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破空:台湾首富,北京打造

“不自杀协议”,世上还有这等协议?那是深圳富士康公司连续发生十几起员工跳楼自杀的惨剧后,由该公司高层推出的最新举措(因遭员工拒绝而无法推行)。这等耸人听闻的“协议”,能够,也只能够出现在冷血而无奇不有的当今中国。

据内部人反映,工资低,是富士康员工的自杀主因。该公司多数员工的工资,由底薪600元外加保险费、加班费等构成,总额大致为1800元(人民币)。这等工资水准,早在20年前的九十年代初期,在广州、深圳、珠江三角洲一带,就很普遍,就当地物价而言,那等工资,当时就让人感到手头吃紧。不料,20年之后,仍是这等工资水准,而20年间,物价已经不知飞涨了多少倍!

低工资,使富士康工人连起码的上街消费能力都没有,作息范围只能局限于厂区,心理扭曲可想而知。而无休止的加班,尤其加夜班,两头见黑,更倍添心理压力。于是,跳楼自杀者,前赴后继。

而他们的老板,竟是富甲天下的“台湾首富”郭台铭!此人初到大陆发展,是1988年,在深圳开办小厂,号为“富士康”,工人仅一百余人,加工生产电脑插件。依靠出口,20余年间,富士康每年营业收入猛增50%,到2009年,富士康营业收入达到406亿美元,预计今年将达546亿美元。如今,在各地,富士康拥有员工60万,仅在深圳一地,所谓“龙华科技园区”,就挟有员工33万。

这个“龙华科技园区”,以高大围墙与铁丝网环绕,与世隔绝,被称为深圳的“城中之城”,外国媒体称其为“紫禁城”。郭台铭号称“军事化管理”,不如说是“监狱化管理”。公司规定之一:员工上厕所,不得超过5分钟。昼夜加班、连节假日都几乎丧失的员工,沦为不折不扣的当代奴工。

低工资,“血汗工厂”,“首富”,多么不相称的一组名词!正是中国大陆廉价的土地、廉价的工人,尤其那个纵容“血汗工厂”的政治制度,打造了“台湾首富”的神话。

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何止于国内?中共腐败集团与台港、外国奸商的勾结,早已如胶似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中共献中华之奴工,结奸商之欢心。这就难怪,国内外奸商,都齐声唱好中国现行制度,公开表示,不希望中国改变。在香港,中共冷对“港人治港”,而热衷“商人治港”;在台湾,中共紧紧抓住台商,图谋打造一支特种部队—-颠覆台湾的“特洛伊木马”。

早在2001年,郭台铭就同意在富士康内部建立中共“党委”,成为接纳共产党组织的首家大型台资企业。该企业“党委”成立之日,包括时任中共深圳市委组织部长、后来出任深圳市长、终因贪污入狱的许宗衡等出席致贺。至此,郭台铭正式亮出其红顶商人面目。

有中共党委监控的富士康,不仅超时加班,而且强迫新员工签订“霸王条款”,逼使他们变相卖身。保安甚至可以打骂员工、限制员工人身自由。这一切,不仅严重违反有关劳工权益的国际条例,也严重违反中国《劳工法》。但,无视人权的中共当局,不仅听之任之,而且纵容有加。

富士康出事之后,中南海指示,限制新闻报道,要求所有媒体召回前往深圳采访的记者。官媒大鳄“中央电视台”,在最初不经意地报道过富士康事件之后,转而只字不提。郭台铭们,大可“感恩戴德”,因为,只有大陆这片血汗的土地,才能让他们自“血汗工厂”中发迹;也只有大陆这等罪恶的制度,才能让他们谋财害命的罪恶得以逃避追究,而受到庇护。

都知道中国经济增长、财富积累,却鲜有人知道,中国工人的工资,占中国总产值的比例,竟日益减少。这等“中国模式”,与他国经济发展模式完全相反。让富者愈富,让穷者愈穷,这便是从邓小平开始,中南海不变的“治国”逻辑。富士康惨剧,是“中国模式”的写照,但也仅仅是冰山一角,无数的“富士康惨剧”,隐没在暗处,令国人麻木。

工人遭压榨;工人权益无保障;工会形同虚设,甚至沦为资本家或政府的帮凶。这一切,都是中共“制度设计”的结果。与之形成反讽的,则是,中共所谓“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政治口号。黑色幽默,莫甚于此!

不堪压榨和侮辱的富士康工人,接二连三地自杀。与其自杀,不如起而抗争?然而,他们没有抗争,或者说,暂时没有抗争。因为,中共长期的愚化和奴化教育,已经使他们钝化到这等程度:以为自己命不如人,命薄如纸,只有自杀的选项,而无抗争的出路。

他们似乎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人权”二字。争民主,如果为大陆争得像台湾那样的民主,因遭盘剥、无处申诉、进而自杀的这等悲剧,基本可以避免;有说教育程度不高的工人,不懂权益,但在民主制度下,即便他们不懂,也自有人出来代言。民主的台湾,就是现成例子。哪怕外来劳工遭剥削,也有台湾人为他们挺身而出,仗义执言。

于是,台湾奸商如郭台铭,只能转战中国大陆,图谋暴利。最让郭台铭津津乐道的一句话是:“在台湾请一个工程师的钱在大陆可以请80个作业员!”民主台湾,只能让郭台铭艰苦创业,步步为营;专制中国,却能为他提供捷径,一夜暴富。这正是台港和外国奸商垂涎中国市场的理由。最大的市场,最大的奴工市场,制造了一个又一个“首富”。罪恶的“首富”。

余  杰:难道只有第一把手才有资格改革吗? ——从叶利钦终结苏联看温家宝的不作为

我们的国家一直饱受诘难。施行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落在我们头上。最后证明,马克思主义无立足之地——这一理论使我们偏离了成为世界文明国家的道路。
——叶利钦

在中国的媒体上,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几乎是一个娱乐化的人物。关于叶利钦生前事迹的报道,多半集中在他如何醉酒,如何贪吃,如何打盹,如何唱歌跳舞等等琐事上。许多中国人提及叶利钦,都会颇带蔑视地说,哦,那个酒鬼啊。似乎中国人的命运比俄国人幸运得多,毕竟中国的核按钮没有交到一个酒鬼的手上。其实,中国人对真实的叶利钦的了解实在是太少太少了。

要了解叶利钦,以及叶利钦所推动的苏俄的社会转型,就得了解俄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波兰作家、记者卡普钦斯基的《帝国》一书无疑是关于这个主题的最好读物。《华尔街日报》评论说:“当我们的孩子想要学习二十世纪晚期的历史……当他们想知道,为何革命总是一次又一次背叛了它前行革命者的初衷,他们应当阅读卡普钦斯基。”作为波兰通讯社唯一的国外特派员,卡普钦斯基从一九三九年起便一直在观察和研究苏联的体制及变化。尤其是在苏联解体前后,他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捕捉一个民族与时间对抗的惊人经历,以及人们对未来的恐惧与希望。

叶利钦最大的政治遗产是面向自由

叶利钦的政治遗产,至今在俄国和在世界范围内,仍然饱受争议。在位期间,叶利钦为了捍卫总统的权威,甚至动用军队炮轰由保守派把持的议会,行政分支与立法分支兵戎相见,这在现代西方社会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在刚刚踏入两千年的时候,叶利钦没有任完法定的任期,突然宣布辞职,让位给选定的接班人普京,漂亮地走下权力宝座,得以安享晚年。但是,叶利钦未能为俄罗斯建构起稳定的民主宪政的制度框架,也未能从根本上扭转经济滑坡的困境,使其历史地位大打折扣。对此,卡普钦斯基的分析是:“叶利钦和他的专家顾问们对于改革的预估都太过乐观,忘记了改革就是意味着改变现实,而现实就是一块用血和钢铁琢磨七十年而成的花岗岩大圆石!必须花费多少时间、精力和金钱,才能弄碎这颗政治大顽石!我认为这个国家的倒退、贫困、疏忽与毁灭是如此严重,以至于期望在一年内就有明显的进步,时间实在太短了,让我们再等个十年、二十年吧!”

叶利钦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功,主要是因为他的敌人并没有随着苏联的解体和苏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而消失。卡普钦斯基指出,叶利钦上台之后,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到与旧体制作斗争上面,而无暇在建立新制度上做得更多。首先,是原封不动存留下来的庞大的管理系统,尤其是政府机关、经济事业、军事机构和警察单位。他们大都是旧制度的获利者,因而也是变革的阻力。其次,是延续数十年的具有大灭绝特征的迫害和屠杀,以及由此造成的人们的麻木和恐惧的心态。人口统计学家塞尔吉•马桑杜瓦的数据相对较低,即便如此,他亦认为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五三年间,有五千四百万苏联公民非正常死亡。第三,是社会上普遍的贫穷,住房的贫乏、生活的贫乏,“生活中没有什么能给予他们欢愉,让他们欢喜,和感受热情的了”。第四,是社会上惊人的道德败坏的程度,人们对腐败和犯罪采取熟视无睹的态度。第五,是生态的蹂躏,受污染的河川和湖泊,核废料到处倾倒,使得相当一部分民众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危险之中。这些情况在今天的中国都存在着,而且因为中共当局竭力延宕政治体制改革,使得状况愈加恶化。

那么,中国人如何看待叶利钦呢?叶利钦逝世之后,在中国的媒体上,惟一发出独立见解的,是《南方都市报》。该报发表的社评题为《叶利钦最大的政治遗产是面向自由》。这也是许多中国改革派知识分子对叶利钦具有相当好感的根本原因。作为苏共体制内的高级官员,本来已经进入政治局,还可更上层楼,为了自由,他却反戈一击,直至被开除出党。由此,他走向民间,以选举撼动原有的庞大的官僚机制。如今,虽然俄国仍然在民主化的道路上艰苦跋涉,普京这样的强人颇具威权主义风格,但民众有如此之共识:任何人都无法将俄国拖回到斯大林时代去了。叶利钦带给俄国人民的自由的滋味,人们尝过之后,那美好的味道再也不会忘记,正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自传中所说:“苏联存在了七十四年,对亿万人民来说,这段时期就是他们的整整一生。无论是生还是死,他们都处在压迫之下。同样,对于那些能够活着看到一九八九年的‘丝绒革命’和一九九一年流产的苏联政变的人来说,重新获得自由是一段永远不可能从他们那里夺走的经历。”

出于功利主义的考量,中共暂不批判叶利钦

苏联解体之后,中共政权从中吸取的教训却是绝对不能搞公开化、新思维和政治体制改革。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对前苏共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一直充满恶评。胡锦涛在一次内部讲话中将戈尔巴乔夫定位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警告党内必须防止出现戈尔巴乔夫式人物,就好像当年毛泽东害怕党内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一样。其实,戈尔巴乔夫一直都试图保存苏联和苏共,力图在体制内推动改革;而真正下决心终结苏联和苏共的却是叶利钦,叶利钦对保持旧制度和苏联毫无兴趣。但是,中共从来没有像攻击戈尔巴乔夫那样攻击叶利钦,即便是在叶利钦下台之后也没有发动宣传机器对其妖魔化。这是什么原因呢?

中共暂时没有抨击叶利钦,不是胡温对叶利钦的改革心有戚戚焉,而是出于功利主义的考量。首先,叶利钦与俄罗斯实权派的关系远比戈尔巴乔夫更为紧密。戈尔巴乔夫下台后,对政坛的影响力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而近十年来掌握俄国实权的普京则是叶利钦亲自选择的接班人。叶利钦固然不会垂帘听政,但普京等人对其仍然相当尊重。所以,批判作为明日黄花的戈尔巴乔夫,俄罗斯方面不会太在意;而批判叶利钦,将会直接影响到中俄关系。而中国虽然受苏俄之害颇多,却仍然寄希望于“联俄抗美”。在此背景下,中共批戈捧叶乃是其一惯的作派——“柿子专拣软的捏”。

其次,叶利钦在其任内大大改善了苏联时代尖锐对峙的中俄关系。叶利钦曾经四次访问中国,与江泽民把酒言欢,建立起相当良好的个人关系。这恰恰表明俄罗斯几个世纪以来一以贯之的实用主义外交传统。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之后,中俄之间的政治制度不再相同,在中国仍然被尊为“四项基本原则”的那些内容,如共产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等,在俄罗斯已经成为臭名昭著的历史名词。但是,俄罗斯与中共之间却保持着比昔日意识形态相同的时期更为正常甚至密切的关系,俄罗斯成为近年来对华军售数额最大的国家。这是短期的国家利益对意识形态的差异的超越。

所以,在叶利钦生前,中共尽管不喜欢他,但为了实际利益考量,还是尽量拉拢之。另一方面,在叶利钦去世之后,中国媒体大都不敢正面评价他当年挑战苏共当权派、终结共产党一党独裁体制的历史性贡献,而只能“顾左右而言他”地报道一些关于他的花边新闻。

温家宝为什么成不了叶利钦?

温家宝自称喜欢读书,我就推荐他读一读卡普钦斯基的《帝国》,以及叶利钦的自传《午夜日记》。在一九九一年的“八•一九”政变当中,叶利钦不顾生命危险,挺身而出,站在一辆坦克上发表演讲,最终挫败了苏共保守派拉倒车的政变。当时,那充满戏剧性的一幕,给刚刚经历了天安门屠杀的中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前,叶利钦挑战戈尔巴乔夫,遭到苏共一致围剿的时候,即便选择自杀也拒绝屈服,这与胡耀邦被非法罢黜之后痛哭流涕并写检查形成鲜明之对比。胡耀邦和赵紫阳等中共党内改革派,均不具备叶利钦的气魄和果敢。更不用说赵紫阳最后一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时候,站在其背后、紧闭着嘴巴、神情紧张的温家宝了。当然,这里面既有他们的个性及文化北京的差异,也有国情与政治模式的不同。

温家宝上台以来,说了不少好听的话,但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无所作为。许多观察家对温家宝不无“同情的理解”,他们说,温家宝不是第一把手,不掌握最高权力,因此不具备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然而,我们看一看叶利钦的履历就一清二楚:叶利钦挑战戈尔巴乔夫的时候,只是一名新晋的政治局委员和莫斯科市委书记,在党内的排名只有七八位左右。那时,叶利钦所拥有的民意支持和能够动用的体制内的资源相当有限,他却敢于放弃党内的地位和特权,向民间沉潜,终于脱颖而出,成就伟大事业。与之相比,今天的温家宝是党内第二号人物,在国务院系统可以调动不少资源,拥有不少的民意支持,如果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条件比当年的叶利钦好得多,他并非不能也,乃是不为也。

另外一个差异就是,当时作为高级官员的叶利钦,尽管在共产制度下享有“超级共产主义”的优越生活,但他和家人并未深陷到腐败体系之中。这就使得叶利钦在倡导改革的时候理直气壮,有充裕的回应政敌攻击的回旋余地。而温家宝家族早已参与了瓜分国有资产的竞技比赛,他的妻子和儿子都已经腰缠万贯,比起政治局其他同僚家族的腐败来毫不逊色。贪腐也是一种中共特色的“投名状”,如果不贪腐,在高位上是不可能坐稳的。故而,温家宝与政治局的同僚们在利益上有着更大的纠缠,甚至已经“同质化”了,遂使得其推动政治改革的动力不复存在。

那个不可一世的苏联帝国一夜之间便像纸房子一样坍塌了。在《帝国》这本“多声部”的作品中,卡普钦斯基通过此种写作方式精确地描述出苏联帝国最大的特征乃是“溃散”。那么,中国呢?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温家宝有没有听到历史冷峻的回音?中共内部至今看不到出现一个叶利钦式的人物的可能性。由于优败劣胜的人才选拔方式,政治局的“九个小矮人”当中,不会出现像叶利钦这样的、以超越个人利益得失的气度和胸襟完结共产党体制的卓越人物。温家宝成不了叶利钦,他不敢面对叶利钦的遗产。这既说明温家宝缺乏基本的民主素养和历史眼光,亦说明中共的制度比苏共更为僵化和没有人性。

闵良臣:看外国人抗议政府

五一节刚过,早上起来一点开互联网,看到的是当日北京媒体《新京报》报道世界头一天发生的新闻,题目叫:《多国工人五一节上街示威游行要求改善待遇》。而新华社驻外机构在五一节夜晚从希腊雅典也传回了新闻,上网的题目是《希腊数万人集会抗议实施更严厉紧缩政策》。下面不妨摘录几条:

★在五一节的发源地美国,今年的游行示威活动可能将以“移民权”为主题。美国媒体报道,在五一节当天,该国西班牙裔移民组织准备在洛杉矶、达拉斯等在内的70多个主要城市举行声势浩大的全国移民大游行,以抗议4月23日亚利桑那州签署的一项旨在严格打击非法移民的法律。

★5月1日,莫斯科红场上,4万多民众参加了五一节集会,此外,在全国其他地区也有类似集会。俄罗斯媒体估计,全国至少有170万人参加当天的游行活动。俄罗斯共产党的五一节游行活动最为盛大,游行者呼吁总统梅德韦杰夫和总理普京“立即终结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制度”,并呼吁政府重视劳工的合法权益。当天的游行中有一位体育明星——前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卡斯帕罗夫之前在自己的网站上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称,五一节应该是一个没有政党分野的节日,是民众自由表达的节日。卡斯帕罗夫呼吁持各种政治观点的人都加入到游行当中来。

★五一节当天,在两家最大贸易工会的组织下,数万希腊人在雅典街头、政府大楼和议会大厦前集会,抗议政府转嫁政府债务危机,提高税收、削减公务员薪酬。示威后来演变成暴力事件,防暴警察向示威人群投掷催泪弹。

★印尼首都雅加达的1万多名工人在五一节当天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工人们身穿象征劳工的红色和蓝色体恤衫,在总统府前广场及其附近主要街道上和平集会。组织者巴约·阿杰对媒体称,他们之所以在五一节举行游行,就是想让政府明白,目前工人们的生活很艰辛,特别是诸如自由贸易协定等现行政策让印尼人的福利开始缩水。而政府的腐败也助长了这种困境。“政府站在资本家和商人们一边,而不是给工人们创造福利。”他带领游行的人们高喊:“劳工们团结起来!”、“不要失业!”等口号,在雅加达的主要街道缓步前进。

★在日本首都东京的代代木公园和周围街道上,5月1日则聚集了3.2万名工人和工会成员,他们头上都系着头带,高举呼吁保障工作的横幅进行抗议。日本全国贸易工会联盟主席大黑先生是万人集会的组织者。他对媒体说,日本如今有1700万临时工或者兼职者,这些人是最需要政府关心的夹心层。他呼吁政府和公司尽量增加全职职员。“在如今这种工作条件下,我们看不到希望和未来。”

★土耳其的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在五一节也出现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当天,有10万多名工人在塔可希姆广场举行集会。1977年,该广场也举行过一次五一节集会,但最终演变成冲突,造成数十人死亡。今年的五一节游行是那次暴力事件以后的首次游行。

★韩国首都首尔、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和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等亚洲国家城市都出现了五一节劳工游行。

★面对工人们的呼声,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强调,已经派遣自己的劳工部长和工会谈判,争取就每天的最低工资标准达成一致。

这些新闻报道,有的不仅有文字,还配有图片,完全可称得上“图文并茂”,对人的视觉很有冲击力;给人的感觉,仿佛一夜之间,这个世界上,除了咱们这样的国家之外,那些外国佬们都不愿意好好享受节日的快乐,而是“没事找事”地给本国政府添麻烦,或者说竟然都在抗议本国政府。

说到“抗议政府”,在咱们这儿,实在要算是最难看到的几个汉字了,因此,中国人的文章中,尤其是写到现实生活,几乎与这几个汉字无缘。凡是在我们报道中看到这几个汉字,那一定是在说外国。当然,我这样讲,追求极端者可能仍不满意,说你这人简直是在胡说八道,对我们政府而言,比这更难看到的汉字多了去啦。我虽然接受批评,不过,就咱现在的语境来说,自以为也只能说到这份上了吧。

外国不同。在人家那儿示威游行也好,抗议政府也罢,就像咱这儿高兴了上街蹓跶,简直就是家常便饭,司空见惯,几乎可以说,什么时候想抗议就抗议,什么时候想游行就游行。这除了在上面提到的新闻报道中可以作证之外,几年前,我国前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在接受国内一家杂志采访时也告诉人们:“我去美国和西欧一些国家,经常能看到一些人游行抗议的举动。我在美国纽约市住了一个半月,那里白天常有民众抗议市长,而晚上市长依然笑容满面地出现在电视上,发号施令,行使他的市长职权。这有什么嘛。在人家国家里,这种和平抗议就像家常便饭,是社会的常态现象嘛。”说句也许不该说的话,我们政府的官员从现在起是否也应该把“抗议政府”看作“社会的常态现象”并开始学着适应和习惯呢?要知道,不论个人的主观意志如何,根据人类文明进步的客观情形来推测,这一天的到来也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因此,早适应比晚适应好,早习惯比晚习惯好。

什么叫抗议政府,直白地说,就是以行动表达对政府的不满,而这种行动又往往都是以和平方式。那么,又包括对政府哪些方面不满呢?这可就宽得很喽。概括说,凡公民认为政府应该做的而没有做到,或是虽然做了,却做得公民不满意,反过来说,凡是公民们认为政府不该做的而政府却又做了——这一切,都会引起国民不满。不满了就去发泄。而像上街和平示威游行,抗议政府,其实也就是一种发泄,发泄完了,自己该干吗还干吗。正因此,小到个人要求涨工资,大到反对出兵他国,你只要有意见,皆可示威游行,皆可抗议。

说起来,咱们不少人很不理解,甚至感到不可思议。你见咱们有哪个劳工因不满自己的工资收入而走上街头“抗议政府”的?不过,没有是没有,可是我也从来没有看到说美国有哪位劳工为了自己能增加工资或是拿到自己的一点打工钱而去搞“跳楼秀”。可以说,一个社会,若是允许“抗议政府”,就不会出现“跳楼秀”。换而言之,“跳楼秀”其实也正是因为不许“抗议政府”而采取的另一种形式的表达。然而我们的官员好像始终不害怕“跳楼秀”,却只害怕“抗议政府”。至于出兵他国,给自己的印象,那一定是军民一致,雄赳赳气昂昂,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别说抗议了,就是稍有牢骚,稍有“异议”,都是大逆不道,不死,也会让你褪层皮。

为何会如此,静下心来想了一会,还是只能归结到咱的“文化”。以咱的文化传统观念,要么是大一统,要么是一盘散沙,以这样的“文化”,想要像西方那样建立公民社会,只能是痴人说梦。当然,有人会说,咱不是也早就有“工会”这样的“组织”吗?是啊是啊。可此工会,非彼工会,咱的“工会”与人家的根本就不是一码事。自己在周有光先生一篇文章中就看到说:“美国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因此有最强大的工会。工会认为工资不合理的时候,就举行罢工。罢工达到目的,立即复工。资本主义改进技术,又获得超出原来的利润。如果赢利提高而工资不提高,可能再次罢工。罢工和复工,斗争与合作,周期往复,资本主义蒸蒸日上。”(见《朝闻道集》第29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请问,大半个世纪来,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哪个工会敢于领导工人罢工?

咱们现在有不少人研究中国与西方,可研究来研究去,也没研究出个什么名堂,或说研究的“成果”,国人根本不买账。其实,要说中西方不同的根本原因,简单之极,说到底,还是在于中西方文化观念不同。

这里只随手举个小例子:据说多少年前,至少还在“万恶的旧中国”吧,一洋人不远万里到中国某地考察,向居住此地的一老者打听离这儿约摸只有十公里远的一个小镇上的自然情况,不想,老者回答的是:一生从没离开过此地,也没去过洋人所说的那地方,故很难提供那里的信息资源。洋人感到奇怪:咫尺之遥,你为何不去那儿看看呢?老者答道:我为什么要去那儿看看呢?洋人无言以对。现在我们只能说是观念不同,难以“与谋”。

其实中国不仅与西方文化不同,就是与同在东方甚至比我们更东方的日本文化也有很大差异。比如,我天朝人就因聪明绝顶,发明创造,无所不能,从古到今,我们都自认为光辉灿烂,伟大之极,只有人家向我们学习,自己骨子里从不肯向别人学习。而日本,乃一撮尔小国,翻翻他们的历史,几乎不知发明创造为何物,除了学习还是学习,仿佛大和民族只喜欢模仿只喜欢改进,且已成传统习惯,也早已深入日本人骨髓,甚至成为一种文化景观。然而,就是这个只喜欢模仿只喜欢改进的撮尔小国,无论在海上还是陆地,近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告诉中国人的都是他们如何强大,我们受了多少屈辱——总之,一想起来,作为一个中国人,就有点无地自容的感觉!

由此可见,不思改变我们的文化传统观念,依旧在那儿迷信“光辉灿烂”,且还要发扬光大,我们也就永远只会有“跳楼秀”而不会有“抗议政府”。而如果我们所有的官员都不懂国民抗议政府的意义,而只是一个劲地“维稳”,那么一个又一个“群体事件”也就会无休止地“发生”下去,一直到我们束手无策为止。

2010-5-2

张辉:“六四”是一面旗帜,路就在自己脚下

“八九”运动失败了,但人类文明进程是不可逆转的,因为大多数人并不傻,即便大多数人有点傻,那他们也不会永远傻。人间正道只能是自由、民主、法治、宪政和公民社会,只有走这样的正道才能摆脱中国社会面临的困境,只有实现人民主权才是避免社会恶性分裂之唯一良策。

专制制度在中国已经两千多年了,它除了导致官逼民反和改朝换代之外,没有别的结果。关于西方文明,关于普世价值,关于美英等国,列宁早就预言其是“腐朽的”、“垂死的”和“挣扎的”,毛泽东、金日成和金正日等更是不知多少次信誓旦旦要埋葬它,可是结果呢?结果是社会主义的试验田越种稻草越多,自由民主的西方社会越来越民富国强。 事实已经证明,守着祖上继承下来的一亩三分地,做着“解放全人类”的旧梦,除了头破血流还是头破血流。中国大陆的执政党与其等待人民的抛弃,倒不如主动放下包袱,顺应世界潮流,与人民一起努力,对国家政治制度进行民主化改造,以平等公民权利为基础,建立自治的和开放的多元化社会。

但是从目前看,中共领袖们尚没有表现出如此的智慧,也许历史真的不想给他们机会了。蒋经国先生都明白“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的道理,共产党领袖们的脑子就是转不过弯儿来,没办法。

中国社会虽然经历了30年的邓式改革,但是毛泽东时代一些核心的东西还在核心之中。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本性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本质上都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时代和时代符号。体制依然是党国体制,社会依然是权力社会,以党权为中心的四项基本原则依然在中国社会的中心地带发挥着自己的本能作用,可谓阴魂不散。中国人民面对的是一个企图解决市场问题的垄断体制,这个体制注定是一个不能解决问题但又在不断制造问题的体制。当权贵集团的分赃过程完成之后,这个社会必然会发生变化。一个冲突重重的社会是不可持续的,但其问题并不是永久不可解决,而是在等待解决的时机,关键是人们用什么方式去解决它。不断发生的历史事件,总有一件要促成历史性转折。

“六四”事件在中共统治的历史上是一个分水岭。在事件之前,中国社会是一个高强度的意识形态社会,事件之后当局就不谈主义和理想了,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色彩遽然淡化;在事件之前,中国社会是权力主导的一个分赃大体系,事件之后,一个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渐渐形成了,官民矛盾也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中国的官民矛盾愈加激化的背景下,官方采取的措施是强力维稳,民间采取的措施是积极维权。因为维权运动以维护法律体系的面目在肢解这个社会,并促进整个社会走向公正,所以维权运动成了中国式的民主运动和公民运动。维权运动以维护权利和争取权利为主要运动内容,这就为中国民主展示了一种自下而上的道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经历了启蒙与反抗为主要特色的民主运动之后,迅速发现维权运动就是中国民主运动和公民运动,于是在他们的推进下,维权运动从点到面地展开,已经成为中国实现民主宪政,走向公民社会最重要的动力。

可以断定民间社会将继续推动中国,时间与方式主要取决于民间力量的壮大和民间政治的成熟。只要中国人民不断提出改变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的合理要求,并且是不断用新的方式表达出来,那么统治者的合法性危机就会更加显现。合法性危机如果真的成为政治性危机,统治的延续是不可能的。中国的未来在技术层面上不确定的因素很多,但是在总的方向上必然是走向自由、民主、法治和宪政的公民社会。现代世界没有为我们提供别的可行选项。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只有尊重人的制度才能被人护佑,如此而已。对于当局而言,为了避免死亡就不能再自说自话,罔顾他人。问题真正的解决之道,是必须尽快地让问题回到对话与协商的轨道,让利益冲突的双方之间有缓冲和仲裁,而不是不得不把自己置于自戕的悬崖。对民间而言,也应该加强紧迫感和时机感,以力量求变化。

可以断言的是,变革即将到来,但变革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设立机会,关键的问题依然在民间力量的崛起。当力量微弱的民间政治,遇到暴君,悲剧也就不可避免。在这种“两强相遇勇者胜”式的正面对撞中,无论谁胜都是惨胜。民主的力量,只有自己成长起来了,才不至于在社会变革的悬崖上跌落而粉身碎骨。

一个靠暴力和谎言维持的制度,解决它的办法就是揭穿它的谎言,只 要谎言被彻底揭穿,暴力也将无处着力。那么在“六四”事件21周年来临之际,我们不能不追忆广场上的罪恶,不能不铭记那里曾经血流成河,也不能不追忆这些年来所有的失魂落魄。21年前的那一天,学生和国人为了中国的前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毛泽东死后的30年来,一批又一批人在民主运动中前赴后继;中共建政60年来,无数先驱做了中国民主事业的殉道者。我们应该一起来说:不忘八九学潮,铭记“六四”血案,民主尚未实现,同志仍须努力!望国人共勉!

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目标无非就是一个,要在一个公民社会里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公民,有发言权,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个目标看似很简单,但是确实很难,以至于我们付出了眼泪和鲜血也不能达到,以至于我们很多朋友为此锒铛入狱也不能达到。我们纪念“六四”,那就意味着不要忘记“六四”精神:自由和民主;我们纪念“六四”,那就意味着也不要忘记“六四”的经验和教训,以使我们以后能走得更好,更远。我们时刻不忘昨天,但我们也要向前看,看到明天,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握好今天。

中国不民主,我们谩骂当局,但我们反过来想,我们也是有责任的。责任在当局,在民众,责任也在我们民主人士的劣根。我们很多人希望当局适当松绑,希望民众冲锋在前,甚至希望同道人士勇于进独裁的监狱,但我们明显没有把自己的位置摆对。有时候,可以转过头想一想,既然自称民主人士,我们除了谩骂,又做过什么?中国民主的前提条件是有人能勇于承担,公开地并负责任地站出来,表达对专制的反对态度,为苍生和国运说点正经话,做点正经事。有了这个前提条件,我们才能找到出路。再独裁的统治者也需要被统治者的配合才能统治下去,越是独裁越需要被统治者配合,当你不配合,当你持续公开反对的时候,统治者的统治就难以继续下去了。

好在这个社会不仅是半封闭的,而且也是半开放的。毕竟是一个全球化时代,毕竟是一个互联网时代,我们考量中国社会,考量我们自己,考量今后的道路,都要把这个时代特性考量进去,在这个时代特性里走出新的路来。“六四”是一面旗帜,但路在自己脚下。理性地为中国民主做点什么,我们又能做什么呢?其实,做事的人不愁方案,不做事的人总发愁方案。就所有的“六四”事件亲历者而言,作为一个亲历者你应该很清楚当局目前对于“六四”事件的态度,你如果有点脑子也应该清楚当前的社会形势不可能再成就一次“六四”事件,你成天都是满怀愤怒并没有任何用处,踏实做点事吧。如果你没有放弃你心中的理想,那么就把“六四”事件当作你的灯塔吧,你把“六四”精神当做你的旗帜吧,当然比照灯塔的方向是为了前行,举起旗帜也是为了前行。反正21年之后,我们不能依旧躺在“六四”的血泊中只会倾诉而不能起行。

“六四”事件的发生和影响,当然是极度复杂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血腥镇压绝对是一个错误。虽然中国21年来,经济迅速成长,可是只要中国人一天无法真正面对历史上发生的错误,中国就永远不可能变成一个令人尊敬的大国。“六四”是民主人士心目中永远的痛,却也是中共当局难以摆脱的一块心病,在新闻封锁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六四”事件的真相将继续扩散,追求民主的民众也将越来越多。因为“六四”事件的失败,在未来的变革中,一场没有准备的变革似乎不会发生了,那么我们就尽心尽力开始准备吧。

那么,再重复一遍:“六四”是一面旗帜,路就在自己脚下。

2010-5-29

胡  平:“六四”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写在“六四”21周年

“六四”21周年到了。21这个数字太平淡,也许一般媒体不会对今年的“六四”有多少关注。更有不少人说,“六四”已经很久远了,对当今中国现实的影响已经很小很小了。不对,完全不对。正相反,时间使邪恶增值,随着岁月的流逝,“六四”的罪恶及其影响越来越充分地展现。在21年后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说,“六四”不但改变了中国,而且也改变了世界。“六四”把中国推向深渊,也把世界推向危险的边缘。

在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之后不到半年,毛泽东就撒手西归;紧接着,华国锋下令逮捕“四人帮”,毛时代从此画上句号。我们可以猜想,如果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不久,邓小平就死了,中国政局也很可能会发生巨变。事实却是,邓小平比毛泽东更长寿,他在“六四”后又活了8年。8年的时间足以巩固“六四”造成的权力格局,再加上江泽民、胡锦涛都是由邓一手指定,21年下来,所谓“中国模式”基本定型。如果说“六四”把中国引向错误的道路,那么到今天,中共已经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很远很远了,积重难返。

在1997年邓小平去世之初,我曾写过一篇长文《评邓》。文中讲到:“邓小平给中国留下了一笔可怕的遗产。乍一看去,这十几年来,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社会也还稳定,有人便称赞这场改革代价小,成本低。殊不知事情正好相反。在经济繁荣的背后,一种最畸形、最怪诞的社会权力-利益分配格局已经形成,国人的良心良知,国人的正义感即公正信念遭到了空前的蹂躏。这是最高的代价,最高的成本。”我这里讲到了“六四”后中国的两大特点:一大特点是最畸形、最怪诞的社会权力-利益分配格局。共产党先是以革命的名义灭私充公,把全体人民的私产变成所谓公产,后是以改革的名义化公为私,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产变成共产党官员们自己的私产。另一大特点就是国人的良心良知,国人的正义感即公正信念遭到空前的蹂躏。“六四”不只是杀害人的肉体,而且还杀害了人们对良心对人性的信念。

邓后又过去13年,如今的中国,上述两大特点变本加厉,愈演愈烈,有目共睹,自不待言。然而相当诡异的是,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却持续发展,综合国力持续上升。个中缘由,我曾在《屠杀与奇迹》等文章里有所说明,此处不赘。我这里要说的是,正因为中共采取了伤天害理、不公不义的手段,而又取得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经济成就,因此,一方面,中共变得比以往更自信更骄横,更迷信强权,更蔑视正义;另一方面,他们也变得比以往更脆弱更心虚,更害怕民主,更害怕人民。指望这样的政权自我改革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在弱肉强食,赢家通吃的大背景下,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认真解决例如贫富悬殊、官民冲突等一系列重大矛盾,而要掩盖或转移这种种矛盾,几乎是唯一的办法就是煽动起对外扩张的霸权主义。

应该看到,霸权主义是中共专制政权的演变趋势。对于这个社会中那些恃强凌弱的权势者而言,称霸世界无非是其意志的自然延伸,所以有的是信奉者;对于那些虽然不属于权贵、但也失去了正义感而接受了弱肉强食哲学的普通人而言,霸权主义可以使他们获得一种“集体的自大”的虚幻满足,故而也存在一定的社会基础。尽人皆知,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本来就蕴含着霸权主义指向。如果说14年前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作者还讲的是“中国只想领导自己”,那么到了去年出版的《中国不高兴》,同一批作者就公开宣称“中国有能力领导世界了”。该书作者之一宋强说:“对于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来说,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成为一个霸权国家,要么成为一个被遗弃的国家。”这话简直是希特勒那句话“德意志要么成为世界强权,要么就什么都不是”的翻版或抄袭。不要低估这两本书的意义,因为它们揭示出霸权主义思想在中国与时俱进的内在逻辑。

说来简直很荒谬,自由的人们怎能在拥有极大优势的情况下陷入盲目的乐观与愚蠢的短视,掉以轻心,居然坐视一个本来已陷入重重困境的专制强权的崛起?这实在太不应该了。现在是重新审视这一切的时候了。我们必须改变,从现在开始。

王德邦:“六四”二十一年后谈是非

随着岁月流逝,不知还有多少人仍记得那场发生于二十一年前春夏之交的运动,虽然这也许是个永远无法统计的数据,但我相信总有那么些人终生会对那年的“六四”运动难以忘怀。

显然我就是那固执地不能忘却那场运动的一员。我之所以如此顽固地记忆过去,除了有作为过来人的伤痛在时时提醒自己外,更多是深感于那是一个民族绕不开的天堑,中国历史要想前行,就不得不面对这道横亘于民族转型路上的沟壑。

人类已有记载的历史已经一再证明:历史之所以有其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皆因在历史面前任何人为逃避终将成为徒劳,并且那些试图躲开历史正义的努力终将受到历史加倍的惩罚与嘲弄。

对于八九年春夏那场以反腐败、争民主、要人权为核心的运动,在时过二十一年后,我们再回首检示,会发现那些官方主导的话语定论,虽然在一段时期让一些国人乃至世界一些政要听信,然而历史已经一再用各种事实对此作出否定,用不断的灾难来提醒、管教着这片土地上丧失记忆的人们。

二十一年来,作为镇压那场运动的官方,坚持不懈地向世人陈述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证明着镇压正确”的逻辑。当然从短期与局部只着眼于经济指标与外在物质的状况而论,中国经济二十一年来的确处得了较大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有所提高。但是这种经济发展是否就可以成为当年镇压正确的反向证明?对此至少有几点是值得商讨的:其一、镇压是否是带来后来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这个结论只能建立于不镇压就会社会动荡,经济就不能发展的假设上。而历史是没有假设的,只有不可逆转的事实,所以任何假设是不能作为历史证据的。就此而言,中国二十一年来的发展与那场镇压只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而没有人能证明它们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其二、中国社会上世纪八十年代,镇压之前经济发展的速度相对于当时的社会基础而言也是相当高的,尤其当时切实给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程度比后来二十一年还要大,这应该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们的普遍认识。这就说明八十年代没有那场镇压前中国经济发展就很好,也就是说那场镇压之前中国已经开启了经济高速发展的航程。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后来的镇压并非是开启后来发展的始因;其三、八九之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纷纷解体,许多国家没有通过镇压来维持所谓的稳定以延续固有的统治,而之后二十一年中这些解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生活改善程度很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没有经过镇压而转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人民普遍不会对过去有留念,而是以一种全新的获得解放的心情迎接着未来。不仅如此,这些国家的人民还普遍对过去的制度有不堪回首之感,经民意调查,绝大多数人认同社会的转型而厌弃曾经的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由此可见,中国所谓繁荣强大的发展之路并非是历史唯一的选项,也无事实说明是好的选项,因为其他国家的选项给他国的人民带来的是全新的解放,而中国充其量也只是取得物质上局部暂时的改善。

在承认二十一年来中国经济有所发展的前提下,我们不仅难以找到镇压与发展的逻辑必然,而且从今天能看到的事实显示,这二十一年的所谓发展本身也是存在严重问题,而今天不得不让我们对此进行重新检讨的。二十一年来,仅仅从短期局部的物质状况来看,的确社会大多数人有改善与提高之感,但是从中华民族长远、全局性发展与子孙后代福祉而言,中国过往这二十一年的发展应有几方面已经为世人所广泛诟病的:其一、从纯粹自然的角度而言,二十一年来的发展成果无法弥补其造成的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破坏的损失,即发展收益不能抵偿发展付出的成本,从经济学收益与投入来讲,这二十一年来发展是赔本的发展,付出大于收益。对此如果有人提出异议,只要睁眼看看自然破坏,环境污染,疾病肆虐,气候异常,越来越多的地方已经变得不宜人居的现实,就应该不会再怀疑这种发展付出的惨重代价;其二、从社会结构的角度,二十一年来的发展导致了社会两极分化,出现社会整体性撕裂状况,形成社群的对立甚至仇恨,给社会平稳健康持续发展埋下了深层的危机;其三、从维系人类的价值体系来看,二十一年来人类固有价值与行为规范被颠覆,社会出现整体性溃败,绝望情绪与末世情结弥漫,人们生活的意趣丧失,人类福祉倾覆。当一个时代人们除了物质都丧失了精神的追求与志趣时,这个社会就丧失了人的基本意义。这个社会的所谓发展就是最失败的!因此带给人类的灾难就是最深重的!

对于过往二十一年发展给这个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结论,绝不是危言耸听,中国社会大量不可回避的事实对此已经作出一再的证明。我们权且不论前面已经提到的因环境破坏而出现洪涝与干旱交互袭击这个民族,各种自然灾害接踵而至,因气候、水流与土地遭受污染而使大批人中毒得病等等看似自然实则非自然的问题,我们只要稍稍留意,就能看到近年来中国社会接连发生的危及社会存续的灾难:如食品医疗上危害数以千万计人生命的毒奶粉、毒大米、毒疫苗等等;如建筑工程上夺去大批人生命的豆腐渣学校、豆腐渣桥梁、豆腐渣大坝等等;如工作劳动上带着血腥的黑砖窑、黑煤窑,血汗工厂等等。还有在发展旗号下的企业转制、工人下岗,在城镇化建设下的强征强拆,以及民办教师辞退、复转军人无业等等问题。

这些每天在我们身边发生着的灾难,如果还不能让人信服这所谓的发展存在的问题的话,那么中国社会每年三千万计的上访群体,让人不禁要问:从古至今,乃至从中至外,人类历史上哪个时代哪个国家制造出过如此多的访民?这些身负冤屈(至少他们自己都相信受到某种难以接受的冤屈)而难以伸张的人们,他们控诉着这片土地的不平!如果一个社会的发展要制造出这么多的含冤受屈者,那么这个社会的发展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个社会有什么福祉可言?发展的速度与所谓的崛起究竟有什么意义?法制与和谐究竟能体现在哪里?

在面对如此严酷的现实下,如果说某些坚持认为发展总需要一些人付出成本,总有少数人要作出牺牲的观点仍然有市场,那么中国的受益的多数究竟在哪里?如何能避免多数被分割成少数而蚕食侵害?

记得今年以来国内媒体曾报道过两件事:其一、安徽省芜湖市法官宿舍镜泉公寓面临强拆,小区住户的法官们不得不集体向镜湖区法院提起了诉讼,在难以得到解决情况下而法官们被迫成为上访者;其二、贵州省遵义市驻京办主任,一个原本主要负责帮地方政府截访的官员,竟然被逼上访十二年,也讨不回公道。可见那些秉持发展将伤害少数人的观点者,没有料到法官与截访的官员最后都会沦为被侵害的少数,进而成为上访群体的部分。由此可见,这个社会看似在发展旗号下不得不侵害到少数,而事实只要有产生侵害的机制,最后社会中谁都可能会成为被侵害的少数。所以《河殇》中“当一个国家法律不能保护普通公民时,也同样不能保护其国家主席”的警言,值得这个民族铭记!也因此那些发展需要少数人作出牺牲的论调应该停止,因为那少数会随时降临到每个人头上。

更为让我们这个时代应该警醒的是,2010年3月以来中国社会接连发生的多起恶性屠童事件,这事实是深刻而猛烈地昭示出了中国社会整体性的深重危机,力证出中国二十一年来畸形发展将这个民族带进的深重灾难。

对反人性的罪恶的屠童事件,我们怎么谴责都不为过,但问题是谴责,仅仅谴责能解决问题吗?能避免再次屠童惨案的发生吗?只有找出屠童惨案深刻的社会根由,才能从根基上来消除屠童惨案再次发生的可能。

由今天披露的有关信息来看,导致中国社会屠童惨案频发的深刻根由应该是社会绝望,是社会怨情累积而无处宣泄的毁灭性暴发,它深刻证明着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发展模式、尤其以表面的维稳为最高原则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失败!说明从八九年那场屠杀之后,社会丧失正义,民族丧失底线,国家丧失疏导民怨的渠道,整个社会在沉默与癫狂中追求着物资,社会各种矛盾在枪炮的高压下被暂时掩盖,最终社会被扭曲,人性被阉割,反人性、反人类的报复性叛逆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瘟疫暴发,灾难就以其最刺激神经、最刺痛人心的极端方式表现出来。

从二十一年前那场因正义诉求而招致当局的屠杀,到今天这种普通民众对无辜孩童的屠杀,这些惨案表面看来似乎没有任何逻辑关系,其实在其背后却隐藏着许多相通的方面:其一、受害者都是以无辜孩子为主,只是当年死的主要是大学生,而今天死的主要是小学或幼儿园的孩子;其二、实施屠杀方都自认有迫不得已的缘由,即宣称都是被逼的;其三、制造惨案方都是缺乏对生命的起码敬畏,而在惨案发生后社会对此的冷漠与逃避,没有引起全民足够深刻的反省与警醒,也同样显示着整个社会对生命敬畏意识的缺失,对社会底线捍卫的乏力;其四、当年八九因寻求正义表达而遭杀戮,而二十一年后因社会积怨太深且缺失疏导而导致杀戮,根基还是社会没有了表达宣泄机制、没有了和平协调化解问题的机制,进而最终导致暴力惨案。

常识告诉我们,这个社会没有完全孤立与纯粹偶然的事,人类历史中所发生的万事皆有其内在的逻辑与演进的轨迹。二十一年前那场屠杀究竟与今天中国社会的屠童惨案有着怎么的关系,这是值得任何对这个民族有份责任与关怀的人深刻反省、追索的。我只是深感于中国社会自八九年之后正义日益丧失,民族整体性溃败如江河日下,而导致这种全局性社会价值颠覆,做人底线失守的悲剧,显然与那场屠杀及其之后将全民导向物质追求有着不可撇清的关系。而这种社会性的溃败,也正是铺设起今日发生疯狂屠童悲剧的基石。

二十一年来,我实在无意要耿耿于当年的情事纠葛,更不愿沉浸于那份痛苦追思中,然而个体情感的出离,是否就能逃脱历史逻辑的劫数?这恐怕不是由某些人或某些团体主观意愿而能定的。人类历史赖以延续的根基是社会的正义,任何时代只要违背了社会正义,最后灾难就必将临到他们头上。这就是天道昭昭!

当此“六四”二十一年来临之际,以此感怀,谨为祭奠!

2010年5月底于北京

中国第二十案:魏京生(1979)

 

 

 

魏京生(1950520日-),工人、著名异议人士、社会活动家,因在1978年开始的“民主墙运动”中点名批评邓小平,于1979年被逮捕并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十五年。

 

魏京生1950520日出生于北京。1966年,文革爆发时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初中三年级应届毕业生,参加了人大附中红卫兵,到各地串联。1968年,魏京生被父母送往老家安徽省金寨县务农,196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73年服役期满退伍回到北京,被分配在北京动物园当电工。

 

1978年,一些人士在北京西单贴大字报,宣扬民主自由人权,时称“民主墙运动”。当年125日,魏京生署名贴出著名的《 第五个现代化》大字报,他写道:“中国人民要现代化,首先必须实行民主,把中国的社会制度现代化。民主并不完全象列宁编造的那样,仅仅是社会发达的结果。它不仅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达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这个发达阶段以及更加发达的阶段中得以存在的条件”。魏京生还创办和主编了《探索》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文章。1979325,魏京生又贴出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提醒说:“人民必须警惕邓小平蜕化为独裁者。任何政治领导人作为个人都不应获得人民的无条件信任。假如他实行的是对人民有利的政策,他领导人民走的是通向和平繁荣的道路,我们就应当信任他,我们信任的是他的政策和他要走的道路。假如他实行的是损害人民利益的政策,他要走的是独裁和反人民的道路,人民就应当反对他。同样人民反对的是他损害人民利益和侵害人民正当权利的政策和反人民的道路。按照民主的原则,任何权威也必须在人民的反对面前低头。”四天后,魏京生被逮捕。同年10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判,魏京生在法庭上的陈词被参加旁听的朋友录音后转成文字发表,而他的朋友、《四五论坛》杂志召集人刘青等也因此被捕。1016,魏京生以“向外国人提供军事情报”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处15年徒刑。在五年的单独监禁后,他被转到唐山监狱和青海劳改农场。魏京生在狱中给邓小平写了很多信,底稿保存下来后结集出版。

 

1993年,在强大的国际舆论压力下,中国政府为了争取奥运会主办权,释放了一批著名异议人士,魏京生于914获假释出狱。199441,他再次被捕,于次年1213日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又被判处14年徒刑。19971116,中国政府又为了争取奥运会主办权,魏京生以“保外就医”名义获释,但被直接押送机场流放到美国。

 

1998年,魏京生当选为“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他的著作《狱中书信集》以多种文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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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第二十案:哈维尔——捷克(1979)

 

                          

 

 

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1936105日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他在担任舞台工作人员的同时,开始在布拉格表演艺术学院学习戏剧。他的剧本《游园会》(The Garden Party)发表于1963年。

 

1968 “布拉格之春”时,哈维尔成为“独立作家团”主席和“非党人士俱乐部”成员。因此,他在次年被当局列入黑名单。

 

1975年,哈维尔给胡萨克总统写了一封公开信,他警告说:国家正“陷入空前的危机”,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正生活在一种恐惧和冷漠状态,这就是他们“协调一致”的原因。他认为,这个政权 “为了他们当前权力好处而牺牲了国家的精神未来”。

 

1977年,他与雅恩·帕托什卡(Jan Patočka)、兹德内克·姆林纳(Zdeněk Mlynář)伊希·哈耶克(Jiří Hájek)、巴韦尔·科胡特(Pavel Kohout)一起发起《七七宪章》。这个宪章批评政府没有落实自己有关人权的承诺以及联合国公约。 19794月,他协助建立“保护受不公正起诉的人委员会”,从当年下半年被监禁到1983年。

 

在天鹅绒革命后,哈维尔成为“公民论坛”领导人之一,1989年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在捷克和斯洛伐克两共和国分离后,于1993年成为新的捷克共和国首任总统,1998年连选连任,20032月离任。此后继续写作。

 

作品节录:

 

意识形态是关联世界的一种华而不实的途径。它给人类提供本体、尊严和道德的幻景,同时使人们更容易与它们分离。作为某种超个人的客观事物的知识库,它使人们能够欺骗自己的良心,掩饰自己的真实立场以及不光彩的权宜之计,自欺欺人。它是一种非常务实而同时又冠冕堂皇的途径,使上下各方都正当名顺,既导向民众,也导向上帝。它是一幅面纱,人类可以在其后隐藏自己的衰落存在,隐藏自己的平庸琐碎,隐藏自己的安于现状。它是一个借口,人人都能利用,从果菜商将失业恐惧掩饰在据称对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有兴趣之后,到最高职守者热衷一直掌权可以隐晦在有关为工人阶级服务的套话中。意识形态的首要辩解功能因此就是要向民众——既作为后极权制度的受害者也作为其支柱,提供这样的幻境:这个制度与人类秩序以及宇宙秩序和谐一致。

 

——转译自保罗·威尔逊英译《无权者的力量》(From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October 1978, translated by Paul Wilson. Featured in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Citizens Against the State in Central-Eastern Europe, edited by John Keane,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Steven Lukes (London: Hutchinson, 1985).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vaclavhavel.cz/

(http://www.internationalpen.org.uk/index.cfm?objectid=225EDE6E-3048-676E-265A824420FB3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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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咱们美国工人有力量

几年以前,我一个哥大的博士同学突然宣布不读了,问他去干什么,他说:”我要去做一个地铁售票员”.听了之后我大笑,一个常青腾大学的博士生,辍学转当地铁售票员?我完全把他说的话当成一个笑话了。

直到前些天,目睹了7百万纽约人因为3万交通工人罢工,在寒冷的清晨步行几个小时去上班上学,才渐渐明白我那个同学所说的话,很可能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一个现实的计划。

一个纽约公交工人平均年工资为6万3千美元,同时还享有终生医疗保险、养老保险,55岁就可以退休拿养老金。而且,由于公交工人是”国企”工人,所以抱的基本是铁饭碗,不可能被随便解雇。这个待遇的分量是什么呢?要知道,美国人的年家庭平均收入为4万5千美元左右,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个成人都是纽约公交工人的话,那么这在美国就是一个相当富足的家庭了。同时,美国人平均的退休年龄是65岁。哥大一般的文科系院里,刚受雇佣的助理教授一般年收入就是6万美元左右――而且要当一个教授,要接受10年左右的高等教育训练,这个过程的艰辛不说,竞争惨烈难找工作不说,往往还要使在读学生背上一屁股债务――难怪我的同学要”明智”地转行去做地铁工人了。

纽约公交工人活得这么爽,为什么还要罢工呢?这部分当然是因为他们”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用去非洲,就让他们到中国来旅游一圈,看看中国沿海一些血汗工厂的打工妹或者国企倒霉的下岗工人,估计他们肯定会死死抱住自己的岗位,给啥也不换了。然而,更重要的,当然是美国工会的势力。

美国有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工会,一般按行业组织,比如汽车工人工会,服务行业工会,甚至分得更细,理发员工会,清洁工工会,保姆工会等等。当然,在每一个行业里面,工会之间对成员的竞争也很激烈,竞争的结果,就是每一个行业会出现一个或几个较大的工会,其他的小工会,作为子工会,加入这些大的母工会。这些小工会与母工会有一些协商、庇护、资助关系,但小工会有自己的董事会、财政来源,所以具有相当的独立性。

工人加入工会是自愿的,条件是交成员年费,好处当然是工会会出面和雇佣者协商劳工合同,就劳动条件、工资、福利等等与雇佣者讨价还价。谈拢了,当然好。谈不拢,工会可以号召工人弟兄们起来罢工、示威。如果这个工会的号召力足够强,可以把一定区域内的某个行业或某个工厂搞瘫痪,雇佣者当然得给工会”面子”了。对于政治家来说,由于工会在左右工人的选票方面的号召力,它同样是一个”大爷”,也得罪不起。正是因为工会在左右经济、政治方面的”势力”,美国工人的待遇在有工会以来,一直在”扶摇直上”.社会地位另论的话,就”舒服”程度来说,在美国做一个”蓝领工人”,的确是非常”舒服”的职业。比如,长期生活在美国的人很容易注意到,美国的建筑施工速度非常慢,与中国一年一栋高楼的速度完全无法相比――这也难怪,美国建筑工人8点上班,5点下班,上午一个长长的”咖啡时段”,下午一个长长的”咖啡时段”,午饭吃它两个小时,五年能盖好一栋楼就不错了。又比如,美国普通的白领,根本请不起保姆甚至”小时工”,许多女人选择做家庭主妇,辞职在家带孩子,往往不是”兴趣”使然,而是实在请不起保姆。再比如,一般的中国人会注意到,美国的”空中小姐”远远不如中国的”空中小姐”年轻漂亮,很多根本不修边幅的老大妈还”赖”在”空中小姐”的职位上,这其实也与美国工会对”空中工人”的保护相关,这种保护使年龄歧视、外貌歧视很难发生。

这次带领纽约地铁工人”闹事”的,就是美国”交通工人工会”的纽约子工会”地方100″.由于公交工人是”国企”工人,他们的合同是与纽约州政府的都市交通局签订的。05年12月,上一个合同到期,新的合同进入协商阶段。正是在这个关头,”地方100″与都市交通局爆发了针锋相对的”阶级斗争”.经过漫长、激烈的讨价还价,双方在很多问题上都达成了一定妥协和共识,然而,在养老金的问题上,谈判被卡住了:都市交通局提出,以后新录用的工人必须抽取收入的6%作为自己的养老金筹款,这比现有合同增加了两个百分点,而”地方100″坚称它不会”出卖”以后新录用的工人,坚决不妥协。

于是,2005年12月20日凌晨3点,”地方100″宣布罢工,地铁、公车系统陷入瘫痪。这是纽约交通工人25年来的第一次罢工,时逢寒冷的冬天,对于依赖公交系统的7百万纽约市民来说,罢工无疑是雪上加霜。以后的三天,成了”长征”的三天,人们在零下几度的天气里,迎着寒风,一步一步向自己的办公室或者学校”挺进”.如果说第一天大家还有点新鲜感,还有种走路的”振奋”的话,到第三天,人们已经开始怨声载道了,有的群众干脆在接受采访时说:”把那些工会的人给抓起来,扔到监狱去,就这么办算了!”

在所有这些愤怒的人中,纽约市长布鲁伯格无疑是最生气的。在他看来,谈不拢再接着谈啊,你罢什么工啊。他在20号的声明中说:”交通工人工会将他们的私利摆在了公共利益之上,这不但是对公共服务这个概念的羞辱,而且是通过让这个城市给他们下跪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更重要的是,根据纽约州的泰勒法,公共行业的工人罢工是违法的举动。布鲁伯格抓住这个法律上的”辫子”,敦促法院对工会做出处罚。

众所周知,在这个人口老龄化的时代,养老金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欧洲近几年的工人罢工,也往往与养老金问题相关。这次纽约公交系统在养老金问题上双方爆发冲突,并不出人意料。在”地方100″看来,这次妥协,可能是将来工人福利进一步被侵蚀的开端。对都市交通局来说,交通工人的待遇已经比其他公共行业的从业人员(警察、公立学校的教师、消防员)要高了,55岁就开始领退休金在私营行业也是闻所未闻。对白领阶层来说,交养老金的份额就不是百分之四、百分之六的问题,全国平均而言,白领阶层对自己养老金的贡献率为32%左右。更重要的是,长远地看,按照现在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支出,可以推算出都市交通局在2009年将要背上10亿美元的赤字。”如果一个巨浪即将打过来,你要在这个巨浪到来之前就闪开,而不是等它打到你之后才开始闪避”.

纽约的舆论越来越一边倒,甚至连”地方100″的母工会”全美交通工人工会”都宣布他们不支持罢工,并敦促工人立刻返回岗位,同时法院也开始传唤”地方100″的领导人,在这种形式下,”地方100″结束了罢工,三天之后就回到了谈判桌。

这次罢工,”地方100″和都市交通局两败俱伤,所以一回到谈判桌,双方口气都软了不少。几天之后,双方达成了新的协议。都市交通局不再要求提高工人对养老金的贡献率,但是双方同意工人对医疗保险的贡献率要提高1.5%.同时,作为补偿,都市交通局会部分返还工人已提交的养老金,使每个工人能得到8000美元左右的现金收入。当然,这只是双方高层达成的协议,对工会来说,它还需要得到几万工人的投票批准,对于都市交通局来说,也需要董事会的批准。

在这整个”戏剧”中,我印象最深刻的,首先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对”小人物”的命运随意地拍板钉钉。都市交通局不能随意决定其员工的工资待遇,必须与工会定期协商,决定合同内容;市长不能随意下令逮捕谁,只能”督促”法院采取行动;联邦政府不能干预州内事物,只能象征性地表示关注;甚至”地方100″工会本身也不能决定合同的有效性,他们只是代表工人协商合同,只有工人的投票才能决定合同的有效性。

其次是工会的势力。没有人任何人能任意鱼肉”小人物”,恰恰与工会强大的势力相关。一个文明的社会,必须给予劳动者政治上的声音,这一点至关重要。然而,就美国的某些行业来说,这种保护有时候已走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在一个全球竞争的时代,对劳动力的过度保护,已经削弱了美国许多行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通用汽车在日本同行面前的节节败退,最近开始大量裁员和关闭工厂。通用的市场眼光固然有失误,美国汽车行业的”军事化的”强大工会也令其喘不过气来。据通用公司声称,在他们每一辆汽车价格中,有1500美元是用来付其员工和退休员工的养老金。中国的轻工产品对美国市场的大面积占领,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中国对工人缺乏保护、美国对工人过度保护的结果。正是因此,美国竟然出现了工人自发地抵制工会势力的奇特现象:许多工人自发地打出了”我们要工作,不要工会”的口号。美国工人的工会加入率也连年持续下跌,从战后的33%下跌到今天的12%左右。

众所周知,政治是一种斗争的艺术,然而,同样重要却经常被忽略的是,政治也是一种妥协的艺术。在一个协商性的政治里,没有任何一方可以为所欲为。”地方100″工会最大的教训恐怕也在这里,煽动群情激愤等固然姿态华美,然而当它滑出法律的轨道,为了一个团体的利益而置公共利益于不顾时,这种华美也就沦为小题大做的滑稽了。毕竟,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争取更多的利益,有别于一个真正的弱势群体捍卫自身的基本权利,因而也缺乏广泛的社会呼应。这已经不是一个高呼”失去的只有锁链,赢得的却是整个世界”的时代了,更务实的做法是回到谈判桌前,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问题,失去的只有1.5%的医疗保险,赢得的却是整整7百万人的安宁。

冉云飞:历史解读没有标准答案

冉按:这是应上海东方早报理财一周所写关于袁腾飞事件的专文,此文已发于5月31日该报。该报当天推出袁伟时先生访谈、宋石男、张耀杰诸兄的文章,也都是关于袁腾飞事件的,请大家搜索围观.2010年6月2日7:44分于成都

无论是史学研究,还是历史教学,以及编纂历史教材,都应该允许自由竞争。这和我们正确地对待言论自由是同样的道理,即让各种言论有同等竞争、出笼的机会,是骡子是马,拿到市场上比较,让顾客(读者)们有选择的机会。即便是在史料相同的情况下,由于每个人的阅历、修养的不同,都可能使其做出不同的解释,这完全是正常的社会文化生态。我们常强调生物的多样性,其实言论自由,就是保障各种解释权利的多样性,有各种解释权利的多样性,才有可能经由此种竞争达成文化型态的多样性。有文化型态的多样性,才可能让我们的文化充满蓬勃生机,否则必是死水一潭,思想的原创便无从说起。在自由竞争的机制下,在制度健全的情况下,胡说八道的言论当然不可能完全杜绝,也会有一定的市场,但其言论市场份额,完全是一种小众的需求。与其竞争的、负责任的言论,完全会获得更多人的认可,市场在良序情形下,自然有优胜劣汰的作用,这一点我持有相当的信心。

我们常说,研究和学习历史有借鉴之效,事实上,对于研究历史,弄清真相,本身就是极其重要的事。至于说借鉴与否,免蹈覆辙,有兴亡之叹也好,那都是在弄清真相基础上的副产品。当然历史与当下现实是有联系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过去的历史当然由于年湮代远、史料杂芜、歧说并出,要恢复真正的历史面貌自然困难。既如此,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抱着毋必、毋固、毋意的态度是非常有必要的。用胡适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但这样的要求,并不阻碍“大胆假设”,只需“小心求证”即可。任何历史研究就像一条漫长的走廊,时间走廊的搭建,必须要众多人的努力才能蒇事,任何个人之力都不能将这一走廊完美无缺地搭建完毕。因此修正、弥补、改建,以使其更见完善,才能逼进真实的内核,还历史真相并做出符合事实和逻辑的阐释,是史学研究者们的共同责任。

袁腾飞解读历史,当然不能说毫无纰漏,史料也并非毫无可商。但这些都是言论自由和学术范畴,任何利用权力对他正常言论、学术及教学自由的打压和伤害,都应该停止。我们可以就袁腾飞对历史的解读及对史料的运用、论证提出自己不同看法和批评,摆事实讲道理,但应该允许他的正常回应。任何以为自己的观点一贯正确,任何以为一个人物不允许重新评价、所谓早有定论的说法,都不符合学术自由的原则。因为人是有局限的动物,没有人的观点是不可质疑的,而由人组成的任何机构,也不应该垄断阐释历史的权利。

学者邱维骥说得好:“史学家对‘什么是历史’的解释是否正确,他们的历史论著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着生活中的历史?需要以生活中的历史为检验凭据,进行仔细核实,具体分析,分别对待,公允评价,来判明正误与真伪。”“当史学家的‘历史’与生活中的历史出现了很不一样,甚至相互逆反的情形的问题,是应该由史学家的‘历史’来修改生活中的历史呢?还是应该由生活中的历史来修改史学家的‘历史’?不言而喻,当然应该由生活中的历史来修改史学家的‘历史’,事情的发展终归是这样的。”我认为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解释,首先应该弄清事实真相,开放各种从档案法的角度来讲,应该开放的档案,还历史一个较为逼近真相的面貌。有许多生活的真实细节并没有消失,有许多灾难的记录并没有湮没,但是被人为地摒蔽了,这就使得如今许多发表的史学文章及论著,充斥着雷同的、没有生气的单向度解释。不据事实的单向度解读,类同于官方的通稿,强行垄断并占领历史解释的市场,这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大问题。

提出真正的问题、从反面来检验已被接受的历史,是历史研究者乃至教学者的一种责任。不据事实而来,只据官方一种说法的所谓研究和教学,应该受到质疑和批评。比如关于农民起义问题,可以用王学泰的游民研究来检验和对比原来农民起义研究的真实度和学术水准;用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等来对比此前的鸦片战争研究;用吴思的《潜规则》来反读以前的大而空的政治制度之解释,用《血酬定律》来对比以前对历史的阶级斗争解释;用萨孟武、十年砍柴等人对《水浒》解读,来看待四九年以来的水浒研究;用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来看待《明史》、吴晗的《朱元璋传》、叶丁易《明代的特务政治》、孟森的《明清史讲义》(上下)、《明清史论著集刊》(上下)等,你当然会有不同的看法。因为这些(另类)史学作品,其研究方法、材料发现及其取舍运用,都有很多不同,更何况他们在此基础上的不同解释。如果解释是相同的,为什么要出多种相同的书呢?那不浪费么?我当然不是说新出的史学解读,就一定会优于前者,但这样的角度变换,可以给读者带来更多的思考。

如果你觉得袁腾飞有随意抽出一些史料来证明其自己结论的错误,得出的结论是错误,那么我们应该列举更多的事实、做出符合逻辑的解释来反驳他。但我看到许多对袁腾飞的指陈,完全罔顾事实,如此批评而得出的结论,大多谬以千里。西方史学方法中的比较史学特别是计量史学,可以根据事实乃至统计数据,使许多传统的看法得到检验和修正,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在这方面大有可为,比如谁是抗战的主力及其死难人数,大饥荒饿死的人数,可以藉档案的开放,切实的统计,一步步接近真相的结论。即便是对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也可以藉计量史学等方法而得以延展。对于农民起义问题,过去人们往往只注重农民起义的口号及其有关史料,做出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解释。事实上如采用计量史学,可以通过全面研究农民起义的规模和频率、起义者的类型和职业,以及农作物的收成、气候变化等内容,从而避免简单化和公式化的结论。事实上,由于西方史学方法的引入,使得中国历史的研究范围得以扩大,避免中国传统历史成为帝王起居注的怪圈,以及只有大人物才有历史的尴尬。史学不仅上层向下层转移,从精神研究转向物质和生产领域,从而使得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像民间票据和开会记录、家族账薄、墓葬文字、地契、信件等受到重视,而且成就和丰富了家庭、妇女、社区、人口、城市等专门史的研究。

2010年5月25至28日晨断续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