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今年4月25日，童话大王郑渊洁在博客上单方面宣布退出中国作协，不过作家直到前天才拿到作协发来的“分手信”。前晚，郑渊洁在其博客上贴出了前日作协发给他的接受退会公函。至此，郑渊洁用一年时间接连退出北京作协和中国作协，他也彻底成为体制外的作家。

前晚，郑渊洁在其微博和博客上透露，中国作协来信接受其退会要求。在博客上，郑渊洁还把中国作协信函照片张贴在上面。中国作协创联部在信中表示：“4月25日，我会获悉，您声明退出中国作协。中国作家协会章程规定，会员有退会自由。5月11日，中国作协书记处决定，尊重您的意愿，接受您的退会要求。请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退回我处，谢谢。祝您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该信落款时间是“2010年6月4日”。

郑渊洁把这封来自作协的信称为“我本次生日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至于信中所说的会员证，郑渊洁表示已经21年未见过，但会全力去找。中国作协新闻发言人陈崎嵘昨天也证实已发出接受郑渊洁退会的信函，至于双方“分手”拖了一个多月时间，陈崎嵘表示，一方面是走正常的程序，另外一方面是一直联系不到郑渊洁本人。

今年4月25日，郑渊洁在博客中宣布退出中国作协，他给出的退出理由第一条是，不能与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曹文轩这样的作家为伍，他指责后者在玉树地震后前往小学推销自己的书；郑渊洁给出的另外一条退会理由是：“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难以促进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因为在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中有为数不少的根本不懂文学的各地作协的文学官员。”而在去年6月，郑渊洁已经退出北京作协。

对于作协会员多如牛毛的现状，陈崎嵘曾表示，中国作协的作用是服务作家、服务文学，“每年大概有几百万用于扶持作家进行主旋律创作，写不出来，就收回。在全国所有的作协会员中，专业作家只有200多人，是有‘皇粮 ’的。”回顾“作协门”，从山西省作协副主席李锐退出作协、作协会员郭敬明卷入“剽窃案”，到后来的武侠小说家金庸高调进入作协、“童话大王”郑渊洁高调退出作协，这一“进进出出”似乎成为一种“姿态”和“热点”，引发了人们对“作协”和“作家”的关注。在这一点上来说，作协的确在“知名度”上为作家提供了“服务”。

中国浙江省独立作家张建红(笔名力虹)获得保外就医，但病情严重需要立即送往医院抢救。与此同时，江苏省一名异议人士狱中病情告急。一些亲民主人士说，中国各地经受类似遭遇的异议人士太多，很难一一去给予足够的关注。

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入狱的浙江宁波市异议人士张建红获得保外就医，星期六由救护车从杭州直接送到家乡宁波的医院治疗。他的妻子董敏对外表示，张建红身患神经元疾病，肌肉萎缩严重，家属几个月来一直要求当局给予他保外就医，但拖延很久至今才予以批准。目前，他呼吸困难，需要靠注射营养液维持生命。

*独立笔会：力虹可能狱中受虐待*

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潘嘉伟说，有理由相信张建红在狱中受到虐待。

潘嘉伟：“因为他进去的时候身体也没有差到这个样子，怎么现在到了要插管才能得到养分的地步。我们担心他在监狱里面是不是受到了不人道的待遇。”

*力虹参与六四、同情法轮功被劳教和判刑*

张建红是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以力虹为笔名发表了许多敦促中国当局进行政治改革的文章，曾参与支持八九民运的活动，被劳教一年半。2005年，张建红参与创办思想人文网站《爱琴海》，次年撰文批评当局对法轮功的打压，2007年被当局判刑六年。

四川成都异议人士冉云飞以一个同行的身份说，张建红的所作所为值得人们的敬佩。

冉云飞说：“牢教出来后，他继续为六四、为法轮功辩护，使得遭受牢狱之灾。我觉得，无论怎么讲，这一点值得敬佩，应该引起我们注意。”

*异议人士杨天水保外就医不成 以绝食抗争*

与此同时，江苏省异议人士杨天水在狱中的情况近来严重恶化。他身患结核性腹膜炎和糖尿病等多种疾病，但其家属提出的保外就医被当局一再拒绝，因此他决定从5月1号起带病绝食，至今家属不知他的死活。

杨天水与强权抗争的经历与张建红相似，只是受到当局更严重的惩处。他也曾参与1989年民主运动，但被判入狱10年。2002年到2005年间，他在海外网站上发表批评中国政府的文章，2006年再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2年。

张建红和杨天水都是去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问中国时人权团体希望美国政府关注的个案。此外，总部在纽约的中国人权也在一个月前发表声明，要求中国当局基于人道主义考虑，准予两位异议人士保外就医，以便他们得到及时和急需的治疗。

*亲民主人士：帮不上忙感到力不从心*

成都异议人士冉云飞说，跟张建红和杨天水受到非人道待遇类似的案例太多，自己想关注他们，但感到力不从心。

冉云飞说：“最近几年，中国异见人士被送进监狱的情况真是太多了，一个人的力量真是没办法关注过来。但你没办法关注的话，作为一个同行，作为一个和他一起为推进社会民主自由做一点贡献的人，那内心里面还是感觉内疚的。”

香港中国良心犯后援会将张建红列为重点关注的狱中良心犯之一。后援会负责人之一蔡淑芳说，面对异议人士遭打压的局面，她能做的实在很有限。

蔡淑芳说：“ 我们觉得一个快要死亡的人需要我们去帮忙，但是我们作为想帮他的普通人，基本上没办法跟这个国家政权去争取一个人道的救援。”

由于写作谋生之路长期被当局阻断，张建红的家境非常贫困。他的母亲为儿子看病设立了专项帐户，在美国的公民力量负责人杨建利也为他设立了捐款基金。冉云飞、蔡淑芳等人呼吁民众捐款，帮助张建红渡过难关。

中国政府称依法确保人民的言论自由，但有关法规明确规定，互联网不得刊登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破坏国家统一的内容，但并没有对哪些内容违反这些规定做具体的界定。

“六四”像一根刺一样，嵌入我的身体和灵魂之中。我没有能力将这根刺拔出来，但我愿意用我的血肉滋养它。这些年来，我认识了当年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之一的刘晓波，认识了白发苍苍的“天安门母亲”们，认识了上书呼吁为“六四”正名的老军医蒋彦永，认识了带着遗憾离开人世的“包公”包遵信老师……我意识到，那一天我从不曾缺席，那一天于我是有份的。丁子霖老师死难的儿子蒋捷连仅仅比我年长一岁，如果那时我生活在北京的话，死去的那些孩子当中会不会也有我呢？所以，我也是一名“天安门之子”。

谁在帮我捍卫“六四”的记忆？

二零一零年五月三十日，阳光灿烂的周日，我正准备出门去教会做礼拜，忽然接到派出所民警老李的电话。老李吞吞吐吐地说，我们接到命令，从现在起，你出门由我们负责接送，原因嘛，你自己也知道。

这当然不是我第一次享受专车接送、保镖陪同的待遇。在二零零八年奥运会之前，我经常遭遇到跟踪、监视、电话被窃听、电邮被偷看的事情，但专车上门服务的待遇始于奥运会。此后，一遇到所谓的“敏感日子”，此种服务便不由分说地送上门来。这笔开支当然是天文数字般的“维稳”经费的一部分。

这一次，国保们再一次兴师动众，又是因为什么事情呢？我一拍脑袋才想起来：原来，那个日子又临近了。去年，也在在那个日子之前的一周，他们用同样的方式提醒我：不要忘记了！

那个日子，那个杀人的日子，那个凶手恨不得从日历上抹掉的日子：“六四”。我真要感谢党和政府，每一年他们总是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提醒我，不要忘记那个日子，那个日子与你有关。再没有比国保跟尽忠职守的记忆的守护神了。

其实，那一年我只有十六岁，在成都远郊的一个县城里，刚刚完成初中毕业考试。我没有亲历屠杀的整个过程，只是与父母一起在收音机前倾听千里之外的子弹的呼啸、伤者的呻吟以及逃亡者的哭喊。尽管从那一个夜晚开始，我过早地成熟了；但是，严格地说，我只是“六四”的旁观者和迟到者而已。

作为一名精神意义上的幸存者，我必须为“六四”写作，必须为捍卫记忆和历史而作。当凶手依然趾高气扬地君临天下的时候，这种选择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当我的写作迈过那条“红线”之后，我开始不能在中国大陆发表任何一篇作品，我的名字成了被网络审查软件自动删除的“敏感词”，我的电话有另一双耳朵在监听，我的家门口出现了便衣游荡的身影……即便如此，我不会向一个杀死人的身体还试图杀死人的灵魂的政权屈服。作为一名基督徒，我当然知道，他们是杀不死人的灵魂的。

人不能被随意杀戮。在许多地方，这却是一个被放逐的常识。在回顾二十世纪的欧洲的时候，历史学家索尔•弗里德兰德指出：“对这一阶段历史事件的一切研究都必须追踪或联系到奥斯威辛事件……在这里，所有的历史记录都达到了它的极限。”基于同样的道理，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六四”就是我们的奥斯威辛，就是拷问我们的良知的尊严的标尺。刘晓波二十多年来的坚持与抗争，以及此后将承受的十一年监禁的苦难，其源头都可以追溯到那一天。

在这个离“六四”还有六天的日子里，派出所的民警老李开车送我去教会，我坐在轿车的后排位置。副驾驶上坐的是一个外表斯文、戴着眼镜的年轻人，大概是刚从警校毕业的学生，手上还拿着一本新东方的托福单词手册。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他知道二十一年前的“六四”那天发生过什么吗？他知道刘晓波和丁子霖的名字吗？那一刻，我想向他朗诵刘晓波入狱前夕写的纪念“六四”十九周年的诗句：

年轻的亡灵
相信母亲吧
母爱是火
即使熄灭了
也会用灰烬兑现诺言

“六四”这天，国保陪我去图书馆

离“六四”越近，护送我的保镖便越多。从六月三日开始，只要我一出门，便有三个跟班如影随形。除了派出所的老李负责开车之外，同车的国保从前几天的一名增加到了两名。

“六四”到了，早上起来为天安门母亲和刘晓波祷告，愿上帝的公义和慈爱早日降临这片背弃神的徒弟。然后，我又要出门去首都图书馆查资料了。与昨天一样，早上九点我来到楼下，与三名护卫一起出发。一介书生去一趟图书馆，也能享受如此优待，只差前面没有安排一辆警车开道。

享受三个保镖一路护送的待遇，我还真有点“受宠若惊”。在中共等级森严的权力体系中，这大约达到了“部级待遇”的标准。即便是温家宝亲自探视过多次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去图书馆查资料的待遇也不过就是如此吧。感谢党和政府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解决了我上图书馆的交通问题。

九点半抵达首都图书馆，我进入社科图书阅览室，两名国保寸步不离。一名国保就坐在我的对面，居然选了一本名叫《法治不是童话》的书认真阅读起来。此时此刻读这本书，真是莫大的讽刺——他出现在这里，就是中国不是法治社会的活生生的证据。他大概是中国最幸福的国保了，到图书馆看书还可以领工资。

我找到一本名为《国家安全与表达自由比较研究》的著作，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言论必须不断自由，政府必须不断地培育宽容的心态，这对国家安全和个人安全都是十分必要的。……在任何一个宣称‘主权在民’的国家，领导人接受批评是其不可回避的政治道德责任。”这本书的作者是在湖南大学法学院任教的高中教授，这个研究课题居然还是一个国家科研项目。温家宝如此喜欢读书，为什么不读一读这本书呢？我真想向对面的国保推荐这本书，并让他通过特殊渠道将这本书送到温家宝手中。不过，我又想，他只是一个基层的小喽罗，哪有资格给温家宝送书呢？

到了中午十二点，突然有个年轻人走过问我说：“你是余杰老师吗？”原来，昨天我在推特上将国保陪同上图书馆的经历讲述了一番，并告知次日我还将到图书馆，欢迎大家前来“围观”。没有想到，果然有一个推友怀着强烈的好奇心过来与我会面。

国保也过来跟我说，中午我们一起吃饭吧，还可以聊聊天。我回答说，我没有兴趣跟警察一起吃饭，更没有兴趣跟警察一起聊天。我只跟朋友吃饭、喝茶和聊天，你们不是我的朋友，恕不奉陪。不过，我去哪里吃饭，你们要跟着，我也管不了，何况饭店不是我开的，你们要进去吃饭，饭店也不会拒绝的。

于是，我跟这位“推友”一起走出图书馆找地方吃饭，恰好旁边就有一家只有三五张小桌子的专卖“驴肉火烧”的小店。这家店虽小，看上去还蛮正宗。我们挑了张靠里边的桌子坐下来，国保们则挑了另一张桌子。

我跟“推友”边吃边谈。他大学毕业一年多，整整比我小一轮，二十五岁，也属牛，“六四”那年才四岁。这位“推友”说，他从网络上看到了许多关于“六四”的资料，当局不可能斩断关于“六四”的记忆。他还说，今天见面的场面真有趣，以前一看到“国保”这个名词，就联想到纳粹的“盖世太保”，心里真还有点害怕。当见到这些人之后，立即就不怕了，原来他们看上去也是普通人。我说，他们不是青面獠牙的怪兽，他们不敢让自己的恶行展示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大家都克服了对他们的惧怕，这些躲在黑暗里的家伙就会反过来害怕我们的。

吃罢饭，跟“推友”告别，我继续到图书馆里看书，国保们也继续着他们浪费纳税人钱财的工作。在互联网上，这样的“推友”有千千万万，他们大部分都是八零后、九零后的年轻人，许多人是在“六四”后出生的，但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天安门之子”。

二零一零年六月五日
便衣依然是一把椅子、一杯水，守候在我家楼下

每年六四前夕，都会有人发短信给我，叫我勿忘六四。昨天，也是一个陌生号码的短信发到了我的手机上：明天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我当然不会忘记六四。清早，穿上白色的衬衫，黑色的裤子——白色代表因忧国忧民而被杀害的六四学生的纯洁，黑色代表我对六四死难者的怀念和哀悼——我来到了毕节学院散步、静坐。

21年前的春夏之交，所谓的毕节学院的脸还没有被打肿充作胖子，还叫乳名毕节师专。当年，毕节师专，毕节教育学院，甚至毕节农校等大中专师生也如北京、如全国高校师生那样，举着标语，喊着口号，满怀爱国热情和美好愿望走上毕节街头，呼吁中共惩治腐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所以，来到当年的毕节师专纪念六四，是很有必要，也是很恰当的，这是不拘一格纪念六四的我今年纪念六四的方式之一。另外，我还抱着这样的幻想：也许，今天我会如去年6月4日那天，竟然会在毕节闹市区惊奇地见到一个陌生人公开纪念六四那样，在师专发现纪念六四的人，或字条什么的。

可是，我失望了。

偌大师专校园，就稀稀拉拉几个人在默默的看书，整个校园静悄悄的。

是的，现在的学生们不知道，21年前的今天，北京发生了屠杀乞求中共改革的学生的暴行，也不知道21年前的今天，自己所处的校园正处在一片悲哀和恐惧之中——此时此刻，天安门的屠杀，以及掩盖罪行的清场已经完成，报纸，电台，电视屏幕等等，所有党操控的媒体，通缉参加六四学生的逮捕令正在杀气腾腾穷凶极恶地发布着，大肆抓捕学生的警笛正在响彻云天撕心裂肺地叫嚣着。至于校园里为被杀学生私设了灵堂，那个参加到学生游行队伍中，名叫刘韵秋的女老师如何撕破裙子做成哀悼被杀学生挽联的细节，现在的师专学生，自然无从得知。刘老师因为参加八九民运成为特务调查的对象，最后远走他乡；她的哥哥则是2005年配合特务诱捕在文章里“造谣”说中共军队用机枪、坦克屠杀学生的我的党报总编，这，更是只有天知地知，你刘总编知道，我李某人知道的私密事件了。

一件罪恶，只有被人们嚷嚷得满世界都知道的时候，这才成其为罪恶。

所以，五四要嚷嚷得满世界的人都知道，让天下人都知道旧政权在91年前屠杀了几个请愿的爱国学生的罪恶；所以，六四要遮盖得满世界的人都不知道，让天下的人都以为新政权21年前没有屠杀了起码数百请愿爱国学生的罪恶。前朝的、他人的坏事添油加醋、无中生有地宣传，本朝的、自己的罪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也说无地矢口“扬弃”。

如此反伟光正而行之的事情给学生知道了，还有谁屁颠屁颠永远跟着我们走？教课书上的救星原来是杀星，红色鲜血涂抹成的江山，怎么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的。

与某个学生擦肩而过，我就自言自语般说一句“勿忘六四”。无一例外，所有学生都听而不闻、毫无反应。在球场，我发现这里异乎寻常的人少。我问一个穿着黄色衣装的学生：今天怎么这样人少，是不是因为今天是六四，学生被打招呼不许出来或是要少出来？回答我的，先是好几秒钟的满脸茫然，继而是“不清楚”几个字。

我虽然失望，但是，我并不抱怨学生。我最清楚，师专学生绝大多数是农村人，他们的家里没条件置办电脑，他们没有上网了解与官方媒体不高度一致的信息的条件。即使有电脑，他们也无从得知，宽带自诞生那天起，就被害怕真理、害怕真相的官僚和党棍用金盾工程，用网警，用五毛和谐成了窄带。而学校的所谓“教育”、“引导”，他们被恩准接触的媒体，起所作所为，都是在对他们进行思想阉割，他们距离独立思考和完整人格，已经渐行渐远了；他们对于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对于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的先师遗训，已经达到人家期望的听而不闻、弃如敝履的最佳状态。

现代化的愚民政策，不是让你不接受教育，而是让你只接受一种教育。

“大力繁荣校园文化，加强改进大学生政治思想教育”，这是挂在师专老图书馆楼房上的一幅再特色不过的校园标语。我不知道，这是六四前夕专门挂出的警示标语，还是纯属巧合的例行公事。我只知道，这是一个矛盾的口号——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也不能丰富校园文化，而是为了和只能扼杀校园文化和思想。可是，别说学生，就是学校的讲师、教授们，有几个清醒如我？

办公大楼前，有个彪形保安立在那里。这是屡屡发生校园屠杀事件后增设的保安，还是六四这个敏感时期临时加强警戒的措施？我不得而知。那个具有什么级别书记头衔，曾经在我落入特务监狱之后给我妻子打招呼，叫我妻子不要接受海外媒体采访的人从那边走来了。日出而作，他是提前上班，还是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执行特殊任务来了？我仍然不得而知。

我只是多次风闻，六四刚刚发生的那几年，以及六四届满十周年、二十周年的重大纪念日，师专大小头头脑脑，学校保卫科全体人员，甚至还有随时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警察等等，都要连续几天，日以继夜地坚守在学校，一刻不停地注视着校园每一个旮旯角落的任何风吹草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么，那几个来自大洋彼岸的外教教师，在事关自己生死存亡的维稳大事面前，老外当然不能享受外交豁免权。因此，对他们进行暗中的重点监控，以免这些家伙干出干涉中国学校内政、伤害中国校园人民感情的事情来，是千万不能失之大意的。

现在，有许多双阴毒的眼光在监控着这静悄悄的校园蛛丝马迹，有多少个超灵敏的鼻子在嗅着这静悄悄的校园的异常气味？学生和外教们知道自己正在21世纪的今天被当作准犯罪嫌疑人给人家盯着，怀疑着，防范着，还能如此按部就班，气定神闲地读书、教书，生活、工作吗？

我曾经是师专很受欢迎的记者，和那书记打过几次交道的，听说他奉命给我妻子打那样的招呼之后，我对他，在感情上也就不由自主般疙瘩起来。我不愿意见他，我想他更是不愿意在这个要命的时刻看见我——他看见我这样的，已经很不受欢迎的敏感人物此时此刻来到他这个敏感地界，会不会弄得静悄悄的校园立时沸反盈天？

我还想：假如他们能够像黑客侵入我的电脑里面盗取他们感兴趣的东西那样，他们已经掌握了侵入我的大脑，能够知道每年六四期间的我都干了些什么勾当，知道此时此刻的我满头脑思想的都是六四、都是屠杀，完全清楚我正在散步的表象下搜集着写作素材，在肚子里打着《六四的校园静悄悄》的腹稿，那么，这个静悄悄得令人感到窒息，静悄悄得令人感到悲伤，也静悄悄得令人感到似乎随时都会爆发出无声处惊雷的校园，完全有可能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变得如21年前的天安门广场那样，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狼奔豕突，警笛哇哇，枪声叭叭……

下午，我还是再次来到校园散步、静坐。仍然没有标语，没有口号，更不会有游行队伍。除了办公大楼那个保安，新图书馆下面林荫小道上也有一个游走着的保安。这个不知是今天增设，还是平常时候也有的保安几次望向静坐在花池边上的我。是我的黑白打扮本身怪异、抢眼，还是他本身就是负责注意异常人和事的？只有他自己明白。

惟愿六四22周年，23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学校师生们不用翻墙，就能够从教科书上知道六四真相，知道2010年6月4日，有一个人，白天孤独地来到他们校园散步、静坐，哀悼六四死难者；晚上，就在距离他们校园一墙之隔的地方，这个人还如21年以来那样，独自点亮起好多支蜡烛，为六四受难的亡灵送去星星点点希望、温暖的光芒。

我的孩子如果没有去到大洋彼岸留学，他也不可能知道更多六四真相，更不可能如今天那样，在自由的美利坚合众国旧金山参加六四21周年系列纪念活动，虽然他不是毫无顾虑的——他不害怕外国人，他害怕他的“同胞”。

我期盼、我祈祷，自2011年6月4日开始，未来的每一个六四纪念日，我的电话都会被没有顾虑的师生等打响，我的家门都会被毫不犹豫的师生等敲开：走吧，到我们学校去，让我们在一起纪念六四，让我们一起为所有六四的死难者，为中国，为古今中外所有遭受专制独裁政权迫害而死于非命的人们默哀！

【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2010年6月5日香港讯】2010年6月4日，是“六四”21周年纪念日，在香港维园球场，15万民众出席参加支联会（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主办的“六四”21周年烛光悼念晚会，创造了出席人数的历史新高。在晚会进行的当日下午，超过50个以上的在港关怀“六四”、纪念“六四”、推动人权与民主的团体，在维园举办宣传、推广和展示活动，独立中文笔会也布置了展位，展示多种与“六四”主题有关和人权、民主内容的书籍、刊物和文宣品，如《零八宪章》、《寻访六四受难者》、《六四日记》等，呼吁在场民众关注和声援因言获罪的狱中作家刘晓波、谭作人、黄琦、师涛、力虹等，要求中国政府释放所有在狱作家和维权人士，开放言禁、报禁，尊重基本人权。

为响应柏林国际文学节在今年“六四”纪念活动朗诵四川诗人廖亦武的诗作《大屠杀》的倡议，独立中文笔会的展位现场播放由廖亦武本人朗诵的该诗歌作品的录音，廖亦武倾注身心全部力量和感情的朗诵，感动了很多路过驻足倾听的学生与民众。

据在场的独立中文笔会多位会员观察，从参观下午的众团体宣传展示，到晚间入场参加烛光晚会，今年一个极其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成群结队的八零后、九零后的青年人，络绎不绝，占了参加人群的半数以上。

来自中国内地的人士，也明显增多，自下午起，独立中文笔会的展位上就不断有从内地来的学生与民众观看展板、捐购书刊和与笔会人员热情交谈，了解资讯，表达关切。独立中文笔会当日参加纪念活动的有潘嘉伟、蔡咏梅、武宜三、蔡淑芳、陈兴邦、彭凯等十数位居港和在港会员。

图片说明

图一：独立中文笔会展位前，一位来自大陆的青年学生被展示板上有关廖亦武的介绍吸引，拍照留念。青年学生背后的双肩挎包上张贴了他自己制作的标牌，上书：“大陆学子奔赴香港，感受自由之薪火，民主之热浪。”

图二：民众在独立中文笔会的展位前驻足阅读展板上的介绍。

图三：两位“九零后”的女学生正在展位前阅读对刘晓波、谭作人、黄琦、师涛、力虹等狱中作家的介绍。

图四：一群身穿校服的中学生经过独立中文笔会展位。

六四前夕，德国笔会年会在德国北部城市奥斯纳•布吕克市召开，该市的市长、德国笔会主席和笔会理事都参与了这次会议，晚上在当地的剧场举行了音乐与作品朗诵会，由德国演员朗诵了中国，伊朗和古巴等多个国家作家的作品，重点朗诵了中文独立笔会作家力虹的作品，同时朗诵的还有刘晓波，廖亦武的诗作。周勍与土耳其女作家做了现场对话，还与演员一同朗诵了周勍的近作《和恐惧赛跑》，朗诵会参与者超过200多人，现场氛围颇为热烈。土耳其女作家匹娜感谢所有签名支持并关心她的中国同道。

左到右：左二德国笔会会长斯塔色先生（J. Strasser）左三布吕克市市长，左四德国笔会理事长左五德国笔会副主席赫里斯塔女士（Christa）

朗诵的演员和钢琴家

周勍与德国拍摄苏联解体时叶利钦爬上坦克著名记者，笔会副主席赫里斯塔女士（Christa）

匹娜和周勍

任畹町（1944年9月6日－）原名任安，著名异议人士、自由撰稿人、人权活动家，因在 “民主墙运动”中发表《中国人权宣言》组建“中国人权同盟”，于1979年被逮捕并以反革命罪判劳动教养四年。

任畹町1944年9月6日出生于江西省。1964年，考入北京建筑工程学院。1969年，被指为“叛国投敌”和反对“文革”而关押批斗。1978年，任畹町参加北京“民主墙运动”，创建“中国人权同盟”——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第一个人权团体于1979年1月1日成立，并担任负责人，负责出版油印刊物《中国人权》，起草《中国人权宣言》于同月5日七人联署在北京“西单民主墙”发表，全文19条包括：“要求思想言论自由，释放全国思想言论犯”；“要求宪法切实保障批评和评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权利”；“给予少数民族充分的自治权”；“要求在全国实行普遍的公民直接投票，选举国家领导人和地方各级领导人”；“逐步取消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向全社会所有制过渡”；“要求我国政府与苏联政府开谈判”；“要借鉴西方的传统民主和文化”；“要求国家切实给予出版印刷权”；“要求职业自由，穿戴自由，迁徙自由”；“取消检查制度，创作自由，新闻自由”；“要求边界开放”；“呼吁世界各国政府、联合国、人权组织及公众给予支持”等。同月9日，“中国人权同盟”成员傅月华因前一天组织上访人员在长安街上举行“反饥饿反迫害要民主要人权”游行而被捕，标志着当局对“民主墙运动”镇压的开始。3月29日“中国人权同盟”对外联络人陈旅和民刊《探索》主编魏京生也被逮捕。任畹町为呼救他们，六天后在“西单民主墙”张贴《中国人权同盟再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的公开信》等大字报，当场被警察抓捕，后被劳动教养四年。

1983年4月，任畹町“劳教”期满获释，此后任北京市设备公司会计师、北京经济科学研究所不挂名副研究员。1987年起，当局发动“反自由化运动”后，他开始在香港、台湾和美国报刊上发表政治评论。

1989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病逝，北京学生因悼念而掀起抗议运动。4月21日晚，任畹町在天安门广场发表《悼念胡耀邦为何爆发民主运动》的演讲，此后到各大学演讲十余次，包括《八九·四月民主运动的历史任务和奋斗目标》、《四月民主运动向何处去》、《等候召开人大是纯粹幻想》等，演讲稿发表于香港、台湾报刊。同年6月9日，“六四屠杀”后不到六天，在家中被捕。1991年1月9日，任畹町在法庭上作题为《八九民主改革与主权在民──驳反革命煽动罪》的辩护演讲，同月26日被法庭判定“罪恶重大，无悔罪表现”，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判刑7年并剥夺政治权利3年。

1996年6月9日，任畹町刑满出狱。1998年9月﹐任畹町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党北京筹委会，11月创议组建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备委员会。2007年，起草《07人权宣言》，组建“中国人权论坛”，创办“中国人权卫士网站”。

2007年9月12日，任畹町离开中国前往香港、欧美各国讲学访问，2008-09年任巴黎政治学院及法国人文科学之家访问学者，后定居巴黎。著作有《任畹町文集》、《任畹町文集新编、选编、补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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