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暗杀团的骷髅

刺杀五大臣的革命党人吴樾,曾经写过一本小册子,叫《暗杀时代》。在中国进入20世纪之后的头十年里,的确是个暗杀时代,尤其是在新政开始之后的那些年里,几乎年年都有暗杀发生。

虽说,中国人已经接触洋枪有好些年了,但是,对于新式手枪和炸弹的出现,清朝大员们显然没有准备,这两种玩意对于暗杀实在是过于方便的利器。显然,清朝官员屡屡中招,跟他们八抬大轿,鸣锣开道的出行方式有关。一行人声势浩大地过来,只有官员坐的轿子目标最大,就好像是跟人说,来吧,我在这儿呢。

不过出国考察立宪时,五大臣改乘了火车,暗杀就不那么方便了,所以吴樾实际上那次是炸了自己,他所暗杀的目标只受了轻伤。电影《十月围城》上映后,有记者问我,清政府是否有过这样对孙中山的暗杀?我说,如果有的话,只能是反过来,都是革命党人暗杀清朝大员,连太后和摄政王,都是他们暗杀的对象。孙中山只有在还不出名的时候,有过一次不明不白不伤皮肉的“伦敦蒙难”。暗杀,当时是革命党人的专利。

暗杀跟武装起义一样,是为了打江山。显然,暗杀比起义要方便,几个不怕死的,再加上趁手的家伙,就可以操练。正因为如此,清朝的官员可恨者,要杀。比如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多次镇压起义,连续两次遭到暗杀。最后一次被炸成重伤,差点送命。表现还不错的,甚至,对暗杀者有恩者,比如安徽巡抚恩铭,也要杀。连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这种“好事”也要加以阻止,因为清朝真的立宪了,革命也就不好再玩了。

暗杀需要严密的组织,所以,当时出现了好些个暗杀团。汪精卫组织过暗杀团,刘思复有暗杀团,连在人们眼里温文尔雅的蔡元培,也在日本组织过暗杀团。还有人组织过女子暗杀团,但是好像没有放出来操练,只有在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的行动中,陈璧君跟他发生了凄美的爱情故事,也算是女子参与过了。

当时革命党人暗杀最喜欢用的家伙,是炸弹。蔡元培曾经中意毒药,后来一盘算,还是炸弹好,因此在日本加紧研制。吴樾用的炸弹,据说就出自蔡元培和陈独秀之手。革命党人的炸弹,一般都在境外研制,比如日本和香港。有的时候,一着急,也在国内试试。比如武昌起义之前,革命党几个首领,就在汉口租界试制炸弹,结果失手,虽然没把自己炸死,但机关却暴露了。

总的来说,革命党的炸弹越做越好,辛亥革命前夕,广州将军凤山刚刚上任,一上岸就被炸得血肉横飞。到了辛亥革命的最后关头,少数满人宗社党坚持不肯放权,革命党人彭家珍一颗炸弹,炸死了宗社党的核心人物良弼,剩下的就作鸟兽散了。据说,满人最怕炸弹,辛亥后多少年都缓不过来,都是当年暗杀团给做的病。1924年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几个遗老还想赖着不走,国民军拿出炸弹来一摆弄,就都乖乖地就范了。

暗杀这活儿,没胆子还真不好干,不比起义,大队人马,做南郭先生跟着混也是可以的。暗杀大多单打独斗,一个人上阵,如果没胆子,关键时刻,枪放不了,炸弹扔不出去,那就完了。所以暗杀团要练胆儿。刘思复当年在广东组织暗杀团,团员加入,要有严格的入盟仪式。须是在深夜,屋里用黑布挡严,屋子当中只有一张桌子,桌子用白布盖上,桌上放一个骷髅头,是真家伙,不是做的。骷髅头后面放一根白蜡烛,烛火摇曳,气氛阴森。入盟者必须一个人对着骷髅,静坐半晌,如果一点虚汗不出,才能行入盟礼。据说,由美国权贵子弟组成的骷髅会,入会仪式也是如此这般。不知道他们是跟中国革命党人学的呢,还是中国革命党人跟他们抄的。

不过,暗杀固然造成了恐怖的气氛,但却难以真正吓退清政府。彭家珍最后的一炸,固然立竿见影,但如果没有各省的独立,袁世凯的反正,其实很难起作用。辛亥年广州起义前夕,温生才刺杀护理将军孚琦,杀是杀掉了,但却给随即到来的起义制造了很大麻烦,在技术上,直接导致了起义的失败。

暗杀,实际的作用,就像暗杀团用来练胆的骷髅,放在那里,配合着夜色和烛光,的确够恐怖。可是见得多了,也就那么回事了。

雷颐:曾赵之辩:清王朝的命运

如果不是曾国藩回乡组织湘军拼死镇压太平军、不是他开启引进西方“船坚炮利”的洋务运动,晚清不可能出现所谓“同治中兴”,清王朝可能更早就寿终正寝了。然而,尽管他对清王朝忠心耿耿、效尽犬马之劳以保其江山社稷,但与机要幕客赵烈文的一次小小论辩,却使他开始忧虑清王朝究竟还能支撑多久、其寿命到底还有多长。在《能静居日记》中,赵烈文详记了他与曾的这次谈话及此后曾国藩对清王朝命运的思索。

只要没有紧急繁忙的军政事务,曾国藩晚上往往喜欢与幕客聊天。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历1867年7月21日晚,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与赵烈文聊天时忧心忡忡地对赵说:“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袴.‘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烈文回答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就是说,现在”天下“统一已经很久了,势必会渐渐分裂,不过由于皇上一直很有权威,而且中央政府没有先烂掉,所以现在不会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但据他估计,今后的大祸是中央政府会先垮台,然后出现各自为政、割据分裂的局面;他进一步判断,大概不出五十年就会发生这种灾祸。

听了赵烈文这番话,曾国藩立刻眉头紧锁,沉思半天才说:“然则当南迁乎?”显然,他不完全同意赵烈文的观点,认为清王朝并不会完全被推翻,有可能与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政权南迁、南北分治、维持“半壁江山”的王朝一样。对此,赵烈文明确回答说:“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他认为,清政府已不可能像东晋、南宋那样南迁偏安一隅,恐将彻底灭亡。曾国藩反驳说:“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赵烈文立即回答道:“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赵的谈话确实非常坦率,他实际上否定了清王朝“得天下”的道德合法性。清军因明亡于李闯、吴三桂因红颜一怒大开城门而入关,所以“创业太易”;入关后为震慑人数远远多于自己的汉人而大开杀戒,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所以“诛戮太重”,这两点决定了清王朝统治缺乏“合法性”。而清王朝后来的君王——可能他心中所指为康、乾、嘉——的“君德”故然十分纯正,但善与恶并不互相掩盖弥补,何况“天道”已给他们带来了文治武功的“盛世”作为十分丰厚的报答,因此这些后来君主们的“德泽”并不能抵消清王朝“开国”时的无道,仍不足补偿其统治的合法性匮缺。对赵从清王朝得天下的偶然性和残暴性这两点否定其统治的合法性的这番言论,曾国藩并未反驳。沉默很久后,曾才颇为无奈地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祐之陨”。“祐”是宗庙中藏神主的石屋,“宗祐之陨”即指王朝覆灭,曾国藩也预感到清王朝正面临灭顶之灾。

当然,在一段时间内,曾对此问题看法仍十分复杂和矛盾。虽然有时承认现在“朝无君子,人事偾乱,恐非能久之道”,但有时又对清王朝仍抱某种希望,认为现在当朝的恭亲王奕为人聪颖、慈禧遇事“威断”,所以有可能避免“抽心一烂”、“根本颠仆”的结局。而赵烈文则坚持己见,认为奕“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慈禧“威断”反将使她更易受蒙蔽。要想挽救颓局,像现在这样“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偶当默运天心,未必其然也”。“默运天心”颇有些神秘主义色彩,但在此更可将其理解成为一种“天道”、某种“历史规律”,现在局面如此不堪,如无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仅靠现在这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修补补,实则无济于事,而奕、慈禧均非能对体制作出重大改革之人,所以清王朝难免分崩离析的命运。赵烈文端的是富有洞见,不仅对历史大势看得透彻,而且作为一个远离权力中心、根本无法近观奕、慈禧的“幕客”,对此二人的判断却准确异常,为以后的历史所证明。奕确是朝廷中少有的开明权贵,近代初期的一些革新措施大都与他有关,因此当时有视野开阔、思想开明之誉,但1898年清王朝救亡图存最后机会的维新运动兴起时,他却坚决反对,证明赵在1867年对他作的仅“小智耳”的论断不虚。慈禧乃至大清王朝以后不断为其“威断”所蔽所误已为众所周知,无须再赘。赵的眼光,确实老辣。

不过,曾对赵的论断仍无法或不愿完全相信,总感到清王朝还有一线生机。同治七年七月下旬(1868年9月中),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由于直隶管辖京城四周,曾国藩终于有机会第一次见到慈禧太后、同治帝、恭亲王奕及文祥、宝鋆等高官,在几天之内四次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对此,他当然备感荣耀,直隶总督之职位不仅使他能近距离观察清王朝的“最高层”领导,而且使他能对全国的形势有更多了解,这时他才知道国家的颓败远远超过自己原来的预料,而朝中根本没有可以力挽狂澜之人。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1869年7月7日)晚上,他对刚刚来到保定直隶总督府的赵烈文坦承自己对时局、朝政的失望,对慈禧太后、慈安太后、奕、文祥、宝鋆、倭仁这些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们的人品、见识、能力、优点与弱点逐一分析点评了一番,分析点评的结果是他们皆非能担当王朝中兴重任之人。他们尚且如此,其余的人更加庸碌无为,曾国藩不禁哀叹清王朝的未来“甚可忧耳”。最终,他不得不同意赵烈文两年前的论断,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难以救药。

历史惊人准确地应验了赵烈文的预言,清王朝终于在1911年土崩瓦解,距1867年预言它不出五十年就彻底垮台正好四十又四年;而且,接踵而来的也是赵所预言的长期“方州无主,人自为政”、即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当然,曾、赵已分别于1872和1894年去世,并未看到自己的预言和预感“成真”,对他们来说,这或许倒是一种安慰。

傅国涌:蒋介石的一语成谶

十几年前,学界对于蒋介石是否真的有意推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还有过争议,有些人认为这不可能。其实,这在当时的国民党高层并不是什么秘密,罗家伦日记提供了生动的细节,1948年4月4日,他日记说:

“今日开国民党临时中全会,上午九时在中央党部举行,蒋先生主席。……下午续开会,蒋先生自己提出彼不愿竞选总统,而主张让与有下列五条件之社会贤达:(一)非国民党员,(二)忠于宪法并忠于宪政,(三)有民主风度;(四)有国家民族思想,勇于为国奋斗,(五)对中国文化历史有深刻认识;意在适之先生。蒋先生话毕,全场默然良久,因许多人看风色也。我登台说话,极力赞成,谓此举蒋先生不但表现最高政治道德,且表现最高政略,本会当予赞成。最后又说,行宪后以立法院之庞大复杂,政局恐常动荡不安,吾人万不能如第一次大战前后之法国内阁,平均8个月13天一个,我的话是点明若蒋先生能长行政院,政局倒易于安定。吴稚晖先生亦有类似主张,但彼之无锡官话,懂者不多。邹鲁杀横枪,叫道‘谁赞成总裁任总统者起立!’于是大家起立,未起者仅吴老先生、蒋夫人与我三人。蒋先生复恳切发言,谓‘不能重对余之感情,而可当了解余之政策’;又谓‘像你们这样撹下去,政府命运不能出两年。’至沉痛。”(他之所以知道蒋所指的是胡适,不仅根据无条件,早一天他就从王世杰那里得知。)

同一天,国民党元老、司法院长居正的日记透露,早起出席六中全会临时会,会前半小时蒋介石夫妇到党部总裁室约几个老头谈话,“内定总统暂不提名……开会一上午一下午尚不能决,交常会研究再开全会决定。推其意似怪大家未他话,不由他摆布”,日记中对蒋表示不满:“假天下为公之名,让总统于他人,并强由本党提名”。只是未点出胡适之名。

第二天,国民党中常会为昨天的议案讨论很久,到下午一点,“说来说去还没结论”,讨论之激烈从居正日记不难看出,最后结果是拥护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这一天的罗家伦日记说:“闻至傍晚蒋先生让步,并托人告适之先生,谓彼之主张通不过,心中难过,恐对适之先生不起云云。(中午蒋曾分别接见元老)闻蒋先生让步原因,乃因如彼不作总统候选人,则现在竞选副总统者皆将提升一级,从事竞选总统,彼之原来目的仍达不到。更见李【宗仁】态度之骄横,遂牺牲原来主张也。好题目竟做出坏文章来,可惜可惜。

蒋先生眼光实高出他人,但其左右部属不了解,亦多为自私也。“

罗家伦为北大“新潮社”健将、“五四”风云人物,留学归国,先后做过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敬重老师辈的胡适,对当政者蒋介石也有“知遇之感”,对蒋的评价很高。当天他的日记里不仅提到胡适当天换了住处,而且提到在翁文灏处吃晚饭时遇到胡适。这些信息不是凭空的想象。蒋介石不愿做总统的想法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早在1948年2月10日王世杰日记中就说,蒋在上庐山休息前对他所信赖的张群就说:“彼是否做总统尚须考虑。宪法中有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之语;因此总统如过分干涉行政院,则与宪法精神不合;但时局如此危险,蒋先生无充分权力,将不能应付一切。此当在蒋先生考虑之中。”蒋有意推胡适这样的清流为总统,自为行政院长,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可惜他的党内同志理解不了。

相距不过一年,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的石头城,已是金陵王气黯然收。1949年5月5日,时为驻印度大使的罗家伦在日记中写道:“去年今天,我在南京,正是蒋先生就总统职的一天,何等热闹。又回想到我于4月间赞成他不竞选总统的时候,大家只知盲目的拥戴,奴性的奉承。他自己倒说:”你们不听我的话,要我做总统,照你们的做法,我想不到两年,这局面就完了。‘他是看到了的,那知道他于今年1月下野,竟不出一年。当时所可惜的,是他见到了而不曾坚持他的主张。可惜之至!“

此前,同年1月22日,得知蒋介石引退离开南京的消息,远在印度的他曾在日记中写下:“感触万端,国事恐更不可闻矣。为国家前途悲,非徒为知遇之感已也。设介公于去年选举总统时引退,其为公为私之佳妙为何如。乃当年介公有此主张,(我是在会场公开赞成者)而群小包围,不任其变一作风。介公最后亦不幸让步,致成今日之僵局。可痛孰甚。”

当蒋介石在国民党临时中全会上脱口而出:“像你们这样撹下去,政府命运不能出两年”,恐怕没有人把这句话当真,不幸一语成谶,而且只有一年出头,就要面对“一片降幡出石头”,高处不胜寒的蒋氏预感到了大厦将倾、江山易手的危机,他也无力回天,只能到海峡对岸去守望大陆。时局的演变已不在他掌握之中,即使胡适勉强当上总统候选人,变数仍然很大,国民党内各种势力未必买账,蒋的谋划也未必能成。

王德邦:“屠童惨案”频发是中国社会整体性危机暴发的表征

2010年3月23日至5月12日的短短不足两个月时间中,中国大地接连发生了6起举世震惊针对校园儿童的血腥屠杀事件。由于被屠杀对象主要为小学与幼儿园的儿童,犯罪的工具竟是简单而原始的刀与锤,所以这些事件被一些媒体称为“屠童惨案”。具体事件如下:

3月23日上午6点20分,福建省南平市郑民生携带一把长约30厘米的尖刀,混入校门口等候入校的学生,先后朝13名小学生连续猛捅,致8名学生死亡,5名学生重伤。

4月12日16时30分左右,广西合浦县西镇小学门前约400米处发生凶杀事件,2名死者中一名为8岁小学生,另一名为老年女性。5名伤者包括:两名小学生、一名未入学小孩和一对中年夫妇。

4月28日3点左右,广东省湛江市下辖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学发生凶杀案。一名男子冲进校园,持刀砍伤18名学生和1名教师。据初步调查,33岁的犯罪嫌疑人陈康炳是雷州市白沙镇洪富小学公办教师,2006年2月办理病休至今。

4月29日上午9时40分,江苏泰州市泰兴镇中心幼儿园发生砍杀幼儿恶性事件,行凶男子徐玉元闯入园区,砍杀32人,官方报道有5人生命危险。

4月30日上午,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九龙街道尚庄村村民王永来(45岁),骑着摩托车携带铁锤、汽油,强行闯入尚庄小学,用铁锤打伤5名学前班学生,然后点燃汽油自焚。王永来被当场烧死,5名学生受伤。

5月12日上午8点10分左右,陕西省南郑县圣水镇林场村幼儿园(私人)发生一起砍杀幼童事件,导致9死,10多人受伤,伤者被送往汉中市的3201医院等地抢救。凶嫌吴焕民行凶后返回家中自杀身亡。

以上几起屠童惨案是国内媒体公开报道出来的集中针对学校孩子的暴力事件,中国政府从5月初开始,在全国采取紧急对学校加强警力安保值勤的措施,据说这种安保措施的加强,仅北京就避免了6起可能针对学校孩子的屠杀惨案并且已经抓捕了有关犯罪嫌疑人,由此推算,可以想见全国有多少屠童惨案可能发生。

发生如此集中而大规模地惨绝的事件,是人类自有文明史以来所没有的,虽然人类历史上大规模的屠杀比比皆是,但如此和平时期甚至号称盛世之下针对校园儿童的屠杀,我敢肯定是绝无仅有。从已经披露的6起屠杀惨案,可以看到一些最基本的共性:1、屠杀指向非常明确——学校儿童;2、屠杀手段极其原始——刀、锤;3、实施屠杀的主体——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特点,但应该都可算是普通的民众,而非惯犯,甚至都没有前科;4、施害人与受害人没有任何直接的恩怨关系,即是非利益相关人;5、施害者目的清晰——就是杀人,选择学校儿童就是容易实现多杀人;6、罪犯最后选择——求死!自杀或被枪杀。

短期接连发生如此多的普通民众针对学校儿童实施的屠杀惨案,这不仅是一个旷古绝今的事,而且它所昭示出来的社会问题、预示的社会灾难肯定比十次汶川大地震都强,正如中国总理温家宝先生所坦承的导致这些惨案有社会“深层次的原因”。然而如此重大的社会全局性长远性影响的事件,中国社会至今对此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虽然全国性警力加强学校安保,但那仅仅是重视的一个方面,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思想界至今没有对此作出深刻的反思。

从目前已经看到的对屠童惨案的一些解读,较深刻的一种是从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而化解矛盾的路径不通,终至绝望下的报复。至于别的对屠童惨案的解读或是为求轰动出名,或是学校安保不够等等,显然是肤浅了。试想世界上多少国家的学校有中国一般围墙高锁?事实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学校根本就没有围墙,那中国安保不够,别的国家就更不够了,那么为什么别国没有出现这种屠童惨案?至于屠童为了社会轰动,且不说人都求死了是否还那么在乎轰动,就是从已经披露这些屠童犯来看,他们好象在生时并没有追求轰动效应的意向,再者追求轰动效应的方式多得很,屠童显然与追求轰动效应没有必然联系。

究竟是什么促使这些普普通通的人选择了如此残暴的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显然仇恨与报复是他们基本的心态。这种仇恨与报复为什么会选择向儿童挥刀?这应该与中国独生子女的现实和中国传宗接代的宗法观念让人普遍认为使一个家庭及人生最悲痛的莫过于丧子绝后有关。这样孩子就自然成为仇恨最能宣泄的对象,再加对孩子实施屠杀相对容易,正如任何矛盾都最先从薄弱环节暴发一样,所以最后孩子成了仇恨与报复的对象。

选择对儿童挥刀,其残暴冷血让人发指!对此社会如何谴责都不为过。然而谴责之余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是什么促使这些原本普通的人走上了如此罪恶的道路?虽然仇恨与报复是促使罪犯挥刀的直接动因,但究竟是什么让他们产生如此的仇恨,进而选择这般的报复?

通常仇恨都产生于自认受到了冤屈、不公对待,且这种冤屈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已经超出了自己情感接受范围。当然冤屈与不公并不一定产生仇恨,如果一个社会提供起了使冤屈与不公得到讨还的途径,那么冤屈与不公就不会必然积淀成一种情感性仇恨。当冤屈与不公没有伸张的途径时才会产生仇恨,但这种仇恨的出路通常有几条:其一、忍耐。所谓忍得一日之气,免去百日之忧。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以忍见长,千百年就如此忍下来了;其二、报复。通过各种途径对让自己受到冤屈者报复。这种报复有几个前提:1、报复对象明确,即让自己受冤屈者明确;2、施冤屈者能够受到报复,即不是强大到无法报复,或隐藏得无可报复。

在报复对象明确且可以被报复下,仇恨就有得到讨还的可能,这样人就不会绝望,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人活在希望中就不至于对无关者挥刀。这样仇恨就不必然地走向对无辜儿童下手。那么今天这种屠杀完全无辜儿童的惨案会是一种怎样的仇恨?一种就是仇恨弥漫而没有明确对象,让人感到无处不冤屈,无事是公平,冤屈与不公弥漫整个社会、充斥整个人生,使人时时处处皆在不平之中。这种无处不在的不公与冤屈,使人积淀成弥天的仇恨,但这种仇恨却没有清晰的对象,于是看谁都不顺眼,谁都跟自己有仇一样。这种仇恨长久累积,而社会又缺少疏导的机制,慢慢就变成一种对人类的仇恨,于是便产生对人类的报复,以至选择最能刺伤刺痛人类的方式来报复。另一种就是仇恨的对象足够强大,强大到受冤屈者没有任何讨还不公的可能,冤屈伸张的可能在这种强大的对手下变得绝望,这样产生转而向其他无辜者报复,以宣泄愤懑。

今天的屠童罪犯究竟是没有明确仇恨对象,还是对象太强大而无讨还公道希望,进而转向儿童挥刀?从目前披露的情况看,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存在。在今天,法制、政策甚至绝大数的民意完全被权力垄断的一切资源所主导,公道、正义与合法完全成了官府肆意解说的名词,这对于普通民众,在没有相应知识让他们更深理解制造社会不公根由下,他们一则深感受到各种不公、不义与不法的对待,但又无处伸诉,并且周围这些与自己一样的民众也竟不能理解自己,甚至也持跟施害自己方一样的观点,这样使自己感到无边的冤屈与无处的申诉、无人的理解。从而使自己产生社会外在的一切都在跟自己过不去的感觉,使自己仇恨对象不明,但外在一切都让自己仇恨,于是仇恨就变成了对整个人世仇恨。当然另一种因明确对官府仇恨而官府又强大到无法报复,所以转向儿童以作报复,事实上这种报复中也是带着对社会普遍仇恨的情愫的,他们肯定觉得社会没有他们的同情与理解者,社会没有他们能寄托希望的部分,所以疯狂报复社会就成为无所顾忌。因此屠童罪犯肯定有对整个社会的绝望与对整个人类的仇恨。

这种仇恨的对错是非,在此可以先不争论,但因这种仇恨产生的结果的罪恶那是人神共愤的!今天我们无论对结果的痛恨还是对仇恨对错的追溯,其实意义都在其次,在这种人类悲剧面前,我们可能更应该探讨的是社会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仇恨,以及如何化解这种仇恨?

之所以不能将屠童仅仅视之为因对官府的不满而对社会报复,那样显然过于简单。因为从事实来看,对官府不满那些几十年的上访者以及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并不是这些屠童惨案的主体,而事实上这些目前已经暴露出来的屠童者并没有那么直接而长期的与官府的冲突,虽然他们的确受到过权力的侵害,但显然还不只这一切。

要想解开这些屠童者的心理迷团,显然需要解读清整个社会背景。中国今天是个什么社会,至今世界尚无定论,至少官府与民间没有共识,但无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后极权社会,或威权统治社会,有些现实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那就是权力主导着一切,法制、政策与舆论都在官府垄断下,真理、正义与合法成了权力根据需要肆意解说的对象,社会民众一则深感社会道理、正义远不是官府颁布与言说的那些东西,但社会却又难以找到正义与天理表达的话语,于是出现现实极度的不满与从法理上舆论上找不到任何表达与宣泄的逼屈窘境,出现事实的感受与常识的判断跟社会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及其话语完全背离。社会普遍麻木、冷漠,普遍的随波逐流与见风使舵,使那些深受这样那样伤害的弱势者不仅找不到法律、政策寻求救济的途径,而且也得不到社会大众的同情,甚至还遭到官府主导下的社会的普遍歧视。这样,这些被伤害的弱势者在经受权力之痛后又进一步遭到社会伤害,使他们完全无所依靠。那些原本与这些弱势者一样弱势的群体,放弃了对同类的同情与支持,这种对心灵的伤害一点也不逊于权力对他们的伤害。在这种累累的伤害中,弱势者于无助无力无望中必然走向对整个社会的绝望,进而走向针对整个人类的报复就成为可能。

反思及此,我们在痛心于官府法制、政策与舆论颠倒黑白,背逆公平与正义,严重侵害公民权利,不给公民权利救济提供有效路径等等严重现实时,我们还应该更深层次地看到这个社会缺失了起码的价值判断,是非善恶没有了评定的主体与标准,民间丧失了最后道义坚守的阵地。对于权力主导下对公民的伤害,权力自身不给其正义,民间也一样不给受害者以正义。一个个被权力剥夺伤害的个体在同样被权力伤害着的群体中依然遭受孤立与冷漠,受到排斥与打击,这样社会的基本人伦、人情与常理被颠覆后,必将制造出一批以人类为敌的人。如果民间还保持着对正义、善恶、是非的评判标准,那些受到权力伤害者还可以在民间求得同情与支持,这样他们还不至于走向绝望,乃至最后走到与人类为敌的反社会、反人性屠杀儿童的地步。

导致中国今天民间也没有捍卫住最后底线,不能给那些受到权力伤害者提供起一丝安慰与同情,不能给他们展示希望,以致出现这种惨绝人寰的屠童悲剧,这深刻地揭示出中国社会价值颠倒,人心溃败,良知泯灭,社会普遍弥漫冷漠、仇恨、绝望的情绪,社会整体性危机已经到来的严酷现实。如果不能及时医治挽救,中国社会全局性血灾就在眼前,又一轮历史性悲剧必将上演,这绝非危言耸听!

出现今天这种耸人听闻的屠童惨案,绝不是偶然独立的事件,其实从社会近年来不断的自杀自焚中(如唐福珍等等),从各种社会性灾难事件中(如毒奶粉、毒疫苗等等),以及最近各地发生的屠杀亲人灭门惨案中(如北京、江西等等),都可以看到这种人类价值底线丧失的绝望癫狂下的血腥。应该说这种社会性灾难铺垫出了今日的屠童血案。

今天的屠童惨案所揭示的社会危机其实早在几年前甚至二十多年前就有人作出预见。记得八九年那场血腥屠杀事件后,就有人跟我说过“这场屠杀杀的不仅仅是学生、市民,而是杀的中国对现代文明的追求,杀的中国社会的责任与正义!这场屠杀使中国的价值颠倒,是非错置,从此社会将正气不彰,邪恶横行,中国整体性灾难为期不远。”这种预见当然为二十年来的历史所明证了。还有2005年春,我带着一个苦苦思考且向不少朋友求教过的问题前去拜访朱老厚泽先生,我问朱老:“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由于权力的作用,几个人或一个集团掌握了现代核武,从力量对比上,天下的人民都无法与之抗衡,这样如果几个人或集团决意只按他们的意志办,而将天下置于肆意宰割的案板上,那这个问题有解没有?”朱老对此似乎毫不犹豫地说:“不可能的!没有什么人或集团可以做到长久绑架天下百姓。因为天下危机积累到一定时候,社会会表现出各种超乎想像的乱象,到时核武是用不上的。当一个社会全局性灾难来临时,武器不会有意义!”诚哉,斯言!看来朱老对中国社会的深层思考早已穿透了时代的雾障,披开了尘世的浮云,洞见到今日社会的危机。

今日,面对不幸而至的屠童案,社会应该进行深刻反省,因为这种灾难不会专属于那些失去孩子的家庭,而是属于整个社会、整个时代的不幸!针对这种情况政府采取加强对校园安保工作,这无疑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只是权宜的,它既无法永久持续这种安保方式,更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路。

诚如前面所言,导致今日屠童事件是公民权利受到侵害后不仅社会法制、政策与舆论无法给他们提供讨还途径,而且社会也不能给他们提供支持、理解与同情,社会缺乏了给受冤屈者以起码的透气孔,而导致社会丧失这种同情支持能力的是整个社会价值的崩溃、人心的溃败。所以要想真正根治中国产生屠童事件的病因,首先、要恢复社会正义,重建社会价值,让社会回复到是就是,非就是非,善就是善,恶就是恶中来,如果没有是非善恶的基本评定,人心就难以得到修复,溃败就难以得到扼制,各种各样仇视反叛情绪就无法化解,对人类的反叛就无法得到全社会性的避免与防范;其次、让法制、政策与舆论真正体现社会正义、真相与社会公益,而避免使法制、政策、舆论成为统治集团谋利的工具,让法制与政策成为公平、正义的化身,重塑法制、政策与舆论的公信力;再次,培植政府与社会之间的NGO组织,繁荣社会公益团体,使社会充满人文关怀,告别社会冷漠与隔离,使那些受到各种伤害的心灵随时可以找到精神依靠与心灵慰籍;最后,立刻启动对近几十年来的历史事件的真相调查,重振社会正气,展示社会希望,振奋社会人心,以告别社会萎靡、颓废、绝望之风气。

在此还需要特别警惕的是:中国今日的屠童惨案,竟被某些人或集团解读成单方的仇富仇官,或简单的反人类、反社会,从而认为是社会专政力度不够、管治手段不硬,以此作为进一步加强社会管治的理由,于是集结警力,动用专政,严禁舆论,统一口径,使全国处于准军管的状态,以达到恐吓犯罪,制止屠童事件发生的目的。对此我们首先应该明白,这些屠童者并不是能那么明显识别的罪犯,他们甚至犯事前就是普通民众,多数连犯罪前科都没有,如此情况下严控最多只是暂时使他们不敢动手,但绝不能长期避免他们挥刀,更不能使他们消除这种恶念。所以,在目前救急情况下的严防死守的确是没办法的办法,但绝不能将此视为可以依靠的长久之计,而放弃从社会根本改良着手的努力,甚至以这种社会危机的出现作为进一步阻止社会改良的借口,如果如此,那真是南辕北辙了!最后更大的血腥会以我们难以预料的形式到来,那样,我们就更对不起今天惨死的儿童了!

当此时刻,我们强烈谴责那些已向儿童挥刀的凶犯,也真诚地向那些潜在的挥刀者发出呼唤——请放下你手中的刀!有什么冤情请向我们诉说,我们愿意倾听!并力所能及地为你伸张!

当此时刻,我们与那些痛失爱子者同悲、同在!在这个时代,我们无力挽救这些弱小的生命,使他们遭到无辜戕害,我们深感愧疚与负罪!我们愿这些孩子在天之灵安息,我们的心将永远与孩子们在一起!我们将永记这种人类的伤痛并誓愿尽最大的努力避免今后孩子遭受同样的不幸!

当此时刻,我们强烈呼吁中国当政者重视这种全社会性的危机,立刻启动收复人心,化解矛盾的全局性政治与社会改革,以值从根本上消除产生仇视与报复社会的病因!

当此时刻,我们呼吁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投身于化解社会矛盾、消除社会危机上来,为避免中国再次发生类似血案,为使中国从这些惨痛的灾难中实现浴火重生而努力!

2010-5-15于北京

野  火:中共为什么总乐意结交这样的朋友?

早在上个世纪7、80年代开始,我们的耳朵里就总是看到或听到这样一些“被”感亲切的国名: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古巴、越南、朝鲜、巴勒斯坦等。咱们所有的新闻宣传媒介都在不厌其烦地叮嘱着我们:这些穷得叮当响的国家才是“主席”喜欢结交的好朋友。

当时如我这样的木头脑袋还以为我们这个国家只是喜欢仗义疏财、同情弱小而已,及至慢慢懂得一点世事之后,才知道头儿们想的东西其实并不那么简单。那时由于强烈的国家意识形态及闭关自守的国策,使得中共常常在国际事务中显得格外孤立。因此,“国家”才需要这样的穷朋友形成一个可以打破孤立无援之境的统一战线。

可是,现在“国家”在改革开放中似乎 “大国崛起”来了,兜里也财大气粗了,而且也不那么坚决“反帝反修”了,但不知为什么中共新的执政者仍然觉得“朝鲜经济虽然遇到暂时困难,但政治上是一贯正确的”的“兄弟”才够哥们?

看看这次被我们可爱的网友们冠以“金二胖”的国家级混混跑到中国来的排场吧,咱上至最高领导人包括几乎所有常委,下至地方政要,无一不先后恭迎,礼遇有加,又是搂又是抱的。我还真有点看不懂了。这看不懂,还只因我仍下意识地认为现任领导人毕竟已经多少有了些“民主、法制”和“公平、正义”的普世文明价值。不至于与“金二胖” 这样一个被国际社会视为“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独裁暴君之流混为一谈吧。但这次当我看到中共与“金二胖”像“同性恋”那样抱在一起亲热得不分彼此之时,我就不免为“国家”自己感到深深的难过和蒙羞。

原本,我想为“国家”毕竟举办了扬眉吐气的奥运以及看起来煞是长脸的“世博”而感到高兴之时,一下又被这次跟个流氓“打成一片”的热乎劲给彻底地败兴了。羞愧啊,羞愧,真恨不得找个地洞赶紧钻下去……

凭什么如此厚待“金二胖”?

与这种流氓交朋友已经够惊世骇俗的了,但中共政权显然想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金二胖”来华时,庞大的代表团一行租下了大连富丽华酒店西馆的所有360间豪华套房,“金二胖”本人的总统套房面积就达750平方米,还配有按摩浴缸蒸汽浴,一天的费用就高达30万人民币。真让人怀疑那套房里住的是不是一只大笨象。给他乘坐的车辆为价值500万人民币的奔驰迈巴赫。大规模随行的代表团有40多辆轿车和巴士。其意气风发,君临天下之气势,让我想起了隋炀帝下江南。既然是下江南,这笔钱当然就自然要由接待的地主出了。“金二胖”一行的住宿费和交通费果然全部由财大气粗的天朝负担。

金氏父子原来是这样“胖”起来的

20世纪70年代初,金日成曾向北京伸手要援助,他就像从自己口袋里掏东西一样大言不惭。粮食、石油、原料、工业与日用产品,武器军火及外汇现款等不一而足,只要你要求,咱天朝就得给。胡耀邦上任后到平壤访问,金日成说朝鲜的小学生没有铅笔。胡耀邦回国后马上就把上海的一个铅笔厂给拆迁过去了。中国炼钢的焦炭自己都不够用,平壤派人来要。咱只好说现在没有。那好,他们就在北京耗着,什么时候给,什么时候才走人。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援助物资刚运到朝鲜,就连车皮也给扣下,赖着不还了。

1979年,邓小平访朝,在平壤他看见用黄金打造的金日成雕像,忍不住对朝鲜人极不客气的说了一句:“我们的援助难道都给你们建这个东西了,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嘛?”邓小平回国后开始大量减少对朝鲜的援助,最后甚至停止了。邓要求金日成善待中国对他的援助。而金日成从此开始对这个中国小个子领导人越来越讨厌了。

80年代中,金日成突然派高级助手到北京要求军援,说半岛形势紧张,韩国要北侵。提出的要求那真是狮子大开口,列出的清单总额接近中国当年军事预算的一半。可谁都没想到,中国武器一装上船,朝鲜就转手把武器运往国际军火市场上去赚他的外汇了。
    
看金氏父子如何对待志愿军之墓?

六十年代初中朝陆上边界争议开始公开化。几年后文革爆发,举世震惊。金日成在震惊之余,颇为恐慌,他不明白毛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当时的红卫兵提出一条崭新的口号:“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还到处张贴大字报,扬言要逮捕走资派金日成。金一听,“红太阳”不是我金某人吗?怎能是你毛泽东!于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当即下令捣毁志愿军烈士陵园,将烈士碑统统打烂,包括毛岸英的大碑也被砸得粉碎。与此同时,在边境挂起高音大喇叭,大骂中共无耻,大喊:“金日成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更有甚者,在鸭绿江上展开“驱水战”。朝鲜士兵在江心筑起大坝,将水驱往西岸,故意使中国一方造成水灾。两国关系一度陷入僵局,大有爆发骂战之势。

后来金日成看到,文革乱局,毛完全能够控制,“走资派”已被彻底整垮,毛依然稳坐中南海,于是赶紧专程访华,当面向毛道歉,承认捣毁志愿军坟墓之错,并答应重建志愿军烈士陵园。

金日成父子如何折磨自己穷苦的国民?

看过电影《北逃》的大概都知道一点朝鲜难民的悲惨状况。片中的朝鲜,一如我国六十年代的边陲一样荒凉贫瘠。那些面露菜色、饥肠辘辘、衣衫褴褛的朝鲜难民,为了生存,冒着生命的危险,逃出朝鲜,大量进入中国境内。中共为了不得罪“金二胖”,并不承认非法进入我国境内的朝鲜人属难民身份,而一直把偷渡过来的朝鲜饥民称为“经济偷渡犯”。于是只要中国警察抓到越境的朝鲜难民,都毫不留情地遣返给朝鲜军人。而那些被遣返的朝鲜难民基本上都被朝鲜军人就地枪决了,没有机会在活下来。

据联合国《朝鲜人权状况报告》指出,朝鲜不顾粮食危机,每年增加国防费支出,2004年达到了2790万美元。2006年10月24日,朝鲜由于试射导弹和地下核试惹来国际禁运制裁。联合国表示,朝鲜当局有责任缩减军费支出,并将这部分资金用于经济发展。这使得“金二胖”无法用外国援助灾民的钱来穷兵黩武了,但同时也使原本已经粮食短缺的朝鲜,面临更加严重的饥荒。一些国际媒体曾报道过,朝鲜的许多地方甚至种子都被极度饥饿的人们吃掉了。据韩国一家NGO组织称,朝鲜2000万人口中的十分之一都因饥饿而丧失了生命。

到底有多少北逃的朝鲜人逃了出来?据从延边公安局及财政局获得的文件显示,从1983年至今,大约有30至40万的朝鲜非法移民进入中国。他们忍受着背井离乡骨肉分离的痛苦,东躲西藏,挣扎于被遣返回国的恐惧阴影中。他们的存在是普通中国人视野中的盲点,但这一特殊群体却日益成为世界瞩目的热点。

进入21世纪后,来中国“公干”的朝鲜人曾在中国的食堂发出了这种疑问:“难道你们的大米饭可以随便吃?”当然我们不能怪说这个话的人,事实上,现在很多朝鲜人还在挨饿。而朝鲜的官方舆论则一再告诉他们的子民们:“全世界都在闹饥荒”!

1996年,朝鲜报纸还出过一条图片新闻,称美国发生了大饥荒,饿死了多少多少人,图片上是几百个饿毙的尸体,图片的文字说明是美国首都华盛顿。所以现在的朝鲜人心中都有这么一种抱负:“要解放全世界在资本主义压迫下受苦的人民”。这与当时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的“这个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大忽悠有异曲同工之妙。

瞧瞧“金二胖”过的什么日子!

尽管“金二胖”子承父位已有多年,但外界对他的认识始终有限。据一位曾备受“金二胖”宠爱并伺候他长达13年的私人日籍厨师傅藤本健二在其书《金正日的料理人》由日本扶桑社出版后,这个朝鲜最高权力者及其家人像谜一样鲜为人知、豪华奢侈的私生活才为外界所知。

该厨师经常领命去各国为“金二胖”采购美食,如到到捷克去找生啤酒,到丹麦则是去买猪肉,去伊朗以及乌兹别克买鱼子酱,然后到日本买鱼,也曾从澳门带龙眼……“金二胖”还特别爱吃味道浓厚的中国菜,尤其是鱼翅,可以连续三夜都吃鱼翅。藤本在书中透露说,金正日曾经还要进宫的歌舞演员当众裸舞或是陪一些大将等跳舞,但是他规定可以共舞而不能触摸女郎的肉体。

另据曾担任金家父子私人采购的金锺律在外国出书披露,他经常持外交护照穿梭欧洲,手提箱中装着数十万美元现金,为金家父子采购各种奢侈品。金锺律后来逃往奥地利,藏匿至今。他说,金氏父子拥有十多栋超大别墅,里面装饰豪华。“金二胖”只吃外国高级料理,并派遣朝鲜厨师到奥地利学习烹饪,金家拥有的名车包括宾士、福特、凯迪拉克、林肯,还有多架私人飞机。

“金二胖”自己花天酒地、穷奢极欲,哪管朝鲜近900万子民饱受缺粮之苦!

“金二胖”不配为国人之友

据联合早报引述韩国情报官员的话说,“金二胖”早为逃亡做好了准备,已在欧洲银行的多个秘密帐户中暗藏了40亿美元的“应急基金”,以便万一他被迫流亡时,能继续享受奢华的生活。韩国情报官员指出,金正日的钱原本存在瑞士银行,但在瑞士开始加强管制洗钱后,“金二胖”的代表从瑞士银行帐户领出现金,转存入卢森堡银行。但卢森堡政府发言人表示,卢森堡没有义务调查所有牵涉到朝鲜的金钱交易,何况朝鲜人会竭尽所能的隐藏行迹,金钱往来也不会亮出“朝鲜”的真实身分。

“金二胖”的财富来源包括出售核武和飞弹技术、伪造外国货币以及国内集中营的强迫劳动等。外界普遍认为,如果朝鲜饥民知道他们在挨饿的同时,他们“敬爱的领袖”竟有如此巨款,可能起而推翻金家政权。

“金二胖”接掌朝鲜国家最高权力以来,从来没有得到过除中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的邀请。“我们”交这样的流氓无赖朋友,除了让世界所有文明国家失望之外,不会得到别的好评。

在近邻,中共已经有过类似教训,曾经号称“同志加兄弟”的越南,在一夜之间翻脸无情变成了“白眼狼”加侵略军。

在远郊,被中共尊为“亲切的同志”之称的罗马尼亚暴君齐奥塞斯库,竟在一夜之间被武装起义的本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难道中共还要等到“金二胖”这样的流氓被他们本国的人民愤而推翻并逮捕枪决时,才尴尴尬尬地穷于应对吗?或是幻想着与“金二胖”之流的国际无赖结成共同组成抗击西方价值观入侵的联盟?

而且,最近南韩“天安舰”事件尘埃虽然未落,但现在根据各国专家共同检测的结果显示,舰体沉没是鱼雷攻击惹的祸这一点已不容置疑,目前韩国朝野上下都将认定朝鲜的嫌疑最大,并且李明博也信誓旦旦地宣称要严惩此次事件的肇事者,如果到时有确凿证据证明是朝鲜所为,那么,天朝这次不计后果的“高规格接待”不就等于是冒着国际谴责的风险在为这个流氓的冒险行径壮胆了?

我想,凡愿意与这样的流氓为伍者,也许只能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来诠释。

人们终于发现,中国的经济改革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象征人类先进文明的普世价值上却令人遗憾地停留在与这个“金二胖”之流几无高下的思想体系上。

据2007年设在法国巴黎的国际言论监视团体“RSF”发表的“世界言论自由指数”调查结果显示,仍然在实行斯大林式恐怖统治的朝鲜被排在168位。中国稍稍靠前,被排在163位,但和“兄弟”的朝鲜差不多。这是在聘请多个国家的记者、科学家和法律专家对含50个问题的问卷分析、整理和评估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今天,亚洲这两个神奇的国家紧紧地抱在一起,是否意味着将来必有更神奇的事情发生呢?

中国第十四案:林希翎(1973)

世界第十四案:郑念——中国(1973)

  

 

 

郑念原名姚念媛,1915128日出生于中国北京。她曾就读于燕京大学,后来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获得硕士学位,在那里遇到未来的丈夫郑康祺博士。

 

19494月,郑康祺博士从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调到国民政府外交部,郑念随丈夫一起回到上海。一个月后,共产党军队占领上海,郑博士留下来参加了新政府的外交工作,并在1950年成为壳牌石油公司驻上海办事处总经理——壳牌公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建立后仍获准在中国经营的少数外国公司之一。郑博士1957年去世后,郑念女士被邀请加入该公司担任顾问。

 

1966年,中国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年8月,在红卫兵抄了郑念的家并没收其财产后,她被当作英国间谍软禁在家中, 9月被关进上海第一看守所。

 

6年半的监禁中,郑念受到审讯、拷打和单独监禁,但她拒绝承认那些被指控的罪行。 1973年,她从监狱中释放,被告知女儿郑梅萍——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已在1967年自杀(她后来发现是被红卫兵杀害的)。

 

197810月,政府官员就郑念被错误逮捕和监禁表示道歉。1980年,她离开中国去加拿大,然后定居在美国。她的回忆录《上海生死劫》(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于1987年出版,并成为畅销书。郑念于2009112去世,享年93岁。

 

 

作品节录:

 

在阴暗的牢房里,我研读毛的书,每天几个小时,直读到我的视力模糊。

 

有一天,在下午早些时候,我眼睛太累了,无法辨认印刷字体,就从书中提起眼光,凝视窗户。一只小蜘蛛爬进视野,攀登那些锈蚀的栏杆。这个小家伙并不比一粒像样的豌豆大;如果钉在墙外遮盖窗口下半部的木框没有漆成黑色,我本来不会看到它。我注视着它缓慢而稳步地爬到铁栏杆顶部,我想,对于这么小的东西,那是一段相当长的路程。当它到达顶部时,突然荡出来,从它身体一段旋出一根细丝上降下。随着一跃一荡,它把丝线一端固定到另一根栏杆上了。蜘蛛然后沿着丝线爬回它的起点,并在另一个方向的一根类似丝线上荡出去。我越来越迷恋地注视这个工作的小家伙。它似乎确切地知道做什么,在哪里取下一根线。没有犹豫,没有错误,没有草率行事。它知道它的工作,带着信心去进行。当框架做成了,蜘蛛继续织网,错综美丽,绝对完美,所有一缕缕的丝线均匀分布。当织网完成后,蜘蛛来到它的中心,在那里定居下来。

 

我刚好看到一个极为熟练的艺术家的一次建筑壮举,我心里充满了疑问。谁教这蜘蛛制网?难道它真的是通过进化获得了技能,或上帝创造蜘蛛并赋予它制网能力,以便它能获取食物并延续其物种吗?这么小的生灵的大脑有多大呢?难道其行为只是出于本能,或者它以某种方式学会了存储制网的知识?也许有一天,我会问一个昆虫学家。就目前而言,我知道我刚才目睹了这件事,格外美丽,令人振奋……

 

——节译自《蜘蛛》,载于我住的这监牢》‘The Spider’ in This Prison Where I Live, ed. Siobhan Dowd, London: Cassell, 1996. ISBN: 0-304-33306-9

(http://www.internationalpen.org.uk/index.cfm?objectid=2259090D-3048-676E-26E2BDA3691E0D97)

 

国际笔会是世界上最悠久的人权组织和国际性文学组织,致力推进世界各地作家间的友谊和理性合作,为言论自由奋斗,代表世界文学的良知。独立中文笔会是国际笔会的145个分会之一,抗议中国当局对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监禁、骚扰、监控,致力于结束中国对互联网的监控和对自由写作的种种限制。关于笔会致力于保护作家和维护言论自由以及“因作家畅所欲言”活动的更多信息,请参见https://www.chinesepen.org/old-posts,和https://www.chinesepen.org/old-posts

 

联系人:

国际笔会弗雷泽(Marian Botsford Fraser):[email protected],

或莎拉·怀亚特(Sara Whyatt):[email protected]

独立中文笔会张裕:[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姜维平:薄熙来其人(五)

薄家父子的精心策划

薄熙来登上大连政坛,原本就是一个阴谋,它折射了中共两代政治野心家,篡党夺权并想代代世袭的一枕黄粱美梦。六四大屠杀之前,赵紫阳曾在一次会议上直言批评薄一波与左王邓力群等人,但六四之后他因为主张武力镇压学生运动而重新得势,虽然,党内对其恩将仇报胡耀邦的恶行多有议论,但邓家与江泽民还认为他有用,可以利用他的老资格为他们打击反对派服务,所以薄一波很吃香。与其说,薄一波为了共产党的政权不变色,而主张血冼天安门,不如说他是为了儿子能继承父业,千秋万代坐在人民的头上做威做福而站队表态。

大连市接近薄熙来的人说,薄熙来对金州的哥们说,六四学生运动不用武力镇压,我们这些人怎么办?如基层人人参加选举,能选咱哥们吗?没有权力,谁理我们,大家吃什么?。。。。。。一语道破了天机。在六四之后,薄熙来多次对他信任的人讲,幸亏有老一辈革命家做后盾,能够调动军队,该抓的抓,该杀的杀,才压住了反革命的势力,不然我们就完蛋了。

如果说,六四前对官倒的规模与形势,对民间的不满与憎恶,他们还有所顾忌的话,那么六四之后中共太子党,就胆大汪妄为,放手大干了!从最初的倒卖批文,贩卖军火,走私贩私,发展到公开圈地炒卖,侵吞国企,空壳上市,买空卖空,以至大发国难财,无所不用其极。薄熙来是继邓家的后尘,又一个既得利益者,标志着共产党在丧失政权合法性之后,进入了黑社会化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新阶段。

薄熙来首先在邓小平南巡之后,为邓质方所开办的首钢四方集团提供方便,让其在大连大肆贩卖土地使用权开路,接着又为陈云的孙子在大连港医院旁边提供地皮兴建别墅倒卖,尔后王震的后人,深圳中海直老板王兵,在大连开发区兴建美食城,李铁映的儿子力践在原大连歌舞团旧址盖帝王大厦,{后改为远大大厦}。。。。。。林林总总,不胜枚举。薄熙来家人父子两代老媒深算,八面玲珑,左右逢缘,稳操胜券。他们深知,利用国家的地皮送人情,不用个人花一分钱,就能拴住他们。每拴住一个高干子弟,就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多一张嘴吧,就一定会有人为自己讲话,而且自己捞钱也不怕它人告发,反正贪腐人人有份,纪委都怕这些太子党。再说包括纪委的官员在内,能有几个人干净?了解薄熙来的人说,每一笔生意出去,薄市长都记了一本帐,证据确凿,藏而不露,谁感整他,他就拿出来保命。

因此薄熙来对铁哥们说,他本人不想离开大连,想在这里多干几年。大连新闻界一位记者说,因为在大连有实权,他可以用土地交人情发大财,不仅老婆孩子跟着沾光,而且老岳父常年住在金石滩宾馆颐养天年,不用花自家一分钱。年年都有大连地方官员赴京给薄老送礼,每次都是市政府秘书长孙世菊带队,假如老爷子高兴写个字,润笔费一次没有10万8万的,根本拿不出手。听说光给黑龙江齐齐哈尔大北集团李小二题字,就收了不少银子。

扒小房动用黑社会,王某林当上“备用替死鬼”

自从薄熙来当了市长,大搞城建,大兴土木,处处扒小房,盖大楼,铺草坪,建广埸,报上都叫好,但隐藏在城市背后的掠夺坐地户财富的贪婪与残暴,却长期以来鲜为人知。因为薄熙来不但对操控媒体是绝对的内行,而且对打压与消灭维权人士,也是轻车熟路。

以前,在大连的大街小巷,有许多民宅连带一些耳房,大连人叫“偏厦子”,别看它很小,但养活一大批人呢。有些下岗工人通过“偏厦子”办食杂店,小饺子馆,书报铺等,养家糊口,其乐融融,也就是说,对弱势群体来讲,这个小天地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希望与寄托,何况,当年或租或建“偏厦子”,家家又出了不少钱,还有打发城建管理人员的人情费,也不是个小数目。所以,有很多人认为,不能一慨而论地赞成扒小房,当然为了城市建设可以扒他,但要十分慎重,一定要给予合理的补偿。

然而,薄熙来的家远在京城,从小娇生惯养,衣食无忧,他不了解民间疾苦,也根本不会为老百姓着想,为了个人政绩,搞“形象工程”,为了与老板勾结,公开掠夺百姓财产,他一意孤行,果断决定在大连扒掉全部小房。

有的募僚提醒他,这件事做不得,它有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薄熙来说怕什么,把警察准备好,闹就抓捕,不老实往死里打,看他们敢和我作对?他还密令黑社会份子分片包干,包人到户,利益均沾,从中提成,让他们直接参与动迁。薄熙来说,对“钉子户”要狠狠地整,绝对不要让步,要利用社会上的人,拔掉所有的钉子户,因为他们最怕“黑道老大”。

为预防万一,他想出一个绝招,叫新上任的房管局长当备用的“替死鬼”,王某林个头高大,言语不多,当过市政府查办处长,对薄熙来提拔他由处级干部升到局长,感恩戴德,便愿意随时牺牲自已,薄熙来告诉他,扒小房时,表面上以你的命令为准,你直接与一些动迁户见面,一旦出了难办的事,闹成大乱,就公开那你平民愤,先撤职调离,但是不要紧,你会另有安排。薄熙来把这个丑行亲口告诉我,有一次在接受我采访时,他大言不惭地把这种强奸民意肆意妄为的欺骗行力,叫做“政治智慧”。

果然,此后持续半年多,陆续在整个城市进行的“扒小房”举动,造成大大小小100多起群体性维权事件,自杀致残致死多人,拘捕关押数十人,以至其中后来有数十人常年进京上访,但当地媒体被薄熙来勒住了脖子,不能发声,造成大连民怨积累,社会矛盾趋于尖锐。1998年后我在香港《前哨》发表文章批评他,就是这种民意的首次舆论井喷。

薄熙来在大张旗鼓扒小房时,不仅利用王局长,而且还利用了大大小小黑道上的地痞,无赖,“小混混”三百多人,这些人分属不同的黑帮派别,占据不同的地盘,原本己渗透千家万户,这回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后来多次杀人伤人,最终被枪毙的绰号叫“虎豹”的邹显为等人,亦参与其中,并大获经济利益。特别荒唐的是,前往中山区八一路一带搞动迁,协助警察驱赶“坐地户”的,不仅有城建局的公务员,派出所的民警,而且还有狱警带队的大连灰绿岩监狱的服刑犯人,他们被命令穿上便装,对“坐地户”,“钉子户”进行威胁,恐吓,殴打,绑架,中午得到的酬谢是美味佳肴与减刑奖励。2005年我在大连南关岭监狱服刑时,有一个当年参与此次动迁,后来从灰绿岩监狱,调到此处服刑的姓薜的犯人说,那次他还借机与一个“三陪小姐”打了一炮,因为那女子正好租房在那里。。。。。。但我不能证实。不过,薄熙来及其手下的马屁精,动用黑道人物对付折迁户,在大连己不是秘密。我在大连两个监狱三个看守所关过,与数十个黑社会成员或头子交谈过,他们都确已证明此事。

令薄熙来高兴的是,王某林局长虚惊一埸,这个“替死鬼”没用上。大连老百姓整体上,比他估计得要温顺得多,大部分人对他动用警力与黑社会搞动迁,都十分不满。但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大都敢怒而不感言,既便有的人心怀愤恨,也只能郁郁而终,尤其是那些被扒了小房的人,只能指桑骂愧,在背后诅咒他,不得好死。但是薄熙来是共产党员,不相信人有来生,恶有恶报。我想,他换个城市这样做,也许不能成功,这与大连人历史上曾被日本人统治了40年,沙俄统治了30年,传统上民众具有太多的耐性,不无关系吧!

重用打手彭某某,火车站前横行霸道

大连火车站是市政府的脸面,外地人到大连,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它,所以薄熙来很重视面子,他命令政府各部门,重抓火车站前的整洁与治安,这都无可厚非。问题是他所信任的彭某某,自从担任了站前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以来,好事干得少,坏事干得多,特别是在当了市人大代表与公安局巡警支队政委之后,利用手中的权力,凌架于所有其它政府职能部门之上,对遍布大连大街小巷的小商小贩,或非正规出租车,三轮车驾驶员等大肆抓捕,野蛮殴打,非法拘禁,对其个人财产公开抡夺,毁弃与私分,还滥收费乱罚款,硬扣车,以至多次使百姓伤残甚至死亡。

笔者因工作需要,与其多次交谈,他对所有媒体,不论大小,十分热情,有个媒体的记者喜欢吹捧他,他一高兴,就白送一台车给他,反正这车也是他没收的。除了车之外,他设在大连西岗区宝莲酒店旁的办公室里什么东西都有,从瓜果梨挑到服装鞋帽,再到自行车摩拖车,只要大连街面能看到的,应有尽有。原本这些罚没物品,都是小商贩的血汗财产,也是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一家老小生命存活之所系,生活目标之所望的东西,既便不应当在政府明令禁止的地方设摊摆点,也应当好言相劝,批评教育,更应当把这些物品严格立账清点,一一缴还。然而,彭某某依仗薄熙来的权势,如狼似虎,恃强凌辱,欺压百性,用暴力手段,驱赶商贩,全开抢劫私有财产,其野蛮行为,已成为大连火车站前令人厌恶之一景,让人见证当年的人权状况糟糕之极。

薄熙来之所以重用彭某某等人,还有另外目的:搜刮钱财,行贿受贿。他向北京权势人物请客送礼,有些钱在财政上不便列支,便急需灰色收入,而彭某某的综合办罚款名目繁多,地域广大,对象松散,被处罚对象根本不敢索要发票,等等,所以易于贪污舞弊,每年约高达2000万元人民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开发票,全凭良心帐。后来既便规定改用了发票,也单恁彭某某一个人说了算,没有任何制约,这实际上成了薄熙来的完全由个人支配的“小金库”。所以,尽管大连老百姓无不痛恨彭某某,曾经多次暗杀它,并上告省纪委中纪委,但无耐薄熙来青睐他,只要一出乱子,或造成群众围攻,或有上级领导批示,薄熙来就坚定地站在彭某某一边,为其开脱。连站前派出所的民警都看不惯他,说他办一切事,只听薄熙来一个人的,不把他人放在眼里,群众骂他是薄熙来喂养的一条咬人的疯狗!他自己引以为自豪。

1999年,由于他肆无忌惮,恶性膨胀,对下级放任自流,选成他的部下胡作非为,终于闯了大祸。有一个湖南人,跑到大连打工,在电柱上张贴“小广告”,内容是办假证等,这既影响了市容,又易于诱人上当受骗,大连综合治理办的几个人抓个正着,原本这点小事,最多不过拘留几天,但彭某某手下的这些人,如果一天不打人玩,心里就烦,刚好把这个人抓到手,竟无视国家法律规定,把人关押在大连天主教堂里,他们一边喝酒,狂呼乱叫,一边选讯逼供,大打出手,一个外号叫“九子”的人员,打人最凶,在大连坏名声仅次干彭某某,他把那个中年人整整打了一夜,终于使他在凌晨时分断了气。

第二天,事情实在捂不住了。死者家人带上湖南电视台记者,匆匆从外地赶到大连又哭又闹,要求为先生申冤,惩处凶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大连记者李某奋也气愤地赶到现埸,扬言要公开曝光,为死者讨回公道。面对舆论的压力,彭某某又与以前一样,去求助于薄熙来,但事不凑巧,他在国外访问,公安局便把“九子”等人抓起来,彭某某声称不怕,因为手中有薄熙来的把柄,不怕他回来后不给弟兄们做主。

果然,薄熙来一回到大连,这几个杀人犯,不仅在姚家看守所享受特殊待遇,而且刑案交由西岗区法院审理,薄熙来下令重罪轻判,1999年西岗区法院院长周某某对我尽显难言之隐,他说这个情节极其严重的故意杀人案,按照法律规定,应当一审由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接手,但却推给了区级法院,可见薄熙来恂私枉法达到如何严重的程度。后来这几个杀人犯,在监狱关个一年半载,全部陆续回家了。为了堵住死者家人的嘴,赔了100万元了事。反正薄熙来,彭某某等人有的是钱,羊毛出在羊身上,大不了再多抓点人,再狠罚点款,如此而已。

操控新闻媒体,一手硬一手软

为了掩盖大连每天发生的丑闻恶行,薄熙来竭尽全力软硬两手交替使用,操控大连地方媒体,拉一批打一批,以便使他们都变成“八哥嘴”,只能鹦鹉学舌唱赞歌,谁也不敢唱反调。他亲自提议,在大连友好广埸修建了避邪的水晶玻璃球雕塑,又难看,又剌眼,既浪费公款又影响司机驾车,但大连日报记者马某,用令人肉麻的辞句吹捧此举,却压服不同看法,不让批评的观点见报。薄熙来为了感谢她,下令报社在大连沙河口区博士公寓奖励一套住房给她。另一个姓姜的记者常年追随他,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他也在中山区助其解决住房一套,另一个名叫王某达的记者,惯于舞文弄墨吹捧他,被其重用,薄熙来不仅安排他在市委办公厅任职,后来他生任省长,还把此人又调到省里,安排在身边工作,也给了他不少好处,这个人亦成了他的四处奔波的吹鼓手之。据大连新闻界消息灵通人士披露,近期人民网上许多吹捧薄熙来的奇文,就与其有关。辽宁省锦州市有一个落魄文人写信给他自荐,薄熙来见他文才不错,又无地方关系,正可利用,立刻调到身边加以重用,他曾依据薄熙来的旨意,进京巴结江泽民及其身边之人,呈上草拟的有关大连百年的诗句,请江泽民题写,尔后此人到处宣称,薄熙来叫他当文字秘书,连江泽民赞美大连的诗句亦出之他的高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此等犬儒文人,竟被薄熙来一度安排到《东北之窗》杂志任要职。但等他调离,立既变成了没头的苍蝇,不知所从,很快被新的后台硬的人挤出了报社。

相反地,大连日报有个记者叫周某新,他不吹薄熙来,薄想抓他坐牢又无把柄,就把其调离报社,去做他不熟悉的电视台工作,原本按照他的级别,应当任命他为台长,但只象征性的给了他一个闲职,使其耿耿于怀。1998年后由于我在香港《前哨》杂志发表文章提到大连日报一些消息,他怀疑是报社内部有人提供线索,立既恼羞成怒,命令大连政法委书记成城,下派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检察院进驻报社,以廉政建设办名,展开大调查,把以前所有的陈年旧帐全部拿出调查,抓捕了广告部经理相某伍,业务员刘某生等,后来二人均被判刑,另有耿某等数名记者被专案组带离调查,后被释放。此后,其对大连新闻界的整肃逐步升级,又将大连广播电视局副局长扬庆典以渎职罪拘捕判刑,接着在2000年12年4日将我拘捕下狱5年多。薄熙来把不顺从他的大连日报副总编周某新调离报社,还以卑劣的手法羞辱原大连日报资深编辑杨某青,使其郁郁不得志,只好退休回家。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之后,薄熙来任市长时,曾亲自带队第一次赴香港招商,大连日报委派老记者杨某青随团采访报道,杨编缉当时年近华甲,第一次出国去香港观光,精神很是振奋,他首次见到香港的地道粤莱亦十分喜欢,午宴吃饭时难免舌头在嘴里发出不雅的声响,他人一笑置之,薄熙来却愤然离席,责令招商团秘书去劝走老杨,薄熙来气急败坏地说,以后饭桌上不想再见到他,秘书颇为难办,他认为杨编辑的生活细节固然不雅,但此等小事,何必计较?他怎能因此拒绝记者入席,思前想后,灵机一动,便谎称编写简报需每日午间进行,此等大事非杨记者莫属,他告诉扬编辑,这是薄市长对他的信任,从次,可怜的扬编缉被蒙在鼓里,天天一个人吃饭,也免于与薄市长再见。后杨编辑返回报社,此事传开,成为笑谈,杨恍然大悟受辱难忍,提前病退。大连日报知情者透露,杨编缉当年在报社文艺部是责任编辑,曾拒发薄熙来拍摄的有关金石滩的风景照,其怀恨在心,但杨却已经淡忘,十多年后薄熙来念及旧仇,才故意找碴整他,以解心头之恨。

原大连日报文艺部记者,散文家王素英,原本是大连文坛公认的才女,但只因不顺从薄熙来的旨意,拒写拍马屁吹捧“水晶球雕塑”的文章,而备受冷落。薄熙来说,这种人,是不与党和政府保持一致,应予调离。薄熙来念及其人的知名度,便唆使安插在报社内部的亲信透露给他,让她自寻出路。她知道薄熙来的小肚鸡肠,既然得不到重用,只好自求半退休的闲织,专心从事文学创业,薄熙来离开大连后,终当选为大连市作家协会主席。她在2007年与我饮茶叙旧时说,她赞同我在香港杂志发表的有关苏军烈士纪念塔动迁风波的观点,并表示了对薄熙来的不满,与对我的同情,后来她也在大连当地一家媒体发表了一篇类似文章,令我欣喜。虽然这时薄熙来已经离开大连,但其余威仍在,党羽遍布,媒体依然禁若寒蝉,故其良知勇气依然可嘉。

做表面文章,大修草坪与广埸

平心而论,薄熙来主政大连之前,大连就有修草坪的事情发生,魏富海任市长时,就在市政府门前的大连斯大林广埸上,平整土地修了一块草坪,当时亦有争议。但这无可厚非,因为并不过份。但1993年开始薄搞的这一套花架子,明显超出了大连财政的承受能力与地方实际情况,大连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北方城市,三面被海域所围困,只有一面与辽东半岛相连,自来水唯一来自自新金县碧流河水库,而近年来水库资源趋于枯竭,而海水淡化尚须时日,节水已迫在眉睫。试想,大连人连吃水都相当困难,何来草吃之水?

因此,薄熙来大抓狠种的这些草坪,不仅当时浪费了大量的金钱与水资源,而且给后人留下了沉重的负担与难题:毁掉这些进口的草地吧,薄熙来当年大都是搞的进口的草籽,价格不菲,实在可惜,保留它吧,又养不起,故进退两难。不用说水吧,光照顾草坪的人工费,就难以承受。所以,大连市民都骂薄来是败家子,嘲讽这些草叫“熙来草”!他离任时耗尽了大连国家财政几乎所有的钱,还不算变相低假出卖的土地。

为了急功近利地让上级看到成绩,也为了通过引进草种给亲友带来生意,薄熙来在大连大举投资,搞绿地,广埸,城雕,公园,到处刻碑记功,到处题字留念,企图在掠夺金钱的同时,还将假清廉的名声传遍遐尔,闻名千古。所谓大连星海广埸就是典型的代表,他不仅修建了这个亚洲最大的城市广埸,而且修建了象征封建帝王权力的华表,薄熙来还恬不知耻地把自己的脚印,经青铜铸就后刻在广埸海边上,同时还假借大连百年大庆之名,在大连市劳动公园里修建了“百年世纪仓”,把江泽民的题辞“百年风雨洗礼,北方名珠生辉”与他自己的题为《给未来100年后的市长的信》,捆绑在一起,挖地三尺,埋在仓下,以便后代欣赏。薄熙来利令智昏,唯独忘记了一点最重要的东西:100年后中国毕将是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他这样搞文字狱的人,只能象秦桧一样被钉历史的耻辱柱上,落得个被痴笑唾弃的下埸,我断定他这堆“报烂货”不用等100年,很可能过不了多久,就会被后人挖出焚烧毁弃!

在大连棒棰岛宾馆两侧,是草坪最漂亮的所在,如果只看这里,如同人间天堂,但是,再去看看大连庄河北部山区的村路与学校吧,至今那里还是贫困落后的不毛之地,当地的农民一年四季还在温饱线上挣扎,难怪中共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说,城市象欧洲,农村象非洲。二者反差天壤之别,为什么?因为中央省市领导到大连,首先要走这条路线,他们惯于以车代步两侧观看,薄熙来投其所好,就这样把他们的眼睛迷住了,进而玩他们于股掌之上。大连新闻界人士说,他绝对不会真心实意地帮助北部山区的穷人家,解决生活中的因难。因为他是中共既得利益集团内部的一员,关心的只是自己手中的权利,与附着在权利上的财富。当然,同样地,外来的上级领导吃了棒棰岛的海鲜,住着豪华的酒店,享受着漂亮小姐的优质服务,也就假装不知道大连还有北三市的贫困户存在。

薄熙来在任住政的8年,靠炒卖土地攒钱,搞了钱就修广场,铺草坪,广场越来越多,楼房越来越高,草坪越来越大,但普通老百姓越来越穷,虽然广州等城市没有这些表面文章,但一般市民口袋里挺有钱。大连市只有薄熙来关照的一群权贵老板知识精英阶层发了大财。普通老百姓包括机关的小职员都没有多少钱,这则是不争的事实。

2000年上半年,薄熙来还堤出要在大连港锚地兴建一个与美国纽约自由女神像一般大小的渤海明珠城雕,其目的是想让他傍靠的一批大款,在他本人离开大连之前,再狠劲地攒上一笔设计费与工程款,此前他提议筹建的大连星海会展中心大搂等众多大项目,无一不是由美国等海外公司设计的,这些公司大都与谷开来的律师事务所有关,她与程某君搞的所谓惠瑞斯顾问投资有限公司,就是盯着这些大肥肉的。幸亏,这个渤海明珠项目,首先遭到大连港务局以及国家交通部的反对,后因薄熙来升任辽宁省长的高位,他要集中精力与闻世震争夺权力而无暇顾及,否则又不知要挥霍大连老百姓多少血汗钱!

许多烂尾楼与大的项目均与薄熙来有关

在大连市中山区青泥洼桥,有一栋至今仍然烂尾未能全部完工的大搂矗立,它叫金座大厦,从开工算起,足有10几年,已是风雨苍桑。它的兴建,始于90年代初期,薄熙来带着太太,还有一些政府官员去深圳招商,由大连一个摄影艺术家张某宏介绍,认识了香港的曾老板,张某宏时任大连万达集团驻深圳办事处主任,此前他在深圳开婚纱影楼而发家致富。创业伊始的王某林爱才新切,念及他在深圳的人脉关系,重用了他。他回忆说,他亲眼看见曾某给薄熙来太太买了大宗高档衣服,与其拉上了关系,回到大连后立既底价得到了这块“钻石地皮”,但是曾某并非认真做事的生意人,他只想倒卖地皮,一夜致富,所以得到这个项目后,他即一土地做抵押,向当地银行贷款,又马上转卖,得手的人再转手它人,结果几轮下来,他们均成了大款,而这个项目窃却成了久拖不决的烂尾搂盘,也成了后人弄不清真面目的无头案,到了2008年,其由市政府主持拍卖,竟然流拍,至今无人问津,只有一楼装修后对外营业,,其它部分任凭风吹日晒,闲置至今。至于薄熙来及其亲友,在长达多年涉足其中的交易,有何“猫腻”,有谁去认真查办?

另一楼盘,在90年代中期亦轰动一时,名叫宝珑新世纪大厦,外方是台湾人,中方是大化集团,当时这个地产开盘时,仪式隆重,薄熙来曾亲自剪彩,会议下发的画册中,有一页印有开来法律事务所的内容,可见薄家与开发商关系多么不同寻常。然而拿了这个项目贷了款,收了客户的购屋订金后,这些开发商却逃去无踪,使这个地皮又被冷落了多年,此后它转手别人,建成商住两用楼。但其背后的腐败故事竟永远成了哑谜。从1997年起,我就想扯开此案的黑幕,终因薄熙来及其死党强力阻挠而未果。我很想给刊登在那个样本上的所谓“开来法律信箱”发一封短信,质问她与该台湾老板为何走得如此之近?那些人为什么把她的商业信息堂而皇之地刊登在印刷品上?为何多年不敢公布此案内情?

与上述楼盘齐名的还有大连友好广埸的天源大厦{现中央会馆},此地原为大连运输公司地皮,大连市甘井子区海茂村的农村青年金某,不知通过什么途径,与谷开来拉上了关系,以优惠价格批得了这个项目,他并不想真心开发,只想炒地皮赚钱,就抵押贷款后,转卖脱身,一下子发了大财,他由昔日求我办事卖轮胎的一个小个体户,摇身一变,成了移居新家坡的大老板。由于金某的兄长与我是多年的好朋友,1997年前后与我过从甚密,所以他有话从不避我,他说这个项目开工典礼,一定能请到象样的官员,不是薄熙来也是他老婆,我起初有点不相信,因为金某原为大连海茂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宪义的助手,我采访过他们,虽然,他们为人处事很讲义气,但毕竟文化水平不高,出身于豪门旺族的薄熙来怎么能与其扯上瓜葛,然而,等到开会时,果然不错,谷开来亲自到场,她一身名牌服装打扮,珠光宝器,盛气凌人,代表薄熙来出席剪彩,好不风光!大连晚报一个记者说,薄熙来一家两口人,先生掌权批地皮,老婆开公司去助威,配合得很默契啊。这个项目的背后又有哪些交易呢,只有他们自已心知肚明。

由于大连遍地盖起高楼,可以说每个大楼的后面,都有阳光下的阴影,每个影子里都藏有薄熙来及其死党腐败的故事。比如“远大大厦”前身叫“帝王大厦”,薄熙来把这个原先属于大连歌舞团的地皮,以优惠价格批给了徐某,因为徐某与李铁映的儿子力践是“铁哥们”,这个事情查到底,根子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那里,薄熙来谁也不怕!大连日航酒店的前身是希尔顿酒店,再往前追溯是由家住盘锦的郑某信具体开发的“长江广场”,但这个项目是薄熙来批给亲信李某的,李某聘用了郑某信主抓这个楼盘,如此而已。还有大连三屏花园是薄熙来批给陈云后人陈维利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新开路邻邮局的金广大厦与金福星大厦项目的地皮,是薄熙来利用手中权利,批给金州的铁哥们范某臣等人的,其建成后一度遭遇经济萧条,对外出售不佳,薄熙来下令拟强行卖给大连日报社做新闻大厦被拒,没办法他的秘书车克民主政的大连市国安局慷慨解囊相助,买了底层和一楼办公,由此可见,薄熙来与这个大款范某臣的密切关系。大连新闻界一位朋友说,车克民通过买这个大楼,很捞了一笔钱。不.然,为何要买这样一个地方办公呢?!因为以反间谍为职能的单位,显然,不适合在这样综合性的多达二十层的大楼里工作。

还有更为蹊跷的事情是,大连市动物园早在1995年既大举动迁,当时在新闻发布会上,薄熙来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在这个旧址上马上开工建设21世纪中国大连标志性建筑,但两年后即1997年5月24日,新的森林植物园与动物园已在西岗区北石道街建成,但这个地方依然一片荒芜,人们禁不住发问:薄熙来把这个黄金地角批给了菲律宾首富陈某斋,为什么他在12后既2007年4月27日才举行裕景商城的奠基仪式?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状况?当时地价一平方米多少钱,现在一平方米又是多少钱?薄熙来做为一个脾气很大,很急燥的人,为何对这个投资高达60个亿的世界级综合商业工程项目,却如此有耐心?如此宽容?

有一次包租富丽华酒店卖宝马房车的某老板,对我说,薄熙来太狡猾了!他受贿地点都在海外秘密进行,一般利用出国招商,访问之时,与外商或国内老板私下交易,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黑钱直接存在海外。

此外还有徐才厚亲友在瓦房店长兴岛的房地产项目,王震后人在大连开发区的美食城项目,李鹏之子李小鹏在金州搞的华能电厂项目,等等,无一不曾得到薄熙来的细致入微的关照。退一万步讲,既使他没有直接收取金钱,但他利用职务之便,审批项目送人情,自己的太太当上了这些大项目的常年法律顾问,请问:这个算不算行贿?

余  杰:温家宝迫害袁腾飞就是纵容毛派邪恶势力

胡温当政以来,以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凝聚统治合法性,并不断为暴君毛泽东招魂。中共建政六十周年庆典上,甚至排出了一个“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宏大方阵,让人疑惑这究竟是在北京,还是在平壤。洞悉了胡温的此种心思,封冻二十多年的毛派人马纷纷活络起来,到处煽风点火,就连毛的弱智孙子毛新宇亦摆出将军派头来,只差就要问鼎中枢、讨伐四方了。毛之阴魂不散,毛派之沉渣泛起,得到了胡温的默许甚至鼓励。于是,有正义感的中国人不得不挺身而出,其中发出反毛最强音的,是作为历史教师的袁腾飞。

温家宝企图让袁腾飞消音

袁腾飞登陆央视《百家讲坛》而一举成名,本来在该栏目上露脸的人物大都是无耻的御用文人,偏偏有袁腾飞成为一个漏网之鱼。近日,袁腾飞的非毛言论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他说:“毛别说在中国历史上,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少见的暴君独裁者。”他说:“哪个读过书的人,如果认为他伟大,那你的书就读到狗肚子里去了。”他认为毛比历史上所有的暴君都更坏:“毛已经不是皇上的问题了,他变成了教主了。所有的独裁者都是心里不健康的,而且都是弱智,没有一个独裁者能做出合理的判断来,二十世纪三大暴君:希特勒、斯大林、毛,全是这个德性,是吧?三大法西斯恶魔都是这个德性。”他还这样评价毛之纪念堂:“毛纪念堂不是不可以去,你可以去,但是你要记住那是什么,那是靖国神社,里面供奉的是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他对中共的政治图腾天安门广场亦如此评述:“天安门广场我是从来不去,我开车从那里经过,我都鸡皮疙瘩,四千多万冤魂索命啊,太可怕了,那个地方就应该改成大屠杀纪念馆,纪念碑也是,把那碑文铲了,改为:死于一九四九到一九七八政治恐怖的人们永垂不朽,应该有这个殉难者纪念碑。”

袁腾飞因为这些言论引发毛派分子的辱骂,甚至还有人对他发出追杀令,如同当年霍梅尼下令刺杀《撒旦的诗篇》的作者拉什迪一样。不过,如今中国的毛派分子都是“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当初伊拉克战争爆发的时候,他们虽然信誓旦旦地说要组织志愿军去跟伊拉克人民并肩作战,但一直到萨达姆在地洞中束手就擒并被送上绞刑架,他们当中也没有一个人真正成行。所以,毛派虚张声势的恐吓,最多只是他们自己的精神胜利法罢了。今天的中国,虽然天安门城楼上依然悬挂着毛像,人民币上面依然印刷着毛像,但毛泽东思想对大部分民众的精神控制的局面已是明日黄花。中国知识界残存了一批“新左派”,如汪晖、王绍光、崔之元、杨帆、巩鲜田、张承志、韩德强、王小东、张广天、黄纪苏、旷新年、孔庆东、摩罗之流,声称他们如何崇拜毛泽东、如何怀念文革。但这仅仅是他们的生存策略,他们或者游学西方、享受丰厚的待遇;或者在中国的名校占据显赫位置,时时在电视上高谈阔论。另一方面,他们比大多数中国民众的生活更加资本主义化,他们中的许多人拥有豪宅和名车,也从不拒绝使用“美帝国主义”发明的互联网、津津有味地观看好莱坞的电影并享用其他西方的科技及文化产品。

袁腾飞不会被毛派的恐吓所吓到。比起毛派张牙舞爪的威胁来,当权者作何反应呢?对老毛颇为尊崇的温家宝们可坐不住了,他们遂动用体制的力量,一边将袁腾飞散播在互联网上的言论尽量予以删除,一边命令袁腾飞所在的单位对其“批评教育”。《南方都市报》报道,袁腾飞所在的学校的相关领导,对袁腾飞进行了“警诫谈话,批评教育”,并且“责令其作出深刻检查,深刻认识自己在网络视频中,言论的严重错误,并要求其今后停止一切在民办培训机构等其他部门的授课活动……要以积极正确的态度对待此事,要配合有关方面做好工作,力争将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并责令他作出深刻检查。看来,如果袁腾飞仍然不就范的话,下一步是否会敲掉他的饭碗亦未可知也。在此意义上,温家宝迫害袁腾飞就是纵容毛派邪恶势力,就是表明温家宝的思想状态仍然停留在毛时代。所以,袁腾飞的言论自由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言论自由,我们跟袁腾飞站在一起,就是与人类的自由与尊严站在一起,就是不畏毛派和当权者的威逼利诱,就是义无反顾地说真话、守真理。

尼泊尔毛派是真正的毛主义者

毛尸的存在是中国人民之耻辱。温家宝与毛尸近在咫尺,却无动于衷,可见其久闻其臭而不觉臭也。袁腾飞说:“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能够看到毛泽东的尸体被从那里请出去,这是我唯一的追求。尼泊尔不是共产党毛派掌权吗?问他要不要,要送给你,免费的,我们帮你运过去,连那个纪念堂整个都拆给你。”袁腾飞说得好,今天真正的毛主义的信仰者,并不在中国,而在尼泊尔、印度等亚洲国家的贫困山区。毛泽东的幽灵还在这个世界某些角落的上空游荡。尼泊尔的毛派反政府武装,堪称亚洲地区最残暴的恐怖组织之一。他们残忍地拷打并杀害许多被俘的警察和尼泊尔皇家军队的士兵,他们驱使孩子参与前线的战斗,“童子军”成为杀人机器。自从一九九六年毛派武装与政府军发生剧烈冲突以来,已经有四千七百多名尼泊尔人死于双方的战斗之中。

有国际媒体将普拉昌达与当年柬埔寨杀人如麻的“红色高棉”领袖波尔布特相提并论。《时代周刊》记者在采访尼泊尔毛派领袖普拉昌达采访时,这个以“小毛泽东”自居的恐怖分子侃侃而谈:“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是一种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集成的科学,是从震撼世界的群众斗争中发展而来的。作为一种科学,它要不断地、持续地发展。‘普拉昌达路线’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根据尼泊尔的条件的运用,也是对它的一种丰富。”就像毛泽东在国庆典礼的程序中自行增添“毛泽东万岁”的口号一样,普拉昌达也毫不掩饰地提出了“普拉昌达主义”——所有的独裁者都是那么地相似。独裁者都喜欢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主义”,并拒绝承认这是一种“个人崇拜”的表现。

尼泊尔毛派将革命输出到全世界的雄心壮志,丝毫不亚于昔日的毛泽东。普拉昌达宣称:“我们的人民战争是崭新的二十一世纪的战争。我们不只是在和专制君主制斗争,我们还要和罪恶的帝国主义世界斗争,与伪善的所谓民主制度如超级大国美国斗争。”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日薄西山的今天,这样的宣言无异于蝼蚁撼树,这样的空中楼阁永远也建不起来。尼泊尔毛派接受议会制度,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后不久,由于治国无方,又被赶下了台。普拉昌达不能接受失去权力的结局,又在尼泊尔煽风点火,策动恐怖主义活动,一个宁静的佛国,被他搞得血雨腥风、人人自危。

毛泽东转世到了尼泊尔,真是尼泊尔人民的厄运。而中共长期暗地里支持尼泊尔毛派武装势力,并没有像习近平宣称的那样,已经停止“输出革命”了。虽然外界一直有传闻说中共偷偷支援尼泊尔毛派反政府武装,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多次予以否认。温家宝上台以来,在每年的人民代表大会上倡导财政公开,但他有没有胆量公开中共的外援细目呢?中共究竟有没有将纳税人的血汗钱送给尼泊尔毛派搞武装斗争?温家宝敢不敢说一句良心话?温家宝敢不敢对此种肮脏的外交传统作出忏悔和更正?

有意思的是,尽管得到中共方面的输血,但尼泊尔的毛派从不承认他们是中共的“儿子党”,并对九十年代以来从以江泽民为核心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积极加入全球化体系的经济政策不以为然。所以,与其说尼泊尔共产党人认同今日与国际资本翩翩起舞的中共当局,不如说他们认同当年闭关锁国、斗志昂扬的老毛及其思想方式。而胡温则是心向往之,力不能及也。

没有非毛的言论自由,而有颂毛的言论自由

毛式共产主义是共产主义体系中最邪恶的变种和异形,无论是作为原创地的中国的毛主义,还是作为徒子徒孙的意大利“红色旅”、柬埔寨“红色高棉”、秘鲁“光辉道路”,以及尼泊尔毛派武装,其残忍与恐怖,倘若马克思复生,也会吓得魂飞魄散。二零零七年,布什总统在华盛顿亲自出席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时,发表演讲指出,残暴的共产主义思想危害世界各角落,美国首都却一直没有一座纪念共产主义受难者的纪念碑,实在说不过去。他对受难者家属锲而不舍地争取十多年,终于一偿宿愿,表示由衷敬佩。他指出:“共产主义不只夺走受难者的生命,他们还企图盗窃他们的人性,抹消他们的记忆。这座纪念碑的落成,就是要归还他们的人性,重建他们的记忆,他们将永远不会被忘记。”

在这篇演说中,布什总统将共产主义和奉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怖主义归为一类。这是一种崭新的视角:恐怖主义是一种近在眼前的威胁,而共产主义在苏联解体之后变成了一种潜在的威胁。北韩、古巴等强硬的共产党小国,如同虱子挑衅狮子,虽然让狮子不舒服,但还不足以危害全球和平;越南共产党的本质虽然没有改变,但其改革大幅推进,并频频向美国抛出橄榄枝;即便是目前最大的共产党国家的中共政权,在对西方的外交政策中,也以赚钱为最高目标,甚少鼓吹意识形态。于是,某些西方人士对共产主义失去了警惕,“九•一一”之后,西方将重心转移到反恐方面,而将反共政策暂时搁置。然而,反恐固然重要,反共亦不可缓行。共产主义的危害虽然不及冷战时代那么迫在眉睫,但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随时有死灰复燃的危险。

温家宝的青年时代是在毛泽东的统治下度过的,有的人在苦难中反思和觉醒,有的人则在苦难中沉沦与愚蠢。在这一点上,胡温比江朱大踏步地倒退了。江时代的五十年大庆,尽管也是好大喜功、奢华虚荣,但江至少还没有祭出毛太祖的牌位来;而胡时代的六十年大庆,则是群魔乱舞,毛魂卷土重来,表明胡温对毛时代基本持正面的评价,企图利用毛的传统来整合中国社会。温家宝不容许袁腾飞自由地发表非毛言论,对一帮右派老人自己印刷一点揭露毛时代真相的回忆录并聚集在一起茶叙,亦要派出国保威胁恐吓;另一方面,毛派网站“乌有之乡”畅通无阻,毛太孙在政协会议上亦大放厥词。可见,今天的中国并不是完全没有言论自由,中国有一种畸形的言论自由,那就是:一些人有言论自由,而另一些人没有言论自由;一些言论可以自由发表,而另一些言论则不可以自由发表。

考量温家宝打压袁腾飞的非毛言论,而纵容毛太孙及若干毛派的颂毛言论,就可以清晰地发现,温家宝的统治合法性仍然建立在尊毛之下,所谓“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没有毛,哪有温?温家宝不会承认,抛弃毛主义才是其唯一的出路。他将抱着毛的牌位,与之一起跌入历史黑暗的深渊。

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四日

刘  柠:历史钩沉(之五):王者背后的“女王”

今年3月11日,一名在战后昭和史上几乎无人不晓的传奇女性因病于东京都内的医院去世,享年81岁。日本《文艺春秋》杂志用“壮绝的一生”来为其盖棺。唯一得到消息的政界人士、现任执政民主党干事长小泽一郎立即赶赴医院,在亡者的灵床前,手拨念珠,凝视良久,最后流泪诀别:“妈妈,永别了。谢谢您长年的关照。”

这位被小泽称为“妈妈”的女人,即小泽的恩师、自民党大佬田中角荣的秘书、其最大的后援组织“越山会”的掌门人佐藤昭子(Akiko Sato)。越山会的名称,系由来于田中角荣1947年初次当选众议院议员后所使用的号“越山”。盛期时拥有会员近10万名,甚至不乏在野党的拥趸。而越山会的执牛耳者,即被日本媒体称为“越山会金库”、“越山会女王”的佐藤昭子。作为草根出身、魅力四射的“卡里斯马”型党人政治家,田中的一切都会被政坛长久克隆,其政治后援体制亦不在话下。越山会模式被认为是维系政治家票仓和钱袋的有效途径,此后颇不乏效颦者,著名者如小泽一郎及其“陆山会”。

佐藤昭子原名佐藤昭,1928年8月5日出生于新澙县的港口城市柏崎市枇杷岛。父母开一爿日用杂货店,昭子是幺女。5岁丧父;随后几年,次兄、姐姐、长兄依次病故;1944年,于新澙县立柏崎高等女校在学时,相依为命的母亲也撒手人寰,昭子成了茕茕独立的天涯孤女,时年15岁。角荣与昭子的初次邂逅是在战后初期1946年。是年,角荣初次参选,为竞选而遍访家乡父老乡亲,昭子的小杂货店也是一个行脚处。时角荣27岁,昭子17岁。

是年9月,昭子初婚,丈夫是角荣在选举中的游说助手、同时主办一个同人刊物的文学青年。翌年,夫妇俩进京,靠角荣的关系,于东京饭田桥一带开了一家名为“田中土建”的电气工程公司。旋即,儿子降生,由“教父”角荣亲自命名。几乎与此同时,角荣二度参选,首次当选为众院议员。进而于1948年就任法务省政务次官后不久,遭遇“碳矿国管疑狱”事件被捕,后被判无罪。

昭子夫妇的公司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经营陷入困境。昭子把母亲留下的家产变卖,以解燃眉之急,但丈夫此时却有了其他的女人,婚姻告破裂。角荣看到昭子的困境后,对她说“做我的秘书吧”,于是,昭子把幼子留给丈夫,净身出户。从1952年2月23日起,跟随角荣左右,凡33年。

1954年,昭子二度走进婚姻殿堂,第二任丈夫是一流大企业的精英白领。结婚式上,时贵为自民党副干事长的角荣客串无依无靠的昭子的亲属,一时间传为佳话。3年后,女儿出生。彼时正值角荣以39岁年纪就任邮政大臣。继而,1961年任自民党政调会长;1962年任大藏大臣;1965年,以47岁的年纪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自民党干事长,开始以前所未见的速度向首相宝座冲刺。

1962年,昭子二度离异。一个人抱着女儿应对在党内如日中天的田中的秘书事务,成为越山会和位于平河町砂防会馆内的田中事务所的主宰者。作为秘书,昭子并不是那种上班来下班走、只应付“分内”工作的单纯事务型秘书,她不仅掌管角荣金库的出纳,而且要与各大媒体的政治记者们打交道,以收集信息、培植亲田中的政治土壤和舆论。事实上,早年的名记者、原共同通信社的麓邦明和原《东京时报》的早坂茂三后正式成为角荣的秘书,与昭子的工作是分不开的。据曾跟踪报道田中活动十数年的原时事通信社记者增山荣太郎回忆:

“在政调会长的传达室里,有一位妙龄苗条、飒爽英姿的女性,那就是昭小姐。她气场颇强,很快就跟记者们混得很熟,常邀请我们:”去喝酒吧‘。然后就带我们去新桥的一间酒吧,对店里的女招待说:“对这些先生们好一些’,宛如大姐大。在店里,有时还陪我们跳舞,那舞跳得可真地道。”

角荣身边除了数名秘书外,还有党内众多的“田中派”青年国会议员出入左右。包括小泽一郎在内的今天尚健在的一些政坛大佬,都习惯管昭子叫“妈妈桑”或“姐姐”。一位当时负责编辑越山会机关刊物《月刊越山》的田中事务所工作人员回忆说,每到选举阶段,昭子跟什么人谈话时,时常会以很大的声音说:“需要几个亿?”“明白了,我来收集。”然后就见东京佐川急便的老板渡边广康到事务所来,跟昭子磋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角荣习惯一大早在宅邸会客,大约上午十点左右来事务所。出发时,目白(即田中宅邸)方面会打来电话,告知“先生现在已经出去了”。这时,昭子会从办公桌的抽屉中拿出一面镜子,然后对镜整理一番头发。平时,偶尔也会对周围的人半嗔怪、半炫耀地说:“我不在,老爷子什么都动不了的……”令人感到即使是独挡一面的女中豪杰,骨子里也还是个如水的女人。

1972年6月,田中出版《日本列岛改造论》,引起地震般的反响。一个月后,出马竞选自民党总裁,以绝对优势击败宿敌福田赳夫,登上首相的宝座,这也是角荣和昭子的鼎盛期。然而,好景不长,两年后的1974年10月,《文艺春秋》杂志推出两篇重磅调查报告,一篇是著名政治记者立花隆的《田中角荣研究——其金脉与人脉》,另一篇是儿玉隆也的《寂寞的越山会女王——另一种田中角荣论》。前者严肃、深度,以详尽的第一手材料揭开了田中政治“现金流”的盖子,广为人知,作者也一跃跻身一流作家的行列;与前者相比,后者则使出小报娱记的解数,将矛头对准昭子,旨在披露政治幕后的丑闻和八卦。儿玉在报道中如此描绘道:

“佐藤昭,46岁,一个有着像男人一样的名字的女人。她坐在背朝窗子的桌前,仅凭给自治省[①]的报告,便举重若轻地运作年约20亿日元的政治献金(以越山会为主体的田中派1972年度政治献金的总额)。虽说需仰仗其主子田中角荣的指示,但她无疑有相当的裁量权。可以说,了解资金的进项与出项之全貌者,非她莫属。她被麇集在权力周围的人们称作”佐藤妈妈“或”妈妈“,正是与田中角荣的权力互为表里的存在。”

令昭子最难堪的是,儿玉的报道披露了其此前鲜为人知的孤苦的身世,除两度婚姻外,还有成为角荣秘书前,其在新桥的酒吧里做陪酒女郎的经历。她在角荣去世后的翌年,为《新潮45》杂志撰写的一篇题为《我的<田中角荣日记>》的文章中写道:

“那个报道出来的时候,我悲愤到了极点……干脆说吧,被曝光的过去,是我在新桥打工的经历。对我来说,那件事是人生的羞耻。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起过,也不想被任何人知道。”

儿玉的报道无视日本新闻界一向墨守的不拿政治家下半身说事的不成文行规,基本属于“狗仔”行为。正是在某种极度的恐惧、羞愤之下,她把自己的名字“昭”改为“昭子”,受伤之深可想而知。更糟糕的是,儿玉报道出笼后,昭子的爱女敦子遂成了小报和周刊杂志的记者们追猎的目标,连上学的路上都会遭到围堵。也许是出于一丝恻隐之心,报道本身虽然未碰其女之事,但丑闻的发酵效应客观上还是把敦子变成了牺牲。敦子虽然出生于昭子与第二任丈夫婚内,实际上却是昭子与角荣的孩子。对此,昭子后来承认:

“当我想要孩子的时候,与丈夫的关系已完全破裂了……孑然一身的我,无论如何想要一个跟自己血脉相连的孩子。女儿的诞生,是我无上幸福的瞬间……将来也没有向某政治家(指角荣)求得认知的打算。即使对方自己要认亲,我也会拒绝。无论户籍上如何,女儿是在管田中叫‘爹爹’、‘老爹’的声声呼唤中长大的。田中也很喜欢女儿。”

1972年,就在田中当首相已成定局的时候,其身边两位新闻界出身的秘书麓邦明和早坂茂三出于对其政治前途的考虑,曾向角荣进言辞退昭子。田中自己也明白秘书们惟恐日后媒体拿昭子做文章的良苦用心。但考虑了几天后,流着泪说:“你们的想法我明白,但我和昭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情分”,遂拒绝了秘书的谏言。对此,早坂表示理解,而麓则离角荣而去。正如古往今来所有面对“江山-美人”考验的政治人物一样,昭子确实是角荣的软肋:没有独挡一面的昭子“内当家”式的襄助,角荣未必能成就一代政权;而一朝坐上首相宝座之后,没能及时斩断与旧日红颜的情感维系,坐视新闻界的炒作,乃至引发负面连锁反应,至恶性发酵,也许只有角荣本人才能理解其责任有多沉重。可尽管如此,角荣后来在洛克希德事件的司法调查中,全部责任一人揽过,对昭子没有半句微词,颇有古时武士之风:

“包括越山会等我的政治团体在内的砂防会馆和有关事务所的事务,由佐藤昭君一手承担。她与我系同乡之谊,同为柏崎出生。昭和21年(1946年)我头一次作为候补参加众议院选举时,协助我处理日常事务,昭和36年(1961年),又担负起越山会的事务,直到今天。她虽然是关西财政经济研究会的会计责任者,可事实上说是砂防会馆及相关事务所的总负责人也不为过。但她于法律、制度并无责任,只是由于工作经历最久,是活字典般的存在,所以才自然被置于右[②]的立场上。”[③]

既是武士,便同时兼具武士的洁癖与矜持。洛案事发后,昭子被认为是角荣金脉当然的知情者,被国会作为证人传唤。对此,角荣耿耿于怀,他把自己的女人在国会上登台作证看作是一种“不洁”。终于,发表两篇重磅调查的《文艺春秋》出版一个半月后,角荣辞职,在史上最高支持率中登场的田中政权只持续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

但角荣到底是武士。经过旷日持久的诉讼战,1983年10月,东京地方法院判决田中有罪,有期徒刑4年并追缴5亿元贿款。田中当天即上诉,并拒绝辞去议员公职。前首相被断罪的史上闻所未闻的事态,使国会空转,旋即解散。执政党内的最大派阀田中派呼风唤雨,彰显了神话般的政治实力。在随后新一轮的众议院大选中,角荣以“戴罪之身”一举收割了22万张选票,再次当选。

但1985年2月,为树立竹下(登)政权,以金丸信为首的田中派大佬不惜分裂,成立了“派中派”的创政会,角荣受到重创,尤其是看到自己一手栽培,一向宠爱有加的弟子小泽一郎居然忝列发起人的时候,终于扛不住了,突发脑梗塞而倒下。昭子痛感责任,彼时曾对一位长年负责跟踪报道角荣的《新澙日报》政治记者谈起过内心的痛悔。她一边责怪创政会的成员,“都是你们让老爷子如此受苦,才糟糕至此”,同时也为自己的粗心而自责不已:“他明明跟我说‘手发麻’,我却只为他按摩了几下便草草了事……”

出院之日,角荣被爱女田中真纪子径直接回目白的家,昭子随即被田中家解雇,同时,砂防会馆里的田中事务所关闭。昭子当然知道,老爷子身不由己,田中家的事一概由真纪子说了算。而长年以来,真纪子最恨的人有两个,一个是东京神乐坂的艺伎出身、为他生过两男一女的情人辻和子,还有一个便是佐藤昭子。对此,昭子虽然心知肚明,但看在角荣的份上,从未从自己口中吐露过对真纪子的半个“不”字。

田中事务所关闭后,昭子自己成立了一个名为“政经调查会”的机构,并在砂防会馆旁边的写字楼里赁屋办公,静静地等待武士“卷土重来”。但角荣终于一病沉疴,于1993年12月辞世。至此,从角荣病倒至离世,逾8年的时间,佐藤昭子再也没见过田中角荣。

——————————————————————————–

[①]日本中央政府机构,存在于从1960年7月至2001年1月,主要负责管辖地方的财政、消防和选举事务,首长为自治大臣。2001年后,其主要职能被总务省取代,该行政建制取消。

[②]日本古时官制,官职分左右。在职位上,通常右位于左的下方,多为事务性的职务。

[③]记载于洛克希德事件的检方调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