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2009年12月2日,我陪盖瑞·施耐德(Gary Snyder)和艾略特·温伯格(Eliot Weinberger)去澳门游览。从参议院广场行百余步,抵白鸽巢公园。在一石洞前立着葡萄牙伟大诗人贾梅士(LuísdeCam?es)的铜像。他四百多年前来澳门,在这石洞中完成了著名的史诗。我们在附近的小山坡一石桌前坐定,三个人展开了关于中美诗歌的对话。这是一次未完成的对话。

温伯格说:现代美国诗歌的源起就像是希腊遇见中国

北岛:你们二位都是《今天》杂志的顾问,也是参加“香港国际诗歌之夜”的国际诗人,希望能借此机会和你们聊聊。

施耐德,记得那天上午在与媒体座谈时你的一句话,很有意思。你说你的诗是属于太平洋圈的,特别是北加州、中国和日本。如果我们看看地图,诗歌的地图,首先是埃兹拉·庞德的身影向东方的延伸,我说的只是身影。而T.S.艾略特则是跨越欧洲,汇入英格兰正统中。你还谈到美国主流以及学院派诗歌。如果把1915年庞德的《中国》当作美国诗歌的分水岭的话,其实我们看到一种内在的分裂,或者说一种紧张。如果那时只有庞德的身影够到东方的话,那么你则漂洋过海到日本,当了十年和尚,身体力行,把美国诗歌的现实与梦想连接在一起。

而温伯格,作为《1950年以来的美国诗歌》选集的编者,你早就意识到美国诗歌中学院派及非学院派的冲突与分野。我想请你们二位共同绘制美国的诗歌地图,看看这一百年来美国诗歌的走向与变迁。

温伯格:你提供的线索太多了,仅亚洲就有三条:中国、日本和印度,我都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先说印度吧,认为T.S.艾略特只与欧洲关联是不对的,他曾学过梵语。再说印度19世纪的哲学曾对欧洲超验主义者有过很深的影响,如艾默生、梭罗和惠特曼。但要说到真正去过印度的,如果把马克·吐温那次短暂旅行排除在外的话,那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艾伦·金斯堡和盖瑞了,这是美国作家首次体验印度。

第二条线索是中国。第一本美国现代诗就是庞德的《中国》。

一战中这本书在士兵中流传很广,因为它讲的都是远行、与爱人分离,士兵们把它塞在背包里上战场。有趣的是,美国诗歌中最现代的部分也是最古老的,上溯到唐朝。同样在《中国》,除了唐诗,还有盎格鲁-撒克逊的翻译,那和唐朝几乎处于同一时期———公元800年左右。庞德想要证明,当中国诗歌发展到全盛时期,英语诗歌才刚刚起步,这是它的根。自《中国》起,二十世纪的美国诗歌与中国诗歌是分不开的。基本上可以说,美国现代诗是中国古诗的产物。这么说也有不妥之处,因为美国人阅读中国古诗完全是由于二十世纪的美国诗歌。其他西方语言诸如在法文、德文、西班牙文中则不是这样。这都是因为庞德。

第三条线索是日本。谈到诗歌,上世纪二十年代,几乎所有的西方语言都发现了俳句之美。我想,洛尔加(西班牙诗人———编注)就是深受俳句影响的。另一个进入美国诗歌的日本元素是佛教。他们先是对禅感兴趣,然后演变成一种哲学……如果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美国的思想支柱来自印度的话,那么在二战以后,这个支柱就变为了日本的禅。

施耐德:说佛教是由日本传来,大概是因为日本的佛教研究与活动,但事实上佛教来自中国。我们所学到的是中国佛教的日本式解读。庞德的《中国》源于中国古诗的日语版本,而这些资料是由弗纳罗萨整理出来。他的寡妇把它交给庞德说,研究一下吧,或许有点儿用处。中国诗歌的确曾有过很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其实一直还在延续。《中国》只是一本很粗略的诗集,在庞德之后影响大的,应是阿瑟·威利(ArthurWhaley),他译过很多中国诗歌,也写过关于禅与画的很有趣的文章,我上大学时读过。他还写了关于“古代中国的三种思考方式”,即儒教、道教和佛教。

温伯格:对很多人来说,这是对道教和儒教的一种引介。再就是王红公(KennethRexroth),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在1950年代很畅销,卖过十万册。这就是我所认知的中国诗歌。

施耐德:我年少时读过罗宾逊·杰弗斯(RobinsonJeffers)的东西,20多岁又重读,我不太喜欢他文字中的那种忧郁,以及夸张的反人性。我也想反人性,但他做得太夸张了。他反对美国参与二战,因此被指控为“纳粹支持者”。但他自称是独立派,说美国不该介入欧洲和亚洲的事,战后也一直持此观点,直到死去。

北岛:你认为杰弗斯是个重要人物吗?

施耐德:他对我们中的某些人来说是个重要人物。

温伯格:更像是开拓者。

施耐德:我们读的是他的思想,不是他的行文诗意。

北岛:这让我想起几年前,我带着女儿田田去拜访你,你提到美国东岸和西岸的区别:东岸的人更倾向欧洲,有一种优越感,诗歌也更学院派；而环太平洋地区的西岸人,更脚踏实地,与土地的关系密切得多。东西岸的思维与生活方式很不一样。

施耐德:是的,不仅在诗歌上,在社会上商业上也如此。我从不觉得自己亲近大西洋。

北岛:这对我们所说的诗歌地图来说重要吗?

施耐德:我只知道我属于环太平洋区域,也知道亚洲的位置,但我从来都不太注意欧洲在哪里。

温伯格:我觉得你把一些问题混淆了。首先,美国诗歌的分野在于以英国为基础还是以美国为基础,这是以威廉斯(WilliamCarlosWilliams)为代表的先锋派与传统派的分歧所在。威廉斯和T.S.艾略特之间的分歧,并不是欧洲与美国的对立,因为美国先锋派对欧洲大陆很感兴趣,受超现实主义影响很大。比如洛尔加,他在美国先锋派诗人中很火,但在传统派诗人中却没什么影响。我想施耐德是这种类型的第一人,纯粹的新美国人。

施耐德:我确实从古典流派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更像希腊人。我的思维是希腊式的而不是犹太-基督教式的。我读了奥维德的《变形记》,也读了法兰兹·鲍亚士(FranzBoas)和约翰·斯万顿(JohnSwanton)选编的美国本土故事集,我反复读,觉得这些也没有那么不同嘛!奥维德对欧洲文化的贡献,正是鲍亚士对美国文化的贡献,只是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欧洲的传统政治或犹太-基督教传统文化,要么是柏拉图主义,要么是古典主义。

温伯格:这又要说回到意象派了,意象派是中国古典诗歌和希腊古典诗歌的产物。早期现代主义者从希腊诗歌得到了一种全新的阅读方式。现代美国诗歌的源起就像是希腊遇见中国。

施耐德:这真有意思。我还是挺喜欢洛尔加的。我并非完全无视或厌倦欧洲的风格。但我的根基是在北美———本土的美国语言、传说、诗歌和故事。我要感谢梭罗给我的启迪。

温伯格说:中国诗歌还没有学会从过去发掘新东西,将古典诗歌重新整合

北岛:如果从诗歌地图来看,西方在种族迁徙和对抗中不断分化。大多数美国开拓者都是来自欧洲的,很多来自英国,美国人想摆脱英国上流社会包括诗歌在内的语言方式,比如惠特曼。他们用各种方式把自己变为“新美国人”。

温伯格:现代主义不就是从旧事物中创造出新的来吗?我指的是美国现代主义。它需要重新发现旧事物,19世纪还不够旧,要去发掘更古老的源头。庞德回溯到中古时代的诗歌,诸如普罗旺斯式的行吟诗人,回溯到古希腊,提供了全新的解读方式。这就是在解读过去的同时创造崭新的现在。我认为当代中国诗歌,尤其你们这一代,出于政治原因都受到西方很大的影响。中国当代诗歌首先要重新解读自己原本的古典诗歌。中国诗人都不爱读古诗,忘记了自己的根。想想看T.S.艾略特,他重新发掘了约翰·多恩(JohnDonne)和安德鲁·马维尔(AndrewMarvell)这样的英语诗人和18世纪超自然主义诗人。中国诗歌还没有学会从过去发掘新东西,将古典诗歌重新整合。那种对过去作品的现代解读尚未出现。我认为这是中国现代诗歌的一条出路。

施耐德:你们要把过去植入你们文化的根中,从而创造一种现实的新文化。中国在19世纪就这么做了,通过阅读过去的文本来重振自己。

北岛:如果说中国新文化有一个小小的传统的话,那么这个传统总是被外族入侵、革命、专政、商业化打断。而更甚的是,我们从一开始就陷入某种悖论式的困境中———语言的牢笼,这并不仅限于诗歌,包括所有的中文写作、艺术、评论几乎都用的是西方术语,就像镜子一样,我们无法从镜中逃离。上一期《今天》杂志把目光投向印度,我们编了中印作家对话专辑。下一步将选择日本、埃及、土耳其和俄国等古老文明,可以说,这是一个绕开西方重新发现自己的文化长征。这也是汉语现代转型的长征。

施耐德:那要花上一百年吧。

温伯格:你别忘了,现代主义也是从欧洲的混乱中发源而来的。那时欧洲正处于一战,非常可怕的战争,无意义的屠杀。从那场战争中归来的诗人和作家都想要为这个社会重新注入文明。一种方式是重新创造一种新的艺术,使其成为根基。你们则是从一种不同的混乱中逃出来的……

施耐德:背叛。

温伯格:……背叛,幻灭和绝望。我认为你们要回到源头去创造根基,与印度和土耳其的作家谈话当然有用,但就我所知你所指的印度作家也是受英国作家影响的,不是说印度的作家就是完全沉迷于自己本土的文化,其实他们的根基反而在英国。

施耐德:那些家伙要做和你们一样的事。

温伯格:阿拉伯的作家倒是有些自己的传统,但很多作家已经受西方影响很深了。你说的不是没有受过西方影响的“纯”印度作家,而是碰巧来自印度的受英式教育的作家。

北岛:其实《今天》关注的是不同的古老文化与文明的现代化转型,为了找到西方以外更多的镜子。这个现代化转型包括语言的转型。如果从五四算起的话,现代汉语只有不到一百年的历史,而现代英语已有了四百年了。

温伯格:不全是如此。英语和所有的语言一样,也在慢慢进化。我们现在也不会再说莎士比亚和伊丽莎白时期的语言。

北岛:你不认为莎士比亚是现代英语的开端吗?

施耐德:他很靠近了,但语言已经变了,即使你仍能阅读莎士比亚。你要首先回到原点语言和书写系统中去。拼音文字总是在不断地变化,但拼写变得不会那么快,总是要落后一两个世纪。英语需要被修订,才能适应实际的发音。

施耐德说:自创作课诞生,美国诗人的数量呈几何级数爆炸了

北岛:说说美国诗歌中的主流与非主流。艾略特编选的《1950年以来的美国诗歌》勾勒出很清晰的轮廓,为诗人重新分类。今天还是如此吗?尤其是在40年以来美国的创作课系统像怪兽一样不断扩张。

施耐德:跟你说,我并不关注这些。我在加州大学戴维斯(Davis)分校教创作课时跟学生说,这里是幼儿园———我们讲的是语言,我们在学如何玩语言。我说,你们大多数都不会把写诗当作职业,只要弄清楚如何使用语言就行了,免得以后找工作被炒鱿鱼。诗歌不会给你一张当诗歌老师的许可证,顶多给你一张狩猎许可证。温伯格:首先,我不认为分类有那么清晰,你首先必须是个出过书的作者,才会被包括在内。现在大概有一万个诗人。诗歌的种类太多了……在诗歌中,你有slampoetry,形式主义诗歌,如此分散的诗歌形式,不能再把美国诗歌看作单一的存在。相对来说,诗人的影响力也小多了。我常说,战后时期最好的诗选,是唐纳德·阿兰(DonaldAllen)的《新美国诗》,出版于1960年。书中几乎所有的诗人都在30岁以下,或刚满30岁。像盖瑞、罗伯特·克瑞利(RobertCreeley)、约翰·阿什伯利(JohnAshbery)、勒鲁瓦·琼斯(LeRoiJones)后改名为阿米里·巴拉卡(AmiriBaraka),都非常年轻,他们因写诗成名都在30岁左右。而现在,估计你得熬到60岁才有可能获得那样的影响力。

施耐德:现在每个人都看电视,不怎么读书了。自创作课诞生,弄出这么多的诗人,写诗就像一个中产阶级的职业,此前从未有过。我总是说,在诗歌的生态世界中,最大的掠食者是金钱。每个人都是从年少时开始写诗,后来掠食者———金钱介入了,人们开始觉得要生存要赚钱,就去找了另一份工作。只有最坚定的人才会继续写诗。现在呢,如果你从年少时开始写诗,也没必要停下来,因为你可以当创作课的老师,就这样,诗人的数量呈几何级数爆炸了。

温伯格说:读过600本当年美国出版的诗集,有意思的是,所有的都不错,好得很平庸

北岛:施耐德,你觉得当今美国的诗歌创作在衰退吗?为此你能做些什么?

施耐德:这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以内。我认为真正重要的是我的散文写作,致力于探究文明与自然的问题,历史对自然态度的转变,以及环境政治学,现代文化如何向远古的生命与文明学习。

温伯格:几年前我第一次被邀请担任一个诗歌奖的评审,我要读六百本当年美国出版的诗集。令人失望的是,我没发现一个是自己认识的。有意思的是,其中每本都通过了初审,所有的都不错,好得很平庸。没有人试图出奇制胜,我本来盼着有本特别差的,找到一个坏诗人。但没有坏诗人,每个都不错。在我看来,创作课最大的问题是,本来在年轻时,你要写让自己羞愧的东西,尽量疯狂尽量尝试。然而当你要把作品给所谓“前辈”和“老师”评判时,你就尽量写得中庸了。因此就有了这么多的人写老师喜欢的东西,或让他们在班里看起来不那么傻的东西,而本来他们就应该试着做得像傻瓜,那才好。

北岛:我曾形容创作课系统就像生产流水线,质量不错,但都是一样的。

温伯格:现在有很多开创作课的学校,比如先锋派,专教你写先锋诗歌。你能找到各式各样的写作训练营。糟糕的是,先锋派已经完全学院化了,上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的先锋派们,不再是在咖啡馆而是在现代语言协会发表宣言。

温伯格认为,学院是当代艺术的敌人

北岛:中国的经济崛起,更加反衬着中国文化上的贫乏。在过去十年中,体制化是个致命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艺术家正消失在学院中。他们被提供住房、高薪和头衔,他们闭嘴,安居乐业,那等于精神自杀。美国有类似的情况吗?

施耐德:那艾略特和我就是个中庸的好例子,当我们是无家可归的边缘艺术家时,我们没有自杀；当我们拥有高薪和高校职位时,也没有自杀。我们到哪儿都是自由的,一边工作,一边写作,不会被金钱收买。这些年我一直与我执教的加州大学协商,我不想被卷到那里面去。他们想让我建一个学院,我不愿意；他们想让我多做点儿社会活动,我做了,但没全做。我教我想教的,其他时间都置身其外。我还是照样住在山里,比起学校,我更愿意到我所在的社区转转。身为一个普通的社区居民,我感到自豪。我是个独立派。

北岛:艾略特,你怎么独善其身呢?你又不教书。

温伯格:我从来都认为,学院是当代艺术的敌人,你去大学学的都是旧东西。而上世纪六十年代学生运动,说白了就是学生想学与当下相关的东西。大学改革后,学生变得更像是消费者,学校要满足消费者,也就是学生的需求。最终呢,课程表就有了当代文学,学生在文学课上,读那些他们不上大学也照样会读的现代文学作品。作家最好是脱离学院系统,我就是这么做的。

北岛:美国大部分学院是由国家资助管理的,还多少保存某些实验性的精英文化,比如我们认识的小说家罗伯特·库弗就在布朗大学教书。但问题是,学院与媒体及公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却没有桥梁衔接。

温伯格:美国也许是地球上唯一一个没有文化部的国家。美国另一个独特之处在于,无视作家及知识分子。在拉美,诗人为报纸写专栏很正常。北岛,你也在报纸上写专栏。大部分国家,如有任何社会、文化以及政治事件发生,报纸和电视都会立即询问作家和诗人。而美国只有极少数著名诗人能在公共论坛上发表关于这类言论,施耐德是其中一个。而这在其他国家地区很普遍。北岛:施耐德,你从没有被报纸请写过专栏?

施耐德:1971年的《纽约时报》发过我的文章。

温伯格:没有哪个诗人给报纸写专栏。王红公有过,但那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恐怕是最后一个在媒体出现的诗人。寇德瑞斯库在国家公共电台(NPR)干过。当然,艾伦·金斯堡是有广泛的公共影响力的……

北岛:还有苏珊·桑塔格。

温伯格:苏珊·桑塔格是欧洲学者的代表。“9·11”后,《纽约客》和《纽约时报》等开始询问作家对“9·11”的反应,美国作家都很退缩,不太习惯谈论大的事件,比如,一位著名的普利策奖得主说:“‘9·11’让我回忆起父亲去世的那天”；另一个作家说:“我洗了一个草药澡,并给前男友打了电话”。唯一一位把这件事放在大环境讲的就是苏珊·桑塔格,她为此也备受攻击,但至少她是唯一一位跳出了自己个人世界、没有讲那些鸡毛蒜皮琐事的知识分子。

2005年7月下旬，《往事并不如烟》作者、“中国头号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参加了第16届香港书展的文化论坛，和龙应台、苏童、南方朔、陈冠中一起登场，探讨跨疆域写作。行事低调、很少接受采访的章诒和的出现，轰动书展，造成引人瞩目的“章诒和热”。

以优美文笔记述非人岁月的感人故事，被誉为“知识界的榜样”，章诒和的经历告诉人们：记忆是可贵的，而价值连城的是良知，她与读者的互动，在香港书展勾起盛大的集体记忆。作为书展主办机构的记者，《亚洲周刊》资深特派员江迅陪伴章诒和六天，听她讲了很多没有写进书中的故事，对她进行了专访，并将以下文字特供本报发表。

没有写进书里的故事

章诒和自称“没有其它本事，就会讲故事”。她讲的“最后的贵族”的往事“并不如烟”，而是打开一个民族集体记忆的钥匙。7月下旬，她从北京到香港参与香港书展的文化论坛和讲座。作为主办机构的记者，陪伴她六天，最享受的就是听她讲了不少故事。这些故事，她都没有写进已出版的书里。

故事一：马连良为翡翠青蛙而死

文化革命期间，京剧大师马连良多次被抄家，家里几乎什么都没了。很少有人知道，马连良有个“致命一击”。他爱好收藏翡翠，他家的翡翠青蛙，据说是全中国最好的翠，全绿，青翠，当时价值上千万人民币。抄家时，他将它东藏西藏，没处藏了，就扔到家里的鱼缸里，以为这里安全。其实还不如不扔，一扔，水将那只翡翠青蛙映得格外艳丽，红卫兵一眼就瞧见了。马连良看见红卫兵眼神有异样，就匆匆走向鱼缸，用手向鱼缸里一揣。那青蛙很大，一手揣不住，而后他就背着手。这种时候，演员的本事都没了，难以处变不惊。人家说，这翡翠青蛙“价值连城”，假如出手，连房子在内，所有被抄家的东西都能换回来。此时马连良很紧张，这一动作，那一神态，令红卫兵立刻意识到什么，红卫兵训斥地一吼：“你过来！”说着，一把拉过马连良放在背后的手，又一把夺过他手中的翡翠青蛙。马连良说：“这不值钱，不值钱，是玻璃做的。”他就这么说谎。红卫兵知道这肯定是好玩意，于是往地上一甩，用脚碾成粉末。

马连良被致命一击，不久便去世了。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爱好是十分顽强的。章诒和说，艺人往往不经意间，将生活的艺术积淀为文化的蕴涵。马连良一生从事美的事业，一生爱好只是美：京剧的美，天幕的美，行头的美，声腔的美，乃至生活的美、情趣的美以及美食美景。一个爱美的人，却被丑类戕害了。

故事二：药学权威挨批斗回家首先想到的是咖啡

中国有个非常有名的药学权威，就不说他名字了。他是一所医学院院长，又是另一所医学院顾问，早年从德国回来报效祖国，文化革命时两所医学院轮流批斗，他被红卫兵斗得一塌糊涂。一次批斗回家，很累，问儿子：“咱家还有咖啡吗？”儿子回答，还有一点儿。他说﹕“你能给煮一点吗？”家里咖啡壶早就被视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用品”被抄走了，于是，儿子就用炒菜的锅煮咖啡。小孙子在边上：“爷爷，爷爷，你喝什么呀？我也要喝一点。”爷爷用小杯子，给他喝了两口。小孙子说：“怎么这么好喝呀，这是什么东西呀？”他妈妈在一边说，这是刷锅水。

那以后，小孙子就天天在家门口等爷爷挨斗回家，一见爷爷就嚷嚷，要喝刷锅水。生活方式就这么顽强，挨批斗回家，第一件事想到的是咖啡。西方教育给他们的一点东西难以磨灭。章诒和说，人类生活的这种感官享受，这种情感欲求和实惠的物质生活，绝对不是生物性的，而是内含很多文化的、很社会化的东西。什么时候想起他来，章诒和总好像背上挨了一记黯然销魂掌。

故事三：史良挑鞋和喝红茶

北京有一家老字号鞋帽店，在王府井大街，叫盛锡福。一天章诒和随母亲去买鞋子，一进门就发现史良（著名“七君子”之一，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那儿。章诒和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一地都是鞋子，全摆着让她选，而且全是白鞋。试鞋子的镜子是搁地上靠着墙的，一溜四周排开，所有的服务员都在为她服务，为她试鞋。当时，服务员还从其他店铺调来鞋子让她选，其实史良也只是买一双鞋。章诒和说，后来在美国、在香港、在上海，都没见过这样的场面。现在大陆喜欢用“极致”形容事物，当时史良挑鞋的场景，可谓是一种“极致”了。

史良的生活比较洋派，她爱喝红茶，一定要切柠檬，要知道那是在50年代初，北京没有几家人是这样吃的。她非常独特，总要将柠檬片的肉和皮撕开，把柠檬肉放进茶里，把片皮放在盘子里，其实这皮是很有味的。我们总说，她怎么这样吃的？当我母亲把盘子要收走时，她就说，别收走，别收走，这是我的。我们全家就看着她，她把柠檬皮贴满脸，说美容。她不管，一脸的柠檬片就出门去了。这故事我当时就想写，后来还是舍去了，因为有点顾虑，按级别规定，史良是国家领导人，我写了，怕人家认为她太“资产阶级化”。

故事四：胡适对赵元任妻子说：你要写下去

名望极高的语言学大师赵元任，他妻子杨步伟写了一本书，杨步伟一辈子都是贤内助，替人张罗，替丈夫张罗，替丈夫的朋友张罗。杨步伟做得一手好菜，为人仗义热情。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留美知识分子，从大西洋回到中国，最后一餐饭是在赵元任家吃的，菜是杨步伟做的。杨步伟说，你们都写书，是不是我也写一写。一天中午，她没有事做，就拿了纸写，写什么，就写怎么做两个人的饭，怎么做七个人的饭，怎么做14个人的饭，就写这些。写着写着，胡适来找赵元任的，他见赵先生没在，却见杨步伟在写东西，于是问：你写什么呢？杨步伟慌忙要将写的纸收起来，说，你不能看。胡适问，为什么？杨就说，我在写我自己。胡适一听，出乎意料，大感兴趣，便说，一定得给我看看。胡适是什么人哪，而她是什么人哪，是家庭妇女。胡适把写了的稿子拿走了，边走边看，看了两页，激动不已，又转头回来，对杨步伟说，你要写，你要写下去，写得太好了。胡适非常吃惊。一个家庭妇女，写的是油盐酱醋，枝枝叶叶，也有意义吗？也有价值吗？原来，我们大家都可以写。

在真实面前不可退让

Q&A

读章诒和笔下的故事，不哭也难。《往事并不如烟》写的大都是政坛名人，如史良、罗隆基，也有活跃政坛的文化名人，如储安平、张伯驹，以及厕身政坛侧幕或后台的文化人，如聂绀弩、翦伯赞。刚出版的《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中的京剧艺术大师马连良，是章诒和笔下第一个戏剧舞台上的登场人物。章诒和说，前一本书的人物，写得太苦，是哭着写的。于是就写一个艺人吧，她选了马连良。马和罗隆基他们相比，与章诒和不算太接近，章家和马家也并无多少深交。有距离，写起来也许能让她轻松一些。但没想到，越写越是和泪而作，她同样抱头痛哭，以致难以续写。她投入的是真情，唯有真情才能动人。要让读者泪落一滴，作者泪满一斛。《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至少有两个情节让读者哽咽不已，为之泫然。其一是马连良之死，写的是时代的残暴。其二是梅兰芳夫人对马连良夫人的无私援助，写的是人性的温馨。

《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讲述了不少令人拍案叫绝的章节﹕马连良参加抗美援朝慰问演出，竟然要索取演出报酬每场1070万元（人民币旧币），甚至还“讨价还价”；章伯钧请马连良吃饭，马竟然将厨师、厨具、原料、作料全部带到章家，并将章家厨房擦洗得干干净净，案板洗得发白；反右期间，他被迫奉命批判他的弟子李万春，可说了两句便没词了，散会之后又马上请李万春在鸿宾楼吃饭，表示歉意。艺术上他追求尽善尽美，卓然成为老生泰斗；生活上，他极会享受，精于吃食，衣履整饬，爱好收藏，甚至吸毒。章诒和的细节和故事，使这位已去世近40年、几乎被人遗忘的京剧大师重新复活。在章诒和的笔下，马连良才有了呼吸、才有了脉搏、才有了情感，有了灵魂。

章诒和说，马连良的那种生活方式被改造，生活空间被挤压，最后，他所喜欢的，他的习惯，他的毛病，全部都被改造。她说：“故事虽然说的是马连良，实际上在那样一个时代，这样的问题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虽然是写马连良，又像是在写自己，于是写啊写，我会抱头痛哭。哀伤的不是一个人，哀伤的不是我自己，哀伤的不是马连良，而是那样的环境中所有的中国人，令人至悲至痛。”

低调的章诒和在香港期间，一再拒绝传媒访问。以下是记者独家专访问答的摘要。

现在的小说三页之后一定上床

Q：马连良的这些细节都纳入你的审美视野，你如何理解这些世俗欲望？

A：当下，一些人鄙弃了人类、历史、民族、国家等厚重观念，这是对过去政策的报复。什么上升了呢？一篇短篇小说完全说泡吧。感官的享受，人的情感欲求，实惠的物质生活等世俗性社会事物，统统纳入作家审美的新视野。这好不好？没什么不好。这对不对？没什么不对。它属于个人生存的正当而合理的要求。要不，怎么我那么喜欢马连良。我不只是喜欢他的《借东风》，喜欢他的《赵氏孤儿》，我喜欢他生活的样式，沉醉于他的泡澡，遛弯，修脚，下馆子，抽大烟，摆弄翡翠、鼻烟壶。但是如果过度释放这样一些世俗的、欲望的，属于人之本能的东西，是否会产生返祖现象呢？

一位编辑告诉我：现在读小说，无论中长篇，三页之后一定上床。我不知这是文学堕入生物境地，还是生物提升到文学天空。不过，你要把欲望下面掩盖的利益关系开掘出来，对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人与内心的关系，做出既符合现实也符合历史逻辑的解释，那么，就需要多维视角了，单纯世俗视角是不够的。越是世俗的生活，越是要有理性的认同。这理性不就是思想、历史、道德、政治和哲学吗？文学至少要有一点思想。但是我反对大陆一些人提出的“文学重返思想”的口号。我说这些，并非标榜自己具备“理性认同”和“人文关怀”。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像发黄的一片叶离开老树而飘落，而这树早已是无花又无果了。

有责任把那一代人纪录下来

Q：你怎么看待你的作品被禁？

A：中国大陆的查禁制度是不言而喻的。当初写了有关父辈几个故事请朋友看，替我掂量一下，写得行不行？顺便也以这样的方式，写文章吧，给自己过60岁生日。没想到被朋友介绍给一本杂志，刊出了。刊出后，没想到被人上了网。上网传开后，没想到有出版社的人说经过删节处理可以编成书，出版了。出版后，没想到畅销。畅销后，没想到被禁。被禁后，没想到有那么多的盗版，有人算了一下，120万册至160万册。大陆的《往事》被禁和盗版后，没想到获奖。获奖后，没想到授获者被官方传询，获奖人被列入“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

八个没有想到吧，就是这样曲曲折折起起落落。我却有个信念，在可能的情况下，自己要坚守原则，有些可以退让，有些是不可以退让的。不可退让的重要一点是，在真实面前是不可退让的。这个社会假东西已经很多了，大家一起再做假，写一些假东西，换取很实际的利益，这很可悲。我们有责任把那一代人纪录下来。压抑下人成长的非常快。如果没有“反右派”，我不知道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没有狱中10年，我也不知道我是否真能懂得社会。

我生活在故事和细节里

Q：作品中你评论不多，只是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为什么选择这种书写方法？

A：我是个很没出息的人，不像有些人有非常深刻的思想，要著书和立说，写一个东西传世。我觉得我的环境是非常特殊的，踫到了如此之多的非常优秀的人，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他们自己就是故事，这些人聚起来，不像我们现在一天到晚就讨论深刻的理论，他们充满着故事，他们讲故事也讲理论，但可惜的是，他们讲的理论，我不懂。他们可以和我父亲讲四小时佛学，和我父亲讲四个小时的抗日战争的故事，他们故事中的人物，我没见过，也不知道是谁，那可能是更有价值的历史的真实的，或者是涉及到他们的本质的一些东西，遗憾的是，当时我还小，还不懂，不懂就记不住，我懂的就是这些故事，就是这些细节，我是生活在细节中，生活在故事里，我只知道要写出这一代人的故事。

Q：有读者对你几十年前细节的记忆存疑，你如何回应？

A：我不懂文学，所有的就是一种记忆，记忆很珍贵，他们有值得你去记忆的东西。因为1957年的事情（指反右运动）发生时，我十四五岁，那以后，我一直处在被歧视、被排斥、被挤压、被孤立，后来是被管制的状态，没有人理我。当时最大的快乐，就是家里来朋友，大人说话，我就在旁边听。这就是我全部的生活，我的每一天都是空的，天天就和储安平啊，康同璧啊，罗隆基啊，陈铭枢啊这些人在一起。

我被判刑的第一天早上醒来，看见窗户外那一片天空，37年来我还记得那天空是什么颜色。由颜色想到我的家，由家想到我的母亲。什么都可以忘记，那是不会忘记的。当时不像现在那样丰富多彩，有那么广泛的社会交往，有千头万绪的工作，还有人情应酬，每天接很多电话，看很多手机短信，生活缤纷五彩，整天闹哄哄的，记忆力肯定就不如我。其实，我写的与我所接触的相比是挂一漏万。他们聊天是几小时几小时的，我只是记住了我当时懂的部分，大部分的话我听不懂。恰恰就是那零碎片断，我记住了。我写的只是多少多少分子之一。还有，这些人物的细节就是与众不同，有些故事我就是不敢写。就说张伯驹撒尿，他家当然有厕所，可他出门转过去就撒尿，可不管你，回到屋子里还当着你的面扣裤钮。这样的细节，你能忘吗，绝对忘不了。

同时在写四本书

Q：有读者指你的作品是“反党宣言”，你又如何回应？

A：我讲的故事都是陈年旧事，相当遥远了。我对说好（指作品是“里程碑”）说歹（指作品是“反党宣言”）的所有读者表达深深敬意。我认为我写的细节和故事是真实的，可能别人认为不真实，我的真实只是事物的一面，别人讲的故事是事物的另一面。比如我看这杯子，写的是这只杯子的这一面，别人写的是杯子的那一面，还有人写杯子的另一面。这样加起来，这杯子不就很完整了吗？我从来不说，我写的这杯子是唯一真实的，别人写的是假的。

再说，作者是作品的起点，读者是作品的归宿。阅读是对创作的“再创作”。人家看你的书，就很好，至于他说不好，这是他的权力，我看不惯一些作家容不得别人说作家不好，还调动所有的力量对说不好作反驳。人要什么都能容，我年龄大了，遭遇的事情也多了，什么东西都能吞得下。

Q：你目前的写作情况如何？

A：我正在写，同时在写四本书。我会刻苦阅读，辛勤写作，以此回报读者。至于写得好与不好，是另一回事。直到我死，或者被人弄死，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不要把事情想得太好，从前我也把事情想得很好，结果受尽苦难。你别以为总有明天。第一本书中的人物，都没有写完，每个人都留有长长的尾巴，每一篇都可以写“续”，我很想继续写个“补”。每个人都有很多遗憾，完美的人生几乎是没有的。

最美丽的人一个个都走了

Q：过了半个世纪，你笔下这些历史人物的内在美还存在吗？

A：最美丽的人一个个都走了，这种美丽，不是今天所谓穿得漂亮，挣的钱多。梁漱溟（国学大师、现代思想家）长得不漂亮，但他却非常美丽，是发自内在的美。陈铭枢（原国民党将军），他常常来我们家，1957年也被打成右派，他很有风度，总是肩很平，胸很挺，行走迈标步（标准步伐），给人那种男人的儒雅和阳刚的感觉，他长得并不漂亮。他坐下后，就与我父亲谈故事，谈了故事谈诗词，谈完诗词谈佛学。

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电影，一写国民党高级将领竟全是土匪，个个是草包。父亲多次对我讲，你看到了没有，这就是国民党的将军，有些时候你不能看宣传，要自己去感觉这个人。那一代人带着他们的声音永远逝去了。今天的大陆，当然有很出色的人，但从整体来讲，有颇多令人失望和遗憾的。我不是追究个人，而是认为这与体制相关。知识分子常常作为一个社会良知的代表，要发出一种最正直的声音，要为很多事情去鸣不平，要告诉世人他发现而别人还没有发现的东西，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由于教育制度和其他方面的制度缺陷，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大陆确实有，但不是很多。更多的是在一种统一模式下，思考如何生活得更好，如何以自己的知识去换得社会的承认，这叫“寻找自我价值”，用不同的方法去换取利益的最大化。

每一个人都应该写

章诒和正是读了杨步伟的书，获得启发，受到鼓舞，于是就写下她所知道的父辈的故事。章诒和说：“人人都应该写，不是因为我书中的那些人物个个有名才写，普通人所承受的苦难，比我的父辈，比张伯驹、罗隆基更多。我在监狱里10年。那些普通的右派，普通的所谓‘历史反革命分子’，普通的小业主，普通的地主，他们的子女非常棒。在监狱里，我知道了许多普通人的生活，我真正懂得人要为别人活着，要为世界上的苦难活着，是在监狱里。即使我很苦，但这个民族原比我的苦多得多。”

因此，她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写，不是只由伟人写，名人写，要人写，普通人都要写。历史是由普通人组合起来的。中国现实的发展，不能有记忆的断层。往事并不如烟，现实并不如烟，未来更不如烟。中共拒绝对反右运动的记忆，拒绝对文化革命的记忆，拒绝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主战场的正面作用的记忆……拒绝往事，拒绝历史，这是缺少自信的表现。现在有些人特别希望抹去记忆，要大家都朝前看。这样的民族会不断地犯相同的错误。中共要让记忆砂子般在风中流失，记忆的砂子却渗透到千家万户。章诒和说：“拒绝遗忘，拒绝记忆断层，文化才能传承下去，才能弘扬开来。这个社会是属于普通人的，不只是名人、要人和权贵们的。如果人有种种记忆，到了一定阶段就会开口。”

章诒和在香港

往事并不如烟。香港对章诒和而言，也是一种记忆。

六岁的章诒和，曾跟随父母在香港住了三年。她在培正中学读附属的小学一二年级。当时家在胜利道，拐个弯就到了学校。她说﹕“对我而言，香港是一种感情。”

章诒和应香港《亚洲周刊》和香港贸易发展局邀请，参加7月下旬的第16届香港书展的文化论坛的。在北京她受当局监控。她的《往事并不如烟》出版发行后被当局所禁，另一部《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出版再度被禁，15万册书全被封存在书库里。她能不能到香港令人担忧。邀请方和她取得默契，她的行程保密，以免干扰。于是，香港书展盛传有一位隐名的“神秘嘉宾”，这位嘉宾的名字，在未抵达香港前不予公开。也不知是不是为了掩人耳目，她先说坐火车来香港，而后再改乘飞机，启程日子也一改再改。19日下午3点10分，她步出停靠在香港机场的飞机舱，给接机的记者打电话：“我到香港了，刚下飞机。”听到那熟悉的声音，记者长长吁了一口气。她的身影出现在接机大厅出口闸，神色有点疲累，但一见到记者就兴奋地趋前拥抱：“半年没见了，你好吗？”。

“你千万别激动”

在章诒和入住酒店的第一刻起，香港传媒就对她“穷追猛打”，先后有20多家传媒向主办机构提出对她作采访，她都婉言谢绝了。在她出现的每一个公开场合，总有读者拿着她的书求索签名，合影留念。她每次坐在下榻的酒店大堂，都不时有读者拿着刚从香港书展买的她的书要她签名。书展期间，她与龙应台、南方朔、陈冠中、苏童一起参与了《探索跨越疆界写作的秘密》论坛，她单独作了《疆界并不如烟——何必跨疆界》讲座。今届香港书展由《亚洲周刊》主办论坛和讲座，香港贸易发展局透露，参加论坛和讲座的读者多达2000多人，是书展举办以来最多的一届。有文章称，以往15届香港书展五六百个论坛和讲座，从来没有那么多的读者听众。在论坛和讲座上，每每讲到往事，她常会哽咽，令读者听众与她一起感受往事。不少读者向她提问时，不经意间会对她倾述自己几十年来在中国大陆经历的磨难，读者说着说着抽泣了，章诒和说：“你千万别激动，你哭我也会与你一起掉泪的。”

一个来自北京的作家，一部讲述往事的作品，出乎意料地在香港如此受到读者拥戴。章诒和的作品，给读者带来了历史的真实和沉重，集体记忆并不如烟。

喜欢香港的自由

酷暑骄阳，章诒和与来自南京的作家苏童，一起考察了湾仔旧区。旧楼，寺庙，街市，窄道。90年楼龄的石水渠道蓝屋是香港湾仔旧区地标。在蓝屋，她见到木楼梯，便蹭蹭上楼梯席地而坐，兴奋地拍照。她说，找回了童年的感觉，当年她就是穿着木屐上下楼梯的。

谈到香港，章诒和说：“我很喜欢香港这座城市，主要觉得生活在香港很自由，这是一座城市很重要的部分。一座城市不在乎有多少立交桥，也不在乎有多少高楼和大厦。香港能让人自由，不仅是我们这一代，而且上一代，父辈这一代。自由是香港的一个传统。1947年的时候，数百名文化精英都来到香港，她能吸纳各种人，吸纳持不同政见的人，持有不同生活方式的人，香港都能接纳。”

心跳两百进了三家医院

五天的活动令她有点劳累，她在香港终于病倒了，半夜被急送就近的铜锣湾圣保禄医院，再转公立律敦治医院。在救护车上，经测检，章诒和心跳210下，血压极低，血含氧量极低。急救人员摇头：“不可思议，她怎么受得了，命很硬。”章诒和却对记者说﹕“我能扛，别担心。这么大岁数了。这是10年监狱磨难留下的病。”

翌日傍晚，她坚持如期坐飞机返回北京。机组人员特别让她平躺在最前面一排座椅上。当晚她被送进北京协和医院。第二天中午，她给记者电话报平安：“我没事。别告诉香港的朋友们，免得他们担心。”不到20小时，她竟然进了香港和北京的三家医院。

◆章诒和小档案

章诒和1942年9月6日生于重庆，安徽桐城（今枞阳）人，“中国头号大右派”章伯钧次女。1954年起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1960年起就读于中国戏曲研究院戏曲文学系，1963年起就职于四川省川剧院艺术室。

1968至1978年，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1978至1979年，获平反、无罪释放，恢复名誉，后在四川省文化厅剧目室工作。1979年起就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2002年至今，退休，写作。

  
值守在作者家不远处的大型警车

“世博”二字的汉语拼音的缩写是SB。所以，在中文推特圈上，世博会被推友们戏称为SB会。在北京话中，SB是最恶毒的骂人的话，即“傻逼”。我不喜欢在文章中使用粗话，但我觉得劳民伤财、残民以逞的世博会，确实只配得上如此命名。

世博会开幕前一天，有日本媒体和美国媒体采访我，问到世博会快要召开了，你有没有受到警方的骚扰。我说，迄今为止还没有享受到敏感时期常有的“部级待遇”。两年前北京开奥运会时，北京警方为我提供了长达一个多月的专车接送和两个以上的贴身保镖的服务。其实，我对奥运会毫无兴趣，从来没有接近过奥运会场馆一公里以内，甚至从未在电视中看过任何一场比赛。这一次，大概是因为上海与北京相隔一千多公里，我也从未计划去上海凑热闹，他们还不曾来骚扰我。

没有想到，话音刚落，世博会开幕的第二天，警察又来骚扰我了，他们真是经不起一点表扬。五月二日下午，我与妻子驱车去教会参加礼拜，忽然发现一堆便衣站在小区门口的路边，派出所的片警示意我停车。我没有理会他们，仍然驱车出门。他们大呼小叫让保安阻拦我。因为此前我跟物业公司的负责人交涉过，他们不敢继续助纣为虐，所以保安没有听从他们的指令。我遂得以摆脱纠缠，绝尘而去。

五月三日，监视措施又升级了。首先，他们在我家旁边的警务工作站停放了一辆特殊的警车，里面还装了铁栅栏，是专门用来押送囚犯的警车。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恐吓。我带两岁的孩子在小区里散步，两个便衣就在二十米外亦步亦趋地跟踪。我拿出相机对着他们拍照，他们一溜烟地跑掉了。等我收起相机，他们又像苍蝇一样跟近。如此反复多次，宛如一场滑稽游戏。两个跟踪我人，是从旁边村庄里雇佣的、看上去只有十五六岁的无良少年，而国保和民警则在警务工作站内用手机指挥他们。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闭门写作，可谓“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如果不是有警察在门外梭巡，我连SB会究竟什么时候开幕都不知道。如果SB会在北京召开，他们如此紧张还在“情理之中”，那么这个在千里之外的“人肉盛宴”与我何干呢？难道我在小区里散一下步，也会颠覆你们SB会吗？中共的虚弱与下流，大大超过了我“不惮以最大的恶意”的预测。

此时此刻，我真以为SB会是在北京召开。歹徒冲进幼稚园挥刀砍翻三十多名孩子的骇人听闻的消息，又从远方传来。这是最近以来第四起类似事件。反社会的暴行层出不穷，民间的绝望情绪在加剧。天价的维稳经费，庞大的维稳大军，居然不能保护孩子们的安全。我回望身后的跟踪者，不禁想：什么时候，每个孩子上学时，都能有两名便衣贴身保护呢？

上个星期，从图书馆借阅了几本有关戈尔巴乔夫的书，断断续续做了几十页的笔记，涉及到我对一些问题的思考，也有思考后留下的一些问题，摘录几条。

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11日当选苏共总书记，一些西方国家的领袖与媒体不约而同产生这样的疑问：品德不错、思想也挺开放的戈尔巴乔夫，如何能够应付苏联如此糟糕的体制？

他们的疑问有点幼稚，但不是没有根据的。当时的戈尔巴乔夫才54岁，在党内没有根基，没有劣迹，而且颇有政绩，给西方世界的印象是思想比较开放。相他的前任勃里日列夫、安德诺波夫和契尔连科等，戈氏看上去确实与老朽腐败的体制有点格格不入。

西方人观察问题还是有一套的，但却还是看走眼了。到1991年12月25日戈氏辞去苏联总统职务时，他在位6年9个月另14天。在近七年间，戈氏并没有去适应那个体制，他让那个体制适应自己。他从党与国家的体制入手进行改革，从而改变了苏联，改变了世界格局，也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西方媒体的疑问是着眼于现实与未来的，他们的疑问和后来戈尔巴乔夫的所作所为，却让我思考这样一个涉及到“过去”的问题：那个糟糕的体制怎么竟然能够把戈尔巴乔夫这样“品德不错”的人推上共产党总书记的位置？

那种体制何止出了一个戈尔巴乔夫？还有谢瓦尔德纳泽，雷日科夫，叶利钦，以及东欧、东亚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前赴后继的共产党政治家……他们要求改变，呼吁变革，身体力行，有些被那个体制压制下去，甚至成为阶下囚，有些则最终成为专制制度的掘墓人。

戈尔巴乔夫几乎以一己之力解决了西方人至今还没有找出办法的难题。西方有对付希特勒这种穷兵黩武的极权的办法，大不了痛痛快快打一仗。但对于用宣传与洗脑的办法几乎把所有的“人民”都武装到牙齿的苏联东欧体制，他们还真是黔驴技穷了。只好不停堆积核子武器，随时准备两败俱伤，以这种恐怖的平衡，换来“和谐相处”的和平局面。

当然，西方也知道这个体制的致命弱点：它害怕事实与真相，害怕公开性，害怕言论自由，害怕选举，害怕民主。可是这些方法是无法靠核子武器来传递的，特别是对于苏联这样的大国，以及苏东这样强大的集团。在西方人看来，可怜的苏联东欧人至少要在这种连强大的西方都束手无策的体制下继续生活一百年……

戈尔巴乔夫只用了七年不到的时间……难怪他得到了诺贝尔和评奖，难怪他成为西方世界的英雄，难怪——在一些前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依然被一些顽固不化的分子指责为西方的代言人和走狗、甚至民族的败类……

如果我们读一下他的自传，以及客观记录他改革的书，我们不难发现，那些站在超越了“人”的高度，把“党”、“国家”、“国际对抗”、“制度”等等拿来作为叙事主语的时候，实在是不能理解也无法原谅戈尔巴乔夫推进的民主改革的。因为他的改革主题归根结底只有一个：以“人”为主。

当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改革波及到东欧，当那些苏联的卫星国家走上民主之路，一个接一个摆脱苏联控制的时候，戈尔巴乔夫遭到苏共内部保守派的猛烈抨击，他们指责他“把东欧弄丢了”……

当时戈尔巴乔夫像一个没有什么国际知识的大学生一样感叹道：我怎么会把东欧弄丢了呢？难道波兰不是波兰人的波兰？难道匈牙利不是匈牙利人的匈牙利？难道罗马利亚不是罗马利亚人的罗马利亚……难道现在不是到了那些国家的人民收回自己国家的时候？怎么能够说我把这些国家弄丢了？这些国家本来就不应该是我们的，我们本来就不应该把坦克开到布拉格啊……

在很多专家学者看来如此幼稚的感叹，却正是人类长期以来无法守住的底线，也是戈尔巴乔夫基于推行改革的理论基础。戈氏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成功主管过苏联的农业工作，到了苏共中央后，也始终没有脱离基层民众。早在他还在地方工作的时候，就对共产党同事说：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了。

他说的“我们”是苏联人，他说的生活，是苏联人的生活。而那时的苏共，他们开口闭口所说的几乎都是党、政权和国家。至于“人”，只不过是依附于党与政权的工具。但戈氏意识到，如果要改变“我们”的生活，则必须从党、政权和国家开始改革，把“人”放到主语的位置，坚定不移地还人民以思想和表达意见的自由，建立人道的民主社会……

无论是一开始“公开性”改革，还是后面逐渐深入的民主化改革，戈氏改革的本质是“还权于民”。而苏联当时几乎所有的权力都垄断在苏共手里，戈氏又是苏共的化身。也就是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就是要破坏自己的权力基础。这实在是一个大大的悖论。一个星期的阅读中，我不止一次发出这样的疑问：戈氏知道自己的改革会断送掉他手里掌握的天下的第一的权力？如果当时他就知道，他还会改革吗？

每当一位最高共产党领导人诞生的时候，几乎都会招致万众期待，因为大家都知道，亿万人的生活将取决于他的一举一动，以及他是否会推行改革。从专家学者到普通民众都习惯性地认为，一个领导人要想改革，首先应该巩固自己的权力。

于是，当一个领导人上台，开始一门心事攫取权力、培植党羽、获取利益的时候，我们带着宽容和期待的心情耐性地等待，期盼他有朝一日大权独揽的时候，能够在第二个四年任期里无所顾忌、大刀阔斧地改革……

没有掌握全部的绝对权力，浑身上下尚有一些干净地方的时候，他都不思改革，等到他大权独揽，和各种利益集团难分难舍的时候，他有那个魄力和意志去改革吗？天真的我们啊……可话说回来，生活在一个（前苏联）党爸爸强迫同“祖国母亲”同居的时代，你不保持一点童稚的天真，又能怎么样？

戈尔巴乔夫没有什么权力根基，甚至被美国专家看成是过渡人物。不过老谋深算的华盛顿苏联问题专家也说了，如果戈尔巴乔夫使用四五年的时间，培植自己的亲信，笼络军队与克格勃，打下雄厚的权力基础，就凭他只有五十出头的年纪，估计美国未来三十年里所有的总统都将与这位苏联总书记打交道。

然而，戈氏让国际社会跌破了眼镜。他不但没有采取所有新上任共产党领袖屡试不爽的方式去攫取和巩固权力，他甚至背道而驰，一上台就开始改革，推行公开性，实行党内民主，慢慢松开紧握权力的双手……

西方专家们在兴奋之余，也为戈氏暗中捏了一把冷汗。可是，出乎他们意外的是，就在戈氏不去攫取权力，而是慢慢还权于普通党员与民众的时候，他的“权力”却越来越大，他的地位却越来越高……戈氏通过改革，换掉了他的权力基础。原来他的“权力”基础是党内大佬与将军、特务头子的支持，现在则是来自他锐意改革，来自广大民众对改革的热情，对变革的期盼，对戈氏的信任……

是戈尔巴乔夫歪打正着，还是他蓄谋已久？一个松开紧握权力双手的人，却获得了新的“权力”，这新的“权力”不但没有让他受到世人的鄙视，反而一度让他成为超越所有历史上共产党领导人的政治明星？

这一切其实都很好解释。只不过，当你把苏联当成一个邪恶帝国，同时也把那个邪恶帝国里的所有统治者与精英都当成魔鬼，以及每一个民众都当成被魔鬼蒙骗的愚民的时候，你就无法解释了。你同样犯了眼睛里只有党、制度与政权的错误，你忘记了，人，才是决定一切的因素。而人的本性，并不因为你生活在不同的制度下，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样子。

当然，戈尔巴乔夫不是没有碰上困难，例如每当他言论出格的时候，总有一些人攻击他“作秀”，而每当他提出新的改革措施，又总有人到处散布他妻子赖莎如何招摇、家族如何腐败的消息，而且，他在很多公开场合宣扬一些人道与自由价值的讲话，到了《真理报》发表时，总会掐头去尾，甚至压下全文不发。不过，人心思变，是党内强大的要求变革的力量，以及党外更加强大的渴望改变的民意，始终支撑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当时的国际社会，除了极少数几个国家如古巴和北朝鲜外，也都乐观其成。

有人对当时戈氏改革受到的阻力如此之小，改革派和民主派、普通民众上下互动如此默契与和谐感到吃惊，这是经过列宁主义国家思想的洗礼，又经过了斯大林的无情屠杀，以及勃里日列夫倒行逆施六十多年后的苏联吗？

是的，根据我前段时间提出的“七十年大限”的理论，完全解释得过去，而现实上，大家都看到了。戈尔巴乔夫上台的时候，苏联社会主义苏维埃走过了六十多个年头，正向我提出的七十年大限滑去……（推荐阅读《未来不是用来推测，而是用来创造的》）

戈氏改革的动力和理论支持来自哪里？有人说和他的爱妻赖莎分不开，她可是当时所有世界领袖中唯一一位拥有哲学博士学位的第一夫人。而谁都知道，在大学讲授哲学的赖莎不可能只看苏联的哲学。70年的苏联对人类的哲学思想几乎没有任何贡献。一个学习西方哲学的人睡在戈氏身边这么久，不可能不受到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也是我阅读戈氏文献和自传时特别留意的一个领域。我惊讶地发现，在所有公开的资料中，戈尔巴乔夫引用的那些关于民主、人道和自由的思想，几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来自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如果说当时他的苏共总书记的位置不允许他引用其他的“普世价值”观点，但在他下台后写的书中，也是如此。这能不让人惊讶？

而更让人惊讶的也许是，当你把马克思和列宁汗牛充栋的著作中有关普世价值的只言片语挑选出来的时候，还真和当今西方的普世价值毫无矛盾。当然，他们的著作中“汗牛充栋”的不是这些闪着光辉的只言片语。这也是我几个月前写《判断真假民主的标准是专制》的原因。

可惜的是戈尔巴乔夫没机会读我的文章啊（^_^）。不过，马列著作培养起来的戈氏竟然可以走这么远，就不得不令人感叹了。感叹之余竟然有了一些感动，我看到了一位有理想的共产党员。——毕竟，有理想的人很多，共产党员也很多，但有理想的共产党员，则比陕西的华南虎一样，有没有还是一个问题^_^……

正因为在有关戈尔巴乔夫的文献中发现了这一特点，所以，我立即理解了为什么他会功亏一篑。那是因为他受自身知识结构所限。他从马恩著作和列宁思想中吸取了有关人道、自由和民主的片言只语，开创了苏联共产党民主改革的历史。他一度靠人性中的善与马列提供的“武功秘籍”而引领了历史的潮流。可是，当历史潮流变得势不可挡，要冲破马列思想的束缚，真正与人类普世价值汇合的时候，他一下子失去了方寸，不但犹豫不决，甚至试图去用阻挡洪流的方式再次“引导”历史潮流，结果，叶利钦后来居上，临门一脚……

枪杆子作为权力基础是能够维护暂时的稳定的，而锐意的改革则需要广泛的民意作为基础，可作为权力基础的“民意”是靠不住的，只有及时用“民主”代替民意，找到新的权力来源的合法性。

可是，这并不影响我对戈氏的尊重。戈氏始终认为，如果按照他的改革理论与计划，苏联解体可以避免，共产党也能够改造成一个好党，自由和民主也会如期来到苏联大地……

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现象，我们知道，在戈氏七年的改革中，前五年都是在他依靠共产党政权的原有强权以及巨大的“民意”下，有序展开的。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有一套理论，然而，他的理论显然没有施展的地方了。逐渐失去利益与绝对权力的极端共产党人开始靠政变对付他，多少让戈氏有些退缩。而那些尝到了民主和自由甜头的民众也绝对不愿意回到过去，放弃戈尔巴乔夫已经还给他们的那些东西。当戈氏稍微一犹豫，他们就不耐烦了，嫌他改革的步伐太慢。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苏联人民好像在黑暗中徘徊了七十年，却突然被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刺破了一些光芒进来的人。既然大家看到了光，哪里还愿意跟随他“按部就班”的脚步？谁不拼命地朝向那光的地方狂奔？即便在奔跑的过程中会跌倒，会付出惨痛的代价……问一问现在的前苏联东欧民众，艰难跋涉了这么久，可有几个真正愿意回到过去的体制中？

可我还是一直想知道，痴心不改的戈氏到底有没有后续的“按部就班”的改革？可惜的是，被马列理论试验了七十年的民众再也不愿意给戈尔巴乔夫一次机会，让他再拿几亿人再来一次试验，检验一下他那能够保住苏联不解体、循序渐进的民主改革理论。

可是，我不明白的是，对于这样一个痴心不改的社会主义民主战士，自从1989年在位时访问了北京之后，好像再也没有踏上中国这块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土地？难道他的经验和理论不是对中国共产党和13亿人民异常宝贵的？

中国纳税人养活了很多理论工作者，我想，他们应该拿一部分钱，去与已经时日不多的戈尔巴乔夫同志商讨一下社会主义理论与民主改革，别一个劲地摸着石头过河，拿13亿人作为一波接一波领导人的实验室小白鼠……

同时，对于追求民主自由的国人，我要提个醒，别老把眼睛盯住很难在中国出现的曼德拉、图图与甘地，那不切实际，甚至有点YY.

我能感觉到戈氏的无奈与遗憾。他对苏联解体始终心中有愧，对共产党组织土崩瓦解，更是心有不甘。

就我的认知，经过如此70年的高压下的统一与压迫之后，能够这样和平的完成解体，已经不错了。而且，看看西欧，你不应该否认，当一个区域里的民众拥抱了相同价值观念的时候，统一不是没有可能的。更何况，十五个加盟共和国还有更多的相同之处？

至于戈氏一直想挽救的共产党——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他只不过把共产党组织弄得土崩瓦解，可正因为这样，他也因此挽救了共产党——每一个共产党员！

列宁领导的共产党取得苏维埃政权有历史必然，而在此后苏共领导苏联的七十多年里，也取得了一些举世瞩目的成绩例如卫国战争。然而，七十年的统治，却充满了血和泪，这历史的一页，很难就此轻轻翻过。时候到来的时候，冲突和清算在所难免。邻国的罗马利亚，那对被愤怒的士兵打成马蜂窝的齐奥塞斯库夫妇，难道不是明证？

可是，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单枪匹马，仅仅用了七年不到的时间，几乎漂白和冲洗了他所有前辈共产党在过去七十年里对苏联人民犯下的罪恶。当他亲自给被软禁的萨哈诺夫打电话说“你自由了”的时候，他其实也是把“自由”送给了搞不好就要被民众审判的共产党员们……

没有叶利钦和普京，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不可能大幅度逆转，但没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苏联的变革会如此平和吗？民众会允许前共产党高官出来竞选总统？我们看一下东欧的情况，凡是一开始就由执政的共产党把持改革并使得最终的转型平和理性进行的，清算的呼声相对低，而那些由民众走上街头，经过多少次抗争与流血换来的，至今还在要求制定新的法律清算过去执政者的罪恶……

从这个意义上说，戈尔巴乔夫毁掉的只是共产党这个“组织”，挽救的却是这个组织里的每一个“共产党员”。而当一群人，不再有理想，只是靠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组织”还有什么意义？叫什么名字又有什么区别？

所以，当苏联共产党组织土崩瓦解的时候，那些党员们几乎是欢天喜地地四散而逃，有些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新生活，有些急急忙忙去组织的新的“组织”去了……

写了这么多，竟然才整理了这个星期读书笔记的四分之一不到，但已经有些长了，就此打住。在结束之前，我想谈一下如何评价戈尔巴乔夫这样的政治人物。

首先提一点，对这种影响甚至改变历史进程的人物，我们不能站在无人企及的终点，以他离终点还有多远来评判他，而应该以他在人类历史正确的道路上，朝向那个终点走了多远来评价他。有了这个历史的客观标准，我们回头一看，就不得不承认，戈尔巴乔夫用七年时间走过的那段路，前人没有人走完过，而后继也好像无人。

由于历史大背景与自身的局限性，戈氏的改革就欠临门一脚。使得他在被叶利钦赶出克里姆林宫时黯淡无光，七年来对他不弃不离的民众转而为叶利钦欢呼。他被当时几乎所有的媒体描绘成功败垂成的悲剧英雄。可是，我却认为，从历史的高度来看，戈尔巴乔夫的“胜利”就在于他的“失败”，他在历史上无可取代的地位，也是靠这最后的“失败”奠定的。

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有社会主义理想的人，如果真掌握了绝对的权力，而又不会放弃使用，在他改革到最后，当民众要求更进一步的时候，他悍然出动坦克镇压，最后终于保住了权力——我的问题是，那到底是他的“成功”还是他的“失败”？是一个历史人物的幸，还是不幸？

我们都是俗人，走不去权力的怪圈，所以我们评定一个政治人物和历史人物的时候，也往往不由自主地用他是否掌握了权力来评判他的成功与失败。这实在是非常可笑与无知的。好在历史不是由我们这些俗人来写的，谢天谢地！

莎士比亚说，“有人生来伟大，有人变得伟大，有人的伟大是强加的。”作为一名政治人物，他的“伟大”与否，肯定是是与权力有关，但却绝不是与他所掌握的权力多少成正比。

总结一下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是不是可以这样概括一下：如何夺得权力并保住权力，将决定你的同党是否认为你“伟大”；而夺取权力后，如何使用权力，则是你的人民判断你是否伟大的唯一标准……

至于能够在历史上获得伟大桂冠的，则永远是那些不但知道如何获得权力、如何使用权力，更知道何时以及如何松开紧握权力的双手，把权力归还给人民的人。华盛顿属于这种人。他虽然领导了独立战争，但在其他各方面的建树其实也有限，可是，当他交出权力，并终老农庄的时候，他已经比历史上所有建立了辉煌战果，生前被亿万人民高呼万岁，却在死的时候都不肯松开握权的双手的人伟大百倍、千倍……

应该说，戈尔巴乔夫离华盛顿的历史地位还差一步之遥，当然你可以说，这一步之遥其实差了千山万水，这也说得过去。以戈尔巴乔夫当时的年纪来计算，如果他一上去就握紧权力，牢固掌握军队与克格勃，而苏联共产党又实行终身制，他也许现在还在台上（今年大概79岁），将成为共产党国家掌握权力最久的领导人之一。那时，你会说，他是一个真正的英雄？历史的伟人？

我想，那样的历史场景出现了的话，戈氏即使不成为千夫所指的独裁，也绝对抵不上如今戈尔巴乔夫在历史上地位之十分之一。从历史地位来说，我认为，随着历史的推移，戈尔巴乔夫远比后来把他赶下台的叶利钦、以及今天想方设法留在权力宝座上的普京要高。

正如蒋经国，虽然一生中大多的时间在玩弄权力并伤害了很多、很多人，但他最后松开对绝对权力控制的努力，不但挽救了国民党，而且也让他的历史地位远远超过了后来者如李登辉等。历史是公正的，对于那些松开权力，还权于民的人，特别的慷慨。

遗憾的是，这个世界上的权力纷纷归属人民，再次突然出现这种伟大的历史人物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不过，不知道是中国人的幸运，还是我们的大不幸，这样的机会，在神州大地还依然存在……

你们，什么时候松开紧握权力的双手？

五

我知道，我的心酸在于我一直以为历史的走向是进步的，以为人类文明总会不断地往前推进。譬如康有为所看到的二十世纪初叶的欧洲，在经历了十九世纪的百年辉煌之后，它代表了“进步”和文明：“欧洲大国，岁入数千万万；……于是器物宫室之精奇，礼乐歌舞之文妙，盖突出大地万国数千年之所无，……工艺之精美，政律之修明，此新世之文明乎，诚我国所未逮矣！”。

尤其是德国的进步神速让康氏由衷地赞叹，“武备第一，政治第一，文学第一，医术第一，电学第一，工艺第一，商务第一，宫室第一，道路第一，乃至音乐第一。飚举骤进，绝尘而奔，天下万国进化之骤且神，未有若德者也。……彼大进化，乃在数十年来耳。”

二十世纪之初的欧洲人相信他们来到了盛世，一个高歌猛进、有着远大前程的世纪。罗曼‧罗兰却有点不识时务，他声言此时的欧洲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因而大声呼吁“世界要窒息了，必须打开窗子，让新鲜空气吹进来。”

历史不幸被罗曼‧罗兰言中，同时给他带来无穷无尽的内心痛苦。一九一四年一战爆发，欧洲的上空被战争的阴霾笼罩，当德国剧作家、作家们为战时的德国政府辩护时，罗曼‧罗兰发表《精神独立宣言》表示自己的心痛：“我只听到了狐群狗党的喧嚣”，并劝告德国知识分子“我要求你们至少敢于提醒狂野的强权”。一九三六年访苏归来后，他在《莫斯科日记》里，将自己心头的沉痛再次表露无遗：“这绝对是失控的专制制度，人类正义最神圣的法则，最基本的自由已无任何保障。我的内心在发出痛苦的呼号，我要反抗。”。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在巴黎沦陷后长年被德军严密监视的作家，死于二战胜利前夕。

一九九七年，以赛亚•伯林临终前这么谈论二十世纪：“我一生最大的惊奇是我这么平静，这么幸福地亲历了这么多的恐怖。世界经历了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个世纪：粗暴的非人性，人类毫无因由的野蛮破坏活动。”

以赛亚•伯林的这句话，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死难者感受得到，古拉格群岛劳改营里的劳改犯感受得到，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感受得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牛鬼蛇神感受得到，红色高棉金边监狱里的囚犯感受得到，卢旺达大屠杀刀枪下的冤魂感受得到。人类在物质科技达到有史以来最高峰的同时，也将人类的罪孽和残暴推向历史的巅峰，二十世纪是腥风血雨、伤心惨目的世纪。历史的倒退，人性的堕落，文明的倾覆，让每个在二十世纪生活过的人看得触目惊心。

最让人不解的，是德国。这个近代哲学的故乡，古典音乐的发祥地，黑格尔所说的“世界完美的日耳曼人的时代”，日后竟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国，纳粹法西斯主义的起源地。德国也曾经是二十世纪中国学习的对象，中国在二十世纪初进行的法典编纂运动，使得中华法律制度一度走上了德意志模式。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俾斯麦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相混杂的“德国经验”，更曾是一九三0年代国民政府仿照的楷模。作为抹不去的历史，我们无法否认的是，在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中，有着“以德为师”的不堪经历。

纳粹德国的泛德意志民族主义、反犹主义、反资本主义和纳粹主义难道不是脱胎于德意志第二帝国和魏玛共和国“进步神速”、信心十足的时代里？希特勒于一九二五年出版《我的奋斗》所鼓吹的论调，不正是“日耳曼人是上帝选定的主宰民族”吗？而他的理想是“创建第三帝国和征服欧洲”、“为德国复兴而奋斗”，并宣称“新帝国必须再一次沿着古代条顿武士的道路进军，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天的面包，夺取新的生存空间。”

正是立足于这样雄伟、“进步”的价值观，才有了纳粹党和大德意志帝国的崛起，以及德国经济奇迹的出现：一九三0年代，第三帝国的经济措施使得德国经济走出一战后的泥潭，失业人口大幅下降，国民生产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七年增长了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德国普通工人享受到的福利令全欧洲羡慕。此外，德国包括高速公路在内的大型工程让世界称奇，德国也成为欧洲军力最强大的国家。一九三六年柏林奥运会正是国社党和第三帝国政府巨大政绩的开花结果，展示了德国的“繁荣与昌盛”，也代表着德国国力和价值观的双重“进步”。

可是当盟军兵临城下的时候，当元首和情妇在总理府地下室双双自杀的时候，当纽伦堡审判将二十二名纳粹战犯送上被告席的时候，德国人才从一场美梦中惊醒过来——大德意志帝国之崛起意味着的，是不幸；日耳曼民族带给人类的，是灾难。历史，在那些时刻让人们看见，人类的文明有时脆弱得就像一根芦苇，不堪一击；历史的走向有时会像偏离轨道的火车，驶向未知。

米兰•昆德拉不是说过吗：“对小说家来说，一个特定的历史状况是一个人类学的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他探索他的基本问题，人类的生存是什么？”

将历史说成是“一个人类学的实验室”，不正说明了历史走向的不确定性吗？如果实验目的正当，方法步骤操作得当，最终的结果符合预期并经得起检验，这一番辛苦努力还算值得。否则，我们只好带着瞳仁中的疑问，来到暗室里一动不动的显微镜底下，重新摸索，重头再来。

六

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在西风东渐的情势下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西文化冲突由此萌生。所以诸如“中体西用”、“全盘西化”、“中西互补”的思想文化争论，至今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吧。

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的争论是“普世价值之争”，以及莫衷一是的“中国模式”的讨论。关于前者具体而言：民主、法治、自由、人权是否是普世价值观，还是仅仅是西方价值观？对此采取“拿来主义”是否就脱离了所谓中国国情？

四川学者萧雪慧为此专门撰文，标题是《多样文化与普世价值》，里面阐述：“……《世界人权宣言》在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标志着人权价值已经超越地域、文化和种族界限被普遍接受。与人权相适应的民主、法治、和平、正义、思想宽容等原则所内在具有的普遍价值也超越地域、文化、种族界限得到公认。

之所以如此，乃因这些价值原则不是某个民族、某些个人玄思默想的产物、不是思想创造的产物，更不是某个民族或个人的意识形态制造。如果说欧洲是它们的诞生地，那也只意味着它们首先在欧洲被发现和确认；而这些价值向世界各地的传输过程，则是对传入地人们内在特性和需求的唤醒过程，或者是传入地人们对存在于自己文化中与之相似或兼容的因素重新认识和发现的过程，……”

晚清被誉为“四川历史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宋育仁，他在一百多年之前写的《泰西各国采风记》，同为四川人的肖雪慧一定不会陌生。我却是最近才读，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作为出使欧洲考察归来的作品，宋育仁这本书里有这么几个观点：其一，西方美善之政，是值得学习的；其二，西方美善之政，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其三，因此，按照“礼失而求诸野”的古老说法，学习西方，变法图强，正是复兴在中国早已失落的名教传统的捷径；其四，立宪制度是专制制度的对立物，立宪制度不但能强国，而且能根绝专制制度的一切弊病。

结论就是，“引经术以图治，兴新法以利民。专求外域，以补其缺，精究西书，博采以通。欲救国，必当维新，欲维新，必当学西域。”，原因呢？因为“且夫今日中国之大患，不在艺术不精，而在事理不明。”世界上有一些超越国界地域、文化宗教和时间年代的美善的价值理念，遵循这些价值理念，是国家自救和走向进步的必由之路。

宋育仁当然是借复古之名行维新之志，但是他的观点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拿祖宗之法论述维新的合理性。只是他不会想到，他指出的路径在一百年后的中国一点也没有过时，仍然还具有现实意义，仍然是现今中国争论不休的热点话题。

宋育仁哀叹的“且夫今日中国之大患，不在艺术不精，而在事理不明”，难道不也是我们二十一世纪的此刻中国的真实写照吗？一百年前内阁学士文海在一纸奏折中指出立宪“万不可取”，原因乃是“中国与西洋各国风土人情各异，不能照搬法度”。而当代中国“事理不明”的声音则变成：中国应该走有自己特色的“中国道路”，或者如近些年来冒出来的说法——“中国模式”。

这种所谓的“中国模式”，不就是标榜所谓“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现代化”道路吗？虽然“国家”美名其曰“爱国主义”，其实不过是改头换面的“国家主义”而已，或者说是——中国式的“经济国家主义”，至于这个国家中的每一个国民“个人”，则必须臣服于“国家”、让位于“国家利益”。这又是一个困扰中国人一百年的问题了：国家与个人，孰重孰轻？

一百年前的一九0七年，马相伯在政闻社成立大会上《政党之必要及其责任》为题发表演说：“人类之乐有国家也，所以求常保神我之愉快也。……故欲完国家之责任，莫要于使国内之人各得其欲。……天下虽无绝对之良政治，而有绝对的恶政治……质而言之，则曰专制。专制政治，束缚人人之神我，使不得申，故有国家曾不如其无。”

二00八年，江苏学者钱满素在题为《个人主义在现代思维中的意义》的文章里，这么论述：

“个人主义是对抗专制的最佳方式。个人从独裁者那里赢回的每一个权利都削弱了后者对权利的垄断。每个个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都是对犯有自大狂的独裁者的纠正。正因为如此，一切独裁者都反对个人主义，……他独霸权力的方式是先让个人从属于一个抽象的国家，再让国家从属于他。在现代专制用来摧垮个人的各种概念中，最被滥用的也许就是“国家”和“人民”。

“国家”常是独裁者行使权力的工具，所谓的“国家”通常指的只是政府。政府集中的权力越大，独裁者手中的权力也就越大。“国家”越是神圣不可侵犯，独裁者也就越是神圣不可侵犯，甚至可以要求公民个人为了他的利益作出一切牺牲。但何谓国家利益呢?有没有超越每个公民利益之上的抽象的国家利益呢?如果那样的话，国家就成了与每个公民无关的一种存在，那么它又是什么样的国家呢? ……从异化的角度看，国家权力实质上是个人权力逐渐异化给政府的一种政治权力。”

说的好啊，钱满素，还有一百年前的马相伯。可是无论马相伯和钱满素再怎么妙笔生花、舌吐莲花，百年中国历史发展至今，依然只见抽象空洞的“人民”，不见真实具体的“个人”。个人主义，终是没能在中国这块土壤里生根，发芽，绽开生动活泼的新苗。

七

在中国这个“人类学的实验室”里，二十世纪的进程几乎就是一部不断进行错误实验的历史。令人扼腕的是，实验的对象并非没有生命的无机物，而是亿万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国民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和尊严。

实验的失败带来的也不仅仅是浪费了几根试管，而是百年中国社会的动荡不安、民不堪命。可就在这片浸透了血泪的近千万平方公里大地的土壤里，竟意外地开出了两朵奇葩。上海学者朱学勤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上帝还是厚待中国人的，为了让中国人清醒地看到文化是重要的，但不是决定性的，他在地球上特意安排了同一个文化版图上截然不同的制度选择的对比。比如，他安排过东西德的对比，他安排过南北韩的对比，安排过南北越的对比。而在中国，他唯恐人们看不清楚就特意安排三块对比，同一个文化版图上除了大陆，还安排了另外两个制度模式的对比。”

这“另外两个制度模式”的其中一个模块，是香港。过去的一个半世纪在东西方世界夹缝中成长的香港，走过的道路堪称独特而又充满了戏剧性。十九世纪中叶开埠时的香港，还只是南中国边陲一个地脊山多、人口稀少的小渔村，但其后获得了发展先机，晚清曾长年居住香港的王韜在《香港略论》一书中这么描述：“甫里逸民东游粵海，荏苒三年，……前之所谓弃土者，今成雄镇，盖寸地寸金，其贵莫名，地球中当首推及之矣。” ……香港华人虽咸守英人约束，然仍沿华俗不变，不独衣冠饮食已也。……必修己而后治民，必自强而后睦邻。”

看得出来，王韬对当时香港的建设、风俗、服装饮食等均有所称许，但他做梦也想不到，百年后的香港成为世所瞩目的中国之“雄镇”的，会是什么？

二十世纪中叶神州风云变色，中国的民间社会意外地在香港凝聚成了一股文化与社会的力量，成为制衡国共意识形态、保存中国文化的一隅自由地带。其后香港发展出一九六0年代的经济开始强劲成长、一九七0年代的“香港精神”、一九八0年代的“职业人”精神，一九九0年代创意产业的辉煌，以及香港人引以自豪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法治和司法独立、成熟的市场规则和社会福利、廉洁高效的文官系统。二十世纪末回归后香港的本土意识和公民社会日益滋长，香港人因此呈现出百味杂陈的矛盾心态，到了回归十周年的二00七年，香港学者马杰伟、冯应谦撰文对此作出分析：

“回归后的10年里，香港人需要从复杂的媒介符号和频繁的跨境经验中，协调本土和国族身分。他们对国运日隆抱有期望，却又对国内种种问题心存疑虑。……总括而言，从调查可知，愈多香港人称自己有一個混合的本土国族身分，他們尝试把自己的本土文化身分联系到国族身分之上，在他们眼中，这是有多层意义的：对文化、经济、历史方面有认同感，在军事、政治方面则不大相容。”

与香港相比，第二个制度模块——台湾，其走过的道路之独特和戏剧性较之香港不遑多让。当一百多年前刘铭传远道而来出任台湾首任巡抚的时候，他期许自己“以台湾一隅之设施而成为全国之模范，以一岛之建设基础，增益国家之富强”，并留下《刘壮肃公奏议》一书，记录了十九世纪晚叶的台湾：“窃照台湾孤峙海外，山榖阻深，素为盗贼逋逃渊薮，而彰嘉尤甚。法事粗定，臣即令台镇章高元驻防彰、嘉交界之处，镇摄中权，外盗稍知敛迹。—-伏查台湾民情枭悍，嘉义、彰化两县，伏莽尤多。历年抢杀拒捕，未获一人。土匪横行，暗无天日……查台地烟瘴横生，水土恶劣，两年间病没厅县十馀员……再台湾民情强悍，土豪把持，清丈升科，事事草创，较之内地，办理尤难……”。

刘铭传也绝对料想不到，当年“水土恶劣”的台湾，一百年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而他期许台湾成为中华民族之模范的，百年后又到底是什么？

刘铭传身后的台湾走过五十年的日治殖民时代，见证了一九四0年代国民政府的光复和“二‧二八事件”，走过一九五0年代开启的长期戒严和地方自治，走过一九六o年代的土地改革，走过一九七0年代的十大建设和经济起飞，走过一九八0年代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解严和开放党禁报禁，走过一九九0年代的民主化落实和本土化运动，走过二000年代的两次政党轮替。而什么又是台湾人引以为傲的呢，不用说，是中华史上首创的民主政治体制、丰富成熟的公民社会、文化中国传统的传承延续、多元开放的价值观。二00七年，台湾学者陈芳明在《台湾历史如何完成转型？》一文中，这样描述台湾的转型历程：

“历史的转型是如此缓慢，从威权时代到民主开放，已经走过百年的时间，纵然历史阶段的转化时何等迟缓，但整个社会之追求解放终于还是无法抵挡。从蒋介石到蒋经国时代，戒严体制毕竟已是告终；从蒋经国到李登辉时代，动员戡乱时期终究宣告结束；从李登辉到陈水扁时代，政党轮替的民主机制也还是成功建立起来。每个历史阶段从未发生过革命或政变，因此权力继承也从未发生断裂。从台湾战后的政治史来看，这是一个相当可贵的传统，也是很重要的文化资产。不需经过兵刃流血，就可使整个社会从威权体制转化成为民主体制，这种现象放在第三世界的经验来参照的话，是相当罕见的历史演变。”

在香港和台湾这两个实验室，正因为它们地处边缘，反而使自己拓展出独特的发展历程，绽放出异样的炫目光芒，在百年后成为中国外围的两座灯塔。当然灯塔也有并不怎么光明的一面，譬如香港特首议会的双普选迟迟得不到落实、政治透明度的不足、执政者与民众对话渠道的欠缺、贫富悬殊等等；譬如台湾民主体制的先天不足、共和精神仍未生根、族群分裂和社会对立、社会中间力量的欠缺等等。不可否认，它们这样那样的缺点肯定不少，但是它们的脚步的确，走在华人世界的前头。

它们都是“亚细亚的孤儿”，却在那被遗弃被孤立的艰难时代里，燃烧过，发着光。过去它们的名字代表着“自由”，在多少中国人的心里，默默地，向往着；现在它们的名字代表着“希望”，在多少中国人的眼里，默默地，期待着。

期待什么呢？期待它们继续葆有自身的独特性，不被强大有余理性不足的经济巨人所同化。更期待它们——这两个民族近现代史上的“异类”——能够在制度、文化乃至价值观上，成为巨轮航程的坐标与指引，为中国的前途出路提供启发、新思维和想象空间。尤其在近年来中港、两岸之间提升往来的时代里，能够于潜移默化间引领中国走出制度的泥淖，带来中国一个全新的未来。

朱学勤是对的，的确“上帝还是厚待中国人的”，安排给中国人另外两个不同的制度模块，哦不，两座灯塔。这两座灯塔虽然很小，身子瘦弱，但它们的光在暗夜里可以投射得很远，照得很亮。

我的内心，像朱学勤一样感恩，然后默默地，期待着。

八

百年中国历史的主题无疑是“走向现代化”，或者可直接说成是，在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里，如何面向西方现代文化？二十世纪初的改革派面对“西方文明能否行之于中国”的诘难，显得愤惋，却又思路清晰。沈家本在一九0五年所上的一份奏折即为例证：

“海禁大开后之中国，万难固守祖宗成法而不变。以一中国而与环球之国抗，优劣之势，不言自明。取人之长,以补吾之短。彼法之善者，当取之，当取而不取，是之为愚。……近今泰西政事，纯以法治，三权分立，互相维持。其学说之嬗衍，推明法理，专而能精，流风余韵，东渐三岛，何其盛也。……方今中国，屡经变故，百事艰难。有志之士，当讨究治道之原，旁考各国制度，观其会通，庶几采撷精华，稍有补于当世。”

崇尚西学、忧心国运的心志尽现于沈家本的笔端。但是，这位思维前瞻的刑部右侍郎并没有回答，一种学说或制度从外邦输入，是否能在中国取得显著的成效？新制度、新文化与中国民俗长期进化而成的旧风俗之间会否存在融合上的困难？如果有，是否需要、又如何进行一番“同化”的过程？此外，既然要“取人之长，采撷精华”，那么到底什么才是西学的“长处”、“精华”呢？

作为致力于在法律领域使中国转入现代化的人物，也许不会想得那么多。沈家本面对的是十九世纪末保守意识占据主流地位的社会氛围，和二十世纪初守旧派“悖逆纲常、离经叛道”的围攻，因此他呼吁国人赶快开窗敞门、呼吸新鲜空气，已属难能可贵。面对已经先一步踏上现代化道路的西方社会，中国的思想先行者们为提出师法西学、又能让国人接受的主张真是绞尽了脑汁。

从十九世纪中期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之后有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后有郑观应的“西学不重，则奇才不出”，之后有郭嵩焘的“西方有道，中国无道”，后来有二十世纪初陈独秀的“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之后有胡适的“全盘西化”到“充分世界化”…。每一项主张都在探求学习西方的方案：坚船利炮、声光化电、物竞天择、议院立宪、思想文化……。与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人相比，二十一世纪初中国人的焦虑和忧愤一点也不亚于前人。二00六年，湖北学者邓晓芒在一次访谈时说：

“我们的当务之急不是从传统文化中拿出一些东西来应付现实的问题，而是怎样抓住现实、实实在在地去学习西方文化的精华的问题。其实我们现在正在这样做，只不过许多知识分子们不愿承认罢了。当他们把问题的产生、危机的出现归结为西方文化的进入时，却不去想想为什么西方文化一进入中国就出了问题。人们也看到西方的东西一引进来就变了质，就由好东西变成了坏东西，我们学不到西方的好东西，反而把中国的好东西丢掉了，但又不去想想为什么西方的好东西往往变质？

你可以说我们没有西方那些好东西得以运作的条件和机制，但究竟是什么在妨碍我们获得这些条件和机制？这不恰好说明我们在这方面要来一次更彻底的改变，证明了我们在思想上、灵魂上根本转型的必要性？……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同一百年前刚刚接触西方文化时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无非是被逼迫着向西方学习，但是从层次上要更深入些，……”

站在二十一世纪时空思考问题的学者的焦虑和忧愤，难道不更是因为一百年来的中国“屡经变故，百事艰难”？沈家本说“有志之士，当讨究治道之原”，引发一百年后的知识分子“讨究治道之原”动力的，难道不正是百年中国师法西学路途中一次次的跌倒吗？不正是这一次次跌倒的教训，让邓晓芒试图“思考的层次上要更深入些”吗？邓晓芒感到“危机感和紧迫感”，难道不也是因为一百年来引进西学资源时过于强调“经世致用”，以至于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和启蒙性质？

其实，一百年前的王国维早已经“讨究治道之原”了，只是他的声音在当时显得“不合时宜”。一九0三年，他发表了《哲学辩惑》一文时就已谈到：“余非谓西洋哲学之必胜于中国, 然吾国古书大率繁散而无纪, 残缺而不完, 虽有真理, 不易寻绎, 以视西洋哲学之系统灿然, 步伐严整者, 其形式上之孰优孰劣, 故自不可掩也。……且欲通中国哲学, 又非通西洋之哲学不易明也。……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 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 无疑也。”

这位学贯中西的纯粹学者想做的，无非就是引进西方的纯学术、纯理论，以此来诠释中国的文化命题，尤其是王国维所钟爱的西方哲学和西方美学。这种借西方学术思想、方法来实现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创新的想法，放到今天来看，也一点没有过时。可不可以这么讲，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所以进退维谷、步履维艰，乃是因为在取法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未能区分“精华”和“糟粕”，以及厚“此”薄“彼”，显得有点无所适从，分不清轻重？

而“西方文化”这一概念又是如此的庞大复杂，那么中国从西方汲取资源的，又该是什么呢？从西方文化的源头梳理，是古希腊的城邦民主精神和科学、法治精神，还是希伯来文化的基督神学精神、终极关怀价值？从地缘上来看，是欧陆模式的理性主义，还是英美式的经验主义、分析哲学？从西方文化的源流回望，是古罗马的法权意识、中世纪永恒法对世俗专制的反抗精神、文艺复兴的人文精神、宗教改革时期的个人信仰原则，还是启蒙主义以来的理性精神呢、反形而上学的后现代主义？

这是一道不容易答的选择题，二十世纪中国人的答题已经吃够了苦头。好了，对西方文化进行甄别、选取过滤进而有所取舍、为我所用之后，又该怎样对待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呢？会不会因此造成自己的传统文化和精神价值的危机？一百年前，严复在遗嘱中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传承下来的信心：“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

严复应该欣慰。在二十世纪里，中国文化在西潮的冲击和政治势力的雨打风吹之下，仍然在小范围内一路传承了下来，不仅在于像严复这样的人的信心，更与一代代中国人维护传统的努力须臾不可分开。二十世纪初期，梁启超、章太炎、马一浮、陈寅恪等人在史学、经学领域维护传统；后来梁漱溟、张君励、钱穆、熊十力等人在思想文化领域，努力依靠传统资源重建传统文化，以及哲学体系；再后来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在哲学领域挖掘中国传统中的资源，建立起吸纳自由主义的新儒学体系，使得中国文化呈现出新气象。

张灏将1895年到1925年从甲午到五四这三十年称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转型时代”，也就是，从传统的儒家意识形态范式向现代性范式转变的时代。那么，百年后的中国呢？两个世纪初叶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和基本命题恐怕均是：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转型？如果说，二十世纪初的一代学人所思考的是：要不要批判、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要不要全盘西化？那么二十一世纪的知识人所思考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如何运用现代诠释方法对传统文化作出新的解释？也就是说，如何从诸子百家以降的传统思想中提炼出符合现代伦理理念的价值？

不是吗？任何一种文明，或者说文化，都并非静止不动的一潭死水，而是流动变化的江河活水。她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不断调适更新，需要汲取其他文明或文化的养分，以丰富提升自己，如此方能成为浩荡流淌的江流。放眼全球，没有“没有传统的现代化”，唯独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了整整一个世纪。如今，是不是该结束纷争，踏踏实实地进行传统文化思想的现代转换工作了呢？

难度不小。但还是有人在做。从海外学者林毓生的“中国传统的现代化转化”、到香港学者霍韬晦的“提炼中国传统文化注重成长生命的精华”，到海外学者余英时的“中国传统价值系统的重建”等等。他们的工作，承续了一九五八年四位海外学者张君励、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里头的精神：论证了以儒家为主的中华文明与民主、科学、平等、自由等西方现代社会价值，并不是互相矛盾、冲突的，相反，两者是可以融和甚而互补的。

四学者之一的唐君毅痛心于中国传统的失落，他的困惑是，没有传统文化的支撑，民主、宪政这些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有可能在一个国家中扎下根来吗？于是在一九七五年出版的《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一书的自序中，他这么哀叹：“因当今世界之有四面八方狂风暴雨之冲击，而将中国之人文风教破坏，才迟使我漫天盖地、四面八方的谈许多大问赐，其实这不是我的初意，这只是不得已”、“我以后亦拟少写此类之文章，仍回到比较更切实的学术工作”。

唐君毅对于“中国之人文风教破坏”的忧愤正是二十一世纪“中国人文世界危机”的先声。一百年来尤其是近几十年以来，中国的人文传统在政治等强力因素的斫击下遍体鳞伤，危机日现，当然伤害既来自外部也来自内部，但内部的原因更多更甚。时至今日，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日趋单薄脆弱，甚至濒临崩溃的边缘，我们的民族心理无所归依，我们的民族正在自我迷失。而发展中的中国则像是高耸入云的大厦，表面上巍峨矗立，但是地基不牢。那个地基，就是文化。

所以，来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在思想文化领域仍然回荡着一个沉郁的“天问”：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新的全球化的世纪里还会有生命力吗？如果有，它又将展现于何时何地、以何种形式？这种忧虑的发问不是没有原因的，它基于历史，也基于前人。一九二0年代，王国维自沉后，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就曾感叹道：“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沈沦丧于不知觉之间”。在二十世纪生活了大半个世纪的陈寅恪看得最清楚：作践辱骂中国文化最厉害的，不是外族，正是中国自己；使得中国文化“销沈沦丧”，导致中国文化今日之处境陷于巨大危机之中的，不是外国人，恰恰就是中国人自己。

身处这样一个文化失落、文化危机的时代，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该如何在一片荒芜的土壤里着力垦殖、带着困惑的瞳仁培植新的梦想？一个与二十世纪初沈家本、严复、王国维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完全不同的梦想？

罗曼‧罗兰在《约翰‧克里斯朵夫》最后一卷的序言里，有这么一段话：

“我写下了快要消灭的一代的悲剧。我毫无隐蔽的暴露了它的缺陷与德性，它的沉重的悲哀，它的混混沌沌的骄傲，它的英勇的努力，和为了重新缔造一个世界、一种道德、一种美学、一种信仰、一个新的人类而感到的沮丧。——这便是我们过去的历史。你们这些生在今日的人，你们这些青年，现在要轮到你们了！踏在我们的身体上面向前罢。但愿你们比我们更伟大，更幸福。”

九

我推着单车行走在江岸河堤上，看那江水踏着浪花接连翻腾着，激起无数的水泡和涟漪，一波一波地往前方漾开。江里笼起一层茫茫渺渺的雾气，风吹过来，吹散那江雾，一时间像有连串的音符跳跶在水面上，汩汩有声。不知从哪飞来的一群白鸥蓦地从江面上飞起，轻盈地掠过水面，扑簌而去。

一丛金黄的野菊花开在三月的河堤上，几只色彩斑斓的蝴蝶在花丛中飘忽上下，惹眼而又张扬。河堤对面依稀可见一片浅绿色的小树林，枝叶稀疏地摇摆着，透露出些许葱茏的春色。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一百年前的月亮今晚还会升起，一百年前的江水已经流向不知何方，而我眼前的江水一直在汹涌着，汹涌着，奔向大海。

写于二0一0年三月，完稿于二0一0年三月二十七日

第一次修改于二0一0年四月十日，第二次修改于四月十一日，第三次修改于四月十三日。第四次修改于四月十六日，第五次修改于四月十九日。计20，232字

以前我曾每月末写上月读书短评，但坚持一年便因人事羁糜而废。此说明一人坚持做事，持之以恒之不易。近来频频有朋友给我来信让我推荐些读物，且有老友希望我恢复每月读书目录，以便他们省掉采择书籍的时间，或者也作一个比较靠谱的参考。因此我希望从下月起，能把上月所读书目这个栏目恢复起来，以利朋友们酌参，同时也算是对自励。下面是近月所读的几本书之简评。

一：傅国涌编《林昭之死》（香港开放出版社）。人们对林昭的了解依旧有限，大多数的评论都在重复言说，而没有认知和知识的增量，这是研究林昭的一个问题。自然如今还有许多人不了解林昭，因此继续平面化的传播林昭未必没有现实意义，但我为在许觉民、傅国涌二位编的关于林昭书籍、胡杰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的前期准备后，应该有更为深广的对林昭的研究，或籍此为她写一评传。比如谭雪蝉编著的《求索》一书里面关于《星火》的史料，就是对林昭研究极好的补充（此书今年一月香港天马版）。傅国涌兄编这书，收入谢泳的史料研究和胡杰纪录的解说词，甚便研究者。里面的文章各有特点，但几位女生作者的水平似乎相对高于男性写作者，这是个有趣的发现。

二：沈志华《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广西师大版）。零散的读过一些沈志华先生的文章，对其史料的收集比较欣赏，一些观点倒未必认可。有史料的抉隐发微之功，就是对民众了解历史之真相有功的事。有很多人不知道为何共产党至今对苏联和俄罗斯很偏袒，那么多读读沈志华的研究是有益助的。如此书开篇即是《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即分析苏联的贪婪，对中国是如何残害的。苏联和俄罗斯从历史到现实上对中国之害，远没有被更多的人认识，这是因为官民把党派利益凌驾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掩盖真相的结果。我这样说，不是不提倡与俄罗斯进行睦邻友好的合作，而是说，无论有怎样的现实利益与合作，也不能掩盖真相，而不让民众有理性认知。

三：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王笛对成都的研究，使成都日常生活许多幽微之处，得以在学术中彰显。这是继其《街头文化》后研究成都的又一力作，这得源于他运用类同于年鉴学派、文化史学（其实很多地方有社会学方法的运用）等研究方式，给人的新鲜感。巴蜀地方史的研究大多了无新意，重复稗贩，但王笛却非如此。即令对巴蜀地方史没有了解欲望的人，读了这样的书，也应该有相当之收获。据说，王笛先生在写1950——2000年之间的茶馆，我手上有寺庙茶馆的一手史料，可供其参用，请知情者可以转告，以后回成都可联系我。

2010年4月24日7：52分于成都

有什么样的阅读经历，就有什么样的精神年轮。20多年前我在报考研究生时，曾盼望试卷中有一道类似的题目，让自己敞开心扉，与导师做一次深层次交流。20多年后，我给考生出题目，总想还此夙愿，却总是被主管考试的有关规定拦住。现在有机会夙愿以偿了，却没有料到最终写下这个题目，竟是自己考自己。

《美国与中国》

这是我的第一圈精神年轮。它对我的意义，并不在作者的学术观点，作者在临终前也已放弃了书中那些过分亲密的说法。意义在书外：

第一，1970年代初期的内部出版物中，这是规定级别最高的一本，知识青年中传说最多，也最为撩人。当时为觅得此书，从千里之外搞到一张省军级介绍信，去上海福州路的内部书店，冒了一些风险。

第二，这本书是当年上百本内部出版物的一个象征，还有内部杂志如《摘译：社会科学版》、《摘译：自然科学版》等，是我们当时的启蒙读物，也是多年后萦绕于胸的一个历史之谜：在“文革”时期的上海，何以会出版这么一大批灰色“反动”书籍？

很多年后因偶然机会，结识当时主持此事的一位老人，方才得到解释。我问那时是否有心而为？他的回答很朴素：“我是拿着鸡毛当令箭，放大范围去做，只是为几千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着想。他们在乡下，没有书读啊。北京方面来人责问，我拿出毛的批示，顶了回去。”他本来是有可能当文化部长的，他若当了这个部长，也会比后来见到的那几位有风采，也有骨气，却可能因此而被彻底牺牲。他是为一句书生意气，吃十年官司：“再坚持一周，就能打出个巴黎公社！”这样的左派，令我敬仰。政治前程结束了，文化出版事业却在隔代之后有了收获。他的襟怀学问，非今日体制内贩夫走卒者流能够望其项背。“文革”是需要否定的，但应该是复杂否定、深刻否定。有意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他找到了我，我也找到了他，夜雨长谈，总嫌时间不够。至情处，总有另一幅图画在眼前叠印：我是他当年播下的思想种子，他是在收获隔代之后的播种，历史就在我们的眼前流过。

《夹边沟纪事》

1961年，毛泽东在游泳池边与刘少奇发生争论。后者愤然作色：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那3年发生在农村的惨剧，我在下乡时方有耳闻，后来进工厂，结识一群从信阳地区招来的青工，从他们那里，知道了什么是信阳事件。再后来从《顾准日记》中，也得到农妇易子而食的旁证。但是那个年代在知识分子群落，是否也发生人相食的惨剧？我是从《夹边沟纪事》才第一次读到。有朋友称此书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我以为还不够。古拉格群岛仅仅描述知识分子在集中营里被虐待，大大超过今日伊拉克美军虐待战俘的程度，却还没有触及饥荒来袭，知识分子相互蚕食之惨烈。那是真正的吃人！吃同类尸体，吃得从容不迫。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苦难，远远超过苏俄，只是没有人触及。感谢作者杨显惠，感谢他的执著，20世纪中国历史的这一空白，终于开始填补。

我之所以看重此书，还因为此书触及我个人成长史上的一个秘密。我小时候有一个表叔，倔强耿直，追求进步，与其父划清界限而决绝，终于在1950年代初而得以入团。1959年因看不惯所在单位领导冬天号召群众打苍蝇，发了一句牢骚，被开除团籍、公职，发配到安徽一个杨显惠笔下描绘的那种地方。1961年冬天的一个深夜，他从劳改农场逃出，潜入上海市区找到我父亲，兄弟俩在昏暗灯光下抱头痛哭。我被惊醒，偷听了他们半夜谈话，断断续续听到那个地方已经出现剥树皮为生的惨景，倘不夜奔，断无生路。那时年幼，听此夜语，内心惊悚不能言。此后父亲为他起草申诉，又怕笔迹被认出遭报复，就让我抄写，于是稚嫩的笔迹开始与恐怖、不公、迫害、反抗等阴影相随。上到小学四年级，语文老师已经被我笔下的灰色语调震惊，曾给父亲写信说：你这个孩子，长大后要么对人民大有益，要么就是一个大右派。岂料一语成谶，40年后网上有网民对我咬牙切齿，称我为“最赤裸最极端的大右派”！果然，信然。

《哈维尔文集》

每个人都有精神危机的时候，每个人如何度过精神危机，都有他独特的记忆，17年前我就处在这一时候。我在溺水时，侥幸读到了《哈维尔文集》。

那时香港中文大学有陈方正诸君欲创办杂志《二十一世纪》，派青年编辑吴江波来访。江波问我需要什么书籍，我因厌恶当时大陆文人动辄以昆德拉“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为超脱，正寻觅与昆德拉相对的哈维尔文章，于是随口说，能否找到哈维尔的东西？恰好搔到江波痒处。在香港，他已经与另外两个朋友合作翻译了《哈维尔文集》，却不能放在商务印书馆这些大牌书店出售，但是他坚信会有人需要这一读物，果然在内地碰到知音。两人在外滩谈昆德拉与哈维尔之对比，谈得兴起，居然就把他来约稿我应写稿的正事遗忘了。江波回去后给我邮寄此书，一次又一次，终于在第二年的第四次寄达，时在1991年的上半年。江波寄给我的这一本，应该是流传进中国内地最早的一本哈维尔文集。后来几年，哈维尔的文章逐渐为知识界所熟悉，甚至有了不同意见，发生争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哈维尔做不做总统，本来就不重要，我只是感念他的思想如长夜暗火，领我走出了那两年的精神危机。还有江波，他后来离开中文大学去美国，逐渐失去了联系。书还在，人却不见了，怀念一本好书，自然会怀念一个失散多年的朋友。

1989年5月 19日拂晓，赵紫阳与温家宝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大学生。
 

 

五四了，幸福了，中国“影帝”到北大看望孩子们啦。

“上午9时55分，温家宝在北京大学南门外下车，步行走进学校。”（引自新华网《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温家宝总理与北大学子共度“五四”青年节纪实》，下同）你秀我也比着秀：上午竟然不上课，“……学生们自发组织的几十个社团正在举办着各项活动”。

你“仰望星空”，我“脚踏实地”——“总理和学生互书”。知行合一，没有知焉有行。可是，别说了解脚下的土地，就是对北大的历史、真正的北大，经过总理们的“和谐”，学子们又知道多少？林昭——这位中华圣女的名字，北大百年校庆纪念册上没有，更别说八九六四等时期那些践行自由、民主、科学精神的北大人。此北大已非彼北大。脚下无实地，何以望星空。

“北京大学图书馆是亚洲大学中藏书最多的图书馆。10时30分许，温家宝走进北京大学图书馆阳光大厅……”这里“是亚洲大学中藏书最多”，但是否品种最多？有无与21年前“六四”有关的海内外书籍、光碟？还有更多的被党列为“和谐”对象的禁书？学生可否自由借阅？在这里上网是否不受网络“柏林墙”的阻拦？当年在这里任图书馆主任的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被杀的复杂内幕，可否让在这里读书的学子们知道？（参看《张作霖杀害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的复杂内幕》等）……否则枉称“大学图书馆”。没有开放的资讯，在对比中选择、判断，何来“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环境”（温家宝语）。

“没有对国家和人民深深的热爱，无论是学习和实践都做不好。”真正的“热爱”基于自由选择，有各种方式，不是“被”权力以各种名义夺去自我权利的“热爱”。不知温家宝说的“热爱”，是否包括林昭那样坚守良知、爱憎分明的热爱。

“要让学生去想去做那些前人没有想过和做过的事情，没有创新，就不会成为杰出人才……”不知旧，安知新？创新从传统的扬弃开始，对于“被”失去记忆的民族，还是从恢复记忆开始，从打破权力对历史记忆的垄断开始。

既然温家宝说：“我是带着一颗真诚的心来和同学们交谈的。真诚的东西才会是永恒的。”那么还是请温爷爷务实一下，五四之后是六四，先从21年前的那件大事讲起，跟孩子们讲一讲那年的北大，那年你和谁来到天安门广场见静坐绝食的北大等校的大学生，他们为何那样做，后来发生了什么，那件事好像消失了，可为何还活在今天……

当孩子们开始听温爷爷讲那过去的事情，就是华夏类人孩们开始长大之时。

2010年5月5日于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大陆房价高涨，导致民怨逐渐积累，连官方媒体都承认“高房价已经成为定时炸弹”。

日前，中国政府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试图抑制房价，包括由新华社连续发表评论，在舆论上为“打房”政策营造声势；国务院发文，要求商业银行暂停发放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贷款等。新政策公布后，当局宣称房价下降趋势明显。当局抑制房价的政策是否能够奏效？高房价的问题在目前的社会经济结构下是否能够解决？我个人持否定看法。

我认为，房价问题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但是不在政治制度上进行调整，房价问题不可能根本解决。理由有二：

地方政府推波助澜

第一， 房价高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推波助澜的结果。土地出让现在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增加财源的主要渠道。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会计学教授丁远最近在公开场合表示，“寄希望与地方政府控制泡沫是不可能的，因为地方财政收入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土地出让金，地方对经济泡沫没有压制的动力。”

丁教授没有进一步指出的一个问题，也是更为严重的一个问题是，很多地方政府将土地转让出去，得利的房地产公司其实与政府官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一个利益集团把国有土地资产从左边的口袋掏出来，放到右边的口袋里面去，实际上是凭借政治权力进行的“洗钱”行为。庞大的土地资产，因此成为地方政府官员腐败的巨大温床。显然，有利可图，是地方上房价不可能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从制度层面上加大打击腐败的力度，包括开放言论自由，以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包括预算约束的硬化；包括通过自由选举，剥夺利益集团的政治权利等等。

而这些，统统是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调整可以做到的。不从政治制度的调整上遏制权贵集团的谋利能量，“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象也不可能解决。

货币发行过多

第二，房价高涨，还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货币发行过多。而货币发行过多背后的主要动力，就是要保证经济发展速度维持在8%以上。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一定要维系在8%以上呢？原因更是很明显，那就是因为，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是维持社会稳定必不可少的。

因此，尽管经济学界早有呼吁，中国应当适当降低发展速度，以利于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但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治理整顿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从来没有长期稳定地把经济增长速度调整一个可以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水平，每一次治理整顿，带来的都是新一轮的高速增长。这里的统治思路，就是要用经济发展作为合法性基础，作为压制社会不满的工具。

世界各国发展的历程表明，经济调整的阶段，社会矛盾的突出是不可避免会出现的。为了解决这样的矛盾，社会需要综合改革作为配套，尤其是政治领域的改革至关重要。

因为一个开放民主的政治体系，既可以让人民更多地参与到社会变化中，以减少不满；又可以通过政治制度的改善，打击权贵集团，降低社会不公对社会稳定的冲击。而在中国，政治改革被视为禁忌，这使得政府只能用高速经济增长收买民心。

事关统治的稳定，当局怎么可能真的压制经济的高速增长？国务院新政策出台，上海股市应声跌落2.07%，创下今年新低。如果股市持续大跌，温家宝敢承担后续的社会稳定的负面责任吗？

政治改革是关键

现在经济学界对于抑制高房价提出种种对策，包括增加保障房的供应，加大货币控制等等，这些经济手段也许会奏一时之效，但是从长远来讲，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一旦中央“打房”政策的风头过去之后，地方的炒房之风一定会重新盛行。中国的很多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也是如此，这是中国目前半市场经济体制与半极权政治体制的结合导致的必然结果。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想真正解决经济发展中面对的问题，不进行政治改革，就只能是缘木求鱼。

2008年，是王军涛“五十而知天命”之年，也是我和他相识相交的第30年。我们在这30年中，既有风云际会，又有跌宕坎坷，还有生死与共。从1991年在北京市第二监狱分手后，光阴已经过去了17年，回忆往事，倍觉想念。写下我们共同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作为给军涛的一份生日礼物。

判刑之后，我和军涛（13年）、任畹町（7年）、包遵信（5年）、王丹（4年）从秦城监狱转到北京市第二监狱关押。狱方为了给我们一个下马威，把我们关在专门用来惩罚违纪犯人的单人禁闭室，试图让我们“认罪悔罪”后，再把我们转到普通牢房。环形排列的禁闭室共有30几个号子，当时只关了我们5个人，每隔几个号子关一个人。他们没有想到，这样一来，反而给了我们一个互通讯息的机会。我和军涛的号子距离最近，只要提高一点声音，就能彼此听到。老包、老任、王丹离我较远，但也可以扯着嗓子互致问候。禁闭室的面积不足4平方米，却有5米多高，对于我来说，最大的不方便是晚上无法看书。我从秦城监狱带过去一些书，其中包括《辞海》和一套十本《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等大部头的书。到了晚上，一支15瓦白炽灯挂在房顶上，我踩在近一米高的大部头书上站着看书，仍然不能看清书上的字迹。这样，一天就有5、6个小时不能有效利用了。我和军涛商量，我们也要给狱方一个下马威，于是就用砸牢门和高声喊叫的方式“请”来了监狱长，要求解决照明问题。此后，我们一不高兴，就砸牢门，搞得狱方非常恼火，但也拿我们没什么办法。没有上级的批准，他们不敢对我们用刑具。

1991年8月13日是军涛的接见日，但是他只见到父母而没有见到妻子。当他意识到是狱方禁止妻子与他见面时，便要求见狱政科的人，让他们说明禁止的理由。从下午到晚上几次口头要求没有回音后，他就像往常一样砸门以示抗议。晚上大约9点钟，有十几个从未见过面的狱政人员突然冲进禁闭室，强行给他带上了手铐，并把他关到离我较远的另一头的号子里（当时老包、老任、王丹已经离开了禁闭室）。军涛当即宣布，从即日起开始绝食抗议。我对军涛喊话，我暂时先不与你共同行动，我明天还要接见家属。第二天，狱方来了很多人，让我保证不向家属透露军涛绝食的情况，否则就取消这次接见。我说，我保证不说军涛的情况，我只说我自己的情况。见到妹妹陈子华后，我对她说：鉴于我向狱方提出的各项要求未得到满足，鉴于我的朋友受到狱方的虐待，鉴于狱方禁止我的妻子王之虹与我见面，我宣布自即日起实行无限期绝食。

我们的家属随即向北京市公安局申请游行示威，抗议监狱当局虐待自己的亲人，并把我们绝食的消息广而告之。在国际舆论、各国政府、港澳各界、海外民运人士表示强烈关注的情况下，当局不得不做出种种姿态和让步。8月16日晚，狱方给王军涛摘掉了手铐。22日，狱方带王军涛去劳改局下属的滨河医院检查身体，确认他患有肝病。30日，新华社播发了一篇报导，对军涛和我在监狱的情况作了“详细报导”。31日，新华社向海外播发了记者访问北京市第二监狱监狱长和滨河医院医务处主任的专稿，文中透露：“监狱当局已决定于日内把王军涛转到条件较好的一所监狱医院作进一步检查并进行必要治疗。”9月2日，军涛被送到延庆监狱内的医院病房居住。10日，狱方在我的号子里安装了40瓦的日光灯，配备了看书用的小桌子。趁我在放风圈的时候，狱方对我的号子新貌进行了录相，这个录相被官方卖给外国新闻机构，几天后在BBC电视台等播放。14日，恢复了我的正常接见，北京市劳改局负责人通过王之虹向我赠送了薄一波的新着《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表示愿意为我在狱中的学习研究提供方便。

最为可笑的是，8月19日晚，监狱当局为了阻断我和军涛喊话，在禁闭室通道内临时垒起了一堵砖墻。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史上，可以称得上是破天荒的笑话。一堵墻就能阻断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和讯息吗？事实上，同情我和军涛的狱政人员，一直在我们之间传递消息。军涛转到延庆监狱后，我们之间相隔百里；军涛于1994年4月“保外就医”被送往美国后，我们之间相隔万里。但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们之间的兄弟情谊是永远隔不断的。

独立路   正义路

军涛30年坚持不懈所走的“独立的道路”，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呢？

首先，是一条独立于共产党的道路。军涛在《“四五”运动的意义与启示》中指出：“四五运动是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中与鸦片战争、共产党政权建立并列的又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大事件。鸦片战争，开始了扬弃古老文明的现代化。共产党政权，开始了背离人类主流文明发展方向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四五运动则开始了非共产党化的新探索。”我在《历史大视野中的四五运动》中指出：“如果说最近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主要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那么以五四和四五为两个转折点，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从自强运动至五四运动是第一阶段，从五四运动至四五运动是第二阶段，从四五运动以来是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是浑浑噩噩的现代化；从五四运动开始了对现代化模式的自觉选择，但是却走上一条疏离世界现代化主流的歧途；以四五运动为起点，逐渐放弃了以毛泽东为典型的错误路线，开始向世界现代化主流回归。”迄今为止共产党所走的道路，仍然是一条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的错误道路。我们认为，回归现代化主流，拥抱普世文明价值，维护中国本位利益，才是正确的道路。

早在1980年，我就起草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建议草案）》及其说明《为把全国人大建设成最高国家机关而奋斗》，曾用作李盛平、王军涛、陈子华和我本人的竞选材料。其中指出：三权分立的原则，它固然是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反对封建专制时所确立，但它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制品，而是整个人类的财富。国内外的经验教训都证明，只要与人民大众相分离的公共权力还存在，只要管理国家还是一种专门的职业，就必须实行权力的平衡和相互制约，否则独裁和专制的出现将是不可避免。本《草案》……采纳了三权分立的原则。

直接选举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民主权利之一。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县级离国家中枢权力机构还差得很远，如果选民仅能选举县级人大代表，他们就不会感到自己是国家主人翁，也不会把选举严肃看待。事实上，他们也无法影响国家的政局。因此，县级直接选举对选民的民主教育是十分有限的。我们认为，应当制订一个明确的计划，逐步完成从间接选举制到直接选举制的过渡。……在过渡期间，应制定出版法、结社法、集会法，逐步扩大公民权利，为直接选举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到第八届全国人大时，在全国普遍实行直接选举制。

我们认为到第七届人大时，可以由选民直接选举共和国主席。在这种体制下，主席直接负责政府行政工作，取消总理的职位。实行与美国总统制相类似的主席制……当人们从几名候选人中选择一位主席时，注意的重心必然要落在他们的政治路线和施政方针上，选民们就由此直接干预了国家的前途。

1989年5月上旬，军涛在接受香港《百姓》记者张洁凤采访时说（载《百姓》半月刊，总第192期、193期）：天安门、民主墻时代，人们要推翻毛泽东的一套，但新的应怎样走，需要打大架，竞选时提出的框架就是，要考虑政权的人民性，应该保留民主墻、民办报纸、民办刊物，当时闵琦写出版自由，胡平写的言论自由，还有胡平当时准备写结社自由，再有讨论二院、三院、五院制，涉及整个国家的根本的原则。当时对天安门事件的反思就是为什么会出现林彪四人帮时代，一是政治专制，一是思想迷信，认为应通过思想解放运动破除迷信，通过民主化来改变专制。

当时选举法出来，我们主要是考虑怎样能使中国一下子按照民主宪政的原则构成中央政体。那时候允许对国家体制有比较宏观的设想，现在的基本原则、框架都定下来了。当然，我们现在可以按照民主宪政的原则来对现制度进行批判。

我认为中国的多党制大概有三种发育模式，……当然，这得取决于共产党，它要同意改，如果它不同意，说不定有一天人民将它冲破了。这是一次给共产党的压力和挑战，也是给了它机会。

二30年过去了，三权分立、直接选举、多党制，这些体现现代化主流文明的基本制度，一样也还没有实现。独立的道路，仍然漫长而且荆棘丛生。

其次，独立的道路，并不是共产党的一个映射、一个反面镜像。毛泽东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遵循这种行为逻辑，就依然是被共产党牵着鼻子走。“反共”本身并不构成一个标准，我们是用正义标准、实践标准来检验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才得出“共产党错了”的结论。这不意味共产党从来没有做过好事。中共和国民政府、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一起反对日本侵略，取得了中国抗战的胜利；毛泽东与尼克松“一条线”反对北极熊，最终导致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垮台；这都是站在了历史大潮流的一边。我们是以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为宗旨，不需要刻意与共产党在每一个问题上“黑白分明”。既有部分的重叠，又有分歧与对立，这是一种政治的常态。

去年8月，我和丁子霖、刘晓波、包遵信、于浩成、鲍彤等人签署联名信，在“对能在自己的祖国举办（奥运）这样一个象征人类和平、友谊和公正的盛会”感到“自豪和欢欣”的同时，严正指出：“一个基本人权得不到尊重和保障的世界，只会是一个分裂而破碎的世界，不可能有尊严、平等与和睦。所以，那人人共享的‘同一个梦想’不应该是别的，恰恰是《世界人权宣言》所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肯定的那些人人应享有的普世人权。……所以，我们认为，北京奥运的口号应该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同样的人权‘“。

今年汶川大地震后，军涛一方面立即在纽约街头风雨中为灾区受害同胞募捐，一方面写文章向执政者问责，追究当局在地震预报、快速启动国际救援、监督校舍建造方面的严重失职。他指出：一个正义的、有活力的和不断进步的社会需要一个全面动态平衡机制，既谨慎地维护社会的善意，也不断积极地揭露和解决问题。这是一个社会政治上稳定和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

在这样的动态平衡机制中，有两种人必须“政治挂帅”：一种是政治学者，另一种是反对派。他们的天然职责就是在每个灾难出现或者每个公共事件中，都追问政治问题和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

反对派是政治生活中紧紧盯住政府的问题的政治力量。反对派的职责就是监督和批评政府，假定政府在一切行为中上都有作恶动机，分析政府在一切举措和行为，揭露潜在的问题，提出替代政府的政策、人事和制度的方案；反对派的最高目标就是，经由主流民意合理认定的程序和方式，替换现有的政府。

没有反对派，不仅永远没有超越政府局限的进步，而且缺乏竞争压力导致政府更容易滥用权力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有如那些开发新产品的厂家和投资者，反对派是开发新政治或推动政治变化的动力来源之一；他们承担了开发新政治的所有代价，而社会可以享受新政治的好处。

第三，我们所谓的独立的道路，不仅仅是指独立的知识份子的道路，更是指独立的政治反对派的道路。

独立的知识份子，可以“众人皆醉我独醒”，可以独自吟唱“阳春白雪”而无视“下里巴人”，可以只抱持价值伦理，“不自由，毋宁死”，“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独立的政治反对派，则要讲责任伦理和政治效果。

独立的知识份子，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可以“以一人敌万人”，可以在思想上永不妥协。独立的政治反对派，则要着眼于争取大多数，并在必要时实行妥协。我在六四前夜为《经济学周报》撰写的编辑部文章（因报纸被封而未能刊出）中说：以往的“革命传统”片面强调政治坚定性、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而掩盖了现实中常常难以避免的政治妥协——抗日战争初期的国共合作，抗美援朝战争最终签署停战协定……事实上，伟大的政治家不仅是敢于和善于斗争的政治家，也是敢于和善于妥协的政治家。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不惜“牺牲小我，成全大我”，这是政治家最值得称道的一种美德。在新的民主政治体系中，以妥协求共识是题中应有之义；在新的民主政治文化中，以退让求团结是一种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在新的民主政治伦理中，敢于妥协、善于让步应视为政治家的美德。

当然，与民众水乳交融，从民间汲取道义和政治力量，不断发展和壮大自己，永远是政治反对派的第一要义。没有政治实力，就根本谈不到政治妥协。只有在八九民运那样的场合，宪政民主派才有可能与中共讲妥协。

现在，军涛已经被流放海外，我则处于最严密的监控之下，由我们自己来实施80年代制定的团队发展战略，已经没有了空间。但是，我们欣喜地看到，一代新人正在茁壮成长。他们比我们做得更多、更好。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在年轻人身上。至于我和军涛，我们将会在独立路上继续艰难跋涉，扮演最适合我们发挥作用的角色，为强盛、繁荣、民主、文明的中国而无怨无悔地奋斗终身。

（写于2008年5-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