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密尔在其代表作《代议制政府》第十五章的要结尾处有些话很值得我们思考，尽管他并非在谈启蒙。在密尔看来，尽管有人认为，人们经常坚持的一项伟大目的，即公民的社会政治教育，要求让他们按照自己的见解管理这些事情，不管他们的见解如何，可“将无知者和无知者放在一起”，如果他们想要知识，也就只好让他们在毫无帮助的情况下摸索前进；而如果他们不想要知识，也就只好让他们没有知识了。可启蒙就是“如何使无知者意识到无知，并能从知识得到好处”（参见220、221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而20世纪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悉尼•胡克，早在1940年出版的《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一书的要结尾处，在谈到有人所谓“反对民主的论据”时，说了在我看来要算十分精彩的一段话：“的确，有些人对他们自己的利益是什么是不清楚的。但是别的人们要自称知道他们‘真正的’利益是什么，或应有什么利益，那就太放肆了。父母对付孩子们，有时断定他们对孩子们的真正利益是什么比孩子自己知道得更为清楚，那也许是有理可说的；可是任何统治者声称他对被统治者真正利益是什么比被统治者自己知道得更清楚，而以此来为自己废止民主的监督作辩护，这就无异告诉被统治者说，他们并不比孩子们更负责任。统治者在压迫他们之外，还侮辱他们，因为他把他们的童年看成是永久的。”（第29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我有理由相信，没有一个社会的人们打心眼里愿意在遭受统治者压迫的同时还接受这种侮辱。当然，人类社会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的人们，一旦默不作声地不仅接受了统治者的压迫，而且还连带接受了这种侮辱，那么，更严重的灾难也就会随之到来，而这种灾难就是这个社会的人们成了他们统治者的“试验品”。正如胡克所说，由于“统治者往往把他的政治上的孩子们当作豚鼠，他可以拿他们进行各种奇特的试验。这些试验的奇特之点是在于这样的事实，即不论它们有什么结果，目前一代的豚鼠总永远不会复原了。”（第292～293页）在键盘上敲至此，内心不由得充满了酸楚感，请允许我借此机会，满怀悲愤，悼念大半个世纪来我们那些被“试验”的无数的“豚鼠”们！他们很多人不仅无法“复原”，而且也早已灰飞烟灭了！
自然，每个人确实都有自己的“童年”，需要别人指导需要启蒙。但即使一个人永远生活在自己的“童年”中，统治者也还是没有理由把他们拿来作“试验品”。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是来看看康德是如何说的。
康德，这位18世纪伟大的哲学家，不仅是德国的，也是世界的。他的有些著作高深得连咱们的大知识分子都“挠头皮”，感到要读懂康德，很难。康德“三大批判”的中文译者武汉大学邓晓芒教授，在《实践理性批判》的《中译者序》中，谈到想写一本有关这本著作的导读计划时也忍不住感叹：“康德实在是太难了！”（第8页，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其实，康德的著作，不仅对中国自认有学问者是一个考验，对外国一些知识分子也同样如此，就连上世纪七十年代苏联阿尔森•古留加这样一位出版了《康德传》的学者、教授也依然认为：“读康德是困难的，理解它尤其不易。”（见贾泽林、侯鸿勋、王炳文译《康德传》第2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可话虽这么说，也毕竟是针对康德的某些著作而言，比如他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即使如此，在《康德传》的作者看来：“然而一旦弄懂他的思想，你就会愉快无比，心满意足。辛勤的汗水将得到丰硕的果实，花费的精力将得到双倍的报偿。”而况“康德的表述之所以艰深难懂始终是同问题本身的难度有关，而这往往又是由于他是第一个接触这些问题的人。康德对简单的事物，表述得深入浅出，可以说是十分精彩的。”（《康德传》第2页）所以说，只要撇开他的那些因问题的艰深而表述难懂的文字，他著作的意思并不难理解。而况就是康德自己，在某些情况下也是希望能更多地被人理解，甚至还曾说过“我只求被人所理解”（《实践理性批判》第11页）的话。特别是从翻译过来的他著作中的有些段落来看，不仅很好懂，而且还正如《康德传》的作者所言，那些话还“十分精彩”。
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被称作“第二部分”也就是“结论”的，其实还不到两千字，而他在“结论”起首说的那两句话就不仅很好懂，还成了传世名言：“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率。”（《实践理性批判》220页）康德为了表示自己特别看重后面这句话，在文字下面还专门加了着重号。更有意思的是，康德担心他的这句话对世人别产生什么误导，在“结论”中又对这句话的意思加以阐释，而且所阐释的文字同样很容易理解：“赞叹和敬重虽然能够激发起探索，但不能弥补探索的不足。”又说，“榜样有可能被用于警告，但也可能被用来模仿。对世界的考察曾经是从最壮丽的景象开始的，人类的感官永远只能呈示这种景象，而我们的知性则永远只能够承受在感官的广阔范围中追踪这种景象的工作，它终止于——占星术。道德学曾经是从人类本性中最高尚的属性开始的，这种属性的发展和培养的前景是指向无限的利益的，它终止于——狂热或迷信。”（《实践理性批判》221页）康德的意思，对我们头顶的“星空”以及心中的道德率既保持一种惊奇和敬畏，同时又要防止“狂热或迷信”。应该说，这些话对人类社会不仅有很大的启蒙意义，也是一种警示。
下面容我从康德作于六十岁时的另一篇著作《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也有人译作《问答：什么是启蒙运动》）中再挑出几段话来读。
著作开篇是这样说的：“启蒙就是人从他自己造成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未成年状态就是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知性。倘若未成年状态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知性，而在于缺乏无须他人指导就使用自己知性的决心和勇气，那么，这种状态就是自己造成的。Sapere aude！［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使用自己的知性！这就是启蒙的格言。”（引自《康德书信百封•附录》第26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下面再引此书文字，不再加注）像这种文字，对于中国人，别说是知识分子了，在我看来，即使粗通笔墨，甚至只要能读书看报者，都并不难懂。
所谓“启蒙”一词，对中国大多数地区而言，可能多少带了点学术味儿，我国民间对此则称之为“发蒙”或叫“开蒙”。在大半个世纪前，中国教育实际上还是一个私塾时代，（这也是胡适最痛心的，一个所谓文明古国，在二十世纪到来之前，几乎还没有一所正规的大学）一个孩子被父母送到先生那里，其实就是让孩子去受启蒙。这样一说，就很容易理解了：启蒙，就是让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变得“懂事”，用康德的话说，就是让他从未成年状态中走出，然后去理解、去判断人世。当然，一个人即使不念私塾，只要大脑智力正常，一般来说，到了一定的自然年龄，又在社会、人群中生活，同样也能走出自然的“未成年状态”。而如果不论是通过“先生”启蒙还是通过社会人群中生活原本应该脱离未成年状态而却没有脱离，这在康德看来，这种未成年状态就是人自己造成的；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往往又是因为自己没有使用知性的决心和勇气。因此，康德指出，对于一切从自然方面已经脱离未成年状态却一直没能从未成年状态中走出者，他们要有勇气使用自己的知性，“要敢于认识”这个世界！
可即使在说过这些话的主人已去世200余年后的今天，这种从自然方面原本已经脱离了未成年状态却没能走出未成年状态者仍比比皆是。特别是在有些社会有些国度，令人惊奇的是，要想看到一个从自然方面脱离未成年状态后就大胆地使用自己的知性，并通过自己的思考，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要做的事的人，却很难。由此，似乎即可推断，一个社会制度的好坏优劣，决定着这个社会的人们对知性使用的程度。一个社会中，脱离未成年状态而使用自己的知性的人越多，也就越说明这个社会越进步越文明，相反，只能说明这个社会越落后越反动。
那么，明明应该脱离未成年状态而却走不出这个状态，也就是康德所说的不敢使用自己的知性，没有勇气和决心“敢于认识”这个世界，又是为什么呢？这在康德看来：“原因就在于懒惰和胆怯。”康德对此是这样描述的：“未成年状态是如此之舒适，如果我有一本书代替我拥有知性，如果我有一位牧师代替我拥有良知，如果我有一位医生代替我判断饮食起居，如此等等，那么，我就根本不需要再操劳了。”读到这几句话，特别是那句“如果我有一本书代替我拥有知性，如果我有一位牧师代替我拥有良知”，让我感觉十二分“亲切”，因为生在中国，对这位德国哲学家的话实在太容易产生共鸣了。大半个世纪来，岂止康德所说的“一些人”或“大部分人”，而是整体中国人，不就是因为有了领袖的著作即“一本书”就代替了全体中国人的“知性”了吗？不就是因为有了比“牧师”更权威的领袖也就代替了全体中国人的“良知”了吗？既然这些都被代替了，那么中国人也就用不着再去思考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善，什么是美，什么是良知，什么是真理了，甚至在有那么一些年代，一个中国人，连自己是应该活着还是死去都无需作思考，借用上面胡克的话所说，那就是，从肉体到精神，从精神到肉体，都成为统治者的“试验品”了。
说到这里又想起了本文开头提到的约翰•密尔，他在《代议制政府》第十五章的末尾处也有类似的说法：“当我们希望有一个好学校时，我们不排除老师。老话说，‘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校’，对青年的学校教育是如此，对成年人的公共事务教育也是如此。企图作一切事情的政府被查尔斯•德•瑞穆沙先生恰当地比之为替学生做全部作业的老师；他在他们那里可能很得人心，但他教给他们的东西却很少。另一方面，凡是可能由别人做的事它都不做，也不教给别人应该怎样做的政府，就像一所没有老师的学校，有的只是从未有人教过的学生老师。”（第221页）
那么，又如何将原本应该脱离未成年状态却一直没能脱离的人走出未成年状态呢？康德认为不容易。他是这么说的：“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要从几乎已经成为他的天性的未成年状态中挣脱出来，都是困难的。他甚至会喜欢上这种状态，暂时的确没有能力使用自己的知性。因为人们从来没有让他做过这样的尝试。”
这几句文字完全可说就是眼下中国人生存状态的“注脚”。已经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了，提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也好，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罢，时至今日，效果如何，“地球人都知道”，难怪有人把中国人的生活称之为“猪圈里的小康”，即像猪圈里的猪儿一样，有吃有喝，但没有人权，没有尊严。之所以如此，原来是由于“中国人”在被代替了“拥有知性”及“拥有良知”后“喜欢上这种状态”，因而要挣脱这种未成年状态有相当大的困难。更重要的是，一方面是中国人原本就已经“喜欢上这种状态”，再加之政府仍然不断地制定各种反对尝试的限制，不是强调一个又一个“坚持”，就是把别人的尝试要求说成是什么“资产阶级的”，弄得一些有形无形的“脚镣手铐”，使人们仍然难以有勇气和下定决心使用自己的知性，甚至哪怕每向前挪动半步，也必须小心翼翼，甚至胆战心惊，如履薄冰。康德对此有几句很形象的话：“章程和公式，这种合理地使用或者滥用自己天赋的机械的工具，是一副永久性未成年状态的脚镣。即使有人甩掉了它，在越过狭窄的小沟时，也只能迈出信心不足的步子。因为他还不习惯于这种自由的运动。因此，只有少数人能够通过自己修正自己的精神，挣脱这种未成年状态，迈出信心十足的步伐。”
2010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