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平:薄熙来其人(六)

欺骗朱容基,过河便拆桥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薄熙来与大连大光地产公司的老板林某洪关系不错,林老板是一个面相和善为人圆滑的香港商人,他不仅在澳门开了卷烟厂,广州兴建了写字楼{市长大厦},在广西创办了印刷厂,泰国设立了中餐馆,而且还在大连建起了星海花园与大连世贸中心等,显然林老板知恩图报,与薄熙来及其马崽走得较近,由于我在香港文汇报报道过林老板的地产项目,所以他也常请我喝茶聊天,讲到许多内情。其中有些情节又经另一个在市政府工作的我的朋友证实。

薄熙来对别人,特别是对下级总爱反问一句话:你别骗我啊?!他养成了这个习惯,是因为他自己就经常骗人坑人。林先生介绍说,90年代中期,薄熙来在星海湾兴建了大连星海会展中心,全部由市政府贷款投资,有些老干部知到内情,就给上面写信告刁状,他们认为不应当把钱用在这上面,信件到了国务院总理朱容基手里,他看了很生气,就派人到大连调查,自己亦借外出考察之机,下去亲自看看。薄熙来听到了风声,很是紧张与慌乱,谁都知道朱镕基不是好惹的人。但薄熙来熟读《三国演义》,知道兵不厌诈的道理,就匆忙找来林先生,要他假冒港方,市政府为中方,一夜间把上述项目变为中外合资企业,连合同章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董事会决议,班子成员,会议记录等,都以假乱真,比真的还真。等到朱总理到了,实地一看,不能批评,只能赞同,并得出结论,那些写告状信的老家伙,是吃饱了撑的闲得难受。。。。。。等朱总理一走,一切复旧。

故此薄熙来对林某洪一度很好,批了星海湾两块地皮给他,盖了两拣大搂,林老板捞了一大笔钱,为了谢他,林兄把大楼士建的活儿给了金州一建,他知到薄家与范某臣的关系,有意让薄熙来的哥们发财。薄市长很高兴,有一次在酒席上说,我可能要调去天津工作,到那时一定把你带过去。当时官埸风传,他将异地改任天津市委书记。后来不了了之。

但是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林某洪不知道为什么与薄渐渐疏远,现在回忆,可能与林老板和我的关系过于密切有关,薄熙来通过国安局特工,很容易通过手机信号卫星定位查到我们,并监听我们的对话,这一点我当时并不懂。所以,后来金州一建的施工队与其交恶,以林老板不及时支付工程款为由,封堵了他的办公搂,并折腾了里面的办公设备。他起诉到法院亦找不到主持公道的法官,于是林先生请我们文汇报写稿反映问题,我派同事晓蔡某去调查,还没发稿,林老板又忽然反悔。。。。。。其中的谜团至今仍在我的心中。林先生希望薄熙来还能念及旧情帮他吗?但薄熙来惯于过河拆桥,忘恩负义,他明明知道林老板与他的哥们发生纠葛,不但不主持公道,加以协调,而是帮了倒忙。他还以土地政策发生变化为由,强行收回了原先批给他的一块地皮,它位于大连西港岗区五一广埸立交桥东侧,当时林老板的公司已施工挖了很深的地基,只因政策突变市场萎缩资金同转不灵,一度停工,被薄熙来终于抓住了把柄。这样一来他损失惨重,他对说我,我是打碎了牙咽在肚子里啊。

2002年5月我关押在大连看守所,在报纸上知道了大连“五七空难”,不料看到死亡者名单中有郑洪先生,他是林老板聘请的驻大连公司的经理,我与其多次打过交道,他是广东梅县人,与林老板同乡,但不知林先生今在何处?故念及上叙往事,不胜感叹!但愿林先生过得平安。他应当知道,自己曾利用薄熙来的权力找项目攒钱,反之亦然,薄熙来这样的政客,也利用外资为自己搞政绩。他连朱总理都敢骗,何况一个林老板呢?他对谁都不会有真情,也不会相信任何人,我在上面讲过,他只相信权利。所以,他才不知不觉地养成了口头禅:“你别骗我啊?”

一个建筑公司吃掉了五个“建”

“一建”指的是大连金州一建,它目前已改名金广集团,是大连首屈一指的建设开发公司,不论经济实力,人才技术,还是知名度都堪称一流。但在80年代中后期,它不过是一个集体性质的金县乡镇小企业,我曾在中山区友好广场一个该公司临时租用的小酒店里,多次见过老板范某臣。应当讲,范兄是一个外表粗鲁但内有城府的人,除了讲哥们义气,亦会经营管理,他还会用人,这当然都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因素,还在薄熙来的帮忙,伴随此人权力的逐步上升,金州一建由乡到城,由小变大,由单一土建变成综合性经营的企业集团公司,最后吃掉了大连与之唱对台戏的五个国营性质的建筑公司。

以前,在魏富海当权时,大连的建筑市场基本上是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埸经济为副,或者说转型刚刚开始,大连五个建筑公司分享了土建市埸的所有工城,个个过得都不错,不仅职工人人发工资,而且个个有福利保障待遇。拿国营大连一建来讲,不仅在大连中山路上有相当阔气的高达五层,3000多平米的办公大搂,而且还有著名的“一建俱乐部”,我多次见过该公司的候某政经理,他告诉我,大连很多大的楼房都是它们承建的,但自从薄熙来上来后,权力与市场连在一块了,薄熙来下令把原本属于国营企业做的生意,全部给了金州一建或阿尔滨建筑工程公司,它是另一个由赵某华经营的金州乡镇企业。我问他这其中,有没有企业自身的原因?他说当然有,国营企业僵化的机制也有问题,比如人浮于事,政策死板,包袱太重等,但是五个建筑公司原本人才济济,经验丰富,施备先进,但都在薄熙来的操纵下,一个个地垮掉了。大连人一直有流言蜚语说,薄熙来的亲友有股份投在其中,但碍于当时的司法体系并不独立,新闻封锁也十分严重,记者更不能查证。所以只能任他胡作非为。另一家国企老板对我说,薄熙来真不可理喻,做为共产党的干部,不帮助国营企业,却帮助集体乡镇企业或民营企业,是何道理?

2000年底,大名鼎鼎的“金州一建”已改名为大连金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但主要业务仍以建筑为主,但2006年我获释后发现,它像毋鸡一样下了一大窝鸡蛋,下面派生出数家分公司,大都得到了市政府批复的土地项目,在大连大搞房地产开发,几乎个个都随着地价升值而发财。其中单是王某玉一人主持的房地产公司,就每年赢利数千万元。另一骨干企业是下属二公司,巳具备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承包特级资质,并于2002年在大连建筑企业中率先通过三级企业认证体系。2005年底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28。6亿元。当然,我要指出的是,早期薄熙来对它们的鼎力支持至关重要,后来他们的发展另当别论。我不敢全盘否认这家公司的业绩,它近些年羽毛丰满后,与历届政府主要官员的关系都十分密切,亦是它成功的原因之一。

在大连企业界,如今范某臣已成了龙头老大,不仅财大气粗,而且是人大代表,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可能薄熙来担心他们日后在司法上出问题,就及时给他按排了这样一个角色。回想当年,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只不过是一个衣冠不整的包工头子,但历经二十几年闯荡江湖,在薄熙来的精心扶植下,发展到现在每年光利润就能攒几个亿的地步,确实不同凡响。他手下的小弟兄们,大都在全世界各国经商旅游往来,他们的子女留学定居欧美已是小事一碟。看一看其在大连西岗区新开路89号的集团总部办公楼“金广大厦”,如何气派,想一下那些在不公平竟争环境中,倒闭的国企及其下岗贫病交加的职工,听一听大连电视台不厌其烦地播放的“金州一建”的广告辞:安得广厦千万间,金州一建,心中禁不住戚戚然,我斗胆改了一句:安得广厦千万间,一个“建”吃了5个“建”,薄熙来啊真敢干!

巴结港商黄鸿年,集体企业全卖光

90年代初,大连轻工局属下共有100多家企业,有的效益不错,有的产品滞销,但不论如何,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其埸房或办公楼都位于大连市繁华地角,也就是说它的地皮很值钱。谁也不是圣贤,当时的官员急于对外招商,寻求合作,吸引外资,做出许多荒唐事,也不必大惊小怪。问题是,薄熙来与港商黄鸿年的合作,一没有民意基础,二没有科学论证,三没有请示上级,结果刚坐上了这个大连市长的宝座,就闹出了天大的笑话。

黄鸿年是香港中策集团的老板,也是印尼第二大财团金光集团董事长黄弈聪的儿子,曾在北京第26中学读书,文革中当过红卫兵,所以非常了解中国,他发迹后首先抓住邓小平南巡之后带来的商机,进军中国,巧妙地与官员拉上了关系,他先在山西省靠上省委书王茂林,经其介绍,搞了一家合资企业,接着又去江苏省杭州市,又攻下市长王永明,在其支持下,收购了两家中资企业,尔后转去福建省泉州市,搞了41个合资企业,立即震动了中国商界,一时被吹捧为“中策现象”,好大喜功的薄熙来根本不懂经济,不关心企业职工的命运,竟与到访的黄鸿年一拍即合,决定将大连轻工局下属的101企业,一揽子全部卖给了他,使数万职工下岗,此举在大连虽经媒体狂吹乱捧,但因直接涉及到群众的切身利益,而遭到强烈的反对,数千人联名上书中央,告到了江泽民案头。。。。。。十分明显,素有“股市金手指”之称的黄鸿年是个精明的商人,他看中的并非企业的产品,工厂与设备,而仅仅是它们脚下的地皮,只要给点钱,叫工人们离去,地价一升值,他圈地盖搂,就会肥得流油。做为新加坡排在《福布斯》第29位的富豪,他不在乎大连百姓的疾苦情有可原,但薄熙来做为一市之长,竟拍板做出这种荒谬的诀策,真是匪夷所思。

据媒体报道,1992年4月到1993年6月,中策集团斥资4,52亿元人民币先后在上述地区打通当地官员的关系,廉价地购买了100家国企,又收购了3100家集体企业,也就是说,如果对方出得起钱,整个国家都能买下来。大连,险些在薄熙来的手中一下子卖光了101块黄金地块,使数以万计的工人失掉工作,难怪一个老干部在1994年写信给我,骂薄熙来是“卖市贼”,是与黄鸿年有私下交易贪官,但由于那时我初到港报工作,无暇查证。当然,1992年至1993年薄熙来是副市长,这件事的前半部可能还有其它人亦有失职问题,但薄熙来在上述合同因上级否决而中止前的1993年6月,则是主要责任人之一,理应受到查究。

当这一揽子变卖企的合同已正式签约时,中南海的高官们终于听到了大连人愤怒的声音,立既愕然不已。中国一个小小的计划单列市的市长,竟敢把101家企业连同职工一块卖了,那么谁是厂房下面土地的主人?谁是人民的公仆?外商算什么?你薄熙来算老几?据大连企业家俱乐部董事长刘某介绍说,当中央领导责问薄熙来时,他呆若木鸡,面红耳赤,无言以对,他只喝了一大茶杯热水,接着一头大汗淋漓。那时刘某是政府经委干部,曾有机会随其进京汇报。

薄熙来以后的举动表明,他并没有吸取以上经验教训。后来,中央领导决定干预中止了这一荒唐透顶的合同,避免了工人一时失业下岗的后果,但薄熙来仍然不服。他回到大连后,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依然一块块地慢墁地最终还是卖光了这些企业,因为他心里根本没有工人群众,只有自已,富人与外商,他知道只有与其合作,才能名利双收,只有卖地皮盖大楼,才能捞大钱,才能结交权贵,才能让别人看出城市巨变,才能继续往上爬。另外,我还有些奇怪,既然签了合同,中止就构成违约,能与美国花旗银行打官同的黄老板,为什么不敢与薄熙来也对簿公堂?莫不是同为北京人,天生有交情与缘份的原因吧?1993年我曾在一个酒会上见到黄老板,很想请教他这个问题,但他心情不佳,我也不想自讨没趣。我想他们的事,大慨只有他们自已知道吧。

假如这回严重的失误与渎职,是出在其它人身上,不追究刑责,也免不了撒职。但薄熙来不怕,他老爹薄一波咳嗽一声,江泽民都要混身发抖,所以他挨了批评回到大连,拍他马屁的人仍然夸他是大手笔做事,虽败犹荣。

服装节加模特 劳民伤财

现在提起大连,人们自然会想到一年一度的服装节,并把它与薄熙来连在一起,其实早在1988年,他当市长之前,大连巳成功地搞过4届服装节,这与大连人天生喜欢穿戴讲究打扮不无关系。历史上大连人有话:“苞米面肚子,料子裤子”,形容的就是这种状况。一般的市民再穷也要千方百计地穿上新衣服。所以,服装节是大连人自已的传统节目,创办之初与薄熙来根本无关。与星海商务区一样,是别人先开发的,等他上了台,一切功劳均变成他的了,包括服装节,也成了他的光荣业绩,当地媒体被其操控,当然全给他脸上贴金。

大连服装节在薄熙来接手后,我印象中最深的是,他在开幕式上对着十几个外宾,用英文念讲稿,把魏市长气得脸色阴沉,因为会埸上仅有的十几个外国人中又大都是日本人,魏市长亲耳听到薄熙来一早在办公室背讲稿,英文是现找译员搞的,完全是在做秀。果然,会后大连市民说,你看老魏,嘴笨得象棉裤腰,你看副市长薄熙来,魁武英俊,能说会道,还会讲外语。特别是一些街道老大妈,立马叫“薄帅哥”弄蒙了!此后这种愚昧浮燥的民意很快杷薄熙来捧起来了。当然,以后逐年进行下去的服装节,慢慢地圹大了规模,加大了宣传力度,也提高了文化层次,促进了贸易发展,这当然都是事实,但是这是发生在整个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的奇迹。既使它人在位也是一样。而且每次节日过后,被其隐盖的问题也不少,用劳民伤财来形容,一点也不过份。在工作中,我听到很多人建议说,服装节当然好,但赞助受不了。薄熙来下令,设立了常年工作的筹委办,一年一届地连续搞,年年服装企业都要搞赞助,实在是竭泽而渔,喘不过气来。有很多服装企业老板反映,薄熙来经常打电话,强迫企业出钱赞助服装节,搞路牌灯箱或画册,费用太多大杂,如不服从就派人调查经济问题,比如税啦回扣啦,等等。服从吧,没有那么多利润。不服从吧,又怕挨整。所以两头为难。笔者认为,三年搞一届既可。但薄熙来不接受这个建议,因为他需要年年有成绩,处处有钱花。

薄熙来还在大连市政府广埸前设了女骑警,女交警,用此为服装城锦上添花,又在大连金石滩建了民营的服装模持学校,于某是著名的服装模特,任校长,她是薄熙来每年拔款600万支持的人,又一度占据了区政府办公楼,对外营业,管委会主任王传志为什么怕这个摸特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大家议论纷纷,薄市长满不在乎。每届服装节,于某都带领美丽的学员们,以精彩的表演吸引观众,并为薄市长的业绩添光增彩。尤其是上面来的干部都希望喝酒时有模特美女陪,薄熙来精于此道。

摸特们除了服装表演还做什么?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或许从中可见秘密。1998年大连著名的服装个体户杨某华与其原老朋友,大连皮装厂长都某平反目为仇,两人为经济利益发生纠葛,都找我曝料,希望我撰文以正视听,我与两人均有过交往,但深知不能偏袒任何一方,于是只在文汇报发表了一篇观点平和的叙述其事的新闻稿,后杨某华请我与一位律师喝茶,席间就请来两位服装模特做陪,一问这两人既来自金石滩服装模特学校,后来我吃过晚饭后匆匆离去。再亦不曾参与他们之间的任何事情,也不再做任何有关报道。2006我获释后得知,杨某华曾牵扯进了沈阳慕马大案,慕市长的一辆汽车即存放在他的车库里,后被法院没收,杨一度被关押在苏家屯看守所,9个月后放行,但他现在已不在大连经商。然而,于某的服装模特学校依然在大连生意兴旺。

大连从1988年8月20日起,已举办了十几届服装节,从薄熙来开始,增加了邀请官员与各国政要参加开幕式的力度,他利用公款让高干到大连吃喝玩乐,有利于自已升官发财,用声色犬马吸引外商,是为了向海外宣传大连吸引投资,增加他的知名度。所以从整体上看,它重形式,轻内容,重表演,轻生产,重交际,轻贸易,据统计,第一届服装节时,大连服装企业700余户,2004年已发展到2590户,销售收入从当年的10几个亿增加到135,4个亿,但是平均到2590户企业,只有520万元,这与其它城市同业相比少得可怜。另据统计,七五与八五期间,在全国服装百强企业中,大连有8个企业入围,到了薄熙来离开大连的2001年,整个辽宁以至东北只有大杨集团一个企业榜上有名。这就是说,薄熙来所监控的媒体,用数字在自已与自已比,自吹自擂,但放在全国服装市场这个大盘子里一看,大连服装业根本排不上名次。亚洲最大的服装企业卓达集困,落户大连,但它是河北有名的品牌,所以在每年服装博览会的展台边,我都会听到港商的牢骚,他们说订单拿的并不多,报上刊登的数字假大空,来宾的不同声音得不到回应。同时,服装节上本地的品牌始终不如外地或海外的品牌叫得响。我想,薄熙来的心思,不会用在发展生产上,而是在忽悠大连市民而已。人们说,深圳不搞所谓服装节,但遍地服装店,到处是服装厂与身着名牌的丽人行,深圳的服装节永不闭幕。大连搞了多年服装节,只有一个叫得出的名牌叫“大杨”,是“农民老大嫂”搞的,它在国际上也没有人认同,只有薄熙来的名子叫响了。

我认为,在薄熙来离开大连之后,夏德仁市长调整了以上误区,他在第12届大连服装节开幕式上重新提出了“三个定位”:服装企业交易中心,服装设计时尚信息交流发布中心,时装品牌孵化中心,这才是对的,但此后我就入狱了,不知道情况落实得如何。

卢雪松:无独有偶

4月28日,上午有“特殊任务”二人到单位找我谈话。傍晚又有警员二人敲我家门,问主人是不是“卢××”。上午的谈话气氛似乎比较平等,实则是侦讯;傍晚的敲门则被喝退。看来可能是没有得到“非见着人不可”的命令。也就是说,命令只是让他们敲一敲。一天两件厌烦的事,心中难以平静。

上午时我曾问他们:要问我是否接受过采访,还要问我的态度和我的想法,是什么意思?明知故问的意义何在?你们的工作是怎么个程序?不过我没得到回答。傍晚的疑似“打草惊蛇、敲山震虎”之举,好像是对我心中疑问的回答:有些力量在提醒我它的存在。它用一种含蓄的方式警告我,“一直盯着你呢”。这是一种怪异的警告方式,虽是由公务人员在执行,但仍很不像官府之所应为。

我明确地告诉那天上午的来访者,我从不想做英雄,但我要做我自己——一个普通人的自己,这是我的底线。如果有什么力量不让我做我自己,那么,我想我会心安理得地表示反对,我对此不会含糊,也没什么可害怕的。如果连说了一些守住人性底线的话也要招致警告,我也就会对这种警告毫不含糊地表示反对。

所以,上午的对话虽然是在平静的气氛下进行,但我却基本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我也说了一些话,但主要是向他们解释我为什么不能回答他们的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我无法认同他们的工作性质与社会身份,因此也不可能与他们建立起没有猜忌的沟通关系。

二位“特殊任务”对我表现出了很大的耐心,他们劝导我说:你们想说的话,社会上几个人想听?就让我们作你们的听众吧。他们诚恳的面色让我想起,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有一人还对我用同样的神情说:“中国象你这样愿意思考、忧国忧民的人太少了。”我本来就是个单纯的人,甚至是宁愿让自己相信他们说的都是肺腑之言。

但另一方面,我却有着一些历史知识,可以作为反例来打消我的一厢情愿。比如,毛曾对美国人说过那样的意思:美国的制度非常好,堪称人类民主制度的楷模,我们就是要建立一个像美国一样的、自由、民主的中国,在这个未来的中国要实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前任的魁首也曾说:我就爱看泰坦尼克号,它把危难中的金钱与爱情,贫与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十分感人。他们说的时候都跟真事似的,让听者觉得他们既渊博又深刻,是地道的人本主义者,如果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Communism确实是一种人道主义,那完全是合乎情理的表现。可是四九年后,美国正是在毛时代被追求Communism的中国人狠狠踩在了脚下;中国百姓迄今对“人性”二字仍感难以启齿,他们心中只有二个字“活着”。历届的领导人都在毫不犹豫地走着“中国特色”的道路,他们的人道主义被说出来后,很快就散在空气之中,连他自己都毫不在意。

他们可以犯错误,他们还可以改正错误。犯错误时,有人成了牺牲品,改错误时,有人秉着天生的善意成了“东郭先生”。不管别人怎么看待,我无法把这个自己想怎样就怎样的玩赖行为理解为真诚。也许他们不认为这是玩赖,或许他们会自诩为一种谋略,而这种谋略显然是自上而下地贯穿在他们整个的系统之中,直至那些最底层的、直接与我对话的人。我不愿被谁戏耍在股掌之中,而这就是我无法相信这些人的话的理由。

艾  鸽:权道思维(七)世袭族的皇道

《权道思维》第一章治权

(七)世袭族的皇道

世袭族在中国,是源远流长的皇道。

“殇世何早,平原弗克。”《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说的是和帝在世的时候,皇子虽多,但大都夭折。和帝思虑宦官、外戚可能企图谋害他的儿子,便将剩余的皇子留在民间抚养。殇帝刘隆生于东汉和帝元兴年(105),为和帝与邓皇后少子。出生100多天,元兴二年(106年)一月汉和帝死后,按照传统,继承皇位应是和帝的长子刘胜。但刘胜有病,多年不愈。将刘隆迎回皇宫做皇帝。

邓皇后也升称邓太后,临朝听政。

八月,在邓太后发号施令之际,刘隆只做了8个月的皇帝,于延平元年八月辛亥日,得了场大病后驾崩在襁褓之中了。可惜了天帝,来不及留下遗传基因,让大中华少了一个世袭族。因夭折而亡,故谥“孝殇皇帝”,葬于康陵。

皇位世袭制弊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皇位继承制原则因在窄狭的世袭范围内选择接班人,难以确保证皇帝素质的不凡。所选皇帝中幼儿、白痴、浪子、昏庸之徒众多,其祸国殃民令人发指。蜀汉后主刘禅,逐渐贪图享乐游玩,内政腐败,导致蜀国投降。刘禅作为亡国之君,却怡然自得。一次,司马昭请刘禅饮酒,席间特意为他安排了蜀国的歌舞表演羞辱他。在场的蜀国旧臣看了不禁生出亡国之恨,有的甚至掩面而泣。只有刘禅坐在椅子上,看得津津有味,谈笑风生,没有一点亡国伤感之意。歌舞完毕,司马昭问刘禅:“你想念蜀国吗?”刘禅回答:“我在这里很快乐,不思念蜀国。”“乐不思蜀”的故事由此而来。据学者统计:中国历史上十岁以下的娃娃皇帝多达30余位。最早者是西汉昭帝,最晚者是清代宣统皇帝。年龄最小为东汉殇帝,生下仅100多天就做了皇帝;东汉冲帝和东晋穆帝2岁做皇帝。世界各地的人类社会的早期都曾出现过世袭制度的统治政权,其中多数为封建世袭制度。是古代爵位、官职的一种传承制度。先秦时代,中国实行世卿世禄的制度,上至天子、封君,下至公卿、大夫、士,他们的爵位、封邑、官职都是父子相承的。不到改朝换代,这种世袭的次数理论上是无限的。

可见,在皇权大于一切,无所不包的封建社会中,皇帝接班人仅凭家族血统关系这一生物因素所选择出来者,不是昏庸腐败之徒,便为年幼愚味无知之子,真正具备领导国家能力的寥若残星。谁知高阶者,竟是窝囊废。像魏孝文帝一样被老婆气死。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因一句戏言,被自己的嫔妃捂死在被窝里。晋景公公元前581年6月6日中午,晋景公姬孺正准备品尝新麦,突然觉得肚子发胀,便去厕所屙屎,不慎跌进粪坑而死。姬孺先生很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殉难于厕所的君主。世袭社会里最大的弊端,就是荒芜人才。“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最终朝政紊乱,社会动荡,祸国殃民不已,直至这个社会覆灭。父亡子继的家天下制度取代了任人唯贤的公天下制度。作为封建社会来说,这也没什么,世袭制是封建社会的本质特色之一。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可如果到了二十一世纪的现代社会,还搞世袭制,真是匪夷所思。

有人考证说,世袭制有好处:一是利于稳定;(金氏家族的家天下是够“稳定”的了,金正日的小儿子的生日刚被定为国家节日,谁敢异议,格杀无论。如此的“稳定”,可誉为“纳粹秩序”;)二是减少磨擦与争权;(一个家族饭桌上或被褥里就可以搞掂国家大事,可誉为“床头民主”;)三是有所谓“前瞻性”,(在金日成时代就可以预见到金正日的儿子接班,可誉为“乌龟接力”;)。不过,金家王朝的子民们多不明白:“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世袭,那保留封建王朝有何不可呢?何必革命呢?以为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油彩,就成马克思王朝了?马克思生前,已经见到各式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临终前曾宣布:“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世袭制是权力剥削的标本。

世袭制奈以生存的土壤是奴性和愚昧。

世袭有家族世袭和集团世袭,金氏家族属于家族世袭,所属党羽属于集团世袭。世袭制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特色”之一。世袭制可以把一个国家的权力和财富都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而且世代相传。可见,世袭制是权力剥削的吸血管。现代民主社会是世袭制的天敌。

华盛顿之所以伟大,他在赴任首届总统出发前,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去借钱,因为他没有去纽约的路费。华盛顿之所以伟大,1789年4月30日,华盛顿借来一套英式西服,参加了就职典礼;华盛顿之所以伟大,副总统亚当斯访问欧洲回来,建议引进欧洲的皇室体制,拥华盛顿为国王,从此可以享受世袭,但被华盛顿一口拒绝;华盛顿之所以伟大,1797年两届任满后,华盛顿谢绝再参加竞选,隐退回乡。他没有任职终生,赖在权位上。也没有做太上皇,或垂廉听政;他也没有指定接班人,而让人民通过选举产生。这是他对人类政治文明的杰出贡献。华盛顿之所以伟大,他告诉后世和当代,国王和贵族并非不可或缺,人民有自治的能力,世袭是多余的。华盛顿之所以伟大,他告诉人们有反对他的权力,有选择政府和政党的自由。可以说,华盛顿是现代民主社会的缔造者。

华盛顿并没有提供一个完美的社会。

可他让人们除了选择情侣外还可以选择政治家和体制。

     —–未完待续—-

台湾作家朱学恒在世博会一度被扣

(据法新社)本周五(5月21日),台湾知名作家和电视评论员朱学恒因穿印有”敏感字样”的T恤衫而在上海世博会一度遭警方扣留。

台湾TVBS新闻电视频道报道说,警方带走朱学恒后对他询问了约40分钟,原因是,他穿的T恤衫上印有”otaku rebellion army(阿宅反抗军)”字样。

“okuta”为日文,指称那些热衷于漫画和电脑游戏、躲避社会交往,反抗主流文化的人。

朱学恒事后表示,”警方认为,我的T恤衫过于敏感,给了我另一件穿……我提醒台湾人不要穿’敏感T恤衫’参观世博会”。

胡  平:大鱼吃小鱼,小鱼吃……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国一连发生7起砍杀幼儿的恶性案件。5月16日,在广东佛山一家市场,又有一名黑衣男青年挥刀连砍6位年轻女子,然后跳楼身亡。这一系列血案的发生,不能不使人们意识到,今日中国绝非“和谐社会”,今日的中国社会决不是正常的社会。中国社会出了很大很大的问题。
 
有句俗话,说的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
你一定会接着说:“小鱼吃虾米。”
有谁质问过小鱼:你凭什么要去吃虾米?虾米没招你惹你,是大鱼在吃你,你应该去吃大鱼。
没人提出过这样的质问,因为大家都知道,动物世界没有正义。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人和禽兽的区别只有那么一点点,这一点点就是人有道德心,人有正义感。
 
砍杀幼儿案件发生后,不少人引用鲁迅的话谴责凶手――“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在校园门口,有人扯出横幅:“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左转是政府。”
 
这些话都说得很对,但是这些话都是把正义原则当作不言而喻的前提。在正义沦丧的社会,对那些正义感业已彻底丧失的人,这些话没有多少意义。当一个社会里,强者欺凌弱者被看成自然法则,天经地义,弱者岂不有样学样,去欺凌更弱者?特别是那些充满怨恨与绝望的人,自己横竖不想活了,死也要拉几个垫背的。拉谁垫背?能拉谁就拉谁,谁好拉就拉谁,于是更弱者就成了牺牲品。
 
去年是六四20周年,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在中国,正义已经荡然无存”。有人说中国崛起了,中国盛世了,甚至有人说中国人也有自由了(?),有九成自由了(?!),起码是比毛时代自由多了。但是谁能说中国有正义?
 
是的,象这种接二连三的砍杀幼儿的血案,在毛时代也闻所未闻。应当看到,在今日中国,正义甚至比毛时代更稀缺。我并不是说,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对正义的践踏比毛泽东还要狠。问题是从毛到邓到江到胡,共产党践踏正义一脉相承,就好比一个地区接连遭到好几次地震,后面的几次地震不一定比前面的更强烈,但无疑会使得这个地区被破坏的情况雪上加霜,更见恶化。本来,在八十年代,中国曾经出现过令人鼓舞的精神复苏,但不幸被“六四”的血泊所淹没。自那以后,暴政索性赤膊上阵。21年来,我们看到的是,强权越来越骄横,暴力越来越猖獗;正义则越来越稀少。
 
假如说在今天,共产党暴政还有一点点东西拿来遮羞的话,那就是“稳定压倒一切”这个口号了。但正像不少人指出的那样,中共一心“维稳”,到头来却是“越维越不稳”。我要强调的是,所谓“稳定压倒一切”这个口号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对于人类社会而言,稳定不是唯一的价值,不是最高的价值。在稳定之上还有自由,还有正义。压倒自由、压倒正义的稳定就是彻头彻尾的暴政。
 
我们必须认识到,“稳定压倒一切”这个口号实际上是个陷阱,一旦你接受了这个口号,一切善恶是非就彻底颠倒了。如果稳定就是至高无上的原则,那么,那些既得利益者,尤其是那些不受制约的权势者,由于他们最维护既定秩序,因此就成了最坚定的稳定力量,最可靠的稳定因素,而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群体和个人,由于现行制度剥夺了他们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以及投票权利,因此他们为了维护自身权益的言行都构成了对既定秩序的挑战,因此就成了危害稳定的力量或曰不稳定因素。按照这套逻辑,权势者代表秩序代表稳定,没理也是有理,再错也是对的;反之,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群体和个人,有理也是没理,再对也是错的。这岂不是把善恶是非完全颠倒了吗?
 
有些人只知道动乱是灾难,他们不知道有时候稳定也是灾难,而且还可能是更大的灾难。他们不知道,有时候,动乱是好事;有时候,动乱是对不公不义的纠正;有时候,动乱是国家兴盛的原因。古今中外的各种政治哲学政治思想,没有一个是不分青红皂白地维护稳定和反对动乱的。美国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en)在那本探讨国家兴衰的著作里指出:一个稳定的秩序会使既得利益者寻租行为制度化,而革命和动乱却能打破制度化寻租。我们知道,在古代中国,大臣劝说皇帝不要贪婪苛酷,如果讲仁义道德皇帝都听不进去,最后,都只好拿“载舟之水可复舟”这一条去吓唬皇帝。要是连这一条都没有,皇帝坏起来肆无忌惮,还不知会坏到什么地步。你可以批评两千多年来一次次的造反和动乱都只是以暴易暴,换汤不换药,但若是一个暴虐的政权居然能千秋万代,一暴到底,不换药连汤都不换,那就是把非正义、反正义固定化、永久化,饱受压制的正义连短暂地抬抬头、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那岂不是更糟糕?
 
在《正义的两面》这本书里,作者慈继伟教授指出:正义具有两面。一方面,正义是有条件的。具有正义感的人能否实际遵守正义原则,常常要取决于其他人是否也这样做。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的非正义行为没有受到有效的制止或制裁,其他本来具有正义愿望的人就会在不同程度上效仿这种行为,乃至造成非正义行为的泛滥。人们建立政府,本意是让政府运用它的强制力量去维系正义,但如果政府自己就去做出种种非正义的行为,那么它对正义的伤害就更严重更恶劣。它势必会刺激更多的民众也不遵守正义原则,也去对别人实行非正义。这就是正义的有条件性。然而,另一方面,正义又是无条件的。我们不能因为别人对我们不正义,我们就去对别人不正义,否则,社会就无可挽回地堕落了。正义是无条件的。我们应该无条件地坚持正义。
 
所谓坚持正义,不能只是消极的洁身自好。如果我们仅仅是不对别人做出不正义的行为,那还是不够的。如果我们在非正义面前保持沉默,那等于是纵容非正义,那本身就是非正义。坚持正义必须是积极的。我们必须用正当的方式去反对和制止非正义。不消说,在今日中国的环境下,坚持正义是相当艰难的,但是我们仍然要坚持,因为应该,因为必须。

欧阳小戎:恐怖、谎言与病人

一个简单的逻辑盘旋在十几亿人头上:专制社会的统治依靠恐怖和谎言。令这个简单逻辑升华的哈维尔先生,在1990年那篇著名的就职演说中,毫不留情地说道:“我们不仅仅是(专制制度)受害者,并且是同谋者,我们是良知上的病人。”在中国大陆,一种强力的声音认为:恶的,仅仅是体制,而体制下的人却是好的,没有任何问题。甚至把在党把持的媒体上撰文为党歌功颂德的同时,偷偷摸摸塞进一点山头黑话一般令人捉摸不透的自由言论,就自命为道德清白高尚;或者明明在为党工作,却自认为自己是在藉着这种地位推进社会文明,等等不胜枚举。这种声音究竟强到何种地步,笔者不敢妄作判断,但毫无疑问,至少在中国的“知识界”,它远远压过了哈维尔先生的所持有的那种观点。笔者在此与哈维尔先生持有同样看法,那种盛行于中国“知识界”,不仅不愿与活在专制治下的芸芸众生们共同反省,反而试图影响民众远离自我反思的做法,其实质不过是在与专制绥靖。笔者无权反对某一个体对专制制度的绥靖态度,但当绥靖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超出个人自由范畴之时,情形将变得严峻。

在极权体系下,统治阶层内部的关系虽然极其微妙复杂,而其统治逻辑却又极其简单。今日之中国,极权体系衰退成为一个怪胎,极权体系的经济结构,已经完全面目全非,既非社会主义,亦非资本主义。一个由权力阶层主导;靠黑箱操作维持;聚敛财富,一半用于维系统治,一半就地分赃;经济学理论的原理仅能部分适用的古怪市场经济。极权体系的意识形态,早土崩瓦解。但极权体系的政治结构,仍旧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因此,只要极权体系的政治结构不变,那么其统治逻辑就依然适用于今日之中国。

基于这种简单统治逻辑,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模型,来分析中国社会。当社会被一股强大的势力所统治,以恐怖和谎言为基本统治逻辑,统治者会说:说假话拥护我,给你好处;说真话反对我,给你祸事。面对此情形,人有四种选择。第一,追求好处,选择谎言;第二,闭嘴什么也不说,亦不去趋利;第三,追求真相,承受迫害;第四,既想要真实,又追逐统治者那里的好处。

我们暂时将道德放在一边,仅仅以现实逻辑为标准来衡量这四种做法。显然,前三者是符合逻辑的,而第四个却在逻辑上自相矛盾。当真相与现实利益被迫对立时,人不可能同时追求二者。

然后将道德尺度放在这四种选择上,我们会发现,前三种选择可以用道德尺度来衡量,第四种却不可以,因为它在道德上是混乱的,没有一个可供衡量的清晰标准。追求真实和追求现实利益,这两者皆不过是人的本能,不存在道德含义,在真相与现实利益之间的种种选择,之所以具备了道德含义,是因为专制者既剥夺了人们逐利的其它正当(不损害他人曰“正当”)途径,唯有依附于它为它颂德效命;又剥夺了人们追求真相的权力,必须听从于那些谎言,否则惹祸上身。前述的第一种选择之所以在道德上败坏,不是因为选择了逐利,而是因为他们了为专制者张目危害社会。第三种选择之所以被赋予道德高尚的荣誉,不是因为他们追求真相,而是因为他们为追求真相所付出的代价。试想,在一个有新闻自由的社会里,一名记者赶到矿难现场去报道里头种种所见,能说明他道德高尚吗?显然不能,只能说明他工作卖力。而专制社会则不同,这样的记者极有可能会因其报道给政府脸上抹了黑而遭到迫害。

那些两面都想要追求的人,他们的逻辑大概如此:当他们追求利益时,闭口不谈自己为专制者效劳,危害或蒙骗民众之事,宣称逐利只不过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当他们对真相感兴趣时,又宣称追求真相本身即是一桩道德高尚的事。这样的个体行为算不上罪恶,问题是在中国,大多数此类人士喜欢以社会良知自居,并试图影响民众。

在当今中国,这第四类人市场极大,大概就是哈维所说的那种“良知的病人”吧。在我们的模型中,专制者依靠要建立人间天堂的“崇高”意识形态网罗追随者,这个意识形态描绘着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在这个天堂般的前景面前,专制者的一切行径都被赋予天生的合法性,令追随者们努力为其效命,甚至杀身在所不辞,无论是死于敌手或是自己人之手。当专制社会刚刚建立之初,它表现得异常强大,具有不可思议的毁灭能力和恐怖手段。社会上的第一类人极多,第二类人属于少数,第三类人则极少,第四类人基本不存在。但极权的意识形态会随着实践逐渐破产,因为这种高度统治权威所制造的灾难,笼罩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甚至连极权体系内部的走卒、头目亦朝不保夕。意识形态的逐步破产会导致统治者自身的统治权威下降,没有意识形态,他们无法说服追随者,更无法说服民众。因此他们制造的恐怖氛围的能力亦随之下降。亦即,选择真相所遭到的迫害水平逐步下降,导致第三类人增多。专制者如果仍然要想维持第一类人的数量,那么必须许予他们更多的好处,用好处来挽回自己的统治力。要提供这些好处,他们必须变革经济体系,改变那种没有任何自由度,社会每一个个体的经济来源都被其掌控的模式。因为经济需要自由度才能发展。只有经济活跃起来他们才有可能搜刮到钱财,笼络住足够数量的第一类人为其效命。于是对经济的高度控制逐渐放松,社会拥有了更多的经济自由,很多人可以摆脱专制制度依附者的身份,谋求相对更加独立经济空间,然后第二类人增多逐步成为社会主流。以上种种关系互为因果,引发的直接后果就是专制者的统治权威不可逆转地一步步下降,最后结局极有可能是专制政权崩盘,社会进入到一个可以通过许多正当的、对他人无害的方式逐利,亦可以毫无恐惧地去追求真相,一个符合常识的轨道上。

然而,第四类人的存在和大量涌现,却阻滞了该进程的正常演进,令这一进程停滞。在有意识或无意识间,他们与当今中国这一黑箱社会的操控者绥靖,甚至可以称得上为其张目。

这第四类人的来历,实际上源于极权时代的第一类人。在极权时代的第一类人中,一部分是受意识形态蛊惑,为一个子虚乌有的人间天堂失去理性甚至人性;一部分是源于深度的恐惧,不敢越雷池半步,以至于把自己口中的谎言信以为真;或两者兼而有之。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或是主动接受,或是被强行植入了一个观念,认为专制者真的想要为民谋福,并且一旦失去专制者,这个为民谋福的事业将失去前途,因此对自己因追随专制者所犯的罪孽视而不见。

随着极权意识形态崩溃,这种行恶时无动于衷,把简单的美好愿望就当作高尚道德本身,忘记了道德之高低的评判,仅仅根据实际行动来考量,对自己实行双重标准的思维方式。其意识形态空白渐渐或多或少被另一种符合常识的观念填补。于是,一个奇怪的群体诞生,他们站在党的角度,却宣称追求普适性价值;他们没有为这普世价值做出一点牺牲,却以普适价值的捍卫者自居。

譬如可能会存在这样一个党校的教师,他为统治者培训其中层头目,却认为自己是在播种着自由。若问他为自由付出过什么,他也许会回答某次因“言语出格”被扣过一级工资。这种逻辑非常荒谬,他怎么仅仅记得自己被扣工资的事,而忘了自己得到过的更多的工资?或者一个记者,整天在写着歌功颂德,歪曲或掩盖真相的新闻报道。却因为用隐晦的笔法报道了一点诸如黑政治、奥运会奢侈之类的东西,便自以为自己是在为民众争取权益。或者一个论坛的管理者,每天都在做着和言论自由背道而驰的事,却因为放了几篇“出格”言论,就认定自己是言论自由的捍卫者。诸如此类,比比皆是,他们从不反省自己究竟为专制政权做了多少走卒工作,从专制政权那里得到了多少好处。

毫无疑问,这是道德上的病态,他们对自己施予了双重标准,并将此双重标准推向全社会。在这个国家,这样的人正在越来越多,这种观念被传得越来越普遍。专制者依靠他们的工作来为自己充电,延续统治,而他们却自认为自己是在追求自由。笔者与他们认同同样的自由价值,但自由价值本身不过是些具有普遍适应性的常识。自由价值之所以高贵,是源于追求她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而非这些价值本身。人们生活在恐惧与谎言之中,为制造恐惧与谎言,损害着十几亿人利益的人服务,却以一个善人来安慰自己。“我们是良知的病人”,如哈维尔先生所言。这世上还有一个与开篇时所提到的,哈维尔的逻辑同样简单清晰的道理,请允许我将其作为本文结句:专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不去反对它。

张鸣:潜规则泛滥的制度原因

自打吴思先生发明“潜规则”这一名词以来,潜规则已经变成我们这个社会最流行的用语。这个词,不止做名词用,而且可以当动词用。在每个角落,这个词似乎都适用。细琢磨起来,这个词,在两个地方用的最多,一个是跟政府有关的领域,一个是演艺界。

其实,学界早就有类似的概念,叫做隐性制度。正如潜规则相对于明规则,而隐性制度则相对于正式制度。只是由于隐性制度的概念过于学术化,而且学界也没有将之普及开来,所以,人们更喜欢用潜规则这个通俗形象的概念。什么叫潜规则?其实人人心照不宣,肚子里都明白。概括地说,就是指明确的制度规则之外,不可明言但却实际通行的规则。一般来说,明规则指向东,则潜规则往往指向西。明规则规定不许拉关系,走后门,塞包袱,但潜规则则必须这样。简而言之,所谓潜规则就是,凡是要办什么事情,对于有权办这个事的当事人,必须奉献一点制度规定不许给的好处,钱、物、或者性等等。如果是两个都有权势的人,可以互相交换,互相方便。

在今天,潜规则几乎等同于不正之风,甚至行贿受贿。但是,这个古已有之的现象,在古代跟今天还是略有不同。我们知道,古代的政府机构,尤其是地方政府,官吏必然有大量的灰色收入。明清两代,实行低俸制,一个知县,一年的官俸不过45两银子。这点银子养家糊口都难,更谈不上过体面的生活。古今一理,千里做官只为财,日子都过不好,谁干呢?所以,地方官都可以在征粮征税以及审理诉讼案件的过程中捞很多好处,朝廷也睁眼闭眼。只是,在正常情况下,官员捞多少,书吏拿多少,衙役又能弄多少,大体有个数量比例的限制。大家约定俗成,一般不加以突破。这也是潜规则,一种取代正式制度的隐性制度。其间也许会有个别人突破尺度,坏规矩乱来,但多数官员还是能守住潜规则里的规矩的。只有到了王朝末期,统治机器锈蚀,秩序混乱,规矩才会被彻底破坏。在正常年景,即使买官,也是一种半合法的行为。大部分的钱是入国库的,经手人拿到的,只是一部分的钱。而且,社会不管怎么乱,但总有一个领域,是绝对没有潜规则的,那就是科举考试。科举考试,就是整个社会最后的稳定机制。

但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局面却有点麻烦。一方面,我们的政府制度化一直进步不大,建国60余年,改革也30余年了,但党、人大、政府之间的关系,依然界限不清,没有明确的制度权限划分。政府预算制度至今没有建立,各级政府预算外收支还是一笔糊涂账。政府各部门关系没有理顺,条块分割依旧。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监督机构,但监督效率却十分低下。尽管依法治国的口号喊了几十年,但整个党政机构如何用法律来管理社会,还是不甚了了。但是,既不属于正式制度,也不属于法令的禁令,却层出不穷。禁令限制越来越严,从条文上看,没有给任何潜规则留有余地,即使因此而违反宪法,也在所不惜。一个公款吃喝,有关的禁令能编厚厚的一大本书,可是到今天,任何一个机关,招待费都是支出的大头,吃喝根本没有限制。实际上,几乎在任何一个禁令高挂的地方,禁令都是失效的,真正起作用的,是潜规则。潜规则跟禁令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讽刺性的反差。而且,据我所知,潜规则没有约定俗成的限制,在禁令迭出的情况下,经常变化。上面的政治压力大了,潜规则所需的费用就高,压力小了,费用就低一点。懂行的,所费就低,不懂行的大头,所需费用就高。即使有关人士拿了钱不办事,求他的人也没有什么办法。过关办事,从司法系统捞人,买官卖官,莫不如此。很多地位很高的人,居然会因此吃一些农民骗了。潜规则盛行,但却是一个混乱的江湖,没有基本道义和规则的江湖。这样的江湖,无疑蕴含着巨大的隐患。

制度化难以完成,是我们这个国度的痼疾。改革前30年,政治的运行往往依靠政治运动的来拉动,不仅制度,就是政策也经常变幻无常。这种一阵风一阵风式的运动,使得国家的政治生活经常处于动荡之中。但是,这种运动式的政治运作,在改革之后,也经常出现。只是不再发动群众,而是通过行政体系的压力杠杆来实现。刮风的时候,大家紧张一阵,风过去了,什么都恢复原状。潜规则也式如此,风紧了,收一收,风过了,照潜不误。结果是恶性循环,潜规则愈演愈烈,社会的隐患越来越大。

显然,如果我们像目前某种流行的说法那样,打算学习传统政治的经验,回归儒家伦理,甚至外儒内法的做法。我们至少要保证社会有一个制度是严肃的,这就是科举考试,也就是选官制度。通过这个基本上没有潜规则的制度,把社会上的优秀人才,吸纳到官僚体系里来,通过人才的努力,改善制度化不完全造成的缺陷。然后通过这些官僚为核心的士绅阶层的道德,约束官僚潜规则,不令其恶性发展。然而,我们现在没有这样一个严肃的制度,过去高考略等于科举。但现在由于大学生毕业生不再是国家干部,大学主要针对社会输送人才,高考已经起不到这样的作用。公务员考试按理应该类似于过去的高考,但现在的公务员考试,基本上是条块分割,各地自行其是,很难说有严肃性,内幕交易的潜规则现象,似乎一直都没断过。因此,所谓最大的腐败,人事腐败,始终不能根绝。

当然,现在是21世纪,国家前进方向,最好的选择,是面向现代化,向跟世界接轨的方向走。所以,法治化是一个必经之路。其实自打清末新政以来,行政体系的全面改革,法治化是绕不开的。不建设法治化,不仅依法行政无从谈起,就是政府间关系,特别是中央与地方关系都理不清。可悲的是,60多年过去了,国家管理社会,不是靠运动,就是靠人工盯防。有一事,必有一机构,至少要有一人,严防死守,似乎才能管得住,才能放心。时间一长,管事的人出事了,就再派另一个人,或者另外一个机构去监督。结果最后是机构叠床架屋,层层叠叠,庞大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不高不说,连起码的政务运转都难,每兴新事,必须添新机构。管理装修,有装修办,管理馒头,有馒头办。最近兴低碳,又设置了低碳办。其实,无论机构臃肿到什么地步,人员膨胀到何种程度,都是一种人治,但却是跟古代政府截然不同的人治政府,因为古代是有限政府,我们是无限政府,什么都管,还有没有统一的官场(士绅道德)。

在人类现代化历史上,没有民主,也是可以实行法治的。比如一战前的德国和日本,比如前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和香港。但是,法治的前提,不仅仅是制定一堆法律,而是司法的独立。一战前的德国,是个二元制君主制国家,但司法却是独立的,著名的德皇跟磨坊主的官司,磨坊主能够赢了官司,让德皇给他重建被拆迁的磨坊,就说明了这一点。这样的司法独立,虽然一直被左派批评为保守,但一直到纳粹上台,才被摧毁。即使这样,在纳粹上台之初,也能顶住压力,没有按纳粹的意思审判国会纵火案。

事实上,司法独立,不仅可以完成法治化的过程,最大限度地遏制目前的上访潮(恰是因为司法失效,人们才去党政机关上访),保障社会稳定,而且是遏制潜规则的最佳利器。如果人们可以通过能够依赖的司法来解决官民之间的矛盾,规法和解决部门之间的问题,也就是说,有一条光明大道可走,那么谁会乐意摸索黑箱,费心费力去走潜规则的羊肠小道呢?其实,即使在民主已经相当完善的国家,独立的司法不仅是社会的稳定机制,也是解决民主纠纷的最终手段,比如美国小布什和戈尔的大选纠纷,最终还是要靠最高法院裁决,一旦裁决做出,尽管当事人未必心服口服,但纠纷也就结束了。同时,司法不独立,司法本身也难以完善和自净,反而会成为潜规则横行的重灾区。

一句话,要想遏制潜规则,必须有一种让社会可以信赖的制度,作为最后的依靠。

陈破空:中南海治疆“穷得只剩下钱”

5月,“新疆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继1月间召开“第五次西藏工作会议”之后,中南海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又一个大动作。会议主旨雷同,都是谈论如何把这两大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搞上去”。

“西藏工作会议”,跟在2008年3.14事件所引发的西藏动荡之后;“新疆工作会议”,则跟在2009年7.5事件所引发的新疆动荡之后。从中可见中共政权的被动姿势。换言之,如果西藏不出事,就没有“西藏工作会议”;如果新疆不出事,就没有“新疆工作会议”。“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是一个最保守、最被动、最偷懒的政府。

正如,有关新疆第一把手的调换。去年7.5事件一发生,新疆内外,不论维汉,矛头都纷纷指向盘踞“新疆王”宝座长达15年的王乐泉,谴责其独裁、腐败、任人唯亲、公开网造利益集团,要求他“下课”。中南海对此,充耳不闻。迟至今年4月,才勉强换人做。

此处,中南海传给民众的潜台词是:撤换,不是在你们的压力下,而是在我们的“部署”下。严格说来,王乐泉并非“下台”,而是调往中央,升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中南海暗示:王乐泉的镇压,由中央背书;对少数民族的镇压政策,将继续下去。因为,“中央政法委”,就是共产党的最高镇压机关。

说王乐泉腐败,那也没有关系。因为,整个中共集团,都腐败。潜规则在于,官场关系有没有处理好?如果像陈良宇那样,与胡锦涛对着干;或者,像早期的陈希同那样,与江泽民对着干;地方头目对抗中央大员,自然要拚个你死我活。反之,只要关系没弄坏,都是一条船上的人,自然会官官相护。

中共保政权,有“一手硬一手软”之说。对付少数民族抗议,中共方面,硬的是暴力,软的是经济。即,一手抓武力镇压,一手抓金钱收买。通俗地说,就是,一手打,一手拉。

对付新疆,与对付西藏一样,撇开展示暴力的硬手段不提,中共的软手段,只剩下“发展经济”这一着棋。屡屡出事,对应药方,却仍提“发展经济”,不免使人费解:难道这三十多年来,没有发展经济?或者,发展了中国经济,却没有发展新疆经济?又或者,发展了新疆经济,却没有发展维族人经济?

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中共在新疆(或西藏)所推行的,是一套不折不扣的种族歧视政策。政治上,从上到下,第一把手,都由汉人充当,第二把手或者以下,才轮到维族人(或藏族人);经济上,让汉人“先富起来”,让维族人(或藏族人)先穷下去,人为制造汉维(或汉藏)两族的贫富分化。除此之外,更有宗教亵渎与文化灭绝。

即便说到“发展经济”,也是老一套,措施诸如,从“对口援藏”到“对口援疆”。
岂不知,这些“援藏”或“援疆”项目,从来都是中共贪官的摇钱树?其中,有多少环节,其设计,本身就便于中共贪官上下其手。

经济手段,对解决少数民族问题,并非无所助益。然而,中共竟以为,只要“搞经济”,就能解决所有问题。问题却在于,经济手段本身,是否万能?对汉族人万能的(还未必),是否就对少数民族万能?中南海似乎仍然无知于,宗教信仰与文化传统,对维族人(或藏族人)至关重要的生存意义;或者,对此,中南海并非不知情,却非要用共产党的无神论去扭曲、淡化维族人(或藏族人)的宗教信仰,妄以为,那是一剂最终能管用的洗脑秘方。

有一句名言,叫做“穷得只剩下钱”。对中南海而言,其治藏、治疆手段,除了铁血镇压,可真是,穷(困)得只剩下钱。

事实上,当今中共,整体“治国理念”,几乎就只是在“钱”字上做文章。经济至上,金钱至上,“一切向钱看”。把一个“钱”字,打造为全民信仰中心。其后果,一方面,是官场腐败空前,社会道德沦丧谷底;另一方面,是财富分配不公,社会矛盾厚积薄发。

古语道:“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中共治藏、治疆手段的本末倒置,为未来民族分裂,埋下深沉土壤。

朱健国:《命运》再为梁湘袁庚翻案

深圳市委摄制的电视剧《命运》已然曲线开启了再次为梁湘、袁庚等改革者雪六四之冤的翻案闸门,汹涌澎湃的六四平反之潮,还会远么?!

——提要

体制内外合力推进

为梁湘、袁庚等改革家雪六四之冤的翻案呐喊,在持续20年后,近日又出现体制内外、特区内外合力推进的新高潮——暗示必须尽快为梁湘袁庚平反六四之冤的30集电视剧《命运》,近年虽然被央视一套拒绝,却仍然于4月11日在央视八套和深圳各电视台隆重播出。《命运》以梁湘袁庚在改革中屡败屡战的精神疾呼:深圳改革多年停滞不前的关键,皆因许多深圳改革者因六四风波沉冤未雪。只有将这些冤案彻底平反,才能在今年8月26日的庆典上真正纪念深圳改革开放30周年。

自从监察部1989年9月14日宣布:“中央决定撤销梁湘中共海南省委副书记、海南省省长的职务并对他的腐败问题进行审查”,同时广东省委也宣布“对袁庚支持六四风波进行停职调查”,深圳人就开始了持续不断地为梁湘袁庚等改革者鸣冤,人们认为执政党以“腐败”诬陷反对武力镇压六四民主运动的改革家梁湘、袁庚,才是最大的政治腐败。1998年12月13日89岁的梁湘因十年“审查”于广州衔冤病逝,只准“秘密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消息传出后,民间开始在深圳筹建“中国改革者墓园”、“蛇口改革博物馆”,为梁湘袁庚立碑建祠,以示抗议。

2004年3月,这一抗议从民间渗入“喉舌”,不断得到体制内公开呼应——《炎黃春秋》杂志(2004年第3期)发表何雲華的《1984年,邓小平視察深圳》,首次重提邓小平对梁湘主政深圳改革的好评;2004年6月,多家党报转摘《中国共产党党史镜鉴》之《来自洋浦港的报告》(作者史义军),以《1989年,“洋浦风波”震动中南海》为题,歌颂时任海南省省长梁湘的大胆改革,剑指六四冤案;2004年8月,中国社会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南粤之子》一书,在显著版面发表重评梁湘的长篇报告文学《披肝沥胆垦荒牛,似火激情建特区——追记原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2004年8月5日,《南方周末》以《梁湘:创建特区最苦时期的“苦官”》为题,深情赞扬梁湘创造了“深圳速度”;2004年8月20日,《南方都市报》在《坐不住的慈祥老人》报道中,不仅歌颂了身陷六四风波的梁湘,还刊出了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抵达深圳与梁湘合影的大幅照片。2005年春节期间,新任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私下拜访袁庚的消息传出后,持续一年多的“深圳人重评梁湘”在清明节掀起新浪潮;2005年3月28日,《南方都市报》以三个版面的大篇幅,刊出了题为《袁庚:改革第一实践者》的“今日袁庚”访谈录;2008年3月,作家出版社出版涂俏《袁庚传》……此次由深圳市委主持拍摄的30集电视剧《命运》,可谓是体制内外合力为梁湘、袁庚翻案的新高潮。

特区内外合力护航

如何让这样高度犯忌的《命运》得以闯关问世?深圳一媒体透露:以深圳市委常委王京生为首的摄制组,煞费苦心,采取了多项措施护航保驾。

用名编剧增加保险度。早在2006年“五一”节,深圳市委就把原央视台长杨伟光、中国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准、著名作家陆天明(央视电视剧制作中心文学部专职编剧)等请到深圳,探讨电视剧《命运》的创作保险。结果一致推选身在央视又写过《省委书记》等政治题材的陆天明为编剧。而陆天明则在2007年先出版长篇小说《命运》探路后,才开始写剧本。

用稳妥的表述方式避免激化左派。《命运》将叙事的焦点放在六四风波前的深圳改革初期,只展现1980年代的“逃港事件”、“成立特区”、“蛇口四分钱风波”、“引进外资”、“小平首次南巡”、“地产市场成立”、“深交所诞生”、“股份制改造”、“所有制论战”等惊心动魄的“早期深圳风波”,集中颂扬一个市委书记刚烈正直、敢于杀出一条血路跟中央领导拍桌子,为民请命后不得不抱病隐退成为悲情英雄;且特意将“深圳”改为“鹏城”,将“蛇口”改为“河口”,除邓小平外,不出现一个真名国家领导人——以鹏城市委书记“宋梓南”,模拟原深圳市委书记梁湘;以河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余涛”相似原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袁庚。达到既让知情者皆知是为倒在六四风波中的梁湘袁庚翻案,又让左派挑刺者因文艺虚构而不便直接发难。

用主旋律推崇的名演员掩护过关。《命运》的两个主角人物,皆由名演员出任。鹏城市委书记“宋梓南”(梁湘),是扮演焦裕禄盛名天下的李雪健,河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余涛”(袁庚),是形神皆似袁庚的著名演员高明。这两个被中宣部誉为德艺双馨的名演员,让一些想压制《命运》的官员十分为难。

用刘备哭荆州的方式救火。尽管有了上述保险措施,但左派眼睛雪亮,《命运》一再遇到封杀危险,险些胎死腹中。据楚天都市报2010年4月1日披露,《命运》2008年夏天就拍摄完成,原想借国庆六十周年献礼之名上央视一套,但被一些“特别关心改革的要人”拒绝,被迫修改二千多处后,不但仍不能上央视一套,而且连上央视八套也一推再推。2010年3月底,得知央视八套松口4月11日让《命运》与观众见面后,深圳市委立即决定4月1日在北京召开“《命运》首播新闻发布会”,意在“让生米煮成熟饭”。其间让主演李雪健当场放声恸哭天问:《命运》修改2000多次,播出时间4次推移,自己身患绝症,不知是否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引得中外记者群起同悲,泪眼满堂,逼得现场的央视领导郑重表态,“决不再推,保证4月11日播出《命运》”。事后有媒体称,李雪健痛哭《命运》难播,如刘备以哭借荆州,一哭难关过。

《命运》4月11日播出后,其为梁湘袁庚翻案之志如日月经天,各方压力不断。深圳市委四处救火。4月25日,电视剧《命运》研讨会在京召开,所邀国内主流媒体、社科机构及多位知名评论家皆心照不宣,高度评价《命运》“具有悲壮的史诗情怀”。次日,新任深圳市委书记兼代市长王荣也大胆亮相,在全市干部大会上公开号召全体干部看看电视剧《命运》,学习前辈改革家梁湘袁庚敢想敢干敢闯的“三干”精神,不唯上不唯书不拘谨于红头文件。

梁湘袁庚皆崇尚共生

为何体制内今日也能与民间一起为身负六四之罪的梁湘袁庚鸣冤,人们认为是梁湘袁庚崇尚共生的改革显示了无限的生命力。

由袁庚起步尝试,梁湘推而广之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一直主张中外文化和朝野争议在深圳共生共荣,其共生路径主要有三,一是让东西文化共生,让“姓资姓社”共存;二是实行深圳与香港共生,特区与内地共生,高科技与“三来一补”共生;三是促进庙堂与江湖共生,赞扬与批评共生,公平与效率共生。

袁庚特别赞同这样一种论断:中国改革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不断扩大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共生度。深圳早期改革的成功,是“以开放促解放,以共生促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促政治体制改革,以政治体制改革巩固经济体制改革。后来背离这一共生原则,所以深圳就衰落了,停滞了。

虽然此次《命运》没能上央视一套黄金时间,预示着中南海对深圳特区三十周年纪念的冷淡与暧昧,深圳的改革命运扑朔迷离。但《命运》已然曲线开启了再次为梁湘、袁庚等改革者雪六四之冤的翻案闸门,汹涌澎湃的六四平反之潮,还会远么?!

2010年5月4日于深圳早叫庐

王  丹:西南旱灾的后果严重

中国今年多灾多难,尤以西南旱灾最为令人触目惊心。现在,灾情已经多少有所缓和,但是针对这次旱灾所进行的反思不能轻易忘记,因为它的后果已经不仅仅是”旱灾”两字可以代替的,有些后果甚至还在持续发酵中。

首先是通货膨胀的问题。我们过去就提到过,今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通货膨胀的问题。这次西南旱灾所涉及的区域,物价已经大幅度上升,诸如豌豆、洋芋,比灾前基本上涨了50%左右,食用油、肉类、鸡蛋、大豆和黄豆都明显涨价,但政府还没有采取措施抑制物价上扬。更重要的是,旱势必造成十多个省区主要口粮的减产,促使全国大米涨价。有媒体报道,上海、重庆、广东等地已经出现大米价格上涨现象。中粮集团大米部相关负责人就曾经表示,此次旱情对于国家的整体原粮价格肯定是有影响的,不仅会导致大米市场的涨价,甚至可能影响下半年的物价走势。

其次是外交問題。在中国西南地区遭受特大旱情之际,东南亚一些国家也出现严重旱情。泰国、老挝、越南和柬埔寨等国认为,中国在湄公河(我国境内为澜沧江)上游修建水坝导致其旱情加重,四个东南亚国家已经就此问题向中国提出交涉。我们知道,过度的拦坝发电,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自然生态,有可能诱发天气异变。这已经不是中国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长期以来,专家学者一直在警告,亚洲日益加剧的局势紧张可能会引发关于资源的长期区域冲突,尤其是很多流经几个国家边界的主要河流。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处理与周边国家的资源竞争问题,借由这次西南旱灾也进一步凸显了出来。

最后,是温家宝所谓的“深层次社会矛盾”的问题。这次西南旱灾,表面上是天象异常的自然灾害,但在天气的表象之下,是长期存在的水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从建国以来就是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尽管当局口头上讲要重视“三农”问题,但是在战略思想上从来没有成功转型。这次西南大旱,仍旧是农村灾情远远大于城市,就可见一斑。就在大型水电站顶着国内外的巨大争议如火如荼的加紧建设时,对于农业生产联系更为紧密的小型水库和水塘则完全被忽视,这表现出的,是在资源分配的格局中,农民的权利与其他社会阶层不平等的现实。农民没有参与水利设施建设方向决策的权利,也没有在重大发展模式上表达自己声音的权利和自由。而学者们一再呼吁的,让农民通过组织农会实行自治,增强其在资源分配中维护权利的分量的政策,当局出于政治原因充耳不闻。这势必导致农村的矛盾进一步恶化。

西南旱灾也许会慢慢淡出人们的记忆,但是它带来的问题不解决,这样的自然灾害就会成为社会危机的爆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