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崩地解：1644大变局》，汗青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版，29.80元。

打从一开始，明朝的建立者就与众不同。朱元璋，一个做过农民、乞丐、和尚、流氓、土匪的皇帝，仇恨一切在内涵方面胜于他的人。于是，他给明朝拟定的“基本国策”为：鄙视读书人。朱元璋好鞭杀、廷杖、兴文字狱于读书人是出了名的。自古中国读书人的精神支柱是“圣人之道”。“圣人”教人“修齐治平”，有担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所以，即便朱元璋无耻地迫害读书人，在他死后，还会有方孝孺这样的“书呆子”，不惜冒被“夷十族”的风险，仍要跟明成祖朱棣作对。

不过，终究无法寄望所有人都像方孝孺般大无畏。读书人是智商很高的群体，在高压之下，他们很快就能摸到生存法门。经过明初对读书人的打压之后，至明代中叶，读书人的品质发生了很大变化，“明哲保身”的风气日盛。此时，王阳明的“心学”适时兴起。这种哲学强调“无”的境界，和佛教禅宗如出一辙，恰好方便读书人避世之需。“正是由于明中期这种哲学思潮的演变和影响，使此后的明季学界乃至士风均越走越极端，所谓名士多浮夸侈谈之气，只晓得清谈道德文章，于经世治国只会一句顺天理明道德，逢变就敦请皇帝下《罪己诏》，余则通通一筹莫展束手无策，唯徒呼奈何而已。”读书人渐渐只关注自己的利益得失，趋向于极端个人主义，对国家安危和社稷宗庙采取了一种令人心寒的冷漠态度。

明朝经济其实还算不错。所以，皇帝们基本上也默认读书人追名逐利的心态。他们想，只要读书人不要篡权夺位，养着他们，贪财、怕死等等性格缺陷对政权来说都是“好事”。乃至发生大大小小的党政，皇帝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插手干涉。他们觉得，用金钱腐化读书人，读书人就会变得更“安全”。

然而，皇帝们却疏忽了一点：他们早已失去读书人的拥护，他们养的是一群见利忘义的小人；对这群小人来说，除非皇帝们的政权保持和谐稳定，否则这群没有良心的读书人随时都会“弃国而去”。换句话说，读书人正在用一种“犬儒”的心态和行为，对皇帝施行着报复。

终于，“大变局”出现，1644年，李自成来了，皇太极也来了。历任明朝皇帝心中“不喜欢闹事”的“乖大臣”，在清兵入关的一刻，齐刷刷放弃了明朝。他们中，有的遁隐山林做起了“隐士”，如马士英、朱耷；有的则干脆投降清朝，“黄宗羲、张岱在鲁监国政权处境艰难时，转入清方统治区遵制剃头，以‘遗民’自居”。天朝大国，表面上波澜不惊，实则早已千疮百孔，天崩地解，几于一夜。

无论你相信与否，读书人是“最记仇”的一群，无论隔了几代，他们都会复仇。如果你曾经得罪过读书人，他们的怨恨情绪会世代相传；你可以暂时用金钱腐化他们，但是最终会自食其果。《天崩地解》一书给我们的教训是：明朝压迫读书人，就像“蝴蝶效应”一样，蝴蝶一振翅，最终酿成一场风暴。

    《一个人的诗歌史》，刘春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28.00元。

    荣光启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这些年刘春写了许多诗歌方面的思想随笔，出了几本专著，其中以2008年1月昆仑出版社出版的《朦胧诗以后———1986-2007中国诗坛地图》影响最大，可以明显地看出刘春运用他多年在诗歌、文学上的资源和才华的积累，酝酿写作的转型。这种转型使刘春成绩斐然，继《朦胧诗以后》，现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一个人的诗歌史》。借着此著，刘春向自己学诗的前辈致敬、在抒情性和趣味性的话语中表达他对当代诗歌历史的个人感受，使著作既有诗歌史的诗学之味，又有一个诗人的文字的温润可感、生动有趣。

刘春是一个抒情诗人，写《忧伤的月亮》那时是，写《运草车穿过城市》那时是，现在仍是，就是这里的《一个人的诗歌史》，仍是他的抒情诗的延续。其中有一篇文章以欧阳江河的名句“事物坚持了最初的泪水”为题，我觉得再也没有这个题目能描述刘春作为一个诗人的品性了：他是一个抒情诗人、他热爱那些有“爱”的事物、他坚持自己的追求、写作中贯穿着那“最初的泪水”。

这种“坚持”是一种对诗歌的抒情功能持守。在谈到一些批评家和诗人对海子诗歌的批判（他们认为：太抒情了）时，刘春细致地辨析了诗歌的“抒情”问题后，认为“抒情的诗风没什么不妥，只要它不是为抒情而抒情。……至于抒情性的诗歌如何才能进入更高的领域，我想，最终还是看每个诗人的个体是否足够强大。”

在这里，我觉得刘春对诗歌的认识比许多诗人有超越：首先，诗的好坏不在于其是否“抒情”，而在于其“抒情”的形式、技艺；其次，诗的价值并不一定在于求“新”、有表面的“探索”；特别吸引我的是，刘春谈到了一个许多人忽视的问题：陈言套语。他列举了汉语诗歌的几首经典之作告诉我们，陈言套语并非不可用，而是用在什么样的情境中。语言形态是死的，但人心是活的，人的感觉和想象力是活的，诗歌写作的魅力不在于表面（感觉/经验/思想或形式）上的先锋、实验、探索、求新之类，而在于感觉/经验和语言以及诗歌体式三者之间的互动，在这种互动中产生的令人感喟不已的阅读效果。“五四”以来，汉语诗歌在现代的历史语境中被称之为“新诗”，这是相对于近体诗（“旧诗”）而言，其本身并无价值评判的意思，但在今天，许多诗人已经完全背叛了中国古典诗词，即使他当初曾经感动得涕泗横流，他们毫不犹豫地认为，对于诗歌，“新”的才是“好”的，没有“新”的东西的诗作就是不好的。其实古今新旧之间，令人感动的诗就是好的，并不在乎新旧。诗不光是感觉/经验/思想或形式上的求新问题，还有语言和诗歌作为一种文类自身特征等多方面的问题。刘春在这方面明显具备了一个诗歌研究者的素质，他视野开阔、注重诗歌语言和形式等本体方面的问题，而不像一般诗人在写批评文字时那般独断、偏执、狭隘。

作为生活中一个满有性情的人，刘春的文字的生动有趣是可以想象的。《一个人的诗歌史》中有细致的诗歌解读和丰富的诗坛掌故，你在其中既可以在他的解读中细细品味诗人那丰富的心灵，又可以回想当初的历史情境、具体体会当代诗歌史的真实进程，由此你可以得到对当代汉语诗坛、当代汉语诗人一种新的认知。书中所写的顾城、海子、于坚、欧阳江河、西川、黄灿然这六位优秀的诗人，他们的大部分杰作在刘春的文字中可以窥见。《一个人的诗歌史》也引了顾城早年的一首短诗《悟》：“树胶般/缓缓流下的泪/粘和了心的碎片/使我们相恋的/是共同的痛苦/而不是狂欢”，在这本书中，你会遭遇经过刘春精选过的许多名作，如这首短诗所说，你会重新忆起过去的痛苦与欢乐，会对生活、生命也许会有新的感悟。

《一个人的诗歌史》是关于“一个古典时代的光荣和梦想”，看见这个“古典”我很喜悦，我知道刘春的内心，我也知道这个“古典”是激进、浮泛、缺乏文学素养的当代汉语诗坛所必需的。写出《荒原》和《四个四重奏》的大诗人艾略特就说自己“文学上的古典主义者”，“五四”时期梁实秋、闻一多等也更倾向于“古典”的文学。这个“古典”的文学是与“浪漫”的文学相对的，这个“古典”是一种节制、技艺意识、“历史意识”、将“个人才能”置于“传统”之中的意识；这个“古典”反对的是文学上的乱起义、革命、浮泛的浪漫主义、难度意识的缺乏。刘春将20世纪80年代描述为“一个古典时代”，书中论述到的六位优秀的诗人的写作，与这种文学期许是相符的，这种文学期许，也是刘春内心里牢牢坚持的“最初的泪水”，是他作为一个诗人的光荣，也是他写作的梦想。

围绕着温家宝的纪念胡耀帮的文章，海外媒体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一种是比较乐观，认为他是在为平反八九六四做铺垫，是中共政改的前奏曲；一种比较悲观，认为它不过是温家宝去职前的自我申辩和良心发现，故不必过度解读。笔者倾向于前者，我认为它是一次意义非常重大的举动，是政改之前的一个风向标。

首先，温家宝在4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而不是在其它媒体上发表纪念胡耀邦的文章，至少说明了中南海的领导核心已基本上就下一步的政改达成了共识，既赵紫阳和六四平反的希望是萌生了的，但阻力依然很大，主要来自于昏庸的江泽民和李鹏等一些前国家领导人，还包括太子党薄熙来等一大批新贵，故此胡温联手，巧妙运作，在胡锦涛离开中国出访时推出，以便探听党内外，海内外的舆论反响，也试探一下保守派的动向，再慎重行事。很显然，温家宝是顺从胡锦涛的，但假如胡在国内时他发出稿件，一旦有意外，就失去了回旋的余地，故这次党内改革派的举动耐人寻味。

很显然，正确评价胡耀邦距离为赵紫阳恢复名誉还差相当大的一步，但也不是遥不可及，一旦抵达此岸，中国民主化的前景就輪廓清晰了，接下来六四血案，法轮功等所有冤假错案都将获得平反，但最终是重复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的旧事，政权依然掌握在共产党的新贵手中，还是象赵紫阳晚年悟出的道理那样，搞宪政民主，政党轮替，不得而知。

这两种选择是根本的分野，胡温所求的可能是前一种情况，但历史的突变有自已的路线，不会局限于某些人的想像的框架，故只要他们走出了第一步，接下来的民主大潮就会推动他们身不由已地前行。到那时很可能是另一种结果。

不过眼下，就温家宝的文章看，他还是在就事论事，只是回忆了当年跟随胡耀邦下乡视察的一次经历，他说，前些天，我到贵州黔西南察看旱情。走在这片土地上，望着这里的山山水水，我情不自禁地想起24年前随耀邦同志在这里考察调研的情形，尤其是他在兴义派我夜访农户的往事。每念及此，眼前便不断浮现出耀邦同志诚挚坦荡、平易近人的音容笑貌，胸中那积蓄多年的怀念之情如潮水般起伏涌动，久久难以平复。

但温家宝所讲的旱情，现在正在中国的西南肆虐，而由江泽民，李鹏等人推举的新贵薄熙来也于西南的重庆，唱红打黑，风生水起，争得了不少民心，还在4月30日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百强人物，他的野心与手腕都对温家宝构成了威胁，而胡温举起胡耀邦的大旗，的确能和全国最大的毛泽东塑像抗衡，而且还可以唤起人们对薄一波忘恩负义，陷害胡耀邦恶行的回忆和憎恨，由此可见，这是政治上的一着妙棋。

其实，中南海的高层权贵里，习进平是一个最没有野心和权欲的人，我接触了几个报道过他的记者，有的人与其关系相当密切，都评论说他为人平和，宽容，从不公报私仇，故相信海外有关此人主动请辞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这也正是薄熙来大肆表演，燥动不安的原因之一。所以现在对胡温即中南海核心权力构成致命威胁的人是他，而不是另外的人，又因为薄熙来在辽宁工作时与军方将领徐才厚，『徐的亲友在大连长兴岛搞新港开发和房地产，薄鼎力支持，故他名利双收；』吴胜利『海军司令，曾长期任大连海军水面舰艇学院院长，与薄私交密切』,于永波『大连瓦房店原籍，薄及其死党，在他身上也下了不少工夫』等人的交情很深，他随时都有可能发动军事政变，返回北京，独掌大权，故胡温十分担忧。

就资历来讲，薄熙来根本不服温家宝，这是我所深知的。温家宝在文章中说，1986年初，耀邦同志决定利用春节前后半个月时间，率领由中央机关27个部门的30名干部组成的考察访问组，前往贵州、云南、广西的一些贫困地区调研，看望慰的问各族干部群众。耀邦同志想以此举做表率，推动中央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当时，我刚调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不久，耀邦同志让我具体负责组织这次考察访问工作。。。。。。那时，薄熙来刚从中办下派到大连金县当副书记不久，其作风飘浮，惯于内斗，正受到地方官员和群众的排斥，如果不是薄一波求情于北京中南海的高官加以护航，他一定会被大连市副市长唐某某等人赶出滨城，故此薄熙来看到这篇文章，一定别有一种滋味在心头吧！

然而，就多年来的工作表现看，温家宝和薄熙来的执政理念，行事作风很是不同，前者的亲民和实干，后者的浮躁和好斗，形成了鲜明的发差对比。他通过这段回忆展示了自已思想性格发展定形的原因，即胡耀邦的感召和影响，这一点至关重要，也很有说服力。他讲述了1986年2月4日发生的故事，他说，上午，耀邦同志带领考察访问组全体成员从北京出发，前往贵州安顺。由于安顺大雾，飞机临时改降贵阳。当天下午，耀邦同志又换乘面包车奔波4个多小时赶到安顺。晚饭后，耀邦同志召开会议，把考察访问组人员分成三路，分头前往云南文山、广西河池和贵州毕节地区。第二天清晨，耀邦同志带着我和中央办公厅几位同事从安顺出发，乘坐面包车，沿着曲折的山路在黔、滇、桂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中穿行。。。。。。

我想，类似的紧张行程安排，从温家宝的身上也可以见到。接着，温家宝写道，耀邦同志尽管已年过七旬，但每天都争分夺秒地工作。他边走边调研，甚至把吃饭的时间都用上，每天很晚休息。离开安顺后的几天里，耀邦同志先后听取贵州镇宁、关岭、晴隆、普安、盘县和云南富源、师宗、罗平县的汇报，沿途不断与各族群众交流，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他还在罗平县长底乡与苗族、布依族、彝族、汉族群众跳起《民族大团结》舞。2月7日傍晚，耀邦同志风尘仆仆赶到黔西南州首府兴义市，入住在州府低矮破旧的招待所。

温家宝用这些生动细节，是要说明他的工作作风和对自身的影响。他说，时已立春，兴义早晚的天气仍然阴冷潮湿。由于没有暖气，房间里冷冰冰的。我们临时找来3个小暖风机放在耀邦同志的房间，室温也只有摄氏12度左右。经过几天马不停蹄地奔波调研，耀邦同志显得有些疲惫。我劝他晚上好好休息一下，但他仍坚持当晚和黔西南州各族干部群众代表见面。晚饭前，耀邦同志把我叫去：“家宝，给你一个任务，等一会带上几个同志到城外的村子里走走，做些调查研究。记住，不要和地方打招呼。”

这一细节说明了，胡耀邦深知基层官员弄虚作假的手段很普遍，很高明，所以必须提防，才能知道下情，这也正是后面叙述中强调的“耀邦同志下乡时，经常临时改变行程”的原因，但胡耀邦也好，温家宝也罢，都不想或不能搞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比如开放党禁和报禁，提升乡镇民主选举的层次和范围，让群众一人一票直接选举领导人，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对此他们做不到！他们只能在维护现有的政治框架的前提下，靠个人品质和良心办事，这正是一个好人的悲剧之所在！

因此，这篇文章是一个中共僵化体制内的好人，对另一个逝去的大好人的追思，但他同样也只能小心翼翼地回避了政治性敏感问题，比如胡耀邦去世后引发的政治动荡，等等。这说明，他回忆1986年2月跟随耀邦率领考察组，历时半个多月的西南贫困地区之行，其目的，一是暗示党内改革派的势单力孤的艰难处境和运筹帏幄，志在必得的矛盾心情；二是彻底撇清自已与抨击普世价值的那些党内保守派人物的关系；三是唤醒人们对耀邦美好的但却沉睡了的记忆，争取更多民心的支持；四是让人们通过这个风向标看到中国变革的伟大前景。

在文章的结尾处，温家宝概括地总结道：1985年10月，我调到中央办公厅工作后，曾在耀邦同志身边工作近两年。。。。。。1987年1月，耀邦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主要领导职务后，我经常到他家中去看望。1989年4月8日上午，耀邦同志发病抢救时，我一直守护在他身边。4月15日，他猝然去世后，我第一时间赶到医院。1990年12月5日，我送他的骨灰盒到江西共青城安葬。耀邦同志去世后，我每年春节都到他家中看望，总是深情地望着他家客厅悬挂的耀邦同志画像。他远望的目光，坚毅的神情总是给我力量，给我激励，使我更加勤奋工作，为人民服务。

这些都是事实，它有力地说明了，在现有的一党执政的体制内，温家宝不是势力小人，不是两面派，联想到他在汶川地震和青海玉树地震中的表现，特别是在刘晓波获罪的那些日子里，他在某些场合大谈“言者无罪”，其含义深刻。他是被共产党僵化体制镶进了镜框的人：他在向民众真诚地苦笑，委婉地表达他的心情，既想维护共产党的天下，又想拂去漫天的乌云，但这一切均是徒劳的，他和胡耀邦，赵紫阳类似，都是悲剧性的人物！可能只有到了失去权力或倒下时才会知道，前苏联的格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叶利钦的勇气，结合于一体，对中国人民是多么地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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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博会开幕，虚荣心十足的中国政府，照例摆阔耍富，大操大办。据称，当晚所放焰火，比北京奥运会还多了2万多发。而京奥焰火，就比世界历届奥运所放焰火的总数还要多。但上海世博会开幕仪式，却出人意料的简单，演出只一个小时，便匆匆结束。

知情者透露：因抄袭和剽窃屡屡被外国媒体揪住（上海世博会主题曲、吉祥物、“中国馆”造型等，均涉嫌抄袭），世博会内部，自我检查，又发现更多抄袭和剽窃，当局害怕爆出更多丑闻、闹出更多洋相，干脆取消了相当部分已经排练好的节目。

两年前的北京奥运，中南海施出浑身解数，不惜代价，邀请了80国首脑出席，以展现“万邦来仪”的“天朝”气派。上海世博，中南海图谋如法炮制，公开声称，要展开“世博外交”。台前幕后活动多年，砸下无数银子，无奈这份“外交成绩单”，却并不理想，到开幕时，才勉强凑齐20个国家和组织的首脑。

展开名单，西方发达国家中，只有法国总统、荷兰首相和欧盟主席；亚洲发达国家中，只有韩国总统；其他国家政要，则来自诸如北朝鲜、柬埔寨、刚果、加蓬、巴勒斯坦等第三世界。

大多数外国首脑婉拒中共邀请，缺席上海世博，部分原因，源自北京奥运时，他们上当受骗的教训。那时，中南海假装摆出一付要“改变”的样子：开放外国媒体和记者到中国采访；也临时开放了互联网；甚至在国际压力下，假意与达赖喇嘛的代表谈判。一些外国政要以为，二十年前“奥运会带给韩国民主化”的好事可能在中国重演；中国的人权问题、西藏问题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良性解决。

岂料，北京奥运一结束，中共便打翻台子，翻脸不认人。在国内，封锁互联网，日盛一日；践踏人权，变本加厉；干下迫害高智晟、重判刘晓波、主导新疆屠杀等累累重案。在国际上，叫板文明世界，展示强硬嘴脸；甚至悍然中断与达赖喇嘛一方的接触（长达15个月。直到今年初，眼看无法阻挡美国总统会见达赖喇嘛之时，才赶急般地抢先与达赖喇嘛代表“接触”一回）。

多数国家首脑、尤其多数西方国家政要，拒绝出席上海世博会，验证一句西谚：“你可以骗人一时，不可能骗人永久。”死要面子的中共，这一回，并没有捞到多少面子。

“世界在你眼前，我们在你身边。”这是悬挂在虹桥机场的一幅世博标语，仿佛对每一个到访者提醒：你已经被监视。为了世博会，当局调动的保安人员，多达86万，人群中，便衣与线民，比比皆是。

开幕当晚，当局狂放焰火，但涌到黄浦江边的数十万民众，却大呼失望，因为，除了能看到一些灯光，几乎看不见焰火。原来，当局大范围戒严，措施严厉，民众被遥遥隔绝在世博会现场之外，加上高楼大厦的阻挡，焰火什么的，几乎看不到。世博会开幕之日，平日里热闹非凡的浦东，突然变得一片死寂，除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警察，行人和车辆，一律“被消失”。

纵观历史，没有一代“盛世”，是在如此恐惧的气氛中呈现。正如北京奥运会一样，上海世博会，不是人民的盛会，也不是国际的盛会，而仅仅是中共官僚集团的盛会，小圈子里的自娱自乐。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是上海世博会的主题。但，那个“让”字后面，缺少宾语，究竟让谁的生活更美好？显然不是那些为了世博会而被强拆强迁、补偿不公的胡燕们，也不是那些为了世博会而流尽血汗的外地农民工，更不是流离失所、被打被关的访民们。说穿了，不是让劳苦大众的生活更美好，而是让贪官污吏的生活更美好。好一个反讽的世博主题！

就在上海世博园区，有一个被国际上称作“邪恶角落”的展区，集中了伊朗、苏丹、北朝鲜等国的展览馆，它们的主题命名，同样具有反讽的“笑果”：以宗教狂热和信仰歧视著称的伊朗，自命其展馆主题为“多元文化交融的城市”；曾屠杀30万达尔富尔人的苏丹军事当局，自命其展馆主题为“城市与和平”；制造当代饥荒之最的北朝鲜金正日政权，自命其展馆主题为“人民的天堂”。

“胡哥好”，这是世博开幕当夜，在世博轴上打出的灯光标语。立即让人联想到，1984年，中共庆祝建政35周年，游行队伍中，有人打出“小平您好”的标语。据说，那幅标语，由北京大学的几个学生“自发”打出。而5年后，1989年，正是那个曾被学生们颂称“小平您好”的邓小平，调动数十万军队、坦克，对和平请愿的学生和民众大开杀戒，血洗京城。今日，那些高呼“胡哥好”的人，莫非又在讨一个“杀”字？事实上，胡某主导的屠杀，前后已有三轮：1989年，西藏；2008年，西藏；2009年，新疆。

观今日之势，出现在世博轴上的“胡哥好”标语，绝非普通民众“自发”所为。且不说，奴性到这等程度，毕竟少见；就说，当局严格的保安措施，也不可能给任何民众任何作为的空间。推论是，这条标语，只能来自中共政权内部。要么是上海当地官员所为，表现对胡锦涛的阿谀奉承；要么是胡当局指示，自我宣传。

实际上，高高挂出的这条标语，放射的真正含义，乃是胡江权力斗争、胡胜江败的当前结果。上海，是江泽民的权力基地，但上海世博会开幕，好出风头的江，居然没有露脸，跌破世人眼镜。可怜见，任期将尽，“胡锦涛时代”才终于来临？

联想到不久前，现任总理温家宝公开发文缅怀胡耀邦（改革派代表人物），而几乎同时，前副总理曾培炎则公开发文歌颂江泽民（保守派代表人物）。一出对台戏，一直上演到世博会。江泽民首度缺席重大场合，不是权争失势，就是赌气不出；温家宝再度前往青海地震灾区，与其说是“心系灾民”，不如说是赌气不来。愈到任期将尽，温某愈是无所顾忌，似乎公开宣示：我跟他们不一样。他们迷恋荣华富贵，我自牵挂民生民艰。

权力较劲，也泄露另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当今中南海，已经四分五裂；各有其主，各有其从；谁也不服谁，谁也不怕谁。大戏如何收场？世人还可拭目以待。

4月5日清明节，北京的一些朋友举行集会，纪念张志新殉难35周年。今年4月29日，是林昭就义42周年，也有人在准备纪念。著名艺术家严正学已经制作好林昭塑像和张志新塑像。此外，还有人在纪念李九莲，纪念钟海源。

上述几位女性都是殉难者。她们都是因为勇敢地表达自己独立的政治见解而惨遭专制政权杀害。她们是为思想而死，可是她们以身相殉的思想却被封杀，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为人知。尤其是林昭，连她的死刑都是秘密执行的。

我曾经感慨道：历史上那些大名鼎鼎的自由斗士之所以能大名鼎鼎，是因为他们反对的专制暴政还不那么专制不那么暴政。以研究极权主义著称的政治哲学家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在历史上第一次使殉难成为不可能的事”。因为极权主义一手遮天，切断了一切自由的信息交流。极权主义制造了大量的匿名死亡，它甚至还要抹去人们的记忆，使历史成为空白。阿伦特说：西方在最黑暗的时期，也允许杀死的敌人有权被纪念。最专制的政府也给杀死的敌人以荣誉，早期的罗马人迫害基督徒，但是他们仍然允许基督徒写自己的殉难者列传，教会得势后迫害异教徒，但是在对人的悼念中也让异教徒复活。正因为如此，所以一切都没有失去，也永远不会失去。唯有极权主义才制造匿名的死亡――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被死亡，连同死者的一切――甚至包括他们在周围人中的记忆――都被消失得无影无踪，好像从来不曾存在过。

这真是绝对的恐怖。生活在极权社会里的成千上万人，都生活在一种绝对的孤寂之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那么感到无力，都那么容易屈从。

在极权统治下，死亡并非都是匿名的，杀戮并非都是秘密的。因为极权统治者要禁止思想，要让人民不敢思想，这就需要杀鸡给猴看，如果猴子们没看见，鸡岂不是就白杀了？所以极权统治者常常要把杀戮搞得大张旗鼓，张贴布告，召开万人公判大会，游街示众。过去的暴君也搞以言治罪，但他们至少还允许别人留下遗言或者喊一声口号。毛时代甚至要割断临刑者的喉咙，唯恐他／她喊出“反动口号”。在毛时代的处决公告里，思想犯的罪行叙述照例只是空空洞洞的几句话――“该犯一贯思想反动，恶毒攻击党和伟大领袖”云云。它只让你知道哪种思想是危险的，是有罪的，但不让你知道那种思想的具体内容，因为它怕的是思想本身的力量。这才叫真正的扼杀思想。对于思想的勇士而言，死不足惧，但若是把你的思想也一并杀死，让你的死无法产生它应该产生的意义，那才是最最悲哀的。

只有在最黑暗的阶段过去之后，我们才渐渐知道了这些殉难者，知道了他们的名字；也亏得还有些文字侥幸地保留了下来，我们才得以了解到他们的思想。当我们为他们的思想和精神而深受感动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想到，一定还有很多很多英勇的名字，连同他们的思想，业已湮没无闻。

记得1979年张志新的事迹披露报端，诗人雷抒雁写了一首短诗：

她把带血的头颅

放在生命的天平上

使所有的苟活者

都失去了――重量

如今，又过去了30年。当年那一代苟活者多半业已走完人生之路，归于寂灭。而永远年轻的张志新们却仍能令我们感到震撼。此一生彼一生，孰长孰短？一位西班牙诗人说得好：“唯有死者永生。”我想，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重要之事就是，尽力搜集殉难者的故事。死者不能再说话，生者的责任就是使他们的名字、思想和事迹广为流传，永存世间。我们应该有一部《殉难者传》。

就在胡锦涛出席上海世博会贵宾欢迎宴会之前，两起残害儿童的血案震动了中国，面对《优酷网》播出的相关情况的视频，我相信每一个正常的人，看了那些忧心如焚的场景，听到孩子家长和目击者的叙述，夜里都无法顺利地安眠。我想，胡锦涛手下的人不可能不把这个消息呈报他，既然知道了，他就应当改变原定的行程，像对待青海玉树的地震那样，立即赶往泰兴或潍坊，但我在央视的关于世博会的现场直播视频上，还是看到了他和众多高官忙碌的身影，用一句古话表达我的感受吧：情何以堪，夫复何言？

据报道，4月30日上午，一名叫王永来的45岁潍坊男子，因不满刚建好的养鸡场遭当地政府强拆，心怀怨恨，携带铁锤和汽油，强行从山东省潍坊市尚庄小学侧门闯入校园，用铁锤追打学生， 致使5名学前班的孩子被砸伤。其行凶后，将带来的汽油浇在自己身上，并抓住两名学生企图要与他们同归于尽，幸亏教师奋力抢救脱险，结果王永来当场自焚。

而就在此案发生20几个小时之前，4月29日上午9时40分，江苏省泰兴市泰兴镇中心幼儿园，也发生了类似恶性伤人事件，一名男子持刀忽然冲入幼儿园，砍伤32人，包括29名幼儿、2名教师、1名保 安，其 中5人伤势较重，至今到底有几人死亡，由于事件消息被官方严密封锁，真相尚不明朗。

我们还有印象，就在此事出现的前一天，即4月28日上午9时，福建省南平市3.23凶杀案的罪犯郑民生，刚被执行了死刑，他曾杀死8名孩子，重伤5名小学生。但死刑并未象官方想像得那样，起到震慑作用，随后就发生了广东省雷州小学砍人事件。一名男子在4月28日下午的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学行凶，16名学生和1名教师受伤，目前暂无生命危险。另据报道，此前还有广西合浦男子砍死8岁小学生的惨案：4月12日16时30分左右，广西合浦县西镇小学门前约400米处，发生了凶杀事件，2名死者中一名为8岁小学生，另一名为老年女性。5名伤者包括两名小学生、一名未入学小孩和一对中年夫妇。总之，据报道统计，在35天里，发生了多达5起校园或幼儿园惨案。

我想，古人云：民不怕死奈何以死惧之？以上惨案的情节大同小异，至少有三个特点：一是杀人的凶手都因种种原因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或是房屋折迁，或是失业贫困；二是他们都希望通过抓“替死鬼”的办法，引起社会轰动效应，和众人的关注；三是凶手都针对年幼弱小的孩子。因此这大面积集中出现的，绝对不是简单的一般性的刑事案件，我们在强烈谴责杀人凶手的同时，应当高度重视人们社会心理的溃败和巨变，深刻反思一党独大，制度上的缺欠和其执政能力的丧失，以及社会变革的不可避免性和危机的日益临近，而胡温似乎还在按部就班地原地踏步，真是令人忧心！

中国倾全国之力，刚举办过了奥运会，现在又搞了上海世博会，的确令世人刮目相看。笔者感同身受，80年代初，我太太在大连市政府外事办工作时，曾带领大连杂技团水流星演出小组首次访问加拿大，此间也参加了在温哥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那时我在大连刚买了一台电视机，在新闻节目中看到了豪华的会馆，十分惊叹，但1999年我初访加拿大时，找到了那个会址，其建筑物陈旧落后，远不如大连的楼堂馆所，令我失望，而如今看到上海的世博会的场馆更是富丽堂皇，令人叹为观止！故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的确很好，但共产党拒绝政治体制改革，使中国误入了岐途：两极贫富分化使人心燥动不安，官商勾结使许多百姓利益被强行剥夺，人们在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却失掉了言论自由和高贵，尊严，幸福感，社会上侵犯人权和私有财产，并导致严重后果的案件屡屡发生，比如，唐福珍自焚案和上海“世博难民”胡燕，正在进行的“麻雀行动”，到纽约的联合国大楼前上访。等等，这些都充份说明了，经济改革没有配套的政治改革，必将使中国成为人类社会前进的跛脚鸭，不仅导致本国社会生态的失衡，而且将影响整个人类的文明进程，上述接连不断的凶杀案，就是这样的晴雨表，它以血淋淋的场面警告胡温政权，如不审时度势，当即立断，悔之晚矣！

通俗地讲，像上述杀人犯在作案之前，均是普通人，与我们每个人并无两样，这些人我在狱中见到很多，他们犯罪的原因主要是贫困仇富或私情复仇造成的心理失衡，而杀害孩子的歹徒显然属于前者，假如中共在举办上海世博会的同时，能从经费里划出一部份来搞一个允许公民游行示威，抗议，表达不满的场所，是最佳选择，也至关重要。我看，假如各地都有这样类似的地方，好处多多：一是可以免除上访民众的车船劳顿之苦，也减轻了警察的截访阻挠的负担；二是有力地渲泄了民众心里的怒火和怨愤，避免了上述情况的频发；三是给各级官员施加了精神压力，迫使他们为老百姓谋利，真是百利而无一害！这有什么不好呢？共产党不是自称是“三个代表”的典型吗？不是口口声声鼓吹“科学发展观”吗？我看，每个城市乡村都划一块地方为民众示威区，既符合宪法的有关规定，又适应民众的急迫要求，并化解了社会冲突，也免得自已的公民进行国际上访，使胡温及国家大丢面子，这才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呢！这才是科学发展观呢！何乐而不为呢？！

不过，话又说回来，共产党49年建国以来失误太多，积怨太深，邓小平搞改革开放，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释放了一些民愤，但不幸“六四”事件又雪上加霜，假如开放示威区，恐怕一发而不可收拾，大概，这就是胡温进退两难，犹豫不决的主要原因吧！然而，长痛不如短痛，胡锦涛时代既将结束，中南海的高层决策者大都已是年过半百的老人了，为了我们的孩子们上学前不必留遗书，为了他们能安全健康地活着，永远地免于恐惧，为了从根本上化解激烈的社会矛盾，避免大的社会动荡和灾难，我奉劝他们还是明智些吧，人生不过百年，雁过留声，人去留名，财富再多，死了都是废纸，房子再多，死了都是石头瓦块，既使让“富二代”转移到海外，社会一旦裂变，人民也会追查其于天涯海角…所以，想开点吧！胡温，赶快地，果断地，拿出你们面对地震灾难时的勇气和力量，平反六四，解除党禁和报禁，为中华民族开启一个新的时代！时不我待！时不再来！

2010年5月3日于多伦多

看到杨建利博士为世博难民胡燕发起的“麻雀护巢行动”，自然地想起《乌鸦与麻雀》这部老电影。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乌鸦与麻雀》这部电影几乎家喻户晓。 影片故事发生在1948年冬天上海的一幢弄堂房子里。故事讲的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国防部某科长侯义伯，为了在上海安置外室（现在叫二奶），设计诬指某报馆校对孔有文有“通共匪”嫌疑，于是借此强行霸占了孔的整幢房产，把孔有文赶到后客堂一隅蜗居。侯义伯和二奶住在二楼，并将多余的房间分别出租给中学教员华洁之夫妇和摊贩萧老板夫妇。此时，国民党政权正风雨飘摇，侯义伯预感形势不妙，想赶走房客把孔有文的房子脱手套现，拿钱走人。孔有文怯懦无奈，不敢挺身维护自己的权利，另外的住户也慑于侯义伯是当官的，不敢抗争，只好各自打如意算盘，祈望能够比其他人侥幸。但是这几家人却连连遭难，萧老板夫妇炒黄金蚀本、挨打，抵押给侯义伯的钱财被侵吞；华先生被胁迫为当局当特务，因为不从反而被指控“鼓动学潮”遭逮捕入狱；而华太太向侯义伯求援反遭调戏。由于三家人都被逼得走投无路，因而决定联合起来抗争。这时国民党政府垮台，侯义伯逃走，三家人喜庆新年。在影片中，编导者将“乌鸦”隐喻为国民党政权，“麻雀”比喻为市民百姓。

电影《乌鸦与麻雀》可算是1949年中共掌政前夕，左派文坛制作的著名电影作品。剧本的创作阵容强大，包括当年知名左派作家和演艺人士郑君里、赵丹、沈浮、徐韬、王林谷和陈白尘。演员阵容也是囊括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知名左派演员如：赵丹、吴茵、黄宗英、孙道临、上官云珠、魏鹤龄、李天济等。由于电影讽刺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垮台前的惶惶不可终日，因此受到了中共当局的特别重视和嘉奖。

而今天如果我们重新观看这部电影，就会有时光倒流的感慨。今天的中共政权的腐败程度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远远超过当年国民党政府不知道多少倍。而中共政权的贪渎搜刮、穷凶极恶，滥用公权力欺压迫害人民几乎是历史上任何政权都无法比拟的。

眼下活生生的例子就是每天在联合国门前示威请愿的上海市民胡燕的“麻雀护巢行动”。胡燕在日前发出的声明中说：“我叫胡燕，因上海世博会动迁而失去了家园，我和丈夫因维护自己的权益遭到上海市政府的粗暴对待，我的丈夫两次被拘留，多次被关押,其他家人也受到了株连。万般无奈，我根据上海世博局官员张华鑫先生的指示，手持他亲笔开具的路条来到美国联合国总部上访。”

盛大豪华的上海世博会开幕在即，而胡燕却因为失去家园要每天到联合国门前请愿。今天和胡燕通电话，知道纽约天寒大雨，而她不得不在寒风苦雨中坚持。当然，这只小小的麻雀还有个广阔的天空，还能鸣叫喊冤。而其他那些成千上万失去家园的中国人，却连请愿这样的权利和机会也没有。我们现在几乎天天看到有人因为抗拒暴力拆迁被打伤打残的信息。有敢于到天子脚下喊冤的人，不是被关黑监狱就是被关精神病院。

胡燕能够千辛万苦来到美国，到联合国门前请愿的“麻雀护巢行动”算是破天荒而又幸运的壮举了。这只勇敢坚强善良柔弱的麻雀，每天都在获取更多世人的理解和支持。而这种理解和支持一定会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最终战胜乌鸦。

胡燕在声明中感谢各界对她的关注和帮助，她特别说到，这不仅在帮助胡燕一个难民，一个个案，也是在帮助所有的世博会难民，也是在帮助中国的无权的普通公民，促其提高公民权利意识，在行动中形成力量，维护自己和他人的权益。

胡燕的“麻雀护巢行动”每坚持一天，就有一天的积累和效果；每坚持一个小时，就是一个小时的见证和赢得人心。只要持之以恒，因为时间、正义、人心、舆论、法制都站在胡燕一边。所以，胡燕这只麻雀一定会战胜乌鸦，保护住自己的小巢，自己的家园。

2001年4月26日

每到唇枪舌战的总统选举年，许多美国人便打趣说：“我们不是在选美国总统，而是在选世界总统。”这句话固然体现出美国人特有的骄傲与浪漫的性格，却也部分地道出美国总统的实际功能：美国总统处理国内事务时，在三权分立的权力格局中处处受限，甚至不能自作主张地罢免首都华盛顿的市长乃至警察局长；但是，他处理国际事务时，却享有其他任何国家的元首都不具备的巨大权力，这是由近一百年来美国在全球的地位所决定的，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即便近年来受反恐战争的拖累和金融危机的打击，美国也只是伤及了一点皮毛而已，根本还没有伤筋动骨。

你所不知道的“右翼美国”

职之是故，普通的美国人可以不必了解美国之外的世界，但世界其他国家的人都需要了解美国。然而，大部分外国人了解的美国与真实的美国之间，存在着鸡同鸭讲般的错位。比如，一般的中国人都是从好莱坞电影中认识美国的，他们看到的美国就是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和拉斯维加斯几个大城市，纸醉金迷、喧嚣浮华、充满暴力与色情。一般的中国人根本不了解美国有一望无垠的腹地，有中部和南部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乡村和小镇。在美国电影里，政府高官、国会议员乃至总统通常都是坏人，让人感到这个国家简直太黑暗了；但是，中国演员姜文到美国转了一圈之后，若有所思地说：“美国的坏人怎么都在电影里？”中国知识分子最推崇的，是赛义德、苏珊?桑塔格和乔姆斯基这些占据大学与主流媒体的美国左翼知识分子，这批名士对美国和资本主义体制的咒骂让大家心有戚戚焉，这批名士发明的“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等花里胡哨的理论更是被奉为圭臬。极不对称的是，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对保守主义的美国一无所知，他们从未听说过巴克利的名字：正是这位以《上帝与耶鲁》一书抨击敌视上帝的母校的耶鲁毕业生，创办了宣扬保守主义的小众刊物《国民评论》，最终将里根推上总统职位并带来此后三十年保守主义的兴起。他们从未听说过克里斯托尔的名字：这位思维敏捷、具有沟通交际和组建机构才干的知识分子，创办了《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等杂志，并筹集奖学金资助最优秀的学生，被誉为保守主义运动的“无形之手”。他们不知道传统基金会、企业研究所、哈德逊基金会和胡佛研究所等保守主义智库对美国决策层的影响力，对施特劳斯和布鲁姆等保守主义学者的著作与思想不感兴趣，当然也不知道本内特为何许人也，更没有读过本内特所著的“一部重要的保守主义事业的美国历史”——《美国通史》。

你可以不同意保守主义的立场，甚至带着有色眼镜看待所谓的“右翼美国”。但如果你对美国的这一面一无所知，你就算不上真正了解美国，你对美国的很多社会现象亦无法理解。比如，为什么那么多美国人拼命捍卫持枪权、反对堕胎和同性婚姻合法化？为什么美国的大部分州都保留了死刑？为什么美国不像许多欧洲国家那样设立国教，但美国的基督教精神却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浓厚？为什么在一个“政治正确”越来越“神圣化”的时代，有那么多美国人依然坚持“政治不正确”，例如有超过半数的美国人不相信进化论是真理？法国思想家索尔孟在《美国制造》一书中惊讶地写道：“美国人中怎么有那么多人信教并实践礼拜呢？百分之九十七的人信教，百分之四十的人每周做一次礼拜，百分之六十的人宣称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所有教派的特点都是信徒门的积极参与，一般来说是热情满怀，发自内心的感受，亲身体验的感受。”索尔孟发现，美国人对宗教信仰的热情，比起一百多年前他的前辈、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的描述来，并没有减弱。

这些问题都可以在本内特的《美国通史》一书中找到答案。本内特是这样一个美国人：他是里根的忠实追随者，在里根内阁中担任过教育部长，在老布什政府中担任过全国毒品控制政策主任。虽然当过政府高官，却希望政府越小越好，政府管的事越少越好，甚至呼吁撤销“没有做过什么好事”的教育部。他是美国最受欢迎的电台节目《美国早晨》的主持人，也是超级畅销书作家，他编写的《美德书》不断重版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时代》周刊甚至建议，应当像产品说明书一样，将《美德书》分发给每对新生婴儿的父母。本内特被称为是“共和党人传统价值派的首席发言人”、关于“自豪、爱国、信仰和道德等题目的最受欢迎的社会评论家”。作为一名学识渊博的学者，本内特深知历史的重要性。左翼知识分子一直试图颠覆五月花以来美国的立国根基——对上帝的信仰，竭力贬抑美国的清教徒传统。所以，他以一人之力完成了这部篇幅浩大、主旨明确的《美国通史》，以此来“为我们的文化和孩子们而奋斗”。

一部重新找回开国之父们的梦想与希望的《美国通史》

本内特的《美国通史》重新寻回了开国之父们的梦想与希望，价值与信仰。华盛顿就任总统时手按圣经宣誓，从此这成为美国总统就职典礼上必不可少的仪式。华盛顿在誓词中加上“上帝佑我”这句话，此后每个总统重复这句话也成为一个传统。这位伟大而谦逊的清教徒对国会议员们说，上天认定共和的模式——即“自由的圣火”——已经被置于美国人民手中。从那个时候起，美国人便有了“山巅之国”和“上帝之城”的愿景。即便是离保守主义最远的民主党总统肯尼迪，亦在就职演说中重申对《独立宣言》理想的信奉：“人的权利不是来自国家的宽宏大量，而是来自上帝。”他还说：“让我们勇往直前引领我们热爱的祖国走向繁荣，请求上帝的保佑和帮助，我们仅仅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上帝的工作就是我们自己必须完成的事业。”美国的保守主义者都有强烈的“天命”的观念。比如，本内特将南北战争、一战、二战与冷战看作是上帝对美国的四次重大考验。他在完成这本通史的时候，“九?一一”以及反恐战争还没有爆发。否则，坚定地支持伊拉克战争的本内特，必定会将整个反恐战争列为美国面临的第五次考验。

在追溯独立战争时代英雄们史诗般的事迹的时候，本内特告诉读者，所谓的“大陆军”根本不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而是被英军视为“乌合之众”的民兵。从将军到士兵，手中的武器大都是其私有财产。正是首先确保了公民拥有武器的权利，才确保了私有财产和个人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并使得美国永远不会出现闯进民宅为所欲为的党卫军和红卫兵。在论述开国之父们的功勋与分歧的时候，本内特还特别表彰了作为宪法之父和《权利法案》作者的麦迪逊，“既有信仰又倡导自由——这就是麦迪逊的成就”。麦迪逊的谦逊与羞怯，让他的伟大成就并未得到史家的充分评估。虽然华盛顿市中心有杰斐逊纪念堂而没有麦迪逊纪念堂，但实际上，代表清教徒一翼的麦迪逊对美国精神的影响，要大于代表启蒙主义者一翼的杰斐逊。本内特在论及他亲身经历的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历史时，更是褒贬分明。他认为，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美国深陷于越战，年轻人成为“垮掉的一代”，左翼革命思潮此起彼伏，堪称“蝗虫侵蚀的岁月”；而八十年代力挽狂澜的里根，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总统，里根不仅复兴了美国的经济与自信，而且使美国成为“决定这个世界免于向黑暗时代倒退的关键”。二零零四年，我在华盛顿目睹了里根的那场万人空巷的国葬，深深感受到里根在美国民众心目之中地位之崇高。

美国的“内在的气质和内在的光明”是什么？

《美国通史》是一部充满细节和故事的历史，作者并没有将自己的观念和立场强迫灌输给读者，而是通过细节和故事来启发读者自发地思考。比如，关于美国与苏联的差异，本内特用了一个颇有意思的细节便生动地呈现出来：当苏联在征服空间的竞争中领先时，苏联人认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取得了胜利。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蔡娅?斯威尔蒂落娃宣布：“人类征服了宇宙，他就学习相信自己。依赖任何自身以外的力量是荒唐的。相信上帝的人们现在将会抛弃上帝。这种相信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自然。人将比上帝强大。”不久，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安全着陆并走出了第一步，优势重新转移到美国这一边。就在阿姆斯特朗走出历史性的那一步的时候，他的同事阿尔谢林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记念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他倒出葡萄酒，在月球只有地球六分之一的引力作用下，酒液几乎跑出他的小杯子。他手拿着薄饼，静静地读着圣经中的一段话：“我是葡萄树而里是葡萄枝，无论是谁，心中有我，我心中有他，就会产生更多果实；离开我，你就会一无所获。”形成显明对比的是：一个是驱逐上帝、以自己为上帝的国家，一个是尊崇上帝、敬畏上帝的国家，哪个国家会在这场竞争中取胜呢？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将俄国革命定义为“无神论的国家社会主义”。他认为，苏维埃法律的基础是一种无神论图景，它预设基础是人之自然本性的善，然而这种所谓的善却成为民众崇拜独裁者的催化剂。在这个乌托邦图景中，正是由于信仰的缺失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而在美国，正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玛丽?斯特劳所说：“我们民主传统的精髓就在于对人性不可避免的缺陷的一种麦迪逊式的洞察和理解。因此我们创立各式制度，通过诸种途径，制衡个体的恶，进而引导其为更大的、公共的善服务。”换言之，美国的自由、民主和富强的根基就在于确认人自身无法克服的罪性的基督教信仰，“如果没有坚不可摧的信仰，我们也就不会接受诸如普遍的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宽容和谦逊这些伟大的理想”。这正是本内特的《美国通史》所揭示的、也是中国学者于歌描述过的“美国的本质”：美国的爱国主义不仅根植于公民对国家的热爱，还根植于公民对美国所秉持的价值观的信服。我在美国访问的时候发现，许多美国人都喜欢自发地展示国旗，咏唱国歌。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百分之八十的美国人对美国感到自豪，其比例远远高于欧洲；超过百分之六十的美国人认为，自己的文化和价值优于其他文化和价值。因此，用美国学者斯蒂芬森的话来说：“一个美国人说他热爱国家时，不仅意味着热爱新英格兰的山冈，阳光照耀下的大草原，一望无垠的高地平原，雄伟的山脉和辽阔的大海。他还暗示热爱一种内在的气质，内在的光明。置身其中，自由得以延续，自尊得以呼吸。”

本内特的《美国通史》是一首自由的赞美诗，同时他也没有刻意回避阳光背后的阴影。而今天的美国，正是在阳光与阴影之间，在一个充满危险和挑战的世界中，坚守着自身的价值，就连最左翼的美国报纸《纽约时报》也如是说：“一个国家的自尊不应该源自它在全球的实力，而应该源于它的文化价值和成就。正面临衰退前景的美国可以做的最好的事情，莫过于继续坚持其自身文明所蕴含的高贵传统。”

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一日

元月十九日我们六人从黄坑公社出发，又是急行军。经湖口、经过我们进入广东的第一个县城南雄，过而不停，又过古市，晚上宿马市公社。走了九十四里路。这条道上，长征队甚多，拦阻过往汽车的红卫兵也很多。

这天我们六个人没有排队走，走着走着，就走散了。不知怎的，我拐了脚，便捡起一根棍子拄着走。走不多时，就遇上几个红卫兵与一个司机争执不休。红卫兵一定要搭车，司机说，他的车是油罐车，不能载人，何况最高指示要求红卫兵徒步串联，坐车是违背毛主席教导的。红卫兵则唱起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的语录歌。正巧我一瘸一拐地经过，那司机立刻对拦他的车的红卫兵讲，“你们看，那个红卫兵脚受了伤，还坚持步行，你们应该向他学习。”那些红卫兵便用敌视的目光看我。我感到很狼狈，既讨厌那些红卫兵，又讨厌司机拉扯上我，赶快离开。

但那个司机却赶了上来，原来他眼神好，看见了我胸襟上有他渴望的东西。当时我胸前佩戴着一大一小两枚毛主席像章，和参观韶山、井冈山、瑞金的三枚纪念章；真像是战功卓著的大兵，走起路来叮叮当当。那司机向我提议，他要换我的参观井冈山纪念章。这个，我是极不愿意出让的。但是他却拿出一个小小的以毛著单行本封面为图案的纪念章，就是缩小的一本《为人民服务》的封面，很是精致，白底，红条，黑字，爽心悦目。我不由得动心了，犹豫着。他便加了一个毛像章，我不好推却，便成交了。可是成交后，拿在手里细看，发现有瑕疵；不免感到懊丧，但也不好反悔。这时几个红卫兵又上来要交换像章，我赶忙逃走了。走出去很远，回头一看，那司机和那些红卫兵头攒在一起比比划划，显然还在交换像章，而且吸引来来往往的其他红卫兵参加进去。

我低头看那枚已经有磨损的“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心想这交易大大吃亏。上一趟井冈山多么不容易啊！纪念章那是永恒的纪念，回校可以大大炫耀。竟在此地失去。唉，都怪我心太软。当然那“为人民服务”也太诱人，不仅造型独特，而且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胸前永远都是一枚“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我不划算，我是禁不住人家苦求，但答应了又后悔不迭，好没有出息的性格啊！

这样胡思乱想着，一辆车从我身后鸣着喇叭超过我，绝尘而去。正是那油罐车。那司机目不斜视，明显的占了便宜便变脸不认人的面孔。油罐两侧有栏杆，上面扒着那些红卫兵，他们得意洋洋地看着我一瘸一拐地落在后面。有人还不怀好意地唱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我掉过脸，等车走远了，才又踽踽独行。

第二天，元月二十日，我们从马市出发，走了二十八里路。来到始兴县。始兴是个小县，我们在此吃午饭，再狠狠赶路。正在接待站吃饭时，有几个工人模样的人找到我们。他们操着浓重的广东腔官话，七嘴八舌地向我们讲述事情。看得出来，他们把我们奉若神明。

原来他们是附近一家国营钨矿上的工人，在矿上造反，受到压制，于是来搬红卫兵帮助他们。这时正赶上上海发生了一月风暴，中央文革电贺上海工人造反派夺权胜利，一时之间，全国掀起造反夺权的狂飙。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天经地义！现在居然还敢有人压制，妈妈的！他们绝对是林彪所说的第三种人或者第四种人。此前我们在长征道上传抄到小道消息，十二月林彪在一次干部会议上发表“农村上下左右一起搞，两个席卷，一个震动”的讲话，林彪号召进一步实行大民主，依靠贫下中农和红卫兵，革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的命。大字报上说，林彪分析干部有五种情况，一，能跟上主席思想、在游泳中已经游过去了；二，在游泳中淹得够呛但也算过去了；三，游得很吃力，结果是淹死了；四，不下水，不革命，口头上也说几句革命的话，但什么都是人家的不对；五，也在那里游泳，确实身体不好，游到半途了，没有力量了，需要大家的帮助。

那几个工人说得我们六个人全火了，立刻就要动身出发去支持他们造反。那几个工人见我们答应去，很高兴，给我们详细指点路径，又说他们先回去给我们准备住宿，让我们后面来。说罢他们就坐上汽车走了。我们分析，大概他们不想在矿区造成外出搬援兵的印象，要让众人把红卫兵看成是毛主席派去的人。这样一想，我们决定在始兴住一天，第二天再继续步行前往矿区。我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计划，就此无限期地搁置了。

二十一日，我们从始兴出发，经罗坝公社，到石人障钨矿，共四十六里路。

这钨矿的地名叫石人嶂，在深山里，我们一路往山里钻，好在是公路，盘旋曲折，终于到了矿区。山里的景色，仿佛是北方的深秋。一幢幢房屋高高低低错落在山坡上，往山下看，二三十里外的罗坝公社历历在目，那是一块小平原，麦苗青青，阳光明媚，但山里，山高林密，很阴暗。据工人介绍，此地是粤、闽、赣三省交界处，山那面就是福建，有畲族山民。

元月二十二日，我们住到石人障矿梅子窝坑口工人宿舍。先开始调查研究。

虽然我们花了一两天的功夫做调查研究，但是已经有了先入之见，故听的皆是一面之词。当权派及其支持者，对我们敬而远之，我们也根本不理睬他们。

据造反派介绍，六六年九月份，矿区才开始搞文化大革命，传达十六条。一个罗姓工人起来贴大字报造反，当权派立刻把他打成反革命。当权派还不准组织红卫兵，说红卫兵是学生组织。但后来当权派自己组织红卫兵，条件是二十五岁以下的红五类出身的人。必须是本人成分和社会关系是工人和贫下中农，才是红五类。如果妻子是黑五类，丈夫是红五类，两人都算是黑五类。至于贴大字报，亦有党支部审查并留底。大字报的内容由文革小组成员布置，成员由指导员担任。广播站由当权派控制。广播稿由工会主席决定。造反派搞了一回联合行动，给工会主席贴大字报，工会主席立刻开大会攻击造反派。造反派成立了无产阶级联合造反兵团，采取了查封黑材料的革命行动。工会主席很嚣张，不准查封。矿党总支书记老奸巨猾，一直不公开露面。他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生产很受影响，干部撒手不管，把问题推给工人群众。过去领导不关心群众，现在突然非常关心，小恩小惠，欺骗群众。总之，矿区造反之火刚点起，造反派敢闯了，受蒙蔽的群众开始觉悟，当权派耍新花招，背后恐吓工人，于是一些造了反的工人又跑到当权派那里做检查。

我们自认为掌握了情况，便投入战斗。首先勒令工会主席到会议室接受我们质问。主席名叫林绿草，三十几岁年纪，个头短小，很是精明强悍。他手拿毛主席语录，胸前也是多枚毛主席像章。

这林绿草态度十分强硬，我们要求他做检查，他满不在乎地侃侃而谈：前一段时期自觉不自觉地执行了反动路线，没有按十六条去做，对十六条中的第三条“放手发动群众”理解不够，群众起来后怕出乱子，自己怕戴帽子，私心杂念很多喽……。

他居然“喽”了起来。于是我们打断他的话，喝问：“外地红卫兵有没有问你的权力？”他回答：“有，很有，”我们问他：“为什么镇压造反派罗汉江？韩某？”他回答：“我没有镇压，而且很支持，我打电话支持他们。”这一回答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林绿草虽低着头站着，但两只眼睛骨碌骨碌地转，见堵我们的嘴成功，便顾左右而言他，说矿区文革破四旧搞得不错，附近的地质队则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讲着讲着，他的态度更加强硬，以至于义正词严地宣告：“我们单位是四清过的，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是红旗支部，炮打党支部，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见他如此嚣张，我们恨不得上前打他几个耳光。然而武斗在此时尚未成为时髦，就我们几个而言，压根儿也没有往武力解决上想。质问会匆匆结束，我们决定搜集他的材料，给他贴大字报，用大字报驳斥他的谬论，揭发他的罪行，把他搞臭。工人造反派也同意这么办，于是由他们说，我们写。一天之内，给林绿草的大字报贴满了食堂的墙壁。

这个林绿草确实是工人又恨又怕的人物，四清运动他是领导者之一，他提出了“温水洗澡、顺水洗澡、清水洗澡”的口号，总之人人得洗澡。所谓洗澡，就是做检查，挨批判，正是巧立名目整群众。他还搞了个“三老”典型，三个工人被定为“老落后”，交给他们一个任务；现身说法，表演“三老”丑剧，自己损自己，供人们开心。这个林绿草，如此可恶，我们一定要扳倒他。

我们一面写大字报，一面下井劳动。所谓下井，只不过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而已。我曾当过六个月的井下矿工，此时下井有旧地重游的感觉。队友们则大大地开了眼界。

收音机里忽然传来在欧洲留学的中国留学生遭受苏修血腥镇压的消息。六人之中，我是中文系，于是，受众人委托，我以“甘肃师大小红军长征队全体战士”的名义，向回国的留欧学生写信慰问。这封信充满了时代精神，抄录如下：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甘肃师大小红军长征队全体战士从收音机里听到你们在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途径莫斯科，拜谒列宁斯大林陵墓时，在红场上竟然遭受苏修军警特务血腥镇压的消息时，感到万分愤慨！在这里，我们向苏修统治集团提出最最强烈、最最严正的抗议！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青年，不是好惹的！

“现在，当着他们埋在我们国家内的定时炸弹被挖掉的时候，当着我们在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向那些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时候，他们竟敢实行疯狂的报复，这笔帐我们要牢牢地记下来！告诉苏修统治集团，你们越是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你们失败的越是快！越是惨！我们红卫兵说话是算数的！我们一定要大造特造你们的反，你们欠我们的血债，有一天总要找你们当面算清的。

“亲爱的同志们：当我们接着听到你们在敌人的毒打下齐声朗诵毛主席语录，高唱《国际歌》，以及奋不顾身地抢护红宝书，同敌人进行英勇搏斗的情景时，我们个个心血沸腾，忍不住流下激动和钦佩的泪水。特别是当我们现在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做艰苦斗争的时候，你们同苏修英勇斗争的事迹给我们增添了百倍的勇气和信心！我们一定要好好向你们学习，毛主席的声音，就是我们战斗的力量！我们一定要和广大工人群众紧密地结合起来，舍得一身剐，誓把党内走资本主席道路的当权派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拉下马！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目前，在毛主席的伟大战斗号召下，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夺权的伟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祝愿你们早日恢复健康，让我们共同在一起，彻底埋葬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让苏修混蛋老爷们在我们面前发抖吧！

“我们长征队全体战士寄给你们一束井冈山的松叶，表示我们的心意！

“最后让我们高呼：打倒现代修正主义！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是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七日写的。我们到石人嶂钨矿已经六天了。信寄出去了，同时也在矿区广播站播放了，还写成大字报张贴了，毫无疑问，这信也是冲着林绿草们写的。

将近三十年后的九十年代，我重读此信，哭笑不得。既感羞愧又觉恶心。我为我的青春悲哀。我们的青春就是如此这般地耗去了。信用的是当时的标准语言，苍白狂热，虚声恫吓，把不相干的事拉扯过来，把它捆绑在正受讨伐的对象身上，因风放火，究竟恨苏修和恨林绿草哪个多一些？必定是恨林绿草多一些。

——林绿草是制度的代表者，他迫害工人，工人也只能乘文革中昙花一现的大民主对他进行反抗。但是这样的反抗能改变工人们的命运吗？随着几个月后血腥武斗的爆发，以及两年后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恐怖的政治运动的接踵而至，那些反抗林绿草的工人，肯定会被毛的制度残酷地消灭。

隔了两天，我们的小红军长征队又贴出大字报，坚决响应国务院关于今年春节不放假的通知，这还是队友们让我起草的，大字报写道：“全体革命造反派同志们：国务院根据革命群众的要求，决定今年春节不放假，这是对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的有力支持，也是对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企图利用春节瓦解革命造反派斗志，进行反革命反扑的阴谋诡计的沉重打击。我们坚决响应！坚决执行！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同志们，现在是斗争的关键时刻，我们绝不可有稍微的松懈，一定要乘胜追击，不要给走资派和坚持资反路线的顽固分子任何喘息的机会！在春节期间，我们一定要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高潮，出满勤，多生产，用优异的成绩向毛主席报喜！过一个有意义的革命化的春节！”

几十年过去之后，我重读我的杰作，我发现我有绝对的资格当御用文人，虽然我顶顶鄙视此类文人。你看我写的多么冠冕堂皇！多么善使春秋笔法？多么懂得以笔含杀机的诀窍？我们整治林绿草他们很坚决，潜意识里的动机恐怕还是因为他们是官，而我曾被官整过。现在我又使起官整我时的伎俩来，亦是娴熟而得心应手。呜呼！中国人！这样的官与民，岂能以正义与邪恶区别开来？只能是以毒攻毒，以暴易暴，永远在“成则王侯败为寇”的怪圈里循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