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十九信条》其实难能可贵

晚清立宪运动以一九○六年朝廷颁佈《宣示预备立宪谕》为突破口，以一九一○年由立宪派领导的四次全国性国会大请愿为高潮，以一九一一年十月革命猝发、清朝覆亡为终结.在此五年期间，清廷一共颁佈过两份宪法纲要：一九○八年的《钦定宪法大纲》和一九一一年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与当今动辄洋洋万言的党中央全会文件不同，这两份立宪纲领均只有五百字上下，通篇并无东拉西扯、含糊其辞的语言，可谓意向鲜明、言简意赅.

从性质上看，《钦定宪法大纲》是全盘日化的产物，首重“君上大权”，连“九年预备期限”的立宪步骤也是照搬日本明治立宪。《大纲》缺乏放权、分权的制度安排，仅有的“亮点”是规定皇帝不得以命令改废法律、不得以诏令推翻司法判决，以及臣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诸项自由（这也是从日本照抄来的）。而《十九信条》则大异其趣，断然“採用英国君主立宪主义”：皇权“以宪法规定者为限”；修宪权、立法权属国会；行政权归内阁，内阁总理的选举权、弹劾权归国会，且“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财政收支（包括皇室预算）、对外缔约须交国会议决.按此《十九信条》，皇帝已沦为“虚君”无疑──只享荣典、不掌实权。这与《钦定宪法大纲》规定皇帝可随意开闭解散议院、可“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皇室经费，议院不得置议”等内容已不可同日而语.

让我们公允地说，以宪政的本意而论，《十九信条》完全合格，而且还是一份十分优秀的宪政纲领性文件。它的优点并非仅仅在於超过了《钦定宪法大纲》，事实上，比起此后由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所颁佈、所实施的那些个“约法”和《宪法》，《十九信条》也要站得更高、更胜一筹.若不带成见，应该说，《十九信条》是中国迄今为止所有二十来部宪法之中最接近於真正的、良好的宪政的一份宪法文本。

虽然也有人批评《十九信条》坚持“皇统万世不易”、“皇权神圣不可侵犯”，且只字未提人民权利，但这些批评并没有批到点子上。批评者们似乎没有注意到，《十九信条》之下的皇权已经萎缩为纯粹的礼仪性、象徵性权力，而《信条》对国家权力的分割与限制本身，其实也就是对人民权利的实质性肯定。有国会、有选举、有弹劾，有分权、有制衡、有地方自治，对於人民的权利，这些制度设置远比空喊民权主义要有效得多。共产党的宪法倒是把“一切权力属於人民”放在宪法开篇，可这除了粉饰一党专制之外又有什么用处呢？“党中央”及其“核心”可以擅自“三个代表”，“人民”倒是成了摆在政治神龛上的“虚君”。

《十九信条》错失政改时机

尽管《十九信条》深得虚君立宪其中三昧，但它注定不合时宜、无人喝彩，因为它生不逢时，来得太晚了。它诞生的时候，大清国正风雨飘摇，朝廷已经丧失了对政局的掌控，随之也就丧失了政治改革的主动权和立宪维新的话语权。其时，离武昌首义爆发才刚刚二十天，但革命就像一阵飓风，把清王朝的壮丽江山和政治威权吹得烟消云散。

如果《十九信条》是在一年前，哪怕是在半年前颁佈，也必将引起全国轰动、世界讚赏，得到绝大多数国民的同声欢呼。那时候，国内各界立宪热情高涨，各省士绅、商人、学生、职员在立宪精英的带领下展开了长达一年的爱国民主活动，要求缩短预备立宪期限，明年即开国会。请愿者们热血沸腾，写血书、割大腿的也大有人在（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就曾断指明志）。就连各省督抚也联名奏请，“（内）阁、（国）会克期成立，上下合力，犹恐后时，奈何以区区数年期限争持不决乎！”但摄政王载沣却不以为然、不为所动，最后迫不得已才答应提前三年立宪，并禁止人们再行诉请，请愿者们不禁悲愤填膺。

此一时，彼一时.不过才一年多时间，国内已人心大变。由於清廷漠视民意、拖延政改，国内改良之风渐熄，而革命之势大张。在川民保路、鄂省起义、各省纷纷“独立”的情况下，载沣追悔莫及。一九一一年十月三十日，他以小皇帝的名义连发四道谕旨，既下诏“罪己”，承认“用人无方，施治寡术”、“多用亲贵，显戾宪章”，又宣佈开放党禁、赦免一切政治犯，取消皇族内阁、组建完全内阁，“不再以亲贵充大臣”。朝廷不仅同意立即办选举、开国会、拟宪法，“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而且大大超出当初请愿者们的要求，仅三天之内就推出了放弃日制、仿效英宪的《十九信条》。政府甚至宣称，只要不搞排满革命，“凡夫请求於宪政者，都可照准”。为了表示痛改前非、悔过自新的至诚之意，朝廷还到太庙向列祖列宗郑重立誓，坚决信守《十九信条》。

然而，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清政府原以为《十九信条》一出，“天下军民皆欣欣喜色，……风声腾布，固已胜於百万之师”。这完全是白日做梦，如同政府曾经漠视民意之切，人民也无视政府之急。一切都太晚了，人心失而不可得，说什么都没有用，做什么都来不及了！惊慌失措的摄政王载沣和隆裕皇太后无论是痛哭流涕，还是赌咒发誓，其言行已不再有人信服，甚至根本就没人理睬。三个月之后，清王朝宣告覆灭，《十九信条》同《退位诏书》一起，成了它最有正面价值也最有纪念意义的随葬品。

中共再拒政改前程堪虞

一百年过去了，清末“改官制、立宪法、开国会、办大选、筹自治”的政改目标至今未竟。今天，我们有一部名叫宪法但实在称不上宪法的所谓《宪法》，有一个一年只开几天会从来也不曾制衡过“党和政府”的所谓“人大”，甚至也有由各级党委层层设防、人人把关的所谓“选举”，实则政治专制的程度比晚清有过之而无不及。

自从邓小平掌权、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当权者们其实很清楚国内人心所向、国际大势所趋，他们知道一党专制的旧政体非改不可，自由人权、民主宪政终究不可抗拒。但是，囿於极少数特权阶层的贪婪权欲与肮髒私利，他们竟置国家前途和人民呼声於不顾，血腥镇压八九民运於前，千方抵制政改於后。他们的命运，难道会比晚清当局更为光明吗？

中共凭什么资本、靠什么力量抗拒政改？

凭“军队在我们手里”？大清国也有军队，虽打不过列强，对付人民也绰绰有余.然而，当民心尽失，军队也会掉转枪口。想当年，辛亥革命来临，军头袁世凯反身逼宫、北洋将领联名劝退，便是《十九信条》，也是在张绍曾、卢永祥、蓝天蔚等军官“军心不固，大局益陷於不可收拾之地”的公然威胁下匆匆颁佈的。

凭中共有一群霸居权力要津的“太子党”？大清国也有“太子党”，满族王公，尽掌实权，但革命党只需一颗炸弹，就吓得宗室亲贵们连上朝也不敢去，遑论上战场撕杀拼命。中共高层那些早就转移了赃款、办好了子女移民的“太子党”家族，又能比满清豪族勇敢到哪里去？如果军队和“太子党”都靠不住，难道中共要靠花架子的“人大”、“政协”？或者要靠人人喊打的城管、国保？

其实，专制权力是个怪物，平时似乎无所不能，可以为所欲为，简直无法无天，真到出了大事的时候，却上下不灵、左右无助，树倒猢狲散，不知不觉间就成了孤家寡人，无人理会、徒唤奈何。那些歌功颂德、溜鬚拍马之辈，那些贪赃枉法、以权谋私之辈，大祸来临时跑得比兔子还快。大清国的摄政王和皇太后就品尝过政治突然断电、权力忽然失效的悲苦与淒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比清政府更加顽固抵制政改的中共当局，当引以为戒。否则，总有一天他们也会追悔莫及。以今日之中共比当年之晚清，若再不俯顺民意，立即政改，恐怕也时日无多，前程堪虞！

把酒言欢，言无不尽

我接受过一些采访，外媒和内媒是不一样的，虽然他们有的时候可能会问出一样的问题，我给出一样的答案，但是最后见报的内容也是不一样的。相对来说，外媒的问题更加的直接，有些问题直接到你没有办法回答，因为你如果回答了一次，那估计你以后只能永远接受外媒的提问了。我会诚实的告诉他，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你，不是我不愿，是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付出太大的代价，而且暂时是无谓的代价。但我又不愿意说假话，所以我选择闭嘴，但你可以保留我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个好问题，你就说，被采访者他不敢说。

请原谅我的懦弱。

说实话，在回答一些内媒问题的时候，我反而会说更多，因为我知道，无论我说多少，就是我和记者本人在聊天，经过了自我审查，最后见报的内容一定是能见报的。面对外媒，我反而会表述更多的希望。刚刚回答了一个加拿大媒体的采访，觉得还挺有意思和代表性，所以摘了几个问题，有一些改动。

问：你怀念谷歌么？为什么？

答：事实上，我一点都不怀念谷歌。谷歌就像一个姑娘，有一天她跑过来说，我要离开你。我说，不要这样亲爱的。让人伤心的是，最后她还是离开了。但是我发现，其实当我想上她的时候，我还是随时能上她。唯一的不同就是以前我上她的时候能从她身上搜出胡萝卜，但是现在，我问她，胡萝卜呢，她就嗖一下不见了。

问：如果你有机会定居海外，比如加拿大，你会不会去，为什么？

答：如果是旅游休息或者比赛办事，相信我会很乐意，但是如果是定居，我不会愿意的。加拿大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生活舒适，生态平衡，人均GDP很高。虽然我的国家总GDP很高，但是人均GDP还是很低，而且我们为此付出了很多代价，我的家乡很多地方污染严重，腐败官僚，有的时候他进一步，有的时候他退两步，但是我始终想留在我的家乡，看着他或者帮助他多进两步，毕竟那里是我的家乡，就像你们再美好，你们也无法翻译和理解我上一个问题的答案一样。

还有一个原因是在我的祖国，我的身边是中国贪官，如果换了一个国家，发现身边还是不少中国贪官，我肯定崩溃了。

问：其他国家包括加拿大，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的强大和他在国际上发挥的作用。

答：这个问题我觉得你们应该去问我们的官员和领导，但是我也可以告诉你们，你们只需要参考他们对其他国家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然后改一个国家名字就行了。你可以用所有已有的答案去套所有现有的提问。

问：你如何评价中国的极端敏感？

答：这个过敏，我实在不能评价。我只能说到这儿，司法独立才是真的，但是我们国家，司法是不能独立的，因为司法独立不符合国情，什么是国情，国情就是只管赚钱，靠什么最容易赚钱，靠权力，司法独立会制约权力，你制约了权力，你让那些有权力的人以及其家属怎么赚钱啊，所以，司法独立不符合中国国情。

你希望你的国家是什么样子的（这是一个日本媒体的提问）。

答：不通过房地产或者卖地，不通过低端的加工业，一样有高GDP，而且是人均。好人不翻墙，坏人进监狱，有影响世界的文化，有别国模仿的文艺，一样干净的环境，一样自由的空气，看着被关进笼子的权力，把酒言欢，言无不尽。

关于廖亦武其人其事，我最早的认识是从我的朋友康正果口中得到的。正果2000年到南京参加学术会议和2007年去西安探望母亲，均与家住成都的廖亦武取得联系，并且不辞远道探望。通过正果的介绍，我对於当代中国这位异人早已获得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不断读到有关他的报导，也偶而接触到他的诗文，他的独特的形象在我心中也越来越清晰了。

但是廖亦武最近引起我的关注则由於今年（2010）三月《纽约时报》上一篇醒目的专讯。报上的标题说：“一位中国作家第十三次被阻止出国访问”。细读之下，我才发现这位“中国作家”便是廖亦武。原来今年三月德国科隆的文学节，他应邀参加，并将诵读他的最新作品，但在最后一分钟，他竟在成都机场被公安人员从飞机上“请”了下来。《纽约时报》的记者在专讯中特别强调：廖亦武遭受到禁止出国的遭遇先后已经十三次了。

无独有偶，继廖亦武之后，另一位着名学者崔卫平也在三月下旬被禁赴美。《纽约时报》对这件事也很重视，作了专访报告，以显着的版面刊出。崔卫平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一向以学术研究和政治、社会评论互相结合，也彼此支援，捷克哈维尔（Vaclav havel）的思想进入中国，她的贡献甚大。今年她接受了哈佛大学和美国亚洲学会的双重邀请，先到哈佛讲演，再去费城参加讨论会。但是在启程前两天，学校当局突然取消了她的出国假期。不用说，这当然是出於党委的授意。《纽约时报》在新闻分析中也把崔卫平事件和廖亦武案联系在一起，并指出中共一向以禁止外访为惩罚不听话的人的一个重要手段。

我同意《纽约时报》的分析，禁止出国确是党天下统治的一个必然环节。但是廖亦武、崔卫平两大事件的相继发生却使我感到，党天下的控制方式最近似乎在暗中有所调整。我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二十年来，中共对於异议份子，特别是受到国际重视的，除了送他们进监狱之外，大体上以放逐为常态.也就是说，把他们流放到西方，永远不许回国。现在党天下好像已决定对於某一类的异议份子将採用禁止出国的策略了。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信号，隐隐约约地透露出党天下的最新动向。

据廖亦武说，中共《出入境管理法令》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凡是“可能对国家利益造成重大危害”的人都不许出国。因此2009年官方给他的《阻止出境通知书》上所宣佈的理由是他“出境后有可能对国家形象造成重大损害”。

我想从两个方面来看待这一现象。就党天下一方面说，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不必再每年争取美国的最惠国待遇以后，特别是变成了暴发户以后，它便毫不迟疑地公开鄙夷人权、民主、自由等等普世价值，对於美国和欧洲各国也开始採取最强硬的姿态.鲁迅“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两句诗，恰好可以作为最近十几年来党天下的忠实写照。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一直到今天为止，从中共的言行来判断，它根本便没有把西方世界的批评放在心上。但现在它忽然关怀起“国家形象”来了，这实在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转变。我相信。二十年来，中国作家、诗人、人权活动家、环保斗士、异议份子等等不断揭发党天下的重重黑暗，在全世界已发生深远的影响。最明显的，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都出现了很多同情他们的人，这对於中共在西方世界进行种种扩张活动构成了无形的阻力。很可能的，中共的危机感随之加深，意识到不能完全置国际压力於不顾。

再从廖亦武一方面说，他的作品在国际上所引起的注意已对党天下构成一种严重的威胁，因此才断定他的出国可能对“国家利益造成重大危害”。我们都知道，廖亦武二十年来的写作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底层社会或边缘社会的人物上面，他的《中国底层访谈录》和相关作品不但在中国读者中获得热烈的回响，而且通过翻译在西方也受到很高的评价.《底层》首先在二零零三年译成法文，接着日文、英文、德文、意大利译本也相继问世。由於中国的底层社会是一个未曾探索过的陌生世界，而作者的表达方式又特别深沉有力，他的作品顿时让读者的耳目为之一新。最近一位评论家把廖亦武和许多西方文学巨匠如马克？吐温、杰克？伦敦、尼古拉？果戈理等人相提并论，并且说：“他就像人生舞台的一名指挥，其职能又如傑出的醒世人——这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开放社会因自由而沉睡，在封闭社会则因说破真相而遭罪……”（见苏晓康《新“围城”对话》一文所引Phillip Gourevitch的评论，《开放杂志》二零一零年四月号，页86）。

廖亦武在西方的声名一直在不断上昇，所以二零零九年十月法兰克福书展特别邀请他在德文译本面世的时机，去和德国的读者会面。紧接着，今年三月德国科隆的文学节，他又再度受邀去朗读自己的最新作品。中共害怕他到西方之后暴露更多的党天下的真相，因此下定决心不让他出国。这显然是经过精打细算的一个决定：禁止作家出境虽然也损害中共的国际形象，但两害相较取其轻，毕竟比让他在欧洲公开谈话所可能造成的危害性要小得多。

禁止作家和学者出境，从表面看，似乎显示党天下的控制又更上了一层楼，可以随心所欲地封杀知识人的一切活动空间.但深一层看，这正是中共色厉内荏的具体表现.试想它竟视赤手空拳的廖亦武为大敌，怕他一出国门便会对政权造成“重大危害”，这究竟反应出怎样一种心理状态呢？我不禁想起闻一多《最后一次的讲演》中的句子：“他们这样疯狂害怕，正是他们自己在慌呵！”我曾一再论证过，自一九七零年代末叶以来，党天下便开始了一个漫长的解体过程：“经济放松，政治加紧”则构成这一过程的基本特色。解体每向前跨进一步，“政治加紧”便必然跟着跳上一个新的台阶；这是屡试不爽的。所以我把廖亦武被禁出国看作一个信号，象徴着解体更接近终点了。这是后话，暂且放下。现在我要借着《我的证词》这部狱中自传，谈谈廖亦武其文其人。

为了写序，我从头到尾把《我的证词》读了一遍。我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很艰苦的阅读过程。我完全可以印证读者“老乐”的体验：

读廖亦武的文章可不容易，他的文章不能读，需要慢慢过，像过碾子，死一回。从作品震颤出来，彷彿陪了杀场回来，半天恢复不了自主心情。（《廖亦武与国家机器打个平手》，《开放杂志》二零一零年三月号，页48）

但艰苦尽管艰苦，我在精神上所受到的震动却是十分强烈的。作者把我带进一个生平未尝梦见过的世界，处处是奇峰突起。例如初入收审所时七名贼王给他的下马威；看守所第五房四个死囚发誓要在黄泉路上做兄弟；他在看守所第六房受狱卒捅电棒并加以羞辱之后撞墙自杀，读来无不令人惊心动魄。《我的证词》在无意之间也偶然保存了很可贵的历史记忆，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关於胡风的事迹.廖亦武最后的囚禁所在是位於大巴山中大竹县的第三监狱，这座监狱最着名的犯人胡风（张光人），在这里禁闭了十几年。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廖亦武在狱中的铺位恰好便是胡风当年睡过的地方。所以老犯人对他说：“算起来，你正好补了他的缺。”下面两个故事是得到其他犯人证实了的：

一，“张光人发疯关进小院前，一直在二大队。他个头大，吃不饱，就偷浆糊。犯人追着打他，他就躬着大虾腰，在院内东躲西藏，直到把一大碗浆糊一把一把全填进嘴里，还像馋嘴小孩那样舔手掌，太可怜了。”

二，“有一回，轮到张光人端饭，下石梯时，不小心摔了跟斗，把全组十几人的饭都泼了。大夥心疼地追抢遍地乱滚的饭钵，怒火冲天地把老头儿揍得学狗爬……从此后，他就经常冒雨站在稀泥里，望着天空，念叨‘毛主席，毛主席……’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拍胸膛和脸蛋。”

我不知道写胡风传记的人是不是已将他的狱中生活忠实地呈现了出来，但我读到这两段动人的描写，联想到中国知识人在党天下监狱中的普遍命运，忍不住要将原文引出来，供读者细细咀嚼。

最后，我要略论廖亦武其人，以结束这篇序文。

他是因为卷入“六四”运动而被捕并判刑四年的。但在法庭上他两次申辩自己“不懂政治”，因而两度引发了哄堂大笑。其实他说的确是真话，他不但不懂政治，而且对政治根本没有兴趣。如果不是他的加拿大朋友戴迈河远道从北京跑到涪陵来找他，他大概仍然继续做他的先锋派诗人，决不可能成为一个“六四”政治犯。即使在《大屠杀》长诗的写作和录音之后，即使在试着制《安魂》影片之后，他依然未改其诗人的本质.然而中共却对他另眼看待，同时被捕的人先后都释放了，祗有他一人入狱四年，打入了社会底层。追源溯始，今天廖亦武因为底层人物的访谈而“严重危害到党天下的利益”，正是党天下体制本身所一手造成的。这真是一个最辛辣的讽刺。

廖亦武的文学生命确是在中国底层人物的世界中充分发挥了光和热的，因为这个世界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无尽的源头活水。但这不是出於他的选择；他是被放逐到底层，他的创造力也只能在底层才有施展的余地。在这一点上，他和王阳明在龙场的顿悟经验很有相似的地方，阳明回忆这一特殊经验说：

吾居龙场时，夷人言语不通，所可言者中土亡命之流。与论知行之说，更无拍格，久之并夷人亦欣欣相向。及出与士夫言，反多纷纷同异，拍格不入。（《传习录拾遗》，收在《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页一一七二）

王阳明被传统专制体制贬逐到社会底层，因此才有机会接触“亡命之流”和夷人；他的良知学便是在这些底层人物中逐步发展成熟的。他后来与一位聋哑者杨茂的笔谈，尤其显示出他对底层人物的深厚兴趣。（见《论泰和杨茂》，《王阳明全集》页九一九——九二零）

廖亦武是被现代党天下投入狱中而后和底层人物打成一片。但党天下是一个混合体，一部分是移植过来的斯大林模式，另一部分则是中国传统专制所提供的心理背景（毛泽东便曾公开认同於秦始皇与明太祖）。如果没有后者的暗中接引，前者是移植不过来的；即使移植过来也不容易很快地生根成长.所以，就被逼入底层世界这一点而言，王阳明和廖亦武虽相去四、五个世纪，其间仍然存在着一条历史线索。

王阳明是儒家士大夫的典型，一生追求的是“道”的实现，所以当时人说他“其心惟欲安天下之民，共成天下之治”。廖亦武其人则绝不属於这一型。

我曾向自己提出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如果我来写史，像廖亦武这样的人究竟应该放在何种人物范畴之中？经过再三考虑之后，我觉得《后汉书》所特设的《独行传》是唯一合适的所在。“独行”一词出於《礼记？儒行》篇的“特立独行”，主要指一种超卓的精神，不肯遵守多数人认可的行为规范。所以《独行传序》说“独行之士”是“盖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诸偏至之端”。廖亦武无论是写朦胧诗，或访谈底层人物，都表现出“取诸偏至之端”的倾向，这一点是毫无问题的。而且《独行传》的人物虽然同有“操行俱绝”的特色，然而却包括了种种不同的类型，其中最与廖亦武相近的则是所谓“志刚金石，而剋扞於强禦”的一型。他二十年来的行为与作品都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就廖亦武所体现的“独行”精神而言，他象徴着中国传统文化对於现代党天下统治的反抗，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在结束这篇序文之前，我还要更进一步提议：廖亦武可以被看作是现代的箕子。《论语？微子》：“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这是指在殷末纣王暴虐，微子跑走了，箕子抗议无效，降为奴隷，而比干则因忠谏而遭杀害。这三个人的行为和结局各有不同，但其为反对暴政则一。所以孔子称讚他们是三位仁人。这里祗说箕子。《史记？宋微子世家》云：

箕子者，纣亲戚也……纣为淫佚，箕子谏不听……乃披发佯狂而为奴。遂隐而鼓琴以自悲，故传之曰：箕子操。

现代学者即援《论语》“为之奴”以及《殷本纪》“纣又囚之”等说法，断定箕子并不是“自为奴”，而是“纣囚箕子奴之也”。依照这一段记述，箕子是中国史上第一个打入监狱的暴政反对者，因而与底层社会人物（“奴”）混在一起。更巧的是箕子后来“鼓琴自悲”，有《箕子操》的乐章传世。廖亦武则在狱中向老和尚学会了吹箫，出狱后吹箫卖艺，在社会底层广为流传。合起来看，廖亦武的遭遇岂不便是箕子的现代翻版吗？

箕子竟成为廖亦武的历史原型，这是很能引人深思，然而却丝毫不必诧异的。当然，《史记》中所呈现的太遥远了，祗能视之为传说，而非信史。但司马迁能通过他的想像力而整理出这一段动人的故事，这便说明廖亦武的历史原型确实存在於中国文化的精神体系之内。这一中国渊源便使廖亦武不同於前苏联的异议份子，如索尔仁尼琴。所以我的最后一句话是：

廖亦武，反抗党天下统治的现代箕子！

余英时，二0一0年四月二十七日於普林斯顿

1980年，我只是一个懵里懵懂的文学青年。那一年，我已经21岁了。

我离开学校的时候，是1977年，算是中学毕业了。毛时代的学校，其实也无所谓毕业不毕业的，离开学校，只是意味着你已到年龄，你的年龄够成为社会螺丝钉了。所以，毕业，并不是学业的完成，而只是说你可以去干活了。

我离开了学校，但却没有真正踏上社会，而成了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也就是说，我想做一个干活的人并不合格。

表面上看，我的残疾原因使得用人单位不能够接受我；但是，个中真正原委，只是在30年后才向我揭开了谜底。

30年后，一个偶然的机缘，我看到了自己的档案。在我中学毕业的身体检查表上的某一栏里，赫然写着的我的身体检查结果：双足呈猪蹄状。

今天我写到这，依然令我惊心。一个国家公职人员的恶作剧，竟如是改变了我的人生。

1977年之前，也就是毛活着的时代，残疾人是由国家包分配的。但1977年开始，国家不再统包，用人单位在考核用人对象之后，有录用与否的选择权。

30年后，我才明白，当年，那些身体状况比我更差的人却被录用了。现在，我完全可以理解用人单位的反应：当他在我的体格检查表上看到这样的描述而继续录用我的话，那才真叫奇怪。

我们管分配的老师找到我，说我在回答用人单位的提问时，思想不够端正，有资产阶级的享乐思想。

因为他们问我：“喜欢什么工作？”我答：“喜欢在图书馆工作。”这就说明我是好逸恶劳的。后来换了一家单位，我改变了回答问题的方式，表现得更“积极”一些，但依然没有被录用。

我在学生时代的独立幻想就此完全破灭。我被甩在了社会的边缘，天天坐在家里，坐在家门前的一小块天空下，遥想另一颗星球上的奇迹。

一个接一个的初夏时节，到了1980年的那个初夏的晚上，天空中的一个闪电，顿使夜色中的一切尽显。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首小诗，这首小诗是一颗种子，以后长成的诗歌之树与这颗种子一脉相承：

雷电

雷电刺破夜空

把浓密的黑暗劈做两半

黑暗在怒吼的余声中

合上了创口

（5/28/1980）

对诗歌的爱好源自童年时代，最早给我以诗歌启蒙的就是唐诗宋词。

我的舅舅是一个诗歌爱好者，在他的笔记本上抄满了各种古诗。偷看舅舅的笔记，使我对韵文的感受力获得了第一次可贵的锤炼。后来，在我的笔记本上也抄录下了李白的《长相思》，光是相思这个词本身，就给了我有关两性之爱的无穷幻想。有一次我的笔记本被邻居无意中看到，还引来了一番嘲笑。

那个年代，公共话语的词典里是没有“相思”这个词的。邻居表面的嘲笑，其实是人性的一种变异的渴望。不过那时，我却也在内心里嘲笑着他的无知。

在中学里，我继续沉浸在词语排列的乐趣中。

我有一个同学，因为姓汤，于是，他的外号当然就叫汤司令。于是，对词语排列的游戏又一次从他开始。那时候，林彪刚刚倒台。于是，汤司令而下，副司令就是林彪，军长则是刘少奇，副军长是邓小平，当然，再下的师长团长之类就是我们班上其他同学的名字了。名单被排列得整整齐齐，颇有几分分行韵文的美感。

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份名单会落在了老师手里，于是我便被叫进了办公室。老师问我这份名单是谁写的，我承认是我写的。老师说：“你知道吗？你这是在组织反革命集团。如果上级领导追查下来，你怎么交代？”我当时真的是吓出了一身冷汗。

小小年纪的我，第一次领教了文字禁忌的冷酷性。

然而，对韵文的兴趣持续向前。

老师在课堂上布置的作文竟然是写诗。也许这是我第一次明确自己的写诗行为。我写的这首“诗”，也许是班上唯一一首写的比较像是“诗”的诗。

对写诗的冲动却由此开始萌动，我在日记本上进行所谓“诗”的涂鸦亦由此开始。这时距1980年尚远，我有许多时日进行幻想，我否定了自己未来人生的几种可能性：比如画画，比如做一个小说家。诗歌是一种最便利的，直接越出我们的内心即可成型的一种艺术，它是语言中的精华，符合我对类似于繁星闪烁的高处的幻想。

现在我的头脑中突然鸣响起《洪湖赤卫队》的旋律，剧中人韩英唱着：“自从来了共产党……”

自从来了共产党……

我出生在共产党治下的中国，我可不知道除了共产党，世界上还有其他什么东西。在我小小的心灵里，共产党就是先有的存在，毛这个神也是一种先有的存在。在我的儿童时代，更准确些说，我从7岁入学开始念书，那是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革就从这年开始；直到中学毕业，1976年，文革结束（不过，我们这届学生是在1977年才离开学校的。因毛的死，及之后的政治动荡，我们被延迟了一年才离开学校），我的整个学龄期都是在文革中度过。那个年代，凡是艺术，包括红色艺术都被禁止。我们对艺术的感知只能深埋在心，一切韵文的、令人愉悦的审美尝试，对我们这一代孩子说来，都是从未与闻的。现在，毛死了，毛时代结束了，收音机中传来《洪湖水浪打浪》的曲调，我觉得，仅就我而言，这是天上之曲。整个里弄里，家家户户打开了收音机，收听这同一首曲子。美哉！仅此即可证明，毛的罪恶，是压抑不住人的求美本能的，即人的艺术天性是压灭不掉的。

在毛行将就木的1976年早春，《诗刊》复刊，复刊号上是毛的两首歪诗《念奴娇·鸟儿问答》和《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然而，这毕竟意味着韵文的复苏。

我的舅舅从云南归来，一到上海就病倒了。他是69届初中毕业的知青。当年，68、69两届毕业生一个不留，全部去了农村和边疆地区。我舅舅离开上海时，只有16岁，还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他去了云南一个军垦农场，说白了，就是军事化管理的劳役。他们那农场在云南是开矿的，开采一种放射性物质——铀，据说是制造原子弹的原料。而我舅舅就充当了国家的廉价劳工。他一回到上海就被诊断出癌症晚期。他是毛的追随者，最终成了那个时代的牺牲品。他是一个有写作天赋的人，他总是写长长的信。

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学生，有一次在班上，在课堂上当着全班的面公然与老师进行争辩。这类事，在那个年代的学校里其实也司空见惯。我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他，他从云南给我回信，写了满满六大张信纸。他说：“反潮流是对的，但打铁先要自身硬。”那时他大概还未满18岁吧，也许还未成年，但却少年老成。毛时代的孩子几乎都少年老成。舅舅的远走云南，遭到了整个家族的反对，而我几乎是他唯一的支持者。当然，我太微不足道了，我只是一个小小孩而已。现在，他回到上海养病，我就有机会听他聊天。他在街上买了《诗刊》的复刊号以及以后的各期，于是我便有了机会阅读这本刊物。我从这本刊物开始积累有关现代诗的知识。那一年的年尾，毛泽东死后的两个月，舅舅也死去了。死时年仅23岁。毛时代就像一个吞吃人的怪兽，吞吃掉无数有才华的青年。毛死了，一个时代也就结束了，舅舅也随着这个时代一起被埋葬。

1980年的那个奇幻的夏夜，我睡在家门前的躺椅上，静谧的夜色中，鼾声四起，弄堂对面的路灯正对着季珊家阁楼的窗户。窗户下大概就是季珊的床，不知为什么，季珊突然从床上坐起，脱掉了上衣，露出美丽的少女酮体；季珊难道不知道另一盏路灯下有一双少年的眼睛正对着她？这真是惊鸿一瞥，季珊迅即卧下，窗内再无声息，却带给我无穷梦思。

季珊位居弄堂里公认的三大美人之首。那年月，她也是毛对知青流放政策的牺牲者。她去了黑龙江的军垦农场，毛死后的返城潮里她又回到了上海。窗前的那一瞥视觉艳遇，改变了我们的关系，我们成了一对以感应方式相恋的情人，彼此心照不宣，有时需要用眼神、而她则用羞涩的低眉传达心里的那一份秘密。那时里弄里办起了向阳院，有一架电视机，每天大家围坐在电视机前，对电视里播放的内容品头论足，我也有意无意发表高明见解，实在都是为她而说。她是那么在意我说的话，时常不自觉地侧脸觑我，接着便羞涩低眉。每次在向阳院，她总是无声无息，不参与别人的谈话，但每时每刻又都让我感受到她的存在。

然而，在我们面前横垣着一道鸿沟，使我们彼此无法靠近。我是刚从学校出来不久的学生，刚满十八岁，但她却已有二十四、五岁了，经历过上山下乡以及之后的返城等人生磨难。我们彼此无须说破，只有以这种方式感受对方的存在。

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弄堂口，我出去，她进来；她看见我，脸色绯红，依然是那样一种羞涩，然后侧身走过。在她身边，多了一个男人。也许她就要结婚了。我感到难过。从此以后，我们没再见过面。

韵文继续一路向前。

我从中学出来后一直没有工作。1978年中国恢复高考，我也报名去参加高考。高考之前，我开始复习中学课文。在将要考试的前20天，街道突然通知我不能给我准考证，我问为什么？街道说，由于我的残疾原因，希望我放弃高考。为此我深受打击。我开始给市政府写信，进行申诉。临近考试的前一天，街道给我送来了准考证。原先我几乎已放弃复习，在这20天的时间里没有看过一天书，只是把精力浪掷在给政府写信和情绪的激荡之中。拿到准考证的第二天，我走进了考场。由于考试前一直就没看过书，所以临考前一天晚上，我只好做最后的突击。那一夜，我没有睡觉。到了早上，我感觉我的视线很模糊，看不清东西了。我的近视眼即由此开端。考场门口担任纠察的是我中学的老师，他拍拍我的肩说：“好好考。”但我已经失去了信心。考试分数公布了，我以4分之差落榜。从此我对此绝念，不再参加任何考试，而韵文的诱惑依然让我对未来充满幻想。

我跟一个未曾谋面的年轻人对诗，继续沉浸在一种词语组合的快乐中。我的妹妹从技校毕业后，先于我参加工作。在她的车间里有一位青工喜欢写诗，当然，他写的是古体诗。妹妹把他的诗拿回家给我看。我就在他的诗后面和了一首。于是我们便互相唱和，由我妹妹传递，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然而，那个年轻人发现他已赶不上我那种对词语的细微把握，而我也意识到在这场游戏中开始出现的不平衡，于是游戏结束。这一段笔墨因缘，是我青年时代的美好记忆之一。虽然我对这位对弈者一无所知，甚至至今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韵文继续在找寻方向，找寻实现的机会。1980年适时地过去了，朦胧诗也在我面前适时地出现，一种新的可能性给了我明确的提示，于是我越过了1980年，向1985年进发。1985年，我突然成熟，开始向诗人之途迈进。

1985年，我的诗中出现了“太阳的起落/残忍而且潇洒”这样的意象，与1980年的这首《雷电》可谓一脉相承。

2010-1-26纽约

《自由写作》首发

◎ 克利斯蒂安·罗利加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