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渔:从日记到博客─写作解放运动

公仆的日记

韩峰在网上的日记于2008年1月31日戛然而止。那年春节加拿大小生陈冠希的“艳照门”,他有何反应,无从查证。但韩峰肯定不会想到,自己在两年后的春节成为“日记门”的主角,与陈冠希并肩而立。

在“艳照门”中,陈冠希使用了大量高精尖“武器”。据专业网友考证,有镜头上加有广角镜的Sony DV,有Sony迷你型DV,还有专业单反数码相机Nikon D70.陈冠希当时担任三星数码相机的香港地区广告代言人,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三星数码相机也在作品里闪亮出镜。可惜这个“植入式广告”没能取悦三星公司,广告合约到期,“敬业”的陈冠希没有获得续约。

韩峰四两拨千斤,每日短短两三行,就取得了陈冠希几百张图片的效果。他的代表作是2007年年度总结,二百多字,回顾了过去,展望了未来,一年的工作、家庭、生活和情感历历在目,言简意赅。遗憾的是,韩峰在日记中留有收受贿赂的记录。否则,很难在他身上找到什么缺点。即使被聚焦的私人生活,也有网友在“韩峰是个好局长的十大理由”里同情地理解:“玩女人从来不硬来,全凭心有灵犀,你情我愿。从不嫖娼,对幼女没有特殊爱好。”

韩峰绝非始作俑者。1994年,《钟山》杂志刊发述平的小说《此人和彼人》,主人公乔兵的私人癖好,是“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收集各种女性的阴毛”。此时,一位海南人,正在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小说中的情节,并且勇于创新。原海南省纺织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李庆普,集“艳照门”和“日记门”于一身。案发之后,他的住宅里发现213张自拍艳照和6盒自拍录像带,同时还有95本日记,记载了他和诸多性工作者的细节,最早可以追溯到1988年6月。同时,他还是一位收藏家,女性的阴毛(据统计,有236份)以及大量不便提及的女性用品都被精心收藏。

韩峰之后,安徽省安庆市某医疗机构科室负责人的日记成为网友的“新欢”,他在第一本日记的首页写道:“2003年至少要与56个女性发生性关系,确保有两名良家妇女”。据报道,根据日记统计,他曾先后与500多个女性发生过性关系,并且表示:“总的目标是600个至800个不同女性。”当地新闻办证实了日记的存在,没有证实日记内容。此前,原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刘松涛也曾写有香艳日记,“晚餐味道很好,我们慢慢地享受着这人间美味。饭后,去她家,我们的情绪很好,都很投入……”

“新人”的“新话”

公仆的日记能否在违背本人的意愿下公开,具有争议。但“新人”的日记,无论是否征求过本人的意愿,都很适合公开。

1949年开天辟地之后,改造“旧人”和塑造“新人”成为当务之急。1957年“反右”,改造了落后于时代的“旧人”;1963年3月5日,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模范“新人”诞生。“新人”必须和“新话”相配,雷锋日记成为“新话”圣经,以“螺丝钉”精神和“驯服工具”论而著称。这两个观点都不是雷锋的原创,列宁最早使用了“齿轮和螺丝钉”的说法,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重申了这一观点,“驯服工具”论是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创新。文化程度不高的雷锋,活学活用两位领导的经典著作,使得这两个词被文化程度不高的群众接受。

公开日记(与之类似的是公开书信),本身也有“交心”的意思。日记通常记载私人生活,向组织和群众公开日记,证明公而忘私、大公无私。雷锋之后,几乎每次模范“新人”的出场,都有日记相伴。张海迪日记、赖宁日记以及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新人”日记,层出不穷。当时在团中央宣传部工作的高伐林,参与了宣传张海迪的过程,他曾表示:“中国的英雄模范自雷锋以降,都有记日记的好习惯。”

随着“新人”成为“旧人”,日记逐渐失去了当时的光彩。雷锋日记写于1960年到1961年,“忆苦思甜”是主要模式,苦在开天辟地前,甜在开天辟地后。日记对当时的困难偶有提及,一笔带过。可是,让雷锋感到“万分的高兴和喜悦”的年份,正是史无前例的三年大饥荒期间。为扑灭山火而献身的14岁少年赖宁,在一阵暴风骤雨般的宣传之后迅速归于沉寂。如今,不鼓励未成年人参与救火等见义勇为行为的理念,开始被接受。

有趣的是,那些“落马”的公仆,在公共场合的发言也以“新话”为主。李庆普看完反腐影片《生死抉择》,接着去找性工作者;刘松涛在看守所里表示,要用鲜血捍卫“改革成果”。韩峰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在宿舍,准备一下明天要和城区员工讲的‘文明礼貌’内容。……晚上在国大开了个房……”2008年1月,他在职工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内容完全没有日记体2007年年度总结的言简意赅,而是充满了“深入贯彻落实”,“努力实现又好又快”。公仆们熟练地使用“新话”,同时又把“新话”当做“老话”。

也有一些例外。199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套六册“名人日记”,作者分别是沙叶新、王沪宁、刘心武、赵丽宏、潘虹和刘金宝。刘金宝时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后来担任中国银行副董事长、中银(香港)有限公司总裁,2005年因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处死缓。读过刘金宝日记《金融之回响》,却对他有许多同情之理解,会发现他的身不由己。身不由己不能成为辩护理由,但是他在日记中表达的对金融体制弊病的无奈,让人生发出“好制度使鬼变成人,坏制度使人变成鬼”的感慨。

网民的博客

公仆的日记“见光死”,“新人”的日记专供宣传。这种格局随着网络的普及开始改变,公仆的日记不断被曝光,“新人”的日记不断被戏仿。在新浪微博,“雷锋日记”写作一月有余,就吸引了上万粉丝。作者以雷锋的“新话”点评正在发生的事件。在3月5日前后,他这样写道:“党小组会上,班长说,‘一年一度雷锋日又到了,小雷,你要好好表现,不枉毛主席给你写的对联。’我想啊想,那天大家抢做好事,好人多好事少,我不如甘当那个被大家抢着做的好事。比如装成一个没腿的,在马路前站上一整天,供大家搀几百个来回,也算助人为乐。这样的好事既特别又不会被人知道,嘻嘻。”

网友以仿写的方式呈现雷锋日记的生产过程。这种日记成为2010年的微博时尚,一时有“刘备日记”“鲁迅日记”等几十种。在2009年11月,就有以唐僧口气写的“囍游记”。如果往前追溯更为源远流长,在《大话西游》之后的“大话”浪潮中,就有《沙僧日记》公开出版。在习惯性思维里,公众人物要么没有私人生活,要么是私人生活公共化。大话体日记和微博体日记都试图呈现公众人物的私人生活,并且表明私人生活具有合法性。

“雷锋日记”是公开的戏仿,没有谁会误以为雷锋显灵。可是,在网上流传的“胡适日记”片段,则有弄假成真的功效。这段日记,先是“新开这本日记,也为了督促自己下个学期多下些苦功”,隔了几天,连续三天日记只有两个字“打牌”,接着是“胡适之啊胡适之!你怎么能如此堕落!先前订下的学习计划你都忘了吗?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接着又是连续两天日记只有两个字”打牌“。

网友言之凿凿,宣称此段日记出自胡适的留学日记。我曾经翻阅过八卷本《胡适日记全编》,记得胡适留学日记多次出现“打牌”的字样,所以也认为这些日记属实。写作本文时,为保险起见,我把《胡适日记全编》找出核对,才发现这段日记片段是网友改编而成——胡适虽然多次写到“打牌”,但很少一天日记只有这两个字,往往会同时记录功课或读书情况;胡适打牌的日期,也无法与网上标明的日期一一对应。改编者似乎故意留下了破绽,“吾日三省吾身”是“曾子曰”,非“子曰”,胡适再怎么沉迷于打牌,也不至于把这一出处混淆。

与“胡适日记”同时流传的季羡林日记,出自《清华园日记》,没有疑义。这里转录几条:

“今天才更深切地感到考试的无聊。一些放屁胡诌的讲义硬要我们记!”

“妈的,这些混蛋教授,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气,还整天考,不是你考,就是我考,考他娘的什么东西?”

“过午看女子篮球赛,不是去看想(打)篮球,我想,只是去看大腿。”

虚构的“雷锋日记”、半虚构的“胡适日记”和非虚构的季羡林日记,不仅展现了公众人物的私人生活,同时展现了私人生活的趣味。在出版1932年至1934年的日记时,已经被封为“国学大师”的季羡林表示,仔细读了那两年的日记,觉得比最近若干年写的日记要好得多。

网民不仅戏仿或者挖掘公众人物的日记,也开始以一种不同于“新话”的方式书写自己的日记。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今年1月发布的《第2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博客用户达到2.21亿,半年内更新过的博客用户达到1.45亿。我所看到的网上博客,几乎没有“新话”的影子。上亿网民公开书写自己的博客,不是为了向组织和群众“交心”,而是为了与朋友进行“心交”(心灵交流),这是一场静悄悄又声势浩大的写作解放运动。网民尝试自己发声,不再被“新话”灵魂附体。

如果韩峰满足于一年20万元的收入,没有受贿记录,他也是其中的一员;或许还可以像季羡林一样,成为一段佳话。

崔卫平: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那一年,李锐先生也没有在《炎黄春秋》的新春茶话会上发言。有人告诉我,是因为他还没有满90岁。这样的安排让我感动。在这个主要是前官员聚集的场所,人们不是按照级别、官衔,而是按照年龄,起码这样符合中国“尊老”的传统。

座位都是随便坐的,自由组合。问身边的一位先生:“您是谁?”“我是朱厚泽。”他郎朗地答道。我飞快在记忆中搜寻,想不起来他是什么职务,但马上想起丁东先生主编的《怀念李慎之》那书,是用的朱厚泽先生的所摄李先生的照片。李先生潇洒、晴朗的神态,体现了自由不屈的人格,令人难忘。

他问我叫什么,哪个单位的?得知我是电影学院的,接着说,“我有一本摄影集,你是专家,请你提意见”,我笑笑。接着留了双方地址、电话。

没有想到,过不几天,我果然收到了寄来的摄影集《东张西望——朱厚泽摄影作品散篇》,令人非常惊讶,我从中体验到的是真正的平等待人的精神。一个初次见面的年轻人(老人们都这么看我们),得知对方的专业与自己的爱好有点关系,不嫌麻烦,通过邮局将厚厚的摄影集寄到对方家中。

这样的摄影作品令人更为看重。因为那些照片背后,直接透露的是这个人的精神人格,实际上也完全达到了某个专业水准。可惜这本书目前不在我手头。印象中都是云朵——蓝天——云朵,大块的、自由的云朵,它们都在开口说话,与你交谈,灵气而厚重。

因此读到吴稼祥先生这句话,马上就认可了:“一个伟大民族需要两种人,天上的白云和地上的桥梁。天上的白云是道德情操的楷模,地上的桥梁是攻城拔寨的英雄。没有前一种人,一个民族将成为一群耗子,生存能力可能很强,但萎缩在阴沟里;没有后一种人,一个民族到不了风景独好的彼岸,有可能像优美高贵的古希腊雕塑维纳斯一样,瘸腿少胳膊地进入博物馆。”

吴稼祥认为朱厚泽先生就是天上的白云,是道德情操的榜样。

直到再次读到英国诗人狄兰·托马斯的这首诗,才提起笔来写这篇小文。诗人对于死神将可爱的人们带离这个世界表达了愤怒,他要“怒斥光明的消逝”。听到朱先生辞世的消息时,我感到的也是这种悲愤。

现照录于此,借以表达对于朱厚泽先生的追思。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虽然智慧的人临终时懂得黑暗有理,

因为他们的话没有迸发出闪电,他们

也并不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善良的人,当最后一浪过去,高呼他们脆弱的善行

可能曾会多么光辉地在绿色的海湾里舞蹈,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狂暴的人抓住并歌唱过翱翔的太阳,

懂得,但为时太晚,他们使太阳在途中悲伤,

也并不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严肃的人,接近死亡,用炫目的视觉看出

失明的眼睛可以像流星一样闪耀欢欣,

怒斥,恕斥光明的消逝。

您啊,我的父亲。在那悲哀的高处。

现在用您的热泪诅咒我,祝福我吧。我求您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巫宁坤译)

刘  荻: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经验教训

彼得?阿克曼与杰克?杜瓦尔合著的《一种更强大的力量》一书中文版的上册即将问世。这本书回顾了20世纪非暴力斗争的历史,并总结了其中的经验教训。作为译者之一,本人初步整理了书中所总结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经验教训,希望能够为我们今后的行动提供指导。

一、谈判和妥协

在本书列举的所有案例中,谈判和妥协都很重要。最突出的例子可能就是波兰的团结工会了。1980年8月,波兰格但斯克地区的工人用总罢工把政府逼到了谈判桌上,迫使政府同意工人成立独立工会的要求,条件是工会不得参与政治活动,工人必须拥护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不得反对波兰与苏联的结盟关系。共产党国家中唯一能够合法活动的独立工会——团结工会就此成立。在接下去的十六个月里,团结工会通过不断威胁罢工然后与政府谈判并达成妥协,成功迫使政府允许团结工会使用官方电台和电视台,以及出版自己的报纸。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团结工会会员就发展到上千万人——而与此同时,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人数只有300万。农民和大学生也纷纷效仿团结工会成立自己的组织。虽然团结工会只存在了十六个月就遭到镇压,但它所取得的成就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空前的,而且它还为若干年后波兰的政治转型奠定了基础。

这方面的反面教材是1923年的鲁尔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和比利时为迫使德国支付战争赔款,派军队占领德国的鲁尔地区,企图夺取鲁尔的煤和焦碳等重要物资。鲁尔地区的德国人遵照本国政府的命令“消极抵抗”。一开始,德国工人的罢工成功阻止了法国人在鲁尔挖煤,但德国政府却没有在抵抗达到最高峰时及时与法国人谈判达成妥协。后来法国人运来了本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人代替德国工人的工作,法国人的镇压和节节攀升的通货膨胀也使抵抗陷入低潮。这时德国政府想要谈判,法国却拒绝了,最后德国只好认输。

要想成功地通过谈判和妥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我们就必须注意几点:

1.接受对方的让步。1905年,俄国工人通过总罢工迫使沙皇尼古拉二世发表《十月宣言》,承诺公民自由和宪政改革。但反对派中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等激进分子却不以此为满足,企图发动暴力革命,结果遭到了残酷镇压。本书作者写道:“托洛茨基诋毁《十月宣言》,说它‘什么也不是’,并且要求建立人民共和国时,他实际上是对运动已经实现的成果视而不见,并且让获得立即满足的欲望成为最终胜利的敌人。”“如果有更多反对政权的人士把《十月宣言》当作一项突破——承认人民拥有权力和与生俱来的权利——而不是一套令人鄙夷的权宜之计,那么宫廷内支持改革的人士就有可能说服沙皇镇压是不必要的。但当时激进派过于狂热,右派的暴力和左派的过于自信破坏了这一良机。”通过民众运动来改变一个政权往往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很少可能通过一场运动就取得最后的胜利,因此我们就必须接受对手做出的较小让步,而不是一律将其视为敌人的诡计而加以拒绝,让“敌人意识”成为取得最终胜利的敌人。

2.参加对方的游戏。1988年10月,智利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为了给自己继续执政制造合法性而举行全民公决。反对派广泛动员,最终在全民公决中击败了皮诺切特。

3.最重要的一点是:非暴力运动的目的是迫使政府妥协,而不是充当武装起义的跳板。本书作者写道:“当非暴力运动试图将暴力纳入其战略时,它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一旦一个政权受到致命力量的攻击,它聚合内部的支持并展开镇压的能力就会提升。”在1905年的俄国、1923年的鲁尔和20世纪80年代的智利,主张暴力的激进派都曾给非暴力抗争造成伤害。

二、利用国际国内环境中的有利因素

1905年的俄国工人利用了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利。反抗军事独裁的阿根廷人利用了英阿马岛战争的失利。争取独立的印度民族主义者利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国力空虚。波兰工人利用了经济危机。书中讲述的多数非暴力运动都在不同程度上利用了国际社会——尤其是英美的压力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外国独裁者的倒台也是非暴力运动可以利用的因素。

三、大众参与

与主要依赖密谋和策反武装力量等手段的暴力革命不同,非暴力运动广泛依赖宣传、动员和大众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抵抗德国占领的丹麦抵抗运动成员弗洛德?加科布森(Frode Jakobsen)指出:“对我而言,争取我们民众的灵魂的斗争是最为紧要的……对我来说,问题必然是:‘一个人怎么才能让大量的民众参与到战斗中来?’而非:‘一个人怎么才能最大限度地伤害德国人?’我敢打赌,如果效果是一样的,让1,000人参与到行动中来比让10人参与更好。”这是对非暴力运动的大众参与本质的最好描述。

暴力活动会对非暴力运动造成伤害,这不仅是因为暴力可能招致镇压,还因为少数激进分子的暴力活动会吓跑支持者,尤其是本来可能参加运动的中产阶级和主流人士。暴力行动难以赢得普通民众的同情,更不用说参与了。如果参加运动的只有少数极端分子,而中产阶级和普通民众都留在家中,那运动就失败了。

四、建设性

非暴力运动不仅是为了推翻一个旧世界,更是为了建设一个新世界,后者甚至更加重要。与前者相比,后者的任务更加繁重,也更加艰巨。推翻旧世界只是一个单一目标的任务,而建设新世界则是多种目标并存。自由、民主、法治、宪政、人权、公民社会……都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建设性的工作更加依赖广大民众的参与,对国家的未来也更加有意义。萨尔瓦多反对派集合了社会各阶层人士——包括前政府官员和军方人士的支持,成功推翻了独裁者马丁内斯将军。但是由于没有一个建设性目标,推翻独裁者并没有给该国带来民主,萨尔瓦多不久之后就再次陷入一种新型的军事独裁。与之相反的是,印度由圣雄甘地领导的“建设性工作”和“自治运动”,以及波兰反对派的“建设社会”工作,都为在取得胜利之后建设一个新的民主国家奠定了基础。

郑  义:谈中国大陆的酸雨危害

上个月的下旬,广州、深圳、佛山、惠州等地下了一场大雨。在此之前,国际气象部门有一个预测,估计冰岛火山喷发所产生的火山灰云团,在未来几天可能蔓延到我国新疆、华北地区。

好了,这两件事加起来就形成了一条在网络上开始盛传的警告:从今天到28日请大家不要淋到雨,750年一次的酸雨被淋到后,患皮肤癌的机率很高;因为冰岛火山的大爆发,向高空喷发大量硫化物,在大气层七千到一万米的高空,形成了浓厚的强酸性的火山灰;而火山灰越过工业污染严重的西欧,即将漂到中国,请大家注意,把这个信息转发给你身边的人。

这下好了,淋到雨的人,吓得赶紧洗澡、换衣服,谁愿意得皮肤癌呢?现如今人们对此类非官方消息往往宁信其有,弄不好还会引发社会不安。于是在官方的媒体上各类专家学者纷纷出来辟谣。

广东省气象局专家说,目前广东降水的PH值、也就是酸碱度,与往年相比没有明显变化。去年广州酸雨出现的频率为77%,广东的酸雨属正常现象,与冰岛火山爆发无关。

深圳气象局说,昨天的雨酸碱度为5.35,与以往数据相比,未见异常,甚至比五天前的降雨酸度值还要低。而深圳属于重酸雨区,一年中一半降雨都是酸雨。专家还说,自然界的雨水一般呈现酸性,酸碱度在5.6左右。深圳昨天测到的数值,其酸度要比食用醋低十倍,对人体不会有负面影响。

对他们的结论我都没有不同意见。冰岛的火山灰还没有到、这场雨并没有比往年更酸,这些都没有问题。但他们说话的口气总有些令人不快。比如,广东省的专家说去年广州酸雨出现频率为77%、广东的酸雨属正常现象,据我所知,酸雨主要是由二氧化硫遇水而形成的,广东省二氧化硫排放严重,自然也就是重酸雨区、是重灾区。酸雨出现的频率已经是为77%了,也就是十场雨有七、八场是酸雨,怎么还是正常现象呢?

这真是应验了温水煮青蛙的寓言,长期生活在生态灾难中、并且遭到资讯控制的人们,无论官民都已经把灾难视为常态。深圳气象局的那位专家更有意思,说自然界的雨水一般呈现酸性,似乎是在暗示自然界的正常的雨就是酸雨,这就有点儿打马虎眼、骗人的意思了。

气象、生态学界所指的酸雨是特指酸度低于5.6的雨,而不是稍微带点酸性的雨。酸碱度略低于5.6的雨,就已经能够对环境造成伤害。我记得曾经有一位《文汇报》的记者到云南省乡村采访,见到田地里到处堆放的石灰,大惑不解。当地的干部解释说,这儿的土壤酸性很强,要用石灰处理一下才能种庄稼。见多识广的记者仍然不解,为什么这儿的土壤酸性会这么强呢?答曰:下酸雨。

自上世纪末开始,酸雨已经成为中国的普遍现象。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江苏、上海、安徽、山东等经济发达地区,都已经被酸雨所覆盖。早在20多年前,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二氧化硫排放量世界第一,同时也成为世界上最严重的酸雨区。

下一步会是什么呢?多年前专家们便发出警告,如果二氧化硫排放不严加控制,土壤几十年后将严重酸化,中国南方将变成不毛之地。就中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居高不下、已经成为世界第一这个基本事实,中国东南部成为不毛之地恐怕已经为时不远了。

深圳气象局的专家居然拿食用醋来打比方,说深圳现在酸雨其酸度比食用醋还要低十倍,这话说得实在有点昧良心了。怎么能用食用醋来打比方呢?等不到天上下食用醋,人类早就毁灭十次了。

中国第十三案:华岗(1972)

世界第十三案:费林——西班牙(1972)

余  杰:县委书记是个高危职业吗?

湖北省郧西县县委书记叶战平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在一夜之间就成了中国最有名的县委书记。中国有两千八百多个县,大部分县委书记在自己的辖区内是说一不二的土皇帝,但很少有机会在全国性的媒体上抛头露面。不过,叶书记显然不愿意以这种方式成为媒体风暴的中心:日前,诸多媒体披露郧西县以诽谤之名拘留在网上发帖质疑该县“七夕工程”的青年陈永刚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当天,陈永刚被“提前释放”,四天后,公安机关以“办案程序存在问题”为由向陈永刚道歉。随后,《南方人物周刊》以《县委书记是个高风险职业》为题发表了对叶战平的一篇专访。

叶战平在这篇访问中向记者诉苦水说:“过去,我只想到招商引资发展工业,要担责任、冒风险、付成本,但是我从来没有考虑到文化建设也要冒风险、担责任、付成本……这让我想起了‘文化大革命’。”一遇到批评,官僚们便条件反射般地联想到“文革”,似乎“文革”是官僚们最不走运的时代。其实,“文革”是毛泽东一手发起的挑动官员斗官员、挑动群众斗官员,挑动官员斗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政治运动,在“文革”当中,老百姓所受的苦难远远多于官僚。而“文革”始终都在毛泽东的牢牢的控制下,从来没有“脱轨”和“失控”过。今天,网络时代对官员那一点小得可怜的舆论监督,跟“文革”毫无可比性,这种监督是在一党独裁、权力在体制内毫无制约的情况之下,唯一让官僚不能为所欲为的、相当有限的力量。叶战平将网络舆论的监督视为“文革”,恰恰表明他作为土皇帝的傲慢与专横,以及对权力受到约束的抵触与怨恨。这些土皇帝听不得一点批评意见,恨不得将所有批评他们的人都扔进监狱。当发现这样做需要付出代价的时候,他们又开始怀念没有网络的时代了,正如山西某地的宣传部长在矿难发生之后对记者说的那句名言:“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我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最有意思的是,当记者见到叶战平的时候,这位年轻的县委书记随身携带的公文包内装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释义》,他还在“学习”,想“知道错在哪”。所谓“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晚学习总比不学习好。如果每个县委书记和基层官员都有叶书记这样积极学习法律的劲头,并主动在执政过程中遵守法治的原则,那么基层的群体性事件必然会减少一大半,天价的维稳费用也必定会降低一大半。不过,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这些官员非得等到大事发生之后,自己弄得灰头土脸的了,才想起学习法律来?难道此前他们都是法盲吗?中国的基层官员并未经过民众的选举和授权,权力大都是靠媚上“跑”来的,如果他们又是法盲的话,基层政治要达致清明之境就难于上青天了。所以,我建议所有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们,与其到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等机构去学习那些华而不实的政治理论,还不如到大学的法学院去,跟一年级的大学生一起好好上一下最基本的法律常识课程。没有法律知识的普及,就不能正式上岗。

叶战平是一名“优秀县委书记”,他是几个月之前被上级特别派到经济落后的郧西县的。没有想到,刚刚要放手大干一场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件无比烦心的事情。叶书记对记者说:“县委书记自身也是高风险啊!招商引资要和开发商协商,在这个过程中,要是经不住诱惑,一下子没坚持住,或者一百次坚持住了一次坚持不住,你这个干部就难干了,是不是?我们现在是如履薄冰。”好像他根本不愿意当这个七品芝麻官,是别人强迫他往火坑里跳一样。这番话说得要让人们对他深表同情了。那么,我想反问的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仍然争先恐后地去占据这个“高风险”的职位呢?他们难道都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士吗?

县委书记不是矿工,也不是黑窑童工,既不必开胸验肺,又不用断指明志,有什么危险呢?不仅没有危险,还有天文数字般的灰色收入。春节期间,我回老家过年,与老同学们一起聊到本地的“县政”。大家谈论官场的腐败程度的时候,一般都评估说,县委书记和县长一级的“父母官”,每年至少有五百万到一千万的“灰色”收入,除去百分之五十给上级“上供”之外,自己有两百五十万到五百万左右的盈余。这些官员的子女或者在欧美留学,或开着豪车横冲直撞。我们这个县还只是西部地区一个又小又穷的县分。对这些一手遮天的人物,人们除了羡慕之外还是羡慕,他们当中因腐败而落马者不足百分之一,这点风险实在是太小了。

因为受到网络舆论和平面媒体的质疑,再加上出席两会的上级官员、十堰市市委书记频频遭到记者的提问,叶战平感到无比委屈,并认为这是当官的“危险”。他心里一定在嘀咕:将一个乱说话的大嘴巴关几天,有什么了不起的呢,你们偏偏要对此大做文章?那么,被叶战平下令关进黑狱的陈永刚,是不是比书记大人更“危险”呢,一个平头百姓批评县委书记可能遭到什么样的下场,他算是亲身尝试过了。陈永刚严厉批评郧西的七夕工程,在《国家级贫困县耗资双亿为牛郎织女建庄园——不差钱》一文中指出:“郧西组织了一系列的前期活动并投入一亿一百一十万开始兴建……连神话人物都有家乡了,难不成这神话还成真的了?”他还以“零点三六”的网名发表跟帖:“靠郧西美女来吸引招商——叶战平是个想吃软饭的县伪书记。”于是,县委书记当起了举报人——郧西县公安局督察大队队长王启明向媒体证实:“报案人是县委书记和一位常务副县长。”王启明说:“老百姓和书记都一样,是自然人。书记也需要保护。”是的,他们无比重视对强势群体的保护,甚至不惜打压弱势群体。与其说县委书记是在举报,不如说是在命令手下的警察动用国家暴力机器让批评者“封咪”。陈永刚是幸运的了,他在网络上是一名“闻人”,靠网友的帮助将被抓的消息发布出去,并受到平面媒体的重视,方才重获自由。我相信,还有很多很多像陈永刚这样的批评者,并没有他这么幸运,仍然深陷于监狱里“躲猫猫”。被迫害者与迫害者,谁更“危险”呢?

如果说县委书记是一种高危职业,那么胡党魁和温宰相从事的更是高危职业。一个县委书记所管辖的,不过是区区数十万人口的一个县份;而胡温管辖的,却是两千八百个县分以及数百个大城市。也就是说,胡温要管辖近六千名县委书记和县长等基层官员,他们不是“日理万机”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给予叶书记百分之一的同情与怜悯,就得给胡党魁和温宰相百分之百的同情和怜悯,正如《红楼梦》中的贵妃贾元春所说,皇宫真不是人住的地方,胡温在中南海里真是受罪啊。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前赴后继地往那个只有九个蹲位的政治局粪坑冲刺呢?比如,薄熙来总督为了进入军机处,不惜掀起唱红打黑的大戏,甚至延揽天下写手云集陪都,为其撰写功德碑。诚如美国前任国务卿基辛格所言,权力是男人的春药,在中共的体制下,更是有权就有了一切。于是,越是危险的地方,就越是有共产党员的身影。

叶书记说县委书记是高危职业,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那么中国的实际情况就应当是:大家都不愿去当官,一听说有公务员的位子,便避之唯恐不及。但实际情况如何呢?公务员考试成了超过高考的“国考”,一个公务员的职位,有超过一千人报考,足以说明公务员这个职业,备受年轻人青睐。所以如此,无非是公务员工作相对稳定,工资福利丰厚,灰色收入可观,并在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享有“超国民待遇”。如果用叶利钦当年的说法就是,在苏联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的,只是占人口中极少数的官僚阶层。果然,叶战平书记的话音刚落,一份“二零零九年中国人幸福指数调查报告”便发布了。据介绍,这项调查由江苏卫视牵头,历时三个月,涉及全国除港澳台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的城乡,取样一万五千余份样本。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人幸福感指数得分不到七十分,属于“比较幸福”。看到这样的调查结果,我真不知道那些死于毒奶粉、毒疫苗的孩子究竟有多么幸福,也不知道那些躲猫猫死、喝水死和激动死的囚徒究竟有多么幸福。不过,有一个结果是真实的:在“职业与行业”的分类幸福感这一项,公务员的幸福感排名第一。这个调查报告与叶书记的抱怨大大不同——如果叶书记接受这份调查,他会说自己有幸福感吗?他会说自己有尊严吗?

徐达内:全国人民的赵作海

赵作海,河南商丘人,因被判故意杀人罪坐了11年牢,上个月底,“被害人”却意外现身,赵得洗冤情。他的苦难自此获得全国民众关心。

如今,这位已近六旬的农民身上承载了很多人的期望,他们要借这桩富有戏剧性的冤案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赵作海,是全国人民的赵作海。

甲. 公权力的批判者:

5月9日,赵作海出狱之日,媒体遍寻不着,只得引述赵作海姐姐和叔叔说法,称不知其去向,又云曾接到县公安局电话,“他们说带赵作海去旅游了”。于是,舆情哗然,“被旅游”一词迅即诞生,并得到媒体大力推广,多有时评家当下论定此为当地政府“避开舆论的阴谋”,指控此乃“封口”企图、“释放危险信号”。而事实是,赵作海5月9日出狱后,系自行提出赴山东看望其妹,妹夫同行,只不过当时此行少有记者打探到而已。

怪不得民众“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公家,对公权力保持高度警惕,这已经是当下国人的流行心得。作为议题设置引导者的时评家,更加“捕风捉影”“见风是雨”,把一干“成见”再加诸到那批判对象身上,那也就顺理成章了。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是一些媒体意见领袖的观感。记者们着意描述赵作海握着地方领导的手“感谢党,感谢政府”的场面,时评家想起了尚未冷却的 “感谢国家”风波,感慨他在牢狱中明白了“讲政治、顾大局”的生存法则。只是,赵作海如今是个不能再弱的弱势群体代表,不然,一定会有人骂上一句“趋炎附势”。于是,被放在批斗席上的更多是官方代表的“惺惺作态”、“虚情假义”、“小恩小惠”。

进入要求国家赔偿阶段,在“150万”的心理预期下,赵作海说“完全服从上级的安排”,让人生气,赵作海说“政府给我多少我要多少“,让人生气。“凌晨两点”达成的65万赔偿数字更加让一些打抱不平者生气,有报纸干脆据此算出了自由的代价是“每天161块7毛”。

乙. 终于现身的亲友:

就算不看报,出现在赵作海身边的亲属们也知道“150万不算多”。自称“不好糊弄”的赵作海叔叔赵振举抱怨当地部门谈判之时故意避开他,抱怨自己坐了11年牢的侄子“签字时脑子不清、不识字”。早前被报道为“11年间从未去监狱探视父亲”的大儿子赵西良也已现身,新快报引述的是:他对爸爸说钱太少了,因为他有三个兄弟,将来成家都要盖房子,盖了房子,就没有几个钱了。

于是,周日的最新进展是,赵作海亲属指控乡干部曾威胁接受赔偿,并说服赵作海提出诉讼,寻求不低于130万的国家赔偿。

丙. 追踪报道的媒体:

围绕在赵作海周围的这些世态炎凉、情何以堪,既可以看作是媒体的报道义务担当,也可以看作是谋利方式。

在一段题为“多面赵作海”的文字中,记者称这位老人身兼“罪人”、“牛人”、“忙人”三重角色。

“罪人”是指其面对领导“毕恭毕敬”“感谢这感谢那”;“牛人”则是记者们对这位采访对象的不满:现在要想见到赵作海,真是太难了。偶尔,记者们会找到赵作海,而每一次,赵作海都显得无奈而不耐烦,他经常说出这么一句让记者记忆特别深刻的话:“我没时间接见你们!” ;“忙人”,是指他自称“忙得连个放屁的空都没有”,叔叔赵振举如今说他要带侄子去祖坟上烧纸慰祖,赵作海却“没空”。

赵作海大概是真的“没空”,连他与杜金惠的对话也有媒体逐字逐句记录。这位引发赵作海与他人矛盾的妇人被记者编辑们冠以“绯闻女友”的名头,标题写成:“绯闻女友”约赵作海“复仇”。

看,多么吸引眼球的标题!

丁. 体制内的相关人:

“死人”复活,铁证如山,导致河南商丘公检法部门处于绝对的道义劣势,“动辄得咎”也是活该。

河南本地媒体或许可以只刊通稿、少作渲染,但怎奈愿意为草民冤屈一呼的外地媒体以及中央媒体?所以,最明智的选择恐怕只能是“少说话,多做事”,还好,“顺民”赵作海愿意在媒体面前感谢党感谢政府,配合现任政法委书记的公开道歉场面。

不过,接下来才是舆情大考。不仅是“顺民”现在已经不愿意“服从上级安排”,“内部人”在面临问责时也不会都“讲政治,顾大局”。那些被认作刑讯逼供者的民警,不甘心做“替罪羔羊”,要拉领导“下水”;当年的检察官说自己当年是被逼无奈,“上面都定了调调…但心里一直不好受”;辩护人说自己当年只是实习生,“我为赵作海作无罪辩护,但法官置之不理”;至于万夫所指的政法委,当年的书记已经定居美国,自辩“我不是学法律的,我学煤矿和矿山机电”……

都说自己无力反抗,是“汪洋中的一条船”,是体制的错,是集体的错,是历史的错。突然想起,现在主持赵作海冤案问罪的,应该也是某个政法委吧?书记大人又是学什么出身?应不应该拍板定案?

至于我,更希望赵作海能尽快收到他应得的赔偿,不论是65万或者130万,然后安度晚年,消失在媒体聚光灯下。他只是个不识几个字的农民,过多的关注不会给他带来幸福。应该与官府“死磕到底”的另有其人。

王天成:“而事实上,没有这个希望”

 

朱厚泽提出“宽松、宽容、宽厚”的著名“三宽政策”。

重要的改革派人物朱厚泽先生去世了,大陆个别媒体遮遮掩掩地报道了这一令人震惊的噩耗。但是,历史会以人类良知的名义,给他很高的荣誉。

与朱先生的一次交谈

我在出国前曾见过朱厚泽先生一面。那是2003年岁末。畅销书《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的作者、现任《炎黄春秋》主编的吴思先生,在三味书屋演讲。朱厚泽先生和我都在场。演讲结束后,一部分人共进晚餐,我正好与他坐在一起。

与这位曾任中共宣传部长的人物坐在一起,自然就和他讨论起了中共舆论宣传的欺骗性。他对我说:“最具欺骗性的不是那些不顾事实、一眼就能看破的谎言,而是参杂一些事实捏造一些事实、真话和假话混合在一起的宣传。”

思想文化界的小阳春

1985年7月,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书记胡耀邦将朱厚泽从贵州调往北京任中宣部部长,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接替朱厚泽任贵州省委书记。

朱厚泽担任中宣部长后,提出了“宽松、宽容、宽厚”的著名“三宽政策”,给思想文化界松绑,被认为是近30年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小阳春”。(当时我正在北大读研究生,也感受到阳春三月的清新)。

1986年底,地处安徽的中国科技大学爆发学潮,并向北京等地蔓延。共产党内强硬派以此为契机,1987年2月迫使思想开放、主张政治改革的胡耀邦下台。朱厚泽也被撤销中宣部长职务。

在1989年的学潮中,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书记的朱厚泽支持与工人对话。“64”之后再次受到整肃,被迫退休。

朱厚泽先生1985年7月至1989年6月的上述事迹,在这几天海外媒体的报道和一些人的评论中,已经被反复提到过了,我在此为什么还要复述一遍呢?

影响深远的两次政治清洗

我想说的是,在整个80年代,共产党高层有两次对温和派即政治改革派的清洗,它们极大地改变了共产党高层的政治生态,其影响不仅限于当时、现在,还波及未来。

第一次就是1987年2月对胡耀邦、朱厚泽等人的清洗、整肃。第二次是1989年“64”事件之后对赵紫阳、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朱厚泽、鲍彤等人的清洗、整肃。

经过两次清洗、整肃之后,政治改革派消失了。80年代留给90年代和今天的最重要的遗产之一,就是共产党内政治改革派的缺失。

我并不是说共产党已经没有任何希望政治改革的人,但是非常明显的是,“64”的枪声响过之后,即使有这样的人,他们已不成为派了。

还需要说明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改革派实际上也消失了。90年代初,高层对于是否改革经济体制依然存在分歧,但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经济上的保守派变得不再重要。

后来,经济改革派认为他们已经完成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任务,不再需要改革了,所以,经济改革派也消失了。

90年代末,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接近完成,中国就已经开始进入一个全面保守的时代,如果用一个成语,也就是全面抱残守缺的时代。

近些年来甚嚣尘上的“中国模式”、“北京共识”论调,就是为这种全面保守辩解而制造的舆论宣传迷雾。它不过是威权主义、半吊子的市场经济、权贵资本主义的代名词。

像80年代一样,今天的共产党高层也依然存在派系斗争。但与80年代不同的是,政治派系的划分不能再以路线、政策的分歧为标准,将不同政治派系凝聚在一起的主要是利益、权力之争。

这不是说80年代共产党高层派系不包含利益、权力之争,但那个时候,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超越个人利益的理想主义者。而今天剩下的,主要是赤裸裸的利益、权力,而不是国家发展方向之争。

希望不在中南海

朱厚泽先生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去世,的确是80年代残留的背影的消失。少数老一代理想主义者的呼喊,变得更加孤独。

据报道,今年1月30日,朱厚泽在北京医院病房中 与友人谈话时,“对「中国道路」提出连串质疑:低人权、低工资、低地价及剥削农民和农民工,高污染,高排碳、高能耗的经济模式,是不是可持续发展?真的是各国可学习的吗?「经右政左」的道路能和谐、稳定、可持续地走下去吗?”

另据报道,“有网友透露,朱厚泽曾对人说:‘我们这些老人(指倾向于政治改革者)的存在,给了你们年轻人希望(指党内高层还有改革力量),而事实上,没有这个希望。’”

“而事实上,没有这个希望”。看到这句话,如果你感到绝望,那么,你应该绝望,因为你把希望都寄托在中南海了。只有你绝望了,才会有希望,因为希望不在中南海,而在中南海之外。

我认为,反思目前甚嚣尘上的所谓“中国模式”,以及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高层没有改革力量,是朱厚泽先生生前提出的两个最重要的告诫。

近年来,公民社会日趋活跃,社会又开始骚动起来,这正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牟传珩:接到“共和国”起诉书之后

2001年12月10日,我被“共和国”因言治罪,非法关押了四个月后,再次提审了。在提审室里,等待我的是青岛市中级法院法官王东。他约有30多岁的样子,圆脸,不高的个头,戴了副白边近视镜,挺文静。

王东见我走进提审室,先自我介绍说是青岛中级法院的,此来是依照程序送达起诉书的,说着他便让我在送达文书上签字。这意味着我的案子已进入了最后程序,审判在即。谢天谢地,我终算挺进法院的大门了。我不失时机地问王东何时开庭?他说很快,一般不会超过半个月。我听了心中长舒了一口气。狱中在押人员,除了有可能被放了的那种,最大的愿望,当属走向法庭,拿到判决了。有了那张盖着“共和国”国徽的“文凭”,就可以去劳改队服役。我已在难狱之下被苦苦折磨了那么久,心想再不会有什么理由拖延下去了吧,至多再有半个月,我就将走向法庭——决战的时刻到了。

我事先分折,他们为保证开庭顺利,一定会庭前提审,侦查我的思路和答辩动向。但王东却说,开庭前不会再见我了。他问我有什么话说?我故意试探他:公安预审与审查起诉阶段都受权力干扰,应付了事,不给我辩解的机会,法院呢?

王东断然说:我们与他们不一样,依法办事。

我说:那好,为什么到今天还不让会见律师?

王东说:法院才受理此案,我们会依法让你见的。我回去后马上通知你的律师。

当时直觉告诉我,王东不像骗人的样子,显然比检察院的人要坦率、认真得多。所以我认为不久就能见到律师,里外的情况便会有个大致了解。于是,我不再说什么,拿了起诉书由他们送回监室。回来后,我展开起诉书一字一句地嚼读起来,内容很简短,不过是指控我“指使燕鹏”发表了8篇文章:《中共“四个坚持”下的意识形态——一台不断加工政治敌人的思想机器》、《“社会主义制度”中无产者沦为无饭者——中共及其政府应依法承担法律责任》、《难博被捕事件再启示——兼评中共“三个代表”论》、《走出“中国特色”的政治笑话——解读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往不平等竞争的腐败路线》、《“一国两制”的悲哀——社会主义能统一中国吗?》、《中共精神支柱已经坍塌——新文明变革理论呼之欲来》、《只有放弃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为中共建党80周年“献礼”》。看完起诉书后,我哑然失笑。我所批判的这“中国特色的政治笑话”,还就不断地在验证我的观点,继续加工着政治敌人。21世纪的中国,已沦落到再搞“文字狱”,“审思想犯”的可悲境地。在如此“共和国”国度里,还谈什么法制、人权,不是政治笑话,又是什么?而关押、审判我的过程,不正是在论证我的论断切中时弊吗?

这之后,我的精神状态振奋了许多,就像一个即将濒临决战的斗士,擦拳摩掌,跃跃欲试。我心想:只要法庭上我有机会说法,一定要痛痛快快地高扬我的批判性立场,即使判我到劳改服刑,也总比封闭在此久押不决状态中轻松。

然而,我比起一种拥有几千年专制政治经验的权力生命来说,毕竟还是太幼嫩了。我们“共和国”的执法者们太深谙 一二三,再二三地消解对手的锐气之道了。本案诉讼过程,至此仅仅是闪了一个光点,很快便消灭了,一切又都回归到静止、凝固、死寂的状态中。我在日想夜盼中消耗了半个多月的斗志,不仅没有任何开庭的音讯,且也不见律师的踪影。我正在心急如焚地等待之时,一位管教带班,向我悄声透露了一个消息,说我家大哥(律师)与另一名律师持法庭开据的手续来所会见,被市检察院住看守所检察室一个所谓负责人拦截在外,而且竟堂而皇之地以“共和国”“执法监督”为名,导致看守所内部干警们都私下颇有微词。我闻知此讯,气的浑身发抖,是谁给这些人违法越权注了低气,竟敢公然挑战国家法律,置法院批准会见手续于不顾,并干扰看守所的正常管理,一定要剥夺律师与当事人会见的权利?且不论我大哥是唯一一个代表山东省律师界的省政协常委,即使以被告亲属名义担任辩护人会见当事人,经办案单位批准,也是允许的。对此,《诉讼法》有明确规定,更何况还有另一位同所律师,协同办案。青岛市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室的那位矮个子主任,竟敢非法妄为到丧失人性的地步。我至今未弄清,那是市检察院的领导意志,还是他们个人发坏所为。据我在看守的观察,青岛市检察院驻市第二看守所检察室的所谓执法监督,就是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对所里屡见不鲜的违法、违规行为熟视无睹,反而狂妄到公然凌驾于法院、看守所,甚至国家法律之上,阻拦远方来访的律师办案,实再令人不可理喻。

我深知大哥情性刚烈,大半生驰骋司法沙场,吃不得这种气。他若大的岁数,废寝忘食,不避政治风险,亲自担任我的辩护人,竟又虎落平川被犬欺。后经看守所管教们证实,那天他们的确吵得厉害,我听后心里十分难受,但又无能为力。从那天开始,我公开声称蓄须以抗议:一是抗议市检察院驻所检察室明目张胆的非法侵权行为;二是抗议法院迟迟不予开庭。我在看守所里,独一无二地留起长长的满腮胡子,如狮子一般,十分扎眼,无论什么人来所检查,我都依然故我。由于看守所里俄干警上下都对那三个不干正事的检察人员看不惯,又知道我多半是对检察室的,故都不予干涉。那三个检察室的人,气得发疯似的找所领导,说我违反狱规,不理胡须。但看守所管事的就是不尿他们那把壶,他们只好赤膊上阵,亲自跑上楼来,把我提到管教室,威胁我再不理胡子,他们要“依法处理”。我当时正好有气没处发,当着看守所干警的面,声色俱厉地谴责他们无法无天,还配谈什么“依法”。

我指着他们的鼻子吼:我正想领教、领教你们是怎么个“依法处理”法?能不能断了我的脊梁?我的厉声呵斥,在整个楼廊里轰响,检察室的人尴尬得无地自容,在干警及每个监室嫌犯众目睽睽之下,灰溜溜地走了,他们终于领教了什么是“政治犯”。后来我每次出来放风或提审,他们总是回避我蔑视他们的目光。我在看守所披发蓄须的形象,成为他们下通下达的一块“心病”。

月转星移,时钟的指针很快摆向了2002年元月,眼见法院受理此案已超过了一个月的正常期限,法院仍不开庭,而律师来所会见,又被检察室的人拦了回去。这天下午,我突然被提到对面谈话室,于副所长拿出一封信说,是律师写来的,让我看后写封回信。我打开那信一看,是烟台盛信律师事务所郝律师寄来的“授权委托书”和询问案情的信。我看完信后,仰面长叹,仅仅是一墙之隔,律师就是走不进来,连签委托授权手续,都要用信函寄进来,如此中国法制,如此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律师,如此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的子民,还会有什么希望?更为令人义愤的是,他们之所以能把律师询问案情的信转给我,并让我回信答复,完全是基于办案的需要——他们是要窥探律师出庭的角度和我的辩护思路。我出狱后才知,我的信根本没转,反倒成为他们卷宗的参考资料。他们不仅剥夺了我会见律师的权利,同时也剥夺了我与律师通信的权利——全面的、彻底的、毫不掩饰的非法剥夺。

不过,我并不怀疑法官王东的那次谈话的坦诚。我敢断言,他初接手案子时,对如此共产文化背景下审理政治案件的复杂性毫无心理准备,对权力意识会如此“和尚打伞”认识不足。这时,我已对法庭会遵守诉讼程序不再抱有希望。

果然,法院受理期限一个半月期满的那天,也就是2002年元月24日,青岛市检察院向法庭第一次建议延期审理,为法院制造了期限届满未履行开庭义务,但又貌似合法的理由。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法院应在受理10日后就可以开庭,而不是等到整个审理、判决期限届满时的最后一天,再让检察院制造个理由。由此可见,在权力意志的统一操纵下,对仅仅8篇文章,一再拖延的目的只有一个——消耗我的战斗力。这之后,检察院为达此目的,费尽心机,多次玩弄规避法律的拙劣手法,竟然在没有任何事实与证据变化的情况下,非法动用撤诉再起诉程序,并四次要求法院延期审理,让我的案件,仅仅在法院挂牌就高达8个月之久,相当于在正常诉讼程序中,两个在押犯人从预审到判刑的期限。此时我已十分清醒地意识到,这并非是哪个部门或个人的意思,而是那台要彻底封杀我那支不屈从权力意志的笔的政治机器,不停止地运行使然。为此,当时我就想,我必须保全一个韧性战斗的自我,一个能挻直腰杆,清清楚楚地走向法庭表达的自我,一个能冲破桎梏,依然用手中的笔,奔驰在思想沙场上的自我。

这一天,我在狱中不顾一切地含着满目的愤怒,大吼了几声。管教们都知我的怨情,也不干涉我,任我发泄。发泄后我又格外轻松与冷静。

那之后,正是天寒地冻的三九天,我时常望着窗玻璃上厚厚的冰花,剥光了身子,钻进玻璃隔断的厕所,用冷水自上而下的灌浇。我浑身打着哆嗦,牙咬得咯吱吱地响,接下来身子就发木了,像穿了层厚厚的铁甲。我用毛巾全身搓擦,体内的热量,全都蒸发出来,雾气糊满了窗玻璃,不多会儿,皮肤便呼呼地发起热来。那感觉,真是透心凉后的爽,爽得很!我在三九天里成功地洗过凉水浴的瞬间,也尝试着战胜自我的快感。

2002年9月11日这天中午1点30分,在令人窒息的狭窄牢房里,超期羁押了一年又一月的我,终于在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法院迫于舆论压力,仓促开庭。但法庭上,公诉人(市检察院为邀功受赏的某新提处长)在辩论中理屈词穷,尴尬出丑,竟然以“这是社会主义法庭”为由,要求审判长剥夺申诉人正常行使辩护权,正如一个输不起棋子的劣等棋手,掀了棋盘说棋盘是他的一样滑稽可笑。而法庭在公诉人极左面目的操纵下,不仅回避就本案是否具有煽动行为的关键事实进行审理,且非法剥夺了申诉人的辩护权和申请证人到庭的权利,致使这一以审判文章观点为主题的法庭,再现了欧洲中世纪异端审判所的场景。在“共和国”法槌落下的时候,我仅因撰写了8篇批判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及传统社会主义错误实践的理论文章,被冠以“煽动颠覆政权罪”,判刑3年,剥权5年,沦为21世纪中国经典思想犯。

《自由写作》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