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戴乃迭先生辞世整整十年之后，杨宪益先生也在去年11月离去了，他们夫妇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作为翻译大家，杨先生常说自己“不过是个翻译匠”，我们都知道这是先生的谦词，都清楚他们夫妇是怎样的巨匠。他们用心投入的那一部部经典译著，在东方、在西方都将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
杨、戴夫妇精通中、英两种语言，学贯中西，这是他们翻译事业的坚实基础。杨先生蒙学时期，受家庭教师魏汝舟先生的悉心指导，熟读四书五经、《幼学琼林》、《古文观止》、楚辞、唐诗，魏老先生也容忍他读老庄、笔记小说和公案小说。先生中学上的是天津的教会学校——新学书院，英籍教师均出自英国名牌大学，授课使用英语，教材来自英国。他回忆：“当时我的英语和数学知识已经绰绰有余，我的中文程度早已超过了要求。因此，我在学校里没费多大功夫总能得到最高分，可以有充裕的时间阅读课外书籍。”“到了上高中时，我已能迅速阅读英文书籍了……我发现，要开列一份当时我阅读过的作品的书目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通常我每天读一至两部，因此最著名的欧美小说家和诗人的作品我几乎已经读遍了。”
这一时期先生还开始了他的最初翻译活动。他回忆：“我记得我最初的翻译尝试之一是朗费罗的一些诗，接着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诗，例如《暴风雨》中的一首歌，随后又翻译了古希腊女诗人萨福的一些断章。当时我不懂古希腊文，萨福的诗当然是根据英译本转译的。……我当时用中文旧体诗形式翻译的作品还有弥尔顿的《欢乐颂》和《沉思颂》。”但先生的少年译作绝大部分散失，只有两首诗《译莎士比亚剧中歌词》和《译希腊女诗人莎孚残句》保存了下来，六十多年后收在《银翘集》中。
戴先生1919年出生在北京，父母均为在中国的基督教会传教士。她从小适应了中国的生活环境，以至她七岁时回到英国后认为伦敦“十分令人失望。灰暗、阴沉、一股煤烟味，根本没有我们在北京所喜爱的那些五颜六色、鲜活生动的街景和诱人的味道”。戴先生读中学是在一家教会女校，她回忆：“学校有些老师是极为出色的。我也很用功，赢得了一项国家奖学金。”
1936、1937年，杨、戴两人先后上了牛津大学。杨先生入学前在伦敦时曾跟一位私人教师学了五个月的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并在默顿学院入学考试时轻松通过，以至主考人根本不相信：“什么？只有五个月？那么你的成绩准是侥幸……咳，杨先生，你知道，我们英国男孩在进大学以前一般总是学上七、八年拉丁文和希腊文才行。尽管你考试成绩合格，但你的希腊文和拉丁文不可能很扎实。我们奉劝你延迟一年再上大学。”先生入学后又学了一年多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然后转读法国文学，但不久又改读英国文学，师从著名诗人爱德蒙·布伦登教授。而戴先生则由读法国文学改读中国文学，成为曾在中国福建当过传教士的休斯教授的唯一学生。两人的学业选择，对于他们后来的婚姻和翻译事业来说，或许就是最好不过的选择。需要说的是，牛津时期的杨、戴并不都是在书斋中度过的，他们相当多的时间花在了抗日宣传活动上。
1938年，杨、戴两人开始首次合作将中国文学著作翻译成英文，他们尝试的第一部译作是《离骚》。这以后的半个世纪，杨、戴组合逐渐闻名于中外翻译界和文化界。当时杨先生请布伦登教授给他们翻译的《离骚》提些意见，“但他只说了些客气话而未做修改”。1953年，外文出版社出了杨、戴《离骚》译本，“著名的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见了大吃一惊，他发表了下述幽默的评语：这部《离骚》的诗体译文在精神上与原作的相似程度正如一只巧克力制成的复活节鸡蛋和一只煎蛋卷的相似程度一般大”。
杨先生还翻译了李贺的一些诗，由牛津同学会拿去发表在牛津大学的一本学生杂志上，先生回忆：“那期杂志的新栏目上介绍我，登载我平时随意说过的一些话。称我为‘可尊敬的杨’，还配发了一张我只有几岁时穿着中国丝绸马褂照的相片。”
1940年夏，杨、戴两人均在牛津大学毕业。杨先生谢绝了哈佛大学的学习和任教邀请，选择回到抗战中的祖国，要为国家为抗战做些事情。两人到重庆后不久举行了婚礼。他们先后在中央大学柏溪分校、贵阳师范学院和成都光华大学任教。在柏溪分校时他们翻译了鲁迅的《野草》和《阿Q正传》，翻译了陶渊明的诗，还翻译了艾青和田间的新诗，但没有保留下来。在贵阳期间，杨先生记得他“还发表了一些西方诗歌的翻译，例如英国十七世纪诗人赫里克的《致羞涩的情人》，这首译诗用笔名发表在重庆一张报纸的副刊上”。
1943年，杨先生在中印学会工作一段时间，业余时翻译了一本介绍印度音乐的书，但“这本小书始终没有出版……译稿留在了办公室”。这年秋，由诗人卢冀野推荐、梁实秋邀请，夫妇二人去了位于重庆北碚的国立编译馆，开始了专职的翻译工作。他们按梁实秋的建议，着手将《资治通鉴》翻译成英文，最终译完了战国到西汉的三十卷，摞起一尺多高的译稿。但因各种原因，这部分译稿始终没有发表，也没有出版。三十多年后，一位澳大利亚友人见到杨先生，说起他正在翻译《资治通鉴》的东汉部分，想看看先生的译稿，杨先生就索性将全部译稿送给了他。但后来就没了下文，既不知澳大利亚人那部分译出了没有，也不知先生译稿的下落。重庆编译馆时期，夫妇二人还翻译了《老残游记》、温庭筠的词、几篇敦煌变文、范缜的《神灭论》、苗族的创世诗、郭沫若和阳翰笙的戏剧各一部。其中多数未及发表，后来译稿散佚。同样“还翻译过一本中国戏剧简史，那是一位年轻学者写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部译稿始终未能出版。这是许多译稿的共同命运。战争期间书籍的出版非常困难”。在英译中方面，杨先生回忆：“我记得我译了兰姆《伊利亚随笔》中的两篇，几部辛格的独幕剧，赫里克的一些诗和其他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是否在上海出版了，我不敢肯定。”但先生选译的“英国在第一次欧战结束和第二次欧战开始之间的著名诗人作品”，后来结集《近代英国诗抄》由中华书局1948年出版、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
抗战胜利后从1946到1949年，杨、戴夫妇随编译馆在南京，为了生活夫妇二人均有兼职工作，杨先生曾任中英文化协会秘书长，并在中央大学历史系教了不到一年拜占庭史，先生还参加了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秘密活动。戴先生在美国救援机构经济合作署担任秘书。这一时期，夫妇二人很少翻译活动，但杨先生在《新中华》杂志和由先生自己主编的《和平日报》人文副刊上，发表了百余篇考证中国古代民族、历史地理、中外关系史和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笔记，后来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在人文副刊上，连载了先生翻译的荷马史诗《伊离恩记》部分篇章。
从1949年4月南京解放到1952年这一时期，杨先生主要从事在民革和南京市政协的行政工作，戴先生在南京大学教英文。先生回忆：“南京解放后的两年里，我实际上几乎什么也没有写，什么也没有译。……我读了几部苏联历史学家的中亚古代史和考古学著作的英译本，记得我还曾把苏联历史学家格列柯夫论基辅罗斯的一本书和其他短文的英译本翻译成中文。我的译稿后来散失了，所以这些译文始终未能出版。”
1952年，杨、戴夫妇应当时主持北京外文出版社的刘尊棋之邀来此，重新回到了专职的翻译工作。外文社初期发展顺利，刘尊棋有一个宏大的计划，要将一百五十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和一百部现代文学名著翻译介绍到国外，而在实际工作中，则给予杨、戴夫妇各种方便，希望他们起到更大作用。著名作家、鲁迅的亲密朋友冯雪峰也来帮他们夫妇选编要翻译的鲁迅著作。1953—1957年，外文出版社出版了夫妇二人以前和当时译出的作品《离骚》、《唐代传奇选》、《长生殿》、《儒林外史》、《中国古代寓言选》、《宋明评话选》、《打渔杀家》等几部戏剧以及《屈原》、《雪峰预言》、《暴风骤雨》（与他人合译）、《李家庄的变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王贵与李香香》、《白毛女》、《鲁迅选集》（一）（二）、《阿Q正传》、《三里湾》、《阿诗玛》等。此外还在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一些译作，如《红楼梦》的个别章节。这是他们夫妇翻译事业的一个辉煌时期。杨先生回忆：“我们合译中国文学名著时，一般是由我翻译初稿，然后由乃迭修改英文，成为定稿。我翻译初稿大致都是在打字机上译一遍。乃迭修改则常常要打两三遍，所以她用的时间一般都比我多。她翻译中文诗歌常常觉得没有把握，有时要改许多次。”
可惜好景不长，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不久，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受人尊敬的刘尊棋和冯雪峰也被打倒。杨、戴夫妇的翻译工作自然也受到严重干扰。但他们克服困难，仍不知疲倦的工作。例如在大跃进时期，上级领导要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翻一番”，戴先生幽默地应对：那我们也“翻一翻”，果然夫妇二人仅用十天就译完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后来杨先生回忆：“这当然会影响翻译的质量。……我一直在为当时未能有充裕的时间把它译得更好些而遗憾。”与此同时，夫妇二人为了减轻其他同事的负担，还主动承担翻译大量的、他们并不喜欢的政治文件和领导讲话等，这些事通常都要加班加点，占去他们宝贵的时间。但戴先生愿意做的一件工作是给年轻同事的译文润色，很长时期外文社都是由戴先生等几位外籍专家负责把关译文质量。
进入六十年代，杨、戴夫妇要翻译什么作品已基本上是由领导来决定了，《红楼梦》即是这时候请他们开始翻译的。后来杨先生坦言他并不怎么喜欢这部古典名著，但还是全力以赴。他回忆“到了1964年，我已完成约一百回的草稿”，但在1965年，“上面通知我《红楼梦》不要翻译下去了，别的翻译工作也都要停止。究竟为什么？他们不告诉我。那时我就知道大斧就要砍下来了”。另外已经译好的《史记》也被下令停止付印。暴风雨即将来临。
五、六十年代，杨先生还翻译了一些外国文学名著。1954年，为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古希腊戏剧家阿里斯托芬诞生两千四百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了《阿里斯托芬喜剧集》，先生应约从希腊文译出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鸟》，另外几部喜剧是罗念生翻译的《阿卡奈人》和《骑士》以及周作人翻译的《财神》。而先生翻译的另一部阿里斯托芬喜剧《和平》未及发表，“文革”中译稿丢失，七十年代末再译而未能译完，后来手稿转到了社科院一位学者处。此后先生陆续从拉丁文翻译了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牧歌》、古罗马戏剧家普劳图斯的喜剧《凶宅》；翻译了萧伯纳的戏剧《凯撒和克莉奥佩屈拉》和《匹克梅梁》（卖花女），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三卷《萧伯纳戏剧集》中，其他译者有老舍、朱光潜、潘家洵、俞大缜、张若谷等。还和闻时清合译了法国凡尔纳的《地心游记》（从法文译出），作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凡尔纳科幻小说系列之一在1959年出版。1960年，先生被借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外国文学所，应邀翻译了荷马史诗《奥德修记》（从希腊文译出）。1964年还译完了法国中古史诗《罗兰之歌》（从中古法文译出）。我们看看这些可观的译著书目，而每种译著都有不同版并重印，说明了受读者欢迎的程度。先生说：“这些中文译作只占我工作的几十分之一。”
从前述杨先生的学历和译作可知，先生精通英语，掌握希腊语、拉丁语和法语。2003年2月《北京晚报》上一篇访问杨先生的文章说，先生说他“其实这么些年也没做什么太多事情，也就是翻译点德文、法文、希腊文、意大利文、英文什么的，数量也不太多，也就是把《红楼梦》、《老残游记》和《儒林外史》给译成了洋文，介绍到欧美去了”。先生去世后，《文汇报》一篇文章也有类似语句。这句话有文章作者臆造的成分，首先这句话不通，前半句是说翻译外文，即外翻中，但接着说“数量也不太多”却变成了“也就是把《红楼梦》……给译成了洋文”，变成了中翻外，前后矛盾。其次前半句也与事实不符，杨先生从未学过德文和意大利文，也未翻译过任何德国和意大利作家的作品。而这句话恰恰把子虚乌有的“翻译点德文”放在前面，令对杨先生有所了解的人看了都感到啼笑皆非。
1966年的夏天，暴风雨终于来了。首先是杨先生被批斗，随后是夫妇二人蒙冤入狱四年，1972年才被释放回家。这期间有多少苦难的故事，一言难尽。但1972年有一件和他们译作相关的事，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来访，他在游览长城和宴会致辞中两次引用毛泽东诗词，并向我方要一本中国出版的英文本《毛泽东诗词》。于是外交部找到外文出版社，外文出版社在1958年推出首版英文本《毛泽东诗词》，1959年再版。但经过“文革”变乱，一本书也没留下。当时掌管外文社的军代表直接找到《毛泽东诗词》的装帧设计者吴寿松，动员他交出个人保存的样书。但书上交后，外交部得知《毛泽东诗词》的主要译者是英籍专家戴乃迭，而戴先生其时尚在狱中。他们怕尼克松问起译者来不好交代，于是书退回，让尼克松空手而归。
关于《史记》，杨先生回忆：“1972年我出狱并恢复名誉后，上面告诉我说，我可以继续从事翻译工作了，我询问这部译稿（《史记》）的下落，他们说准是丢了，而且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后来香港有人告诉我说，这本书在香港印出来了，上边有我的署名。我设法弄到一本，发现原来一名编辑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把这部译稿送给或是卖给了香港。‘文化大革命’以后，外文出版社出了这本书的北京新版。我至今仍不知道这本书的版权究竟归谁。”
关于《红楼梦》，杨、戴夫妇入狱期间，幸有好心的同事熊振儒将全部《红楼梦》译稿妥善保存起来，使得夫妇二人出狱后得以继续翻译。先生回忆：“从1972年我俩获释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俩从事的唯一认真的翻译工作就是把清代著名长篇小说《红楼梦》译完。这部作品在中国非常受欢迎，因此这项译事给我们带来很多荣誉，甚至是溢美之词。”
七十年代末，国家的命运终于迎来转机，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但杨、戴夫妇却还在承受着“文革”的余痛。他们的爱子杨烨，因在“文革”中受到沉重打击而精神分裂，后来去英国治疗，但未见成效，于1979年1月自焚身亡。夫妇二人忍受着巨大的伤痛努力工作，也以此转移和减轻自己的心绪。
进入八十年代，杨先生出任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主编，力挽这本杂志此前的颓势，使之很快就达到了一个发展高峰时期。1986年，英、法两个文版印数达六万册以上，发行到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向国外读者推介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由先生倡导并主持编辑出版了“熊猫丛书”。首先将已在《中国文学》上发表过的优秀译作选编出书，后来又不断增加新译作品，译作范围包括中国古典、近代和现当代各个时期。不久正式成立了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熊猫丛书”，并增加了法文版。十多年间，“熊猫丛书”出版了中国文学英文译作一百二十二种，法文译作六十六种。丛书很受国外读者欢迎，曾成功进入西方图书销售网。许多书再版和重印，如《女作家作品选》连印八次，发行量达五万多册。
戴先生这一时期则翻译了大量现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大致统计约有二十几位作家五十多篇长、中、短篇小说。杨先生回忆：“后来她翻译当代小说时，都是她自己译初稿，我只帮她校对一下，这样她的工作量就更多了。所以今天大家说起来，好像所有译文好处，都归功于我们两人，其实她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先生说的是事实，中国古典文学和鲁迅著作都是杨、戴合译，而绝大多数现当代文学作品都是戴先生独自先译完，再由杨先生读校一遍。
八十年代以来，杨先生忙于主持《中国文学》和《熊猫丛书》，又多次出访、讲学等，翻译作品少了许多。在《中国文学》上有时见到先生的译作，如《龚自珍诗文选》、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唐弢的《西方文学与民族风格》等。1984年，杨、戴夫妇应邀访问牛津大学，杨先生回忆这期间：“我手头有一本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我把它译成中国的韵文，但我只译成大约一半，当时未能译完。”
八十年代末，戴先生因病搁笔。杨先生1986年辞去《中国文学》主编和顾问后，基本停止译作。1990年，先生完成了他近二十万字的英文自传，此后只写些短文和诗作。1999年，戴先生辞世。2001年，杨先生迁入什刹海小金丝胡同女儿家，平静地安度晚年。昔日的苦难与辉煌，朋友与美酒渐渐远去。2009年11月23日，先生走完了他九十五年的人生。
先生走后，多有纪念文章说他“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此话不准确，中国的含义太广泛，不如说杨、戴夫妇大致翻译了一部中国文学史。这里我们不计繁复，列出已出版的他们所译中国文学书目。译著绝大多数由外文出版社和中国文学出版社（熊猫丛书）出版，并且有不同版本多次重印。古典文学方面，已出版的翻译著作有：《诗经选》、《楚辞选》、《史记选》、《汉魏六朝诗文选》、《汉魏六朝小说选》、《陶渊明诗选》、《唐代传奇选》、《王维诗选》、《陆游诗选》、《关汉卿杂剧选》（包括八部杂剧），另有在《中国文学》上曾刊郑廷玉杂剧《看钱奴》译文、《宋明评话选》、《明代话本选》、《明清诗文选》（与他人合译）、《三部古典小说节选》（选自《三国演义》、《西游记》、《镜花缘》）、《长生殿》、《聊斋故事选》、《儒林外史》、《红楼梦》。另还有《中国古代寓言选》、《不怕鬼的故事》、《中国古典文学简史》。
近代文学翻译出版有刘鹗的《老残游记》，这部小说是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译著最早由南京独立出版社1947年出版，又有英国艾伦与昂温出版社1948年版。
现代文学翻译出版最多的是鲁迅的著作，这里特列出不同版本，计有《鲁迅选集》（一至四卷），《鲁迅小说选》。其他译著有《毛泽东诗词》、李劼人的长篇小说《死水微澜》、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沈从文的《湘西散记》和《边城及其他》、冯雪峰的《雪峰寓言》、白薇的《度荒》、《李广田散文选》、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和丁毅的《白毛女》、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还有相当数量翻译的作品见于与他人合译的各个作家文集中，限于篇幅，这里只列出作家姓名：许地山、叶圣陶、茅盾、郁达夫、王统照、老舍、闻一多、罗淑、巴金、沙汀、王鲁彦、吴组缃、端木蕻良。
当代文学译著有：赵树理《三里湾》，周立波《暴风骤雨》（与他人合译），孙犁《风云初记》、《铁木前传》、《孙犁小说选》（翻译大部），艾青《黑鳗》（与他人合译）、梁斌《红旗谱》，《邓友梅小说选》、张贤亮《绿化树》，《古华小说选》和《芙蓉镇》。同样还有见于各作家文集中和《中国文学》中的译文，这里也只列出作家姓名：马烽、李准、王蒙、苏叔阳、冯骥才、阿城、朱小平。
戴先生很看重当代女作家的作品，译有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茹志娟的小说四篇、《新凤霞回忆录》、谌容小说四篇、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以及短篇小说四篇、张辛欣及桑晔《北京人》中十二篇、残雪和王安忆的小说各一篇。
戏曲类的译著有昆曲《十五贯》，京剧《打渔杀家》、《白蛇传》、《黑旋风李逵》、《打金枝》，川剧《柳荫记》、《评雪辨踪》、《拉郎配》，评剧《秦香莲》，粤剧《搜书院》，闽剧《炼印》，话剧《赤道战鼓》以及张寿臣《单口相声选》。少数民族文学译有李广田改写的撒尼人长诗《阿诗玛》，壮族歌剧《刘三姐》，玛拉沁夫的小说和张长的诗。儿童文学译有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宝葫芦的秘密》。民间文学译有金受申的《北京的传说》。有关文学史、文化艺术译有王瑶、唐弢、黄裳、黄永玉的文章。中外关系史译有金克木的《中印人民友谊史话》。
需要说明的是，六、七十年代外文出版社的译著和《中国文学》的译文，绝大多数都没有署名或有的署笔名。那时强调集体主义，对外都是代表中国，不用署个人名，甚至不用署名了，而且那时也没有稿费一说。这类的译著中，杨先生肯定是戴先生翻译或为主要译者的有《青春之歌》、《暴风骤雨》和《死水微澜》。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译著和译文存疑。2001年外文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古诗苑汉英译丛”，包括《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宋词》五种。英译者署“杨宪益、戴乃迭等”，但每本书中每首诗或词后并没署译者名，所以不知道其他译者是谁。后来杨先生翻了翻这几种译书，说前三种是他们翻译过的，是改型再版，但唐诗和宋词中不少不是他们的译作。问题仍是出自那时的“不署名”。现在书中选用的唐诗宋词应多是来自六十年代《中国文学》刊登过的译作，当时不署名，导致多年以后辨认不确。
看完前述长长的、包罗宏富的译著目录，我们能不叹为观止吗？从《诗经》到王安忆，这部中国文学史上各译著的时间跨度长达两千六百多年。再从翻译书种和字数上看，大约有单独译著七十余种八百多万字，加上见于各文集中的译文几十万字，有九百多万字。这里再算上已出版的外国文学译成中文的九种几十万字，杨、戴夫妇总翻译著作字数达一千万字左右。若将各译著主要版本摞起，即达等身高度。
关于他们译著的水准和影响，多年来各方赞誉有加。这里只说几点，杨先生在一份自述中说他们翻译介绍的“中国古代及当代文学名著不少曾被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等国的大学选作教材，起到了一定的世界影响。因此英国汉学学会、意大利但丁学会、香港翻译学会等都曾授予我荣誉会员或院士称号。在八十年代又曾被多次邀请去许多国家，包括日本、英国、荷兰、爱尔兰、澳大利亚、印度、西班牙等国家作学术报告，介绍我国文艺情况及个人翻译经验，参加过若干学术会议”。七十年代末以来，不断有国外的汉学家、大学教授和作家来拜访他们夫妇，表达敬意。2009年9月，中国翻译协会授予杨先生“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1978—1980年，杨、戴夫妇译《红楼梦》全本一百二十回出版；1973—1986年，英国汉学家霍克斯、闵福德译《石头记》一百二十回全本陆续出版。两部《红楼梦》英文全译本的问世，是中国古典文学翻译史上的里程碑，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起，海内外学界对两个译本开始比较评论，对两译本的不同风格特点和传达得失各抒己见，此后绵延不断。2002年10月，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和《中国翻译》编辑部联合举办“全国《红楼梦》翻译研讨会”，可以说，“红楼译学”已经形成。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著名汉学家马悦然几年前曾说：“鲁迅在二十年代、沈从文在三十年代就应该走进世界文学，但没有走进来，因为没有好的翻译家把他们的作品翻译过来。……六十年代杨宪益和他夫人将鲁迅的《呐喊》和《彷徨》译成英文，翻得好，但太迟了。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潜台词即是，如果鲁迅在世时他的作品即由杨宪益夫妇译出，鲁迅就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当然历史没有如果，鲁迅去世时，杨先生才刚上牛津大学。
杨宪益夫妇的背影渐渐模糊，译坛的一代繁华随风而去。我们企盼什么呢？我们默祷两位老人在天国安息，我们想着他们的事业或许能够传承下去。最现实的，我们希望他们流失的那些译稿忽然哪一天在世界的某一角落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