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五毛党”是“网络阅评员”的俗称，带有蔑视的意味。网络阅评员是一群真实存在的从业者，受雇于各地宣传部门，以各种身份出现在网络上，佯装普通网民，按照宣传部门的指令发表官方意见，用来影响和引导舆论。

尽管网络阅评员隐身活动，但是这个职业并不是秘密，有些地方的宣传部门还当作政绩来高调张扬。最近，甘肃省委宣传部宣布，将逐步形成一个网评队伍体系，由网络“高手”、“好手”、“写手”组成，共650人。针对社会热点问题，他们将“及时发帖跟帖，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环球时报》英文版记者从这个消息着手，对“五毛党”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报道。报道中说，一份官方文件透露，几年前长沙市委外宣办选聘网评员，底薪600元，每发一帖给五毛钱。这就是“五毛党”的来历。最近，衡阳党建网又自曝其网评员奖励为每帖一毛钱，每月不超过100元。有人戏称，“五毛党”贬值了——不知道是因为工作更容易了，还是求职者更多了？可以确定的是，这几年各地宣传部门都或多或少地雇佣网评员来引导舆论。一些政府机构、新闻事件主角甚至企业也纷纷效仿，雇佣枪手冒充普通网民，企图操纵网络舆论。

有意思的是，就在不久前的一家报纸上，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张胜军教授还发表了一篇文章《“五毛党”帽子能吓住谁》，不知道张教授是真的不了解还是视而不见，他认为，“五毛党”是人们编造出来的，网络阅评员并不存在。显然，他也认为“五毛党”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是西方媒体对中国“爱国网民”的污蔑。

这家报纸还让我上过一当。在前不久写的一篇文章中，我引用过该报的报道——清华大学杨姓学生说：“如果谷歌公司想要逃避审查，我无法接受”。结果该学生发表了一则声明，称他根本没有接受该报记者的采访，更没有说过那样的话。

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赞扬爱国者的张教授，还是反对编造新闻的杨同学，都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对“五毛党”的不予认同。事实上，很多“爱国网民”（准确地说是爱政府人士）都不是“五毛党”，他们发表支持政府的言论时，并没有从宣传部门领取报酬。当反对者用“五毛党”来称呼他们时，他们觉得非常受辱，回击说对方是“五美分党”。这时，“五毛党”被双方共同认定是攻击别人的“帽子”。

“五毛党”为什么受到蔑视和厌恶呢？不是因为他们为官方工作——并非所有的公务员都得不到尊敬；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收入低——如果是一份正当的工作，收入低得到的应该是同情，而不是嘲讽。

我看到很多批评网评员的意见，重点都在谈它的效果。比如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政府部门应该公开身份直接回应、直接解决问题，比暗中派一批人，用些虚拟网名在网络上发言要好得多。”而那些独立意见分子，更是认为“五毛党”不仅帮不了党和政府，反而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从长期看，这些批评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一个具体的舆论场中，你很难否认网评员的作用。引导舆论可能是痴人说梦，但是他们至少搅乱了意见，影响人们的分析和判断。从甘肃等地宣传部门的举动看，官方认为“五毛党”大有作为。在一些网络争论中，人们互相攻击对方是“五毛党”或“五美分党”，也可以反证“五毛党”在讨论中的作用。

在我看来，无论“五毛党”的效果如何，他们都没有存在的理由，因为这项工作缺乏正当性。现代政治中，即便是敌国之间，秘密情报组织可能是存在的，但是派遣大量的人员乔装打扮，冒充对方人员发表意见，恐怕也极为罕见。何况是面对本国公民，政府发布任何公开信息，亮明身份都是一个基本的政治伦理要求。“五毛党”的实质，就是政府雇人造假——而造假的目的，是为了欺骗本国民众。

在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的时期，共产党发展大量“地下党员”，隐身活动，谋求推翻政府，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因为他们没有掌握公共权力。但是，执政的国民党也派人到处暗中盯梢、造谣和谋杀，那就没有任何正当性可言，而是一种特务政治。

由于“五毛党”的大量存在，民意被扭曲。那些宣称经常从网络论坛上了解民情的官员，是否知道他们了解的“民情”中，有多少是宣传部门发的指令？而且，一些舆情研究做得非常精细，却没有排除“五毛党”的因素，可信度无疑是大打折扣的。

大门

左边是两进四合院，有个斜坡的地方原来是个压水井。 前面的临建当年是汽车库，最远处的房子是厨房，后改为禁闭室。当然照片中的这几间是后建的， 原来的早拆了。

内四合院的一角。青砖是原来的，显见质量很好，窗户的格式还是原样。

 

我们家在抗战胜利后，在一九四六年从重庆迁到北平，住在西四北报子胡同九号。这是一个略有西洋风格的两进四合院。前院南房是外祖父张元夫的书房，很大，中间是木地板的房，我父母住。后院的正房有走廊，是外祖父和外祖母起居室。两边的厢房是亲戚和佣人住的，后院东房还有一个餐厅。后院本身有一道木栏，木门和台阶，可以关上使正北房独成一体。院子里有很多大的金鱼缸，直径全在一米以上，当然还有海棠树。

我的二姨带我和弟弟以及她的三个孩子（当时已是青年了）住在中间的房子。这里从前院叫北房，从后院又可以称为南房，好像正厅的南北两面全能出入。那时家里人口很多，不少是东北老乡和远方亲戚因战乱到北平投亲。

在四合院东有一个夹道，有两间平房，前面的是车房，外祖父的汽车就停在那里。后面的是厨房，因为当时全家大小十几口，需要个大厨房。这个夹道有一口手压水井，靠墙是一排桧树。当年北京地下水位很高，大人只要摇动压水柄，清澈的井水就呷出来了。夹道直通后院，那里有不少桃树，还养了一口猪。这是家里保存的东北老家习惯，剩饭剩菜用来喂猪。过年杀猪，猪的胰腺还要加土碱熬成肥皂使用。所以东北人又称肥皂为胰子。但这种胰子里面混杂了土碱中的沙砾，我很怕用来给我洗澡，因为沙砾磨的皮肤很痛。

大门的门洞有一个门房，我记得有一个张司机，一个门房叫李典和一个老家人叫赵二大爷在那里住。赵二大爷是河北香河人，按后来的成分是下中农。他解放后只好回家种地，每年都来看望我们，对乡下的事发牢骚，是我小时唯一听到对政府不满的言论。李典是张家口人，五十年代回乡后也常来我们家拜访，每次我开门，他就问候说：“二少爷好。”搞得我又害怕又得意，好像自己是故事中的人，因为那时只有电影和故事中有叫少爷的。他来诉述过家里如何贫困，根本没有粮食，冬天只能吃冻土豆。虽然我们家里已经败落，但每次也尽量找些旧衣服给他们，所以我从小就知道要帮助贫苦人，尊重佣人。

我父亲是比利时鲁汶大学毕业的煤矿工程师，抗战时他放弃了开滦煤矿的工作，而内战又使他无法在北方找到工作，就在母亲陪同下去上海寻找机会。外祖父有时到上海去看他们。他们就住在现今的淮海路上，是租的房子。

四八年外祖父对是走是留举棋不定。他自己认为没有干什么得罪共产党的事，抗战时在重庆和叶剑英，董必武全很熟。后来在参政院和董必武，林伯渠往来也很多。加上他年轻时思想左倾，一直到抗日期间和苏联的关系全很好，觉得没有必要躲避共产党。

外祖父一个在中国大学教书的朋友经常来，他多数穿长衫。这个人还认识傅作义，非寻常之辈，外祖父估计他很可能是共产党地下党党员。外祖父就问他去留的意见，不料他说“你还是到上海呆一阵，看看局势再决定”。这使外祖父下了决心，到上海去了。

在北平即将被包围之即，外祖父突然回来了，大约是打点家务。他还去看望了老朋友马占山，问他到不到南京去。估计中共地工已经和马占山有了联系，马占山表示如果我外祖父能承担他后半辈子的生活，他就走。外祖父说：“这兵荒马乱的年头，我的生活还没有着落呢，我无法担这个责任”所以马占山就没离开北平。

可外祖父因为等了几天就耽误了时间，他要动身时，共军已经包围了北平。他是由现在东单公园那里的临时军用机场跑出来的。这样我母亲托给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无法完成了。这个任务就是把我带出来。我当时两岁，有能力和一个老人同行。弟弟一岁，不可能出来的。因为等马占山，我留在了北平，我人生的两个转折点都是和战争有关，这是第一个。外祖父的飞机是先飞到青岛，再设法转机到上海。

马占山留了下来，据说他曾劝说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并向傅建议请邓宝珊做同中共谈判的代表。可共军进城后对他并不好，甚至通知他每天要到军管处报到。他在一九五O年病逝，死前对儿女表示后悔没听张元夫的话南下。

为什么我外祖母没有一起离开呢？据我表姐回忆，我外祖母说：“抗战八年我跑累了，不想再跑了。刚在北平安顿下来，那么多事没办，我一离开，这个家不久完了吗？”她觉得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老百姓往来国统区和沦陷区也不是很难的事，国内战争和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大关系，老头子离开，躲躲风声也就够了，顶多分开一两年。但她万万没想到，这是生离死别。他们再也没见过面。我外祖父一九六九年在台湾去世，葬在台北阳明山。蒋介石还题了个碑文“尽劳芳粹”，大约是个公式化的题字，很难说是真迹。他其实离开大陆二十年，除了研究易经和论语，什么事也没作过，并没有操劳的事。

说来凑巧，我一九八一年夏天第一次去台湾，那天刚刚给外祖父扫墓回来，就接到在美国的弟弟电话，说外祖母故去了。当时大陆和台湾不能直接联系，要通过美国来辗转音信。外祖母骨灰在万安公墓安葬。后来我们把台湾出版的外祖父讲论语和易经的几本书也葬在这个墓里，算是合葬了。

其实我们家在北京西郊的东北义园有一块墓地。我外祖父的母亲在抗战胜利后故去，就安葬在东北义园。这是东北人为客死异乡的老乡捐助修建的。听说张作霖和张学良全有捐款，其中还有一块墓地是专为安葬东北军人的。其中不乏因抗日牺牲的军人。东北义园还是一个桃园，遍植水蜜桃，六十年代只供出口，我们去买也不成。但文革时义园的坟统统捣毁。唯有我曾外祖母的坟是混凝土浇铸的，虽被敲打的满是瘢痕，但无法毁灭，至今尚存。只是现在一切向钱看，新成立的公墓管理还要打这个墓的算盘。他们说，为了重修，要我们同意启墓火化，然后可以“给”我们相当现在两个的墓穴。因为当年这个土葬的坟穴现在可以卖成六个到八个墓穴。我们当然无法同意，但也无力重修，只好留在那里，还是文革的纪念。不过这又有很多年了，现在如何，尚没有最新的消息。

回到六十年前，章士钊是李宗仁政府的和谈代表，到北平来谈判前还和我外祖父商量如何劝毛泽东不南下。大约那时很多国民政府的官员，遗老遗少全有这样的幻想。我上中学时看到外祖父从上海来的一封信，那时南北虽然处于战争状态，但可以通邮。外祖父在这封信中还认为会南北分治，家人会很快团聚。但毛泽东熟读历史，怎么会这样蠢？他当时就说了：“益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从军事上讲，从政治上讲，毛全是对的。

看郝柏村最近的回忆，他至今还以为当年有南北分治的机会。至今还不明白政治，难怪国民政府一九四九年垮台，难怪郝伯村当了一年台湾行政院长下台。今天看来国民党败给共产党，贪污腐化不是主要的原因，至少不是唯一的原因。搞暴力政治，收买人心，弄统一战线，潜伏高层国民党全不是对手。

北平被包围后，城里国军多了起来，他们要征用住房，当时叫号房。一个韩团长就来到我们家，号了南房，即外祖父的书房住。他也是一个东北人，还对我的表哥说，我们现在退守城里，就好比先把胳臂弯回来，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出去。但没等打，一夜之间，他们就撤到城外整编去了。那是因为傅作义决定放下武器，保护古都免遭炮火涂炭。韩团长的军队奉命撤出北平整编。据我外祖母说她头天晚上还请住在前面书房的国军军官吃了一顿饭。我长大了听到此事，想：那大约是这些军官这辈子最后一顿丰盛的宴席了。不过表哥和表姐全认为不可能请这位韩团长吃饭，因为他们的调动太突然。

我对韩团长没有任何印象。但我记得围城时，在窗户下挖有防空洞，其实就是几个类似散兵坑的土坑。我还记得有时可以听到哒哒哒的机枪声。那时我不到三岁。很多人不相信我能记住。

不知为什么带领解放军部队接管北平城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一军”的政委莫文骅选择了我们家的前院作为他的军部。我当时很小，当然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只是记得我们家一下变了：门口有两个战士持枪站岗，所有的大人出入全要盘问。原来的门房成了传达室。有不少文工团的人也住在我家，他们把附近白塔寺里的大鼓搬了过来，早上击鼓。我看了挺兴奋，也在旁边手舞足蹈。我记得还有拉小提琴的军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持枪的军人跑起来身上的武器枪弹互相撞击，吭砊作响。于是我在衣服兜里面装上石子和小铁片，制造同样的效果。

但是莫文骅的军队并不过问我们家的事，对我们很客气。莫文骅本人还来拜访了我外祖母。他住在外祖父的书房，看到书房有不少线装书，就问外祖母可不可以看。他看完之后一定放回原处。我从没听家里大人对军队有什么抱怨。只是觉得不方便。一次我舅舅从天津来，在门口被站岗的士兵堵住不让进，恰巧我在门房和士兵玩，舅舅叫我赶快进去找大人出来接他。

军队也不动我们的财产。有一天高崇民打电话说要借我外祖父的汽车，他当时是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司法部部长，也是我外祖父的朋友。我祖母当然马上叫张司机把车洗好，嘱张司机好好开。那知到了高的办公处，高崇民对司机说：“你回去吧，我有司机。”这样外祖父的汽车就易了主。我们从此就和汽车无缘了。不知为什么这位高先生对当局进了不少谗言，导致我外祖父成了“特务”。但在文革中高崇民被关到秦城监狱，其罪名也是特务，一九七一年死在狱中。不过我相信无论是我外祖父还是高先生全不是国民党特务。但在某种意义上说高崇民倒是共产党特务。一九三八年八月，原张学良部下的高崇民随国统区参观团到了延安，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和中共建立了特殊的关系，回到重庆以一个民主人士的身份在国统区开展统战工作，起到了一般共产党员所起不到的特殊作用。

那时北平的谣言很多，其中一个说要对有钱人家“扫地出门”。家里惶惶不安，就决定把我送到一个寄宿学校，以为交足钱。即便抄了家，我也不会流落街头。我记得是由我的姨带我坐三轮去的。先在那里参观，到我兴致勃勃地时候，一回头，二姨没有了。我放声大哭。我还记得过了几天我舅舅来看我，我很生他们的气，决定不理他。但他带来一些好吃的东西，叫我到一个房间里去吃，我就去吃了，也不和他讲话，吃完就跑出来，完全不知道家人的苦心。

后来没有发生扫地出门，我被接回了家，送到香山慈幼院上半天幼稚园（后来才叫幼儿园）。那时的香山慈幼院不在香山，在中南海西的府右街上，就是后来的国务院宗教事务所。等到国务院来接管时，香山慈幼院要迁回香山，改为寄宿学校。家里就给我退学，转到昭慧幼稚园，在西单南石驸马大街，即文革后改名至今的新文化大街。香山慈幼院是民国初年总理熊希龄创办的。昭慧幼稚园好像也是熊希龄和他太太朱其慧女士办的。

记得一天早上我正在吃早点，来了几个战士，拿着铁锨问我姨有没有黄土。我姨指着窗前防空洞边说：“那里有摇煤球剩下的一堆”我也不知道干什么。

中午从幼稚园回来，发现原来夹道的厨房变了，有人住到里面，外面还有一个战士持枪在我们夹道站岗。大人说：“那里改成禁闭室了”还给我讲禁闭室就是把不听话的军人管起来的地方。所以我很小就知道军人是会被关禁闭的。有时禁闭室人满为患，有时一个人也没有，我还跑过去爬窗户看，一边修了炕，上面一排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

我曾看过一个穿呢子衣服的“老人”关在里面，他还拿出一支香烟对站岗的战士说：“同志，抽一支”，但不记得那个战士接没接过来。我也听佣人说，一天推来一个人，连手铐也没解开就给关进去了。

我在记忆中倒没有什么为此恐惧的事。但我在六七岁老做噩梦，梦见一些人被捆起来扔到卡车上。我长大了用心理学来分析，猜测这些恶梦可能和看禁闭有关。另一个可能是一九五O年北京天天枪毙反革命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刑前要用卡车载着示众，我可能多次看见受了刺激。但我没有直接的记忆，行刑游街是我后来看旧《人民日报》才知道的。

我的一个表姐想参军。我外祖母就问莫文骅可以不可以，莫文骅叫她到部队报到，然后就随他的部队南下了，当了随军护士，一直打到广州。她应当是在四九年十月之前走的，因为我的表姐当了一辈子护士，老了退休时，忽然成了离休干部，待遇反而高了。因为她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

我还有两个表舅，是我外祖父那脉的。他们也问莫文骅参军的事，莫建议他们报考干部大学，一个是华北大学，一个是革命大学。他们就这样参加了革命。其中一个表舅还当了山西一个县的县长。这样看起来当时虽然国共厮杀残酷，但没有那么多的政治和阶级界限。

因为外祖父的缘故，我们家的房子和财产全部没收。（他的案子到八十年代才算澄清。只是这对他毫无影响，他那时也去世了，我们却从小受牵连）为此我们要搬出来租房住，找来找去，选在西四南一个小院。虽说大部分家财被没收，但还是留下了一些家具，古书，古画和生活用品。这搬家可怎么办呢？就是在我们家的驻军出动不少骡子大车，跑了不少趟，给我们搬的。我从香山慈幼院回家，就直接到了“新居”，路上看到熟悉的战士在赶大车，还和他们打招呼呢。

按时间推算，我们被“扫地出门”是一九五O年，莫文骅已经离开了，那是哪位将军住我们家呢？后来听说吴克华到我们原来住的地方找过我外祖母。他一九四九年三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一军军长；一九四九年二月至五月兼任北平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不过如果是他派的大车，他应当知道我外祖母和我们全家都离开了报子胡同。

这些往事六十年了。这所房子还在，还是部队家属的大院。四年前我特意回去看过。和以往不同的是，那里现在的房客以羡慕地口吻告诉我，过去那是有钱人的大宅子，还夸大其词地讲了些不知哪里来的故事，令人哭笑不得。

不过回忆起来，我觉得至少当年一些中共高级将领还有点人情味，还知道中国的传统礼节。可能当时受“共同纲领”的影响，不少共产党人也以为那是共产党真的承诺，所以并没有那么多阶级斗争的观念。而后来越演越烈的阶级斗争是毛泽东一手搞起来的，说话不算数，不但高崇民没逃过监狱之灾，就是首先率领解放军进城的莫文骅和吴克华也没躲过政治斗争。莫文骅在一九六五年三月被明令撤消解放军政治学院的院长职务。作为炮兵司令的吴克华在文革也被监禁。解放军进城了，北平变北京，到底解放了谁呢？

一到东京，就认识了李长声，那是二OO八年的春季。我们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聊，很快成为朋友，似乎是认识很久的朋友。你问日本的历史，他能告诉你；你问日本的风习，他能回答你；你问日本的文学，他能说出个子午卯酉来；连点鸡毛蒜皮的问题，也能给你个完满答案。单这个本事，我就佩服得不行。用父辈的老话形容，叫“日本通”，今天则称之为“知日派”。

去东京的浅草寺，离庙门尚远，已然人流如织，熙熙攘攘。很败兴！看看旁边的李长声，走得精神抖擞，讲话兴致勃勃。我不禁问道：“你陪国内的朋友来过多少次了？”

他淡淡一句：“无数次。”

在贩售纪念品的商店里，我拿起一个铜制菊花工艺品摆弄。他双手接过来，自言自语道：“菊花，皇家纹章，十六瓣……”

听了，顿生感动：他的自语，实则为我。既让我知道这非同小可的日本菊，也意在保全“章大姐”的体面。

我们一起到日本现代美术馆，参观“纪念东山魁夷百年诞辰画展”。观后出来，早过了午餐时间，又渴又饿。路上，碰到一家纸店，我兴致陡起，不管不顾地一头钻进去。东挑西拣，搞了半日。李长声默默陪我，静静等我。出得商店，我突然想起：他有糖尿病，是需要及时进食的。

返京的日子到了，李长声开着漂亮的“雷克萨斯”送我去机场。分手时真有些舍不得，希望他的话匣子老开着。由于带的书太多，超重了！日本小姐二话不说，随手在一张A4复印纸画了几笔，举到我的眼前。一看：一万七千！心想，这肯定是“罚金”了。回到北京，用“伊妹儿”告诉李长声。他在邮件里回复道：“不贵，大姐，一切都值得。”

以细节识人，大抵无误。从此，“长声兄！”我叫得爽爽的。

李长声待人好，书也写得好。笔下，颇有苦雨斋的派头和味道。一副闲适冲淡的神态，寥寥几笔却言之有物，清爽简约的文字是极其考究的。写春色，如嫩竹；话秋色，似晨霜。举个例子吧，那么多的人描写日本樱花，说它如何之美丽，怎样地清雅。不承想我们的长声兄将它比做泼妇，“哗地”开了，又“哗地”落了，神了！

李长声所写，涉及范围极广。像个万花筒，拿起轻轻一摇，就是一幅日本社会图景。五色缤纷的，煞是好看。而他所写，又无一不是日本现实中的人，事，物，景，结结实实的。笔触始终落在“实”的社会生活的层面上，这使得他的文章有着非常执着和强悍的内容。不像某些东渡客，给我们送来洋洋洒洒的日本观感和色彩极佳的图片，看着总不免轻飘浮荡。依我浅见：再宏伟的叙事、再华丽的文采，“文学”的大厦都需要一个“实”字碑做基石。李长声的作品很实在，不易被时间和时尚淘洗，即使再短的小文，你也会有所得。是啊，文学比战场更惨烈——被剽窃，被查禁，被金钱收买，被政治打压以及整体“边缘化”。但是，并非所有的春花，惟有到了秋日，才能确认它的存在。

现实生活中的人，事，物，景牵引出李长声的喜怒哀乐。这些具体又真挚的感情以一种洒脱的态度，将文思推入到“性灵”的层面。文坛上常说的“独抒性灵”，简单说来，不就是指作者能对“人”有所认识，且不断深入吗？换言之，也就是作家能以个体生命去体验人类生存途中所共有基本状态，包括各种心绪，心理。李长声善于思考，文笔上佳，许多人还记得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好文章。我想，坚持真实的、自由的“个性”笔墨，当是他成功的奥秘。

李长声另一特点是在“实”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长期观察与潜心思考，融入相关的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民俗的、心理的、地理的各种因素，彼此交叉、演化、渗透、合力推进，最终完成一个文学主题。日本艺伎是令人感兴趣的话题，也多少与我的专业相关。对这个延绵数百年的事物，李长声写得纵横驰骋，自与别人不同。从艺伎历史渊源、名称演变到职业规范，仔细道来，并澄清了国人的许多误解。他在《风来坊闲话》一书里，告诉我们：艺伎集中住地叫“花街”，又称“花柳巷”。但花街不是娼妓馆，艺伎卖艺不卖身，“以歌舞弹唱为能事。客人谈事则默然斟酒，客人取乐就陪着谈笑游戏。”她们的服务“现在以两小时算帐，而在江户时代则以燃尽一根香计算时间”。李长声又说，艺伎从少女时受训，“像日本庭园一样，看似自然，其实是极尽人工。”连她们穿怎样的木屐，哪只手提和服的下摆等琐细之处，均有所交代。其专业化程度，不亚于戏曲服饰、穿戴制度研究。李长声非但有很好社会洞察力，且视线广泛。他能从艺伎与政治家、文学家的往来关系方面，开掘出更深的文化内涵。前者有伊藤博文，田中角荣，小泉纯一郎。后者如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渡边淳一。政治家包养艺伎的传统风习，使艺伎日后有了写作的本钱；而文学家则用生花妙笔，将她们写成了国色。难怪李长声叹道：大和魂实质不是好战，是好色。笔走到此，准备“收官”，不想台湾“远流”出版社给我寄来他的新作《东京湾闲话》。翻开目录，立即看到“搞笑艺伎”的篇目。花街女子是日本历史的一抹余辉，它既是人们乐此不疲的谈资，也是作家反复咀嚼的素材。但像李长声写得如此出色，毕竟不多。

李长声写饮酒，写捕鲸，写街景，写书店，写浮世绘，写辞世歌，也是精彩、精致又精辟。叙事，娓娓动听；状物，不厌其烦；写人，道地白描功夫。不明白了：他那支笔是怎么练的？

平淡琐细之中有真知灼见，酣畅淋漓之中见深厚质朴——没有岁月的洗礼，没有生活的磨砺，这个文学境界是达不到的。

二O一O年一月写于北京守愚斋

    渡边淳一。 田志凌 摄

    《失乐园》，(日)渡边淳一著，竺家荣译，作家出版社2010年4月版，33.00元。

    《复乐园》，(日)渡边淳一著，竺家荣译，作家出版社2010年1月版，29.00元。

    《红花》，(日)渡边淳一著，茹杨译，作家出版社2009年10月版，29.00元。

 

渡边淳一看起来丝毫不像77岁的老人，他头发花白，但帅气，精神奕奕。他告诉记者“我现在还在谈恋爱”。他戴眼镜，穿深蓝色西服，浅色衬衣，领口别着一枚羽毛状的白色胸针，低调而庄重，说话时喜欢抱着胳膊。

“我还对很多事情抱着好奇，”渡边毫不讳言地说，比如他会好奇现场的记者，猜测他们有过怎样的情感经历和性爱经验。现场的记者们都哑口无言，渡边解释：“我的工作就是最大程度地关注人的真实性。”

采访结束时，渡边不客气地指着现场的记者们抱怨：“中国的记者都太年轻了，在日本，我们有四十多岁的记者，甚至五六十岁的记者，不同的年龄能够问出许多不一样的问题。”

下午，渡边和海岩来了一场关于“情爱写作”的对话。海岩对《失乐园》中两个恋人临死前的一场性爱描写大加赞赏。“应该说我非常惊讶……我们人类能够在灵魂与肉体的结合方面，能够在生与死的解脱方面，达到如此激烈、如此极致的一个境界，这是我对人生的一个新的认识和感受。”这让渡边大为高兴，深有遇见知己之感。

1997年，渡边创作的《失乐园》因为描写中年人的婚外情感与欲望轰动一时。以至于日本一些主妇集结到他的住宅外面游行抗议，“如果屈服我就写不了书了。”时隔13年，渡边再次来华，最让他兴奋的是，新的中文版《失乐园》恢复了当年因为历史原因被删去的3万字，是一个真正的“全本”。而这三万字几乎全与“男欢女爱”的性描写有关。

作家出版社在提供给记者的新闻资料里一再表态，出版这一全译本经过了慎重的考虑，“删掉这些（性爱）文字……对于其主题呈现的丰富性，对渡边文学思想呈现的深刻性，都有不小的伤害。”

当南都记者问到这个问题时，渡边说，他想表达性爱到达极致后人性深处恐怖的一面。描写性爱的关键在于，是以一种非常拙劣的文字去挑逗读者，还是以比较高雅的文字去冷静地描写两性人物间的心理变化，这有本质的区别。

“写好性爱其实是非常难的，很考一个作家的功力。”渡边很直率地称，日本有很多小说家和作家，但能把性爱描写达到很丰富、很到位却没有几个人。言语间毫不掩饰自得之意。

此次来华，渡边除了签售新书，与海岩对话，参与世博的论坛，还跟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有一次会面。一见面，渡边就向铁凝抱怨中国盗版太厉害，令他心灰意冷。《失乐园》多年来在中国一直是盗版的重灾区，2008年，渡边在中国打了几场维权官司，和文化艺术出版社的官司以和解告终，而与珠海出版社的官司则以胜诉告终，对方赔了渡边67万元人民币。

这次一到中国，渡边看到《失乐园》、《爱的流放地》的盗版书仍是街头路边各盗版书摊的常客，顿感失落。铁凝安慰渡边，出版环境正日益改善和进步，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

今年，渡边将自己包括《失乐园》中文全译本等10部作品的版权签给了作家出版社，有《男人这东西》、《女人这东西》、《复乐园》、《红花》、《情欲课》等，以及两本医书《治病还得靠西医》———渡边的专业和职业本来是医生。其中后面五本都是首次在国内出版。

《失乐园》是根据渡边的一段真实感情经历写出的。渡边曾在自传中详细介绍了自己与凛子的原型———一位插画艺术家的婚外恋情。在《失乐园》里，他设计了一个悲惨的结局：两位主人公最终自杀殉情。在渡边看来，死能使爱得到升华，这并非悲剧。“正是因为当年我自己没有这个勇气（死），所以我才在小说里如此设计。”

虽然已经77岁，渡边说自己还在谈恋爱，“如果一个人对异性都失去了兴趣，那他就是彻底衰老了。”

对话

爱情最极致时，死是最好结局

南方都市报：当年《失乐园》面世后为何有那么大的反响？

渡边淳一：上世纪90年代日本物质生活非常优越，日本的男女恋爱、夫妻生活看上去丰富多彩，第三者、外遇这样的氛围也开始浓厚起来。但是同时，都市人在心灵上、精神上总感觉到某种失落，缺少一种什么东西。

曾经有人问我这本书为什么畅销？我说，因为虽然日本人的生活丰裕、安定，却缺少那种如醉如痴、全身心投入的轰轰烈烈的爱，都市人内心深处处于失落、不满足的状态。这本书正好是大家所需求的。在这种社会氛围背景下，我写了《失乐园》，在《日经新闻》连载了一年很受欢迎，出版后卖出三百万册。

南都：为什么要设置一个殉情的结局？

渡边淳一：当时写这本书的动机，是想探讨一个问题：双方都有家庭的男女，在婚外热恋最后到爱到极致，会遇到什么问题，最后结果会怎样？

很多读者都有一个愿望，认为爱到那样的极致，可以组织家庭结婚然后延续，不是更好吗？然而书中的主人公已经对婚姻生活完全失望，他们担心现在的热恋会被日常生活消磨掉。这样的一对男女体会到了巅峰的爱，在爱情最极致的时候选择死是最好的结局。死亡能使爱情得到升华和永恒。如果他们结婚，那爱情必然最后就被消磨光了。

南都：这部小说跟你的亲身经历有关？

渡边淳一：写恋爱小说，如果作家自身没有真实感受是写不出那种极致的感情的，在这部小说之前，我有过一次爱的深刻体验。我自己在某个阶段曾经追寻极致的爱情，但自己没有勇气（死），迫于周边的家庭关系，只能把它写成小说。如果当初我选择追寻极致的爱情，那就没有《失乐园》这本小说了。

我写的不仅仅是婚外恋的问题，我关心的是爱的转变，人的本性是：没有永久的爱。很多人在日本过着物质丰富的生活，生活有保障，在一定年龄结婚生子，但他们并没有满足感。我的小说只是给出一个提示，不是标准答案。我希望这本小说能让读者联想到自己的人生，爱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如何去解决爱的问题，给他们创造一个思考的契机，这就足以使我欣慰了。

南都：为什么要关注中年人的情感生活？

渡边淳一：对人性的研究和发现能激发我产生新的创作欲望。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四十岁了，中年人的爱是最痛苦、最辛苦，最复杂的。它更有人性的深度，值得去写。年轻人恋爱结婚，会得到周围人的祝福，没有什么阻力。而中年人上有父母、下有孩子，有自己的丈夫，妻子，以及工作环境人际关系。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两个人要实现纯粹的爱，这是一种难度很大的挑战。就像我们的父母也有很多困惑、冲突，表面看上去很平静，其实却失去爱的热情，内心深处很多矛盾纠葛。我希望通过《失乐园》告诉不同年龄的人去面对自己真实的人生。

南都：为什么小说中要有那么多性爱的描写，你怎样看待性与爱的关系？

渡边淳一：我感到人类已经迷失了自己的原点，他们不知道在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的反向极上，我们人类充其量不过是动物。既然作为生命的物体来到了这个世界，我们就应该让自己的生命更加灿烂，重新唤回生物本应有的雌与雄的生命光辉。

在中年人的爱情中，性占了很大的部分。我在《失乐园》里讲述的性爱具有双重的内容：罪恶感和快乐感，它们同时藏在人的心理深处。人们在追求不轨的爱情时，往往会面临快乐的极致和罪恶感的极致。我希望这样的写作让大家知道在性的层面里蕴藏着一个无限的深渊，是非常恐怖的一个领域。

性是情爱的终极表现。我在小说中写性并不是想诱惑读者，不是为了煽情而写，而是想通过性爱场面的描写让读者感受到性爱本身的恐怖可怕，使读者联想到死亡的内容。

南都：在日本，读者是如何评价你在小说中的性爱描写的？

渡边淳一：《失乐园》出来以后，很多读者认为我对性爱的写作有新意和独特的一面。在日本有很多小说家和作家，但能把性爱描写达到很丰富、很到位却没有多少人。有的人写性爱写得很淫秽，如果想写得很纯洁、干净、纯粹其实很难。

这次在中国出全译本，我非常高兴。我希望中国读者能感受到什么是爱、什么是男女性的交流、怎么样得到两性之间的身心融合、思考自己对爱的理解。

对异性失去兴趣，会很快衰老

南都：你会不会担心别人只是出于感官目的来看你的书？

渡边淳一：读书的人用什么样的眼光去读书是出于各人自身的水准。不同的眼睛、不同的心灵会读出不同的境界，不同人的需求看到这本书也会找到不同的答案。我觉得都是正常的。我很高兴我的书是畅销书，可以有更多的人读，对人性产生思考。

南都：您已经77岁，与写《失乐园》时相比，现在关注的感情问题有什么不同？

渡边淳一：我刚写的新小说《孤舟》，主要是描写那些60岁退休的男人回家后面对妻子的感情困惑。现在日本65岁以上的老人占25%，四个人之中就有一个老人，这在日本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很多工作一辈子的老年人在忽然没有工作后不知所措，回家后不知如何处理与妻子的情感和孩子关系。所以我想探讨退休后老人的情感生活所面临的各种各样问题。

希望大家不要把《失乐园》定义成我对婚姻、对爱情唯一的看法。我在日本写了四十年的小说，《失乐园》写的是十几年前我对爱的极致体验。40多年间我有各种不同的人生体验、对人生的思考，一共写了100多本书。随着人生状况的不断改变，我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写不同的爱情。所以我现在就描写60岁以后的感情问题。

南都：那你在不同年龄的情感生活状态也在变化？

渡边淳一：我最不喜欢用年龄来规划人生，我喜欢做与年龄不相符的事情。比如别人到70岁都退休了，但我还在努力写作，而且依然充满好奇心。而且我现在还在谈恋爱。

以前我做医生，有个80岁的老校长住院，总在护士给他量体温的时候抓住护士的手，偷偷看她的胸部。护士跑来给我抱怨，我告诉她：他都那么大年纪了，让他看一下有什么关系？我认为这是支撑他活着的生命力。还有个例子，一个双腿瘫痪的老太太在医院做保健，每天说自己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总叫医院一个很帅的小伙子给她按摩。我也认为这是延长她生命的一种力量。

不管做医生或者作为作家，我的工作就是最大程度地关注人的真实性。人的一生需要对异性有感觉，这样的人才有生命力，如果对异性失去兴趣，那就会很快衰老了。

南都：你是学医出身的，为什么选择写作？

渡边淳一：作为医生工作很重要，但我当年作为一个外科医生只能治疗眼前的个别病人，一天最多能治疗十个病人。写小说却能给更多的人带来思考，打动更多的人，而且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文学。

南都：你关注中国的什么问题？

渡边淳一：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近年来的高速发展受到世界的瞩目，我关注的是中国人个人的下一步，怎么样找到属于自己幸福的人生方式。

满眼充盈着鲜绿和花朵

五月，当生命再次复活，

麦子开始孕育

我坚定地仰望你

晚风送走斜阳，等待你的眷顾

爱与不爱，幸与不幸

苦难与挣扎，责任和怜悯

以及我的忏悔

献给生与死，人与兽

我坚定地仰望你

如同仰望星空

 

5月9日母亲节

失去的太阳

近日网上流行，南方都市报报导过的河南农民“杀人犯”赵作海的事迹再次撞击着我的良心。偶尔打架因为斗殴对象的失踪以及相隔一年后的一具无名死尸，就让我们老实巴交的赵连海被国家司法部门判为死缓，而他的妻子赵晓启的遭遇是：“当地公安将赵晓启羁押后，逼迫赵晓启承认包装袋是自己家的。”她（赵晓启）被关了一个多月，头三天不叫睡觉，一睡觉就打。（被要求）跪到劈柴棱子（土语，有棱角的木质器皿）上，只要不承认（袋子是她家的）就打。“刘本云告诉记者，”最后她承认袋子是她家的，但是死活不承认赵作海杀了人。“（来源：南方都市报2010-05-09）为生计妻子改嫁，儿女中途辍学生活凄惨。

如果没有被杀对象的复活赵连海的冤情肯定是不会被揭露的，这在国外根本定不了罪的“凶杀案”为什么在中国的司法程序里能够那么顺畅的通过，短短的时间里被高效的判决，这个案件应该是辗转经过了刑警，检察官，法官众多司法人员的审核和一致通过。什么叫草菅人命，这起案件折射的司法制度可以作出很好的诠释。

赵连海很不幸，他本来自己被捅伤。对方失踪的原因也是担心杀死了他而逃避。结果他被冤枉判了死缓，妻子改嫁，精神受到严重创伤。家庭因他入狱完全崩溃。我感受到他绝望无助的思想，痛不欲生的生活。我的同情心促使我强烈的思考：是什么让他失去了太阳，是什么让他付出了所有。是因为他斗殴吗？如果斗殴就被判死刑，我相信这不是一个国家，这是一个屠宰场。刑警刑讯逼供法官无法无天，但如果司法机器运行性能总是那么糟糕，几乎相同的错误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而人们的耐心都忍受到极限的时候，难道仅仅换掉一颗锈掉的螺丝钉，这台糟糕的机器以后就保证不会在出事吗？

本案赵连海也是万幸，应该还有很多冤案因为没有死人复活的奇迹，真相就和玉树地震的遇难者一道被永远埋在地下深处。我为他们遭受的苦难给予同样的祈福。

 

 

改革制度势在必行

前些时候中国社会流行想报复找小孩泄愤，短短时间里就有五起小学幼儿园校园凶杀案，上百名幼儿遇害。行凶动机有的是遭遇社会不公，恋爱受到挫折；有的是自家房子被强拆且无处伸冤；还有的是动机不明，因为后面媒体不准报道了。在韩寒写的文章《孩子们，你们扫了爷爷的兴》刚被和谐的同时中央立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把校园安全提高到党政一把手直接去抓的级别，公安部派出18个督导组赴各地督查校园安保。表面上看这些当官的确实非常响应群众的呼声，相比以前反应灵敏多了，但是他们这样做就真的有效果吗？首先这种宣传是做给大家看的，大家不要当真。即使这样做了也是没有效果的：第一，那些凶手为什么要去校园行凶，好象现在大众都无权知道，只有传言。第二，那些行凶者受到什么样不公正的待遇以至于他们丧失人的基本道德自律，对社会以死相拼。要说他们对别人生命的不尊重，难道他们也对自己的命不屑一顾吗？而且对他这种疯狂是没有任何回报的，代价是他的命。第三，每个疯狂的行凶者背后都应该有间接杀害我们这些幼童的凶手，他们是凶杀案的根源，这些根源才是我们应该今后防范的重点，杜绝了根源才能避免灾难的重演。你去保护了幼儿园，你能保护公汽的乘客，公园的游人和路上的行人吗？这些孩子会不会在公园里，公汽上，放学路上再次遭到屠杀呢？第四，我们应该认真分析每个凶杀案的前因后果并公之与众，我认为这些起因大都跟我们的制度有关，从制度上去找问题这才是真正的科学做法。

同样的道理中国领导们感觉自己执政能力技不如人，选派大批的官员去新加坡美国等发达国家受训，光新加坡一地共有8000多人，学费每人10万，补助，生活费还有误工费就算每人30万，至少24个亿。这条新闻参见江西信息时报的《官员海外培训要算投资回报帐》。国内外制度根本不一样，我很怀疑这些纳税人的钱都要打水漂。问题出在制度不在人。很多社会现象都能用这个解释，尤其那些反复发作没法根治的贪污腐败，社会不公，教育医疗问题，政府效率低下等等。而我们之所以能够比朝鲜多口饭吃，经济比以前发展快点，也是因为我们最先引进和改革的市场经济制度带来的成果。

 

1995年5月8日那天，好象就在眼前，听到了邓丽君的死讯，被重重地击了一下，好几天痛苦不堪，把生死看得很淡的我，很少很少有这种天塌下来的感觉。邓丽君不仅是我心目中的好歌手，她还是一个时代的符号，一代人共同的文化记忆，是她打开了国门，是她让我们知道了外面的世界真精采。

七十年代初，因工作关系接触了许多外国海员，罐装饮料、过滤嘴香烟、奇形怪状的手表、造形独特的自行车，对我们生活在物资匮乏，信息闭塞，落后专制，以及高度计划经济的人来说，隐隐约约知道了在中国之外还有个世界，这个世界不如我们想象中的坏，反而，那里的人可能活得比我们更好。但是给我震动最大的是，终于有一天我看到了日产的卡式录放机，也是这一天，我知道世界上有个叫邓丽君的女孩，有一张善良的脸，有一双美丽的眼晴，能唱天上才有的好听的歌。事后我的一个朋友对我发誓，他宁可不结婚，不讨老婆，也要拥有能放邓丽君歌的录放机，说这话时他眼中含着泪花，我咽了一下口水，表示赞同。许多年过去后，查了一下历史，那天，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还在江西养猪。

那一刻是我心中改革开放的标志，里程碑，邓丽君的歌以邓丽君自已都没想到的影响力迅速在中国大地传播，连年不断的政治运动榨干中国人的身躯，榨干了人们的心灵，邓丽君却以最柔软歌声慢慢湿润中国的男人、女人、老人、小孩。那时我在想：谁写的歌词，怎么能唱得这样甜美？中国人以笫一时间抛弃了生硬教条的革命歌曲和样板戏，真的要谢谢日本人，他们发明了录放机，好象特意为能唱歌的邓丽君发明的，那时，凡有录放机的，一定有邓丽君，凡有邓丽君的，一定有“何日君再来”。

消灭了800万国民党的军队，同时消灭了800万个鲜活的家庭，一个千年文明史的败笔。中国人杀中国人一向不遗余力。蒋介石叫了十几年反攻大陆，死了，毛泽东叫了十几年解放台湾，也死了，活下来的两岸的中国人虎视旦旦，可是老虎也会眨眼晴，老虎也会累啊！历史给了邓丽君一次机会，而大陆的中国人又太需要这次机会，九泉下的老蒋怎么也没想到，优秀的国民党党员邓丽君同志竟然用歌声成功的反攻了大陆。于是，台湾的邓丽君问大陆同胞说：喜欢我的歌吗？大陆同胞回答：我们太喜欢你了，邓丽君。

邓丽君的歌对僵死的马列主义是一次摧枯拉朽式的冲击，官方意识形态很难容忍这种平民化、通俗化，游离中央集权控制之外的东西。1986年发动一场声势浩大，但又极其短命的政治运动，清除精神污染，主攻不建康的歌曲，不建康的歌曲又以邓丽君的为首要清除目标，可惜，文革十年后的中国人经历了有限度的开放，被小邓撬开的门再也关不上了，清污运动的惨败，表明先进代替落后，文明代替愚昧进一步成为改革开放的趋势，邓丽君巳经不是一个邓丽君，李古一等一大群人成为了中国的邓丽君，用今天眼光来看这些东西，不觉得什么，可严冬后的人会倍感春天的温暧。

邓丽君出身台湾的眷村，身上流着军人的血，她有浓厚的军队情结，在两岸敌视的其间，邓丽君也深深刻上时代的烙印。她逢天得时，天生一付甜嗓子，有左宏元、庄奴一帮著名乡土音乐词曲作家的扶持，加之台湾经济高速增长，有日本、香港、东南亚作平台，°八十年代又有大陆这个超级大市场的人气，不红也难。只是邓丽君从未踏上过中国大陆，不知是她的遗憾，还是大陆中国人的遗憾。我想邓丽君的遗憾可能更多些，邓丽君说：我回大陆演唱的一天，就是大陆三民主义统一的一天。但邓丽君错了，今天，大陆的社会主义快统一台湾了，没想到吧。

踏上台湾的土地，就想去看看邓丽君，但总未能如愿。不巧在上海的福寿园意外见到了邓丽君的衣冠冢，难辩真假。白玉肖像手持一朵红花，空中飘着细雨，周围安静极了，只有邓丽君的歌声在轻轻荡漾：……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我揉揉眼晴，会不会看错，邓丽君真得回来了？

2010年5月8日

北大关闭NGO，彻底沦为衙门

二零一零年两会期间，温家宝与来自科教文卫体各界的十位代表座谈的时候，说了一番让人们大跌眼镜的话：“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乍一看，我还以为是从刘晓波的文章中摘录出来的“反动语录”呢。

温家宝难道要以推动大学的自主办学和学术自由为突破口，在其任期最后两年开始政治体制改革的尝试？那么，首先要做的便是撤销所有大学中的党组织，让共产党的归共产党，大学的归大学。然而，温家宝话音刚落，北大社会科学部便发出公告，撤销北大财经新闻研究中心、北大公法研究中心、北大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和北大宪政研究中心。难道北大校方故意以此羞辱“人民的好总理”？或者说，北大根本就不受温家宝政府的教育部的管辖，不愿做中国的最高学府了，而一意孤行往衙门的定位上靠拢？

此次被撤销的四个中心当中，公法研究中心和宪政研究中心最先引起外界关注。这两个中心的研究人员中，有沈岿、王锡锌、陈端洪、姜明安四人参与了二零零九年极有影响的“北大五教授上书全国人大建言废改《拆迁条例》”事件。猜想随之而来，一篇名为《北大五教授上书全国人大建言的结局，结果他们的研究中心被北大撤销了》的网帖迅速流传。

而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则是专门从事妇女法律援助及研究的公益性民间组织。《北京青年报》引述北大社会科学部部长程郁缀的话说，撤销四个机构属于学术机构的“新陈代谢”。但中心主任郭建梅对此并不认可：“新陈代谢也代谢不到我们，我们一直在旺盛地运作。”十五年来，该中心被称为妇女维权的典范，媒体对此颇多笔墨。该中心曾被《财经》杂志、《南风窗》杂志等评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组织和公益组织之一。郭建梅本人亦曾获得美国“二零零七全球女性领导者奖”、法国“二零零九年度波伏娃奖”等。

“这些是社会给我们的评价，北京大学也给了我们很多肯定和认可。既然是这样，我就有一个大大的问号：为什么要把我们开除出去？”郭建梅说，一直以来，中心的管理、财务和工作都没有出过任何问题，对于北大的决定，她感到“透心儿凉”，不过她说做公益律师十五年，已经习惯了面对困难。“别了，北大，但是我们将继续推动中国的公益法律事业。”

这一声“苍凉”的“别了，北大”，不是郭建梅的遗憾而是北大的遗憾。北大自蔡元培时代以来，便有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推动社会进步的传统，比如开办工人夜校、开展平民教育等等。北大也一直是社会政治的监督者和批判者，用蔡元培的话来说就是“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然而，此次北大悍然关闭四个NOG机构，显示出北大献媚权贵、不容异议的丑陋面孔，也显示出温家宝对大学“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承诺不过是一纸空文。哈佛大学前校长博克说过：“当大学履行发展知识的义务时，学术自由是一种基本的价值前提，由于这种意识是大学的基本目标，因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牺牲这种探究和表达的自由。”北大关闭NGO的做法终究会在中国的教育史上留下一大败笔。

作为北大杰出校友的王益

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王益当庭认罪，承认受贿一千多万元，他与明星和央视主持人赵薇、刘芳菲、王小丫等人的暧昧关系也随之浮出水面。在这个副部级高官的头上，还有两个灿烂的光环：“音乐家”和“北大教授”。

二零零六年，王益完成《神州颂》的创作，由中国交响乐团在北京首演，先后在国内演出了二十场，后来还到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奏。王益说，他到青藏高原旅行的时候，祖国山河的雄伟壮丽激活了他埋藏已久的“音乐基因”。不过，知情人说，王益并不识五线谱，这首作品是高价雇佣枪手帮他写的。案件材料亦显示，《神州颂》的观众基本上是各证券公司或和王益有关的企业组织的员工。

王益是一个根正苗红的“北大人”。一九七八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大历史系，一直读到研究生毕业。毕业后，进入中顾委办公厅工作，从此飞黄腾达，三十六岁即出任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厅副主任，三年后升任权倾金融界的证监会副主席。

与大部分北大人一样，王益颇具北大情结，掌握实权之后，不忘“反哺”母校。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班第一届EMBA班，学费一万美元，当时已是天价。王益为两个班拉来四十多名学生，他们大都是各证券公司和企业的老总。证监会副主席出面招呼，他们敢不卖账吗？王益因而被光华管理学院聘请为教授、博士生导师。知情人士透露，王益虽然欠缺经济学理论功底，但他的地位对光华管理学院帮助极大。故而，王益的教授职位是权力交易而来。

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这些年来，北大各院系筛选杰出校友的方法宛如各地驻京办：每个驻京办都有一本详尽的名册，将本地籍贯的在京高官巨贾一网打尽；而北大各院系也有一本杰出校友的名册，将本院系毕业的大小官员和商人一一列入。作为“国家的敌人”的我当然无缘进入这本名册，而位高权重的王益则备受母校追捧。在《光华校友通讯》上，有一篇《我们敬爱的王益老师》，文章称王益“有诗人的率真和激情；历史学人的深邃和内敛；金融家的果断和严谨；但我们更愿意把他视作有哲学思辨、历史钩沉和文学冲动的一个可亲可敬的老师和朋友”。据称，王益穿着颇为时尚，曾身着西服和短裤的组合走上北大讲台，台下学生的欢呼，不亚于演艺明星出场。

如今，王益出庭受审，他的名字也悄悄地从北大杰出校友的名单中消失，但那篇《我们敬爱的王益老师》却白纸黑字地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我不禁想起香港电影《火龙对决》中，任贤齐扮演由警察堕落为盗匪的男主人公说的一段话：刚当警察的时候，看到街头的小混混，恨不得将他们都抓起来；时间久了，才发现，那些真正的混帐东西，原来都坐在我们上面。

北大校长荐毛选

北大在纪念五四青年节的时候，搞了一个教授推荐好书的活动。五十个教授向学生荐书，你猜得票最多的书是哪一本？是《毛选》！

你能想像今天德国的大学教授向学生推荐说，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是一本好书，并要求学生以此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吗？在今天的德国，颂扬希特勒、为纳粹时代辩护，不是被法律保护的言论自由，而是一种绝大多数国民厌恶的犯罪行为，必定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而在今天的中国，颂扬毛泽东、为毛泽东时代辩护，却依然是一种时髦，不仅可以获得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掌声，更会得到官方的纵容与鼓励。于是，戏剧作家张广天赞美毛泽东与人民心连心，北大教授孔庆东憧憬毛时代幸福如天堂的生活，在香港大学任教的甘阳居然将毛时代的“传统”定义为“平等”。种种惑众之妖言，层出不穷。

在中共建政六十年的庆典上，毛泽东的画像再度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标语方阵也备受瞩目。作为毛泽东精神上的孩子，党魁胡锦涛企图模仿老毛的作派与威风，却再也无法像毛一样成为民众的偶像；而作为毛血缘上的孙子，弱智的毛新宇蠢蠢欲动，在荣升少将之后，是否还有“皇太孙”继承大统的春秋大梦呢？胡锦涛和温家宝推动毛崇拜死灰复燃，会不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中国人最大的特征不是已故台湾作家柏杨说的“丑陋”，乃是我所概括的“卑贱”。一个暴徒，杀害了你的父兄，奸污了你的妻女，剥夺了你的自由，践踏了你的人权，你却还要跪倒在他的面前山呼万岁？这不是卑贱又是什么呢？鲁迅说，中国人生活在两种境况之中，一是没有坐稳奴隶的时代，二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今天的中国人大致属于后者。

即便是毛时代的右派们，不少人也纷纷转型了。前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即是毛时代被打入“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的右派之一，他戴着墨镜在观礼台上遥望毛的幽灵翩翩起舞，不知心中有何感想？同样是毛时代右派分子的名作家、前文化部长王蒙，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大肆宣称“目前是中国作家创作最自由的时期”，因言入狱的作家刘晓波成了一名“隐形人”。

北大向学生推荐毛选的是究竟哪些教授呢？其中，既有土鳖博士，也有留洋海归。其中，身份最显赫的是，北大副校长、党委常委副书记吴志攀教授。吴副校长也是出洋见过世面的人，他曾经是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美国艾森豪威尔基金学者。他却不向学生们推荐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潘恩的《常识》以及《联邦党人文集》等著作。

那么，吴副校长最喜欢的是那些书呢？他对记者说，《毛选》、《雷锋日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几本书让他认识到人生的意义、人应当过理想主义的生活。果然不愧为“学者型的党务工作者”，一边放任自己的老婆、曾经担任过季羡林秘书的杨锐，去偷窃季老的珍贵书画；一边借老毛的牌坊来教导青年学生如何过“理想主义”的生活，人之无耻，无有过之也。

就是这样的御用学者，这样的“奴在心者”，居然能够爬上北大副校长的高位，可见今日之北大，早已失去了“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倘若蔡元培老校长地下有知，不知该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