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王丹。青海玉树地震，胡锦涛中断出访活动后来到灾区慰问。新闻报道中突出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他在孤儿学校的黑板上，拿起粉笔写了几个大字“新校园，会有的！新家园，会有的！”这块黑板据说已经被送到了西宁博物馆作为文物保存起来，因此，也就具有了分析价值。

众所周知，书法是一个人的个性的表现。毛泽东为人霸气，一手的草书也是汪洋恣肆，的确是个人特色的写照。那么，以毛泽东的继承人自居的胡锦涛，他的书法让我们看到什么呢？

第一，我相信就是热爱胡总书记的人，也不能不承认，他那一笔字实在是有够难看。我们之前看过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那著名的歪七扭八的书法作品，坦率讲，胡锦涛的书法只是略微比毛新宇工整一些，但是字体上显露出的幼稚却如出一辙。这表明，胡锦涛是一个对文化生活缺乏兴趣的人。否则，稍微有一些文化品味的人，也会对自己的笔迹多少进行一些修正的努力的。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喜欢到处题词，因此对于自己的书法相当在意也是一种传统。从毛泽东以下，一直到江泽民或者温家宝，题词的书法水平参差不齐，但是基本上都还看得过去。胡锦涛一贯遵循党内传统，但是书法如此之差，可见其政治之外的生活之干硬枯燥。而其书法，一笔一画，极其横平竖直，更可以看出其为人的贫乏僵硬。

第二，一般而言，国家领导人题词，事先是应当由秘书做一定准备的。但是从胡锦涛用粉笔来写的状况分析，这次题词应当是他心血来潮。然而，正是因为没有腹稿，题词的内容才能反映出一个人内心的思想线索。凡是经历过1950年代的人，都会感觉他的题词很耳熟，因为会让人联想到《列宁在1918》里面那句著名的台词：“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这两句题词，除了明显地缺乏文采之外，可以明显地看出，在胡锦涛的思想意识深处，1950年代的苏联式教育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以至于他在需要临时题词的时候，脑海中第一时间浮现的还是那个年代的叙事内容。胡锦涛曾经在回答“阅读过什么世界名著”的时候，提到前苏联的意识形态宣传作品《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也可以作为以上分析的又一个佐证。

我们当然不会要求作为国家领导人，一定要文采飞扬，出口成章。前任总书记江泽民，倒是琴棋书画，样样都来，也只是落人笑柄而已。但是，从胡锦涛的书法，我们不难看出，贯穿他的思维的一条传承主线，显然还是中共老一套的意识形态，而他本人，又是拘泥型个性，这样的领导人，其治国风格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从胡锦涛的书法看胡锦涛，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指望他扮演一个改变历史的人物，那就叫做：“缘木求鱼”。最后，我要送给胡锦涛我的山寨版题词，那就是“民主，会有的；自由，会有的”。

有媒体报道，香港一家演剧社日前排练一出纪念民主运动21周年的剧目，深夜11时，剧组有十多人突然集体辞职，理由是收到有背景人士的电话，告知“正注视大家演出”，于是在惊骇之余，演职人员提出辞职。更有甚者，巴士公司也来电拒绝了该剧目为期3周的巴士灯箱广告，而这项广告业务是原本已谈好的。看到这则新闻，我不由得想到了《1984》里那位神通广大、无处不在的“老大哥”。“老大哥”从北京“正注视大家演出”，虽是小事一桩，仅说明“老大哥”在香港的存在已深入市民日常生活，但“被注视”所带给香港市民的恐惧还是相当震撼。这从剧组演职人员立刻集体辞职中，人们不难感受得到。

渴望民主的大陆民众，在1997年注视香港回归时，曾以为自由香港像一只从英国人手中缴获的巨型木马，被作为战利品拖进城来，以为在今后的某个夜里，木马屠城的故事就会在这个叫中国的老城堡里上演。这或许就是知识界1997年的真实想法。时间已经过去13年，人们现在看到的，不是专制的特罗伊城从内部被攻破的奇迹，而是香港这只巨大的自由木马，正被拆分为一块一块薪柴，扔进了熊熊燃烧的专制熔炉。原来对木马屠城的担心，自1997年以来也一直隐藏在北京“老大哥”的心中。

在香港回归10周年时，笔者曾写过一组短文，其中一篇首次提出“香港大陆化”的概念，提醒人们回归10年，真正值得深度观察的，也许就是自由在香港的沦陷和极权体制在香港的入侵。日前这则新闻报导，只是“香港大陆化”的最新证据之一。这13年来，民众从大陆媒体上看到的，仅是香港与大陆之间的鱼水之欢郎情妾意，但如果把观察的目光深入到大陆媒体刻意涂抹的猩红伪装色之后，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客观存在的自由与专制的互相排异，实际上是非常激烈的。一方面，回归之后两地之间交往频繁，使香港这只木马里的自由种子，有加速向大陆扩散之势，以至于像邓小平曾向李嘉诚允诺的那样，使香港现有制度“50年后更没有变的理由喽”。但另一方面，大陆则抢班加点，欲在50年大限到来之前，将包藏屠城隐患的自由木马，尽快杀除，防患未然。

从英国人手里成功缴获香港这只巨型木马，固然值得庆贺，但弄不好，也会带来屠城之灾。可以说北京这13年来治港政策的核心点，就是既要享受缴获木马之荣耀，又要避免屠城之隐忧。明白了这一点，对13年来京港两地发生的一系列对抗和冲突，就都不难理解了。2003年7.1大游行，53万人走上街头成功阻止23条立法，是第一次大规模对抗，香港暂时胜出；在2005年12月22日，泛民主派议员在立法会投票否决1600人选举委员会的“政改方案”，要求2007年双普选，再次小胜，但香港当局在“老大哥”撑腰下，索性给出一个只有800人选举委员会的倒退方案！北京反败为胜；其实2004年4月6日的中共“人大释法”，将2007年之后直接选举立法会组成人员和特区首长的《基本法》条文，解释为“不包括2007年”，无限期搁置双普选，北京已经大胜；到了2010年1月27日，泛民主派五名立法会议员宣布五区总辞，希望通过五区增补议员的普选形式，进行一次实质上的五区公投，用公投宣示双普选的强烈诉求，香港又小胜一局；但2010年4月14日，香港当局在北京“老大哥”撑腰下，无所顾忌，突然公布1200人选委会的政改方案，对泛民主派的普选诉求猛击一拳。从500人、800人、到1200人已经用去15年，那么按照这个节奏“循序渐进发展民主”，香港人需要多少年才能实现800万人双普选的梦想？

别的暂且不论，如果北京“老大哥”保持现有治港政策的核心不变，那京港两地的对抗要持续到何日才会结束？依我之见，“老大哥”应放弃对香港的恐惧和担心，尽快落实香港公民双普选的正当民主诉求，保持香港现有自由。如是，香港人才会从北京感受到温暖和安全，香港人的心也才会随着身体一同回到自己的祖国怀抱。但遗憾的是，“老大哥”对香港民众的民主诉求一味抗拒、排斥，甚至人为设置障碍，故意拖延时间。这样以来，香港人从北京感受到的只有敌意和冰冷，他们的身体虽然回到了祖国，但心却被排斥得离祖国越来越远。也许北京“老大哥”心中对香港本无恶意，只是对自由香港感到陌生和不习惯，以至于完全不知道如何治理这一片自由的土地。这倒是情有可原。老大哥已搞了48年的中央集权，1997年突然接手一个自由的香港，向来习惯于乾纲独断的老大哥，如何能坐看你“高度自治”？这就像老大哥一直对亲人们打不离手、骂不离口，而亲人们也一直仰其鼻息看其眼色，现在突然增加一个不畏强暴、不惧打骂的成员进来，还要让老大哥用温柔善良的方法和他相处，这对老大哥来说不免有赶鸭子上架之嫌。问题是，早在香港回归之前，《基本法》已写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老大哥又何必勉为其难鸭子上架？说到底，问题还是出在“老大哥”身上，出在“老大哥”对香港的不放心、不信任上。别看13年前香港回归那会儿，“老大哥”人前人后乐得合不拢嘴，其实从那时开始，“老大哥”就没轻松过一天，因为木马屠城的噩梦总是挥之不去，这也是近日香港一家演剧社被“老大哥”大眼不眨的“注视”上的原因。

恐惧才要注视，注视带来恐惧。“被注视”的是香港演剧社，剧组成员因恐惧而辞职，但真正感到恐惧的，还是注视者。只有心中充满恐惧，才要紧紧“注视”别人。

2010-04-19

引言：低端暴力与历史复制

一直以来，人们相信：只要执政党控制着军队，就能够对付与消除社会骚乱。事实上，这是天真的幻觉，尽管它是“党指挥枪”信条的暗含前提。因为，社会的多维度断裂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低端暴力的相互性在日甚一日地升级。

何谓“低端暴力”？

是指底层社会官民共同面对的无解难题，最终解决往往诉诸暴力。这是“历史并未终结”之当今社会，对历史传统的一个回应。换言之，邵景均们所担心的“人民起义”有着历史合法性与文化正当性。正如，一个不胫而走的谣言会振荡貌似现代的社会之局部一样，尽管那个局部非常之小，甚至只有一定的新闻含义。就个案来看，低端暴力的诱因完全是由于浅层经济原因造成，而绝无深刻的政治观念抵牾原因。换言之，经济危机（且不论其可测度的影响指标）加剧了中国社会低端暴力的发生概率，也无法排除其逐步政治化的可能。

一、暴力背后的经济利益纠葛

当今中国农村社会的暴力事件就其本质讲，是传统型低端暴力的一种现代复制。较远的四川瀑布沟事件与贵州瓮安事件就不用再提，看一下发生在农历新年前后（2010年1、2月份）的几起就足以印证。

（一）1月30日，河北涿州市陈家屯村党员张洪田在村委会参加党支部会议时，交涉奥运期间村里欠其安保补助费问题，双方发生激烈口角，张遂砍伤村委会负责人并引爆随身携带礼花弹，造成2人重伤①、11人轻伤，所幸没造成人员死亡；（二）2月8日，广东英德市横石水镇约300名村民与镇上居民为饮水安全问题向政府交涉未果，愤怒之情转化为打砸行为，造成2辆公车被毁、6人受伤②，所幸没造成人员死亡；（三）2月16日，陕西白河县农民叶开国数次讨薪未果后，在县政府门口实施爆炸，造成3人受伤③，所幸没有人员死亡。

以上三例个案均由利益纠纷导致。

表面上看起来，村委会和镇政府两级底层权力机构成了受害者或曰弱势群体，但是，来自底层权力机构的施暴记录确从一个侧面上说明：正是权力的不当使用，或者它运行中的欺骗性严重地伤害了底层公众，才引发了后续事件。

其一，以上所举三个例子均是施暴者此前受到经济侵害而后被迫采取行动，其中尤以河北涿州案例更具权益交换性质：为了奥运安保，临近北京的涿州责任重大，村委会安排张洪田负责监护有精神病的哥哥张洪军，答应付酬每天80元，等奥运结束后，村委会却不兑现原诺。

其二，在河南大力打造中原文明发祥地的同时，两件乡镇官员粗暴对待农民的“小事儿”让这个自古以来就是中华乱源的地域再度震惊了世人：睢县的一位农民找乡长反映问题，因欲用乡长的个人水杯遭拘留7日；新郑市一位副镇长骂年长农妇是母老虎，遭对方回骂，将农妇拘留④。

其三，在广东东莞市黄江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利沛钦在与经济关系人（农村经济合作社）发生纠纷之后，亮出私佩的手枪，强迫对方签订有利于他的协议。这个“小事儿”再一次表明合法暴力私有化的趋势，同时，也预示着对抗这种私有化的自我保护行为必将以非法的形式出现——民间私人购置、利用枪枝的行为不可能再是少数个案，此前，湖南安化县发生了一位村民枪击导致11死亡、1人重伤事件⑤。

纵观以上冲突案例，我们可以发现：第一，社会阶层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困难，最后只能诉诸暴力或非法使用公权力来解决问题；第二，社会阶层之间有意识地互相仇恨，尤其底层官僚对底层平民的厌恶情绪随时会发泄出来，结果冲突由低度迅速向烈度发展。关于前者，需补充的是大众“仇富心理”不断膨胀也导致了许多冲突个案；关于后者，城管对小贩、看守所对在押人的施暴案例也屡屡不断，更需注意的是施暴者的身份也具有浓重的底层色彩。

二、社会板结化：靠冲突才能解决

仍然在中国特定语境中引用“历史并未终结”的传统含义，那么，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社会的板结化状态是整个社会心理扭曲的根源。板结化不仅直白地说明意识形态的非安全状态，而且，它在现代社会中比标准的国际学术更多了一层内容：国际学术关注社会板结化多是从财产分配（特别是继承）角度看待的，认为财富代代相传会造成物质与人才的浪费⑥；中国社会中的板结化，更多的是表现在政治权力的分配方面，比如“官二代”比“富二代”更受公众关注，并且，“官二代”取得巨额财富的机会远远高于平民出身的奋斗者。

社会板结化所具有的潜在危险已经为体制内精英所察觉，如全国两会期间不少代表都议论了这个话题。但是，就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功能来看，根本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限于个人的道德表态。因此，百姓的情绪化反应也可以理解——他们说：不怕“富二代”飙车，就怕“官二代”飙官。

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是流动性与匿名性⑦，尽管这两者不可能完全描述社会的普遍趋向。在中国，由于“官二代”的政治与经济高端化呈现双头鹰状态，社会的流动性大大降低了；同时，匿名性也正在受到威胁,尽管“跨省追捕”已经成为一种政治丑闻的代称，但是推动网络实名制的强烈愿望连重庆那样被民粹所追捧的地方都在积极试验，可见合法化地消灭匿名制是中国社会板结化的惯性发展。

多说的是，重庆的网络实名制不管有多么正当的理由，它都吊诡地表明：第一，被民粹追捧的政治新势力本质上是与民粹不搭界的，因为民粹的发声渠道就是网络，并采取匿名方式；第二，政治新势力或者是在使用“历史并未终结”里的权术操作，或者是处于道德性与知性双重不足的境地。这方面的分析超出了本文主题，不能展开来研究，只能给偏重实证研究的政治课题留下选项。

社会板结化在中国正在引起注意。除了上面说到的两会上有话语权人士的呼吁，也有媒体的“半理论化”关注。比如，2010年第一期《南风窗》上刊文称：社会上升的机会似乎越来越少，低收入阶层跃升到中产阶层、中产阶层跃升到富有阶层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仅有的几个上升渠道也机会渺茫，社会正在日益“板结化”。⑧

文章中警告说：“如果一个社会有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自己的境遇愤愤不平，它的政治稳定性必然变得非常脆弱。”这种说法是有确实依据的，比如媒体所讲的“蚁族”，其60%以上的是农民子弟和四线城市普通收入家庭的孩子。这是一个焦点性和标志性的指标，同时，在体制内的流动中没有官僚家庭背景的人往往被压制在“万年科员”、“百年股长”的小吏水平。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有一定权力的人士可以安享无偿性供给的现象，比如“局长日记”事件。在额外性消费的另一端，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交易市场——女性换取政治资本或（和）经济利益的供给品就是性，背后是个人尊严。此类的信号毫无疑问地刺激了底层社会的反抗与颠覆的心理，仅仅以公信力来诠释问题就显得苍白了，尽管我本人也进行过公信力危机的系统研究。

简单地说：正如经济结构的自然调整最后不得不靠金融危机来实现一样，社会板结化的破解最后还要靠社会骚乱来解构。不同的是，既然我们从理论上把握到了骚乱的可能性，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避免骚乱的更大的破坏力，甚至如何预先谋划社会重建的思路。

三、国家案例：智利的惨痛教训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追求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出现社会骚乱，中国1989年的政治事件尽管被官方修正为“风波”而不再冠以“动乱”，也尽管这个事件从根本上影响了本文作者个人的命运，但是，我们仍无法完全将它“去骚乱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中性地看待“骚乱”要比意思形态的争端更具现实意义。

不管人们如何定义现代化，也不管承认普世价值存在与否，现代化作为社会结构变化的过程必然会出现明显的利益冲突，冲突究竟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无法提前判定，只有依靠预测学的手段来大体研判方向或尽人力而使骚乱的破坏性后果最小化。这也正是本系列的价值基础之所在。智利的国家案例⑨，几乎是中国国内政治保守势力借防止社会政治拉美化而拒绝或抵触政治改革的最好口实。但是，通过分析智利国家案例，可以发现正是利益的难以协调性，才造成了阿连德政府的失败以及后来皮诺切特残酷的独裁统治。

阿连德口碑尚可的福利国家政策，是以利益妥协为基础的。1970年，通过民主形式获得的总统职务及政府名义控制权，基于对基督教民主党的妥协，即答应对方提出的“尊重原有军警体制”的宪法保障条例。但是，改革进程中中产阶层（及以下未及平民的阶层）的利益受到了剥夺，再加上国家财政紧张与市场商品的匮乏，不满情绪弥漫于智利社会。1973年，反对派试图挑起中产阶级街头暴力未果，军方力量借机发动政变，陆军司令皮诺切特发动政变——军事骚乱，十万部队进攻首都及其他重要城市。未期，军方的政变遭到平民的强烈反对，在民众的支持下，阿连德坚守总统府五小时，尽管他的抵抗失败了并最终被叛军用机枪打死。

皮诺切特通过骚乱上台后，发誓要用新的东西来代替阿连德时代“名誉扫地的自由民主”⑩。这一点，让我们看到中国反对普世价值的力量已经发动了半场政变，因为他们在极力诋毁自由民主的声誉。不同的是，他们还没有从体制内找到挑起社会骚乱的突破口！

臭名昭著的皮诺切特统治是秘密警察统治，这种特务统治的反人性已经为世人所共斥。但是，人们忽略了一点——特务统治从逻辑上就是自由民主的“反药”！智利社会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万五千名平民被杀害，数千名政治犯被囚禁、拷打与放逐。不过，历史学家们庆幸地发现智利社会的反抗能力还是非常顽强的，罢工、游行，还有行为艺术（街头讽刺剧）不断挑战着独裁统治。

由于美国出于地缘战略考量，并没有及时谴责皮诺切特的军事骚乱行为以及残酷的特务统治，反而与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这些无疑强化了军事独裁政权的统治信心。皮诺切特独裁集团靠军事高压与特务统治，为智利换来所谓的和平岛时期，经济发展也确实强于阿连德时期。但是，低工资水平维持的出口造成的是社会贫富差距的悬殊——“圣地亚哥和其他城市周围的贫民窟比以前更贫困了，因为政府终止了社会福利计划”，“学校关门，排水沟露在外面”，凡此等等。

结语：金融危机的持续化

中国存在智利化的危险，社会骚乱带来皮诺切特式强权统治存在很大的可能，因为江泽民时代基本上就是“半皮诺切特式”的政治模式，比如对异议言论的刑事化压制，还有完全违背人性的宗教镇压，以及利益集团以无所顾忌的方式抢掠社会财富，等等。但是，目前中国社会所达到的民主意识程度已经远远胜于智利的皮诺切特时期，尤其互联网的发达让民主意识以几何级的速度传播。这样，即便中国出现一段时期的“皮诺切特统治”，也不会长期化。

中国会发生大规模金融危机，而且不止一次，危机会在50年内持续化；全球金融危机也不会短时结束，因为全球陷入了战国化时代，危机将持续下去（至少会延续到2039年），期间危机的高峰期也不止一次。

由于目前整个政治精英集团没有政治改革愿望，实际上也不可能实施有效改革（仅仅是官员财产登记一项就被“挂账”了！），那么，一旦发生大规模的金融危机，社会骚乱极有可能随之而来。对于这种情况预判之后，我们一方面认为它是社会转型即全面现代化中不可避免的成本，另一方面，仍然要坚持社会和解路线——策略可能多变，甚至是不稳定的。我想：这已经超乎了传统知识分子悲天悯人的层次，而是将政治推向人性化的一种新的道德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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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部分：
注1：参见2010年2月1日《新京报》报道，题目：“河北男子索酬未果，用50枚礼弹引爆村委会”。
注2：参见2010年2月8日《新快报》报道，题目：“广东英德市300村民砸镇政府”，转引自博讯网2010年2月8日。
注3：参见2010年3月5日《瞭望东方周刊》报道，题目：“白河县政府门前的爆炸”。
注4：两起拘留事件，分别参见《新京报》2010年3月25日报道与大河网（郑州）2010年3月30日报道。
注5：关于广东的报道，参见2010年3月17日大洋网（广州）消息；关于河南的报道，参见2009年12月13日新华网消息。
注6：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巴黎）在2010年一季度发布了社会流动性报告，报告说：“出身高收入家庭，子女会继续享受前辈们的社会地位，反之亦然。”还有，社会缺乏流动性的结果之一是：“机会不均等也会影响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给全球效率和一个经济体的增长潜力带来不利影响。”
注7：关于匿名性，德国社会学家米歇尔•鲍曼在《道德的市场》一书中有深刻论述，兹引中译本（肖君与黄承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序言稍作介绍。《译者的话》评价道：“与社群主义的观点相反，鲍曼指出，被社群主义所唾弃的现代市社会所具有的大规模、流动性和匿名性等特征是培养普遍道德必不可少的前提。”
注8：该文题目：“警惕社会结构‘板结化’”，作者张雪忠，文后作者简介为“任教于华东政法大学”。
注9：本系列的上篇误将智利国家案例书写为“阿根廷”，特此更正。关于智利的有关资料一部分出自郝玮与徐世澄著《拉丁美洲文明》一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P229-231。该书系汝信主编的【世界文明大系】丛书之一种。
注10：参见李•拉尔夫《世界文明史》下册（赵丰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P990-991。

一名持不同政见者来到世间，仿佛天生就是要去做无根的漂泊。在他的一生中，也许会拥有许多肝胆相照的私人朋友（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必然的，只要一个人愿意选择成为一名持不同政见者，自然就会有许多人愿意与他结成肝胆），但无论如何，他的生活总要不可避免地陷入被边缘化的境地，他将渐渐被社会生活的主流人群以不同眼光对待。这种边缘化导致作为个体的持不同政见者陷入困境之中，他将失去来自身边主流社会的认同和支持，进而导致整个持不同政见者群体陷入困境，民主化进程陷入困境。

在这开始的时候，我想向读者诸君讲述一个简单的小故事，以请诸君管窥一番，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心中的故乡，究竟是什么一番景象。

在苏联，自十月革命始，至其解体，计划经济体系一直没有得到变革。计划经济体系意味着一个人几乎无法（至少是异常艰难）脱离国家控制而单独存在。国家几乎掌控着全社会所有人的经济来源，并且脱离该体系之后几乎找不到其它经济来源。除非逃往深山老林自耕自作。苏共当局对付其境内的持不同政见者们，有多种手段，除了枪决、劳改、驱逐出境等时常听闻的手段之外，还有一种十分常用的手法，就是停发该反对派人士的工资。苏共当局认为，停发工资之后，人们找不到其它经济来源，于是必须向苏共当局低头，才能保全生存。但是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们迅速找到了应对办法。他们相互授课，然后收取听课费。这既在现实上解决了那些被停发工资者们的经济尴尬，又加深相互之间的理解，还能促进学习，更重要的是，授课并得到听课费，对那些需要钱的人来说，是一件既体面又自然的事。这种方式不会引发诸多不必要的“人情”纠葛。

相互授课的方式持续了数十年，苏联人民中的相当一部分，终于迎来的自由。对于苏联境内的持不同政见者而言，持不同政见者这个族群本身，已经成为了他真正的家园。他在世上承受来自专制当局的迫害，承受身边的冷落和嘲笑，却在这个族群里得到心灵慰藉及各种支持。这个族群里的人们给他提供的内在力量，也许丝毫也不亚于自由价值本身。

在逻辑上，持不同政见者们想要推进社会的民主化，必须依赖民众的支持；但现实的状况却恰恰相反，往往持不同政见者们越是努力，他们离主流民众就越来越远。因为他越努力，专制当局就越迫害他，然后他的命运变得越发艰难。这几乎是中国持不同政见者们所需要面对的头号难题，尽管许多人试图探索出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法，但前景并不令人乐观。至今，它仍旧是头号难题。欧阳懿先生便是试图探解这一难题者之一，他很早便提出反对派应积极进行自身文化建设这一概念。在公开发表的言论中，关于这一概念，他为第一人。

无论作为个体或是群体，持不同政见者被社会边缘化，乃是不争的事实。此现状与我们所想要追求的，一个基于普遍选举，更加开放、自由，人权得到强有力保障之中国的目标背道而驰。尽管持不同政见者们的努力和牺牲有目共睹，然而该现状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努力和牺牲得到明显改观，令任何一位关心并支持中国民主化进程者揪心。想要令该现状得到改观，必须解构并重构一些问题。

以色列资深部长、前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夏兰斯基称：在一个基于恐怖的社会中，存在着三种人：第一种人是现行社会制度的自觉维护者；第二类是现行社会制度的坚定反对者；这两类人是真正的理想者（其理念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为数都不多。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属于第三类，被夏兰斯基先生称为“悖思者”。“悖思者”们会在不同场合、不同的环境、不同的问题中，表现为对现行社会秩序的支持或反对。譬如说在当今中国，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对官僚阶层的腐败和贪婪十分不满，但换一个场景，当统治中国的官僚阶层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或者涉及诸如西藏、台湾等地区事务时，他们又会情不自禁将官僚阶层当成自己理所当然的代表，而完全忘记了官僚阶层是通过残杀自己先辈和同胞上台，并正在侵犯着自己的切身利益。

悖思者会随着社会的推演发展转化：总体上，当社会的恐怖水平提高时，悖思者大军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会转化成现行制度的拥护者，而反对者中的一部分退化为悖思者；反之，则会有相当一部分悖思者转化到现行体制的对立面，体制的拥护者中，亦会有一部分人转变成悖思者。是以，在一个基于恐怖的社会，尽管在持不同政见者们的不懈冲击下，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外加统治阶层内部的统治能力退化，其恐怖水平将不可逆转地逐渐下降，但统治者仍时时试图竭力提高或保持这个社会的恐怖水平，以维系其统治。我们有理由将该认识归功于整个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群体，而非夏兰斯基一人，这是属于人类的一笔巨大财富，毕竟，在今天的地球上，仍有将近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恐怖统治之下。

持不同政见者之所以被边缘化的第一个原因，在于他们自身被统治者树为恐怖统治的榜样，让悖思者大军看到他们下场，从而远离他们，进而远离他们的思想。作为一名持不同政见者，他想要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必须接受被社会大多数人远离的命运，这是别无选择的代价。在这一方面，持不同政见者们想要改变自己被民众疏远的现状，几乎无能为力。或者说，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坚守下去，以自己的生活和生命告诉身边的悖思者大军们，自己身上所承受的那些恐怖压制，并不可怕，人有能力去战胜它们。

然而还有另一层因素，同样可以导致持不同政见者们被民众远离。那是出于持不同政见者们自身的种种缺陷（之所以称为缺陷，是以一个高标准来衡量）。就人这一物种本身而言，尤其处于中国这样具有特定的文化氛围的社会之下，人们总是习惯于去挑他人的毛病，而非认可他人。因为给他人挑刺，要比承认他人的价值，要简单得多。当悖思者们看到一个成为恐怖政治镇压对象的持不同政见者时，自觉地对其持有同情态度者，仅占少数；大多数人会不由自主地倾向于反对他，因为恐惧盖过了他们的理性。可是，要想反对一名持不同政见者的观点非常困难，因为一个人若是甘心毫无指望地以承受迫害为代价来坚守自己的观点，那么其观点必然经过深思熟虑，必定更接近真相。因此，那些反对者们必须在他（她）身上找出其它理由，来否定这位持不同政见者。于是，这位持不同政见者身上的种种缺点会被放大，甚至被扭曲、被误读，成为他（她）理所当然应当被否定的理由。

实际上，我们所风闻的，关于持不同政见者们的种种不良传闻，虽非完全地空穴来风，但却是被放大的，这种放大有时几乎到了离谱的程度。在现实中，如果人们有机会接近一名持不同政见者，并保持清醒和理性的头脑，会发现在他身上虽然存在着种种人性固有的缺陷，但不出意外的话，这位饱受诟病的人，往往比那些诟病他的人们更加接近于优秀。

因此，我们无力摆脱恐怖政治对我们所施加的桎梏和迫害，以使自身免于被边缘化，但我们却可以通过努力使自身变得更加完整，免于诟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战胜被社会边缘化的命运。

欧阳懿先生所提出的文化建设，便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为我们思考如何使持不同政见者群体变得更加完整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视角和切入点。一个没有枪却要对抗枪；没有钱却要对抗从整个国家搜刮来的国库；没有任何外交和内政资源却要对抗一部国家机器的群体。我们唯一的武器，就是无论作为一个个体还是群体，我们的生命形态能够具备承担起这个国家未来的资格，亦即，在我们身上，使人看到这个国家的希望。用俗话说是：“一群能成得了事的人”。我们内部的精神联结牢不可破，对外出现时，我们的心灵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亲和力。这种提法虽然仅仅是一种理想状况，却是我们的目标，尽管我们不可能做到完全达到这些目标，而我们亦知道：只要一日没有达到这些目标，便一日不能停止向这一目标的努力。若能如此，则吾乡近矣

至于如何重构它们，我想，请读者诸君还是静静地从欧阳懿先生的著作中得到启迪吧。您会因这一趟奇妙的阅读而受益良多，哪怕仅仅当成一种闲情式的欣赏，欧阳懿先生亦能令您赏心悦目。如下，我们可以开始这奇妙的旅程，由衷地感谢诸君，愿谦恭地以您朋友之名。

截至4月20日下午17时，地震已造成2064人遇难，失踪175人，受伤12135人，其中重伤1434人。国务院决定，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青海玉树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2010年4月21日举行全国哀悼活动，全国和驻外使领馆下半旗志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我查看了文化部下发的执行哀悼活动的详细通知，发现如果严格执行起来，这将是最近多年来，世界各国都没有执行过的禁止如此广泛娱乐活动的哀悼日。我粗略估算，如果全国娱乐场合（通知中包括电影院、网络游戏、桥牌等等各种娱乐）停业一天，经济损失大概在几十个亿以上。

国务院从善如流、顺应民意，我表示由衷的赞赏。虽然我也感觉到这次被禁止的各种“娱乐活动”的范围有些扩大，而且涉及到很多私人企业和个体利益，但想必蒙受经济损失的企业和个人还是能够理解并积极配合的。不过，想到遭受地震打击的经济又雪上加霜，凭空损失这么多钱，我还是有些惴惴不安。

我想，国务院下发的禁令是否可以把“娱乐范围”再扩大一点？把一天的禁令造成的纳税人的经济损失弥补回来？例如，把全国从上到下公款吃喝与消费也界定为“公共娱乐”，严令禁止在哀悼日里举行任何形式的公款消费——按照国务院公布的数据，仅仅禁止一天的公费吃喝将能节约30亿左右，如果能够停止三天的公款消费，那么，就节约了将近100个亿，这些钱也是玉树灾区急需的救命钱啊。

国务院没有发出这样的通知，但我发现，在我的微博贴出这个提议后，很多网友向国务院发出了这样的“通知”：请在举国哀悼的日子，在民众停止玩游戏、看电影的日子里，暂停公款吃喝与公款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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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国哀悼，不应该只是寄托活着人的哀思，也不只是为了让活着的人活得更好，当然更不只是为活着的人提供一个表演的舞台，或者为了让活着的人“凝聚在一起”感谢这个感谢那个……举国哀悼的主角是“死者”，虽然他们已经死了，不会说话了，但他们才是主角，你不能忘记他们，更不能把哀悼日弄成忘记死者的日子，在这个日子里，你应该闭上嘴巴，默哀……

也许有人不理解，特别是对信奉“人死如灯灭”的中国人来说，我上面的话有些大逆不道。让我给你讲讲这些年发生的一些故事，就从那些在天灾和人祸中死去的同胞们的故事开始，这些故事几乎都是这样开始的：

亲人非正常死亡了，在“人命关天”的理念下，化悲痛为力量，于是要追求真相，要讨回公道，要追求比阳光还光辉的公平正义，于是抬棺游行，于是质疑尸检，于是质疑建筑物的质量，于是各种有良心的人士伸出援助之手，真相呼之欲出，真理也离我们不远……但这种故事不管怎么演变，绝大部分却拥有越来越类似的结局：死亡被明码标价，12万？……35万？如果还不行，再加一万？如果你把亲人的遗体立即焚烧掉，他们会再多给你五千，当然你还可以讨价还价，于是，家属被搞定了，于是真相不再重要……

我非常理解痛失亲人的人，在面对“人死不能复生”、在面对强权时候的无奈，追寻真相与真理的前途不但渺茫，而且还充满危险。于是在万般无奈下，能争取到一些金钱补偿，也算是告慰死者，以及对活着人的安抚。可是，长此以往，我们渐渐发现，那么多让我们撕心裂肺的死亡，最后都变得毫无意义，都被明码标价，好像死亡只对生者才有意义——而且是以金钱多少来计算的意义……

也许，金钱对某个个体与家庭来说，比什么都重要，但对于死者，对于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有一句话绝对是真理：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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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对于无神论者以及没有什么信仰的人来说，死亡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它是万事万物的结束——因为你眼睛一闭，万事万物就永远的消失了。可这个世界上即便有很多无神论者，但很少完全没有任何“信仰”的人。

更何况，对于大多中国人来说，宗教与信仰其实还有另外的形式。这些年，清明节已经成为比春节更看重的传统节日，清明已经从以前被当局禁止用来搞“封建迷信”而变成了法定假日。对祖先的崇拜就是大多中国人的原始宗教，而他们崇拜的岂止只有祖先，甚至还有子孙后代……这种血脉传承，竟然有宗教的意味，揭示出死亡，也许不一定是结束……

我曾经写了一篇博文《我们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2012》，在这篇博文里，我承诺即将写下一篇题目为“2012，世界不会灭亡，你却可以永生”的博文，但有些读者留意到了，这篇博文却一直没有写出来。这种半途而废的情况对于我来说并不多，却都是同死亡的主题有关。我平生倾注了最多心力的纪实作品《伴你走过人间路》，短短十几万字，却耗尽了我无数的心血，而最终也不得不停下来，留下遗憾。我想突破对死亡意义的思考，却发现自己没有这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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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这部描写两年后世界末日降临的电影，为什么会让我们感觉如此失落、空虚？难道我们不知道，即便没有世界末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某一天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就是世界末日题材的片子对于无神论者的启迪：只要不到世界末日那一天，你的死亡并不是整个世界的结束。你的子孙后代，你的亲朋好友，你的族群，还有你的民族和国家，更不用说你的奋斗和追求，还将活下去……

这个清明节，北上祭奠母亲的时候，顺路祭拜了几位虽死犹生的伟人，其中一位是胡x耀x邦同志。他已经去世21周年了，可是，你能说，在很多人的心中，在中国的历史上，他真的死去了？一个有信仰和理想，并为之奋斗不已，一个造福社群与民族、国家的人，他们的死亡有时不但不是结束，反而是一种开始。

传说另外一位虽死犹生的领导人在生前曾经对当今共和国领导人作出过这样的评价：他们两个都是好人，但都缺乏理念，缺乏历史抱负与眼光。其实这话可以用生与死来解读，那些过一天算一天的政客，是只知道“生”而不知道“死”的人，如果他们能够把眼光稍微放远一点，放到不出几十年他们就要死去的那个时段，他们就会思考死亡并慢慢寻出死亡的意义。而一旦他们去思考死亡的意义，也就是他们开始真正了解到生命真谛的时候。到那时，他们会知道，只要世界末日不到来，他们就有可能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世人中间得到永生。对于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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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举国哀悼的日子。在这个时刻，我们沉痛哀悼青海地震受难同胞，哀悼所有在天灾人祸中非正常死亡的同胞——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鲜有政权下令为普通受难者默哀的时候，但我们没有必要因此而对活着的人感恩戴德，竭尽吹捧之能事。正如我所说，在这个悲伤的日子里，主角始终是地震的受难者，是几千年历史上非正常死亡的中国同胞，而我们这些幸存者，只有怀着谦卑的心，在默哀的时候，倾听死者的声音，思索真相与真理，思考死亡的意义……

2010-4-21举国哀悼日

自从一九九八年红色高棉残部彻底覆灭之后，在昔日的一名背叛红色高棉的中级指挥官、今日手段圆滑又不乏威权主义性格的首相洪森的领导下，柬埔寨经历了夹杂着几分痛苦却又充满希望的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如今，红色高棉统治时代十室九空的首都金边，处处是大兴土木的景象和外国游客的身影。街头所有的书摊都在出售关于红色高棉历史的书籍和音像制品，其中包括柬埔寨导演潘礼德与那场灾难的幸存者和狱卒合作拍摄的影片《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S-21”、“万人坑”、“杀人场”，甚至离金边四百公里的安隆汶、波尔布特的葬身之地，都成为游客云集的地方，每年到这些“特色旅游”景点参观的外国游客超过一百万。“柬埔寨曾经发生了一场以社会重构为目的的民族和种族的大屠杀”，法国学者拉古特将这段历史称为“自我灭绝的屠杀”。目前，对于那场灾难中有多少人遇害，一直有着不同的估计——从保守的四十万到有所夸大的三百万，史学界比较认可的数字是一百五十万。这个数字在当时柬埔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纳粹大屠杀。

从二零零八年开始，联合国支持的国际法庭正式逮捕了红色高棉的五名前领导人并对他们作出控罪。这是一场迟到三十年的审判。然而，这些人无一例外地否认自己有罪，个个都做出天使一样无辜和纯洁的模样。红色高棉的第二号人物农谢对美联社记者说：“我没有参与杀害人民的行为。……我当时是人大委员长，与政府的行动毫无干系。”红色高棉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乔森潘出版了自传《柬埔寨当代史与我的处境》，他表示：“我认为这本书能够向人们说明，我并没有参与红色高棉领导人屠杀我们同胞的暴行。”而波尔布特的连襟、红色高棉的第三号人物、政治局常委和外交部长英萨利，则振振有词地对记者说：“我知道自己极有可能被‘审红庭’传召，但我没有犯错。我是斯文人，在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我甚至救了不少人的性命。”那么，这些昔日位高权重的人物，难道真的对大屠杀一无所知吗？

周德高所著之《我与中共和柬共》一书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周德高是一名生于柬埔寨、长于柬埔寨的华人，少年时代即投身共产革命，成为中共布置在柬埔寨的一名情报人员。他表面上做旅行社生意，背地里与中共驻柬埔寨大使馆保持密切联系，广泛结交柬埔寨各阶层人物，甚至对柬埔寨高层政治动向了如指掌。他的妻子和幼小的女儿都先后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他的妻子是中共控制的侨社办的《棉华日报》的会计，后来又是进出解放区的联络员；他的女儿八岁就为爸爸送信到中共大使馆。在西哈努克掌权时期，周德高在金边广交朋友，长袖善舞，甚至帮助金边当局破获了国民党特务刺杀来访的刘少奇和陈毅的计划。朗诺政变之前，周德高接受康生的指示，充当中共情报系统留守金边的最后一人。直到身份泄露之后，才奔赴红色高棉占领区。在红色高棉占领区，他是少数可以接触到红色高棉高层领导的华人。后来，他随红色高棉的军队攻入金边，目睹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一九七七年，越南出兵柬埔寨前夕，周德高被中共召回国内，汇报柬埔寨形势。由于他直言红色高棉的种种暴政，受到上级的斥责，这个曾经为革命理想出生入死的革命者变成了中共的弃儿。

周德高晚年在美国完成了《我与中共与柬共》一书，这本书剥开了红色高棉的神秘面纱，生动地描述了他亲身经历的红色高棉的诞生、发展、崛起、大屠杀直到失败、灭亡的整个过程，尤为宝贵的是，他揭示了操纵红色高棉这个台前傀儡的那双黑手——中共——对柬埔寨内政的干涉，以及中共与柬共的分合恩怨。由于五六十年代毛泽东“输出革命”的政策在印尼、马来西亚、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挫败，以及中共与苏联交恶之后在共产国家集团内部的孤立状态，使得中共在欧洲只剩下唯一的盟国阿尔巴尼亚，在亚洲只剩下唯一的盟国柬埔寨。所以，尽管柬埔寨是个经济落后、政治混乱的小国，中共却高度重视与柬埔寨的关系。长期领导周德高工作的，是有“二王”之称的、中共大使馆的商务参赞王润生和王树仁。后来，周德高才知道这两个人非等闲之辈：前者七十年代调任中国外贸部部长，后者担任了中央调查部副部长。而周德高本人虽然没有显赫的级别，却是一颗重要的棋子，他在关键时刻获得的情报甚至拯救了乔森潘和胡荣这两个红色高棉高级官员的生命。一九六七年，西哈努克对中国的“文革”感到恐惧，有了往右转的念头，准备弃中投美，并对仍然留在金边的左派议员乔森潘和胡荣等人下手。当时，一名红色高棉的线人已经被捕，当局即将逮捕乔森潘和胡荣。周德高获得这个情报之后，立即向中国大使馆汇报，使馆官员在得到北京的命令之后，安排由周德高将此信息转达给乔森潘和胡荣。当时，柬中友好协会正在举办“中国艺术展览会”，周德高被安排到展厅区等候之。乘旁边没有人的时候，他将消息告诉乔森潘，乔森潘立即转过脸去向胡荣示意。周德高还补充了一句：“请您马上行动，此事万万不能拖。”几天后，乔森潘和胡荣“失踪”的消息，便震动了世界。实际上，两人已经顺利潜逃到了解放区。此后，周德东还奉命将朗诺策划政变的信息，通过早已是柬共地下党员的西哈努克办公厅主任周成传达给西哈努克，可惜自信的西哈努克对此一笑了之，遂酿成大祸。

以周德高一介平民的身份，却可以对柬埔寨的政局发挥二两拨千斤式的影响。由此可见，中共从来就不热爱和平，中共历来热衷于向世界输出革命。虽然习近平在前两年访问拉美的时候承诺不再输出革命，中共却不曾为当年因输出革命而造成的数百万他国民众和华人华侨家破人亡的惨剧道歉。中共在谴责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同时，对待越南、柬埔寨等亚洲“小兄弟”也是一副居高临下的殖民者的姿态。周德高一语道破了中共使馆在柬埔寨的工作重心：“在中共的心目中，华侨是世界革命的大棋盘中的小棋子，当时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的任务，主要是策动柬埔寨革命，而不是保护侨民；而‘团结华侨’的工作，也不过是策动革命的大目标中的小动作。”在此“革命”的目标之下，数十万中国在柬埔寨的华人华侨被红色高棉迫害甚至屠杀，中共亦不置一词。而柬共以波尔布特为首的领导层，又心比天高，即便北京是最大的靠山，对北京却是貌合神离。这样，中共与柬共之间的利用与争斗便贯彻始终，作为“夹心层”的周德高只能是有苦说不出。

一九七四年，还窝在深山老林中的柬共召开会议讨论和制定进城后的大计方针，波尔布特提出了所谓的“八大政策”：将全部城市居民遣散到农村从事生产；实行配给，禁止一切商业行为；废除货币流通；禁止宗教信仰，僧人全体还俗；坚决处决朗诺政权的人员；全国组建高级合作社；驱逐全部越南侨民；调整军力部署，准备开展对越斗争。果然，红色高棉夺取政权之后，不仅实践中共实施过的“人民公社”，还实行中共没有实行过的“婚姻配给”。它又将人民分为“老人民”和“新人民”，前者是原来的农村人，后者是从城市驱赶到农村的人。柬共对“新人民”采取最残酷的奸淫掳掠的行径，尤其对知识分子阶层更是大肆屠杀，在金边，人们甚至传说，只要戴眼镜的人都难逃一死。在红色高棉统治全国大部分地区的两年多时间里，柬埔寨成了一个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人间地狱。

对此，波尔布特自我表彰说：“驱赶所有人离开城市，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能做到的伟大创举。”毛泽东在晚年多次接见波尔布特，并夸奖说：“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举消灭了阶级。”邓小平掌权之后，数度接见波尔布特等柬共领导人，一边批评其极左政策，一边仍然给予充足的物质和武器支持。当时在场的柬共驻中国大使毕姜回忆说，暴虐的波尔布特在面对邓小平这个“修正主义分子”的教训的时候，脸上刻意保持着孩童般的笑容。八十年代中期，我刚上中学，经常阅读父亲带回家的《参考消息》，上面充斥着关于红色高棉的正面报道，我是在那个时候熟悉波尔布特、农谢、乔森潘等“英雄人物”的名字的。一直到一九八八年，波尔布特还到专程北京讨要资助，并被安排到中国各地游山玩水。中共既然可以不经纳税人的同意而花纳税人的钱豢养此种杀人魔王，在一九八九年开枪屠杀自己的人民也就是必然的逻辑了。在我看来，一九八八年波尔布特在四川青城山盛气凌人地坐着滑竿的照片，与一九八九年邓小平视察屠城之后的戒严部队的照片之间，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

领导这场屠杀的并非一批愚夫愚妇。柬共的高层干部，文化程度大都非常高，高过了中共、越共。他们大都是柬埔寨王室精挑细选派到法国的留学生，许多人甚至拥有法国名校的博士学位。柬埔寨王室不惜重金送这批青年精英留法，希望他们回国带动柬埔寨的现代化，谁知他们带回来的却是法国和苏俄的左翼思想和革命计划，十多年之后终于将柬埔寨这个和平的佛教国家拖入血雨腥风之中。可见，最大的邪恶乃是思想观念的邪恶。周德高观察到，波尔布特、英萨利、宋成在柬共真正有地位，乔森潘、胡荣、符宁、周成等人虽然在柬埔寨政坛中名气很大，但在柬共内部却不能进入核心圈子。波尔布特长期躲在幕后发号施令，就连周德高都没有见过其庐山真面目。波尔布特的一生是杀戮的一生，从杀王族、贵族和僧侣，到杀在朗诺政府供职过的官僚和公务员；从杀自己身边的战友胡荣、苏品、宋成，到杀普通老百姓，他为什么如此热爱杀戮呢？研究政治大屠杀问题的美国学者丹尼尔?齐洛特和克拉克?麦考利在《为什么不杀光》一书中指出：“二十世纪嗜杀的极权政府的共同特征之一是，不承认被界定为敌人的群体内部有个人差异存在。另一个共同特征是，对自己的意识形态把握十足，认定‘我们的’想法——不论共产主义、纳粹主义、种族优越或民族主义，以及近几十年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是绝对完全对的。因此，屠杀敌对者有了道德上的正当性。”在此意义上，波尔布特的杀戮堪称“政治大屠杀”。

那红色是鲜血的红色。但是，没有一个政权可以靠杀人的手段来永久地掌权，中共耗费数十亿的财力和物质帮助的红色高棉最后走向了灰飞烟灭。周德高这样的人也落得个鸟尽弓藏的命运。他毅然宣布退党，通过香港偷渡到美国，并最终获得了美国公民的身份。在这本回忆录的结尾处，他这样写道：“自从我踏上这块繁荣富强的国土，除了驾车超速收到过罚单，始终保持良好的公民纪录。我七十多岁了还在南方的一间学校当清洁工，但我工作勤奋，无怨无悔，以善待报答善待我的国家。我能在这个美好的国度，以最平常心做人，就是人生的最大的快乐。……过去我曾经与美国为敌，今天我深深地热爱这个民主、自由和法治的国家。”周德高如此解释在垂暮之年完成这本回忆录的原因：“我将自己沉迷和觉醒的经历留给后代，也是向历史表达自己的悔意。”而那些红色高棉的杀人凶手们以及中共的教唆杀人的凶手们，却死不忏悔，他们面临的将是地狱中永恒烈火的焚烧。

二零一年年三月十九日
北京家中

在当代政治人物之中，曼德拉在全世界受到的尊崇是别人难以望其项背的（也许只有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可以并肩）。这种声誉固然有他坐牢二十多年的传奇经历的因素，但是一定也有一些他的个人的内在特质作为坚强支撑。否则，在前共产国家不乏曾经坐牢的反抗英雄，但是在国际政坛上几乎都是彗星般流逝了（例如波兰前总统瓦文萨）。到底，曼德拉具备哪些独特的气质，使得他不仅几乎是以个人的威望改写了南非的历史，而且长期以来声望不坠，以至于国际摇滚巨星都会为他的生日举办演唱会？这是《曼德拉的礼物》一书的作者，曾经与曼德拉朝夕相处了三年的美国《时代》杂志编辑理查。史丹格要告诉读者的。

当然，没有一个伟大人物的身上只具备一两条迷人的特质的。他们都是复杂的集合体，并因而呈现出多层次的丰富魅力。但是对于那些在历史的尘埃落定之后，再来从各种记载中了解这些伟大人物的我们来说，不同的读者会各自攫取自己最感兴趣的部分，作为自己的思想养分。而对于我来说，《曼德拉的礼物》中所呈现出来的曼德拉众多迷人特质之中，有两条我觉得是弥足珍贵的。

第一：他的微笑及其含义。

提到曼德拉，最为人所记忆的画面，就是当他走出监牢之后，在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面前，脸上流露出的那一丝微笑。随后，在南非转型正义的过程中，曼德拉始终面带微笑，并提出了宽恕的原则，与曾经关押他的政权的代表共同合作。这使得他的微笑成为战胜苦难，以德报怨的标签。然而，从史丹格笔下我们可以看到，曼德拉的微笑还有一层精神含义，就是放空自己，以及那种随遇而安的自在。

政治这个场域，是一个激烈的竞技场。大家都费劲心机，让自己得到最佳的位置和资源。然而很少有人懂得：往往，不去争，反倒是最有力的战略位置。曼德拉最为人所赞颂的，就是在明明可以顺利连任总统的情况下，主动而坚决地放弃连任。而且在退休以后，坚决不对继任者的政策发表评论。

作为一个曾经为推翻种族隔离制度坐了几十年牢的政治犯来说，延续政治生命是一种自我补偿和难以忘怀的责任，苦难的过去成为他的道德制高点，只要他坚持，外界是不会责难的。然而曼德拉懂得：“为所有的议题力争到底并没有好处，有时候最好的应对之道是退出，有些情况省下自己的力气反而比较好”。正是因为他不执着于为个人的资源打拼，他才得到了更多的资源。那些为了争夺资源而头破血流的政客们，就是无法懂得这个放空自己的道理。

第二：就是真诚。

真诚，并不是什么听起来高深莫测的品质，然而，真正能够做到，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一个以公众评价作为职业成功与否的基础的人，很难不去可以迎合外界期待，或者掩饰自己的弱点。而真诚难以做到，也是因为它是很难伪装出来的。

我们见过太多的政治人物，聪明固然聪明，但是或许是由于太聪明的缘故，总是会给人一种难以信任的距离感。无论他如何口灿莲花，甚至可能表达的都是真意，但是大家总会有那么一丝不信任的阴影在心中掠过。这是因为，伪装型的政治人物让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政治人的形象，然后我们才能看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一个真诚的政治人物，让我们看到的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政治人。曼德拉就是后者。

对此《曼德拉的礼物》中有这样的描叙：“曼德拉是一个有许多矛盾特质的人。他脸皮厚却也容易受伤。他善于感受别人的感觉，却往往忽略最亲近的人。他对钱很大方，但给小费时，却会计较几个铜板。他不愿践踏蟋蟀或蜘蛛，却是非洲民族议会武装支派的第一位领袖。他和人民打成一片，却也乐于和名流作伴。他急于取悦人，却不害怕拒绝人。他不喜欢居功，但也会让人知道何时应该归功于他。他和厨房裡的每个工作人员握手，却记不得任何贴身护卫的名字。”

每个人都是矛盾的集合体，但是奇怪的是，每个人都力图让自己显得始终如一，于是大家拼命去调和矛盾的地方。但是，敢于展现这样的矛盾，才是真诚的不二法门。因为有了这样的矛盾的呈现，我们才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不会因为是政治人物而表面上光鲜亮丽，他也具有我们每个人都有的矛盾之处。曼德拉的亲和力，就来自这种对自己作为一个“人”的身份的毫不掩饰。放眼天下的政治人物，我们不能不沉痛地说，这是多么难得的品质啊。

《曼德拉的礼物》向读者推荐的还有很多其他的特质，比如发现别人的优点，把握核心原则，懂得适时拒绝等等。可以说，这是一本很实用的书。作者史丹格在完成这部作品之后的人生历程中时常自问：“在这种情况下，曼德拉会怎样做？”假如我们的读者在读完本书后也能经常这样提问，我必须说，他的人生有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