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金学习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又引发了我们小红军长征队内部的争论。原先一直主张长征要以宣传毛思想为主的宣传派，此时更加理直气壮，要求响应社论传达的毛的声音，即刻下厂下乡和工农结合；他们成了下乡派。但是走路派要求按既定方针办。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命题：日夜兼程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还是就地到厂矿农村支持工农造反？这是一个问题。既然统一不了观点，就边走边吵吵嚷嚷。在吵吵嚷嚷的过程中，新的一派崛起，她们是坐车派。
队友某笔记：“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十二时从瑞金出发。参观苏维埃大学遗址——大窝（离瑞金五六里路）（介绍略）。”
我是坚定地走路派，队友某则是顽强的宣传派或下乡派。他们寻找一切下乡的机会。队友某笔记：“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晚于会昌县西江公社。从瑞金出发走五十华里达到会昌西江。晚上，我们三四个人深入西江大队王沙背生产队，进行调查文化革命情况。我们访问的一家是贫农，家有五口人，其子是中学生，访问时老贫农夫妻及其子女，还有一个大队造反队的队员。这个大队有近三百户人家。这个生产队有十七户人。十四户是贫下中农，一户地主。全大队有一个造反队，队员现增至三十人。这个生产队有二个。造反队原有十几个人，起初他们给公社领导大队、生产队领导揭发问题，炮轰也很害怕。这个造反队员说：”后来学了主席著作，不害怕了，现在人多了，更不害怕了。‘今天这个生产队开了一个动员会，是由造反队主持的。这个公社有五个书记，一个队长，工作人员达二十多人。据这个造反队员和学生说，群众发动的还非常不够，1，一部分群众害怕打击报复；2，打不开情面；3，自己不会写。今日公社一个书记被斗，斗的是机关干部。群众没有参加，这就是问题。这个生产队长问题严重，1，阶级立场有问题；2，大搞自己经济；我们也宣传了党的政策。我深感到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的指示的英明：革命学生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必须相结合。“
头一天出发时间晚，只走了四十五里，而且是走的公路。第二天（十二日）从西江，经洛口到铁山垄钨矿，走了九十五里路。我们进入了人烟稀少的地区，尽是山路。山上是齐腰深的枯黄的茅草，树也不很多，是青绿色的。灌木丛倒不少，刮起小风时，枯草瑟瑟，好像在提醒我们冬天的存在。
接下来的四五天，我们一路南下，几乎沿直线向信丰进军。我们经过一个钨矿，经过一个垦区，这足以证明此地少有人烟。我们甚至在这条道上没有再见到别的长征队。
队友某笔记：“一月十二日于于都丰田公社（铁山垄）。今天早上我们从会昌西江出发，大约午十二时到洛江，行程四十里。洛江中经葫芦角（15里）过赣江（会昌河），行35里到丰田（于都铁山垄）。这里的斗争很激烈，我想留下来，但是一部分同学不同意。我们战斗参加的太少，出来二个多月，并没有很迫切地关心国家大事，这是非常不对的，我非常着急。对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不揭不斗，我们怎么能捍卫毛主席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我渴望着到工农中去，到激烈的斗争中去。我们长征，并没有像林彪同志说的那样去做，或者做得不好。”
六七年一月，上海工人王洪文在江青的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造上海市委的反，全国工矿企业也开始造反，毛大加支持，因为他需要把全国搞得更乱，以便实施他的剥笋政策（把旧的领导人一层一层地打倒，为江青上台创造条件）。毛要借助青年学生和工人群众的力量以售其奸，群众（农村农民和城市工人）则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把毛的口号当成实现民主化的号召。毛认为“党内有个资产阶级”，于是少数群众想利用这个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大部分群众则想发泄不满，于是开始造反。当时的群众不是想造共产党的反，但是确实对那种体制下产生的官僚，腐败和种种弊病非常不满。于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做些什么。我们在于都铁山垄，看见工人对他们的领导非常愤恨，正在跃跃欲试要造反，正是当时全国非常普遍的现象。
元月十三日，我们从铁山垄钨矿经黄沙山、上坪宿小溪公社，行军七十里。
队友某笔记：“一月十三日（中午）于上坪（吃■面）。今天早八时从丰田（即铁山垄钨矿）出发，到铁山垄，一个工人同志给我们领路，他匆匆抓紧时间给我谈他们这里的文化革命情况，我的确感觉工人同志关心国家远远胜过我们了。我对我们没留下来而感到不满。走了一二十里翻过铁山，到黄沙山，工人同志给我一块钨矿石，他们对我们非常热情。从黄沙山道上坪约二、三十里。”
队友某笔记“一月十三日晚于上坪。小溪是当年红军长征，从于都出发经过这里的。从上坪到此约三十里路。今天一天几乎都是在密林里面。同时我又提出我们应该立即考虑下厂、下乡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的长征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踏踏实实的放在心上。“
十四日从小溪出发，经祁绿山垦区，马岭（属于都县），宿牛岭公社下岭大队，行军六十五里。
在铁山垄钨矿所感受到的工人们渴望造反的心情，使我们长征队内部的争吵越发激化。根据队友某的笔记，我们在上坪宿营时，发生了论战：“一月十四日于赣县下岭大队。红军当年长征是从这里经过的。毛主席就在这附近住过。今天从小溪出发，中经祁禄山（午饭，小溪三十里），马岭，到达牛岭（上岭、下岭）。从昨天晚，就发动了一场关于参加不参加文化大革命、深入不深入工农群众的论战。我公开宣布现在的问题仍然是解决过桥不过桥的问题，过什么桥，怎样过桥的问题并非迫切。我坚持一定要蹲下来，我们这样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赶路，是不符合党的需要，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一些人经常在争论中爱说毛主席支持步行串联的，是的，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是支持我们步行串联。但是我们的步行串联呢？既不串又不联，只是从韶山赶到井冈山，从井冈山又匆匆忙忙赶到瑞金，从瑞金又匆匆忙忙赶往桂林。……深入群众在哪里呢？革命串联在哪里呢？战斗在哪里呢？我们这样走，不是步行串联。敬爱的毛主席支持的步行串联不是像我们这样的赶路，赶路。……要坚决消灭我字，立刻到群众中去，到斗争中去，不去不行。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实行人的思想革命化，但是连文化革命中的战斗都不好好参加，这个改造思想是空谈。要分析原因，是很多的，‘我’占的成分大，方法占的成分小。昨天一个女生的谈到，她们三人原来在学校里蹲不住，到外面看一看地方而出来的，有人应和一回学校（？），这不是‘我’字么？深入群众，参加斗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坚决捍卫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吵着吵着，一直向信丰县城吵去。十五日我们从下岭大队出发，经小汾、韩坊公社宿月岭。行军五十五里路，还是山路。队友某笔记：“一月十五日晚于信丰县龙蟠公社月岭大队。今日十一点多从赣县下岭出发，中经下汾、梅街、韩坊到月岭，行程六十多里。”
十六日从月岭大队到信丰县城，行程四十里路。信丰是一座三面有山环抱的小城。来到此地，长征队终于分裂了。据队友某笔记：“元月十六日晚于信丰县城（接待站）。今早从月岭出发，行程四十多里，于中午十二点到达信丰，下午对我们长征队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许多同学都认识到我们队中存在的问题，各种想法都表现在具体问题上，有些同学对参加激烈的斗争并不热心。”
行军到信丰城，大家对吵吵嚷嚷已经不耐烦了，必须要有一个了断。于是马上讨论。原来不仅有走路派和下乡派，还有坐车派，还有折衷派哩！队友某坚持马上下厂矿，我坚持走路。四位女同学则称实在走不动了，还是坐车吧。还有两名男同学主张把步行与坐车结合起来，可坐车的地方坐车，不通车的地方步行，反正还是照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前进，并不违背我们的初衷。队长杨岱表示反对。他提到了我们从韶山出发时的庄严宣誓，但这不能使下乡派和坐车派们回心转意。最后的结果是，分裂。愿意走路的继续走路，不愿意走路的留在信丰城等坐车。一旦有了结果，大家心里反而轻松了，就在信丰城里休息了一天。
我们坚持走路的共有六人。十八日一早，我们从信丰县城出发，继续长征。我们六人排起了久已取消的队伍，颇有悲壮志气。那六个人前来送行，她们（他）站在桥头上和我们话别。尽管我们内心十分气愤，但还是挥了手。在分手的最后一分钟，大家约定，在桂林会师。因为他们六人还是沿长征路的方向串联。这是空话，坐车的和步行的怎么能够会师呢？
我们沿着信丰县城的街道出城而去。走出很远，我回头张望，她们（他）六个人还站在桥头目送我们。我扬起手摇了摇，心里对他们的背叛甚是恼怒。我们虽然也是六个人，然而却是主流派，她们是张国焘，分裂主义分子。我鼻子里哼一声，大步追上五位战友，唱起语录歌往前走。
我们在离开瑞金时，有几个人给家里写信，请寄款到桂林。当时的长征为何选走桂林这一条路，现在似乎想不起来了。不过我们把桂林纳入长征路线，尽管红军并不曾到过那里，想必那里的优美景色，我们垂涎已久，所以不肯坐失良机吧？红卫兵的庄严誓词的约束力究竟有多大呢！誓言总得服从私心。
大约是憋着气的原因，从信丰出发，我们一口气沿公路猛走，一路上经过了正平公社、分水坳、走出江西，进入广东。我们在一个叫乌泾的镇子里的接待站吃了午饭，再猛走下去。
沿途地势平坦，人烟稠密。公路上，南来的，北往的长征队还真不少。有和我们一样的二十几岁的大学生，亦有十二三岁的小学生。这些长征队大都是边走边拦汽车。有的司机胆小，便停车让红卫兵呼啸而上。上了车的红卫兵高兴地唱起语录歌“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飞驰而去。有的司机则加大油门，冲破封锁线呼啸而去，留下一片大喊要造反的红卫兵。
这里地势开阔，路边地里有晚稻刚刚收割，有的小麦长势正旺。走到日落时，见那红红的火球在地平线上一点一点消失，更使我们产生悲壮情怀。
直走到七点钟，天已经大黑，才进了黄坑公社。公社设的接待站已经关门。然而我们一交涉，对方马上接待。很快，一名青年男子和一名青年女子来到接待站，为我们做饭。这两人很沉默，既不和我们交谈，互相也不说话。只是低着头干活。女的淘米下锅，男的挑水拿柴。饭熟了以后，他们静静地等我们吃饭。我们吃完，他们再刷锅洗碗，一切完毕后，静静地消失了。从头到尾没有正视我们一眼，没有开口讲半句话。
毫无疑问，他们是地富子女。惟其如此，才会如此驯服。我心里起了同情之心，要知道，我的家庭成分也是地主呀！
这也是一个明显的信号：红卫兵运动开始式微，造反派将登上政治舞台。
回想红卫兵刚刚出现时，因为受到举世崇拜的毛泽东的高度推崇，又因为它的神秘性，所以不能不令全社会整个民众对它刮目相看，视它为天兵天将，是毛的戈什哈亲兵、御林军、禁卫军，是英雄好汉的嫡亲血脉，进而对它仰慕、敬畏、奉若神明。红卫兵所到之处，万人空巷，人人以先睹为快。因此地方上接待红卫兵，相当隆重，没有身份的人根本不能接近。两三个月过去之后，新奇感消失了，红卫兵使民众产生了视觉疲劳和听觉疲劳。何况红卫兵原形毕露，他们不过是乌合之众，亡命之徒，狂妄之辈。他们的种种胡作非为为民众所厌恶，痛恨；直至红卫兵大串联令地方和基层政权乃至普通老百姓统统人仰马翻、头焦额烂、屁滚尿流。
——据广西《兴安县志》记载，为了接待来来去去的红卫兵，该县还成立了文革接待办公室，发放经费，接待经过兴安的红卫兵吃住。截至六六年底，就花去了四十多万元。
但是侍奉红卫兵吃喝住宿，乃是最高领袖的圣旨，不敢违抗，于是只好应付、敷衍，公事公办。到这时候，社会最底层的贱民黑五类，就被派上用场了。这也就标志着红卫兵的气数快尽了。
十八日夜宿黄坑公社。这一天我们六个人行程一百〇八里路，创造了自从长沙开始步行以来的最高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