同的面貌，赋予新的光彩。这就是古典意义上的“英雄”。 英雄有看得见的行为。她/他们对于这个世界表现出慷慨大度，她/他给予这个世界的，远非这个世界提供给他们的要多得多。我们对于英雄，所能报之的，就不仅是同情，而是尊重和敬重。如果说，同情触及我们身上柔弱的部分，那么，尊重和敬重这类情感，便焕发了我们身上富有力量的部分，召唤着我们本身对于这个世界的决心、期待、向往和行动。 而倪玉兰就是这样的当代女英雄。因此，当我们传颂倪玉兰的故事，不仅是她如何经历了酷刑，被五花大绑地捆起来之后，绳子还要往上拉，只听得“肋骨嘎巴嘎巴响”；不仅是她被人用膝盖死命挤压她身上的各个穴位，表面上不露痕迹，但是却疼痛得让人生不如死；不仅是她被摔碎的水杯割大腿根，“它是很钝的，不像刀子一割就是一个口子，他割了我很多次”，她说，乃至很多年之后才能痊愈；也不仅是她最终被打得腿萎缩，至今无法站立。那是2002年的事情。 片中的倪玉兰律师对着镜头清晰地记得申奥成功是在2001年7月13日，接着就是一场大规模的拆迁。2002年4月23日拆到西城区大四条55号赵家，赵是倪律师的邻居，作为街坊她与很多人都去声援了。倪律师在人群中拿了一部相机，悄悄地在一定距离之外进行拍摄。拿着机器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此，在众多声援的人们中，只有她一人被抓进派出所。本来说是治安拘留十天，可是一直没有放她，直至2002年11月27日，她因为“妨碍公务罪”被判刑一年，同时吊销律师执照。                                                                                     作者与倪玉兰  2010年6月3日下午，我去皇城根遗址公园看望了倪玉兰律师，她告诉我，这个所谓“妨碍公务罪”写在字面上的指证有两条，一条是“在拍摄现场拍照”，另一条是“扰乱办公秩序”（即在办公室大喊大叫）。后一条即是前面所说的，在对她施行酷刑时，她疼痛难当，只有大声喊出自己的痛苦。难道一个人在经历非人的痛苦时，不允许叫出声来？面对这么一个柔弱的美丽女人，需要什么样的心肠，什么样的铁手，才能够打得下去？被她“扰乱”的这个“办公室”，不是她自己要来的，她不可能自己跑到某个公共机构去妨碍别人的公务，而是有人将她从街坊邻居的拆迁现场捉到了这里。对一个手无寸铁的女性，如此挥动拳头、大动干戈，这有什么威风而言呢？ 这个为之让路的“奥运”早已经举办完了，那些因为奥运而遭遇强拆人们的痛苦，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这之后发生了许多事情，因为拆迁引起的矛盾在今天越演越烈，引起了民众更为广泛的不安和抗议。但是不能因为早些时候发生的事情，就可以淡化和忘却。实际情况是，正是因为更早时候人们的容忍，觉得那些事情离自己还很遥远，有人甚至会觉得为奥运所做的一切事情和任何方式都是可以接受的，于是事情一点点发展成为今天这样。 从此倪玉兰的噩运就开始了。03年刑满释放之后她开始为自己的不平遭遇上访。她从一名“律师”，进而成为“维权律师”，进而成为“访民”。而她又是一名特殊的访民，她是他们当中精通法律、有智慧、有见识的一位，因而赢得了众多访民的信任和爱戴，她替他们出主意，帮助他们理性地、和平地争取自己的利益。这固然会招来进一步的记恨，被说成是“出馊主意”。 2008年，倪玉兰位于西城区的家遭到了数次强拆，倪玉兰再次被弄到派出所，对她的殴打、虐待仍在继续。我不想重复倪律师的全部遭罪，如果将它们写下来，我自己就要再承受一遍，这个令人痛苦。影片中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有叙述，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克制的。不能回避的是后来导致她再度入狱的原因：在她已经被警察拽掉裤子的情况下，一名警察当着她的面掏出了生殖器，把尿撒到她身上。她不能喊“警察耍流氓”，只能喊“警察打人”。来人之后，这个警察反称她“踢打警察”，因为这一条，她又被判入狱两年，今年4月份才从监狱出来。片中的导演也是采访者何杨问道：这个人需要拐杖才能够站立，她怎么可能将警察踢伤？ 同样又是“妨碍公务罪”！这个罪名放在别处，可以令当别论；然而放在倪玉兰律师这里，这甚至不是对于她的惩罚，而是对于她的加冕——这位女公民除了与警察起冲突外，她在其余一切方面，都是经得起考验的，至少从法律的角度看是纯洁无瑕的。她两次被带到派出所都是在邻居和自家的被拆迁现场。无论如何，倪律师在家园被拆的现场，都不构成“犯罪”，不构成法律惩处她的理由，不构成让她去坐牢。拍照能算吗？那么余下来，她主要的“犯罪”地点，便是在派出所里？而堂堂“派出所”，怎么会成为公民触犯法律的场所呢？怎么会成为这么危险的地方，致使一个公民不止一次地在此获罪？ 这个倪玉兰于是特别了不起。她的“妨碍公务罪”，换句话来说，是对加在她身上非人做法的抵抗，是不屈服于那些不讲理的势力，那么，她就是“不服从”的罪、“不低头”的罪、“不配合”的罪。她丝毫没有危害社会，没有危害他人，她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记录，她只是被认为对警察（及他们所要执行的公务）构成了“危害”。一句话，小小倪玉兰，是因为与穿制服警察的“犯难”，才将“罪犯”二字烙在了自己身上。 她告诉我，08年被收进监狱时，作为“囚犯”她们要给管教写信，称对方为“尊敬的警官”，她却写道，“我是被称作罪犯的，倪玉兰，我本无罪”。与以往每回一样，这再一次给她带来不服从的惩罚。她的拐杖被拿走，多次被迫在地上爬行，受到当众羞辱。“假如你不是这样做，他们便不会那样对你，对不对？”我问。她第一次表现出茫然的神情，好像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倪玉兰，她的父亲是1949年前学法律的，母亲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她的丈夫是一位退休中学老师，目前始终守候在她身边。她的女儿在读大学，孩子也跟着受了不少罪。——不，前面说过，我不说倪玉兰的受罪，不说她的痛苦。她是一个目光如炬的女性，一个仗义执言的女性，宁折不弯的女性，一个高洁和骄傲的女性。她目前在公园风餐露宿，忍受常人所不能忍受的艰难，难道不仍然是一种抗争的方式？ 感谢纪录片导演何杨，是他将这位非凡女性带到我们面前。与这部《应急避难场所》差不多同时完成的，还有《吊照门》，主角同样是维权律师——唐吉田和刘巍，滕彪等律师在镜头之前有精彩的言论，在此一并推荐。刘巍律师是倪玉兰二审时的辩护律师，这也是一位有决断、有担当的女性，在这两部影片中刘巍律师都有“出演”。                                       2010年6月7日

●奥运、大庆、世博超级盛宴，一场接一场，不惜血本以证明极权盛世的存在。但权力的遮羞布丢光时，总爆发的到来就不远了。

 

●中国的繁荣是建在重重社会危机之上。（杜斌《上海骷髅地》）

距今一百年前，一九一○年六月五日，“南洋劝业会”在南京开幕，当时在湖州中学读书的少年茅盾曾和同学们前往参观，数十年后仍记忆犹新。那时，离清朝垮台已近，社会潜伏着深层的危机，朝廷不知，官员不知，一般民众也不知，表面上整个社会仍是祥和的，这场前所未有的博览会也没有特别森严的戒备，没有如临大敌的检查。那时候，清廷虽已老朽，对自身的统治却还有足够的自信，也没有给人民生活制造什么不便。

世博只是一场权力的盛宴

一百年后，当世博会在上海开幕时，按官方媒体的说法正逢一个千载未遇的盛世，然而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我们能感受到的只是一场与我们无关的“盛世”表演，又一场权力的超级盛筵，我们能感受到的只是权力的脆弱和不自信，无限权力调动资源的能力很强大，可以把国家机器高度动员起来，并採用一切高科技手段，来为这场盛宴保驾护航，一系列安保措施给人民日常生活带来的麻烦不用说了，更重要的是处处都掩饰不住权力视人民为敌的心态.表面上的繁华鼎盛遮掩不住骨子里的糜烂和自私，因为权力私有化，权力只为掌握权力者服务，失去了最后的公信力，盛宴再多，也只能证明权力生怕失去盛宴的虚弱与恐慌。如果一定要说我们生活在盛世中，那也不过是悬崖上的盛世，随时都可能跌落无底的深渊.

近年，不断有洋人出面来为“中国模式”叫好，先有《中国大趋势》，接着又有《当中国统治世界》，似乎西方世界正在衰落，中国正在崛起。如果将一切统治者不喜悦的资讯过滤乾净，我们确实只能看到一个漂亮的“盛世”，没有矛盾、没有危机、似乎万年永固的铁桶江山，又是奥运、又是大庆、又是世博，一场盛宴连接着另一场盛宴，一个狂欢连接着另一个狂欢，为了这些超级的盛宴，为了这些自我陶醉的狂欢，全能的权力可以不惜血本、全力以赴，这也是权力自我确认、自我强化的绝对需要，若没有这些盛宴与狂欢，权力担心眼下这个自己制造的盛世无法得到证明。

进入“权力去遮羞布”时代

然而，无论如何精心装饰，精密布网，总有许多疏漏之处，仅是一个接一个的杀童案就足以让盛世大煞风景，不用说各地不断发生的官民冲突，层出不穷的人为灾难……在那些可恶的杀童者变态扭曲的心灵后面，我们感受到的正是一个变态扭曲的社会，一个有正常判断能力的人都不难看出，政治制度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准的严重脱节，正在把眼前的社会引入不可预测的灾难当中。

这个社会仍然以权力为绝对中心，权力的膨胀和贪婪都到了前所未见的程度，历史进入了一个我们不曾遭遇过的新时代，一位自称胆小怕事、瞧不起自己的老教授对我说，今天已进入一个权力“去遮羞布化”的时代。权力之所以“去遮羞布化”，第一是因为缺乏权力之间相互约束、相互制衡的制度安排，约束权力的健康社会力量也没有机会得到迅速的成长，权力的爪牙可以四处伸展，无所顾忌。第二原本使权力不用赤裸登场的装饰品，比如乌托邦的那套说辞几乎已完全失效，没有人从心底里相信那些东西，毛时代比现在要严酷得多，可怕得多，借助革命的或者其他什么神圣的名义，权力随时可以夺去一个人的生命，就像许多人被迫自杀还要喊万岁，但是，那个时候毕竟还有大面积的人真诚地相信那套说辞，用说辞的美丽把嗜血的权力包裹起来，权力表面上看起来没有直接操刀，让人看清它的不义.

第三也是最主要的乃是国人权利意识在不断觉醒，对权力的真实面目看得越来越清晰，使权力无所逃遁。第四个因素是包括互联网、手机短信这些新技术的广泛普及，使权力的任何一个动作都不可能像昔日那样神秘化，更不可能神圣化，只能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丝不挂的登场。从一个大的尺度来衡量，这也许不是历史的倒退，而是历史的进步，权力被迫与我们直接面对，恰恰证明，我们离权利约束权力的时代不是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了。

每一天华丽上演的盛典，不仅不能消解那些潜藏在社会深处的危机，相反，只是将危机一层层地遮盖起来，等待着总爆发的日子来临，大量的迹象都可看作是示警。如果我们将这六十多年分为两个阶段，前三十年的矛盾累积、天怒人怨，通过邓的开放政策，将私人生活、物质上致富的空间重新打开而暂时消解，后三十年所积累的矛盾一点也不亚於三十年前，除了开放公共生活、在制度上精神上让国人过上真正有选择的正常生活，别无其他的路可走。

权力与权利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是高度扭曲、畸形的。媒体没有独立性，都在权力的管制之下，文化除了朝向对权力无害的娱乐化方向挣扎，其实也没有多少空间.权力高度垄断，不仅垄断全部政治资源，而且垄断着最重要的经济资源。民营企业虽已佔半壁江山，容纳了大部分的劳动力，根据全国工商联的统计，城镇居民七成以上、农民工八成半以上都在民营企业就业，但是许多行业仍然为国企特别是央企所高度垄断，近年来还有不断扩张的态势。

相比之下，民营企业的空间不是变大了，而是在缩小。特别严重的是权力对土地的垄断，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因为拆迁、徵地引发的矛盾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不断出现公民点火自焚的恶性新闻，意味着权力公开掠夺公民利益的进程在加紧，公民捍卫合法权益的代价极为昂贵.权力与权利之间日益尖锐的冲突释放出十分危险的信号，关系到这个变态社会向正常社会的演变最终是不是能以和平的方式完成。

既得利益者不断地为这个时代辩护，为权力的所作所为进行堂皇的辩护，但是在严密新闻管制之下披露出来的大量资讯，仍然以不可抵挡的方式每一天都在强化这确乎是一个“去遮羞布化”的时代。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在制度上提供解决社会矛盾、危机的出路，无论做什么，注定了都将无济於事。接二连三的杀童案透出了未来危机爆发的血腥气，以及不可预测性。掌权者如果具备人类的基本良知和判断，今天最应该张罗的不是一个又一个盛宴，不是自我讚美和诱惑乃至强迫人们讚美这个悬崖上的“盛世”，而是和民间社会一同面对这个失衡、扭曲的变态社会，寻找一条多赢、共赢而不是权力通吃的新路。

找不出这样一条新路，我们的社会最终很可能在失控、暴戾和动荡中化为灰烬.权力是世上最大的腐蚀剂，它可以腐蚀人的心灵，让人变得自高、蒙昧和无知，以为权力就是一切，有权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几千年来，在这块权力主导、不知权利为何物的土地上，依赖权力的观念如此根深蒂固，改变起来确实难乎其难，自上而下推动转型的希望早就越来越渺茫，通往一个正常社会的路也因此变得曲折，充满了许多未知的因素。

 国家政法委草拟了一个文件，大意是：当年邓小平提出：即便杀掉二十万，也要保住二十年。如今二十年已经过去了，请胡总再批一句：即便再杀掉二十万，也要再保住二十年。

胡锦涛心中虽赞同，却不敢落墨。便道：“请拿去征求江泽民的意见。”

江泽民心中也赞同，却仍觉得又要被天下骂，亦不敢批字。就道：““请拿去征求李鹏的意见。”

李鹏心中更赞同，但六四“逃功”未遂，正望着《李鹏64日记》底稿发愁，没好气地：“胡想杀就杀吧，干吗又来找我做挡箭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