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廖亦武其人其事，我最早的认识是从我的朋友康正果口中得到的。正果2000年到南京参加学术会议和2007年去西安探望母亲，均与家住成都的廖亦武取得联系，并且不辞远道探望。通过正果的介绍，我对於当代中国这位异人早已获得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不断读到有关他的报导，也偶而接触到他的诗文，他的独特的形象在我心中也越来越清晰了。
但是廖亦武最近引起我的关注则由於今年（2010）三月《纽约时报》上一篇醒目的专讯。报上的标题说：“一位中国作家第十三次被阻止出国访问”。细读之下，我才发现这位“中国作家”便是廖亦武。原来今年三月德国科隆的文学节，他应邀参加，并将诵读他的最新作品，但在最后一分钟，他竟在成都机场被公安人员从飞机上“请”了下来。《纽约时报》的记者在专讯中特别强调：廖亦武遭受到禁止出国的遭遇先后已经十三次了。
无独有偶，继廖亦武之后，另一位着名学者崔卫平也在三月下旬被禁赴美。《纽约时报》对这件事也很重视，作了专访报告，以显着的版面刊出。崔卫平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一向以学术研究和政治、社会评论互相结合，也彼此支援，捷克哈维尔（Vaclav havel）的思想进入中国，她的贡献甚大。今年她接受了哈佛大学和美国亚洲学会的双重邀请，先到哈佛讲演，再去费城参加讨论会。但是在启程前两天，学校当局突然取消了她的出国假期。不用说，这当然是出於党委的授意。《纽约时报》在新闻分析中也把崔卫平事件和廖亦武案联系在一起，并指出中共一向以禁止外访为惩罚不听话的人的一个重要手段。
我同意《纽约时报》的分析，禁止出国确是党天下统治的一个必然环节。但是廖亦武、崔卫平两大事件的相继发生却使我感到，党天下的控制方式最近似乎在暗中有所调整。我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二十年来，中共对於异议份子，特别是受到国际重视的，除了送他们进监狱之外，大体上以放逐为常态.也就是说，把他们流放到西方，永远不许回国。现在党天下好像已决定对於某一类的异议份子将採用禁止出国的策略了。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信号，隐隐约约地透露出党天下的最新动向。
据廖亦武说，中共《出入境管理法令》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凡是“可能对国家利益造成重大危害”的人都不许出国。因此2009年官方给他的《阻止出境通知书》上所宣佈的理由是他“出境后有可能对国家形象造成重大损害”。
我想从两个方面来看待这一现象。就党天下一方面说，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不必再每年争取美国的最惠国待遇以后，特别是变成了暴发户以后，它便毫不迟疑地公开鄙夷人权、民主、自由等等普世价值，对於美国和欧洲各国也开始採取最强硬的姿态.鲁迅“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两句诗，恰好可以作为最近十几年来党天下的忠实写照。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一直到今天为止，从中共的言行来判断，它根本便没有把西方世界的批评放在心上。但现在它忽然关怀起“国家形象”来了，这实在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转变。我相信。二十年来，中国作家、诗人、人权活动家、环保斗士、异议份子等等不断揭发党天下的重重黑暗，在全世界已发生深远的影响。最明显的，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都出现了很多同情他们的人，这对於中共在西方世界进行种种扩张活动构成了无形的阻力。很可能的，中共的危机感随之加深，意识到不能完全置国际压力於不顾。
再从廖亦武一方面说，他的作品在国际上所引起的注意已对党天下构成一种严重的威胁，因此才断定他的出国可能对“国家利益造成重大危害”。我们都知道，廖亦武二十年来的写作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底层社会或边缘社会的人物上面，他的《中国底层访谈录》和相关作品不但在中国读者中获得热烈的回响，而且通过翻译在西方也受到很高的评价.《底层》首先在二零零三年译成法文，接着日文、英文、德文、意大利译本也相继问世。由於中国的底层社会是一个未曾探索过的陌生世界，而作者的表达方式又特别深沉有力，他的作品顿时让读者的耳目为之一新。最近一位评论家把廖亦武和许多西方文学巨匠如马克？吐温、杰克？伦敦、尼古拉？果戈理等人相提并论，并且说：“他就像人生舞台的一名指挥，其职能又如傑出的醒世人——这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开放社会因自由而沉睡，在封闭社会则因说破真相而遭罪……”（见苏晓康《新“围城”对话》一文所引Phillip Gourevitch的评论，《开放杂志》二零一零年四月号，页86）。
廖亦武在西方的声名一直在不断上昇，所以二零零九年十月法兰克福书展特别邀请他在德文译本面世的时机，去和德国的读者会面。紧接着，今年三月德国科隆的文学节，他又再度受邀去朗读自己的最新作品。中共害怕他到西方之后暴露更多的党天下的真相，因此下定决心不让他出国。这显然是经过精打细算的一个决定：禁止作家出境虽然也损害中共的国际形象，但两害相较取其轻，毕竟比让他在欧洲公开谈话所可能造成的危害性要小得多。
禁止作家和学者出境，从表面看，似乎显示党天下的控制又更上了一层楼，可以随心所欲地封杀知识人的一切活动空间.但深一层看，这正是中共色厉内荏的具体表现.试想它竟视赤手空拳的廖亦武为大敌，怕他一出国门便会对政权造成“重大危害”，这究竟反应出怎样一种心理状态呢？我不禁想起闻一多《最后一次的讲演》中的句子：“他们这样疯狂害怕，正是他们自己在慌呵！”我曾一再论证过，自一九七零年代末叶以来，党天下便开始了一个漫长的解体过程：“经济放松，政治加紧”则构成这一过程的基本特色。解体每向前跨进一步，“政治加紧”便必然跟着跳上一个新的台阶；这是屡试不爽的。所以我把廖亦武被禁出国看作一个信号，象徴着解体更接近终点了。这是后话，暂且放下。现在我要借着《我的证词》这部狱中自传，谈谈廖亦武其文其人。
为了写序，我从头到尾把《我的证词》读了一遍。我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很艰苦的阅读过程。我完全可以印证读者“老乐”的体验：
读廖亦武的文章可不容易，他的文章不能读，需要慢慢过，像过碾子，死一回。从作品震颤出来，彷彿陪了杀场回来，半天恢复不了自主心情。（《廖亦武与国家机器打个平手》，《开放杂志》二零一零年三月号，页48）
但艰苦尽管艰苦，我在精神上所受到的震动却是十分强烈的。作者把我带进一个生平未尝梦见过的世界，处处是奇峰突起。例如初入收审所时七名贼王给他的下马威；看守所第五房四个死囚发誓要在黄泉路上做兄弟；他在看守所第六房受狱卒捅电棒并加以羞辱之后撞墙自杀，读来无不令人惊心动魄。《我的证词》在无意之间也偶然保存了很可贵的历史记忆，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关於胡风的事迹.廖亦武最后的囚禁所在是位於大巴山中大竹县的第三监狱，这座监狱最着名的犯人胡风（张光人），在这里禁闭了十几年。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廖亦武在狱中的铺位恰好便是胡风当年睡过的地方。所以老犯人对他说：“算起来，你正好补了他的缺。”下面两个故事是得到其他犯人证实了的：
一，“张光人发疯关进小院前，一直在二大队。他个头大，吃不饱，就偷浆糊。犯人追着打他，他就躬着大虾腰，在院内东躲西藏，直到把一大碗浆糊一把一把全填进嘴里，还像馋嘴小孩那样舔手掌，太可怜了。”
二，“有一回，轮到张光人端饭，下石梯时，不小心摔了跟斗，把全组十几人的饭都泼了。大夥心疼地追抢遍地乱滚的饭钵，怒火冲天地把老头儿揍得学狗爬……从此后，他就经常冒雨站在稀泥里，望着天空，念叨‘毛主席，毛主席……’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拍胸膛和脸蛋。”
我不知道写胡风传记的人是不是已将他的狱中生活忠实地呈现了出来，但我读到这两段动人的描写，联想到中国知识人在党天下监狱中的普遍命运，忍不住要将原文引出来，供读者细细咀嚼。
最后，我要略论廖亦武其人，以结束这篇序文。
他是因为卷入“六四”运动而被捕并判刑四年的。但在法庭上他两次申辩自己“不懂政治”，因而两度引发了哄堂大笑。其实他说的确是真话，他不但不懂政治，而且对政治根本没有兴趣。如果不是他的加拿大朋友戴迈河远道从北京跑到涪陵来找他，他大概仍然继续做他的先锋派诗人，决不可能成为一个“六四”政治犯。即使在《大屠杀》长诗的写作和录音之后，即使在试着制《安魂》影片之后，他依然未改其诗人的本质.然而中共却对他另眼看待，同时被捕的人先后都释放了，祗有他一人入狱四年，打入了社会底层。追源溯始，今天廖亦武因为底层人物的访谈而“严重危害到党天下的利益”，正是党天下体制本身所一手造成的。这真是一个最辛辣的讽刺。
廖亦武的文学生命确是在中国底层人物的世界中充分发挥了光和热的，因为这个世界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无尽的源头活水。但这不是出於他的选择；他是被放逐到底层，他的创造力也只能在底层才有施展的余地。在这一点上，他和王阳明在龙场的顿悟经验很有相似的地方，阳明回忆这一特殊经验说：
吾居龙场时，夷人言语不通，所可言者中土亡命之流。与论知行之说，更无拍格，久之并夷人亦欣欣相向。及出与士夫言，反多纷纷同异，拍格不入。（《传习录拾遗》，收在《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页一一七二）
王阳明被传统专制体制贬逐到社会底层，因此才有机会接触“亡命之流”和夷人；他的良知学便是在这些底层人物中逐步发展成熟的。他后来与一位聋哑者杨茂的笔谈，尤其显示出他对底层人物的深厚兴趣。（见《论泰和杨茂》，《王阳明全集》页九一九——九二零）
廖亦武是被现代党天下投入狱中而后和底层人物打成一片。但党天下是一个混合体，一部分是移植过来的斯大林模式，另一部分则是中国传统专制所提供的心理背景（毛泽东便曾公开认同於秦始皇与明太祖）。如果没有后者的暗中接引，前者是移植不过来的；即使移植过来也不容易很快地生根成长.所以，就被逼入底层世界这一点而言，王阳明和廖亦武虽相去四、五个世纪，其间仍然存在着一条历史线索。
王阳明是儒家士大夫的典型，一生追求的是“道”的实现，所以当时人说他“其心惟欲安天下之民，共成天下之治”。廖亦武其人则绝不属於这一型。
我曾向自己提出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如果我来写史，像廖亦武这样的人究竟应该放在何种人物范畴之中？经过再三考虑之后，我觉得《后汉书》所特设的《独行传》是唯一合适的所在。“独行”一词出於《礼记？儒行》篇的“特立独行”，主要指一种超卓的精神，不肯遵守多数人认可的行为规范。所以《独行传序》说“独行之士”是“盖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诸偏至之端”。廖亦武无论是写朦胧诗，或访谈底层人物，都表现出“取诸偏至之端”的倾向，这一点是毫无问题的。而且《独行传》的人物虽然同有“操行俱绝”的特色，然而却包括了种种不同的类型，其中最与廖亦武相近的则是所谓“志刚金石，而剋扞於强禦”的一型。他二十年来的行为与作品都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就廖亦武所体现的“独行”精神而言，他象徴着中国传统文化对於现代党天下统治的反抗，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在结束这篇序文之前，我还要更进一步提议：廖亦武可以被看作是现代的箕子。《论语？微子》：“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这是指在殷末纣王暴虐，微子跑走了，箕子抗议无效，降为奴隷，而比干则因忠谏而遭杀害。这三个人的行为和结局各有不同，但其为反对暴政则一。所以孔子称讚他们是三位仁人。这里祗说箕子。《史记？宋微子世家》云：
箕子者，纣亲戚也……纣为淫佚，箕子谏不听……乃披发佯狂而为奴。遂隐而鼓琴以自悲，故传之曰：箕子操。
现代学者即援《论语》“为之奴”以及《殷本纪》“纣又囚之”等说法，断定箕子并不是“自为奴”，而是“纣囚箕子奴之也”。依照这一段记述，箕子是中国史上第一个打入监狱的暴政反对者，因而与底层社会人物（“奴”）混在一起。更巧的是箕子后来“鼓琴自悲”，有《箕子操》的乐章传世。廖亦武则在狱中向老和尚学会了吹箫，出狱后吹箫卖艺，在社会底层广为流传。合起来看，廖亦武的遭遇岂不便是箕子的现代翻版吗？
箕子竟成为廖亦武的历史原型，这是很能引人深思，然而却丝毫不必诧异的。当然，《史记》中所呈现的太遥远了，祗能视之为传说，而非信史。但司马迁能通过他的想像力而整理出这一段动人的故事，这便说明廖亦武的历史原型确实存在於中国文化的精神体系之内。这一中国渊源便使廖亦武不同於前苏联的异议份子，如索尔仁尼琴。所以我的最后一句话是：
廖亦武，反抗党天下统治的现代箕子！
余英时，二0一0年四月二十七日於普林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