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数省大旱，已经成为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新闻，情况还在继续恶化。看一看媒体的大标题，就很令人震惊了。下面是今天我看到的一些新闻标题：

“重庆两江水位持续下降，裸露河床出现龟裂”

“海南连续干旱，万泉河大片河床裸露”

“乌江源头断流，航运中断，河床可开车”

“西南大旱：实拍多条河流，河床裸露，游船断航”

“漓江水位持续下降，游览航线被迫缩短”

“黄河兰州段河床裸露严重”，等等、等等。

事实上这场大旱灾早就开始了。在去年秋冬之际，媒体上就开始报道灾难的形成。看这一条：“珠江流域全面进入枯水区，漓江河床裸露”，这是去年11月份的消息；“湘江河床大面积裸露，影响渔业和水上运输”，这条是去年10月份的；“广东北江大片沙滩裸露，河床变垃圾场”，这是去年10月份的；“洞庭湖水位六十年同期最低，湖床裸露，渔船搁浅”，这也是去年10月份的消息。

看起来这个大旱灾也是有一个过程的。用不着科学的统计，就拿我们的直接经验来说，也实在想不起什么时候曾经旱成这个样子。就跟人得病一样，自然环境得病也得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人类的活动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呢？恐怕西南大旱灾相当程度上是“人祸”吧。

西南大旱，云南又是重中之重，这真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西南地区不象中原一带历史上旱灾频发，一旱就是赤地千里。因为西南诸省山高林密，河流众多，气候湿润。现在呢，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报纸、电视由有关部门严密控制，但天气不听你的，隐瞒不住。

依我之见，西南生态恶化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森林，一个是河流。河流被梯级水库碎尸万段，上次节目我谈了一些，今天谈谈森林。

从数字上看，西南诸省森林覆盖率很高，高到天上去了。云南的森林除了一些人迹罕至的险陡山林，砍得已经差不多了。但现在的覆盖率居然超过了50%，两年之内还要达到53%。网上我看见人们在议论说，云南的森林覆盖率超过了50%，怎么还有如此大旱呢？还有人讽刺说，吹牛说谎是必要的，但老天爷不那么容易收买。

美国东部森林覆盖率也就是大约百分之三十几，但我旅居美东的这将近二十年，没有发生过一次咱们中国意义上的旱灾。所谓缺水，也就是有几次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头，号召居民不要用自来水洗车、或者浇草地时分开单双日。

美国一般农户都有大型的喷灌机械，但基本上用不着。气候非常好，可以说是五日一风、十日一雨，风调雨顺。农业靠天吃饭，道理很简单，就是法制健全，基本上不存在官商勾结，森林植被保护得很好。

现在官方的消息说四川的森林覆盖率也超过了30%，也就是说基本上和美国差不多了。来过美国的四川人多了去了，让大家摸着良心说说，美国和四川的森林植被，比起来是个什么概念。

贵州的森林覆盖率还要高，是40%，年增长率高达一个百分点。爱说多少，就说多少吧，幸好大自然不那么容易被收买。为了经济效益，西南诸省一直在砍伐，原生态林改种橡胶和桉树；桉树被称为“霸王树”，它占了优势，其它植物就完了。所以这些被称为“森林”的人工林地，表面上都是光秃秃的，没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改良气候的生态作用。

有资料证实，云南橡胶林集中的西双版纳地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有雾日减少了30天，现在更减少了60天。湿润度下降，气候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云南橡胶林的面积达到了300万亩，桉树林的规划面积更达到了3000万亩。这么瞎折腾还不遭报应，也就没有天理了。只可惜到头来受苦的还是平头百姓，有权有势的人们照样享受他们的千年盛世。

 

多灾的国土
多难的人民
现在我的悲伤无法形容
玉树扎西德勒
结古镇扎西德勒
中国我们要坚强
 
汶川之后
又一个地震重灾区
巨大的伤亡
玉树大地在流血
而我只能流泪地祝愿
玉树扎西德勒
 
愿死者能得安息
伤者得到有效的疗治
最重要的，废墟里
仍鲜活的生命必被援救
八方伸出援手
苦难更多人来分担
 
似乎不应该埋怨
那盲目的自然灾害
但人类的作为天在看
为什么某某局总是报平安
预测天灾的网友被追捕
而相关衙门的辟谣
被民众当作地震的前兆
 
又是官邸坚如磐石
学校最易倒塌
祖国的花朵大量夭折
我可不敢再不知趣
谭作人何故身陷囹圄
老妈蹄花的视频已观览
人民被神奇地执法
便有花样翻新的非常伤死
 
多灾的国土
猝死暨精神病的专政
多难的我的人民
在那遥远的地方
曾有美丽的牧羊姑娘
王洛宾的卓玛和我的梦
 
汶川之后
又一个地震重灾区
我倾泻我流泪的祝愿
玉树扎西德勒
结古镇扎西德勒
中国我们要坚强
2010-4-18

几天前，打开电脑上推特，看到的第一条推文，是青海玉树发生强烈地震的消息。当下心里猛的一沉。首先想到的是在印度流亡社区认识的几个朋友，他们都来自青海玉树。这几位朋友已经到印度好些年了，但他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还在家乡。特别想到我的小兄弟扎西，他的母亲，那个几年前把他带到尼泊尔朝圣，然后亲自把相依为命的独子送到加德满都西藏难民接待中心，把他“交给嘉瓦仁波切”的女人，她是不是住在结古镇？联系不上扎西，不知道他母亲的情况，心里一直惦记着，只好泡在电脑前，一整天盯着推特，急切地跟踪震区的消息。推特上的消息是由第一时间赶到震区的记者和志愿者现场发出的，不仅比传统媒体速度快，也更有现场感。两天后，从Google卫星图上看到，这场大地震基本上将结古夷为平地，大量民居和校舍粉碎性坍塌，造成惨重的伤亡。

然而，玉树大地震不仅带来了灾难，也带来了某种契机。著名网络作家杨恒均在推特上发出如下推文：

“这次青海地震，除了全力救灾，做好灾后重建之外，我想还有另外一些可以期待的结果，就是增进汉藏底层民众的广泛接触，加强了解。就我的感觉，这些年，普通汉藏民众有被误导之嫌，互相缺乏了解， 甚至多有误解，又没有接触的机会。”

“汉藏普通民众之间一直被有意误导，又没有广泛接触的太多机会，这次地震后，当我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和四川同胞一样餐风露宿甚至更惨的藏族灾民，心里不是滋味。我们都一样啊！只有底层的汉藏民族的互相理解，才能有真正民族和谐，以及出路。”

地震发生之后，我看到的许多消息，是赶到现场的汉人志愿者发出的，我得到的捐款信息，也是来自汉人的非政府机构。多年来，国人一直以为藏人由于“少数民族政策”得到种种好处，一场地震，让国人看到原来藏区也有“豆腐渣”，藏人的生存状况并不比其他地方好。

同时，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灾难，把境内境外，以及西藏三区的藏人又一次紧密地联系起来。在印度达赖萨拉，达赖喇嘛第一时间举行法会，为玉树祈福，为死者超度；在震区，幸存藏人在废墟里寻找达赖喇嘛的照片，对着他的照片流泪祈祷。民众急切期望达赖喇嘛能亲到震区为逝者超度，达赖喇嘛也急切盼望能亲到震区看望灾民，可是由于政治原因，达赖喇嘛无法去玉树安慰悲伤的同胞，藏人也无法见到他们的精神领袖，这是悲情玉树的另一重悲情。

对于虔信佛教的藏人，光有物质援助是不够的，他们还需要宗教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玉树是个有很深历史悲情的地方。上世纪50年代的“平叛”，在当时的“极左路线”影响下，“平叛”严重“扩大化”，玉树成为“重灾区”之一，在藏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伤痕。80年代初，邓小平亲自批准青海“平叛扩大化” 平反，但历史的伤口并未完全治愈，几十年中出现的各种“事件”，使得伤口一次次开裂流血。

如果达赖喇嘛能到玉树灾区为举行一场佛教法事，为生者祝福，为逝者超度，哪怕只是短短的一场法事，这不仅会医治当下的创伤，在很大程度上，也将医治历史的伤口。我恳切希望，在大灾难面前，主政者把人道放在首位，让达赖喇嘛尊者去玉树抚慰灾民。对政府来说，这是件“双赢”的事，不仅把“以人为本”的精神落在实处，也展示当政者的自信。

最低限度，中国当局应该接受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代表他去看望玉树的灾民。而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没有比他的妹妹吉尊白玛更合适的人选。尊者的妹妹被境内外年轻一代藏人尊称为“阿妈吉尊白玛”，有人为她谱写了一首歌，就叫做“阿妈吉尊白玛”。09年我在拉达克，几位藏人开车带我去寺院参观，车里放了这首歌，整首歌我只听懂了反复吟唱的一句：“阿妈吉尊白玛”。歌曲充满深情，令我十分感动。吉尊白玛是一位教育家，在西藏儿童村工作了三十多年，在年轻一代的藏人心中，她是他们共同的母亲。 “阿妈吉尊白玛“率领一个由印度三大寺高僧组成的小型代表团去玉树举办超度法会，对灾后重建也会有极大的帮助。

不可否认，玉树的惨重伤亡，既是天灾，也是人祸。在这样的时刻，历史的悲情和现实的悲情结合在一起，又加深了民众内心的伤痛，而伤痛不及时治疗，积累下去，迟早将转为愤怒。这就更需要当政者以明智和智慧来处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没有民族和谐，不可能会有社会和谐；要做到民族和谐，应该从疗伤开始。而现在，正是疗伤的时候。

愿生者安好，逝者安息。

三、识别两种网络“反对派”

“六四”屠杀之后，中共传统意识形态名誉扫地，何新是最早转向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试图以此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替代品的第一人。但是，何新并非中国法西斯运动的战士。他不是像墨索里尼、希特勒、北一辉那样诉诸于群众，而是把自己的内部报告“献策”于李鹏、王震，并为自己牟取了“全国政协专职委员”的特殊官位。因而，当何新文章1990年在《人民日报》大幅连载时，他是完全没有群众基础的。

1992年以后，“专政右派”垄断了政权，大力推行“权贵资本主义”；当局通过打压与收买的两手政策，在高等院校夺回了一度丢失的话语霸权；“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出现了大变动和大改组，中美在政治上、经济上乃至军事上的冲突日益频繁。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法西斯主义作为替代共产主义的一种选项，逐渐获得了一部分群众的支持。

有人说，现在中国的舆论界出现了“三分天下”的格局：广播、电视、党报社论中的“邓三科”——“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都市报和期刊编辑群体推崇的宪政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网络言论中盛行的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里面夸大了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网民中的份量。

首先，网络的发帖和点击数量并不能真正代表网民的民意。中宣部、新闻办、网管、“五毛”是网络生态的掌控者和调节者。宪政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支持者与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并不是在一个公平的擂台上，前者的帖子大部分被“河蟹”——自动过滤和人工删除了，后者的帖子才会显山露水，取得表面上的优势。

其次，有些人还不善于辨别网络“反对派”的不同话语。反对“主旋律”话语的声音，肯定是网民追逐的热点。但是，宪政民主主义的“反对”与法西斯主义的“反对”，虽然有一定的重叠，但大部分的反对目标是不一样的，而有些人却把二者混同了起来，一概视之为“民粹主义”。前者主要是“反专制”、“反垄断”、“反权贵”，后者主要是“反精英”、“反叫兽”、“反黑律师”等等。

“精英”在1980年代本来是个褒义词，“六四”以后，由于当局屡屡攻击“动乱精英”（或简称“精英”），而在官方语言中成为贬义词。网络上的法西斯攻击“精英”，不过是拾李鹏、陈希同之流的牙慧。他们一方面贬低和谩骂“精英”，一方面又拼命推崇和神话“精英中的精英”、“千年一遇的伟人”毛泽东。在这一点上，中国法西斯分子很像他们的日本前辈北一辉，一方面攻击财阀、官僚、政客，一方面又把“革新”的希望寄托在国民的“号令者”天皇身上。

某些为权贵辩护的文人学者，为民众所唾弃。通常把这种人叫做御用文人，鲁迅将其称为“帮忙”或“帮闲”文人，1980年代有个别号叫“歌德派”。网络上的法西斯不用这些约定俗成的名称，而是一古脑儿地攻击“叫兽”。事实上，他们并不是仅仅抨击主张“新自由主义”的专家教授，他们是在打击整个儿的知识阶层，尤其是其中的“公共知识分子”和“独立知识分子”（他们尤为痛恨揭露毛泽东历史罪恶的敢言者），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之类的“反智主义”。

“捞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1980年代就已经屡见不鲜，而当时律师的队伍和能量还很弱小。即使律师行业发展了，他们之中的卑劣者最多也只是扮演一个二传手和中介人的角色，“捞人”的关键环节是在公检法司机关及其官员。网络上的法西斯不是把矛头对准公检法司的当权派和他们的总后台政法委，而是对准所谓“黑律师”，旨在抹黑整个律师界。笔者曾说：“由于律师的职业特点，反特权、反腐败将会为他们提供‘选择性’的诱因，对他们个别地发生作用，使他们的个人动机与创造公共财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律师界与国内外新闻界的紧密配合下，一个民间监督网络将会逐渐形成，一代新型政治人物将会从中破茧而出。”联系到网络上的法西斯曾借个别记者的劣行大肆攻击“黑记者”，不难识破他们打击律师和记者的苦心孤诣。

宪政民主主义者着重反对体制的弊端；当他们把矛头指向人的时候，一定是指向最高领导集团和各级党政机关的当权派。法西斯主义者则着重反对某些社会阶层，尤其是正在成长中的社会中等阶层的自觉先锋队——律师、记者、公共知识分子等；对于过去和现在的当权者，他们或者奴颜婢膝，或者心存侥幸。他们集中火力打击“精英”、“叫兽”、记者、律师以及民营企业家等，是要为他们所心仪的“铁腕”领袖鸣锣开道、扫除障碍。这与纳粹分子把矛头指向“为富不仁”的犹太人，完全是一个路数。

当人们要从对外方针上识别网络法西斯的时候，只须抓住一个关键词——战争。反美和反全球化并不是法西斯主义的独特标志。反美，既包括反对美国的体制，也包括反对美国政府的政策。世界上很难找到不反美的人；等中国崛起了，也将很难找到不反华的人。自由至上主义者反对奥巴马政府的医疗保险法案；海外民运人士反对奥巴马政府对中共绥靖的路线；沿海地区的民营资本家反对奥巴马政府对人民币汇率施压的政策。反全球化更是全球形形色色的左右翼力量的共同呼声。赞美战争，呼唤战争，鼓吹“战争不可避免”、“中美必有一战”、“晚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扬言中国人“不惧怕核战争”、“准备好西安以东的城市全部被毁”，这就是标准的法西斯言论。值得注意的是，在十年前，只有个别的军人发表好战言论，而到最近一两年，公开鼓吹战争的军人已经成十上百，如“过江之鲫”。随着亦文亦武的“元老”的逝去，现役军人与政府的对外政策唱反调，文人政客控制不了独立的军部，大校和少将“下克上”，平民法西斯与中下层军人中的法西斯相结合，这些正是当年日本的“经典法西斯”现象。

四、新生代领导人的政治抉择

司马迁说，世道三十年一变。经过毛泽东的三十年和邓小平的三十年，现在又到了变迁的时代。但是现在的中国领导人没有驾驭时代的能力。邓小平去世后，权力落入工程师和辅导员们的手中。他们只想把现有体制这部机器运转好，别在我手里散了架，就满足了。当今的领导人是体制塑造出来的人，而不是塑造体制的人。他们没打过仗，没搞过地下学运，没当过造反派，没下乡插过队；一贯谨言慎行、战战兢兢，“三十年媳妇熬成婆”。现在要他们对权贵集团和官僚机构下狠手，即使他们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胆，有这个胆也没有这个能耐。他们擅长的只是作秀和包装。

当局的大智囊郑必坚说：“现在中国共产党奉行的内政外交的核心理念就是：对外谋求和平，对内谋求和谐，对台海局势谋求和解。”话说得很漂亮，但是宪政民主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都不买账。面对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的局面，不开放报禁，让独立媒体“揭黑幕”，不实行普选，让普通民众用选票来维权，肆无忌惮的权贵集团怎么可能向底层让步，社会又怎么可能实现和谐呢？当“民主和平论”成为学界主流，不包括中国的民主国际（the Demintern）逐渐形成，以“民主同盟”（Concert of Democracies）取代联合国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时候，坚持“专政”的“中国模式”，能够把“战略机遇期”的“暂时和平”变成康德意义上的“永久和平”吗？

过去毛泽东可以在紫禁城里自吹自擂，自说自话，因为那个时候中国是一个资源出口国，你可以出口一斤稻米换两斤小麦，也可以给老毛子很多农产品和矿产品换军火。但是现在中国是个资源进口国。当年导致日本向美国开战的因素，一个是废钢铁，一个是石油；现在这两样中国都已经被世界经济攥住了。《财经》杂志的一篇特别研究报告说，将来中国需要10亿吨钢，现在铁矿石已经是50%靠进口，那会儿只剩下20-30%的自给率。石油也是一样，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进口国。专制的中国能不能与民主国际长期和谐共处，保证自己发展壮大所需要的资源、市场和技术，这是很难说的一件事。民主的印度拥有航母，国际上认为是很平常的事；专制的中国要造航母，“中国威胁论”就甚嚣尘上了。为了让别人不以自己为敌，一种意见是改变自己，像印度一样成为民主国际的一员；另一种意见是改变别人，让“拳头”来说话，打遍天下无敌手。哥本哈根会议之后，世界正在重新打量中国，反思过去几十年“和平演变”战略的成败，而当下中国的领导人，面临这种严峻的形势，却不具有战略性选择的意愿与能力，只会萧规曹随，重复邓小平“韬光养晦”的话语，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但是下一代领导人就不一样了。多年来，笔者一直在讲“代际政治”，强调代际之间的政治差异。由于教育和经历的不同，新一代领导人中将会出现不同于工程师和辅导员类型的政治家，出现有强烈政治抱负乃至政治野心的政治家，出现打民意牌的政治家。然而，在中国当前的发展态势下，既可能出现走向宪政民主主义的政治家，也可能出现崇尚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家。人们切不可认为，中国只要出现变化，就一定是好的变坏。变好，还是变坏，这从来都是一个问题，国人永远要保持警惕。

当一个国家的国力上升到世界第二的位置时，与老大的摩擦就会频繁发生。历史经验表明，到了这个时候，无论是舆论还是政客，都很容易出现法西斯主义的冲动。希特勒当年曾说：“德意志要么成为世界强权，要么就什么都不是。”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写手也说：“对于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来说，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成为一个霸权国家，要么成为一个被遗弃的国家。”并表示“我宁愿选择前者”。如果只从网络上看，这种言论比比皆是。

在专制国家中，政治人物很容易被自己制造出来的舆论所欺骗。1957年，毛泽东提出了15年赶超英国的目标，迫于他要求实现“大跃进”的压力，下面层层加码，喜报频传，把毛泽东也搞晕了。他在1958年5月称，“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一个月后又加了码：“我们3年基本超过英国，10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结果乐极生悲，导致大饥荒、大灾难。现在的政治领导人同样会被中宣部控制下的网络生态欺骗，以为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最强势的民意。

法西斯运动领袖人物的产生，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方面是法西斯信徒的寻觅、激励和拥戴。一方面是潜在领袖人物经过形势判断和政治试探，以“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姿态“粉末登场”。最后的一出，则是利用完“民意”之后的“卸磨杀驴”，就像希特勒对待冲锋队。

今天，警惕经典法西斯运动在中国得势，就要紧紧地盯住那些潜在的法西斯领袖人物，监督和批评他们的每一言行举止，防止法西斯“理论—群众—领袖”的“三位一体”，成为中国现代化和民主化的最凶恶的破坏力量。

2010.4.9

在瑞金学习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又引发了我们小红军长征队内部的争论。原先一直主张长征要以宣传毛思想为主的宣传派，此时更加理直气壮，要求响应社论传达的毛的声音，即刻下厂下乡和工农结合；他们成了下乡派。但是走路派要求按既定方针办。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命题：日夜兼程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还是就地到厂矿农村支持工农造反？这是一个问题。既然统一不了观点，就边走边吵吵嚷嚷。在吵吵嚷嚷的过程中，新的一派崛起，她们是坐车派。

队友某笔记：“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十二时从瑞金出发。参观苏维埃大学遗址——大窝（离瑞金五六里路）（介绍略）。”

我是坚定地走路派，队友某则是顽强的宣传派或下乡派。他们寻找一切下乡的机会。队友某笔记：“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晚于会昌县西江公社。从瑞金出发走五十华里达到会昌西江。晚上，我们三四个人深入西江大队王沙背生产队，进行调查文化革命情况。我们访问的一家是贫农，家有五口人，其子是中学生，访问时老贫农夫妻及其子女，还有一个大队造反队的队员。这个大队有近三百户人家。这个生产队有十七户人。十四户是贫下中农，一户地主。全大队有一个造反队，队员现增至三十人。这个生产队有二个。造反队原有十几个人，起初他们给公社领导大队、生产队领导揭发问题，炮轰也很害怕。这个造反队员说：”后来学了主席著作，不害怕了，现在人多了，更不害怕了。‘今天这个生产队开了一个动员会，是由造反队主持的。这个公社有五个书记，一个队长，工作人员达二十多人。据这个造反队员和学生说，群众发动的还非常不够，1，一部分群众害怕打击报复；2，打不开情面；3，自己不会写。今日公社一个书记被斗，斗的是机关干部。群众没有参加，这就是问题。这个生产队长问题严重，1，阶级立场有问题；2，大搞自己经济；我们也宣传了党的政策。我深感到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的指示的英明：革命学生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必须相结合。“

头一天出发时间晚，只走了四十五里，而且是走的公路。第二天（十二日）从西江，经洛口到铁山垄钨矿，走了九十五里路。我们进入了人烟稀少的地区，尽是山路。山上是齐腰深的枯黄的茅草，树也不很多，是青绿色的。灌木丛倒不少，刮起小风时，枯草瑟瑟，好像在提醒我们冬天的存在。

接下来的四五天，我们一路南下，几乎沿直线向信丰进军。我们经过一个钨矿，经过一个垦区，这足以证明此地少有人烟。我们甚至在这条道上没有再见到别的长征队。

队友某笔记：“一月十二日于于都丰田公社（铁山垄）。今天早上我们从会昌西江出发，大约午十二时到洛江，行程四十里。洛江中经葫芦角（15里）过赣江（会昌河），行35里到丰田（于都铁山垄）。这里的斗争很激烈，我想留下来，但是一部分同学不同意。我们战斗参加的太少，出来二个多月，并没有很迫切地关心国家大事，这是非常不对的，我非常着急。对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不揭不斗，我们怎么能捍卫毛主席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我渴望着到工农中去，到激烈的斗争中去。我们长征，并没有像林彪同志说的那样去做，或者做得不好。”

六七年一月，上海工人王洪文在江青的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造上海市委的反，全国工矿企业也开始造反，毛大加支持，因为他需要把全国搞得更乱，以便实施他的剥笋政策（把旧的领导人一层一层地打倒，为江青上台创造条件）。毛要借助青年学生和工人群众的力量以售其奸，群众（农村农民和城市工人）则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把毛的口号当成实现民主化的号召。毛认为“党内有个资产阶级”，于是少数群众想利用这个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大部分群众则想发泄不满，于是开始造反。当时的群众不是想造共产党的反，但是确实对那种体制下产生的官僚，腐败和种种弊病非常不满。于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做些什么。我们在于都铁山垄，看见工人对他们的领导非常愤恨，正在跃跃欲试要造反，正是当时全国非常普遍的现象。

元月十三日，我们从铁山垄钨矿经黄沙山、上坪宿小溪公社，行军七十里。

队友某笔记：“一月十三日（中午）于上坪（吃■面）。今天早八时从丰田（即铁山垄钨矿）出发，到铁山垄，一个工人同志给我们领路，他匆匆抓紧时间给我谈他们这里的文化革命情况，我的确感觉工人同志关心国家远远胜过我们了。我对我们没留下来而感到不满。走了一二十里翻过铁山，到黄沙山，工人同志给我一块钨矿石，他们对我们非常热情。从黄沙山道上坪约二、三十里。”

队友某笔记“一月十三日晚于上坪。小溪是当年红军长征，从于都出发经过这里的。从上坪到此约三十里路。今天一天几乎都是在密林里面。同时我又提出我们应该立即考虑下厂、下乡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的长征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踏踏实实的放在心上。“

十四日从小溪出发，经祁绿山垦区，马岭（属于都县），宿牛岭公社下岭大队，行军六十五里。

在铁山垄钨矿所感受到的工人们渴望造反的心情，使我们长征队内部的争吵越发激化。根据队友某的笔记，我们在上坪宿营时，发生了论战：“一月十四日于赣县下岭大队。红军当年长征是从这里经过的。毛主席就在这附近住过。今天从小溪出发，中经祁禄山（午饭，小溪三十里），马岭，到达牛岭（上岭、下岭）。从昨天晚，就发动了一场关于参加不参加文化大革命、深入不深入工农群众的论战。我公开宣布现在的问题仍然是解决过桥不过桥的问题，过什么桥，怎样过桥的问题并非迫切。我坚持一定要蹲下来，我们这样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赶路，是不符合党的需要，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一些人经常在争论中爱说毛主席支持步行串联的，是的，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是支持我们步行串联。但是我们的步行串联呢？既不串又不联，只是从韶山赶到井冈山，从井冈山又匆匆忙忙赶到瑞金，从瑞金又匆匆忙忙赶往桂林。……深入群众在哪里呢？革命串联在哪里呢？战斗在哪里呢？我们这样走，不是步行串联。敬爱的毛主席支持的步行串联不是像我们这样的赶路，赶路。……要坚决消灭我字，立刻到群众中去，到斗争中去，不去不行。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实行人的思想革命化，但是连文化革命中的战斗都不好好参加，这个改造思想是空谈。要分析原因，是很多的，‘我’占的成分大，方法占的成分小。昨天一个女生的谈到，她们三人原来在学校里蹲不住，到外面看一看地方而出来的，有人应和一回学校（？），这不是‘我’字么？深入群众，参加斗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坚决捍卫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吵着吵着，一直向信丰县城吵去。十五日我们从下岭大队出发，经小汾、韩坊公社宿月岭。行军五十五里路，还是山路。队友某笔记：“一月十五日晚于信丰县龙蟠公社月岭大队。今日十一点多从赣县下岭出发，中经下汾、梅街、韩坊到月岭，行程六十多里。”

十六日从月岭大队到信丰县城，行程四十里路。信丰是一座三面有山环抱的小城。来到此地，长征队终于分裂了。据队友某笔记：“元月十六日晚于信丰县城（接待站）。今早从月岭出发，行程四十多里，于中午十二点到达信丰，下午对我们长征队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许多同学都认识到我们队中存在的问题，各种想法都表现在具体问题上，有些同学对参加激烈的斗争并不热心。”

行军到信丰城，大家对吵吵嚷嚷已经不耐烦了，必须要有一个了断。于是马上讨论。原来不仅有走路派和下乡派，还有坐车派，还有折衷派哩！队友某坚持马上下厂矿，我坚持走路。四位女同学则称实在走不动了，还是坐车吧。还有两名男同学主张把步行与坐车结合起来，可坐车的地方坐车，不通车的地方步行，反正还是照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前进，并不违背我们的初衷。队长杨岱表示反对。他提到了我们从韶山出发时的庄严宣誓，但这不能使下乡派和坐车派们回心转意。最后的结果是，分裂。愿意走路的继续走路，不愿意走路的留在信丰城等坐车。一旦有了结果，大家心里反而轻松了，就在信丰城里休息了一天。

我们坚持走路的共有六人。十八日一早，我们从信丰县城出发，继续长征。我们六人排起了久已取消的队伍，颇有悲壮志气。那六个人前来送行，她们（他）站在桥头上和我们话别。尽管我们内心十分气愤，但还是挥了手。在分手的最后一分钟，大家约定，在桂林会师。因为他们六人还是沿长征路的方向串联。这是空话，坐车的和步行的怎么能够会师呢？

我们沿着信丰县城的街道出城而去。走出很远，我回头张望，她们（他）六个人还站在桥头目送我们。我扬起手摇了摇，心里对他们的背叛甚是恼怒。我们虽然也是六个人，然而却是主流派，她们是张国焘，分裂主义分子。我鼻子里哼一声，大步追上五位战友，唱起语录歌往前走。

我们在离开瑞金时，有几个人给家里写信，请寄款到桂林。当时的长征为何选走桂林这一条路，现在似乎想不起来了。不过我们把桂林纳入长征路线，尽管红军并不曾到过那里，想必那里的优美景色，我们垂涎已久，所以不肯坐失良机吧？红卫兵的庄严誓词的约束力究竟有多大呢！誓言总得服从私心。

大约是憋着气的原因，从信丰出发，我们一口气沿公路猛走，一路上经过了正平公社、分水坳、走出江西，进入广东。我们在一个叫乌泾的镇子里的接待站吃了午饭，再猛走下去。

沿途地势平坦，人烟稠密。公路上，南来的，北往的长征队还真不少。有和我们一样的二十几岁的大学生，亦有十二三岁的小学生。这些长征队大都是边走边拦汽车。有的司机胆小，便停车让红卫兵呼啸而上。上了车的红卫兵高兴地唱起语录歌“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飞驰而去。有的司机则加大油门，冲破封锁线呼啸而去，留下一片大喊要造反的红卫兵。

这里地势开阔，路边地里有晚稻刚刚收割，有的小麦长势正旺。走到日落时，见那红红的火球在地平线上一点一点消失，更使我们产生悲壮情怀。

直走到七点钟，天已经大黑，才进了黄坑公社。公社设的接待站已经关门。然而我们一交涉，对方马上接待。很快，一名青年男子和一名青年女子来到接待站，为我们做饭。这两人很沉默，既不和我们交谈，互相也不说话。只是低着头干活。女的淘米下锅，男的挑水拿柴。饭熟了以后，他们静静地等我们吃饭。我们吃完，他们再刷锅洗碗，一切完毕后，静静地消失了。从头到尾没有正视我们一眼，没有开口讲半句话。

毫无疑问，他们是地富子女。惟其如此，才会如此驯服。我心里起了同情之心，要知道，我的家庭成分也是地主呀！

这也是一个明显的信号：红卫兵运动开始式微，造反派将登上政治舞台。

回想红卫兵刚刚出现时，因为受到举世崇拜的毛泽东的高度推崇，又因为它的神秘性，所以不能不令全社会整个民众对它刮目相看，视它为天兵天将，是毛的戈什哈亲兵、御林军、禁卫军，是英雄好汉的嫡亲血脉，进而对它仰慕、敬畏、奉若神明。红卫兵所到之处，万人空巷，人人以先睹为快。因此地方上接待红卫兵，相当隆重，没有身份的人根本不能接近。两三个月过去之后，新奇感消失了，红卫兵使民众产生了视觉疲劳和听觉疲劳。何况红卫兵原形毕露，他们不过是乌合之众，亡命之徒，狂妄之辈。他们的种种胡作非为为民众所厌恶，痛恨；直至红卫兵大串联令地方和基层政权乃至普通老百姓统统人仰马翻、头焦额烂、屁滚尿流。

——据广西《兴安县志》记载，为了接待来来去去的红卫兵，该县还成立了文革接待办公室，发放经费，接待经过兴安的红卫兵吃住。截至六六年底，就花去了四十多万元。

但是侍奉红卫兵吃喝住宿，乃是最高领袖的圣旨，不敢违抗，于是只好应付、敷衍，公事公办。到这时候，社会最底层的贱民黑五类，就被派上用场了。这也就标志着红卫兵的气数快尽了。

十八日夜宿黄坑公社。这一天我们六个人行程一百〇八里路，创造了自从长沙开始步行以来的最高纪录。

不出我所料，我的学生没有一个喜欢卫慧的小说《上海宝贝》的。这样的消息带给卫慧，不知现在已经谈禅的卫慧该做如何想。可能她不在乎，毕竟她已经长大。卫慧已经从小说中的二十五岁的可可长成一个中年人了，据说现在谈禅，最近的一本书是《我的禅》。

卫慧的作品，我不知道中国人还读不读，而我这学期要求我的学生读。我希望他们读一读在1999年引起轰动的中国作品。通过这部作品，我希望他们看看中国最西方的城市所谓最先锋男女是怎样想象世界的，想象他们自己的。我的学生们，美国的十八岁到二十二岁的青年们，没有一个喜欢这部小说的。他们这个学期从孔子孟子老子庄子陶渊明李清照到刘鹗秋瑾鲁迅胡适郁达夫冯沅君丁玲一直读下来，读到1999年《上海宝贝》，他们大叫：这叫什么东西啊，老师，你难道让我同情主人公吗？这是垃圾啊！有的学生甚至说，难怪中国政府禁这本书，这本书实在是垃圾，禁止乱倒垃圾也许是对的？我笑着反问：难道你支持中国政府对思想的禁锢？美国的垃圾作品到处都是。在美国的任何一个超级市场都可以买垃圾般的romance小说，一两块钱一本，为什么不禁？禁书将导向别的地方，如德国诗人海涅说的：“只要他们烧书，他们最后，就要烧人（Whereverthey burn books they will also, in the end, burn human beings）。”学生们不说话了。

其实我的学生是有道理的。在美国，超级市场买的小说，明码标价是垃圾书，给那些闲得无聊的人读的。而中国一些女作家以及很多男作家的作品，是以文学的面目出现的，甚至得到很多文学评论家的首肯的，他们制造垃圾，还拿着国家几级作家的工资，实在是应该禁止的。一个工人总是出废品，肯定会被解雇。中国的所谓作家们，制造垃圾，精神垃圾和文化垃圾，还买钱，还享受荣誉，还被看成是中国精神代表，真是匪夷所思。上海的“美女”作家们卫慧棉棉，如果她们的作品就是一次性消费的超级市场读物，可以存在，可是如果代表中国文学的高度，被翻译成很多语言，问题就复杂起来。

《上海宝贝》一出版就遭禁。中国某些官方喜欢禁止跟自己不一样的想法。他们的禁书手段由来已久，多种多样。然而在中国的人都知道，书被禁不意味着这部作品的意义就因此政治或重要。但是对某些西方人来说，任何在中国被禁止的东西，都似乎获得政治意义。这也是本书被翻译成英文以及其他文字的原因之一。本书被翻译英文、法文、德文等，在本世纪初曾被看成是中国文学的先锋代表，因为本书被红色中国禁止了。

但是，不要因为“被禁”便认为这本书怎样了。事实是，随着经济改革的发展，中国文学垃圾化越来越严重。从风靡一时的《上海宝贝》里我们能发现很多东西，发现这类垃圾的本质。我对我的学生说，学习中国的文学，就是走到中国人的心灵深处，看看中国能表达心灵的人怎样想象世界，想象自己。读这本书，不但是看中国文学的垃圾化，也看中国思想的WasteLand——借用T.S.艾略特的著名诗歌的题目来描述。中文翻译成《荒原》非常不符合原意。原文是说第一次大战后西方精神的“垃圾场”“废弃的地方”，哪里是什么荒原？除非是荒弃的田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要我的学生读这本书。

卫慧的《上海宝贝》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代表。本书出版于1999年，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这是非常富有象征意义的。经过一个世纪的革命：二十世纪初同盟会领导的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1911年取得成功；1915-24年间文学革命，打到孔家店，革中国传统文化的命；1932-33年的“新生活运动”，国民党提倡全民军事化法西斯化的生活方式，革传统中国生活方式的命；连绵的战争直到五十年代革地主富人的命，消灭中国中产阶级的存在；六十年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触及每一个人的灵魂，每个人都被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八十年代经济改革，谁富谁光荣；九十年代突然富起来的人，突然的有闲阶级，比如可可这样的年轻女性，天天这样的年轻男性，他们要什么？他们不要革命了，他们要什么？我们从中看到了中国的年轻人，他们不代表那些在珠江三角洲工作的两千万年轻女工，那些年轻的女工创造着中国的经济奇迹，他们不代表那些努力推进中国走向进步的各行各业的人员，这些人想象着一个更自由的中国，并为此工作。卫慧小说中代表的人物，与所有这些人都无关。卫慧的人物是中国的富二代，卫慧描述是他们对未来的想象和自我身份的想象，这才是我们阅读的要点。

我要求我的学生们写作文讨论这本书，我的题目是：“通过这本书有关情欲的描写，探讨东西方相遇的权力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这本书简直就是一加一等于二。可可的中国爱人天天有钱无聊充满深情却阳痿，她的德国情人（具有法西斯血缘的可能）马克勤奋能干时时刻刻性亢奋还有一只巨大的阳具。中西如此相对。这就是中国新一代人对中西关系的想象。现代性是男性化的，中国是女性化的，中国被西方征服，几乎是心甘情愿的，如同被马克的粗野的阳具征服一样。我的学生们几乎都对卫慧表示愤怒：如此自轻自贱的中国人，谁会尊重她？不尊重自己的人，其实也不懂得尊重别人。

在每一个章节的前，卫慧都引用西方文学的某个片段，借此中西接轨。我的学生对此很愤怒：卫慧哪里知道西方？她的引用西方的文学名著只是一种装饰而已，对西方精神她一无所知，吓唬吓唬别人而已。我进一步问，为什么卫慧要用西方吓唬人呢？学生回答：中国人骨子里对西方的又恨又羡慕的感情的作用。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是看不起西方的。西方的大炮（阳具的象征）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对西方开始了这种恨慕交加的感情，七十年代中国的开放，九十年代中国的经济起飞，让中国人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也看到赶上这些差距的可能。卫慧以为跟外国人一起，就是比中国人高等了，就是赶上这个差距了。她因此用西方文学等吓唬他人。”  我说，等你们去了北京，看看三里屯这个土得掉渣的名字里的西方装饰的酒吧，一个伪西方的存在，就明白卫慧的意义了。这种吓唬中国人的伪西方，已经遍地都是了。

而在我看来，卫慧小说每一章开头的西方文学引言的真正意义就是反映了中国思想精神资源的彻底空虚。对中国的新一代来说，共产主义思想和理论早就破产，中国传统思想儒家道家释家也都不具备足以抗衡西方阳具以及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力量，他们岂止是彻底投降呢？他们干脆变成了物质主义的化身，可可的内裤都是西方名牌，就是这样蜕变的细节。中国思想的垃圾场滋生的只能是物质主义的茁壮的蘑菇。艾略特的《TheWaste Land》里面一对夫妇无话可说，反映西方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卫慧的《上海宝贝》，人们除了喝洋酒发出做爱高潮的真尖叫和假尖叫，就是中国的wasteland 的真实反映。

我的学生们最不理解的是小说中的可可不停地谈论自己何等爱天天，却不停地跟马克做爱。“中国的年轻人理解爱是怎么回事吗？”这个问题让我无法回答。我们这代人理解爱吗？下一代人呢？在一个社会急剧转变的时代，我们这代人的爱情和婚姻支离破碎，我们不懂爱情，就是我们上一代的张洁，她的《爱情是不能忘记的》里面生死相恋的主人公，真的结了婚，也没能维持自己的爱情，他们也不懂爱情。我们懂得爱情吗？我们的下一代人呢？他们成长在一个的道德价值观极度混乱的时代。可可以为天天的阳具不能勃起就失去了爱的能力。我的学生对可可对爱和性的关系理解的浅薄表示极度鄙视。学生们指出，可可是一个极度自私自利的人，一个不懂得爱情，一个拜物狂，一个导致天天最后死亡的人。老师，如果你要我们通过这些人物看中的灵魂的话，如果中国的新一代的灵魂是如此话，中国，即使经济发展了，中国的灵魂也非常可怜、可鄙、可悲。我叹气。

读这本书的同时，我读中国的西方的学者对这本书的研究文章。美国的好几个学者都写了长文，分析这部小说的意义。一个学者从“individualism”的角度看这本书与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的冲突，里面不乏洞见。我最欣赏的是中国学者朱大可教授的文章。他在《上海：情欲在尖叫》一文中对卫慧小说的分析，非常到位。朱大可在他的文章中认为：上海情欲的市场化，消费化，摩登化，自我传播和张扬，在卫慧的主人公的情欲尖叫中得到充分体现。根本的是，中国的社会、中国的体制在从政治谎言（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向生活谎言（小康或中产阶级社会）的转移过程中，卫慧发嗲的尖叫，成为国家情欲的最受欢迎的代言人。事实是，在这个谎言充斥在每一个角落的国家里，连情欲也是谎言的一种。“人文情感崩溃了，剩下的只是一堆赤裸裸的欲望、性和货币。毫无疑问，只有大量的伪造的情欲，才能维系这种庞大市场，为急速膨胀的情欲消费提供保障。”卫慧的尖叫，是这种尖叫的第一声。“一个真假难辨的叫春的年代已经降临。我对此将洗耳恭听。”

朱大可教授嘎然截止的文章，留下一片空白，而我这个企图通过阅读中国文学考察中国灵魂的人，就成了“拾垃圾的人。”是的，卫慧的《上海宝贝》在中国的精神和文学的垃圾场里，是很具有代表性的垃圾，凝聚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臭气，可与T.S.艾略特的The Waste Land相媲，后者描述和反映了西方第一次大战后精神的荒凉，而《上海宝贝》本身就是中国后共产主义时代，这个急剧物质和商业化社会的精神荒凉的典型产物。

4/17/2010

记者，编辑，总编，无冕之王，青少年时代，我就对记者，对编辑充满了敬意。王云生，史量才，储安平，章伯钧等等当过总编的人物，这些新闻界的王中王，对我来说，更是高山仰止般的人物。

四九年前的总编，值得尊敬的人物是不少，可是，时过境迁，此事已自成追忆，四九年后的总编，尤其是在党媒体混得有声有色，过得有滋有味的总编，则令人实在不敢恭维。

不难理解的原因，在文中，管他是正总编，还是副总编，我一律采用口头“尊称”，一律将他们呼为总编。

一位总编，其个人道德品质倒是不错，但是，他的新闻稿件，不仅具有新华体的刻板，更是充斥着新华体歌功颂德、报喜不报忧的党媒体味道。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欣赏品位不高，也是其特点。

刚刚调到这家报社的时候，这位总编对我们进行业务培训，其搬来一张在当年算是放得很大的，上面有当年的总书记和他人握手的照片作范本，眉飞色舞地对我们说他当时拍摄这张照片的“感受”。以后，他又多次津津乐道这张照片的拍摄过程。为了表现自己拍摄总书记的不容易和对党的新闻事业的执着，他每次都不忘了说，总书记的保镖如何人高马大，身手如何矫健了得。他记忆犹新地说，第一次因为“没经验”，举着相机靠总书记太近了，他被一个保镖像提棉花一样，将他提到了远离总书记的地方。

我听了的感受是，我要是受到这样的欺侮，我就收起家什，“老爷不干了！”其他总编们提到这件事情，总是笑话说，某总编执政的时候，举凡省级以上领导来到本地区，他谁也不放心，总是自己亲自出马，好像除了他，谁也完成不了这光荣而又重大的采写使命。

中共沾文化的官员们，据我所知，最起码，级别到了副县级，就享受公款出书的待遇了。一位总编收集书稿的时候，不管芝麻西瓜，几乎把自己发表过的，甚至没有发表过的文章全都整理成了待出“书稿”。可是，出书经费不足以给他出全集，这位总编只好一而再再而三“忍痛割爱”，将原本数倍之多的全集“压缩”成了六、七百页的一本“选集”。书出来之后，本单位人员人手一册“斧正”。我随便翻了一下，让这位总编留下很多“遗珠之憾”的选集，其中赫然选入了《某某老干活动中心昨日开业》等等“作品”。我当时的感受是：将来我即使享受公款出书出书的待遇，这样的文章，打死我我也不收集在里面，实在太掉份了。

一位靠边总编想把自己得文字变成铅字，因为掌舵主编不待见他，变得十分艰难。但老骥伏枥的他偏偏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愿望十二分的执着。有一次，他私下找到一个和他私交不错的编辑，将自己的一篇文章塞给她“处理”。文章发出来，我一看，标题叫做《人间自有温情在》。我以为是他用新华体写的好人好事，谁知一看，我的眼镜差点掉地上打碎：感情总编先生写的，是自己住院期间，亲朋好友如何提了礼物，到病床前看往自己的“温情”啊！

一位从其他单位调来的总编，据说，他的来到报社，是为了解决他的级别问题。在此之前，他从没有写过新闻稿件，甚至没有写过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文章。可是，人家是总编啊，记者的稿件，轮到他值班的时候，还得给他“斧正”，签字把关。可是，这对于他来说，实在是勉为其难。他只好当甩手掌柜：我信任大家，大家再仔细些，我就不细看了，我只管签字就是。可是，偏偏那段时间，报社出了好几桩“政治错误”，比如我将李岚清弄成了“李岗清”，还有人将邓小平弄成了“邓不平”。

这位一看，生怕自己值班的时候发生“政治错误”，一轮到他值班，他就说：“举凡出现党和国家领导人姓名，引用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要指示的地方，你们告诉我，我得亲自把政治关。”

有一天，某编辑将自己认为看好了的清样给他过目，还真给他看出天大的政治大地震来了：三个代表，活生生白纸黑字给赫然弄成“三不代表”！天哪，我们党是三个都要代表非代表不可的，你却给整成三个都不代表，这不是要砸我饭碗，要我老命吗？从那以后，凡是诸如此类容易出现不得了政治错误的地方，这位都一丝不苟，圆睁双眼，用手指头指着，戳着，一字一句，一遍又一遍地看，一遍又一遍地读。旁边有人，他还会叫人也帮着“再把一次关”。

在这个记者编辑以歌功颂德为己任的国度，采写所谓反面报道，风险性格外巨大。反面报道出来了，往往有人上门兴师问罪。这样的时候，记者最可靠、有效的第一个保护者，理当是总编。有一次，我采用笔名，采写了一篇有关公安的反面报道。报道出来的当天上午，当时那个值班总编叫我到他办公室去。到了他办公室一看，公安局刑侦队长坐在他办公室里。刑侦队长的来意，是说我采写的报道严重失实了，得把他们公安纪委调查的“真相”也登在报纸上，为他们正名云云。这篇报道，我只是署名为本报记者，没把自己名字落上去，我知道公安会否闻过则喜。我的不具名已经毫无意义，这位总编不仅在第一时间出卖了我，竟然还答应按照刑侦队长的要求，要在报纸上全文照登他拿来的“真相”。

刑侦队长走后，我说，公安纪委调查公安违法的事情，也就等于是老爹调查儿子犯法的事情，这样的调查结果是真相吗？再说，我对我的稿件有信心。还有……。这位总编先生不等我把话说完，就打断我说：“算了吧，我们和公安局是友好单位，我们有好多公事私事，，是离不开他们的支持和帮助的。”

可是，按照公安材料全文照登，也太荒唐了。部室主任力争的结果，就是部分刊登了公安调查材料。

100多年前，来到云南、贵州传教的英国传教士写了许多书稿。2002年，这些书稿经翻译后，题名为《在未知的中国》出版。当时，我写了一篇约五千字的文章，介绍这本书，介绍柏格理等传教士的业绩。我不仅知道中共对宗教很敏感、反感，我还知道，我面对的是党报，该详该略该回避，我认为，我都做到了。谁知稿子摆到两个总编面前时，他们那过于凝重，甚至是紧张的表情，让我感到不妙。

果然，他们说，这关系到党的宗教政策，很敏感，弄不好，会出纰漏，所以，宁可过于小心谨慎，也绝对不能失之粗心大意。“小心谨慎”的结果，就是我那篇文章几乎只剩下了一句话：《在未知的中国》出版了。谁想后来，其中一个总编还写了篇有关石门坎的文章发在《中国民族》上。文章提到石门坎《溯源碑》里的古歌时，他说，他“努力闭上潮润的双眼”。我不知道，他这是感动的“细润”，还是愧悔的“细润”，抑或只是矫情的纸上“细润”？只有他自己知道。

有一年，本地区中考题目偏难而且大大超出事先划定的考试范围。结果，那年的中考成绩大幅下滑，各县市教育局，尤其是教师们对此很有看法。在采访了几个教师后，我的《中学教师对中考试卷的质疑》发出来了。

没想到，负责出题的地区教育局，尤其是各科试卷的出题教师对我的报道很是不满，有电话问罪的，有登门问罪的；有口头问罪的，有书面问罪的。当时，我被两个总编叫去“谈话”。我给他们说，出题教师说我的报道失实，可是，更多教师和县市教育局都说我的报道写得好，如果打官司，他们愿意提供所需证据支持我，你们可以听听他们的看法。

可是，两位总编根本不听我的解释，而是说，报社记者编辑许多子女还要读书，还要求教育局。还说什么，党报不适合对考试试卷指手画脚。我说，《中国青年报》不也是党报，它还年年对高考试卷品头论足、横挑鼻子竖挑眼呢。总编们说：中国青年报是中国青年报，我们是我们。你不能强词夺理，只能无条件接受处理结果：扣还稿费，扣发当月奖金。至于教育局和出题老师那里，他们只好硬着头皮去协调。

“协调”的方式，就是其中一个总编去请教育局官僚和那几个愤愤不平，气喘如牛的教师吃饭喝酒，并在饭桌上宣布了我已经受到扣回稿费等严肃处理。

一个原来在某机关上班的总编，有一年的一天，他去参加职称英语考试。考试通过之后，这位和我一样的典型的英语盲总编在办公室眉飞色舞、绘声绘色地讲述他作弊考试的经过：“监考老师走到我桌子前，用手轻轻敲打我的桌子：老同志，时间不多了，抓紧些啊！一张有答案的纸条，就这样到我手里了。”

有一年报社招聘记者，当年的招聘，采用的方式是通过考试，择优录取。后来，其中一位对我说，他是送了某总编一万元钱，才被录用的。但当时这位总编说的是，他将被录用为正式记者，谁知他和别人一样，也是个临时记者。离开报社后，这位临时记者索回了这笔钱。

有一年，报社搞“中层干部”招考。当时的部室主任曾经两次对我说：“有领导想用你，你得报名竞选，并好好争取啊。”我知道“好好争取”是什么意思，但我不屑别人习以为常的跑送。所以，领导没有见到我的“争取”，我也没有戴上领导已经向我频频招摇过的乌纱帽。

有一天，一个曾经的记者同事给我讲了一件她亲眼目睹的，发生在某“歇凉”总编身上的闹剧。这位曾经的总编，他老先生有一天去开什么诗词楹联会议。会议一项内容，就是选出诗词楹联学会会长来。按说，这是个有名无实的“社会职务”，境界稍高，根本不屑一顾。可是，老总编不仅对这个乌纱帽很感兴趣，另一个也退休了的，本地区老干体诗词代表“作家”对这个职务也很来劲。狭路相逢互不退让，二位先是打口水仗，接着便老拳相向，把个本该雅静的诗词会场给闹得乌烟瘴气。套用一句流行话，这就是总编也是人，也免不了官瘾总是过不足的俗气吧。

某总编，我进入报社以来，没看到过他写过什么文章。他的特点是：爱接下亲朋好友又臭又长的党八股关系“理论文章”，然后交给值班编辑“处理”。有的“文章”是在太臭，按照党八股最低要求也不行。可他不管这些，编辑发完了，他还连连催促，直到发出为止，弄得编辑就怕他值班，就怕他塞稿子。

一个财神爷，写了篇介绍某画家的文章。其文最大特色是：“开篇”数千字了，他的文章主人翁名字还不见出现——他还在“教授”中国绘画史呢；文中只要提到某个古今知名画家，他就要把这个画家的生平，主要成就等等从头到尾不厌其烦介绍一通。就这样的文章，财神亲自交给两个总编的时候，特别进行了关照：“我的文章，一个字不许改动、删除。实在有疑问，一定得请示我，由我定夺。”

当时，有编辑就指出，别说如此前无古人、闻所未闻的霸道要求，就这样的文章，登出来，会遗笑大方的。可是总编们说：你们别管，求人家的地方多着呢，以大局为重吧。

可是，一个不知轻重，新来不久的编辑看清样的时候，把几个明显的错别字给改了。这下不得了，财神一个电话打到总编办公室，一通狗血淋头的训斥还不解气，还口口声声非叫责任编辑到他办公室说过一二三。总编听了，只是唯唯诺诺，洗耳恭听，看得记者编辑们摇头不止。

哀叹本地区连年获奖新闻太少，有一年，总编们决定：今年花点代价，将今年本省好新闻评委们邀请到本地区评选今年好新闻。陪吃、陪喝、陪玩几天后，本地区好新闻倒是比往年增加了好几倍。美中不足的是，最后的晚餐是按照官衔级别安排桌子和礼物的。这样一来，一个没有能够跻身地厅级桌子，没有领到地厅级纪念品的处级新闻检查官就不高兴了：“瞧不起人不是？报纸年审的时候，你们找瞧得上的人盖章去！”

总编们给吓出了一身冷汗，连忙带上地厅级礼物，另外加上一些土特产等等，赶赴给气回省城的处长家负荆请罪去了。

在国民党时期，我们都知道，校长保护受到特务迫害的教师、学生，总编保护受到特务迫害的编辑、记者，往往是毫不含糊的，如蔡元培、史量才等等，莫不如此。但是，2005年9月9日我被抓的那天，就是总编刘某某叫办公室主任打电话给我，把我骗到他的办公室给特务们抓起来的。在特务们翻箱倒柜的过程中，刘不仅没有为我说一句话，反而对不肯把家门钥匙给特务的我说：“给他们吧，配合国家工作人员的工作。”

出狱后，妻子给我看的她2006年3月10日手机收到的一条短信：刘某某打电话要我给你讲，有个大领导要你们少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否则怕会对李元龙不利。我不知这是什么意思。他还要我把劝说结果给他汇报，我该怎么对他说呢？

亲人们得到的类似“关照”，不只是来自这位总编，还有其他人。这给我的感觉：这位总编，他和国安们，就像一个专案组的，是陷我于当代文字狱一个重要的人物。

2000年11月8日，中共第一次赏赐给喉舌记者一个“节日”解馋。当天，到一个风景区嬉戏打闹后，报上发表了题为《欢欢喜喜过个节》的报道文中有这样一段话：编辑老记们既感到了一种荣耀，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新闻工作和新闻工作者的重视和关心（不通，原文如此）。另一篇消息则报道了地委、行署“几大班子”，宣传部领导对全区新闻从业者的“关心和问候”，本报总编对此表达的衷心的感谢。还因有了“自己的节日”而“由衷地感激江泽民总书记和丁关根同志要求关心和爱护记者。”

我悲哀地想，总编们，如果没有他们的“重视和关心”，中国就不会成为世界上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压制言论自由最严重的国家。被人卖了，还要帮人数钱，总编们，你们就这样当总编？这就是新中国的总编？

2001年的记者节，一篇相当于记者按的、某总编执笔，题为《祈望听见历史前进的足音》的文章出现在报上。文章第一段就称，“能在这个时代当一名记者，应当感到庆幸。这个时代的记者，……是和平盛世的歌者”。

我的感觉则与他们完全相反：在中共统治的这个时代当一个戴上了脚镣戴上了手铐戴上了紧箍咒、思想还要被阉割的太监记者；当一个实际上是被党棍、官僚包养了的卖笑记者；当一个只能龟缩船尾、却自称是站在船头的有名无实记者；当一个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扒粪”，连起码的做人的尊严也没有的记者，实在是莫大的不幸。就凭这，总编们，你们还敢“祈望听见历史前进的足音？”

2001年911发生的第二天，报社仿佛发了一笔横财般，几乎是所有的人，包括两个当天值班的总编，都幸灾乐祸，喜形于色，叫好不停。经过某部室门前时，我看到了显然是前来与民同乐的一个总编正与喽啰们谈得眉飞色舞，兴高采烈。有一个快活得差点就到高潮的喽啰把手往嘴上比了个喝酒的动作：干脆，下班后我请大家喝啤酒，我们好好地庆祝庆祝！众喽啰和那位总编齐声响应：好的，该好好庆祝一下——你美国再霸道，还是有人收拾得了你的！

当时我对某总编怀有幻想，我企图在他这里听到一句有关911的人话。我说：“亏他们说得出口，居然说美国世贸大楼被撞替他们出了口恶气，死者中有中国人，他们怎么能够如此。” 谁知，这位完全让我失望了：“完全可以理解的，你看看，那美国把我们中国压的，连气都喘不过来了。路见不平嘛。”

仅仅因为文字狱，我坐牢两年又六天。在此期间以及出狱以来，只有一位退休的总编以个人名义到看守所看望过我一次。对于打电话将我骗到他办公室给特务抓捕的那位总编，我在狱中的时候，就想通了的。至今，我还是这样想：哪怕他只给我打一个电话，说，请我理解、体谅他当年的难处，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我就完完全全地原谅他了。可是，时至今日，2010年4月16日，这位总编还是片言只语人话也没有。

看来，想等他今生一句人话，只是我的一相情愿加痴心妄想了。当我想到他也是一个人的时候，往往就忘了他还是一家党报的总编。而且，他看重的，显然更是后面这个身份。

“记者是站在船头的瞭望者”，“国有国格，报有报格”，“笔可焚而良心不可夺，身可杀而事实不可改”，有胆有识的总编辑，在四九年以后，早成行将绝迹的珍惜动物了。偶尔出现个把称职的总编，就会如储安平、程益中等等那样，被关进监狱。剩下的，尤其是能在党媒体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所谓总编们，只能是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没有完整人格，没有脊梁骨的，有名无实的总编。

重庆打黑，本质上是一场狗咬狗的闹剧，但从狗咬狗的场景中，民众得以窥见警察腐败的冰山一角：原来执掌重庆警界大权十余年的“文二哥”，居然是一个穿着警服的黑帮老大。难怪，当文强擒获“大盗之王”张君之时，张君意味深长地对他说：“将来有一天，你会变得跟我一样。”《南方人物周刊》在长篇报道《文强的江湖》中如此写道：“文强的联系系统，就像是一个油辣火锅，这里面有像黎强和王天伦一样垄断运输和猪肉市场的涉黑亿万富翁和政协委员，也有夜晚提供第二会客厅的娱乐场所老板们，当然还有开设小赌场的文强弟媳，以及各色官员。而文强始终在这个锅里打滚，并逐渐跟锅里各味的调料、腥红的汤底融为一体。”文强是如此，中国的警察系统内，周永康、孟建柱以下，其他大小人等何尝不是如此？

中共的黑帮化与警察的流氓化

在今天的中国，最大的黑社会并不是作家孔二狗笔下那些叱诧风云、快意人生的黑道大哥，而是头顶国徽、身穿制服的警察群体。中共政权之彻底黑帮化，从警察的流氓化中便可见一斑。

最近几年来，警察对维权人士以及普通百姓施加暴力的丑闻不绝于耳。陈云飞被打、郭飞雄被打、孙文广被打、艾未未被打、严正学被打……手段一次比一次卑劣和狠毒。其中，《老妈蹄花》可以看作一个研究当下中共统治模式的范本。看到其中艾未未、浦志强、刘晓原等人与成都金牛区的警官们的唇枪舌战的对话，我不由地感叹说：这个政权已经丧失了所有的合法性和理想信念，作恶、无时不刻地作恶，成了不可遏制的恶性循环。

让温家宝不敢正视的一个事实是：所谓的“维稳”，需要通过警察等暴力机器的作恶才能实现，而政府的作恶必然催生更大的不稳定因素。如果没有凶蛮的警察，会有以死相拼的杨佳吗？杨佳的做法固然不可取，但当局仍不反思制度的弊端的话，杨佳式的人物还会不断出现。于是，就像明朝有了锦衣卫，还要设立东厂和西厂一样；今天的中共，有了普通警察，还要有武警，以及人数更多的“协警”。那些最坏的人都涌入“维稳”队伍之中，只能导致“维稳”的成本越来越高。用圣经的话来说，这真是一个“下流人上升”的国度啊。

中共自建立起便是一个崇尚暴力的秘密会党，其对外革命及对内清洗之残酷无情，有甚于白莲教和太平天国。毛太祖利用军头控制军队，利用康生控制秘密警察系统，由此奠定其“红太阳”至高无上的地位。以武力夺取政权之后，中共当局对待民众的方式，六十年来都始终都是“我为刀俎，你为鱼肉”。想杀人了，便掀起血雨腥风的“镇反”、“土改”、“反右”、“文革”、“六四”，屠刀与坦克并用；想维持“稳定”了，便宣称“人权就是生存权”，既然你们有饭吃了，就要乖乖听话，不听话，就不给饭吃，你们是动物庄园中的动物，被圈养是你们不可抗拒的宿命。自毛太祖以下，“流氓治国”是中共屡试不爽的一大法宝。党魁和元首乃是大流氓，党魁之下的官僚、党棍、公务员、警察、军人皆为小流氓也。

在网络出现之前，中共的宣传机构无孔不入，中共的声音成为人们唯一可以听到的声音。通过自上而下的宣传机器，中共不仅实现了对民众身体的奴役，还实现了对民众灵魂的控制。明明是一个入室盗窃的匪徒，却还要施施然地充当被害者“可爱的母亲”。比如，像温家宝之类的无能者，明明是素餐尸位、浑浑噩噩，却还要矫揉造作地引用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名言来明志。以青天自居的温家宝，真该好好看看《老妈蹄花》。

纳粹屠夫在家里也是好好先生

中共的媒体上经常报道维稳而死的警察，在家中是怎样的“好好先生”。我不否认许多警察在自己的家中是好丈夫、好父亲、好儿子，但某些在家庭中典范的“好人”，在其职业和公共事务中却是“恶人”，这两者并不矛盾。“好”与“恶”永远是相对的概念。

在纳粹德国，亲自制定种族灭绝计划的党卫军头子希姆莱，以及他手下的许多刽子手，在工作的时候“兢兢业业”地杀人；在回家之后，则尽心尽责地扮演好儿子、好丈夫和好父亲的角色。他们给母亲和妻子买生日礼物，陪孩子一起做游戏，全家盛装打扮去听音乐会。在上层社会的沙龙中彬彬有礼，与恶魔的形象迥异。

比如，希姆莱的一个朋友就说，他从未见过一个男人像希姆莱那样惧怕老婆，希姆莱在家中充当的是“受气包”的角色，一切都服从夫人的调遣，对夫人的斥责常常忍气吞声，在家中没有任何的尊严和地位。但是，希姆莱对老婆的温柔和顺服，并没有让他在屠杀犹太人和异己的时候变得仁慈一点。

而奥斯威辛这座最大的“杀人工厂”的最高指挥官鲁道夫•赫斯，更是一个家庭观念极强的传统而保守的德国人。赫斯夫妇从一九四零年起便同五个孩子生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所在地，他们有一座花园围绕的独立官邸。赫斯后来在受审的时候说：“我的家庭在奥斯威辛过得很好。孩子们可以自由自在，不受约束，而我夫人也有身处天堂之感。”但就在他们周围，每天都有大批的犹太人被打死、杀死、烧死或毒死。一九四四年夏，赫斯被调离奥斯威辛集中营，赫斯夫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失落。随行的四个火车皮里装满了他们掠夺的财物。一九四七年四月，赫斯被判处绞刑，其夫人下落不明。

在没有网络的时代，希姆莱和赫斯的家人会辩解说，他们对丈夫或父亲的工作一无所知，他们是无辜者。但是，在有了网络的时代，每一个作恶的警察的家人，都不能如此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毫不知情。中国的希姆莱和赫斯们，不得不面对网络的巨大力量。有一次，我就对一名阴毒的国保警察说：“你再作恶，我只好将你的名字和电话公布在网络上，让网友们对你作人‘肉搜索’。”他立即满脸堆笑说：“不必这样吧，有事好商量。”可见，他们还是有所畏惧的。

“人肉搜索”让作恶者有所畏惧

在今天的中国，所谓的“执法者”往往就是作恶者，他们是奉命作恶，所以更加有恃无恐。用阿伦特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平庸之恶”。就像纳粹集中营的管理者，就像东德在柏林墙下开枪射杀奔向自由的民众的士兵，他们不以恶为恶，而以“执行命令”来为自己开脱。在今天的中国，由于没有司法独立的大环境，这些流氓警察从来都逍遥法外。但是，他们却无法阻挡成千上万网友对他们发起“人肉搜索”，“人肉搜索”是唯一让他们感到畏惧的武器。当殴打艾未未的那个警察的满脸横肉的照片被发布到网络上之后，许多网友纷纷对其发起“人肉搜索”。据说，打人者正是金牛区西安路派出所所长，姓邱。

我相信，大部分无恶不作的警察，一旦回到个人的家庭当中，都会摇身一变成为“正常人”。很少有恶警回到家中，仍然用上班时对待被他凌辱的弱者的方式对待自己的亲人。他们是典型的“两面派”，将黑白两张面孔统一在一个人身上。如果没有网络，他们的表演可以持续一生。由于没有宗教信仰和道德底线，他们也不会受到良心的责备。但是，“人肉搜索”却能让每一个作恶者的家人都有机会看到他们当警察的亲人肮脏不堪的另一面。“人肉搜索”也能让这些作恶者的家人发现，他们的亲人每天究竟在干什么样的事情，在怎样“为人民服务”。

中共历来喜欢搞株连，以此来让异议人士不得不屈服。利用人的亲情与爱心达成其摧毁“敌人”的意志的目标，这是中共最邪恶之处。像湖北因言获罪的良心犯杜导斌的儿子，便因为在学校长期遭到老师和同学的歧视，患上了心理方面的疾病。于是，一些朋友发起了给杜导斌的孩子写信的活动，通过这些信件，让孩子认识到他的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大写的人。为了改变此种“善恶错位”的情形，中国的民间社会要营造一种与“主旋律”相反的评价标准，并逐渐促成一种真正的“惩恶扬善”的舆论氛围。让那些稍有良知的恶警的家人们，在发现真相之后，为他们亲人的行为感到羞愧。从而使得作恶者在家庭中也得承受正义的压力。如此，即便最残暴的流氓警察，在打人之前也不得不三思而后行——我的所作所为，是不是会立即报应到孩子和家人的身上？对于这类流氓警察，这是惟一可以制约他们、让他们不能心安理得地作恶的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