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斯康辛大学的郭建教授最近在谈到当代中国人的记忆遗忘症时有一个很精辟的见解，他认为：由于“当政者对自身行为的文饰及对民间舆论的压制，历史总不断面临被封杀、被扭曲、被遗忘的危险。这一现象在当代尤其明显，以至于形成这样一个悖论：与老年人记忆减退的模式相仿，越是切近的往事，在当代人的记忆中，越为淡薄；二十年前（六四）、四十年前（文革）、五十年前（大跃进、大饥荒）发生的事倒不如两千年前发生的事显得清晰。” （“文以载史，拒绝遗忘——介绍《墓碑》和《文革死难者》”）对于五十年前的反右运动来说，人们的记忆遗忘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在近三年来编撰《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1957-》的过程中，我有机会接触到了大量的历史档案。不仅阅读时触目惊心，掩卷后更使人长思不已。这里就挑选几份有意义也很有趣的原始档案，和读者一起分享一下，并进一步说明我们今天拒绝遗忘的重要性。
委派的“卧底”和志愿的告密者
前些日子，由章诒和女士的大作引起了一场有关反右运动中的“告密者”的风波。因为涉及到著名的学者作家冯亦代等人，不少朋友至今还不相信这些文化名人曾是当年的“告密者”。其实，中共委派“卧底”（或称“特务”）打入异议群体，以“无间道”来控制和瓦解反对派阵营并非现在才为人知的新鲜事。北大著名的右派学生陈奉孝先生很早就回忆过：1957年在他们北大“《广场》右派集团”里有一位叫谭金水的东语系学生，曾经活跃非凡，但最后却不见判刑和任何处理，其实是北大党委派来的告密者。无独有偶，十年前同样也是发生在北大的杨子立等四人的“新青年学会”一案，也是因为安全部的“卧底”李宇宙的出卖才最后成立。
与这些被有关部门委派的“卧底”不同，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还出现了为数不少的“自愿告密者”。在新华社供中共高级干部乃至毛泽东阅读的《内部参考》（即《大参考》）中就有不少这样的记载。下面是一篇此类历史档案的实录：
章伯钧的动向
人民日报记者 刘时平
1957年6月15日；载1957年6月2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16日的晚上，有农工民主党的党员王襄来电话，要向报社反映他“与章伯钧的一席话”的内幕。
在15日晚六时半，王襄到章伯钧家里吃饭。在谈话中，章伯钧一再表示：他苦闷得很，想退下来，保留一个政协委员，读读古书。然后他问王襄：你看我的几次发言中，主要的错误在哪里？没等王襄回答问题，章伯钧又问：是不是“文字改革”？王襄说：我看主要是关于国务院开会拿出成品来的问题。章伯钧又问他：“你怎么会这样想呢”？王襄说：因为政治设计院的问题，还没成为事实，只是说说而已。你所说的国务院拿出成品让大家举手通过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你也都参加过。
王襄说到这里，特别强调章伯钧有个思想顾虑，会不会一棍子打死。接下去章伯钧向王襄说：我看那些都不是主要问题，主要是有两个问题，共产党想借这次整风把他一棍子打死。一个问题，章伯钧说是南京问题，邵力子知道；另一个问题，是他出国时，向赫鲁晓夫谈了很多话，共产党不同意。所以要乘机整我。
接着章伯钧问王襄：你听到共产党要准备如何对我？王襄说不知道。王襄说他用马哲民(民盟武汉支部负责人，中南财经学院院长)的话说他过去认为是共产党的尾巴，有人问马哲民今天的看法如何？王襄说他想以此为例，问章伯钧对民主党派是共产党的助手，今天的看法如何？章伯钧的话大意说：只能被共产党领导，跟着走；不能“分庭抗礼”，因此只能做无名英雄，所以“苦闷得很”。王襄向记者说：他认为“分庭抗礼”是章伯钧的主要思想根源。
接着章伯钧对王襄说：章乃器当着王昆仑的面“笑我投降了”。章伯钧说：“我向真理投降是必要的。”章乃器说：“你投降，我不投降。我要等撤职后再说话”。
记者在当晚十点多钟回来，十一点钟以后，王襄又来电话说，章伯钧还说“我一向被右派包围利用。”这句话,并希望把他的“我与章伯钧的一席话”在报上公开发表。原稿已交中统部张执一副部长了。
王襄在和记者谈话时，还附带谈他到邓初民家，碰到刘清扬等，要邓老开民盟中常会，清算章伯钧等。刘清扬很激动，认为民盟中央过去被右派把握，左派抬不起头来。
王襄在谈话中还告诉记者要注意王枕心这个人。他在章伯钧家里碰到王枕心鬼鬼祟祟，不知搞什么名堂。
他还告诉记者在他到章伯钧那里以前，先去看过邵力子。邵对他说：在邓演达时代，天下大事未定，鹿死谁手还不知道，第三条路线，情有可原；今天解放后已有七、八年，还有第三条路线残余，情无可原。王襄补充说：如“轮流执政”就是第三条路线的残余。他说他和邵力子的谈话，都认为章伯钧有第三条路线残余。邵力子并说章伯钧这几年来读“水经注”，王襄还送给他一部水经注。不钻研理论。可是共产党对章伯钧很信任，希望他检讨。
王襄是在本月6日从广西来北京的。他原在广西省教师进修学院担任图书馆主任，现已调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做统战工作。这次来北京是为了汇报工作。他已于17日坐火车到武汉。
王襄在谈话时，首先自我介绍：他是黄埔军校四期的学生，是邓演达的学生，早在1927年时就认识章伯钧，有三十年没见面了。他以前还参加过共产党，后来脱党了。1951年才参加农工民主党。他说他在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时，曾向报社揭露过舒芜的情况。这次揭露章伯钧的秘密，也是表示向党靠拢。
从这篇《大参考》的记载来看：这名叫王襄的民主党派成员就完全是一名“志愿告密者”。他并没有从任何中共有关部门得到去章伯钧处摸动向的指令，而是为了“表示向党靠拢”，自愿去章伯钧家里。王利用了他是章的旧识的身份，去侦察章的最新动向，然后以此作为“投名状”，取得中共的信任和赏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只能去《人民日报》报社去做汇报，而不是直接登堂入室于中共的统战部和安全部门。
类似的告密文献在《大参考》里真是不少。例如，1957年6月下旬，刘良模(民盟候补中委)专门去走访正在被批判的上海大右派陈仁炳。全国政协委员贾亦斌也访问了另一个大右派王造时。由于他们都是以老友的身份来访，陈仁炳和王造时自然不心存警惕。但一出门刘、贾两位就向上海市统战部做了详细的“敌情汇报”，还上了6月25日的《大参考》。还有，罗隆基在1957年6月22日在昆明会见民盟云南省委员会机关支部主任委员陈润圃、组织委员徐冰和宣传委员尹秀英等三人，因为对反右的不满，又是面对同仁，罗隆基自然发了一些牢骚。临别时罗特别请求陈润圃等人“谅解我今天的处境，不要发表今天谈话的情况”。但一转眼，陈润圃等人就向中共作了详细的汇报。所有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专制政权下的世风日下和人心的险恶。
学生斗老师：朱镕基夫人的一张大字报
芝加哥大学的文革研究者王友琴博士曾把学校里的文革生动地定位为“学生斗老师的革命”。其实不仅文革，思想改造、反右、社会主义教育等所有中共在校园里搞的政治运动都是“学生斗老师的革命”，即煽动和利用不明真相的青年学生为他们冲锋陷阵。
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先生曾在1957年反右运动的后期（1958年年初）被错划为“党内右派”，不久就从国家计划燃动局的重要干部下放到国家计委的业余干部学校当教员。对于朱的夫人劳安，网上不少文章的评价一直是：“她嫁给朱镕基后，无论朱镕基政治上受到什么冲击，她始终不离不弃，与他携手共患难。”（《朱镕基劳安的真情传佳话》）这一评价对劳安来说，适用于她对被错划为“右派”的丈夫朱镕基，但不一定适用于其他的右派分子。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时，劳安是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学生干部，她也曾积极地写过她的老师、原清华党委书记袁永熙的大字报。下面是保存于清华大学反右运动大字报集里的那张大字报原稿：
在发8鸣放上，当右派分子辱骂党员是“特务、无人性”时，袁反说“这是发扬民主自由”
劳安
1957年9月
否定肃反成绩，说：“再不这样搞肃反了。”
在整风期间约5月26日左右，袁永熙到我们班(发8)去过两次。第一次专找思想反动对党不满的人，如右派分子及团内阶级异己分子张曾涛和思想反动对肃反有很大意见的张旭俊(反右派斗争中提出退团)，而且当时是通过原党支部书记顾永昌(右派分子)去找的。班上党员事前事后全不知道(后来是从张曾涛等的谈话中透露出来的)。更可恶的是他的投降叛变的行为。当时右派分子张曾涛问他：“肃反斗争会是否搞错了?以后还搞不?”袁说：“以后我们有经险了，法制健全了，再不这样搞了!”实际上就是承认肃反搞错了，肃反是违反法制的，这和当时右派分子在肃反问题上向我们猖狂进攻的叫嚣不正是里应外合吗?从此班上的右派分子就更加嚣张起来，把“再论”时肃反问题讨论的结论也给推翻了。当时班上有党员为肃反问题和他们争辩时，右派分子则说：“你们是木脑袋，袁永熙都这样说哩!”
他诬蔑我们还没有掌握“民主自由”的旗帜把右派进攻说成是“发扬民主”
又有人问：“鸣放是否会收了？”袁说：“不会收。因为社会主义的旗帜、独立的旗帜、和平的旗帜和民主自由的旗帜等四面旗帜，我们已经掌握前三面旗帜，民主自由的旗帜我们要从资产阶级手里夺过来。因此我们就要大鸣大放，来争取这面旗帜。”这些话的意思实际上是说：过去我们不如资本主义国家民主自由的，所以今天就要大鸣大放给大家民主自由。这是十分投合当时右派分子的心理的，使他们大为满意，认为当时右派向党猖狂的进攻也是合法的，是发扬“民主自由”。由此可见，袁已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立场。
当右派分子辱骂党员是便衣警察和特务时，他却说这“实际是党群关系十分尖锐。”5月26日，袁又参加了发8举行的鸣放会。一开始右派分子林健荣就猖狂地向党进攻，说什么“党员有党性，没有人性，是踩着别人的血迹往上爬的。入党和个人利益是一致的……”张曾涛又说：“……党员和便衣警察、特务差不多。”当时我们心里都很气愤，大家都注视着袁永熙。最后袁永熙起来讲话了，他对于这些进攻的辱骂不但丝毫无动于衷，反而又重弹“四面旗帜”的老调，还说：“原来我以为你们班肃反问题很紧张，实际是党群关系十分尖锐。”这真是从何说起，竟把对于党的恶毒进攻和对党员的谩骂说成是党群关系尖锐(当然我班党员是有缺点的，但那完全是不同性质的问题)。哪里还嗅得出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完全站到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了。由于他是以党委常委的身份出现的，他的话有着很大的影响，在班上党员的思想上引起了混乱(当然自己立场不稳是内因)。会后支部书记顾永昌(右派分子)也说：“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好的党课，今天我受了最深刻的教育”(指林健荣等的发言)。
从以上事实也可说明袁永熙已经完全堕落成为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在整风期间为了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到处煽动点火。我完全拥护党委的决议，将袁永熙清洗出党。
这里，有必要对劳安大字报的对象袁永熙的情况做一简单介绍。熟悉反右史料的人都知道，袁永熙是当年被《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等点名的全国性的“党内大右派”。袁永熙，1938年1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39年初任中共西南联大支部书记、总支书记。抗战期间，西南联大党组织在袁永熙的领导下，听命于周恩来，贯彻执行了中共关于在抗战时期大后方开展学生运动的方针，战绩显著。袁永熙的夫人陈琏是蒋介石秘书陈布雷的女儿。1946年夏袁永熙回到北平，任北平、天津南方局系统地下党负责人。在1946年12月发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五?二O”学生运动中，袁永熙是直接领导人。1954年起，袁出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为和校长蒋南翔的政见不合而被打成右派，于8月9日被开除党籍。
从劳安的大字报来看，袁永熙关于清华大学“肃反扩大化”、中共整风应当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独立的旗帜、和平的旗帜和民主自由的旗帜等四面旗帜”，以及当时普遍存在的“党群关系十分尖锐”的见解都是非常正确的。袁应当是当时党内难得的自由民主派人士。难怪他会和保守专制的清华第一把手蒋南翔格格不入。因为中共长期的极左宣传，对于劳安这样的青年学生来说，当然会在党的“教诲”下认定袁的言行是反党行为，乃至贴出大字报声讨。我们今天收录这张大字报，也绝没有做任何超越时空的谴责劳安女士个人的意思，而只是为了揭示出中共发动的校园政治运动中一贯的煽动“学生斗老师”的手法。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劳安和朱镕基先生结婚于1956年。在劳安女士贴出这张给她老师袁永熙的大字报时，她一定不会想到半年后她的丈夫朱镕基也会被打成“党内右派”。那时她对反右运动的理解可能停留在非常简单的黑白分明的“敌”“我”模式上。如果事情发生在她的丈夫被打成右派后的1958年，她是否会对袁永熙的言论有不同的认识呢？
遇罗克父亲的“右派言行”
在所有有关遇罗克的生平介绍中，都提到过他父亲遇崇基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之事。但涉及打成右派的原因，即便他家人的回忆都含含糊糊。在2009年出版的遇罗锦的《一个大童话：我在中国的四十年（1946-1986）》中说：“一九五六年下半年，毛泽东号召人民给党提意见、报刊上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人们先是不相信、不敢说；无奈从中央到居民街道的每一个‘党支部’——那密如蛛网的机构，党支部书记和积极党员们一反常态，几乎是跪下求每个人说出心里话。在报纸上发表了章乃器、章伯钧、储安平……诸多学术界、科学界名人的畅所欲言之后，爸爸终于沉不住气了。他写了一篇《这是为什么》，将他积压已久的肺腑之言，出于希望中国共产党改正错误之愿，在水利电力部贴出了大字报……而父亲那篇文章已构成‘极右’”。在遇罗文2000年的回忆录《我家》里，更是语焉不详：“1957年，父亲设计的竹筋楼建成并被评为‘有贡献的工程师’。没多久，就因为反对‘小汇报’制度，并说了一句‘人与人，冷冰冰’，被打成‘极右’的右派，送去劳动教养。”兄妹俩的回忆在父亲被打成右派的原因上是不清楚的，甚至是有一些矛盾的：比如是否贴出大字报？是否有相应的右派言论？
在编撰《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1957-》过程中，我有幸发现了遇罗克父亲遇崇基的当年的右派定案材料。这份由电力工业部整风办公室编印、1957年7月内部出版的右派定案材料集题名为《想一想，对不对》，有关右派分子、电力部北京基建局技术处工程师遇崇基的材料全文如下： 遇崇基说：对章（伯钧）的问题应公公道道看：如他真有组织、有企图的话，那就证明中央太官僚了：如果他真跟共产党走，那报纸上这种批评就太冤他了。我们不愿的事，不要加在别人身上。当然，对两章的批判，如果作为一种手段，达到另一种目的，也未尝不可。
从章伯钧的发言，看不出反对党的领导，并且他也说要跟着党走，从什么地方证明他反党？批评的再尖锐，只要是善意的，就是好的，恶意的就是坏的。不能随便下断语，因为你没有钻到别人的肚子里去看看。
他说：储安平说党天下的问题，说成宗派主义不好吗？我想这些问题亦不是就说清一色。当然，党天下这种说法，我不同意，但所举的例子不能说不是事实。
他说：储安平能否算反革命？很难说。但是人民日报的社论，我们觉得是不怎么样，这是不是党中央的意见？我还不大相信党让这样做，也许是编辑下的标题。
人民日报标题“工人起而应战，”这好像是打起来了。总的说我认为不好。
他说：“我局正气下降，邪气上升，那些能吹拍、没良心、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人都上去了。他们是‘死求百赖’地靠近党的人。那些真正为国家尽忠诚（我是为国家尽忠诚，我们无党派的就是为国家而工作，而不是为哪个党工作）的人看不惯那种邪气。”“每次运动都要新生一批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在运动后都会受到领导的重视和提拔，我想这次整风亦不例外，如现在报纸上说明那些是靠近党的，那些是与党有隔阂的，分的界限很清楚，这是很好的，为了自己的好处，往这方面钻有何不可呢”？
从这份官方的定案材料来看，把遇崇基打成极右派的原因并不是什么“大字报”，也不是什么无关痛痒的“反对‘小汇报’制度”的言论，而是他公开地对被毛泽东点名批判的章伯钧、储安平等大右派表示欣赏和同情，对“引蛇出洞”的反右斗争表示不满。尤其是他在一片大批判的甚嚣尘上之中对储安平的“党天下”论仍深以为然，而对中共在《人民日报》上玩弄的“工人起而应战”的把戏又颇不以为然，这在当时确实是要有相当的胆识的—— 难怪他要被打成“极右派”、并送去劳教了。
然而，问题并不在于一个右派父亲的当年的“右派罪行”被子女在回忆中混淆，而是在于事情发生在遇罗克这样几乎每一个成员都受尽了中共迫害的家庭。毫无疑问，无论是遇罗锦还是遇罗文，在他们的回忆录中都想揭示历史真相、拒绝遗忘，但是反右运动时他们还只有六七岁的无法记事的年龄。对父母来说，被打成“右派”在几十年的蹉跎岁月里，哪怕几分钟的回忆都是一件使人有揪心之痛的事。以后，这一家庭又一直在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劫难之中，父母根本无法和子女交流他们被打成右派的真相。即便在文革结束、右派改正以后，当局有关当年反右运动的档案仍然是国家机密，无论“右派分子”本人和他们的子女都是无法查阅的；他们只能从平时父母的片言只语去理解他们被打成“极右派”的原因。这样，哪怕是对于那些受专制制度迫害最深、又同时最想保存历史记忆的人们来说，仍有可能不自觉地混淆和遗忘了最重要的历史真相。
自然，这三份历史资料只是成千上万份反右运动原始档案的沧海一粟。但借一斑以窥全豹，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保存历史资料和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的紧密依存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