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低端暴力与历史复制
一直以来，人们相信：只要执政党控制着军队，就能够对付与消除社会骚乱。事实上，这是天真的幻觉，尽管它是“党指挥枪”信条的暗含前提。因为，社会的多维度断裂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低端暴力的相互性在日甚一日地升级。
何谓“低端暴力”？
是指底层社会官民共同面对的无解难题，最终解决往往诉诸暴力。这是“历史并未终结”之当今社会，对历史传统的一个回应。换言之，邵景均们所担心的“人民起义”有着历史合法性与文化正当性。正如，一个不胫而走的谣言会振荡貌似现代的社会之局部一样，尽管那个局部非常之小，甚至只有一定的新闻含义。就个案来看，低端暴力的诱因完全是由于浅层经济原因造成，而绝无深刻的政治观念抵牾原因。换言之，经济危机（且不论其可测度的影响指标）加剧了中国社会低端暴力的发生概率，也无法排除其逐步政治化的可能。
一、暴力背后的经济利益纠葛
当今中国农村社会的暴力事件就其本质讲，是传统型低端暴力的一种现代复制。较远的四川瀑布沟事件与贵州瓮安事件就不用再提，看一下发生在农历新年前后（2010年1、2月份）的几起就足以印证。
（一）1月30日，河北涿州市陈家屯村党员张洪田在村委会参加党支部会议时，交涉奥运期间村里欠其安保补助费问题，双方发生激烈口角，张遂砍伤村委会负责人并引爆随身携带礼花弹，造成2人重伤①、11人轻伤，所幸没造成人员死亡；（二）2月8日，广东英德市横石水镇约300名村民与镇上居民为饮水安全问题向政府交涉未果，愤怒之情转化为打砸行为，造成2辆公车被毁、6人受伤②，所幸没造成人员死亡；（三）2月16日，陕西白河县农民叶开国数次讨薪未果后，在县政府门口实施爆炸，造成3人受伤③，所幸没有人员死亡。
以上三例个案均由利益纠纷导致。
表面上看起来，村委会和镇政府两级底层权力机构成了受害者或曰弱势群体，但是，来自底层权力机构的施暴记录确从一个侧面上说明：正是权力的不当使用，或者它运行中的欺骗性严重地伤害了底层公众，才引发了后续事件。
其一，以上所举三个例子均是施暴者此前受到经济侵害而后被迫采取行动，其中尤以河北涿州案例更具权益交换性质：为了奥运安保，临近北京的涿州责任重大，村委会安排张洪田负责监护有精神病的哥哥张洪军，答应付酬每天80元，等奥运结束后，村委会却不兑现原诺。
其二，在河南大力打造中原文明发祥地的同时，两件乡镇官员粗暴对待农民的“小事儿”让这个自古以来就是中华乱源的地域再度震惊了世人：睢县的一位农民找乡长反映问题，因欲用乡长的个人水杯遭拘留7日；新郑市一位副镇长骂年长农妇是母老虎，遭对方回骂，将农妇拘留④。
其三，在广东东莞市黄江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利沛钦在与经济关系人（农村经济合作社）发生纠纷之后，亮出私佩的手枪，强迫对方签订有利于他的协议。这个“小事儿”再一次表明合法暴力私有化的趋势，同时，也预示着对抗这种私有化的自我保护行为必将以非法的形式出现——民间私人购置、利用枪枝的行为不可能再是少数个案，此前，湖南安化县发生了一位村民枪击导致11死亡、1人重伤事件⑤。
纵观以上冲突案例，我们可以发现：第一，社会阶层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困难，最后只能诉诸暴力或非法使用公权力来解决问题；第二，社会阶层之间有意识地互相仇恨，尤其底层官僚对底层平民的厌恶情绪随时会发泄出来，结果冲突由低度迅速向烈度发展。关于前者，需补充的是大众“仇富心理”不断膨胀也导致了许多冲突个案；关于后者，城管对小贩、看守所对在押人的施暴案例也屡屡不断，更需注意的是施暴者的身份也具有浓重的底层色彩。
二、社会板结化：靠冲突才能解决
仍然在中国特定语境中引用“历史并未终结”的传统含义，那么，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社会的板结化状态是整个社会心理扭曲的根源。板结化不仅直白地说明意识形态的非安全状态，而且，它在现代社会中比标准的国际学术更多了一层内容：国际学术关注社会板结化多是从财产分配（特别是继承）角度看待的，认为财富代代相传会造成物质与人才的浪费⑥；中国社会中的板结化，更多的是表现在政治权力的分配方面，比如“官二代”比“富二代”更受公众关注，并且，“官二代”取得巨额财富的机会远远高于平民出身的奋斗者。
社会板结化所具有的潜在危险已经为体制内精英所察觉，如全国两会期间不少代表都议论了这个话题。但是，就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功能来看，根本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限于个人的道德表态。因此，百姓的情绪化反应也可以理解——他们说：不怕“富二代”飙车，就怕“官二代”飙官。
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是流动性与匿名性⑦，尽管这两者不可能完全描述社会的普遍趋向。在中国，由于“官二代”的政治与经济高端化呈现双头鹰状态，社会的流动性大大降低了；同时，匿名性也正在受到威胁,尽管“跨省追捕”已经成为一种政治丑闻的代称，但是推动网络实名制的强烈愿望连重庆那样被民粹所追捧的地方都在积极试验，可见合法化地消灭匿名制是中国社会板结化的惯性发展。
多说的是，重庆的网络实名制不管有多么正当的理由，它都吊诡地表明：第一，被民粹追捧的政治新势力本质上是与民粹不搭界的，因为民粹的发声渠道就是网络，并采取匿名方式；第二，政治新势力或者是在使用“历史并未终结”里的权术操作，或者是处于道德性与知性双重不足的境地。这方面的分析超出了本文主题，不能展开来研究，只能给偏重实证研究的政治课题留下选项。
社会板结化在中国正在引起注意。除了上面说到的两会上有话语权人士的呼吁，也有媒体的“半理论化”关注。比如，2010年第一期《南风窗》上刊文称：社会上升的机会似乎越来越少，低收入阶层跃升到中产阶层、中产阶层跃升到富有阶层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仅有的几个上升渠道也机会渺茫，社会正在日益“板结化”。⑧
文章中警告说：“如果一个社会有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自己的境遇愤愤不平，它的政治稳定性必然变得非常脆弱。”这种说法是有确实依据的，比如媒体所讲的“蚁族”，其60%以上的是农民子弟和四线城市普通收入家庭的孩子。这是一个焦点性和标志性的指标，同时，在体制内的流动中没有官僚家庭背景的人往往被压制在“万年科员”、“百年股长”的小吏水平。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有一定权力的人士可以安享无偿性供给的现象，比如“局长日记”事件。在额外性消费的另一端，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交易市场——女性换取政治资本或（和）经济利益的供给品就是性，背后是个人尊严。此类的信号毫无疑问地刺激了底层社会的反抗与颠覆的心理，仅仅以公信力来诠释问题就显得苍白了，尽管我本人也进行过公信力危机的系统研究。
简单地说：正如经济结构的自然调整最后不得不靠金融危机来实现一样，社会板结化的破解最后还要靠社会骚乱来解构。不同的是，既然我们从理论上把握到了骚乱的可能性，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避免骚乱的更大的破坏力，甚至如何预先谋划社会重建的思路。
三、国家案例：智利的惨痛教训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追求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出现社会骚乱，中国1989年的政治事件尽管被官方修正为“风波”而不再冠以“动乱”，也尽管这个事件从根本上影响了本文作者个人的命运，但是，我们仍无法完全将它“去骚乱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中性地看待“骚乱”要比意思形态的争端更具现实意义。
不管人们如何定义现代化，也不管承认普世价值存在与否，现代化作为社会结构变化的过程必然会出现明显的利益冲突，冲突究竟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无法提前判定，只有依靠预测学的手段来大体研判方向或尽人力而使骚乱的破坏性后果最小化。这也正是本系列的价值基础之所在。智利的国家案例⑨，几乎是中国国内政治保守势力借防止社会政治拉美化而拒绝或抵触政治改革的最好口实。但是，通过分析智利国家案例，可以发现正是利益的难以协调性，才造成了阿连德政府的失败以及后来皮诺切特残酷的独裁统治。
阿连德口碑尚可的福利国家政策，是以利益妥协为基础的。1970年，通过民主形式获得的总统职务及政府名义控制权，基于对基督教民主党的妥协，即答应对方提出的“尊重原有军警体制”的宪法保障条例。但是，改革进程中中产阶层（及以下未及平民的阶层）的利益受到了剥夺，再加上国家财政紧张与市场商品的匮乏，不满情绪弥漫于智利社会。1973年，反对派试图挑起中产阶级街头暴力未果，军方力量借机发动政变，陆军司令皮诺切特发动政变——军事骚乱，十万部队进攻首都及其他重要城市。未期，军方的政变遭到平民的强烈反对，在民众的支持下，阿连德坚守总统府五小时，尽管他的抵抗失败了并最终被叛军用机枪打死。
皮诺切特通过骚乱上台后，发誓要用新的东西来代替阿连德时代“名誉扫地的自由民主”⑩。这一点，让我们看到中国反对普世价值的力量已经发动了半场政变，因为他们在极力诋毁自由民主的声誉。不同的是，他们还没有从体制内找到挑起社会骚乱的突破口！
臭名昭著的皮诺切特统治是秘密警察统治，这种特务统治的反人性已经为世人所共斥。但是，人们忽略了一点——特务统治从逻辑上就是自由民主的“反药”！智利社会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万五千名平民被杀害，数千名政治犯被囚禁、拷打与放逐。不过，历史学家们庆幸地发现智利社会的反抗能力还是非常顽强的，罢工、游行，还有行为艺术（街头讽刺剧）不断挑战着独裁统治。
由于美国出于地缘战略考量，并没有及时谴责皮诺切特的军事骚乱行为以及残酷的特务统治，反而与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这些无疑强化了军事独裁政权的统治信心。皮诺切特独裁集团靠军事高压与特务统治，为智利换来所谓的和平岛时期，经济发展也确实强于阿连德时期。但是，低工资水平维持的出口造成的是社会贫富差距的悬殊——“圣地亚哥和其他城市周围的贫民窟比以前更贫困了，因为政府终止了社会福利计划”，“学校关门，排水沟露在外面”，凡此等等。
结语：金融危机的持续化
中国存在智利化的危险，社会骚乱带来皮诺切特式强权统治存在很大的可能，因为江泽民时代基本上就是“半皮诺切特式”的政治模式，比如对异议言论的刑事化压制，还有完全违背人性的宗教镇压，以及利益集团以无所顾忌的方式抢掠社会财富，等等。但是，目前中国社会所达到的民主意识程度已经远远胜于智利的皮诺切特时期，尤其互联网的发达让民主意识以几何级的速度传播。这样，即便中国出现一段时期的“皮诺切特统治”，也不会长期化。
中国会发生大规模金融危机，而且不止一次，危机会在50年内持续化；全球金融危机也不会短时结束，因为全球陷入了战国化时代，危机将持续下去（至少会延续到2039年），期间危机的高峰期也不止一次。
由于目前整个政治精英集团没有政治改革愿望，实际上也不可能实施有效改革（仅仅是官员财产登记一项就被“挂账”了！），那么，一旦发生大规模的金融危机，社会骚乱极有可能随之而来。对于这种情况预判之后，我们一方面认为它是社会转型即全面现代化中不可避免的成本，另一方面，仍然要坚持社会和解路线——策略可能多变，甚至是不稳定的。我想：这已经超乎了传统知识分子悲天悯人的层次，而是将政治推向人性化的一种新的道德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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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部分：
注1：参见2010年2月1日《新京报》报道，题目：“河北男子索酬未果，用50枚礼弹引爆村委会”。
注2：参见2010年2月8日《新快报》报道，题目：“广东英德市300村民砸镇政府”，转引自博讯网2010年2月8日。
注3：参见2010年3月5日《瞭望东方周刊》报道，题目：“白河县政府门前的爆炸”。
注4：两起拘留事件，分别参见《新京报》2010年3月25日报道与大河网（郑州）2010年3月30日报道。
注5：关于广东的报道，参见2010年3月17日大洋网（广州）消息；关于河南的报道，参见2009年12月13日新华网消息。
注6：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巴黎）在2010年一季度发布了社会流动性报告，报告说：“出身高收入家庭，子女会继续享受前辈们的社会地位，反之亦然。”还有，社会缺乏流动性的结果之一是：“机会不均等也会影响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给全球效率和一个经济体的增长潜力带来不利影响。”
注7：关于匿名性，德国社会学家米歇尔•鲍曼在《道德的市场》一书中有深刻论述，兹引中译本（肖君与黄承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序言稍作介绍。《译者的话》评价道：“与社群主义的观点相反，鲍曼指出，被社群主义所唾弃的现代市社会所具有的大规模、流动性和匿名性等特征是培养普遍道德必不可少的前提。”
注8：该文题目：“警惕社会结构‘板结化’”，作者张雪忠，文后作者简介为“任教于华东政法大学”。
注9：本系列的上篇误将智利国家案例书写为“阿根廷”，特此更正。关于智利的有关资料一部分出自郝玮与徐世澄著《拉丁美洲文明》一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P229-231。该书系汝信主编的【世界文明大系】丛书之一种。
注10：参见李•拉尔夫《世界文明史》下册（赵丰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P990-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