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4月14日清早7时30分许，青海玉树发生7.1级大地震，时至笔者撰稿之时的4月15日早上10时，据党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589人死亡，8000多人受伤，1.5万户民房倒塌，有10万户灾民需要转移安置。

网上，尤其是喉舌媒体上有关玉树大地震的消息，绝大多数都来自新华社通稿。可是，新华社通稿实在让人恶心，不忍卒读。不说别的新华八股了，单单就说“情绪稳定”这个新华社灾难性报道通用词组，就把人给恶心的不行。

关于玉树大地震，新华社第一篇所谓通稿于当天7时49分发出，其中就有如此的“情绪稳定”的报道：玉树州称多县拉布乡第二寄宿小学老师桑巴罗松回忆，“由于教室是平房，学生很快都撤到操场，情绪稳定……”

11时41分的报道则是新华社记者的现场报道：现在到处都是人，有点慌乱，总体社会秩序稳定。

12时39分，新华社则直接在标题里，再次借他人之口“稳定情绪”：武警青海总队玉树支队队长：目前群众自救施救情绪稳定。

看了如此这般的新闻报道，想不生气也不行：新华社，你真不是东西，你报道事实，你对事实负责就行了，为什么非要无中生有，牵强附会，违背新闻常识，违背新闻规律，在新闻稿件里加上一句完全属于主观臆断的“情绪稳定”？不在灾难性新闻稿件里塞进一句“情绪稳定”，新华社记者、编辑就会死绝啊？

老汉我也在喉舌媒体干过整整八年，我知道，今天毕竟不是反右，不是文革时期了，哪怕是党媒体，记者、编辑也有一定的“不作为”、“不合作”，即少写或不写空话、套话空间的。比如当初我随着官僚们“慰问”麻风病人，“看望”孤寡老人的时候，这些社会底层人们也说了“感谢D和ZF”等话，但我从未将这样的话写进自己的新闻稿件里。因为，这样的话不是被官僚们要求说的 ，就是被记者“启发”出来的。再就是这些历尽沧桑的可怜的人们知道：不如此这般“感恩”，连这几斤大米、猪肉，他们下年就别想得到了。

那么，一而再，再而三在新闻稿件里塞进不相干，甚至是与事实恰恰相反的“情绪稳定”，这真是玉树地震受灾人们说的，是现场救灾的人们说的，还是官僚、党棍要求他们说的？抑或是新华社记者给“启发”出来的？

如果都不是，那么，是你们初稿“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原话，还是编辑“润色、斧正”的?

还是不是，那么，是中宣部下死命令，灾难性报道，非在稿件里做标准答案填空题般填进“情绪稳定”不可，还是新华体模式、党八股要求非得如此不可？

“玉树官兵群众用手刨土， 听到呼救只能干着急”，“零下10度，冷！饿！渴！处处是哭泣的灾民”，“7.1级地震已造成589人死亡，8000多人受伤，1.5万户民房倒塌，有10万户灾民需要转移安置”，这些报道，也是出自新华社等喉舌媒体。以我对唐山地震，对汶川地震等等真相的了解，以我对新华社不得不保持的小人之心，玉树地震灾情，只有比新华社的报道更加惨不忍睹的，而不会是相反。如此的惨景，地震现场人们还能够“情绪稳定”，是他们被一次又一次的地震、火灾、喝水死、拆迁死等等天灾人祸折磨麻木了，还是他们在想着，又一次“兴邦”的天赐良机来了，所以，他们无论如何，都应该是，也只能是“情绪稳定”？你们相信这样的情绪稳定，你们的衣食父母相信这样的情绪稳定，读者相信这样的情绪稳定吗？

汶川地震的时候，我曾经将党棍官僚“塞进”地震废墟，看看被残垣断壁深埋着，生不如死的官僚党棍还会是变好事地说“多难兴邦”与否。现在，我不得不将与党棍官僚一个鼻孔出气，一个锅里吃饭的新华社等喉舌媒体记者编辑，或者是你们的至亲骨肉也“塞进”玉树地震废墟深处，然后请你们在那不见阳光，没有食物，动弹不得，获救可能微乎其微的人间地狱写篇地震新闻稿件，看看你们的稿件里，还会有“情绪稳定”字样与否？如果没有，我倒要看看，在如此这般情绪不稳定情况下写的稿件被地面的官僚党棍或编辑“情绪稳定”了，你们也会像我一样的义愤填膺与否：不是东西的新华社，不说灾区“情绪稳定”，你们会得绝症，会死无葬身之地吗？你们的主子是需要稳定，可是，你也不能给主子“稳定”两个字敷衍塞责，糊弄主子啊。

前些年杨佳杀死五个上海公安，上海公安局发生爆炸案件，贵州瓮安火烧县公安局事件，昨天，即4月14日湖北当阳市公安局办公楼一楼大厅发生爆炸，新华社报道了吗？报道了的喉舌媒体，怎么就没有加进“公安干警及其家属情绪稳定”？是公安干警及其家属心理承受能力超强差，事发之时本身情绪十分不稳定，还是这个与众不同的特殊群体不需要，不能情绪“被稳定”？

新华社记者编辑，你们是全国最牛逼媒体的最牛逼记者编辑，我曾经是全国最不牛逼媒体最不牛逼的记者编辑。如果你们不知道何谓“扒粪”，我来教你们两招：诸如玉树地震之类伤亡惨重的灾难性报道，作为记者编辑，一定要以人为本，将灾难现场的各种惨景报道出来，将救灾方面的种种不足、需要等政客们认为的“粪便”扒出来，以便外界知道真相，有针对性底对灾区进行及时、有效的救援。像你们这样，只知道在灾难现场为官僚党棍们淘金，寻找“兴邦”佐证，文过饰非，你们会遗笑大方，遗臭万年的。

我的被新华社“情绪稳定”弄得情绪十分不稳定，还只能算是马后炮，早有网民在玉树地震发生后，还没见到新华社的“情绪稳定”时，就先替新华社“情绪稳定”了：推测青海地震事后处理：一、不存在豆腐渣；二、受灾群众情绪稳定；三、省外媒体不得入内采访；四、统一用新华社通稿；五、死亡名单不公布；六、问责豆腐渣的人士涉嫌颠覆国家政权；七、专家再次解释地震不能预测；八、3月专家表示不会出现破坏性地震的新闻报道被消失。

情绪稳定，本来是个不折不扣的褒义词组，可是，给新华社一而再再而三用在一切发生在中国大地的灾难性报道上面，我一看见“情绪稳定”四个字，就恶心，就气不打一处来，就想指着新华社记者编辑鼻子责骂：你们是吃灾区人们生产的粮食长大的，还是吃官僚党棍拉的大便长大的？你们还有一丝丝做人、为文的底线没有？不在灾难性报道里塞进“情绪稳定”几个该诅咒的，被你们玷污了的肮脏字眼，党棍官僚就会把你们杀死，你们坐车会被撞死，睡觉会被憋死，喝水会被噎死，抽烟会被熏死吗？

今年2月，新京报爆出石家庄一条重大新闻：共青团市委书记王亚丽伪造档案一路升迁。后来因为涉入冒领遗产案原型毕露，被撤职法办。对于这起“骗官案”，辛集市委书记说“王亚丽是混进官场的三聚氰胺，危害太大，影响太恶劣，对干部的选拔教训太深。”害得三月份河北省官场来个“查档案”运动，看看还有没有第二个王亚丽。

如果说“影响太恶劣”、“教训太深”，那是因为全国百姓看了石家庄和河北官场的笑话，领导们很没有面子。但是说“危害太大”，那不过是危言耸听罢了。王亚丽究竟做了什么坏事呢？不过是冒名争夺富翁遗产罢了。可是即便她不当官，不也可以冒名诈骗吗？在谋夺财产的过程中，她根本没有利用当官带来的权势，而且诈骗也没成功，谈何“危害太大”呢？

王亚丽的造假其实不过是对目前不合理制度的规避而已。1997年王亚丽离开初始投靠的老板王破盘，投靠市交通局局长王志峰，被任命为任稽征处人事科副科长。虽然只是个股级职位，却也是必须具有国家干部身份的人才能当的。农民出身的王亚丽只好想办法编造了药剂师的身份，那毕竟也是国家干部呀。之后，王亚丽被“组织上”一路提拔，那都是有“组织程序”的。党不是说要“不拘一格”“选贤任能”吗？王亚丽不甘心仅仅因为缺乏一干部身份而无法进入体制，这是对歧视农民体制的反抗。后来的一路升迁，说明人家还是有能力的嘛。

有人说王亚丽的升迁靠不断投靠级别高的新主子，靠溜须拍马和吹嘘有军委高层后台才升的官，没有什么真本事。各位看官，什么叫真本事呢？人家先当人事科副科长，后来当博物馆馆长助理，再后来当开发区科技副主任，再后来任开发区党委书记，最后当到团市委副书记。从最基层小官一步步爬上来，没有一点本事能升那么快吗？当这么多官，也没有出什么差错，凭什么断定人家就没真本事呢？至于见风使舵的功夫，本身就说明人家的脑子够用，本事不就体现在懂得升官之道嘛。所有那些受提拔的人，有谁是因为总跟领导较真得到提拔的呢？大家不都是各显神通受到领导赏识才升的官吗？

许多人一听“骗官当”就认为比杀人放火还不能容忍，其实这所谓的“骗官当”也就是伪造个干部身份，改改年龄而已。至于不得已搞个假证明以符合当官条件，请熟悉官场的诸位仔细考虑考虑，这样做的人还少吗？现在从政治局到下面一个科长，许多人戴着大学、研究生、博士学历的帽子，仔细一看相当多是一边当官一边进修得来的。这些进修的学位大部分考试开卷，论文随便写，抄袭满天飞。曝光的襄樊市长、南平市委书记的抄袭门不过是好事者因其他事偶然追查处出的沧海一粟而已。这些冠冕堂皇的造假现在仍然在官场趋之若鹜，偏偏要把一个编造干部身份的农民女青年看成比陈良宇还要危害巨大的贪官当做典型严厉查处这公平吗？

跟王亚丽这种骗来的官相比，象黑龙江的韩桂芝这样正经提拔省部级高位的女高官危害大的多。前者至今也没有听到其倚仗官位仗势欺人的事，反倒愚笨的冒充富翁女儿和真女儿打起了官司，这倒显得笨到有些可爱了。后者却受贿卖官，包庇杀人犯，恶贯满盈。至今没有造假履历但是像韩桂芝一样的恶官大部分不还是稳坐钓鱼台吗？

跟正儿八经组织考察上来的陈希同、陈良宇相比，只读了初中的王亚丽反而没有什么社会危害，这不过是在目前这种官本位体制下农民为改变自身命运进行的一次失败赌博而已。

也许将来她的官当大了，可能也会卖官鬻爵弄权受贿，那也不过是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适应罢了。既然狼吃羊的丛林法则存在，给每个人当狼的机会总比把当狼的机会只保留给“世家子弟”要公平的多。假如官员由人民直选产生，想当官的人还有必要挖苦心思篡改档案吗？或者假如官员受到舆论和议会的严格制约，没有官位带来的任何附加利益，人们还用冒着坐牢危险骗个官当吗？

王亚丽的不幸，其根源在于她不属于当狼的群体但又不甘心永远当绵羊。勉强穿上了狼皮，最终还是因为不具备狼的基因被识破了。

驱逐谷歌如晚清对十一国宣战

有“喉舌”自信，美国谷歌搜索引擎撤离大陆，於中国毫无影响。这若不是奉旨撒谎，就是眼瞎耳聋──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於中国民众来说堪称一个划时代的国耻日──这一天，给“铁幕中国”带来独特言论自由的谷歌，被迫正式退出中国大陆，移居香港，大陆人从此失去与世界先进文化联系的最佳通道──许多志士扼腕长歎：“驱逐”谷歌如同晚清对十一国宣战，中国第二次“同治”时代又以溃败停滞！

这长歎不仅鼎沸於民间网络，就连一些党报也举义呼应。三月二十七日的《重庆晚报》，就“挑战中宣部”，刊出了题为《网络神兽古鸽迁移记》文章，以纪念珍稀动物古鸽被迫离开污染中国的不幸遭遇之名，公开怀念谷歌，表达对二次“同治”的强烈怀念，得到亿万人的致敬。

早在三月十二日，工信部长李毅中在两会新闻发佈会上奉旨声讨谷歌“违反中国法律”时，就让国人想到了一百一十年前清廷向英美等十一国宣战：一九○○年六月二十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被杀后，引起世界公愤，六月二十一日，清廷正式发佈军机章京连文沖写的“宣战诏书”。

李毅中堪称今日中共“军机章京”，其代表中南海以声讨谷歌对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的宣战，虽不至於引发军事战争，却挑起了一场世界性的意识形态论战，其恶果无异於当年清廷悍然向世界文明宣战。

两个“同治时代”何其相似

中国第一次“同治时代”始於一八六二年，终於一九○○年庚子之乱，历三十八载.一八六一年七月，咸丰帝病死热河，慈禧即联络当时留京的恭亲王奕欣，於九月三十日发动宫廷政变（史称“辛酉政变”或“祺祥政变”），剷除肃顺八人帮顾命集团，以两宫垂帘听政夺取政权。并纳大学士周祖培奏议，改用“同治”年号──当时既有与恭亲王奕欣“同治”──“君臣同治大清”，又有与东太后慈安“两宫垂帘同治”之意，后来更因鼓励李鸿章、张之洞的“洋务运动”而昇华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西文化同治中国”。由此一度GDP世界第一，拥有亚洲最大的海军舰队北洋水师，呈现出一派“同治中兴”景象。

历史常常惊人地相似。一九七六年毛泽东病逝北京，务实派权臣叶剑英以军权联合副主席华国锋和“大内总管”汪东兴，发动“十月政变”，逮捕“四人帮”，扫平道路让邓小平、陈云两年后从幕后到前台掌权，废“文革”号“改革”，於是中国第二次“同治时代”开始──始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中全会”，终於二○一○年三月“驱逐”谷歌，计三十二年。

中共专政的第二次“同治时代”，开始也是“两宫垂帘同治”，邓小平与陈云“二老在桥牌桌旁听政”，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如光绪般事必请懿旨，大演新时代的“君臣同治”；而以“不论姓资姓社”、“开放国门”、“招商引资”为主旨的“改革开放”，实乃“新洋务运动”。期间尤为神似者，慈禧废光绪帝驱杀康党维新派后又以废科举等新政示预备立宪，邓氏废胡废赵流放政治体制改革派，再以南巡重启市场经济改革空谈政治体制改革。

而两个“同治时代”的不同之处仅仅在於，第一次的更化始终在慈禧的亲自操作之中，第二次的改革则由两代合作，前期是“邓陈同治”，后期则由“江胡同治”。

谷歌走后流行的新段子

截止四月三日，谷歌离开中国大陆十天了，这十天中，不仅没有如当局设想的“谷歌走了有利於中国稳定”，反而国势更加动荡不安。恰如一网友一言以蔽之：官更凶更贪，民更苦更弱，社会冲突更加血腥。

二○一○年四月三日，凯迪网公佈了谷歌走后流行的新手机段子，其经典有──

一、中国领导人跟美国领导人只在一件事观点始终一致：他们的资产都在美国。

二、《新闻联播》的牛逼之处在於就算你一直在换台，也能完整地看完一条新闻。

三、毒奶灭掉○○后，考试灭掉九十后，房价灭掉八十后，失业灭掉七十后，城管灭掉六十后，下岗灭掉五十后，拆迁灭掉四十后，医改灭掉三十后，二○一二年灭掉所有后。

四、房地产之歌：铸我百姓千年苦，尽君一时盛世欢！

五、具有中国特色的脑筋急转弯：（一）问：边做假药广告、边说假药效果、边痛斥假药危害的是什么？答：江湖骗子。驳：错，是CCTV（央视）。（二）问：明明你口袋里只有五十元，却搞一大堆数据证明你实际有一百元的是什么人？答：骗子。驳：错，是统计局。

六、某公路有一个标语：“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再往前走不远，高悬一牌：“此路不通，请绕行”！

七、一老者不慎落入道旁河中，高喊救命！两警察路过，视若不见，谈笑如旧.老者情急生智，高呼“打倒胡锦涛！”两警察大惊，急速跳入河中，将老者拖上岸来铐之。

八、最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十常语：（一）群众情绪稳定∕伤者情绪稳定∕家属情绪稳定；（二）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表示拥护；（三）不明真相的群众；（四）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五）发表重要讲话、重要批示；（六）会议一致认为；（七）代表；（八）说三道四；（九）干涉中国内政；（十）有关部门.

九、《西游记》告诉我们：凡是有后台的妖怪，都修成正果了；凡是没后台的妖怪，都被猴子一棒子打死了。《水浒传》告诉我们：只走白道不行，只走黑道更不行，行的都是走黑白两道、官匪勾结的。

……

上述新段子显示，谷歌撤走后民心对朝廷何等彻底绝望，中国既无“君臣同治”，更已告别“中西同治”！记得第一次“终止同治”导致大溃败时，慈禧不得已又重新启动了“新官制”和“预备立宪”新政，然而“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预备立宪”只是引来武昌起义！今日中国第二次“同治”停滞后，当局也还可以在忏悔后“中美再亲”，重启“中西同治”，但是否仍然难逃晚清覆辙，两次“同治”必同命？

二○一○年四月三日

於深圳早叫庐

胡锦涛先生将於二○一○年四月中旬造访美洲参加国际核安全会议，将会带去什么样的橄榄枝呢？这次会议的核心话题，据说是俄罗斯发起的对伊朗禁止核武器开发，美国似乎也乐於看到伊朗被制裁，中共的外交官们也在煞有其事的谈论着，似乎又一次绝好的机会表演他们的大国身段。然而笔者认为，胡锦涛去了只会是空跑一趟龙套而已，手中不会有橄榄枝的摇动。

俄美中三国之间的伊朗利益

伊朗有关的核恐怖主义威胁问题，发起者是俄罗斯，因为伊朗与俄罗斯遭到的安全威胁紧密相关.俄罗斯联邦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车臣共和国的穆斯林力量坚决主张与俄罗斯分离，成为独立国家如同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三国。按照地缘政治的原理，车臣共和国伸入黑海和里海之间，抵住高加索山脉之南的两个伊斯兰大国土耳其和伊朗。如果车臣失控就难以让俄罗斯的南部地区抵禦穆斯林势力的扩张，还有更多的自治共和国要求独立。

车臣圣战期间，几十万人丧生在俄罗斯大军的镇压之下，他们的遗孀“黑寡妇”又被极端势力逼迫成为“人肉炸弹”，让俄罗斯联邦苦不堪言。车臣穆斯林背后的两大国，伊朗要比土耳其更加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特别是，伊朗的伊斯兰教什叶派自诩是纯正的穆斯林，以天下为己任，对以武力扩张穆斯林世界极为热情，丰厚的石油资源则是其经济后盾，并且籍此投资开发核能武器，是俄罗斯的心腹之患。

一九七八年底巴列维王朝倒台之后，伊朗在宗教领袖霍梅尼及其继承人的控制之下，一直是美国及其盟国的敌国，而且在国际石油市场上威胁着美国石油财团的利益。“伊朗价值观”大概是与“美国价值观”最为针锋相对的。可见，美国等西方文明国家要与俄罗斯结成钳制伊朗的联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然而，伊朗与中共却是极为利益攸关的。在伊朗回复到政教合一制度的一九七九年，中国正好结束了华国锋时代，转向经济改革。经历了一九八九年的政治刹车之后，中国的经济狂热与政治顽固交织在一起，使得钱包鼓胀的同时，只剩下三个亲密朋友，即西亚的伊朗、南亚的缅甸和东亚的朝鲜.伊斯兰伊朗与中共具有绝妙的同气连枝的关系，是各自孤立的意识形态世界的“唯一大国”，伊斯兰什叶派教会与共产党用极为接近的手法统治着自己的疆土。不同的是，共产党在中国的利益腐化，鼓动全国的经济疯狂，最为迫切的需要伊朗的石油资源。可以说，伊朗的石油成了中国的经济血液。笔者在国防科工委系统工作时，当时的朱鎔基总理就动用国家力量，支持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获得伊朗的几艘三十万吨超级油轮的订单，打败了日本和韩国的竞争对手。现在如果中国加入制裁伊朗的行列，岂不等於砍掉自己的右手？

俄伊美三国之间的中共利益

在中共的算盘之上，关於伊朗的利益计算十分微妙。首先，俄罗斯虽然已经超度了共产党时代，但是由於地缘政治的关系，对中共仍然握有生死攸关的威慑力。而且，中共的军队、军事装备、军火工业等等骨干力量与俄罗斯渊源极深，都是俄罗斯下的籽，由这些力量支撑起来的中共是不敢轻易忤逆俄罗斯意志的。其二，中共也对穆斯林势力感到头疼，据说维吾尔新疆地区的独立势力也受到来自境外的伊斯兰势力的支持，因为伊朗──阿富汗北方──塔吉克斯坦──维吾尔新疆之间存在着一条走廊。所以如果能够削弱伊朗，有助於中共整肃维吾尔独立势力。其三，中共在俄美联手制裁伊朗的问题上，不承担主要责任，既不得罪各个大国，又要对伊朗能够交待，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弃权”。所以，胡锦涛去美国参加核安全峰会，完全不需要说什么或者做什么，只需要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

那么乘此机会，中共与美国之间有什么好谈的话题呢？似乎什么也没有。例如沸沸扬扬的谷歌等等网络公司不再愿意忍受中共的胁迫，被中共的党宣系统描述成美国政府操纵的“反华事件”，其实正好相反的是，美国的企业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寻求美国政府的支持。再如中共榨取人民血汗而得的天文数字的美元，以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存放在美国，那些佣金情况也是国家机密和商业秘密不能公开的，所以胡锦涛去了美国不可能把那些美元外汇拨回来分给国民作为福利。还有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问题，面对各种升值压力，似乎也不会有什么实际举措。因为处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刻、中国国内工业萎缩的时候，中共还需要以低汇率低成本的出口保持经济增长，不可能升值汇率提高出口价格。

还有什么值得中美切磋的话题呢？我看没有。因为美国国内的难题，由於美国自身的民主制度而能选拔最佳人才最佳方案得以解决，不需要中共去帮忙；中共的国内难题，美国政府根本就帮不了任何的忙。全世界都在围观：中共将会怎样解决自己的难题？

胡若有橄榄枝，该向谁摇动？

胡锦涛先生虽然是头面光鲜的国家主席、党总书记、军委主席，但在笔者看来只是他赖以发迹的那个制度的奴才而已。现在，他面临着两方面的难题：一方面是国内的草根贫民的经济状况的恶化而怨声载道，另一方面是中共权贵顽固派的糜烂而又疯狂。这些权贵因为有钱有权有血统，就迫切希望共产党能由中国政府升级为世界政府，要给美国立规矩，要把他们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强加给世界各个民族。他们不知道，即使是阿联酋的阿布扎比王族，坐拥几万亿的石油美元，世人只是夸其钱多而绝不承认他们为精神贵族。这种现象，笔者称之为“土豪痛饮地沟油”。

中共面临那些国内难题呢？都是环绕着青藏高原的难题.青藏高原的北麓有维吾尔族独立倾向、土壤沙化等等，东麓有康藏自决呼声、北川地震、百年大旱、江河断流、水土毁坏等等，以及平原汉人的民权呼声。所有这些问题，若想解决必须停止片面鼓吹经济开发，而要让人民恢复道德信心，首要的是刹住共产党自身的糜烂和疯狂。胡锦涛能否有权违逆全党的利益？能否抑制全党的利益贪欲和权力霸道？

橄榄枝其实是不需要寻找的，已经有若干枝伸向他了，只要接过来就行了。第一根橄榄枝是青藏高原的旧主达赖喇嘛伸过来的“中庸之道”，即只要共产党落实自治，就能到中国帮助从事文化建设和道德恢复，从而让人民免於物质与精神的两不文明；第二根橄榄枝是刘晓波等等宪章人士伸过来的《○八宪章》，只要不再镇压而让人民树立宪政思想，就能克制全党的滥权害民导致崩溃的倾向；第三根橄榄枝是中国民主党人刚刚在纽约建党的《二○一○政治报告》，胡锦涛先生的老朋友王军涛先生等人已经修改了现实的政治纲领，从坚决推翻共产党，改为承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而做其反对派、建设者、竞争者，帮助共产党完成向宪政时代的转动。

但是这三根橄榄枝，胡锦涛能否有权代表全党接过来呢？恐怕不行，轻举妄动就要被党内推翻。所以，我看胡先生实在是无能为力对付国际国内的难题，既伸不出也接不过任何的橄榄枝。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看到本月中旬，胡锦涛会有一根塑胶造的橄榄枝，开始是右手拿着出国，向着观众摇动着微笑着……最后是左手拿着回国。

由於一百多名美国议员超越党派界限，联名向欧巴马施压，要求政府对人民币採取强硬措施，人民币汇率再度成为全球经济焦点.人民币汇率不只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难题，更是内政的敏感源，只不过经济分析专家不太注意后者而已。

人民币升值是个必然趋势，但是选择一步到位（比如年内升值百分之二十五，即突破六点五而到五点二左右），还是数年小幅调整，两者难以权衡。所以，中国政府只好选择了名义上守住不动的策略，而任由小规模的自发交易体现升值趋势。同时，美国大举发行国债制造国内通胀，其货币主动贬值行为，等同於人民币升值。这也是中国国内自发交易体现出升值的基本原因。

深层次内政关系的牵制

人民币一次升值到五点二左右，肯定会打垮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出口企业，国内大量的失业会冲击社会稳定。这也是温家宝坦承中国有两亿失业人口的深层原因。每次以百分之二左右的幅度升值，则会带来国际热钱的涌入，进行预期套利，其结果是股市与楼市同时飞涨，尤其是楼市在中央施压之后再度反弹。

在国际分工当中，中国扮演了三十年的生产者角色。但是，全球危机以来，欧美地区的消费量大减，即便出现一定程度的复苏，也难以回到二○○七年以前的水平。应当说，这正为中国调整经济结构，即在转变自己的国际分工角色的同时大力扩展内需，提供了绝好的机会。问题是：国民的经济安全感太低（百分之七十的人没医保与劳保），没人敢放开消费，政府方面又集中了绝大部分财力进行经济刺激，而不是以适当的方式分配给人民。所以说，中国从国家性质上完全失去了“社会主义”要素，从而成为全球经济史上最不公平的经济体.中国畸高储蓄比例中的家庭部分偏低便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仅仅就经济决策系统看，人民币汇率在国内已经不可避免地政治化了。中央管理控制的定价结果远离市场现实：官方公佈对美元汇率维持在六点八三区域，但是自发交易（如入境旅游者以美元换人民币）早已“破六”而是在五点几的水平上停留。这个差异恰好是保罗？克鲁格曼和西蒙？约翰逊等经济学家所强烈主张的“一次性升值”幅度。

不升值对在华外企最有利

暂组超党派“联盟”的美国国会议员在闹，严肃的经济学家们也在闹，克鲁格曼甚至喊出了“和中国对着干”的口号。但是，美国也有相当政治力量不希望人民币升值，他们甚至说不升值可以保护中国的改革力量。美国《商业周刊》二月二十三日的文章《眼下，中国千万不能理睬人民币升值的要求》说道：“如果逼迫中国政府，那么政府中革新派的官员便会顾及强硬派而坚持人民币不升值，以免颜面扫地。”不惟美国舆论有反对人民币升值的声音，欧洲同样有之，如法国《世界报》也是在二月二十三日（未考虑时差）发表文章《被告“人民币”，请起立！》，讲道：“从人民币低汇率和低收入中受益的恰恰是外国企业.它们佔到了中国二○○九年出口的百分之五十六。”

依以上情况来推断：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一旦出现巨大失败，国家又无法实质性地补助佔社会人口一半以上的贫困人口，那么，民族主义情绪的矛头不可避免地会指向国外在华企业.网络上流传的肯德基出现四个翅膀鸡翅的信息，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苗头.

问题的另一面是：人民币大幅升值如达到百分之十，虽然会造成大量的失业，但也会对社会提供大量的福利。比如说，受出口下降的影响，国内成衣价格从二○○九年一季度末到今年一季度末，下降了百分之四十（见本文附图）。换言之，百姓日常消费实际上在享受出口下降带来的好处。不过，从宏观的角度看，这一大块福利的很大部分为上涨的楼价所侵吞。

万亿游资豪赌人民币升值

在中国国内，除了在华外企之外，最不希望人民币升值的经济力量有两股：其一是特大型国企，例如有出口订单的造船业；其二是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巨型私企，如为肉食生产提供原料的饲料企业.但是，在华外企与中国的出口利益集团现在已经没法藉出口换汇的政策导向，来向人力资源市场攫取暴利了。目前出现的“民工荒”就是例证──随着人权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不再接受出口企业的苛刻的工资标准了。

依据经济逻辑，出口利益集团攫取人力资源暴利的空间压缩，也是中国进行人民币升值并藉此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有利条件。但是，大讲“良知”二字的政府实在不愿把积累甚厚的外汇收入，通过特定的分配方式转移给穷困人口。

当然，人民币的“民间升值”是会出现的。其一，如上述旅游换汇的自发交易，尽管这一块的规模并不大；其二，有竞争力的中小型出口企业会自定汇率，即与外商签订“阴阳”合同，或乾脆是经过跨越香港与深穗的地下钱庄进行交易。这些市场力量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反过来会促使官方宣佈一定幅度的升值（比如达到六点五）。国际游资已经看准了这一步，所以在与中国经贸关系密切的东南亚以及香港正蓄势待发.估计这部分的规模不小於一万亿美元。

美国彭博新闻系统通过自己的情报源作出的分析是到今年年底，人民币升值百分之四点四，达到一美元兑换六点五五元人民币。高盛集团的分析报告则预测“决策者将允许人民币一次升值百分之五”。

参加今年1月泰国清迈维权会议的朋友带回一本60页的英文小册子《文明的异议——缔造和平的一套领导方法》，截取介绍了中美洲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内战——危地马拉内战获得和平解决的一段技术细节。向中国与会者推荐这本小册子的捷克与会者特别叮嘱：“希望从事维权事业的中国同行能看看这本小书；如果可能，最好将它翻成中文。”该书转至我手，大致翻阅之后，觉得确有必要把它介绍给中文读者。于是我在全文翻译的基础上，结合中文阅读习惯，对章节进行了分合增删，表述方式做了较大调整，全文题目也更换了，为的是使所述内容在汉语里更显醒豁。也许中国目前在大环境上与当初缔造和平时的危地马拉有相当大的不同，然而促成危地马拉和平转型的精英阶层的那种堪比外科医生的冷静理性的精神状态和丝丝入扣的操作设计却是绝对值得我们反省和借鉴的。此小册子作者荷西?亚尔古塔（Jose Maria Argueta）是亲身设计和缔造危地马拉和平的核心智囊和操刀手之一。感谢他事后还写出这样的精彩的“技术操作说明文”以飨世界，以启迪世人。是为此文的缘起。

一、危地马拉和平转型的历史背景

冲突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互动行为。因而，冲突无法消灭，只能处理。有鉴于此，我们不打算达成“共识”，而是在弄清楚分歧背后的道理的基础上促进综合解决。这是一个尝试，一个促成中美洲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内战的冲突得到解决的故事。

与大多数冲突一样，根本上讲，危地马拉这场内战也起自“社会排 斥”。大部分危地马拉社会被长期排除在权力、资源和机会之外。通过合法或民主途径克服这种社会排斥的许多努力都失败了，强烈的挫败感随之而生。最终，某些人和集团转向暴力，试图以此争取自己的利益，达成自己的目标。

在此情况下，危地马拉政府面临三种选择——镇压、奖励或改革。镇压可能导至甚至更强烈的挫败感，那些被更远地排除在权益之外的人会把暴力的烈火烧得更旺。奖励可能导至得出暴力“有效论”，从而吸引更多民众，包括排斥者和被排斥者（焦按：排斥者堪比今天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把暴力视为达到自己目标的一个手段。改革则可能使排斥者产生失去权力的恐惧，从而将其强大的影响力转而用于反对政府。

当此之际，一旦做出错误的抉择，冲突变得无法妥善处理，局面就会发展成为一个程度吓人的暴力冲突循环，从而确定无疑地把社会撕裂。危地马拉这一处理失当的冲突和暴力循环，前后持续了30多年（1962-1996），导致超过20万人死亡，正式的说法是“危地马拉国内武装冲突”。

自1954年至1986年，危地马拉生活在一连串军事独裁政府之下。这些政府都以对付共产主义的需要作借口为自己的独裁政治辩护，其中个别独裁政府还把自己蹩脚地伪装成“当选”政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集团与军管政府之间20年的低度暴力和冲突之后，一场全国范围的叛乱于1970年代后期爆发了。最终，以至于连首都城外的公路上都有游击队的路障。无人知道叛乱对政府或社会的渗透究竟有多深。政治暗杀、野蛮的酷刑和有系统的“失踪”，在双方都在剧增。然而，至1980年，危地马拉军队在重组之后，便发起一场对叛乱游击队的猛烈反击。叛乱游击队摧毁了全部乡村，屠杀村民；他们的反叛策略也更狡猾世故，比如强调地方发展，把村民武装起来进行“自保”，以免遭受叛乱的袭扰。自1978年至1984年，100多万人逃离危地马拉到邻国寻求避难，超过15万人被杀。

1985年，在来自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下，危地马拉军队答应允许召开平民立宪大会制定新宪法。1986年，一位当选的平民总统宣誓就职。这即意味着政府与游击队叛军之间的第一次半官方接触得到了认可。然而不幸的是，这样的对话几乎立即陷入死局。接下来的18个月里爆发两起未遂军事政变，这说明危地马拉仍然深陷于暴力与镇压的循环，所谓“当选的政府”实际上徒有表面的虚饰。

二、一个卓越的国防部长

然而，到了1987年，改革派的阿连德罗?葛若马赫（Alejandro Gramajo）将军就任国防部长。他立即着手从多种源头（包括平民）寻求新的途径建议来终止内战。我（荷西?亚尔古塔）就是那些被咨询平民中的一员。葛将军发起的这一系列激烈碰撞的对话，产生一个明确的结果：现行的指导危地马拉军队的《国家安全信条》显然需要更新。危地马拉军队执行的这个信条有两个核心构成部分：

1、共产主义对国家安全已构成严重的实际威胁，因而对付共产主义 可以采取非法手段。

2、唯一可接受的结果是彻底地在军事上战胜共产主义者的叛乱。葛将军凭借其领导地位，促使军官们思考一个新的保卫国家安全的信条。他们以“国家安全论题”名义下所提出的新原则，可以蒸馏出以下两个精华部分：A、持久和平和国家稳定只能通过合法手段达成。B、和平协商解决是叛乱方可以接受的一个选择，只要这种解决有利于公共利益——“国家利益”。

然而葛若马赫明白，在此时的危地马拉，他的开启和平协商可能性的新军事原则面临着一个棘手的挑战。当时，大多数危地马拉人，特别是在至关重要的城市地区的人，已经形成一个定见：战争只不过是“属于”军队和游击队的一场战斗。大多数国民，无论位于哪个阶层，首先把自己看成是在观看两个战斗队缠打不休的旁观者；无论何时，只要可能，他们都会站在场外。葛若马赫的精彩突破在于：他明白了只有使这场战争成为全民“所有”的战争，才可能终止这场战争。葛若马赫比那时的任何国家领导人都更明白，仅属于两个战斗队的战争观，无法或很难让其他领域的社会公众对战争产生责任感，此乃通向协商和平和国家稳定的主要障碍。

在此期间，一个由我（荷西?亚尔古塔）和另一位平民（Cesar Lechuge）组成的二人小组，应国防部长之邀约，受命寻求一个可以使战争问题“国家化”的办法。我们二人的工作是直接与部长一起分析形势，进而制定出一个策略，把其他大部分危地马拉社会的知名要人（在很大程度上站在冲突之外的）拖进寻求解决战争问题的过程。

我们做出如下判断：要想造成“冲突的所有权”已扩大为全国所有这种感觉，军队需要带头把其他重要部门和机构拖进帮助定义危地马拉“国家利益”的过程之中。这将是问题的关键。我们不得帮助说服这些其他部门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而不是从他们狭隘的部门利益的角度，来审核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换言之，我们需要一个过程去教育尽可能多的危地马拉的关键领导人明白：“在追求个人眼前目标的同时,努力服务于国家利益，也是最有效地服务于个人总体利益的方式”，这个论断在运行正常的民主国家里是千真万确的。

我们的假设是：一旦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国家领导者群体开始从把 “国家利益”当成他们自己的核心利益这一观念出发思考问题，战争就应该很快被全社会所拥有，并进而被社会当做一个整体加以解决了。于是，我们的目标就变成 了去得到这个从“国家利益”视角考虑问题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人群体。

三、问题发现了

为了勾画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我们分析了一些成熟民主国家的运作方式。新生的危地马拉民主政体一如成熟的民主国家，也有选举，监督和制衡，行政、立法和司法的分立机构，人权监察员，等等。可是我们缺乏的是一个可使成熟民主政体正常运行的秘方：多种功能的机构和建立在信托基础长期行之有效的传统。它能广泛持续地把社会各界所有重要的利害相关人都拖至一张“桌子”前，进行公开交流、当面诘难、挑战和互动，尽可能妥善地处理国家范围内的种种问题。这个程序一旦开启，被普遍认为是“国家利益”的东西便开始逐渐呈现，因为加入到这个程序之中来的利害相关人是有利益交集的。这个利益交集将不断显明其自身即为“国家利益”。

我们知道，在成熟的民主国家里，由于有多种相应的配套措施，以及在此过程中彼此的边界在“桌”上的不断改变，因而部门之间的得失很少被看成是零和游戏。有了一个可在这张桌子上确定的虽粗略但有用的“国家利益”观念，各机构的领导人现在甚至可以在分歧极大的问题上采取行动，却并未给国家造成大分裂。

与成熟的民主政体正相反，像危地马拉这样的新的不发达的民主政 体，缺少有效的机构和机制去制造一张可围坐在一起确认某种国家利益共识的“桌子”。相反，幕后的精英和有实力的利害相关人却将自己的利益等同于国家利益，以不当手段直接影响政治决策，而他们的国家利益观并未被拿上“桌面”接受挑战和锤炼。在这种情况下，许许多多的利害相关人被处心积虑地排除在外。举行这种设限的沟通有着严重的缺陷，无法产生被普遍接受的“国家利益”共识。于是，整个国家制度体系迅速陷入一种人人为己、疯狂抢夺的堕落状态。

通过对成熟民主国家与危地马拉现状的对比，我们断定：阻碍“桌 子”在撕裂我们欠发达民主国家的战争中发挥正常作用的因素有三个。换言之，通向达成广泛国家利益共识的障碍有三个：

1、信任匮乏：二十多年的冲突已经把可能存在于传统危地马拉社会 中的大部分社会信任和个人信任扫除净尽。危地马拉社会普遍陷入多疑状态，对行为动机难以遏制的“第二猜测”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的风气。

2、沟通匮乏：家庭和亲缘关系之外的沟通渠道中断。社会已经原子 化为无数孤立的大小不等的单元，不是根本不沟通就是沟通无效。

3、零和心理：大多数党派都认为自己生存处境险恶，因而协商解决 似乎是太危险了。尽力彻底制伏对手被视为当前国家情势下应对利益冲突的最现实的策略。

四、提出了解决方案

为了克服这三个关键障碍和“跨越式开始”从“国家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进程，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军队需要起带头作用。多少有些讽刺的是，此时在危地马拉历史上，军队最有能力召集国事会议，人为地再创造一张平台，将危地马拉各主要机构和部门的领导人聚集在一起，学习运用成熟民主国家通行的方式进行沟通。

然而，人为创造一张平台，这个抽象的解决方案说起来清楚明白，做起来却有两个真真切切的实际挑战：

1、用什么工具造这个平台：找到可以再造民主国家里通行的那种沟 通方式的类型正确、混合比例恰当的互动工具。

2、谁是真正适当的利害相关人：招募到围坐这张平台的、混合比例适当的利害相关人。

解决这两个挑战的尝试经过18月的试错，逐步设计出一个新方案，即逐渐被人熟知的“国家稳定 策略研究方案”。该方案有四个组成部分：两个工具和两个实体。

两个工具即国家稳定策略研究课程和高级国家问题圆桌会议。国家稳定策略研究课程被设计为三节阶段，每个阶段要突破一个障碍。第一个阶段是“国际研究”阶段，要突破的障碍是处理信任问题。第二个阶段是“国家研究”阶段，要解决的问题是实现有效的沟通。第三个阶段是“策略研究”阶段，要处理的问题是克服零和式的思考。

高级国家问题圆桌会议旨在确定国家面临的五个最重要的问题，这五个问题也是上述三阶段课程的课程表的基础。另外，该圆桌会议还将在国家层面上增强该课程的信誉。

两个实体即一个基金会和一个中心。这个基金会具有高级的私人性质，“拥有”国家稳定策略研究课程和高级国家问题圆桌会议。此基金会对于保护该项课程免遭恶意反对，对于吸纳那种可确保该方案的两个工具正常发挥作用的参加者，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中心为国家稳定策略研究课程和运作该课程的工作人员提供场地。

所谓“国家稳定策略研究方案”即意味着这两个实体运用这两个工具进行互动。四个元素互相作用，共同构成一个可以人为地创造一张平台的综合方案。在此里，参加者可以公开地交流、面诘、挑战和互动，一如成熟民主国家所展现的那样。

一旦我们把课程的核心内容敲定下来，下一步就是成立高级基金会 了。该基金会被确认为是拥有和操作国家稳定策略研究课程的合法实 体。该实体将有两项使命：

1、保护国家稳定策略研究中心。在一个陷入冲突的多疑的社会，任 何旨在促成重大变革的新举措都将引发认为其利益受到威胁的某些实力派人物或部门的敌对反应。无何倡议何种变革，无数对其“实际目的”和“秘密目的”的猜疑都会应运而生。一个强大的有着特定明确宗旨的高级基金会，对于把这种反对的规模降低到可操控的水平是至关重要的。

2、吸纳参加者：为了确保国家稳定策略研究方案的成功，招募适当 类型和比例的关键领导人物加入到该方案的两个工具中，即一天的国家问题圆桌会议和九个月的国家稳定策略研究课程，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一个高级基金会提 供必要的可信度，就无法把确保该方案获得成功所需要的那种类型的领导人物吸纳进来。

带着这两项具有挑战性的使命（保护中心和吸纳人才），我们需要创办一个实体，以确保无可非议的政治权威和毋庸质疑的政治中立。被认为中立将减轻对方案的反对；被接受的权威可以保护此方案，避免来自任何层面反对力量的 进一步扩大；二者结合起来则有助于招募到参加该方案的各行各类混合一起的正确人选。经过多次讨论，我们决定把我们的实体命名为“危地马拉制度发展基金会”。

（待续）

我在《为什么会出现0.4%的人掌握70%的财富》（见凤凰博客2009年6月27日）一文中指出“今天的中国，面临的问题当然不再是姓资姓社的问题，而是如何从一个传统的威权社会向现代的民主社会转型的问题。那么，这样一个转型是不是也是一马平川一蹴而就的呢？显然也不是，从传统威权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的转型同样需要中介和过渡——这中介和过渡就是：在这其间必要有一个家族贪污阶段，只有通过这样一个阶段，传统的威权社会才可能转型为现代民主社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介毕竟只是中介，一个国家要进入稳定和谐的发展阶段，则必须尽快经由中介达到彼岸；总是停留在这个过渡阶段，则可能因矛盾聚集激化引发动乱——最近的吉尔吉斯斯坦政变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

据报道，包括首都比什凯克在内的吉尔吉斯斯坦多个城市和地区4月7日发生大规模骚乱。上万反对派支持者走上街头，冲击州政府大楼，围攻总统府，占领议会，并与军警发生冲突。据吉卫生部说，在当天的骚乱中已有40人死亡，约400受伤。4月8日，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反对派领导人、前外长罗萨-奥坦巴耶娃（RozaOtunbayeva）宣布，她领导的反对派已经成立临时政府，接管国家政权。据悉，总统巴基耶夫已经离开首都，与国防部长卡雷耶夫一同乘飞机抵达南部城市奥什。

本次大规模骚乱的原因很多，比如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后经济发展一直是相对滞后。在2005年政权更迭之后，它的国内经济发展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民众生活比较困难，通货膨胀也比较严重。它很多在国外打工的人失去工作以后，有不少回到了国内，增加了当地失业人口的压力，民众对现政权出现了不满的情绪。又比如反对派的有些人被抓了，引起了一些支持者的不满而出现了骚乱。此外，诸如它的腐败问题没有解决好，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引起了民众的不满。还有巴基耶夫在美俄之间搞平衡让双方对它的政府的信任严重降低了，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失去了任何一方对它的坚定的支持和信任等等。

然而，其深层原因却在于：吉尔吉斯斯坦在从传统威权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的转型之际，徘徊留念于属于中介和过渡的家族政治阶段，没有尽快经由中介达到彼岸，总是停留在这个过渡阶段，因而矛盾聚集激化引发动乱。

我们看到，在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颜色革命”后上台的吉现政权未能很好地解决经济和民生问题，政府中贪污腐败、任人唯亲现象严重，民众不满情绪滋长。去年年底，吉政府决定将电费和供暖费提高一倍，水费也大幅提价，引发民众极大不满。今年3月10日，纳伦州爆发了大规模群众集会，要求政府取消提价和将一些大型企业私有化的决定。3月17日，反对派召开大会，宣布将在全国各地举行集会，要求政府推行经济和政治改革。此事成为这次政变的导火线。

世事好像正在轮回，吉尔吉斯斯坦5年前的场景如今正在重演。2005年3月24日，当时的总统阿卡耶夫被迫仓皇出逃俄罗斯，巴基耶夫等当时的政治反对派占领白宫，夺取了政权。所谓的“郁金香革命”场景尚历历在目，然而今天的总统巴基耶夫却也正在经受着与当年阿卡耶夫类似的境遇。俄罗斯政府总理普京就吉国的乱局发表看法说：“当初巴基耶夫刚刚执政时，他对阿卡耶夫的家族统治给予了严厉批评。然而现在给我的感觉是，巴基耶夫先生重蹈覆辙。”

普京的一席话点出了吉尔吉斯斯坦此次政治骚乱的深层次原因。2005年执政以来，巴基耶夫不断分化打压其他政治势力，终于在两年后坐稳江山。反对派影响力江河日下，巴基耶夫家族势力则开始迅速扩张。吉反对派政治家指责说，巴基耶夫的弟弟让内什和儿子马克西姆暗中分别掌握着吉国的强力部门和经济命脉。2009年巴基耶夫在总统大选中成功连任后，马克西姆更是高调登上政治舞台。当地舆论认为，马克西姆准备接父亲巴基耶夫的班。

很明显，当年阿卡耶夫政府有贪污腐败、任人唯亲现象，这些是导致它倒台的重要原因。但作为反对派的巴基耶夫在推翻阿卡耶夫上台后，政府中同样存在严重的贪污腐败、任人唯亲现象。当年阿卡耶夫想把自己的孩子选进议会，而巴基耶夫也被认为想扶植自己的儿子当接班人。这种留念于家族统治的后果是：总统家族势力越来越大，吉国的经济形势却趋于恶化。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也殃及吉国。吉国原本穷困的社会底层民众生活更为艰难。而巴基耶夫政权大幅增加水、电、燃气和供暖等公共服务收费的做法又大大加重了普通百姓的负担，令社会各界怨声载道，成了压垮巴基耶夫统治的最后一根稻草。

吉尔吉斯斯坦的局势令人担忧：政治斗争有可能会演变为吉国的南北战争。吉国南北地区被大山阻断，两地在经济发展、宗教信仰的虔诚度，甚至在饮食方面都存在较明显的差异。为保持南北地区政治平衡，吉国政坛上有一条潜规则，那就是南北部地区政治精英轮流坐庄执掌政权。作为来自贾拉拉巴德州的南部政治代表人物，总统巴基耶夫受到南部地区多方政治势力的支持。逃至南部地区的巴基耶夫显然不会轻易交出政权。而目前的反对派则主要由北方政治精英组成。显然，巴基耶夫政权与反对派之间的斗争有可能演变为吉国南北战争。如果局势真的如此发展，那将是吉尔吉斯国家和人民最大的不幸。

我在《被革命扑到的改革》一文中指出“革命往往以改革导夫先路，并且一直在后面追着改革，如果改革及时且速度够快，则为社会开辟出一条快速向上的通道，国家幸甚，民族幸甚。反之，如果改革不及时，或速度太慢，则革命将会从后面呼啸而至，将改革扑倒，河决鱼烂，玉石俱焚。”吉尔吉斯斯坦政变的发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改革速度太慢，总是留念家族政治，结果被“从后面呼啸而至”的革命“扑倒，河决鱼烂，玉石俱焚。”

这个教训，值得中国吸取。

自互联网普及一来，新词层出不穷，其中一个词叫“愤青”。愤青，本来有年龄时间限制——往往指“小青年”段。可后来人们发现，这个世界上，“愤青”一词并非专为年轻人设计的“头衔”，而只要符合“愤”的标准，都可送上这样一顶“桂冠”，也不管其青与不青。于是，仅就我所知道的，像画家陈丹青、北大教授李零等都获得过这个“称号”。而在自己眼里，“愤青”也并非什么贬义词。至于网上称之为所谓“左愤”们，在本人看来，简直不值一提，故不在本文所议范围之内。

其实，可以称得上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两个“愤青”，一个是鲁迅，另一个是胡适。不用说，大家都知道，鲁迅“愤青之语”多多，别的不说，单说有教授就指责鲁迅不该在《狂人日记》这篇小说中说他在灯下翻看中国历史，居然从字缝里看到的，满篇都只写着两个字，这就是：吃人。是啊，一部中国历史，怎么可能说只会是“吃人”二字呢？可这位聪明的教授忘了，鲁迅这是在写小说。这是一种艺术。艺术是允许夸张的，甚至有时夸张到天上去都可以，且不说鲁迅这种艺术还恰恰是建立在中国人真实的感受之上。别看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属于“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可如果有哪个小说家当时也像鲁迅这样，说他翻看美国历史，从字缝里看到的也只有“吃人”两个字，那就不是艺术，而是胡说了。另外，尽管我们的时代与鲁迅所处的社会多少有些隔膜，但只要看看鲁迅当年这篇诅咒中国历史的小说出来之后人们的欢欣程度就不难明白，鲁迅这句“雷人”的话绝非无的放矢，而是建立在真实的无数“吃人”的中国历史大背景之上。

鲁迅不说了，这里要说的是胡适。如果要说“愤青”的程度，并且还非要作个对比，那么，在本人看来，无论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是如何诅咒，乃至要废除汉语，都不及胡适的深度。可以说，若是仅就一个中国人而言，依自己的孤陋寡闻，再没有什么人比胡适的话更“雷人”的了。难怪从互联网上看到，当有人读了胡适的《信心与反省》后，也“惊异于‘愤青’原来这么有历史”。

那么，胡适又说了什么呢？胡适有这样两句语录，一句是：“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另一句：“今日的大患在于全国人不知耻。”别的一切不说，只从这两句话中，即可体会出胡适当年对中国有些传统文化尤其是对中国政府乃至中国社会是何等失望，而胡适说这两句话——特别是说头一句话时，大约仍可看作“愤青”的年龄（不过30岁）。当然，就是在说过这句“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的话后又过了十几年，已过不惑之年的胡适依然不认为有什么不该，只稍作了一点解释。所以说，按现在“标准”，胡适完全可以称得上一个“老愤青”了。

闲话少说，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像胡适这样有理性之人，为什么会说出即使在今天也要被看作是“愤青之言”的“雷人之语”。

先说一九三四年六至七月，胡适一连作了三篇“信心与反省”，即《信心与反省》、《再论信心与反省》、《三论信心与反省》。在本人看来，中国的统治者乃至中国社会，什么时候真正读懂了胡适的这三篇文章，什么时候才能有大进步。而胡适这三篇文章，一言以蔽之：“我们的民族信心必须站在‘反省’的唯一基础之上。”可见，没有反省，也就谈不上什么民族信心。像摩罗这种二十年前的所谓“民间思想家”，今日忽然搞什么“转型”，高喊“中国站起来”，真让人觉得好笑。

上面所举胡适那两句雷人之语，恰恰在《信心与反省》一文中都可读到，我们现在即使把它专门挑出来说，也算不得怎样地“断章取义”。只因要堵一堵那些“五毛”、“左愤”们的口，来比较完整地看看在这两句话的前后胡适是怎么说的：

“可靠的民族信心，必须建筑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之上，祖宗的光荣自是祖宗之光荣，不能救我们的痛苦羞辱。何况祖宗所建的基业不全是光荣呢？我们要指出：我们的民族信心必须站在‘反省’的唯一基础之上。反省就是要闭门思过，要诚心诚意的想，我们祖宗的罪孽深重，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要认清了罪孽所在，然后我们可以用全副精力去消灾灭罪。寿生先生引了一句”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的悲叹词句，他也许不知道这句伤心的话是我十三四年前在中央公园后面柏树下对孙伏园先生说的，第二天被他记在《晨报》上，就流传至今。我说出那句话的目的，不是要人消极，是要人反省；不是要人灰心，是要人起信心，发下大弘誓来忏悔；来替祖宗忏悔，替我们自己忏悔；要发愿造新因来替代旧日种下的恶因。

“今日的大患在于全国人不知耻。所以不知耻者，只是因为不曾反省。一个国家兵力不如人，被人打败了，被人抢夺了一大块土地去，这不算是最大的耻辱。……一个国家有五千年的历史，而没有一个四十年的大学，甚至于没有一个真正完备的大学，这是最大的耻辱。一个国家能养三百万不能捍卫国家的兵，而至今不肯计划任何区域的国民义务教育，这是最大的耻辱。”

胡适虽然并不把一个国家兵力不如人，被人打败后，还被人抢夺了一大块土地算作最大的耻辱，可读胡适日记发现，他之所以能说出像“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今日的大患在于全国人不知耻”这样的愤青之言雷人之语，与“一个国家能养三百万不能捍卫国家的兵”这种奇怪的现象又有着很大的关系。

远的背景不说。且说从2010年3月下旬到4月上旬初，央视十频道《探索·发现》栏目播出一部历史纪录片，题为《燃烧的黄龙旗》，共十集。可以这样说，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知识，只要是一个智力正常的人，观看此片，都不难明白堂堂一大国之所以会被弹丸小国打得“满地找牙”，也不难发出像胡适那样“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的感叹。然而，签订一次次丧权辱国条约，甚至战败于八国联军（慈禧实则向十一国宣战）后，列强们竟要我们赔偿4.5亿两白银，还说：“中国四亿五千万人，人均一两，以示侮辱。”——按说，这是怎样的奇耻大辱啊，只要稍有一点羞耻之心稍有点正义感的政府，在不得已回电“应准照办”之后，也应该学习两千多年前的那位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奋图强，报仇雪恨。然而，历史告诉我们的是：满清政府毫不知耻。

当然，只是清政府吗？民国政府、国民政府，乃至后来的什么政府，表现得又如何呢？

我不知道现在的中国人在日本人面前是如何表现的，可我想得出，日本人打骨子里一定瞧不起中国人。别看直到今天，中国人嘴一张，还是“小日本”，甚至干脆说他们就是中国的“种”。然而，人家早已脱胎换骨，甚至还很可能改变了自己的某些基因。人家肯学习肯模仿，真正是“谁说得对就照谁说的办”。明治维新，人家发现自己不如人，干脆“脱亚入欧”，尤其在政治制度方面几近“全盘西化”。就连书报检查，也是仿照西方民主国家的新闻制度，于1869年就废止了预防检查制。就这一点而言，比我们已经先进了近一个半世纪。而我们呢，几个当时的“左愤”们却坚持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白了，就是要拒绝人家的先进政治制度，只想学一点科学技术。有苍天作证，就这八个字，注定了中国必败！大清必亡！电视片中一再向人们诉说，前方将士流血牺牲，紫禁城的慈禧却在大办寿宴，真个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日本的皇妃拿出私房钱捐款买军舰，中国的西太后却挪用天文数字的海军军费建造她游玩的御花园。我不相信宇宙背后还有一个什么至高无上的神，但我相信，即使有这么一个神，也一定会站在日本一边。

可怜就可怜了那些将士们，他们不知道，从自己生下地那一刻起，就没有人的尊严，只能是“大清国”的奴隶；他们更不知道，他们所看到的“大清国”其实早已腐朽烂透，他们的生命随时都可能因为腐败无能的朝廷和落后的政治制度而消失。

可怜就可怜了中国人民！据《燃烧的黄龙旗》第九集片中解说，日本军队不费吹灰之力占了旅顺口后，日军大本营为了给满清政府足够的教训和震慑，旅顺占领军四天之内只干了两件事：屠杀中国男子，凌辱并屠杀中国妇女！就这样，中国两万多和平居民失去生命。不仅如此，在之后的50年内，这一惨相不断在台湾、济南、南京以及二战时中国所有沦陷区内复制、上演、升级。面对这一次又一次奇耻大辱，一朝又一朝的统治者仍不思改革政治制度。我们在观看上世纪四十年代拍摄的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时，不仅像剧中主要人物张忠良一样根本感觉不到后方的“抗战气氛”，而且还在剧中人物手中的报纸上不也同样看到赫然印着“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大标题吗！这除了无耻除了腐朽烂透，又能作何解！

进入二十世纪，中国的恐日心态依旧很严重，从国民到士兵，从士兵到将军，再从将军到蒋总统。其中虽也有可歌可泣，然看了之后也只会让人感到心酸。别的不说，我们来看看胡适在他的日记中都记下了什么。

1931年9月19日，也就是九·一八之后的第二天：

“今早知道昨夜十点，日本军队袭攻沈阳，占领全城。中国军队不曾抵抗。

“午刻见《晨报》号外，证实此事。

“此事之来，久在意中。八月初与在君都顾虑到此一着。中日战后（闵按：指1894年甲午战争），至今快四十年了，依然是这（样）一个国家，事事落在人后，怎得不受人侵略！”⑴

1933年3月2日：

“……晚上到张学良将军宅吃饭，他说，南淩已失了。他说，人民痛恨汤玉麟的虐政，不肯与军队合作，甚至危害军队。……

“我忍不住对他说：事实的宣传比什么都更有力。我们说的是空话，人民受的苦是事实，我们如何能发生效力？最后[好]是你自己到热河去，把汤玉麟杀了或免职了，人民自然会信任你是有真心救民。

“我对他说天津朋友看见滦东人民受的痛苦，人民望日本人来，人心已去，若不设法收回人心，什么仗都不能打。

“……

“张将军只能叹气撒谎而已。

“国家大事在这种人手里，那得不亡国？

“十几年前，我曾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今日之事，还有何说！”

再看3月4日：

“今日下午三时，在后援会得知日兵已入承德，汤玉麟不知下落，人民欢迎敌军。

“自朝阳到承德凡二百英里，日兵孤军深入，真如入无人之境。……”

3月5日又记：

“昨日进承德的日本先锋队只有一百廿八人，从平泉冲来，如入无人之境！”

128个日本兵居然有这种“威力”，说白了，正是中国军队、中国政府给的。一个国家到了人民居然盼望侵略者来，侵略者又怎能不嚣张！这种国家又还能有什么指望！

3月13日：

“……

“五点，见蒋介石先生，谈了两点钟。

“他自认实不料日本攻热河能如此神速。他估计日本须用六师团人，故国内与台湾均须动员。‘我每日有情报，知道日本没有动员，故料日本所传攻热河不过是虚声吓人而已。不料日本知道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比我们知道清楚的要多的多！’

“这真是可怜的供状！误国如此，真不可恕。

“我们问他能抵抗否，他说，须有三个月的准备。

“我又问：三个月之后能打吗？

“他说：近代式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几处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许一个人生存而退却。这样子也许可以叫世界人知道我们不是怕死的。

“其实这就是说，我们不能抵抗。

“我们又说：那末能交涉吗？能表示在取消‘满洲国’的条件之下与日本开始交涉吗？

“他说，我曾对日本人这样说过，但那是无效的。日本决不肯放弃‘满洲国’。”

在此时的胡适眼中：汤玉麟、张学良、蒋介石，皆“误国”。

读胡适1935年7月5日（胡适误记为“六，五”）日记，想凡有良知者都会与胡适一样说出那句“伤心的话”，即“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也没感到有一点过分——尽管当时已经牺牲了很多抗日将士，而且有不少士兵都还是二十岁以下，还有几个可怜不过十八岁：

“早晨八点多，白映星、张锡羊诸君来车上，同我们到第三十五军军部，傅主席加入，和我们同去看大青山‘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墓地离车站不远，在车上可望见墓碑塔。

“墓碑[文]是我做的，钱玄同写的，这是第一块白话碑文用全副新式标点符号分段写刻的，所以拓本流传全国。我曾说：”这碑不久会被日本毁灭的。‘但我不曾想到日本人还不曾占据绥远，我的碑已被’埋葬‘了！“

那么是谁这么毫无心肝呢？接着读同一则日记，胡适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当上月华北形势最危险时，小心的何应钦将军打了几个电报给傅宜生（闵按：即前面提到的傅主席，即傅作义），叫他消灭一切‘抗日’的标帜，尤其是这里的阵亡将士公墓。傅不得已，把塔上‘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的‘抗日’二字挖成了‘长城’二字，挖改的痕迹尚可认识。我的碑文也蒙上了一层沙石，另刻上了‘精灵在兹’四个大字。全国送来的匾、联、铭、赞，凡有刺激性的，都设法迁毁了，只剩林主席的‘河山壮气’一个匾。我站在这二百零三个国殇的墓前，真不胜感慨。

“塔与墓之间，建有祠堂，中设阵亡将校兵士的照像，各有履历，有许多兵士在二十岁以下的，有几个不过十八岁。

“碑塔是钢铁作骨的，深入地中。据傅主席说，这塔是不容易炸毁的。”

历史又过去了75年。75年后，容我接着傅作义的话说，中国的民心都炸毁了，一个塔“不容易炸毁”又还有多大用呢！既然面对侵略者的暴行屠杀连有一点“刺激性的”话都不敢说，委曲求全到如此地步，还有何骨气，还谈什么“抗日”，这种国家还有何面目存于世上！读到我们这种“历史情形”，岂是胡适“不胜感慨”四个字可以“感慨”得了的。前方将士不畏强暴，英勇杀敌，最后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然而，连“抗日”二字也要从墓碑上挖去，恕闵某人孤陋寡闻，这种“现象”在人类史上不知可曾出现过第二次！挖去了“抗日”二字，岂不愧对那躺在地下的二百零三个英灵！他何将军乃至全军将士又还有何面目面对世人！什么“河山壮气”，我说应该叫“河山哭泣”！倘若英灵们地下有知，他们难道不会发出像胡适那样的诅咒吗！有何应钦这样的“将军”，还不可以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吗？何将军的电话是何等长侵略者志气，又是何等灭中国政府中国士兵自己的威风啊！

此外，在“九·一八”三周年到来前一天，胡适还作了一则不过500字短文，题为《“九·一八”的第三周年纪念告全国的青年》。他在短文中强调：“我们应该最诚恳的反省”。反省什么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东北四省丢了？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太腐败了？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太不争气了？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事事不如我们的敌人？”“我们口头和笔下的纪念都是废话，我们的敌人不是口舌纸笔所能打倒的，我们的失地也不是口舌纸笔所能收回的。”“我们的唯一的生路是努力工作，是拼命做工。我们的敌人可以能够这样侵犯我们，欺负我们，只是因为他们曾经兢兢业业的努力了六十年，而我们只在醉生梦死里鬼混了这六十年。现在我们懊悔也无用了。只有咬紧牙根，努力做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胡适在短文结尾处写道：“奇耻在前，大难在后，我们的唯一生路是努力，努力，努力！”⑵然而，中国是如何努力的，蒋介石又是如何努力的，后来的政府又是如何努力的，后人们都看到了。

说到这里，本文本该作结。只是我们知道，胡适一生的愤青之言雷人之语当然不止这些，有些话有些文字的分量甚至并不亚于这两句。比如，早在1918年，胡适就作过一首白话诗《“你莫忘记”》，很是有名。诗前有一小序：“此诗作于六月二十八日，当时觉得这诗不值得存稿，所以没有修改他。前日读《太平洋》中劫余生的通信，竟与此稿如此一口，故又把已丢了的修改了一遍，送给尹默、独秀，玄同、半农诸位，请你们指正指正。”

诗是这样写的：

我的儿子，/我二十年教你爱国，——/这国如何爱得！……/你莫忘记，/这是我们国家的大兵，/强奸了三姨，逼死了阿馨，/逼死了你妻子，枪毙了高升……/你莫忘记，/是谁砍掉了你的手指，/是谁打死你的老子，/是谁烧了这一村，/嗳哟！……火就要烧到这里，——/你跑罢！莫要同我一起死！/回来！/你莫忘记：/你老子临死时只指望快快亡国；/亡给“哥萨克”，亡给“普鲁士”——/都可以，——/总该不至——如此……⑶

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感觉到，这首诗中有些文字比“中国不亡，是无天理”更“愤青”更“雷人”，而那句“你老子临死时只指望快快亡国”，可以说，与“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简直不就是一个“腔调”吗？

注释：

⑴见44卷本《胡适全集》第32卷第149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后面所引此卷文字，因所引日记皆有日期，极易查对，故不再另注页码。

⑵见胡明主编16卷本《胡适精品集》第12卷第313～314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⑶见7卷本《胡适文集》第1卷第219～220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无意中就见到了一篇关于戏谑许知远的文章，紧接着顺其自然的来到了专门为他而设的小组。组长是jiaon。小组成立时间已是有点久远的2005年。我以我初读《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时的激动心情揣摩四年前的jiaon，不难理解他为何专门为另一个写作的人设立一个小组。当然，对于一个狂爱读书并付诸实践的人来说，四年肯定已使他改变很多很多。可能当初对许知远的近乎迷恋的热忱现在更多地转化为理性的赞赏了(近乎迷恋的热忱是我“初识”许知远时怀有的粉丝般的非理性反应)。或许jiaon并不至如此般夸张，毕竟他不像我一样昏昏沉沉直到大三才醒过来——这还得益于他的文字——他很早就在追求独立思考并为之努力了，而这正是我们很多人所缺少的。

但我同样认为宣传许知远对我们大学生来说是极为必要的——尽管许知远不见得乐意自己像流行明星一样被追捧。

在对许知远的批评中有情绪平和甚至略带幽默的理性评论者，也有怒气冲冲只呈现表情而拒绝陈述内容的狂躁分子。但两者我都能接受，而不会像个粉丝一样去为我喜欢的人辩解以争取更多的盟友以便在集体头脑发热时能热闹点。我很为我自己的反应高兴，这证明阅读已在我身上开始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不会过分情绪化地迷恋一个人并偏执地不去承认他（或她）的局限，即使真有如此伟大的人使我陷入这等危险中（幸运又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在我有限的阅读史中时常发生），持续的阅读也能将我解救出来，继而我再忘乎所以地奔赴另一个危险。这一生，我希望就这样在阅读中水性杨花地爱一个又一个人，享受另一种意义上的花心带来的快乐······这一刻，联想到卡萨诺瓦，一阵窃笑。

批评者说许知远的文字花俏，姿态傲慢甚至做作，思想空洞，腔调精英，句式西化·····我不想去说服谁，没这个必要，也没这个能力。我只是啰嗦一下我的个人体验。

我读的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许知远的书就是《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其他的阅读就是他的博客和专栏文章。《那》是他早期的文字，很多都是还处在学生阶段就写的或萌生的想法。想法很多很丰富，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无法抵御别人在深度上的质疑。但他呈现的一个高瘦的北大理科男孩的的无拘无束，天马行空，细腻敏感都深深地感染了我。一个理科生满脑子装的不是数字图形而是对国家对同胞对同辈的深深忧虑：他质疑我们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他质问我们何以物化至此而完全没有察觉，他以文学的视角和文人的情怀来表达他的关怀与期许。他文人式的语言使他在严肃地控诉社会时，文字的优美竟冲淡了内容的沮丧。诚然，他的文字与情感在这本书中的魅力远远胜过他的思想，直到现在，我都认为他的文风使他在众多优秀的评论家中因具有文学气质而与众不同。

我知道在哪怕只有很短阅读史的阅读者面前吹捧许知远的《那》都是很危险的一件事。稍微成熟的读者会很轻易地察觉到从头至尾连贯的青春气息：迷惘，愤懑，桀骜，忧愁······但这绝不等同于他是又一个无病呻吟的xo后畅销书写作者，因为他的书同时传递了更为稀缺的青春姿态：怀疑，批判，理想，敏感······这些我们被权力、市场、意识、教育所屏蔽掉的价值，它们的魅力与重要性从来都不为我们所知，当然我们也就不认为了解它们有什么必要。更为危险的是，我们很多人主张这些价值纯粹是庸人自扰，耽误了他们苦苦奔前程的路。所以不管怎样，许的文章都是值得我们阅读的——既然现状是我们是如此的愚昧与麻木。

另一个批判的理由是他的书中频繁到惹人发怒的名人引用。此话倒不假，读过他的文章的人都会不约而同产生共鸣。他将他对国外牛人的赞赏与对精彩绝伦的妙语的赞同毫不保留地记录在文字中，他甚至察觉到这可能会引人困乏与不屑，但他仍不愿为了使自己脱身无谓的嘲讽而放弃这个坚持。因为他深知我们需要通过某种媒介一窥外面世界的广阔与思想长河的绚烂。他自觉担负起了这样的责任。试想，他若抛弃那些一串串伟大的名字，稍微变个说法（即使不变，我们大多数人也是不知道的），然后全部狡猾地据为己有，同样可以蒙混过关并赢得更多崇拜（我们的同辈人可是有很多仍沉迷于郭敬明之流的伤痕文字中，并为抄袭做着可笑的辩护）。但他的理想与常识都不会使他这么做：他迫切想治疗我们思维的麻木，当然就不会为了自己的虚荣而阻塞通往智慧的道路；他也知道如若真傻到这么做，他的读者中自会有人在自我提升中揭露这可耻的雕虫小技。不过倒可以享受郭敬明的待遇：享受明星般飘忽的虚荣。呵，这样的想象倒挺有趣，可是他是个那么严肃的作家啊。

现在的许知远的文章已经明显成熟，不变仍是他严肃的脸与理性论述的文字升腾的焦灼情感。他毫不隐瞒地承认自己仍在追求思想深度的道路中，并坦言很大程度上仍是个不争气的警句阅读者与权威迷恋者。他希望写出能够影响中国的书，甭管重点是成为影响中国的书的作者，还是产生影响中国的效果。这样的豪言壮语，我这样的小年轻听后仍是异常振奋。他是以罕见的戏说方式说这句话的，或许这样能少点压力吧。他是自信的，但从未不计后果地狂妄。毫无负担地挥霍豪言壮语是李敖那样的人所擅长的。李敖的不羁在他六十几岁的时候仍丝毫未减，足以可见不羁更多的取决于先天。可电视上那个具有流氓气质的老人却使我心生厌恶，或许他的书我是该读一读的，也是值得读一读的，前提是我忘记电视上的他——先入为主有时真是很可怕的。

许知远与梁文道都是我很喜欢的作家。我是先读梁文道的文章的，是他让我认识到理性的力量，引导我们看待事物应抛弃固执的偏见，多视角地深入分析。而且他香港人的身份与在台湾学习生活的经历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外来文化”的思维方式。也正因为如此，他置身事外的态度在使他的理性更有力的同时，缺少了一种慰藉读者的同一战线感。当然我们需要这样不流露丝毫个人情感的头脑清醒者的时时警醒。而许知远浓烈的主人翁意识常常把自己的情感镶嵌在文字中，以“我

”来写作。他的文字更感染人，他在促使我们反思的时候也撩拨了我们的情绪，虽然他尽量使这种情绪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尺度内。但这样的风格也是危险的。如若思想深化的进程缓慢甚至停止则可能使人厌倦，只能一批一批地更换更为年轻的读者而不能获得同一批人一如既往地热爱——毕竟读者也是追求进步的。许并没有让人失望，起码没让我失望。他是正在成熟的，而且文字的魅力依然不减甚至更加迷人。他的目光也已可喜转向了国内，我为我们有他的关注而倍感幸运。虽然短期并不会改善什么，但我们需要严肃的关注。

批评者也说，许的姿态是自诩精英式的居高临下。我不这么认为，他也时常将矛头指向精英们。他的文字并不会给非精英（姑且认为精英就是“有钱一点的人”吧）带来羞耻感，而只会使知之甚少又有幸未丧失自知之明的人深深地自卑。

我仍时常自卑。亦会保持这种可贵的自卑。

【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美国麻州剑桥专讯】2010年4月14日，由哈佛大学写作项目中心（Harvard College Writing Program）主办的一年一度的文学盛会“访问作家系列”（Visiting Writers Series）在哈佛大学亚瑟. 萨克雷美术馆讲演厅举行，今年的主题为“活着的杂志：一个国际文学项目”（The Living Magazine：An International Literary Event）。中文作家、也是资深杂志人的诗人孟浪、贝岭，与曾因言获罪系狱的缅甸小说家、青年杂志《Teen》主编玛西达（Ma Thida）及伊朗作家、被禁杂志《Thursday Evening》主编萨哈里尔. 曼达尼珀尔（Shahriar Mandanipour），四人作为这次文学活动特邀的主讲嘉宾，就各自作为文学人、同时也是杂志人的工作，及为文学创造、言论自由而与审查制度抗争的经验和历程，跟与会的近百名听众一起分享。

来自上海、近期客居纽约和费城的中国诗人阿钟，由《倾向》杂志创办人贝岭对在场听众讲述从事创办这一份独立的、非官方的文学和人文杂志的艰难历程后，即向大家推荐介绍。会议主办方介绍了阿钟二十多年来始终在中国坚持自由写作和文学创造的经历，阿钟本人则朗诵了他自己的长诗《昏暗，我一生的主题》节选，并由哈佛学生朗诵了该诗节选的英译，听众被阿钟为文学理想所持守的坚韧不屈的自由精神所感动，纷纷报以热烈掌声。

诗人孟浪在题为《活着的杂志，活着的传统》的主讲发言中指出，“我们在克服审查制度与自我审查制度障碍的里程上已走过了似乎显得很漫长的道路”，“由于极权主义运动在全世界的大规模溃败，由于中国社会中公民知识分子和作家的不屈服的持续努力，无论‘铁幕’还是‘竹幕’似都已荡然无存，——只有‘丝幕’在自由之风的强劲吹袭下仍在中国企图遮掩它最后的无耻或‘羞怯’。” 他在结束发言时特别向与会者郑重推介2009年自由写作奖获得者、现居中国大陆的小说家汪建辉。孟浪代汪建辉朗诵了他为这次文学活动专门创作的诗歌《编辑工作着》，由哈佛学生朗诵英译。

除了四位主讲嘉宾之外，会议主办方还安排了多位国际作家上台发言或朗诵，倡导自由写作精神，抵制审查制度，声援世界各地的狱中作家。来自澳大利亚的作家、汉学家周思（Nicolas Jose）在会上表达对因发起《零八宪章》遭受迫害而在去年圣诞节被当局重判11年徒刑的中国作家刘晓波的声援呼吁，他分别朗诵了刘晓波及其妻子刘霞的诗作英译。

活动深受在哈佛大学的各国学生及其他文学与人权关切人士的欢迎。有数位来自中国内地的交换学生会后特别向孟浪、贝岭、阿钟等中国作家致意，表示在哈佛能够听到在中国大陆听不到的不同的声音，对“八零后”的他们是极其难得的文学经验和教育。他们表示中国从文学到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需要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丰富表达，中国才能真正进步、真正和谐，中国也才有希望在世界上真正崛起。

图片说明：

 

图1：4月14日哈佛国际文学活动——“活着的杂志”海报。

 

图2：诗人孟浪（台上左一，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协调人、《自由写作》网刊主编）正在介绍作家汪建辉（独立中文笔会会员，2009年度自由写作奖获得者），台上屏幕显示的是《自由写作》2010年3月号首页，左上方肖像即该期封面人物汪建辉。

 

图3：诗人阿钟（台上左二，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由贝岭（左一，倾向出版社创办人）介绍出场后正在朗诵自己的诗作。

 

图4：受邀参加活动的作家阿钟和他的夫人（左一、左三）、贝岭（左四）、孟浪（左五），与“活着的杂志”国际文学活动主办人、哈佛大学写作项目中心文学讲师杰妮. 昂瑞（左二）在一起。

【供稿：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