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渝:四小美女

(一)

学府真是个养老院,隔一段日子才能办一回为期一周左右的学习班,忙碌几天,班一散,就没事了。教员尤其没事。司机很忙,财会人员也忙,保管、打字、电工也还有事,行政干部围着院长们转,看上去也忙。于是工人们和干部们对教员很有意见,说学府白养活几个教员,学府不应该调教员进来。有一个时期,驱逐教员的民意甚是强劲。其实工人干部再忙,比起其他单位,也还是无所事事。

因为无所事事,故而学府的人几乎个个养尊处优,女职工差不多都保养得细皮嫩肉,美女层出不穷,前赴后继。三十几个人的单位,就有四大美女(五〇后)和四小美女(六〇后)。妇女委员、女克格勃、小娘子是四大美女里的翘楚;丝路小姐、倪大小姐、图书小姐、打字小姐则是四小美女。

如果说男士们上班时的消遣是下象棋、打牌的话,大小美女们则喜好上街购物;连学府的四女独行侠(也个个是美女)都极乐意和她们拉帮结派去亚欧商厦,那是兰州购物环境最好的商家。她们在高档精品女装区流连忘返,反复权衡,再三比较,一次一次地试穿,在穿衣镜前左看右看找那感觉,最后终于将目标锁定;于是向购物小姐详细询问这时装所有的信息资料,把一切问个明明白白。到末了忽然很礼貌地对购物小姐说,不好意思,钱不方便,改日再来。随后佯装恋恋不舍地离去。一出商厦,她们即刻登上公交四路车。多半个小时以后,在兰州东部批发市场,在人声鼎沸、万头攒动之中,出现了学府美女们的身影。东部市场商家云集,红尘滚滚,进货的小贩和购便宜货的市民熙熙攘攘,如过江之鲫。既凭着本能,也用按图索骥之法,学府美女们就能很快在茫茫商海里找到方才在亚欧商厦看中的衣裙;颜色、款式、做工、材料,一模一样,价格却不及亚欧商厦的三分之一。就这,遇上她们如此冷酷的砍价杀手,老板还得让出两三折的价钱。成交之后,她们欢天喜地的回学府,一进办公室,就将新衣裙穿戴起来,自己左顾右盼地欣赏,也引得同事们七嘴八舌地夸赞。说着笑着,也就到下班的时间了。美滋滋地穿着新衣裙,去回家给老公一个惊喜。

春去秋来,年复一年。学府的美女们,永远是花枝招展,而且暗暗地在互相竞赛着。

 

(二)

一九九二年,省会举办丝绸之路节。学府一名新来的回族女大学生去报名参加“丝路小姐”的选赛——当时“小姐”可是一个时尚称呼。这位穆斯林姑娘才貌双全,文化素养在报名者里更是出类拔萃,她一举当选,在“丝路节”上崭露头角。她回来讲,有一次她们去参加什么活动,在街上等专车。几十个人在那里说说笑笑,叽叽喳喳,引来一群街头闲人的围观。当然她们很高傲,两眼朝天,睥睨闹市,视若无人。忽然,一个闲汉不顾一切地冲进美女如云里,将其中一丝路小姐紧紧抱住,连啃带抓。这下炸锅了,丝路小姐们尖声惊叫,像无头苍蝇似的东奔西逃。那被抱住的丝路小姐杀猪般地惨叫。英雄救美,责无旁贷,几个人冲向前撕扯这大胆色狼,那色狼闲汉竟死不松手,还在作业。又有护花义工提着棍棒跑上前照准他狠狠敲打,他还不肯放手,后来不知一下打到哪里了,他受疼不过,才撒手。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这闲汉的大无畏气概,真是惊天地、泣鬼神!美女得救,花容月貌已然支离破碎,倒在地上昏死过去。于是一个护送医院,一个扭送派出所。刹时间风平浪静,街市依旧太平。唉!人啊,人!

 

(三)

“丝路小姐”是陕西人,回族,她说祖上在河南。她有明显的西域人的相貌特点。由此我判断,“丝路小姐”是清朝同治年间反叛的“陕回”的后裔。当年的部分反叛者在首领白彦虎率领下逃到中亚,今日吉尔吉斯境内的东干人就是他们的子孙。这些人至今操着陕西方言夹杂俄语,妇女们的衣饰仍旧保持着清朝妇女的样式。我曾建议“丝路小姐”把女儿麦丽叶抚养成人后,送到吉尔吉斯留学。

“丝路小姐”大学毕业,辗转托省上某大官,进了学府。学府让她当教员,她很快就发现当教员在此毫无地位,但是当行政干部又轮不到她。不久她私下发表感想说,她感觉自己前脚刚离开学校,后脚就踏进养老院了,这学府也太舒服了。

“丝路小姐”年纪虽小,却聪明过人,而且比较的心有城府。学府里人际纠葛,她不掺合,和所有的人都保持友好关系。她不是圆滑,她心地正直,有识人的本领,在谁面前可以说真话,在谁面前要少说话,她明白得很。因为她有如此的世故,所以当干部工人大骂教员不上课,太舒服时,都不是指“丝路小姐”,而是指我和猛佐教授。我因为是调房的最大受害者,所以牢骚满腹,有一段时间我竟像祥林嫂讲“阿毛的故事”一样,逢人诉说我受到的不公,这使大家对我厌烦不已。而猛佐,争强好胜的性格也很不得人心。

“丝路小姐”有一件好笑的逸事。那年她当过“丝路小姐”后,就和大学时的维族恋人结婚了。新婚夫妇住在女方家,小俩口决定去旅游度蜜月。他们对家人宣布了宏伟的旅游计划,说要外出数十天,游天府之国、三峡、张家界,等等,等等,哪里好玩就去那里。父母很是赞赏女儿女婿的勇气,叮嘱他们远行的种种事宜,姊妹们羡慕得都要嫉妒了。

小俩口一车坐到成都,下车就找清真饭馆。兴许是两人初出茅庐,办事不得要领,诺大的成都,竟找不到他们要找的地方。肚子饿得咕咕叫,二人强打精神继续找;他们打听又打听,跑断了腿,总算在天黑之前找到了一座清真寺,于是就住在附近旅馆。第二天逛街,只敢在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方圆数百米范围内转悠。一天下来,索然无味。两人一合计,没意思,垂头丧气,当天夜晚上了火车打道回府。次日早上到丈母娘家。小俩口推开家门,碰巧丈母娘开门出来,心里正念叨着女儿女婿此时可能上了峨眉山?那里的强盗猴会不会抢劫他们?抬头猛地看见女儿女婿就在面前,一下惊呆了,瞅着小俩口不停地眨眼:才隔了一天,小两口难道还没有出发?抑或是为娘的梦游到了峨眉山?

其实成都的清真饭馆很有一些,火车站附近就有,可是他俩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举手之劳的小事因此就成了他们的严重问题。

虽然同是教员,丝路小姐在很长时间里对我敬而远之,头脑迟钝的我竟丝毫没有察觉到她对我有成见。丝路小姐后来对我很友善,甚至相当尊重。在我行将退休之际,她告诉我,现在学府职工才发现我和猛佐教授不是一类人。听她如此说时,我大大的吓了一跳!因为争强好胜、放屁能在水泥地上蹦个深坑的猛佐根本和我格格不入,我怎么会被众人看成和他是一丘之貉呢?我为此大大的苦恼了几天。

丝路小姐是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大学生,她这一代人很受当时风起云涌的政治启蒙思潮的熏陶,都有强烈的报国之心,爱国和民主曾经是他(她)们的热切诉求,历史已经浓笔重彩地记录了一切。丝路小姐大学一毕业就直接进了无所事事的学府,一晃近二十年,当年的豪情意气已然消磨殆尽。丝路小姐是知识型职业女性,她头脑聪明,性格正直,在学府这样的单位里,不巴结领导就不能出人头地,而她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守护自己的尊严;所以尽管学府的长官和职工对很少上课的教师有同仇敌忾的怒气,但丝路小姐由于聪明地低调做人,所以能够安然无恙——所有的不满都冲着猛佐教授和我。人到中年,回顾学府生涯,丝路小姐也相当苦闷。她不仅没有事业上的成就感,甚至没有值得回忆的有价值有意思的事,有的仅是迷茫、困惑、失落、沮丧、无奈……。

丝路小姐结婚很久以后才决定要小孩。她生了一个聪明伶俐的女儿——麦丽叶。在我和丝路小姐成了对门的邻居以后,麦丽叶和我成了忘年之交。丝路小姐曾对我说,她在学府的最大成就,乃是有充裕的时间培养教育女儿。而麦丽叶,已经十一岁了。小小年纪的她,酷爱阅读世界名著。我在青少年时期读过的许多大部头欧美俄罗斯小说,她已经读过或者涉猎过了。今年暑假,她正津津有味地捧读我借给她的《金庸武侠小说全集》呢!

 

(四)

确实有很长一段日子学府里的同事没有几个人肯搭理我。我最早感觉到对我态度开始友好的是倪会计。不知何时起,她见面尊称我为“前辈”,随后我则戏称她是大小姐;不仅因为她是正宗的大家闺秀,说话慢声细气,有阀阅风范;也因为她脾气大、任性。

倪大小姐是学府的四小美女之一。她父亲是老革命、高干,离休后住在省上专门为老干部建造的干休所的联体别墅里。那别墅区门前的大街,老百姓叫做“腐败路”。至于是针对住在其中已经失势的旧勋,还是针对借大兴土木收受贿赂回扣的当权的新贵?我不得而知。倪大小姐是父母的独生女儿,不知为何她没有上成学,虽然家庭显赫,自己却弄了个工人身份。

倪大小姐称我“前辈”是有道理的。我和她是兰大附中校友。不过我上兰大附中时,倪大小姐还没有投胎出世呢!倪大小姐人也很聪明,不过是个直筒子,而且确实任性。我很想开玩笑说她是中国四大小姐之一:倪大小姐、孔二小姐、贾三小姐(探春)、赵四小姐。但是她的直筒子脾气我还是有点怯,我没敢乱说话。她进学府就接手搞财务工作,这要和各种人打交道,工作也容易出差错,和人发生矛盾的机会也多。她年轻气盛,倔强任性,三言两语不和,就同人吵起来。吵架中,她的大小姐脾气往往大发作,如果对手也是一个不饶人的主,那就吵得振聋发聩、昏天黑地。就以四小美女而言,她仅仅和丝路小姐没有发生过正面的冲突。

倪大小姐太有个性了。第一次结婚,丈夫是一个商人,有了点钱就背着倪大小姐在外面花心。倪大小姐眼睛里哪能揉进这沙子?她和丈夫的情人厮打过几回。有一年春节,我在值班,百无聊赖,忽然听见隔壁房子进去了人,侧耳一听,是倪大小姐。原来她是来办公室打电话。她先是平心静气地说话,接着声调越来越高,后来终于又哭又骂,“婊子、臭不要脸的”如枪林弹雨。她痛骂那第三者种种的无耻与卑鄙。电话那头的大概是一个中间人的角色,似乎说着说着,也不客气了。这个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害得我不敢出门了,因为我怕被她发现偷听了如此隐私的电话,会与我算账。我躲在值班室里不敢动,不敢出声,一泡尿憋得我好苦。

倪大小姐对我友好,大概除了认为我是个老实人之外,也是对文化人的尊重。后来她对我有什么话都说。她告诉我她和丈夫开车去西固一家单位,被一个二杆子保安找茬说车停错了位置,又以他们态度不好为由,硬把他们在门房里扣留了一夜,他们怎么争辩都不行。后来知道了倪大小姐是省上大官的女儿,那保安吓坏了,拎着水果跑老远的路到倪大小姐家道歉,再三地说是误会,她和父亲不理他,那人跑了三趟,倪大小姐的父亲才表示不追究了。

 

(五)

倪大小姐脾气之直,直得可爱。不知谁说了有关她的不实之言词,事情甚至牵连到我,倪大小姐直接找到我问,我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平常我除了不恭维领导,对职工之间的闲话,我一概只做收音机,绝不做小喇叭。也许正因为此,我才赢得了倪大小姐的尊敬,我怎么会说那些无聊的话呢?不过我由此也感谢倪大小姐,她来对质,令我发觉学府的人际关系那险恶的一面;像我这样的可怜虫,吊吊灰,居然有人肯做文章。我不能不哀叹:“山川险,人心更险” 啊!

倪大小姐和丈夫离了婚,儿子她抚养。她对儿子寄予很大希望,因此也希望我对她的儿子的学习给予指点。我虽然乐于效劳,可是除了对小孩子的作文提点意见和解答具体的问题之外,我真的没有能力辅导小孩子学习。我想倪大小姐一定很是失望。

倪大小姐后来和一个比自己年轻的工程设计师结了婚,那也是一家私营企业的白领,收入甚丰,在家里却是一个懒虫。可以说,倪大小姐只担了“大小姐”的虚名,她的这位老公,才确确实实是大少爷。九八年底,他们的女儿出生了。倪大小姐喜出望外,满月之日,宴请宾客。我和妻子应邀参加,我诌诗一首致贺:

贺陈雨满月

自从灵汾有身孕,几人猜中是千金?

生男生女实天意,有龙有凤真开心!

满月盛宴醉宾客,陈雨芳名含温馨;

且看一十八年后,惊鸿照影俏佳人。

开心是真开心,不过从此倪大小姐就更加忙得不可开交了,以至于我要称她为“路瓦栽夫人”。她要管教俩小孩,还要照料年迈的父母,服侍丈夫,操持家务,还有一只名贵的宠物狗要小心伺候。倪大小姐很是辛苦。在大院里总见她一溜小跑的身影,不是给冬冬买饭菜,就是带雨雨去练舞蹈。

可是,倪大小姐也很会享受生活,她家经济宽裕,自己有私家车,每到假期,总要去外地旅游。

二〇〇三年的国庆黄金周,我要出去玩几天,倪大小姐请我带上她的十二岁的儿子冬冬,我欣然应允。我带着冬冬去渭源县的莲峰山、首阳山旅游了四天。在莲峰山,我们看到那里农民生活的贫困真的是触目惊心,一位白发杂乱的老太太拄着棍子从一间随时都可能坍塌的老屋里走出来,这情景深深地刻印在我脑海里;村子里三四十岁的光棍汉极多。我们投宿的房东是村里的老支书,他家卫生条件稍好。谈起现在的社会,他说这么多男人找不上女人,会出大问题的。在首阳山,村里的情形稍微好一些。伯夷叔齐墓一旁有一座庙,很寒碜,我付给形象猥琐的道士五角卦资,他为冬冬算了一卦,随后恭喜冬冬,将来能考上省城的大学。道士以为冬冬会喜出望外,冬冬却很沮丧,他向往的是一流大学,省城的大学,那是大学么?

冬冬随父母到过很多大城市和国内旅游名胜地,但是他经常对妈妈说,最难忘怀的是渭源之旅。

光阴似箭。说话间倪大小姐的雨雨已经十一岁了。她身材高挑,动如脱兔,可以说她离“惊鸿照影”只有一步之遥了。

倪大小姐曾经对我说过,有神算子预言:她一生有三次婚姻。这使她很苦恼,难道她和雨雨的爸爸不能过到头?难道她还需经历一次劳燕分飞的悲剧?

 

(六)

九二年秋天,省直系统组织了一次登山比赛,学府的“图书小姐”毛遂自荐报名参加。她虽然戴近视眼镜,可是皮肤白皙细嫩,身材迷人,是小美女。

登山参赛者一大早云集兰山脚下。学府是小单位,当时没有知名度,别的单位有阵容强大的选手团队,相形之下“图书小姐”形只影单,是孤家寡人。裁判点名,点到某某学府,“图书小姐”应声而答,竟引得参赛者们捧腹大笑。八十年代,人们对学府这种没名堂的政治学校嗤之以鼻,很多人第一次听说世界上竟还有这名目的学府。大单位的代表队看不起学府,自然也就看她不起。几个身穿花里胡哨运动服的体委女参赛者,故意在“图书小姐”四周走来走去,比划着各种专业的热身动作,斜起眼不屑地看她,似乎与名不见经传的单位的选手比赛,她们深感身份掉价。“图书小姐”心里暗暗好笑,她一眼看出这些坐办公室多年的退役运动员,是绣花枕头、银样镴枪头,得给她们一点颜色。老虎不发威,还当是病猫呢!

“图书小姐”外表白白净净,斯斯文文,她的身体素质很好,体形匀称,像一只花季或雨季妙龄的鹿。从很小的时候起,长跑就是她的强项呢!比赛开始,号令枪一响,“图书小姐”确如小鹿被大灰狼们追赶一样,奋力大步流星向前。她快步拾级而上,好一个女神行太保,女草上飞,女土行孙,女匹诺曹,如轻功女侠黄蓉或者任盈盈,登山如履平地!二十分钟后,她竟到达山颠终点的三台阁,冠军!回头再看那些曾有过运动员生涯的赛手,好似虾兵蟹将,腰来腿不来地挣扎着上山。

“图书小姐”在这场赛事中爆了大冷门,为学府争得荣誉,可是学府竟麻木不仁,毫无反应,连周四学习会上,院长们发表讲演,也不提一句。我为她打抱不平,呼吁学府应该给“图书小姐”以表彰、奖励。院长们如梦初醒,在随后的周四学习会上盛赞“图书小姐”为提高学府知名度立了大功,特予表扬嘉奖云云。

“图书小姐”为人心直口快,爱憎分明;寻常事体经她绘声绘色的叙述,就变成了传奇故事。我称她为故事大王。大恶人、二恶人、冯大律师、“乡长”、我,几个人常在她的办公室半开玩笑地恭维她肌肤白皙,气质典雅,是美人胚子,她当仁不让,欣然接受;但是如果猛佐教授进来,也趁机称她细皮白肉,是窈窕淑女,她马上沉下脸,一言不发。因为话从猛佐嘴里出来,味道全变了,变得肉麻,对方会起一身鸡皮疙瘩。可他这个人毫无眼色。“身材迷人”,猛佐继续赞美“图书小姐”,不掩饰自己的馋涎欲滴,下意识地咽口水。“图书小姐”气得粉脸桃腮渐渐阴云密布,站起身摔门而去。猛佐不知所措地张着嘴,他准备的赞词还没唱完呢!

图书小姐的独生女儿很小就显示了文学才华,小学四年级就在晚报上发表了处女作。每次她跟妈妈到学府里来,一看见我就满脸绯红,羞怯得不得了;因为我故意用夸张的方言同她攀谈。

图书小姐和倪大小姐发生过一次严重冲突,起因是为了报销五元钱。钱不是冲突的要点,报销程序是否违规是她们争辩的中心。倪大小姐性烈似火,图书小姐嘴快如刀,两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后来倪大小姐告诉我,她怀疑有人故意使坏,把图书小姐的发票扔在门背后,以至于她们二人发生误会,爆发了一场激烈舌战。

图书小姐是平民,她的老公是来自农村的大学生。这老公在最有权势的部门当小职员,混熟了人头以后,很快就把她调到毫无工作压力、谁都可以自由散漫的学府里。渐渐的,图书小姐的老公按部就班地当了科长、副处长、处长、部务委员、副部长,终于挤进高官行列。这一过程花了十五年功夫,由此证明图书小姐的老公能耐确实不凡。当年他寒微时,在恶贯满盈家里,我们喝过酒。我感觉此人虽然年纪轻轻,可头脑机敏,待人接物非常老道,每当我们谈论社会腐败时,他都能巧妙地把话题移开。图书小姐的老公最后被外放,当了市长,那是一方诸侯呢!他肯定还能继续升上去。

随着老公的不断升迁,图书小姐也有变化。首先是手头越来越宽裕,不再像以往那样频繁地去东部批发市场了;我们相熟的几个人的饭局,她买单的次数也是最多。但是她的心直口快和爱憎分明仍然一如既往。后来老公把她调到油水很肥厚的一家大学,不久又把她调到交通便利、工作轻松、奖金不菲的另一家大学。她和我们还是有联系,不过见面的机会少得多了。有一次在饭局上她告诉我们,上初中二年级的女儿参加了一次笔会,还直接和贾平凹、余秋雨切磋过怎样写美文的问题。

老公成了副部长,不久又外放当市长以后,图书小姐自然妻以夫荣,跻身贵妇之列。她和往日的同事联系越来越稀少,最后终于恩绝义断。可以想象,图书小姐有全新的生活方式;权贵阶层享受的特权为平民百姓所匪夷所思,那个生活圈子讲究的是奢华、等级、虚假,图书小姐就生活在那个世界里。频繁地出入上流社会的交际场合,在尔虞我诈、伪善做作的应酬中,我不知道那心直口快、爱憎分明、曾在东部市场叱咤风云地做砍价杀手的图书小姐,会被塑造成怎样的女人?

 

(七)

 

四小美女之中,打字小姐恐怕是最青春靓丽的。我认为她掌握着驻颜秘术,以至于她到了四十岁的时候,仍然能以甜美的微笑令毛头小伙子们神魂颠倒。

打字小姐是学府最年轻的元老,当年她还不满十七岁,因为父亲遭遇车祸身亡,作为对家属的照顾,有关方面安排她上了班,进学府打字兼财务。

打字小姐是美女,一贯注重形象,因此很能吸引男士们的眼球。公开场合她只有过一回不修边幅。那是我们搬进大楼办公没有不久,小偷光顾了财务室,幸而损失不大,小偷也没有抓到。老农民院长狠狠地批评了打字小姐。那几天她的日子不好过,心烦,不知不觉就放松了容貌的修饰,头发成了飞毛蜈蚣,令我想起“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的诗句。又有一次,学府集体去宁夏沙湖旅游。在沙湖里游泳耍水过后,回到住宿地冲澡。我从走廊经过,碰上正从浴室里出来的打字小姐。没有化妆的她,看上去怪兮兮的,尤其是好像她没有眉毛,使她的美丽大打折扣。

打字小姐智商极高,头脑反应相当灵活。多才多艺的“穷凶极恶”会表演魔术,他的小魔术和戏法只有打字小姐能很快破解。对教育小孩以及其他一些问题,打字小姐很有一套见解,可以说见识极高,我自愧弗如。为了创收,学府和党校合作办函授教学班。因为可以轻松地搞到文凭,所以党校函授门庭若市。打字小姐给其中一个班当班主任,她管理得井井有条,显示了不凡的组织能力和工作方法。说实在话,同样当班主任,猛佐教授尽做些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我写了一本关于论述汉朝公主和亲的书,自费出版,因为很有可读性,我才敢拜托大家帮忙处理。打字小姐在她的班里推销,学员很给面子,几乎人手一册。

可我惊奇的是,十几年如一日的周四政治学习讨论会,打字小姐从没有出声发言。人们只能聆听老秀才、猛佐教授少数几个抢着发言的弱智者的宏论。

打字小姐也有极深的城府,她遇事冷静,面对难题她不动声色。这在打牌时就看得出。学府的女职工,有抱团的,打字小姐和妇女委员、丝路小姐、女克格勃等两代美女过从甚密,不仅是牌友,而且常一起逛街。她和妇女委员尤其相好。但是关于她们俩红杏出墙的传闻时不时的在学府里流传。

有一回打字小姐和倪大小姐不知为何产生误会,俩人斗嘴。她们隔着两张办公桌子面对面地坐着,都很激动,却也非常自控,相当克制,没有过激言辞,更没有学府里几次著名的吵架那样污言秽语如瓢泼大雨。她们力图澄清事实,像是两国外交谈判时的交锋。没有人敢进去看热闹,好几个人在走廊里徘徊,侧起头尖起耳朵偷听,唯恐漏掉一个字;还有人不时地装做有十万火急的公务不得不办,从那门口走过,飞快地向里面瞥一眼。

但是打字小姐的婚姻感情生活非常曲折。她十七八岁时,恋上了某人,爱得死去活来。可是那人有家庭。他们的地下情持续了很久,后来两人不知为什么事发生了严重冲突,结果不欢而散。因了初恋的如此苦果,打字小姐万念俱灰,她在老大不小的年纪上,很轻率地经人介绍就和一个男子成了家,即使亲朋好友都反对她的选择。婚后打字小姐发现丈夫的为人孤僻和固执远远超出她以前隐隐约约感觉到的,他的病态性格竟至于和周围的任何人都不能交往。于是两口子经常爆发战争。邻居们听到从她家里传出来的惊天动地的声音,无不惶然失措。但是打字小姐为了面子还是竭力维持家庭,何况他们有了一个男孩。

打字小姐对儿子的教育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财力。在这方面再一次显示了她的见识和能力。但是,打字小姐最后终于不能忍受丈夫,她离了婚,把丈夫赶出家门。而她离婚的时间,正是在儿子成长的关键时刻——儿子十二三岁,此时特别需要父爱的呵护。离婚对儿子的影响立竿见影。一个活泼自信的小男孩,从此蔫头蔫脑,他寡言少语,常常撒谎。我觉得,这是打字小姐人生最大的败笔。

 

 

(八)

 

前面我说过,住房让我吃尽苦头。大炮调房的失败,我没有得到我应得的房子,我成了最倒霉的受害人。因为学府的主管部门庇护老农民和小娘子,我写信质问,信中出言不逊。我家当即遭到小娘子丈夫的偷袭,我为此罢教。尽管我有充分的理由,但是我的这些反应无疑是最蹩脚的,使自己陷于被动。我懦弱无能,脑袋迟钝又拙于言辞,最重要的是我没有后台。老佛爷、老农民、老秀才三院长不理我的茬,事不关己的职工们冷眼旁观,只觉得我是一个可怜虫。而我对周围的眼神完全懵然不知,一心要控诉仗势欺人的行为。

调房后我牢骚满腹,一有机会就唠唠叨叨,对人诉说我的委屈,久而久之,如同可怜的祥林嫂逢人就讲她的“阿毛的故事”、结果惹得鲁镇人不胜其烦一样,我也被人讨厌。

某次因为我家下水管道堵塞,新近调来的建文总务处长来察看,一言不合,长期来受欺辱淤积的郁闷终于爆发,我破口大骂。那次我真气疯了,气得发抖,完全丧失了理智,简直是歇斯底里大发作。建文处长气坏了,可他始终没吱声,这次事件使我的名声更差了。

和我有众多相似之点的猛佐教授,因为平日里好争强好胜,经常出口伤人,因此非常不得人心。这样一来,我们二人便被捆绑在一起,形成一个很糟糕的典型形象,被人耻笑,被人蔑视,我们背地里的口碑,肯定是坏得不能再坏。

许多年过去后,有一次我和“穷凶极恶”的夫人随便说起话来,她忽然说:“我们现在才发现,你是一个好人。”我一听,心里真不是滋味。难道以前我是一个坏人么?我无法想象那时候人们究竟把我看成是怎样糟糕的一个人;而我当时一直懵懵懂懂地自认为能爱惜羽毛,可以傲视他人哩!

四小美女对我的态度转为友好,倪大小姐、丝路小姐对我既尊重,又友好,打字小姐见了我也相当客气,一切都表明我终于有了新的形象。应该说我的本来面目终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而且使我特别高兴的是,学府的同事终于承认,我和那位猛佐教授是楚河汉界,泾渭分明,完全是格格不入的两个人。

后来我和建文处长关系也很好,我退休前差不多有一两年时间,学府有个自发形成的饭局小圈子,较为固定的成员是图书小姐、曾、佘三位女士以及大炮院长、建文、成华、铁火和我五男士。大家都憎恶拍马溜须和投机钻营,彼此气味相投,无须戴假面具地在一起谈天说地,甚是惬意。是啊,人世难逢开口笑,疆场彼此弯弓月。想要心情放松,在单位里竟是奢望。

《自由写作》首发

遇罗锦:从天上到地上——读晓康

站在山颠上的吹号者

1983年,我读过苏晓康的处女作《东方佛雕》,一发表他就获得了“第三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到我1986年出国前后,又看过他的报告文学《神圣忧思录》和《洪荒启示录》,他对现实的不满与对立,皆溶于对人民的执爱之情中。

为了不让他鄙视的中共官员对号入座,他改变写法,在中共的铁钳之下去打擦边球:他不再写具体的人名和地名,而是泛泛地发挥议论,眼光更广阔地自由地描绘,效果是受到更普遍的赞扬。

他又发表了《乌托邦祭》、《龙年的悲怆》和《世纪末回眸》,全部否定了一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其实核心是否定了中共的建党建国史。

“无休止的政治折腾,穷过渡的物质生活,清教徒式的道德压制,高强度的思想控制,极度匮乏的精神生活……”

1988年9月,山雨欲来的空气弥漫着全国。

1989年5月10日,晓康与一些作家,骑着自行车上街游行,一路高呼要求“创作自由”、“言论自由”的口号。

5月15日,“首都知识界大游行”,晓康走在最前排中央。

那篇让“独裁者”邓小平气急败坏的“5.16”声明,是由晓康起草的……。

对于我这2009年才买了电脑的人,要想再次读懂晓康,是在买了电脑之后去读《河殇》。

因为,不光是晓康近年来常常在《开放》上所发表的绝佳文章,而是我应当读却一直还没读的他这大作。

我在“北极星”一文学网站上看到了他的《河殇》,这部不能湮灭的“报告文学”,作为此网站永久性的首页。它那通篇的气魄,形象的比喻,蕴于胸中的古今中外丰富的知识,与他其他的“报告文学”作品《阴阳大裂变》和所有作品一样,总给人一种荡气廻肠的深刻和与众不同的见解,一种新的世界观。

一口气读完之后,我才明白为什么中共把他作为“六四”通缉犯中的要犯:它,是站在山巅上远眺,否定那古老陈腐的垃圾观念,提出新民族和新文化意识,吹起瞻望国家与未来的号角;它,是总结中国封建大地的沉痛与悲哀,吹起令每个国民反思与总结的号角;它,随着电视片《河殇》的深入千家万户,让十亿百姓人心涌动,吹响了“六四”行动的号角!

就在他站于山巅上得意地吹号角时,我却在国内因写作、因离婚而抗争,因无望而逃往德国。

豪情满怀的流亡者

1989年“六四”大屠杀,晓康深知自己对中共的“危害”,所以,还未等中共正式拟出黑名单,他就先有自知之明地早两天踏上了流亡之路。

一路的他却是豪情满怀——化上妆,还在香港最热闹的大街上大模大样地散步。从法国又去了美国,住在普林斯顿六四流亡者“度假村”,电台、电视台、报刊纷纷来采访他,到处邀请他写文章和演讲,赢来不知多少喝彩和掌声。一向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的他,更加踌躇满志,又在新的土地上,有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快乐与豪情!一枝健笔,一副口才,乐观的天性,使他看到的只是光明一片,是在新大陆的得心应手;直到他那理智贤惠的妻子傅莉因他而失去工作,终于克服万难地带着儿子前来美国。

从天上摔到地上

傅莉一眼就看出他还在天上飘着。对于他白日的光环与深夜忧国的集体“侃大山”,她的警告是:“离开那个让国家养着的小集体,走自力更生的路。”

内科医生傅莉,无论是在国内或国外,只希望象所有安分守己的老百姓那样,过好自己的日子。对晓康的雄心勃勃,在国内外的光环,她都不置可否。她拦,是怕他冲昏了头,她要的是脚踏实地。而每一次,她又拦不住他。但晓康其实还是很在乎她的意见的。就在傅莉到了美国马上去打工,又恶补英语,去考了护士专业之后,1993年夏,全家三口与一位事后说“不会开车”的熟人,去加拿大远游。在那车少人稀的宽大公路上,返回时,晓康与儿子睡熟在梦中,汽车竟突然翻滚,出了严重的车祸!

父子二人恢复得较快,而命在旦夕的傅莉,却躺在医院里整整三年!

晓康由衷至深地自责:“傅莉每次都拦我,然后就照我设下的陷阱往下跳”。

事隔十多年,我却怎么也找不到他详细记载车祸的那本书。蒙晓康厚爱,从他手头仅有的二三本书中,邮寄给我一本并题了词。

这本“离魂历劫自序”,已绝版售罄很多年了,连原出版社也早已不知去向。

我一口气地往下读,觉得它比“河殇”更有看头:《河殇》是站在山巅上的远眺,而“离魂记”是双脚站在地上的生活纪实,是每个人都离不开、躲不开,最根本、最起码的日常生活记录与反思。凡能让人放不下的书,都因有很高的文学性和真实性。而这书比起他其他的作品,更有启发人的社会百态,更有发人深省的东西,让人读完之后,久久回味不已——不止是与作者一起心酸、伤痛;不止是与书中的人物一起呼吸和四处奔波,甚至让人哭笑不得的幽默中,也觉得深有道理……。

当你闹不清那车祸是由于“不会开车”还是中共陷害时;当那些与你称兄道弟的朋友纷纷远去,没几个真心的贵人支持你、关心你时;当过去体会不到的生存艰难,突然一古脑儿地降临时;当你不甘心让妻子成为植物人,想方设法,风尘仆仆地去求医求道时;当你突然明悟,过去事业的辉煌全不重要,只有亲人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所有的艰难困苦,所有的苦涩悲哀,所有的悔恨自责,只能一个人默默地忍受着,再忍受着,那时的你,没自杀已经不错了。

这场严重的几乎致人于死命的车祸,把晓康从天上摔到了地上。

反思后的不甘自闭者

《离魂历劫自序》与《河殇》的意义同样巨大。无论是在国内的天上,还是在国外的地上,晓康给予人们的启发是多种多样的:作者数十年的人生经历就是一种启发;作者所描绘和宣扬的亦是一种启发;给予人们的反思和对生活百态的回味更是一种启发……。

当我于2009年3月出版了《一个大童话》,胡平和孟浪在纽约开了“新书发布会”,他们发来了李劼、陈破空、王军涛和晓康的书面发言,我读到他的《被道德流亡的遇罗锦》时,惊感于他观点的新奇中肯,以及他对我的重视与评价,是从未有人说过的。我与他素未谋面,好奇地去Google寻找“苏晓康”这三个字时,首条的介绍却是:“刘宾雁说苏晓康早就自闭了”——而刘宾雁去世已好久了,怎么这话仍留在那里?何况是介绍他的第一条?我这个“电脑盲”实在不明所以。

直到我能练习打出信来,与他偶尔通信,才体会出那车祸带给他的是多么重的心灵创伤。

我二十多年不买电脑以及不爱交往的“自闭”,与他何尝不是如出一辙?直到今天,我的“自闭症”都未好转——不久前,我对所有给我打不通电话的人去信说:

“我发觉不打电话是多么舒服,所以那电话插销是不想再插了。还是写电子信吧。越老,越是怎么舒服怎么过。”

晓康比我小三岁,我出国后不久贾平凹的新作《废都》,正闹得轰轰烈烈。二十多年前那活生生的“红世浊尘图”,是中共用吃喝嫖赌开始制造盛世,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无论是天上正得意的晓康,还是地上苦闷抗争的我,半生以来都从未走进那画面中,未能和乌烟瘴气的七情六欲与层层的关系学搅在一起。论出身,论经历,我的“黑”与晓康的“红”,他的顺与我的背截然相反,但我们都被“改革开放”踢出了局,殊途同归。

令人高兴的是,现在的晓康,随着每月在《开放》和其它报刊发表的好文章,随着人们对他文章的转载传阅和激赏,比起车祸之后的1996年,在台湾《中国时报》副刊写“三少四壮集”专栏时的他,如今有了一个新的飞跃。他每篇文章仍是与众不同,无论是见解还是文彩上,总给人以高瞻远瞩的深刻和独特的视角。而属狗的我,因有一个“狗鼻子”,能闻出他文章里别人少有的气味来:厚道。

“我正看到你去求助千里之外的严新大师,为的给傅莉发气功,忍不住停下来给你写信。晓康,只相信外星人的老童话告诉你:你一家所以大难不死,傅莉所以恢复得那么快,儿子所以那么好,你全家现在所以生活得宁静美满,都因为一个原因:你的忠厚。这与什么教、什么功全无关系。尽管很多人都有忠厚的品德,但是,假如你的比别人的厚重的多,就会发生奇迹。”

因那厚道的本性,我相信他的《离魂历劫自序》一定会再出版;因那忠厚的品德,我深信有一天他的文集会一纸风行天下。

高兴和欣慰的是晓康的复活。让人仰望的,是他不再是站在山巅上吹号角而是脚踏实地的业绩。

2010年1月

《自由写作》首发

綦彦臣:金融危机与安全冲突——中国社会骚乱可能性的理论评估(中)

引言:意识形态非安全

国家安全对社会安全的覆盖,造成了政府权力的过于庞大,其滥用行为不仅自然地引发腐败,而且还会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吊诡的是:国家拥有反应迅捷、力量占于绝对优势的合法暴力特别是军队,能够对付社会动荡,至少理论预期是这样;问题的另一端是,腐败几乎在任何环节上让公众产生联想(比如,坑坑洼洼的公路会使农民联想到修路中的腐败),从而质疑意识形态的正当性,由此,被国家安全格式化了的意识形态安全仍处于危险之中。

中共的高级理论人士对腐败给意识形态安全造成的威胁十分注重,甚至比一般百姓更敏感,因为百姓的表达只不过是触景生情。对腐败的忧惧是一种危机意识,也有文本可能参照,如中国的学习榜样前苏联①,“老大哥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个充满希望的口号正变成不幸的谶言。

由于对社会愤懑情绪的恐惧,也由于对“越反越腐”趋势的无奈,“人民起义”的古典描述再次出现在其内部语境②。

一、没有独立模式的失败感

对腐败的惊惧模糊了问题的实质。中国社会的高度不公平(即骚乱可能性的动力源)并不仅仅且也主要是个体之间的财富差距,根本上是国家的安全要求太高,集中了太多的资源,造成既无中间社会,本质上也就没有监督政府的力量,又无独立人格公民的可悲状态。于是,国家权力一方面要与意识形态替代品进行古典式斗争,如镇压宗教与钳制维权;另一方面,又要在一定程度上维护腐败,如一再推迟官员财产公布制度而不至于政治运行中止。

中国政治运行的根本问题,也即古典传承下来的负资产就是政府过大、社会过小,尤其表现在经济能力方面的巨大差异,是不公平的根本。换言之,中国历史几乎没有出现过经济意义上的“社会安全”概念,尽管先贤不断描述唐尧虞式的传说图式。

除了对苏联模式失败的嘲笑加恐惧之外,美国陷入危机以及二十年前日本的跌落,对中国政治精英集团也有非常大的打击。他们私下议论:“我们学习苏联,苏联失败了;我们学习日本,日本失败了;我们学习美国,美国失败了。”③

表面看起来,三个参照模式的失败有可能印证中国独特的道路,尤其是中国在第三个三十年起步阶段的国际政策的强硬化,是一种成功的路径。但是,对外强硬的真实背景是国内危机日渐积累而无法化解④。按体制内政治行话讲,叫“转移矛盾”。在技术层面上,有类于民主政治里面的宣战策略。

二、非战争霸权:国家定位的危机

当中国逐渐成为第三种全球一体化的一部分之时,社会安全才有了些模糊的面目。前两种全球化,一为西方殖民主义的破门而入,是被动的;一为苏俄革命影响下的社会主义政治引导,是主动的⑤。第三种,即官方称之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是被动与主动混合的阶段。简单地说,中国的社会安全与全球化的成败已经密切地粘连在一起。考察这个粘连的程度最好的视角是中国的汇率问题,同时它又是“金融危机与安全冲突”主题里不能省略的部分。

在中国,汇率广义为金融安全,主要来自美国的压力。美国的压力有其霸权性的重大因素,并且这是美国试图从战争霸权走向非战争霸权的一个重要环节。当然,这个试验相当复杂。一是在此之前,人类所有的霸权形式都是以强大军力为后盾暨战争较力的结果;二是正在进行着的全球性经济结构调整与利益冲突,是否可以拓展出一个广义的“无国界”⑥,尚没判断依据。中国为了崛起,必然对抗美国霸权,或者说要优先于美国获取非战争霸权。

由于这个非武装性质的国际冲突的持续存在,中美之间的汇率问题就成了全球经济焦点。

从理论上讲,中国要想获得非战争霸权,必然经历国家性质再判断阶段。目前,国际社会就中国的国家性质判断,尚未有一个明确的结果。换言之,不仅北京的政治精英与学术话语权垄断者有国家身份的极大焦虑,而且国际社会同样如此。在三个标准——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南方国家还是北方国家、反帝领袖还是帝国主义⑦里面,第三项最为敏感。而其中的新帝国主义倾向又恰恰折射出非战争霸权的特征,即对原材料高产区的隐形殖民化政策。在这个政策实施过程中,汇率的作用显然是操纵性的——没必要以货币升值的方式压低进口资源价格,相反,通过低估币值从欧美分享到更大份额的印钞税收,可以进口更多的资源。

三、汇率操纵:国内利益结构

“操纵货币”这一词汇是冒失的,因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作为世界性流派,主张政府强力干预市场被正处于严重危机中的各国所接受,因此,整个世界也就处于了没有不受操纵的汇率那样一种状态。中国的汇率操纵背后有明显的国内利益变化路径,简单划分如下:

(一)1981年底宣布对美元汇率直接标价(即直接用一单位外币直接表示本币)为1:1.7468,这一汇率是明显的本币高估,对权贵集团最为有利。昂贵的国外消费品提升了权贵集团的生活品位,而技术进口的优先利用也由该社会分层所主导。

(二)1993年确定为1:1.57,其间“黑市”(即自由交易)价与官方汇率高度背离(为1:12)。逐步的贬值给民众带来了一些好处,最直接的是外贸就业容量扩大给不少低技能、无资本劳力带来了挣取收入的机会。与此同时,权力资本化从隐形走向公开,而且速度大为提升。

(三)2005年改为逐步升值,中国与西方需求大国均将汇率问题政治化——中国的汇率不只由中国政府操纵,而且还受到西方需求大国的操纵。人民币对美元的直接汇率从“破八”,一路到在6.83区域。其间,升值“黑市”出现,1:5.2左右的汇率存在于如入境旅游者外币换人民币的小规模市场。此外,一些有出口权的中小企业也实行与外商自订汇率的方法结算⑧。

这一阶段(直到现在),占中国社会人口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贫困人口能从升值中获益——被从国际市场上压缩下来的过度外贸的商品如成衣、鞋袜、箱包,从极低价格买给国内低收入阶层。然而,为什么人民币升值能给国内穷人带来消费者剩余,政府又敢大幅度升值呢?比如按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与西蒙斯•约翰逊的意见,一次升值25%?或者说,采取小步慢走的方法,如一次升值2%,逐年达到均衡水平。

问题是:快速升值,会打垮中国60%以上的出口企业,大量的失业冲击社会稳定;慢速升值,必然使国际游资大量涌入套利,使中国楼市与股市一路飞涨直到崩来。在此两难境况这下,中国只有宣布固守政策而不再做汇率调整,尽管美国那边出现了超乎寻常的130名议员(超党派)对奥巴马施压的情况。

结语:金融危机与社会自发调整

就经济系统讲,汇率不是个真问题,真问题是中国内部的严重不公——政府集中了过度资源与社会公众无法普遍拥有资本与保障之差别,造成了持续的内需乏力。高储蓄也不是真问题,真问题是高储中的家庭部分在逐年递减。概括而言,中国利用人民币升值的可能政策操作空间应当是(——请注意“应当”二字!):

第一,主动缩小出口规模,给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以10至15年的机会。在这10到15年的时间里,将高额外汇储备中的大部分逐步转化为社会福利,尤其帮助占社会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穷人得到获取资本的机会。

第二,扩大内需的同时,将政府体系的运行成本降低70%。如果我们这个社会仍以公务员需求为内需的主体,那么,发生邵景均所说的“人民起义”是必然的情况。社会崩溃了,汇率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第三,实行坚定的农地资本化政策,把地权还给农民而不是继续借虚化的“集体所有”剥夺农民。农地资本化不仅使农民拥有了资本流动权力,而且还会推进城市化进程。

就目前的政治改革实质停滞的状况来看,以上三个要点没有任何一项实施的可能。因此,整个中国社会只能被动地等待一场大规模的金融危机的爆发,来作为社会调整的契机,尽管我们对“社会骚乱”一词讳莫如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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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部分:

注1:2001年8月,中共宣传机构发起了苏共亡党十年的反思,代表性作品结集出版于2002年4月份,即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的黄苇町主编的《苏共亡党十年祭》。书中所批判的现象于今日中国比比皆是,它是“越反越腐“的一个历史例证。

注2:被中共理论界暗指为自由派的邵景均(曾任《人民日报》高级编辑,现为中纪委研究室研究员)在《求是》半月刊2010年2月下期, 发表文章《腐败威胁和平时期的执政党》。文中说:“当腐败现象严重并且直接伤害到广大人民切身利益的时候,就有了起义,有了革命,有了新一轮的改朝换代。”转引自中国新闻网,2010年2月17日,题目:“《求是》刊文称腐败威胁和平时期的执政党”。

注3:参见美国《华盛顿邮报》2010年3月26日文章,题目:“崛起的中国面临身份危机”。

注4:英国的分析家比尔•埃莫特在2月8日的《金融时报》上撰文,称:“中国政府转移注意力的战术,是在需要实现目标、进行不快的变革时,煽动起民族主义情绪。”

俄罗斯的分析家帕维尔•贝科夫在3月29日的《专家周刊》上撰文,称:“中国存在的经济缺陷与发展的不均衡迫使北京走强硬路线,否则,国内积累的矛盾会爆发。”

注5:苏俄革命的西方思想资源很少被中国政治学者所注意,所以说注1和2所涉及到的文献都是比较浅薄的。一定要进行文献考证,可参见卡尔•波普尔对柏拉图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的系统化批判,其《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有汉译本(郑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注6:全球化应当带来广义的“无国界”,最近在美国有所论述。安德烈斯•马丁内斯与保劳格•康纳,还有梅干•麦卡德尔发表于《时代周刊》3月22日的文章,称:“我们必须实实在在地建立一个无国界的世界。在消除武装冲突的借口和发展经济方面,没有什么比这做出的贡献更大。在下一个十年,绘制一幅新的世界地图不仅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它将变成一种道德、经济和战略需要。”转引自《参考消息》3月24日第9版〈特别报道〉“美刊预测未来十年的十大趋势”,原文题目:“下个十年的十大思想”。

注7:这三个标准由美国著名左派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提出。沃勒斯坦现为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

注8:更具体的分析,可参见拙文《人民币汇率的内外压力》,载于香港《动向》杂志4月号。

杨  光:改良或革命?

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

改良还是革命?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老问题。《零八宪章》面世后,有人立刻对《宪章》的性质提出了如下的疑问:《宪章》是改良的“谏言”、还是抗争的宣言?“宪章运动”是改良运动、还是革命运动?在一些人看来,这是第一位的大问题,是如何评价《零八宪章》、如何定位宪章运动的根本前提。换言之:正确的立场决定一切、远比正确的价值理念和政治主张更加重要,改良或革命才是鉴定《零八宪章》之正确性、正义性的试金石。据说,改良一钱不值,因为“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改良根本是与虎谋皮,“谏言”必定是对牛弹琴。非但如此,改良和“谏言”甚至还是一件非常“落后”、非常可疑、非常可悲、非常丢脸、简直令人羞耻的事情。这种非常可怪的革命心态,是我辈力求理解却难以理解的。在刘晓波发表《我没有敌人》的狱中自述之后,有人据此得出了确凿的结论,说《零八宪章》和刘晓波个人不仅“软弱”、“驯服”,而且“媚共”、“勾结”,“改良主义本质已暴露无遗”。若干心肠冷酷、文风恶劣者,更趁机大搞人身攻击,肆作诛心之论。

本文无意于回应信口雌黄者们的无稽之谈。但关于改良与革命的路线之争,却有一些不得不说的个人意见。

一、改良或革命,真的势不两立吗?

中共曾经发明了一套极端政治化的“路线斗争”史观——将中共党史描述为一连串的路线斗争史(据说至文革结束已有十次之多)、将中国政治史描述为不间断的儒法斗争史。我总疑心那些把改良与革命的路线之争看得那么严重的人,是中了共产党“路线斗争史观”的毒害。正如那句名言所说,我们都是吃狼奶长大的。

不难发现,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总会活跃着一批擅长“上纲上线”的人士:他们最拿手的事情,就是按路线分歧划阵营、按思想异同定敌我,然后展开口水四溅的路线斗争。于是乎,改良或革命,作为中国民主化的两条不同路径,也就成了“民运”、“异议”群体内部一种具有准则性的分类指标:若是同样主张革命路线的人,即使价值理念、革命目标大相径庭,多半也还能相互吸引、划为同类;若是一个主张革命而另一个主张改良,即使所秉持的价值、所追求的目标大致相同,也必定要加以排斥、尽情诋毁。这真是咄咄怪事。

改良或革命,其路线分歧(或“斗争”)真的有那么严重吗?依我看,未必。胡平先生说,改革=改良+革命。这种解释对不对我不知道。但它指出了一个十分确凿的、铁一般的事实:改良与革命通常适宜于做加法,而不是做减法或除法。改良和革命本来是可以相互叠加、互补共进的,除非人为造成二者的敌对,否则二者绝非敌人关系。

其实,任何一场成功的社会或政治革命,都有改良的成分在内,而且,革命或者曾得益于先前的改良,或者会有益于此后的改良。而任何一场成功的社会或政治改良,当其渐进效果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则要么可以代替一场本不必要的革命,要么将会引发并赞助一场避免不了的革命。二者的关系原本如此。

改良和革命的发力点、侧重点虽有不同:改良着力于制度的渐进转化,革命侧重于权力的新旧更替。但是,在政治建设的意义上,一场以自由民主为目标的革命或改良,其功能与效果不仅可以有交集,而且大半还是重叠的——不过一急一徐、一骤一缓、一暴一平而已。它们本来不是、也不应该是势不两立。

二、反对改良的若干理由

有些主张革命者之所以反对改良,通常的理由有以下几条:

第一,是“中共本性”论:中共统治集团“本性难移”、嗜权如命、“绝不可能拱手让出手中的权力”,是绝不可能真心改良的。改良是死,革命不成也是死,还不如放手拼他个你死我活来得痛快,站着死总比跪着死要好一些;

第二,是“改良有益于专制”论:中共政权已经问题成堆、岌岌可危,不改良则末日可期,一改良,反而可能绝处逢生,专制的寿命又遥遥无期了;

第三,是“改良麻痹群众”论:“人民群众”本已群情激愤,民怨沸腾,但改良主义却麻痹人民的斗志,以完全不可能兑现的梦想去骗取人民放弃革命、继续保持忍耐与顺从;

第四,是“革命不一定暴力”论(这一条是专门针对“告别革命论”的):革命固然有代价,却不一定“以暴易暴”,更不一定“专制轮回”。关键不是革命好与不好,而是如何进行好的革命(比如,象美国革命那样就算好)。很多人还举了“颜色革命”的例子,以证明好的革命既可以不太暴力,不致无端毁灭无辜者性命,又可以达成较高的民主成功率,足以造福中华苍生。

以下对这些理由略作评析。

三、“中共本性”与改良的关系

关于第一条理由,说中共专制集团有一个永远不变的“本性”,我觉得这话只能文学家们说说而已,拿来写政治论文,却当不得真。如果坏人都有永远不变的坏“本性”,《刑法》就没有必要设那么多条,抓住枪毙得了。坏制度、坏政府大概也是一样,还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什么条件说什么话,比空谈“打倒”、“推翻”、“解体中共”务实得多。何况,中共专制机器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构造,“本性”一说过于拟人化。难道那部机器里就没有几个“本性”稍好或“本性”可变的零件在内?

再说,若真有所谓不变的“本性”,别说改良无效,革命又有何益?谁敢保证革命领袖集团就没有一点点坏的“本性”?一旦流血牺牲换来了反共革命的胜利,万一革命后的掌权集团也“本性难移”又该怎么办呢?

说中共“绝不可能拱手让出手中的权力”,这倒是真话。岂止中共,邱吉尔、戴高乐、尼克松、克林顿谁又愿意拱手让权?戈尔巴乔夫、昂纳克大概更不愿意。袁世凯是很不情愿地取消了帝制,民进党很不情愿地交权给国民党,江泽民也是很不情愿地把胡锦涛扶上马送一程。可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拱手不拱手,该让还得让,因为形势比人强,制度比“本性”强,不怕你不拱手。

我们不能指望人人都是尧舜、都是华盛顿,更不可能见到坏“本性”的党、坏“本性”的人就一革了之。以此而论,恐怕还是以制度压倒“本性”的建设性主张要比暴风骤雨的革命来得更可靠些。

四、驳改良麻痹群众、有益专制论

上述第二、第三条理由,是说改良延长了专制统治的寿命、麻痹了革命人民的斗志。这两种观点其实荒谬之极,体现出某些以革命自命者的自私自利与不负责任。

促使专制统治有所改良,尽可能变得对人民大众更开明、更仁慈一些,是否会麻痹人民,从而延长专制统治的寿命?迄今为止,并没有任何一项实证研究得出过这样的结论。恰恰相反,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指出: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候就是它逐渐改良的时候。他通过对法国大革命的详细考察发现,正是那些受益于改良最多的地区成了对旧制度有最多不满的地区,而那些甚少改良或没有改良的地区,反而成了维护旧制度的堡垒。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通过对全球数十个政治体的比较研究,也得出了与托克维尔大致相似的结论。

中共政权的主动改良,其初衷当然不会是为了有朝一日放弃专制,而是为了更长久、更“和谐”、更“稳定”地霸占权力、独享权力。然而,在公民力量驱使下的任何改良,却不一定有此意义,即使有此意义,也不可能达到这样的目的。事实上,在当代中国,从毛到邓,从邓到江胡,政治上的改良每前进一小步,专政的淫威也要相应收敛一分。虽然功效有限,但绝不能说这都是无意义之举。我们也不难发现,当今政体比毛泽东时代要温和开明许多,经济成就更不可同日而语,而人民群众却丝毫也没有被麻痹掉,对专制政治的不满反而与日俱增。比毛时代,人民的“觉悟”是高多了。这是对改良麻痹人民、有益于专制的有力反证。

退而言之,即使改良有益于延长专制统治,只要是改良而不是改劣,就不成其为我们反对改良的正当理由。有一种观点认为,与其让坏制度、坏政府改良,还不如让它变得更坏些、经济更糟些、老百姓更穷困更倒霉些才好,这样,坏政府才能早一天恶贯满盈,也才能早一天完蛋垮台。这种观点仿如文革时的一种理论,说封建社会里清官比贪官更坏,因为清官越多,越有利于维持封建统治,越不利于唤醒人民的革命激情。这真是缺乏良知的一派胡言。

某些自私自利的革命者排斥改良主义还有一条不大说得出口的理由。他们认为改良派(包括“无敌派”、非暴力派)争夺了革命派的反抗资源、减少了革命派所获得的人力和财政支持(比如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的革命党与康梁的君宪派闹矛盾,这是主因之一)。这样的理由既不光彩,也是误解。因为反抗资源并不是一个常数,你多一个人我就少一个人,你多一块钱我就少一块钱。支持反抗的资源是一个范围极大的变数,当改良运动与革命运动相互支撑的时候,资源将呈爆发式增长,而当革命者一味激进,支持的资源反而可能枯竭。以清末为例,孙中山的革命派本来声势极小,除了少数华侨和会党势力之外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对国内局势更几乎毫无影响。正是戊戌变法之后一部分改良派(尤其是有梁启超这样的改良派巨匠)脱出体制内、加入了反抗运动,才使得改良与革命两派均声势大涨。此后,晚清最后几年立宪改良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也正是革命党在日本留学生中大得人心之时。改良派瓜分了革命资源一说,纯粹是自私者们的主观臆断。

五、有“非暴力革命”,就应该排斥改良吗?

关于第四条理由,说革命不一定“以暴易暴”、不一定“专制轮回”,这大概是正确的。但前提是:革命者(尤其革命领袖)都睿智明达、品格高尚、爱国奉献、功成不居,既要有充分的能力约束革命群众不滥用暴力,又能在革命胜利之后立即拱手放权、由民意取舍抉择。要不然,革命领袖携神圣武威,“人民群众”也是拿他没办法的。

但我们必须承认,世上的革命大多数是血腥的、残酷的,而且通常是方向失控、结局不妙的。既然是革命,暴力乃是题中应有之义:即使革命者的本意是“不一定有暴力”,但被革命的那一方大概很难同意“不首先采用暴力”。于是乎,革命最终还得靠暴力解决。

特别需要提醒的是,在提到“天鹅绒革命”、“颜色革命”这些非暴力抗争运动的时候,我认为,严肃的学者和著作者是必须加上引号的。拿这些加引号的“革命”来证明革命的可行性与优越性,属于概念不清、逻辑混乱。毕竟这只是借用了革命的概念(说明当代政治词汇之贫乏),是一个比喻,而非本意上的真正的革命。(注:革命一词的中文原意是商汤放桀、武王伐纣那样的天命转移;revolution的原意是不可人为控制的天体运行;学术上、日常语言中之所谓革命,是指以非常规的暴力非程序性地更迭国家政权。)(附:我经常暗自猜想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当今中国真的爆发一场革命,“民运”或“异议”群体、或其他健康的建设性力量真的有足够的能力领导和控制这场革命吗?若无《零八宪章》这样的社会共识再造与制度改良号召,民主革命有可能成功吗?难道从专制体系中裂解出来的政治流氓和军汉武夫们不是比“民运”们更容易“窃取革命成果”吗?)

就算下一场中国革命真的可以很不暴力、很不专制,甚至可以很温馨、很美好,我所不明白的是,这与“改良路线不正确”、“改良注定行不通”又有什么关系?

在我看来,正是革命的压力、对可能爆发的革命的恐惧,成为统治者有可能接受和平改良、向公民抗争运动做出让步的理由之一。也正是制度性改良的长期累积,才有可能使革命中的暴力对抗不那么“殊死”、少一点“牺牲”,却同样可以完成革命的功绩。所以,在避免“以暴易暴”的意义上,革命者非但不该排斥改良,倒是应该热烈拥抱真心的政治改良者才对。

2010-3-25

蔡元培—-是真虎乃有风

古今中外,成功者甚多,我们不难从中遴选出自己推崇的对象,但若将某人推崇为大师、完人,这肯定是一件容易离谱的事情。在现代中国,除了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还有谁能无愧此誉?这并非笔者私见,而是蔡元培同时代众多学人的共识。

从晚清翰林到彻底的革命党

毛子水在《对于蔡元培的一些回忆》中讲到一件趣事。

某次,北大名流雅集,钱玄同冒失地问道:“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写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写得这样蹩脚,怎样能够考得翰林?”蔡先生不慌不忙,笑嘻嘻地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大概那时正风行黄山谷字体的缘故吧!”黄山谷即北宋文学家和书法家黄庭坚,他的字体不循常轨,张扬个性,如铁干铜枝,似高峰奇石,以刚劲奇崛著称。蔡元培的急中生智既见出他的涵养,也见出他的幽默,满座闻之,皆忍俊不禁。

教育家马相伯回忆,1901年蔡元培担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期间,曾与张元济、汪康年一道拜他为师,学习拉丁文。每天早晨,蔡元培从徐家汇步行四五里路到土山湾马相伯家上课。由于求学心切,头一次,蔡元培去得太早,5点多钟,天边刚有一丝曙色,他在楼下低声呼唤“相伯,相伯”。马相伯感到惊奇,大清早的,谁来喊魂?打开窗子望去,来人是蔡元培。马相伯名士派头足,急忙摇手,对蔡元培说:“太早了,太早了,八九点钟再来吧!”虽然有点败兴,蔡元培并没有感到不悦,三个钟头后,他又回来了。这一年,蔡元培34岁,仍有程门立雪的虔诚劲头。

蔡元培一生的座右铭为“学不厌,教不倦”。他三度旅欧,精研西方哲学,在巴黎访晤过居里夫人,在德国访晤过爱因斯坦,两次高峰对话使他受益良多。嗣后,他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乃是积学深思所致,绝非异想天开。终其一生,蔡元培对学问抱持浓厚的兴趣,对教育怀有炽热的感情,虽历经世乱,屡遭挫折,却不曾泄气灰心。

戊戌变法时期,王照、张元济劝导康有为以开办教育、培植人才为先鞭,以维新变法为后图,康氏则认为:强敌虎视鹰瞵于外,清廷河决鱼烂于内,譬若老房子着火,纵有观音大士千手千眼为助,犹恐扑救无暇,王、张之议缓不济急,只好暂且作罢。无独有偶,辛亥革命前,严复在英伦邂逅孙中山,严开出的药方也是“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孙中山略有迟疑,以“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一语作答——他认为,在清王朝旧体制的框架下,教育犹如被巨石镇压着的笋尖,是无法舒展身子骨的。

当初,康有为、梁启超倡导变法维新,炙手可热,蔡元培却冷眼旁观,并不睇好康、梁的“小臣架空术”。蔡元培料定康、梁所主持的四不像的变法维新和君主立宪必定一败涂地。蔡向往民主政治,主张教育救国,放着好好的翰林不做,弃官南下,回家乡绍兴办学堂,到上海南洋公学特班任总教习,与叶瀚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组织爱国学社,创办爱国女学。但他很快就发现此路不通,唯有以革命的手段刷新政治,才能使教育获得一线生机。于是,他参加杨笃生领导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与陶成章等人秘密创立光复会,出任中国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自唐代迄于清代,1200多年,翰林何其多,但主动参加革命党,去革封建王朝之命的,除了蔡元培,数不出第二人。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自三十六岁以后,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预备下暴力的种子;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然而,与同时代的革命党人相比,蔡元培的主张无疑是相对温和的。当民族革命被推向最高潮时,“誓杀尽鞑虏,流血满地球”的激烈言论是主旋律。邹容的《革命军》痛恨满族人。蔡元培在《苏报》上发表《释仇满》一文,却给民族革命作了降调处理。他的言论更能服人,也更能安心:“满人之血统久已与汉族混合,其语言及文字,亦已为汉语汉文所淘汰。所可为满人标识者,惟其世袭爵位及不营实业而坐食之特权耳。苟满人自觉,能放弃其特权,则汉人决无仇杀满人之必要。”革命通常是流血的代名词,革命者保持冷静的理智,实为难上加难。

放手一搏:蔡元培决心改造北大

1912年3月,蔡元培加入民国政府唐绍仪内阁,出长教育部。他与教育部次长范源濂既是搭档,也是朋友。关于教育,两人的观点可谓相反相成。范源濂认为:小学没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当前教育的重中之重是先整顿小学。蔡元培则认为: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从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从哪里来?所以当前教育的重中之重是要整顿大学。几番辩难之后,两人协调了意见: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教育部都须费大力气下大工夫去整顿。

1916年1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蔡元培刚从海外归来,风尘仆仆,到上海后,许多朋友都劝他不要率尔衔命:北大腐败透顶,烂到流脓,他若就职,恐怕整顿不力,清誉反受其累。但也有几位朋友鼓励蔡元培放手一搏,用手术刀割治这个艳若桃李的烂疮,给中国教育开创前所未有的新局,纵然败北,尽心也可无憾。蔡元培是具有强烈使命感的人,他选择了锐意进取,而不是临阵脱逃。1917年1月4日,他到北大视事,着手收拾这个令人掩鼻的烂摊子。

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与其称之为大学,还不如称之为官僚养成所。活动能力强的学生,上乘的做法是猎官,组织同乡会等借以接近学校当局,毕业后即稳得升官的阶梯;下乘的做法是钻营,用嫖娼、赌钱、捧名角来结交社会上的实力人物,以之为借重的资本。乌烟瘴气和歪风邪气很盛,唯独研究学问的风气荡然无存。

蔡元培迅即发出呼吁:“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说:“自今以后,须负极重大之责任,使大学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为矫正学风,蔡元培从消极和积极两方面入手:发起组织进德会,发表《进德会旨趣书》,会员必须恪守不嫖、不赌、不纳妾的基本戒条(另有“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五条选认戒);设立评议会,实行教授治校;组织各类学会、研究会,如新闻学会、戏剧讨论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使学生养成研究的兴趣;助成消费公社、学生银行、平民学校、平民讲演团与《新潮》等杂志。

在蔡元培的心目中,“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因此大学理应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遵循“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自然法则。他打过一个极具说服力的譬喻:人的器官有左右,呼吸有出入,骨肉有刚柔,它们相反而相成。蔡元培决意改造北大,并非打碎另做,推倒重来,凡饱学鸿儒皆得以保留教职,更在国内延聘名师,不问派别,不问师从,但求其术有专攻,学有专长。至于不合格的教员,他坚决黜退,不管对方是什么来头,有什么靠山。一名法国教员被黜退后,曾四处扬言要控告蔡元培。一位被黜退的英国教员更加神通广大,居然搬出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这尊洋菩萨来谈判,蔡元培不肯妥协。事后,朱尔典怒气冲冲地叫嚣:“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百虑一致,殊途同归,蔡元培不持门户之见,唯致力将北大改造成为中国的学术渊薮。蔡元培的改革理念和举措,最令人称道的便是“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以党见和政见论,王宠惠信奉三民主义,李大钊、陈独秀信奉共产主义,李石曾信奉无政府主义,辜鸿铭憧憬君主立宪;以文学派别论,胡适、钱玄同、吴虞等人倡导新文学,刘师培、黄侃等人坚持旧文学。特别是“性博士”张竞生,被封建卫道士辱骂为“四大文妖”之一。他在北大讲“美的人生观”,在校外出版《性史》,竭力提倡“情人制”、“外婚制”和“新女性中心论”。在半封闭半蒙昧的中国,张竞生的言论绝对算得上耸人听闻,惊世骇俗,也只有在蔡元培的保护伞下,他才不会被大众的唾沫淹死。

当年,可以这么说:中国有多少党派,北大师生中就有多少党派;有多少学派,北大师生中就有多少学派。办大学,兼容并包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弄得好固然可以形成“酒窖”,弄不好呢?就会形成“粪沼”。蔡元培对于中西文化择善而从,对于各类人才兼收并蓄,使之商量旧学,邃密新知,和平共存,不相妨害。他的态度绝无偏袒,他的器局皆可涵盖,处事公平,无适无莫,大家自然心服口服。

世事无绝对,在北大,阋墙和摩擦总还是有的,而这些响动多半与辜鸿铭和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有关。辜鸿铭对胡适很不买账,认为胡适治哲学史,既不懂德文,又不懂拉丁文,简直是画虎成猫,误人子弟。黄侃也瞧不起洋味十足的胡适,但他对章氏旧同门诋诃更多,骂他们曲学阿世。于是众人暗地里戏称蔡元培为“世”,往校长室去竟谑之为“阿世去”。黄侃上课,骂师弟钱玄同有辱师门,骂得相当刺耳,两人教室毗邻,字字句句都听得清清楚楚,学生不免偷笑,而钱玄同若无其事。

陈独秀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称赞道:“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陈独秀尤其应该感谢蔡元培对他的爱护和包容。这位为科学与民主鼓与呼的急先锋,圭角毕露,锋芒侵人。他放浪形骸,不检细行,不拘琐德,往往予敌对者以攻讦的口实。陈独秀去八大胡同消遣,甚至遭到过妓女的控告,被警局传讯,经小报大肆渲染而成为轰动社会的丑闻。尽管陈独秀运笔如枪,但若没有蔡元培为他屡次三番解围,攻击者驱逐他出北大的愿望岂会落空?蔡元培是北大进德会的模范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这三条,他绝对遵守,但他并不以道德完善的标尺去苛求他人,这非常不易。蔡元培爱护陈独秀,因为后者是难得的人才,其言论主张值得同意和同情。

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北大的“三只兔子”

在旧势力依然磐固的环境里,以效益论,激烈对抗反不如稳健从事。蔡元培能在北大取得成功,决非偶然。比如男女同校,蔡先生的做法是先让女生旁听,然后再行招收,并不向教育部明文通报,以免碰到钉子,反为不美。他心明眼亮,早看准了教育部的规定(是他在教育总长任内制定的)并无禁止女生上大学的条款。那些反对者眼见木已成舟,社会舆论偏向于赞同男女同校,也就不吱声了。

最巧妙的是,蔡元培引经据典,将自由、平等、博爱(他译为“友爱”)这一法国大革命时代所标举的公民道德纲领推演出中国式解释:“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盖谓之恕;友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盖谓之仁。”此说一出,那些习惯訾议诋诃自由、平等、博爱的封建卫道士茫然迷失标靶,只好收声。斗士陈独秀喜打南拳,虎虎生威,刚猛之极。智士蔡元培则擅长太极推手,柔若无声,四两拨千斤。

在北大,蔡元培的权威也曾受到过挑战。当年,北大学生不肯交纳讲义费,为此包围红楼。面对气势汹汹的数百学生,蔡挺身而出,厉声质问道:“你们闹什么?”为首的学生讲明来由:“沈士远(北大庶务部主任)主张征收讲义费,我们来找他理论!”蔡元培说:“收讲义费是校务会议决定的,我是校长,有理由尽管对我说,与沈先生无关。”这时,学生中有人恶语相向:“你倚老卖老!”蔡元培毫无惧色,挥拳作势,公开叫阵:“我是从明枪暗箭中历练出来的,你们若有手枪炸弹,只管拿来对付我。在维持校规的大前提下,我跟你们决斗!”当时,观者如堵,听闻先生此言,无不面面相觑。50岁的老校长摇身一变成了拼命三郎,大家都傻了眼。蔡元培的可畏之处在此,可敬之处在此,可爱之处也在此。学生自觉理亏,敌意受此激荡,霍然消解。大家哪儿来哪儿去,讲义费呢?当然照缴不误。

据林语堂《记蔡孑民先生》一文所述:当年他在清华教书,有事去北大见蔡元培,“最使我触目的,是北大校长候客室当中玻璃架内,陈列一些炸弹,手榴弹!我心里想,此人未可以外貌求之,还是个蘧伯玉吧”。蘧伯玉名璩,是春秋时期卫国的头号大贤人,孔子好友,最为人称道的就是“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知过就改,精进不休。蔡先生年方五十,林语堂将他与蘧伯玉作比,有深意在焉。

“五四”风潮,北大学生是先锋和主力,被捕的也占多数。蔡元培毫不迟疑,联合学界进步人士,极力营救被捕学生,使他们很快就脱身囹圄,重获自由。当时,外间传言满天飞,最耸人听闻者有二,其一是总统徐世昌要严办北大校长,安福系军阀甚至悬红要刺杀蔡元培;其二是盛传陆军次长徐树铮已命令军队把大炮架在景山上,将炮口对准北大。不管传言是否可信,形势总是咄咄逼人。1919年5月9日,蔡元培秘密出京,报上登出他的辞职公告,词颇隐讳:“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讫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唯知我者谅之。”

事隔多年,蔡元培作回忆文章《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把当年辞职的原因做了清晰的梳理:“……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宣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之嫌疑,不可以不速去。”蔡元培的苦衷由此可见分明。个人的名利得失皆服从大局的需要,是蔡先生的一贯作风。

当年的北大,有三只著名的“兔子”,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三人都属兔,彼此之间相差12岁,被人称为“兔子党”。完全可以这么推论,假若陈独秀、胡适只有《新青年》这个作战的堡垒,而缺少北大这样讲学的地盘,没有北大教授这个堂堂正正的身份,新文化运动就不可能具有高屋建瓴之势,不可能收获摧枯拉朽之功。假若蔡元培不崇尚法国革命的精神,不主张学术自由,不倡导“读书不忘爱国”,五四运动就不会轰轰烈烈地开展。

五四运动后,北大学生过分热心甚至醉心于政治,蔡元培看到其中不良的苗头,于是提出“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不赞成20岁以下的学生参与政治活动,以图矫正政治压倒学术的倾向,使北大学生知所警省。然而五四运动后,北大学生身上的政治标签日益彰显,最终走到了蔡元培愿望的反面,这是他始料不及,也是他无可奈何的。

“五四”促使中国人解放了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也诱使中国人开启了潘多拉的匣子。到底孰是孰非,孰功孰罪,迄今争议不休,未有定论。只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五四时代蔡元培领导的北大成了中国学术界的重镇,也成了国共两党的人才基地。

“临大节而不可夺”,“可亲而不可劫”

世间的人雄人杰莫不具有龙马精神。蔡元培的书房中挂着一幅刘海粟为他绘制的画像,上面的题词是:“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亦不知老之将至。”

世间的人雄人杰也莫不是至情至性之人。罗家伦等多位蔡门弟子都曾忆及一件往事:七七事变前两年,强邻虎视眈眈,战争阴霾日益浓厚。蔡元培到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请他共进晚餐,用的是西膳。蔡元培苦口婆心,劝汪改变亲日立场,收敛亲日行为,表明严正态度,将抗战的国策确立不拔。蔡元培说:“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言犹未毕,蔡元培的眼泪脱眶而出,滴到了酒杯中,他旋即端起那杯掺泪的酒,一饮而尽。听其言而观其行,举座动容,无不肃然起敬,汪精卫则如坐针毡,神情尴尬,只好顾左右而言他。汪精卫若能听从蔡先生的忠告,不再一意孤行,日后又何至于堕落成汉奸,身败名裂呢?

凡师长、朋友、同事、门生,都众口一词地肯定蔡元培是难得的忠厚长者,与人无忤,与世无争,但也不约而同地认为蔡元培临大节而不可夺,坚持原则,明辨是非,“柔亦不茹,刚亦不吐”,绝对不是那种只知点头如鸡啄米的好好先生,更不是那种八面玲珑的水晶球。蔡元培应小事以圆,处大事以方,他“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态度极和蔼,使人如沐春风。凡是了解蔡先生的人都清楚,他所讲求的“和”,不是和稀泥的“和”,而是“君子和而不同”的“和”,不可通融的事情他一定不会通融,不该合作的事情他一定不会合作。

蔡元培是古风犹存的君子,“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可以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这样浑朴的君子,德操、器量、才学、智慧赅备,四项之中无一项短缺。

禅家为使弟子顿悟猛省,或不免使用棒喝甚至用木叉叉脖子之类的极端手段。教育家则有别于此,他们通常都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黄炎培就读于南洋公学特班时,蔡元培是他的老师,黄记忆中的情形是:“全班四十二人,计每生隔十来日聆训话一次。入室则图书满架,吾师长日伏案于其间,无疾言,无愠色,无倦容,皆大悦服……吾师之深心,如山泉有源,随地涌现矣。”

教育家胡元曾用八个字形容蔡元培:“有所不为,无所不容。”有所不为者,狷洁也,则非义不取,其行也正。无所不容者,广大也,则兼收并蓄,其量也宏。蔡元培是对事有主张、对人无成见的长者,一生从善如流,却未尝疾恶如仇。有容乃大,真可谓百川归海而不觉其盈。

最能说明问题的应数辜鸿铭对蔡元培的尊重。这位脑后垂着长辫的清朝遗老不仅精通数门外国语文,而且目高于顶,眼中无人。袁世凯是何许强梁?辜鸿铭却将此公与北京街头刷马桶的老妈子等同视之。但古怪之极的辜老头子特别服膺一个人,就是蔡元培。辜鸿铭曾在课堂上对学生宣讲:“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一个是我。因为蔡元培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1919年6月初,北大教授在红楼开会,主题是挽留校长蔡元培,众人均无异议,问题只是具体怎么办理,拍电报呢,还是派代表南下。大家轮番讲话。辜鸿铭也登上讲台,赞成挽留校长,他的理由与众不同——“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非得挽留不可”,这么一说就显得滑稽了。好在大家的立场和意见一致,才没人与辜老头子抬杠。

“唯仁者能爱人”,此言不假。蔡元培心地善良,平生不知如何拒绝别人的求助。晚年,他为人写推荐信,每日总有几封,多则十余封,几乎到了有求必应的地步。抗战初期,蔡元培因病滞留香港,有位素不相识的青年从重庆寄来快信,自称是北大的毕业生,在重庆穷困潦倒,无以为生,请求蔡元培伸出援手,将他推荐给用人单位。蔡元培当即致函某机关负责人,称那位青年学有所成,这封推荐信不久即发生效力。然而那位青年到差时,所出示的毕业证书并非北大签发。某机关负责人赶紧写信询问蔡元培,是否真的了解那位青年的底细。蔡回复对方:不必在意那位青年是不是北大生,只要看他是不是人才。如果他徒有北大毕业证书而不是人才,断不可用;如果他没有北大毕业证书而是人才,仍当录用。你有用人之权,我尽介绍之责,请自行斟酌。结果那位青年得到了这份差事,来信向蔡元培道歉,感谢蔡的再造之恩。蔡元培回信时,没有只字片言责备对方蒙骗欺罔,反而勉励对方努力服务于社会。从这件事情,我们不仅能见识蔡元培恢弘的器局,也能见识他善良的心地。当年,外间议论蔡元培的推荐信写得太滥,有的官员收到他的推荐信后,一笑置之。殊不知蔡元培助人为乐,体现了一种难得的服务于社会的精神。他曾阐明平等的精义:“人人应该以服务为目的,而不以夺取为目的。”他是言出必行的。

蔡元培不惮烦劳为青年人写推荐信,除了爱惜人才,也因为他有一个定见:“希望在中年人青年人身上。为这些人挺身请命,披荆斩棘,是老年人的义务!”然而,有大力有高位的人与蔡元培同调的并不多,坎坎伐檀者倒是不少。

蔡元培有一种超然的态度,平日集会,其言讷讷,如不能出诸口,但与人交接,则侃侃如也。他最爱谈论的话题并非时事,而是教育、思想和文化。当教育部部长也好,当北大校长也好,当大学院院长也好,当“中央研究院院长”也好,蔡元培偏于理想,始终只负责确立宗旨,制订方针,并不羁縻于行政。很显然,蔡元培慧眼识珠,他总能擢选到好帮手,如范源濂、蒋梦麟、杨杏佛、丁文江,都是偏于实践的干练之才,为他打理实际事务。蔡元培无为而治,治绩有目共睹,原因只有一个:那些大名鼎鼎的学者无不发自内心地敬重蔡元培,乐于为他效命,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最大的。

无论在哪儿,蔡元培都能聚拢人才,培养人才。

是大师,是完人,也是一头真虎

林语堂先生在《想念蔡元培》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论资格,他是我们的长辈;论思想精神,他也许比我们年轻;论著作,北大教授很多人比他多;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他比任何人大。”诚然,笔者私心里认定,林语堂先生所说的“大”,即是大师之“大”。

大师必须是仁智双修的学人,而且是学人中百不得一的通人。学人难在精深,通人难在渊博。学人守先待后,自我作古即堪称高明,唯通人才能开通一代文化之风气。蔡元培的主要著作有《石头记索隐》、《教授法原理》、《中国伦理学史》、《美育实施的方法》和《华工学校讲义》,算不上著作等身,也算不上学问精深,但他是一位真正的大师。培养人才,引领风气,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近百年间,蔡元培的功力和成就无人可及。傅斯年在《我所景仰的蔡元培之风格》一文中赞扬道:“蔡元培实在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此两种伟大文化,具其一已难,兼备尤不可觏。”此言不虚。

中国社会对人一向求全责备,因此完人比外星人更罕见。孔夫子堪称道德楷模,就因为他与卫灵公的美貌夫人南子有那么一点风不可捕、影也难捉的小暧昧,仍不免为后人所诟病。传统意义上的完人必须立德、立功、立言,三者缺一不可,不仅要在公共事务方面恪尽责任,大有建树,而且在个人私德方面也不能留下任何瑕疵,蔡元培正是这样的士林典范。

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逝世,全国哀挽。蒋梦麟的挽联是“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吴稚晖的挽联是“平生无缺德,举世失完人”。这样的推崇,这样的评价,别人是绝对担当不起的,蔡元培则可以受之无愧。

蔡元培具有淡泊宁静的志怀和正直和平的性行,我们称赞他为“大师”和“完人”,仍是瞎子摸象,偏执一端。其实,他何尝不是一位白刃可蹈、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斗士。他与清廷斗过,与袁世凯斗过,与北洋军阀斗过,与蒋介石斗过,多次名列通缉令,多次收到恐吓信,走在生死边缘何止一两遭。晚年,他与宋庆龄、杨杏佛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竭力为国家、民族保存一二分元气;他料理鲁迅的丧事,刊刻鲁迅的遗集;他主持杨杏佛的葬礼,谴责特务暗杀爱国志士的卑劣行径。这些举动无一不是公开与当局唱反调,没有大无畏的精神能行吗?

王世杰曾任北大教授,他在《追忆蔡元培》一文中写道:“蔡先生为公众服务数十年,死后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药费一千余元,蔡夫人至今尚无法给付,只在那里打算典衣质物以处丧事,衣衾棺木的费用,还是王云五先生代筹的……”老辈学人最不可及的地方就在此处:他们追求真理,不愧屋漏;他们坚守信念,不避刀俎;他们真正有以身殉道的精神,将知与行打成一片,决不与时俯仰,与世浮沉,决不放空言讲假话,于一己之艰难处境,甚少挂怀,甚少计虑。蔡元培念念不忘“学术救国,道德救国”,其人格魅力,其爱国精神,至死而光芒不减。

朱熹尝言,“是真虎乃有风”。蔡元培无疑是中国教育界的一头真虎,其风范垂之后世,令人景仰,也令人一赞而三叹之。

(作者系文史学者)

徐达内:看中国领导人出访

网易编辑坚持认为“中国领导人出访不再组织同胞机场迎送”才是胡主席赴美行程中的最大看点。

根据新华社所发、人民日报所刊“侧记”,“人们注意到,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机场没有出现欢迎队伍和欢迎横幅”,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出面解释道,这是“根据胡锦涛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经中央同意”作出的简化安排,在抵达和离开往访国时,不再组织当地华侨华人、留学生等到机场迎送。新华社和央视都还援引中国驻美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领事部外交官以及美国当地华人代表等人的话语,称“胡锦涛主席要来美国出席核安全峰会的消息公布后,许多华侨华人都主动打电话希望到机场迎送。得知迎送安排简化后,大家在为不能前往机场迎送感到遗憾的同时,纷纷对国家领导人的体贴、务实表示由衷敬佩”、“虽然不到机场迎送了,但大家的爱国热情依旧,一定会更加努力地为祖国发展多作贡献”。新闻联播除播出“从胡锦涛主席走下舷梯到乘车离开机场,整个过程仅用了几分钟”的画面外,还配发短评称赞最高领导人的率先垂范,鼓励民众“要把这种作风运用到各项工作中去,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不懈努力”。

根据中共中央机关报头版头条报道,中国国家主席在与美国总统的会面中就下阶段中美关系发展提出5点主张。稿件还引用胡锦涛的话语称,中美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总体目标是一致的。根据晚间外交部网站所载答问记录,面对“美方称中方同意对伊朗实施制裁”的求证提问,姜瑜口径如下:我们支持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维护中东地区和平与稳定,反对伊朗拥有核武器。中方支持“双轨”战略,始终认为对话与谈判是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最佳途径,制裁和施压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胡锦涛对人民币汇率的表述当然也是媒体关注所在。根据通稿描述,胡主席坚称人民币升值既解决不了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也解决不了美国的就业问题。中方无意寻求对美贸易顺差,愿采取进一步措施增加自美进口,中方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方向坚定不移,但“不会在外部压力下加以推进”。

晚间,水均益在环球视线中,抢先分析核安全峰会后的中美关系走向。在奥巴马笑迎第四次“胡奥会”的标题下,得到央视出镜机会的专家们称赞首脑外交的重大作用,认为早前历经风波的中美关系四月后可能将走向平静。

除了华盛顿机场上的礼宾改革新举措,网易还坚持认为“胡锦涛奥巴马为遇难矿工默哀”也是会谈稿中更值得提炼标题的细节。而在北京,强调宣传抢险救援成功并非“丧事喜办”之后,国家安监总局也开始了对王家岭矿难的官方责任认定步骤。根据新华社稿件,调查组组长骆琳指控王家岭矿建设施工中存在7个方面的严重违规违章。央视播出了华晋焦煤公司负责人向遇难者家属以及受困人员道歉的画面。

重庆时报高规格的道歉和同城同行们的集体自省引来郑渊洁冷嘲热讽,网易新闻频道为其提供了头条位置作为表达平台——不过,这也已经是全国各媒体中难得的举动。曾因宣布退出作协而引发轩然大波的这位童话作家将重庆时报和作协一并列入嘲笑对象:真的全国一流作家都去参加了作协的重庆年会?看来,重庆时报想杜绝假新闻全都刊登真新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文末还“向作协弱弱的提个建议”:能否给被重庆时报开除的记者在作协机关找份工作?

即使是拥有议题设置超强能力的宣传官员、媒体领袖,在这个口径一律越发难以做到的年代,自身也有可能成为舆情应对困境中的被告。甚至人民日报所属人民网也不例外。

南方都市报、新京报、潇湘晨报均在评论头条位置发表文章,言辞中对“舆情应对能力”多有不以为然。在得到新浪腾讯推荐的南都社论中,作者发问:应对舆情的种种成败得失总结,作为媒体客观观察的角度也好,作为针对地方政府的刻意引导也好,都应该回答一个基本的问题:“舆情应对能力”究竟是种什么能力。在观察到地方政府面对网络舆情时“已经从不知所措变得渐渐适应”后,文章定论:(地方政府应对舆情的能力)万流归宗,只在一点,那便是对于公义的信仰能力与维持能力。舍此而谈舆情应对,便只是权宜之计,便只是无根之木。

当然,也有一批媒体更愿意借此考评机会,为深陷信任危机的中国各级政府再敲警钟。重庆时报刊发“舆情应对也是一支行政测试的温度计”,评论员认定:科学理性地应对舆情,根本不需要太过高深的前沿理论,技术上不存在问题,它只是一个有没有诚意和决心的问题。

得到燕赵都市报刊载机会的作者则在感叹“网络舆情”背后的激情与落寞,文章承认,能够在网络上被聚焦并形成公共事件的概率依然微小,落寞是更多的存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新闻,其实都是层层过滤后的事件,因其本身带来的深重不幸,而获得网络舆情与媒介舆论的关注,从而打开了事件被公正处理的一扇窗。这究竟是事件当事人的幸运,还是更多事件被遗忘的不幸?”

即使是层层过滤,即使有宣传导向,但在近年来的中国媒体版面上,每天都不会缺少舆情应对的反面典型。央视晚间的新闻1+1中,白岩松和董倩正在以最新事例为证,分析地方政府的危机公关能力“进步”。在“处理?作秀?”的设问式标题中,两位主播正是从河南固始“有背景的”银行行长遭遇媒体曝光后迅即被处分谈起,回溯“杯具门”、西安交大教授作假等近期引发涉事官员被问责的事件,分析中国舆论监督的路径和困境。

最新的舆论监督立竿见影成就还有:郴州儿童医院工业氧代医用氧事件8人被处分;河南开封开始调查劳教人员“冲凉死”事件。

南平血案近在眼前,昨日晚间再传消息,广西合浦县西场镇西镇小学门前约400米处发生凶杀事件,共造成2人死亡5人受伤,包括多名小学生。新华社援引广西北海市委宣传部称,行凶者系一名精神病患者。多有媒体值此发表评论,呼吁尽快加大相关医保投入。

不过,“精神病”三个字也有另外的用途。根据羊城晚报早前报道,湖北十堰市网友彭宝泉由于拍摄了几张群众上访的照片,被派出所送进当地的茅箭精神病医院,而家属竟被蒙在鼓里。南方都市报网眼版今亦加以证实,十堰警方在文中作出的解释是其有精神病史所以送去“诊断”。搜狐今荐检察日报所刊评论,呼吁警惕“精神病”名义下的“合法伤害”:对于精神病鉴定,必须设置严格的法律程序,才能为我们每个人都创造一个不“被精神病鉴定”的自由环境。

楼市是近年来各家媒体评论版上出现最频繁的关键词,新浪继续推进其自家评论力量的建设步伐,今日首推专栏作家王炼利,揭开真实“房屋成本价格”的面纱:“土地财政”在缺乏监督机制的社会里必然成为群体腐败的催化剂、膨胀剂;房价高涨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政府本身就是利益集团中的最强势者。用房价矛盾直接抨击政府之余,腾讯也推荐了一些具体的解决之道:征收物业税不能遏制高房价吗?(上海商报,易宪容)。

冬奥会冠军周洋的另一句“实话”上周以来引发热烈评议,早前嘲笑于再清“感谢国家”论的一些网络发言者这次站在了周洋的对立面,指责这位向领导提出“父母没有工作”的运动员过于自私。不过,与网络跟帖中的褒贬不一相比,得到媒体编辑认同发表的评论则普遍在感叹民众的是非不分,呼吁民众应当更多地监督那些可以给周洋父母工作的父母官们。中国青年报今日再发一篇,认为周洋“工作风波”暴露了社会对实话的叶公好龙:如果说周洋第一次的“感谢风波”源于中国独有的官僚文化体系的惯性思维,那这次的“工作风波”则源于长期以来“不患寡患不均”的国民心态。作者还引用一位微博博友的总结:第一次,领导容不下诚实;第二次,百姓容不得诚实。因为,这个社会,容不下诚实!

(关于微博,经由TWITTER,我获知一桩原本不在观察范围内的媒体表现:东莞时报勇于刊发一整版图文,称日本女优苍井空开微博,15000名中国网友“翻墙”膜拜。文中不仅解释这位AV女优的“童颜巨乳”,更是直接描述中国民众面对网络防火墙时的“翻墙”行为。)

齐家贞:紅狗(连载三):第二章:魂兮归来

不幸得很,我深信不疑的党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给出路”的政策在二弟安邦和三弟治平的身上触礁。他俩与上万名重庆青年一起豪情满怀去到丰富的石油矿区挖石油,石油没有挖出一滴,浪费了几年青春,全部遣回重庆。政府给这批人发了硬指标,也就是说一人一个名额,工作安排打了包票。可是,政府又早有规定,对申请工作的人,单位要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所谓的政治审查,主要是审查他们的家庭背景。齊家的背景壞得出奇,姐姐刚刚出狱,父亲还在牢里,使安邦与治平的申请表,一份一份退了回来,所有单位都拒绝接收,包括自来水公司和没人愿去的扫大街的清洁公司。所有石油局回来的青年人都有了工作,只剩下一帮“关(牢)、管(制)、杀(头)”家庭背景的人还在引颈企望。

自相矛盾的政策,使硬指标等于没有指标,“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血统论才是最逗硬的政策。于是,出身好的那怕是“马屎皮面光,里头一包糟”也个个有份,出身不好的再是“蒙垢钻石”也人人落选。看看这些雄姿英发,热情横溢的可爱的青年安邦、治平和他们的难友,终日无所事事东游西逛,我极为他们浪费大好时光惋惜。

后来,安邦在大阳沟蔬菜副食品商场找了个修补门窗的木工工作。他业余自学的木工技术派上了用场,安邦得意极了。每天他背着那副木工行头兴高采烈地上班,兴高采烈地回家,干活劲头十足,没人看得出他只是个临时工。正因为是临时工,单位不政审,他才临时地钻了进去。单位上对安邦的工作很满意,如果让他在这里继续干下去,我敢打赌,安邦决不会是今天这副模样,他的整個生活都將改變。但是,鬼使神差,他被借调到另一个急需木工的单位。不久,中央下达文件,凡是七一年十一月三十日以前到该单位,并且文件下达时仍在该处工作的临时工一律转正。“一律转正”,这就是说政府普天大赦,不要求政审,只要合乎时间条件,都有份。这对家庭出身不好的安邦来说,简直就是癞蛤蟆吃天鹅肉,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安邦的确是十一月三十日前去的,但文件下达时他却被借调在另外一个单位,按理说既然是借,根就应当在大阳沟,但是大阳沟不认,临时工有什么根,有根还叫临时工?就这样,安邦象个被传递着的球,从这只手传递到那只手之间,他两头失落,失去了转正的机会。

他不仅没有转正,那批活赶做完了,他被放回了家。

安邦又开始无精打采灰溜溜地过日子了,靠在窗台上看来来去去的车辆,看行人不同的走路姿势,看蹦蹦跳跳的孩子们去上学,看熙熙攘攘的工人们下班回家……常常一连数小时。

一天,他回家要我替他写一份申请,用词要好,要求参加街道运输队——最被人瞧不起的“工作”。我按照当时最“革命”时髦的格式,在申请书的顶端写上大大的“为人民服务”的“最高指示”,最后引用毛主席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和“对技术精益求精”的语录,以“保证搞好搬运工作”结尾。这样,在扇扇门都对安邦关闭的情况下,街道运输队对他敞开了大门。我为他庆幸,找到了饭碗——殊不知是给他掘了坟墓。他开始用扁担绳子出卖劳动力。这种营生,拿劳改队的话说就是“压槽头肉”(扁担压肩头)。

街道运输队是什么地方呢?那些没有单位挂靠的地富反坏右,那些被管制被开除,劳改劳教释放回来找不到工作,那些象安邦这样家庭出身不好单位拒绝接受的青年等等,被社会当作垃圾抛弃的不幸者们,借街道运输队这方“宝地”堆放。试想,对待“垃圾”怎么会有好差事?他们每天清晨到办公室外等候派工,什么工廠要五个人上下车,某家要两个人挖坟墓抬死尸,某单位要三个突击大扫除……依轮子分派,做完了回来又等,做多得多,做少得少,哪天轮不上,就一分钱不挣,每天都是碰运气。

这种占据你的本钱——时间,未必付给酬金——工资的活路,是相当折磨人的。整天白等,第二天不去吧,又怕有工轮到你,钱让别人挣去了,自己飯票沒着落,去吧,分分秒秒不知下文的等候,往往是一天时间的浪費,简直是在熬人骨头汤。每天在那里等待,都有过剩的时间,过剩的精力,怎么样打发?“垃圾”们想出了好办法,他们打牌。没有工,便喔呵连天打牌,有工来,收起牌就走,一举两得劳逸兼顾,何乐而不为。打牌,赢家当然要惩罚输家才有兴趣,办法从最初的脸上贴纸条子,打手板,钻桌子,刮鼻子,发展到赌实物,从胡豆、花生、香烟,升级到永恒的赌博目标——钞票。

安邦在运输队数年,過得很快活,他天天“为人民服务”,天天打牌赌博,技术“精益求精”,“完全”、“彻底”陷进了赌潭。

安邦曾经是齐家的功臣,他从小就有做生意的天才。父亲和我关在重慶石板坡看守所期间,时值“自然灾害”,十四岁的他与母亲一起收荒籃(收破烂),走街串巷日晒雨淋,幾個月就变成又黑又瘦的“人乾”。挣的钱,他全数交给母亲买高价点心买高价粮食,大包小包往看守所送,从头肿到脚爬着去受审的父亲才有气力站起来,我的身体才停止消瘦,基本未受大的损伤。

石油局工作的那几年,石油虽然没挖出,但安邦没少忙,他風餐露宿,这里钻井那里打洞,都是劳动标兵,年年评先进。每次回家探亲,他恨不得把当时重庆市场缺俏的鸡鸭鱼肉、猪油花生全给妈咪挑回来,临走时还要扔几件挺新挺时髦的衣裤给兴国,你穿吧,我另外买。现在他二十四岁了,长得人高马大,一表人材,真正的男子汉,漂亮的女孩主动追求他,他还故意不理不睬——这么年青,无穷无尽的精力需要为工作奉献,他理该有个“单位”使自己骄傲,有份正常的职业使自己直得起腰,这才有资格谈情说爱。想不到从石油局回来,含在嘴里的肉竟然会被叼走,硬指标变成无指标,连扫大街都不够资格,临时工“大赦”的好事又鬼使神差被错过,最后,这个热血青年被逼进了“垃圾堆”,我们倒霉的安邦成了赌鬼。

那是一个星期日,晚饭后我走去七星岗看望蒋忠梅,她是我十年前认识的,是大浪淘沙后仅存的友人,她的家是我唯一可以踏足的地方,她是我独一无二的可倾诉的对象——当时我这样以为,数年后才知,她是公安局派来做我朋友的特务,我这第二次与她的再接触,差点为我的倾诉第二次入狱——可是,门上的大锁让我扫兴而归。

走回家,我的家门也紧闭着,是从里面栓住的。我敲门,没回应,很奇怪,再敲,还是没有动静,我急起来了,开始捶门。安邦答话了,他说:“捶啥子捶?”我说:“我要进来。”他说:“你各人出去耍,我有事,不开门!”竟有这等奇事,自己的家不准回,叫我出去耍,我到哪里去耍?“我哪里都不去,我要进来!”我生气得连连捶门,把门捶得鼓响。一阵,“嚯”一下,门突然打开,安邦站在门口,另外三个年青人围桌而坐,桌上放着纸牌,钱已经收藏起来,他们肯定是在赌。

把赌场搬到家里来了,这还得了。我愤怒之极,指着墙上母亲的黑框照片说:“妈咪在这里看你,她临死前要求我们團结争气,團結,爭氣,你忘记得这么快呀?她才逝世几个月。你現在当着她的面赌钱,心里不惭愧吗?”安邦竟理直气壮地答道:“我不晓得,我不晓得。你不安逸我,马上到派出所去报告。”我生气地回答:“我为啥子要到派出所去告你,我要告诉你,这个家,不允许你用来当赌场!”安邦认为他的几个好朋友美美地被请到家里打牌,我却给他扫脸,他要与我一决雌雄。大叫一聲說:“我要,我要,我要在这里赌博,怎么样?这是我的家,有我的一份。”他的气比我还大,顺手拿起墙腳木架上的脸盆,猛地扔在地上,“咣当”一声巨响,击碎的搪瓷四处散落。打烂了脸盆还不罢休,他冲出房门,从厨房里拿进来一把菜刀,我吓得不敢出声,以为他疯了要杀人。他瞪大着发红的眼睛,高举菜刀朝我们小时侯四个人合睡的木板床床脚砍下去,一边砍一边吼:“这是我的家,我也有一份,我想拿它做啥就做啥。老子要把这个家砍烂!”

那三个年輕男人,见状大惊,一个一个溜走了。安邦歇斯底里完了,愤愤地也走了。他经常深更半夜才回家,有时通宵不归。我们白天很少碰面,见到安邦时,他总是呼呼大睡,昏睡无边,今日难得一见,却爆发一场家庭大战。

安邦失落的自我与暴烈的个性,母亲很早就担心他会做出一些越轨或者极端的事情,她疼爱这个极其聪明极能吃苦的儿子,在他身上花费过很多时间和心血,只要有可能,她总是把安邦带在身边,给他更多的关怀与爱怜,希望安邦的性格回歸正轨。

對這個家,對媽咪,我始終有着難以言說的深深的自責。我闯下了大祸,自己坐十年牢不算,父亲也殃及十五年刑期,四个弟弟,三个初中只准进民办,高中都没让考,以后的工作分配全部受影响……家里的中流砥柱,我们的母亲,桩桩苦难都令她锥心沥血,二十多年的煎熬她默默承受,直到她再也承受不住了。

我常常在查找,查找我对这个家庭犯罪的根源,我的内心我的灵魂,肮脏的动机卑鄙的私欲……没有办法,我查找不出,真的查找不出。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也做了母亲,直到今天我写这本书,想起给这个家带来的灾难,我也锥心,我也沥血,我还是找不出我犯罪的动机。无知幼稚,不识时务,不计后果,这既不是犯罪理由,也并非犯罪动机,像个孩子,不小心打翻了蜡烛,烧毁了房子烧残了屋里的每一个人,甚至连来我家玩耍的孩子也没有幸免。我有罪,大罪,但没有理由动机。没有理由动机,但后果太沉重,黑十字架压在我身上,穿过无数交替的白天黑夜,穿过漫长生命的隧道,背负着它直到我隧道的出口。

墙上挂着妈咪的照片,那温婉哀伤的眼神,看了令人心头颤痛。在这个十二平方米的房间里,我觉得母亲的眼睛老是在追随我,我愧对这双眼睛,竭力回避。今天她又心痛地目睹了这一幕。

物理学有条胡克定律:在弹性限度内,物体在外力的作用下产生形变,作用力越大,形变也越大,外力消失,形变也跟着消失。安邦并非天生嗜赌,他过去生活习惯很好,从来不打牌。我曾经要求弟弟们别责怪政府,“首先端正自己的态度”。安邦的经历是我亲眼所见,我挑剔不出他有什么不端正。直到进了“垃圾堆”,在“外力”的作用下,他“产生形变”,天天“变”,不断“变”,外力的作用太大,时间太长,大大超过了“弹性限度”,安邦象被折断的筷子,成了赌鬼,即使外力消失,他再也形变不回来了。

母亲的爱心敌不过超过限度的形变,她为安邦付出的心血付诸东流。

七四年春的一天,地段积极分子在樓下吼叫通知居民群众开会,三楼黄代表走过我家门口,特别伸进头来再通知一声,我被她看见,不得不去。

想不到,开的竟是安邦的宣判会,他经常不在家,这次,他们既没有通知家属他被逮捕,也不知道他去了何处,怎么就“一步到位”判起刑来了?

那天阿弟齊大同也在家,我俩坐在第三排,盯着戴手铐的安邦,感到莫名其妙。政府明文禁止赌博,但嗜赌如命者何止千万,比他资格老,比他陷得深,比他名堂多的大有人在。到目前为止,我没听说过“赌博就是犯罪”,没见过有人因赌博而坐牢,尽管我坐过十年监狱。当然,由于嗜赌,安邦偷窃过,据说技术不错,不过,但凡嗜睹的,又有几个人的钱是自己腰包里的。宣读的判决书,第一句话“齐安邦出身反动剥削家庭”便泄露天机,为什麽成百上千个赌徒独独他中了“头奖”。第二句说他“一贯好逸恶劳,不务正业”。連掃大街都不要,不给他“劳”的机会,强迫他“逸”,还好意思责备他“好逸恶劳”,真的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他们给安邦判了三年。在那个连人的生命都不当回事的年代里,法院动不动就大笔一挥判刑十年八年,“三年”简直就是零年,“三年”本身就足以说明只为一些鸡毛蒜皮不成问题的问题,只是那些“群专”(搞群众专政的)要显威风,找典型为“批林,批孔”立功,家庭出生奇坏无比的齐安邦中了签。这位父亲希望他长大后做个出色商人的倒霉鬼,连连倒霉。

这样,我们齐家更加臭名昭著了,三个人坐过牢,不但有父亲,女儿,还有儿子,而且花色齐全,不仅有反革命,还有“刑事犯”。

所幸,此时,母亲已经故世,否则她伤痕累累的心又将新添重創。

治平几乎与安邦同时,安排在几个旅馆点当粉刷匠,也是临时工。

这位小时候衣服干净整齐,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小绅士派头十足的书生,思维敏捷观点尖锐,有独立见解很有辩才的齊治平,父亲的理想是他长大后当政治家。可是,这位耳朵上长聪明洞的十二岁孩子,走進重慶市第二十一中學的第一天,教導主任便在開學典禮上當着全校宣布,有个新生他的父親和姐姐都關在監獄里,姐姐还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可见阶级斗争有多尖锐,大家要提高警惕。他顿时失去读书的劲头,初中畢業沒讓考高中,齊治平断了受教育的“奶”,家庭出身不好的包袱,使他今生无梦地活着。

这次他转了运,借中央文件的东风,免掉政审关的麻烦,保住了粉刷匠的饭碗。旅馆里永远有刷不完的房间,补不尽的墙洞。治平脾气硬,但劳动更斗硬,头硬经打身子硬经摔,几次从工作架上摔下来,脚未断头未裂,老板不会蝕本。他皮肤不好,手指头整日与石灰打交道不断开口拿胶布补,但是只要每月发口粮钱,“小绅士”不抱怨。

和安邦一样,阿弟的运气也不好。

成千上万敲锣打鼓送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对毛泽东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话很不以为然,他们中流传,这句话是毛泽东半夜三更说梦话把江青说醒了,她赶紧把伟大指示记录下来,第二天就上了人民日报,全国照办了。

智慧的扼杀造成了文明的末日。从五七年整肃知识份子,到六六年革文化的命和知识青年下乡,智慧一点一点被扼杀,文明的末日就一天一天临近。女知青写信给她母亲:“我天天上山打架(打柴),肚子(胆子)一天天大起来”。弄得她妈坐立不安,忧心似焚:“双亲大人,我急需要线。”寄了一次又一次“线”,还在来信要“线”(钱)之类的笑话俯拾皆是。一位男知青写了一封情书:“亲爱的姑娘:你是我的心肝,你是我的大肠。你是天上的鸟,我是水中的鱼,你在天上栽跟斗,我在水里打眯头。你是一朵美丽的南瓜花,我是花上勤快的打屁虫。你是粪桷,我是粪瓢。你是一堆牛屎,我是牛屎上的推屎爬(一种昆虫)……”像这种既有农村风味又兼俱革文化命时代特色的情书,可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现在,被毛泽东送去农村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们,絞尽脑汁各显神通,通过参军,读大学当工农兵学员,招工,顶替等五花八门的渠道逃返城市。当然,在招工表“特长”一栏填了“脸上有几颗麻子”,把红色娘子军“扛枪为人民”读成“打枪为人民”也无妨,只要后台硬扎,“麻子”“打枪”并不影响回城。总之,天字第一号的喜事——知青下乡,变成父母们天字第一号的的奋斗目标——农村游子回城。和平路上上下下的农村游子,一个个喜气洋洋地回来了,包括几年前站在卡车上,对着前来热烈欢迎他们的农民伯伯们拉尿淋的捣鬼蛋在内,都回来了,就是没有阿弟。

和阿弟的名字齐大同恰好相反,他的个子并不“大筒”,而是瘦小,是我家境遇每下愈況的产物。但是他脑子灵光,功课不错,解放碑民办中学初中读书时是班上的数学科代表。他喜欢唱歌敲扬琴,个子不魁梧,但身体灵活舞姿优美,博得一些女生的欢心。在家里,小时候负责倒痰盂,长大了升格倒马桶,提着马桶,他也要先舞几下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李铁梅的“高举红灯闪闪亮”,把厨房里的老太婆们逗得笑出尿之后,才去对面的“听月楼”一“吐”为快。

下乡到石柱县后,他是县知青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带领十多个男女知青在各大队唱歌跳舞,宣传文化大革命,歌颂毛主席共产党,他在石柱县几乎是家喻户晓。没演出任务时,他在队上务农,挑粪桶施肥,握锄头修补地球,吃苦耐劳,贫下中农评他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最最最听毛主席话的好知青”。他所在的大队地处贫瘠山区,尽管演出时有工分补贴,平时勤劳苦做,一年辛苦下来口粮起码差三个月,工分钱不够买盐和米。每次回重庆,妈咪都要给他路费零用钱和粮票,这些当然都是母亲平时千俭万省下来的。

“参军”,当“工农兵学员”,这是出身好知青的专利,阿弟无法企及:“顶替”是父母退休或者提前退休,把有限的“茅廁坑位”让给子女,妈咪的“岗位”在坟山,父亲的“岗位”是监狱,对阿弟也是此路不通。

重庆市各种事业企业单位派出不计其数的“钦差大臣”去农村招工,手中的大权简直是决定知青命运的生死牌。不少招工头人还没有出发,家里门槛已经踩烂,知青父母提着大包小裹请“帮忙”,还没去农村,招工头心里已经有了“蓝图”。

小学二年级的学生用“只要……就能……”造句,有个女孩造出了“只要有熟人,就能开后门”的句子,可见当时开后门的风气怎样蔓延无忌。大事大到从农村回城,小事小到春节到澡堂洗澡,都离不开煮过的人——熟人。我们家没有钱,没有权,就是设法凑钱买了些礼,還是没有社会关系找熟人“开后门”,还是“端着猪头,找不到庙门”,无处上供。无可奈何,我们只好指望招工老板看在贫下中农对阿弟绝好的“积极分子”和“最最最听”的评语上,按照对“可以教育好子女”“给出路”的政策,发善心放阿弟返渝,使九泉之下的妈咪安心,了我们一个大愿。

招工回城有两个关卡,第一是公社推荐,第二是招工单位挑选,两者缺一不可。每次招工单位来,公社都力荐齐大同,他的推荐表上出身奇坏无比,评语好得惊人。公社一共推荐齐大同六次,六个单位全部摇头不收,全都一无例外只把眼睛盯在“坏”上,没有一个根据他的“好”把阿弟收取。最后,公社领导不得不对阿弟摊牌:“不是我们不推荐,而是没有人要你。你家里两个反革命,一个至今仍在押,问题实在太严重了。”阿弟不服地回答:“父亲走的时候,我才十五个月,我连父亲的概念都是模糊的。在我的记忆里,我没有喊过爸爸,他是什么样子我都想不起。妈妈为了我的前途,要我与父亲和姐姐划清界限,从不带我去探监,结果还是受他们的影响。”公社领导摇摇头,他说:“他们不要,我们没办法。这样吧,我给你出个主意,齐大同,你自己去城里找单位,只要单位要,我们绝对推荐,这么多人都放了,我们为什么偏偏要留下你。”

单位,你在哪里?茫茫人海,卻没有熟人,这件事像拦路虎把我们难住了,只好另辟蹊径。

由于种种原因回不了城的还有人在,其中不少人突然有了心脏病、肝炎、肺病、半月瓣损伤等等,不适合搞重体力劳动,因“祸”得福,合乎政策地“病残”回城,大摇大摆在城里过健康人的日子。住在“听月楼”里的一个女青年,亲口告诉我她如何利用别人污蔑她偷了一把梳子的契机装疯,顺利骗过医生回城的故事。这类事并不稀奇,它只是当初一些先知先觉的人们逃避下乡政策的逆反应,难道几年前突然得“大病”免走(免于下鄉)的青年还少吗?

我们从中获得灵感。对,留给阿弟只有一条路可走——“病残”回城。这,首先需要石柱县和重庆市两个医院的证明,证明阿弟有重病,不适合留在农村。阿弟先到县医院,向医生背述了一串肝炎病症状,什么腻油厌食消化不良,医生叫他验血。只恨自己无能,不然,捉几条肝炎虫放进血里该有多好。

第三天,阿弟拿着化验单走进化验室,化验员安慰他:“不要担心,你没有肝炎。”大失所望的阿弟只好打开天窗说亮话,向他解释了迫不得已搞病残的原因。化验员对齐大同只闻其名,未见其人。大部分知青都回城了,大名鼎鼎的齐大同竟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卡住了。他犹豫了一下,把化验单上正常的数据改写成肝炎病人的。

这位化验员不图一分钱帮了阿弟,他的淳朴善良难能可贵,但找陌生人做这种事太冒险,只能偶一为之。现在还差一张由重庆市医院出具的肝炎病证明。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我与阿弟拜访了住在人民公园的马阿姨,母亲的旧识,她丈夫也做过小百货生意。马阿姨在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部当护士,对我家的遭遇一贯很同情。听了我们的来意,尽管有些为难,她还是按照要求,给了我们一张住院肝炎病人的化验报告单。经过“自然灾害”锤炼的中国人,只要不是白痴,大多有涂改票证的绝技,今天,又派上了用场。我把化验单上的名字,年龄,不费吹灰之力就改成了齐大同的。

我们没有扔“手榴弹”(酒),没有抛“砖头”(香烟),没有“筷子一举,可以可以”,“酒杯一端,政策放宽”,依靠人们心里还活着的同情心和正义感,大功告成了一半,石柱农村同意“病残”知青齐大同回城,另一半则与市中区公安局和较场口派出所有关。去农村的时候,是搭“顺风船”,户口一下就走,回来,则是乘“逆水舟”,先要公安局批准,再要派出所同意,才能上户口。公安局、派出所对我家的“恶名”了如指掌,直接卡住我家的咽喉,是阿弟回来最可怕的鬼门关。

公安局这个门深九重的地方,我们怕惯了,不敢轻易踏足,每跨一步都好象担心有地雷在脚下爆炸。可是,阿弟的材料在鬼门关睡大觉,我们不得不去探询。每次去,心紧张得咚咚直跳,好像在做坏事,冷冰冰的回答千遍一律:“回去等!”比阿弟晚办的“病残”早已一个个敲定,户口迁回重庆批准当重庆人。我们知道,不能再这样等下去。

当时文革在中国已搞了七八年,上面还在不倦地花样翻新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搞什么“批林,批孔,批周公”,林、孔、周同老百姓何相干!正如孩子们唱的歌谣,“老头,老头,精蹦的鲫壳。老太婆,老太婆,祖国的花朵”那样,只有一小帮老人还在干精(积极),大多数老百姓的革命狂热已经冷却,紧绷的政治弦开始松弛,他们突然热衷于养金鱼了。

过去,我家养过几条金鱼,七二年母亲逝世后,大家无心照管,死的死送的送,一条不留。一年后,治平又爱上了养金鱼,传染给當時仍在家的安邦,传染给了阿弟,然后是全家。阿弟在重庆等候公安局派出所批准他入户。

全家发了疯,用角钢、玻璃、水泥做了六个尺寸巨大的玻璃鱼缸,挤放在睡了五个大人的十二平方米的房间里,我单人床的头架脚架的平台上各放一个,也就是说我睡觉时与两个鱼缸成工字形。靠窗左边墙脚的那个高脚鱼缸,尺码比大方桌小不了多少,高低柜的高墩上托一个,两米长的窗台向外支撑出数个三角架,上面并排放置两个大鱼缸,缸底也是玻璃,过路行人抬头即可欣赏。每星期日,家里总有一至两名大员去人民公园赶鱼市,购买交换新品种,除了吃饭,全家的钱都花在金鱼身上了。平时,阿弟负责去郊区滤线虫沙虫,保证金鱼的食粮,治平下班则忙碌地用吸管清洁鱼缸和换水,安邦做生意的天才充分展示,他经常采购到金鱼美价格好的名贵品种,兴国和我则负责欣赏和动嘴评论。全家一致对金鱼表现出空前的热情,我们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经过不断的淘汰筛选,留下了“水泡”、“珍珠”、“绣球”、“红帽”、“鹤顶红”、“五花”、“无尾鱼”、“热带鱼”等等高级金鱼四十多条。

四个和尚一个尼姑,真真正正地生活在花花(海洋)世界里了。

我们倾注进去的心血,得到了可喜的回报。“和平路一家姓齐的金鱼好看惨(极)了。”这“五姐弟水族馆”竟开始小有名气,周末,慕名上门参观者不说络绎不绝,起码也是人数颇众,还有“屁股上冒烟的”(坐小车的)。

阿弟不上班,几乎天天去郊外,滤回来的线虫吃不完,星期天可以拿到鱼市场交易,小圆饼大的一团卖一角钱,大金鱼产的小金鱼,也可以在那里换成钞票。阿弟用心做他的金鱼生意,也在用心寻找可以帮他忙的人。

一天,机会终于出现,一位姓谢的买鱼人同他聊起了天。经过几次接触,知道他叫谢利洪,毕业于重庆政法学院,在市法院做事。文革造反时,他挪用了公款搞串连,两夫妻工资维持三个孩子的家庭尚感手紧,他希望阿弟与他合养金鱼,筹钱还债。他们在上清寺谢家后院挖了个大鱼池,苦心经营下,小鱼长大,大鱼生小鱼,由阿弟拿去集市贩卖。经常有戴红袖笼的“鲫壳”和“花朵”前来驱赶,运气不好时金鱼给没收。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纠察一走,集市又恢复正常。机灵的阿弟把钱夹在裤腰上勒紧的皮带里,每个星期都有很好的进账。除了留下七八角至两元补贴家用,其余的钱全部交给谢哥——后来,我们都这样叫他。

谢利洪到市中区公安分局找他过去的造反派死党,一个姓李的负责人,要李给他的“表弟”齐大同帮死忙。李头头听了大吃一惊,“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亲戚?家庭背景如此不堪!”李数落了我家种种问题,谢并没有退缩,他见过我们全家,知道全部底细。谢回答說:“这些事你就不要过问了,我对你明说,这个忙不帮也要帮,非帮不可。”李答:“不行,这种事由下面办事员具体管,我怎么好插手?何况,对齐大同出身这么坏的人,我也没法给下面打招呼。”谢利洪早已胸有成竹,他回答:“很简单,你自己把材料提上来,签字盖章交去派出所,对谁也不必打招呼,哪个敢来查问你?”当时,李也有一个案子在谢手上要谢帮大忙,就这样,他俩拍板成交。

被压在最下面的阿弟的档案见了光,从分局到了较场口派出所,吴所长写了三条:父亲在押,姐姐曾被关;家庭社会关系复杂;海外亲戚多。所以,“齐大同入户的事要慎重考虑”。

大人物吴所长对我们不屑一顾,我们不敢高攀,可是小户籍时时到地段轉悠,我们或许可以“拉拢”。此时,我们十五段换了一个看上去较为温和的年轻户籍,他似乎对我家的金鱼表现出兴趣,我们顺势用矮胖玻璃瓶装四条金鱼送给他,他没有拒绝。接着,我又送了同样的四条给我上班处一段的曹户籍,她也笑嘻嘻收下了。

不久,阿弟上到了户口,中国出身的人,被确认有中国人户口。金鱼美丽柔软的长尾巴,推波助澜,帮助阿弟取得了最后胜利。谢天谢地。他一九六九年一月去农村,一九七四年三月五年多才回到重庆家里。母亲临死前叮嘱我们,一定要帮助全家最苦的阿弟回城,宿愿终于兑现,她在天之靈安息了。

金鱼喂养得太好了,长得大腹便便过于肥胖,母金鱼肚子里的蛋多得把肚皮都挤歪了,就是产不出崽来。我看过记录电影可以人工打“催产素”助鱼产卵。于是,我从医院找来两支“催产素”针剂,自作主张地帮金鱼打针催产。一针插下去,扯出两块鳞,她们肯定在叫:“哎哟,痛死我了。”两小时后,蛋没有生出一粒,鱼却一条一条像秤砣沉到水底。我用高粱杆做成的救生圈绑架他们浮到水面上,没有一条鱼心甘情愿。三天后,打过针的地方溃烂成洞,它们全部半死不活苟延残喘。相信是因为我没有消毒,针头并未从鳞片间的根部插入,而且全部打进了腹腔,加之我不分公母一律催产,最后,全体男女,一命归阴。

就这样,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齐家轰轰烈烈的养鱼事业在出色完成“金鱼外交”的使命,建立了如此的丰功伟绩之后,彻底凋敝。

阿弟回城之后,没有单位要他,只好吃闲饭在家当“家政部长”。一晃又是四年半,他二十九岁了,开后门把户口迁到石门,托熟人讲情才被石门运输合作社收留。他本身体重最多一百斤,天天背一百斤一袋的水泥,抬三百斤重的连二石,经常到河边下煤炭,从船舱里一百多斤一挑运到岸顶……货真价实的下力棒捶。

我这位“讲话比省委书记还进步”的人,十年洗脑的成果,两年时间就被现实击得粉碎,“进步话”从此销声匿迹。

焦国标:就死的模式

最近研读几本有关基督教的书,其中一个现象引起我的注意,即基督耶稣和后来殉道者的死法。耶稣是怎么死的?面对罗马兵丁和犹太看客的戏弄和侮辱,十字架上的耶稣竟为他们祷告:“父啊,饶恕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司提反是基督教的第一个殉道者,死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两年。因见证并传扬耶稣是救世主,司提反被控以亵渎罪,在耶路撒冷城外执行极刑。当乱石雨点般砸来时,司提反平静地跪下祈祷:“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完这话,据圣经《使徒行传》记载,司提反像睡着了一样死去。耶稣的同母弟雅各,因传讲哥哥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被人用石头和棍棒打死在耶路撒冷圣殿门外。死前,他重复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些话:“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基督耶稣为后世门徒不仅树立做人的榜样,也仿佛为他们创下就死的模式。直到十六世纪,在欧洲各国,私自将圣经翻译成方言还是死罪,圣经英文翻译的开拓者威廉·丁道尔即因此被英王判处火刑。临死前,丁道尔不是诅咒国王,而是为国王祈祷:“主啊,请你打开英格兰国王的眼睛!”一千多年间,临难时为杀害自己的人祷告成为基督教殉道者普遍履行的就死风度。这堪称是一个人类奇观,一个可能是仅发生在基督教世界的人类奇观。

中国传统的主要就死模式有两个。一个是戏曲野史小说里草莽英雄的死,常用豪言壮语是“二十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或者“砍头不过碗大个疤,要杀要剐悉随尊便”。另一个是精英人物的就死,如谭嗣同大叫“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南宋文天祥,问了方位,向南跪拜,说“我的事情完结了,心中无愧了”,然后引颈就戮。中国传统中还有一种次要的就死模式,即腰斩后自蘸己血写字的模式。明太祖腰斩高启,后者蘸血写了三个“惨”字而后死。明成祖腰斩方孝孺,方以肘撑地爬行,连写十二个半血字“篡”而后气绝。

中国共产党烈士的就死模式是喊口号。反日烈士是高呼“打到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用Google搜索此口号,得二万二千个结果。赵一曼、吉鸿昌、狼牙山五壮士等,皆呼此口号。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烈士是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用Google搜索,得五千多个结果。江姐、刘胡兰、邓中夏等,临终即喊这个口号。瞿秋白是个过渡性的人物。在赴刑场的路上,他唱《国际歌》,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到了刑场,他瞭望四周,朝行刑人笑道:“此地很好!”然后盘腿坐下,等待枪响。他的死法,混合了中国传统精英和现代烈士的就义模式。

文革时期,中华大地又推出一种别具新意的就死模式,即被动消音模式。代表性的个案是林昭、张志新、李九莲之死。枪决前,林昭,喉管处勒着塑料绳子,口中塞着橡皮塞子;李九莲,舌头和下颚被竹签扎在一起;张志新,被按倒在地,颈下垫砖,不消毒,不麻醉,一把普通的刀子,割断了她的喉管。其中林昭、李九莲之死还有后续,林家被索要五分钱的子弹费,九莲则遭抛尸、奸尸和割去双乳。

史沫特莱的《记鲁迅》里提到鲁迅“写于深夜里”的那篇纪念左联五烈士的文章。鲁迅写道:“中国在革命以前,死囚临刑,先在大街上通过,于是他或呼冤,或骂官,或自述英雄行为,或说不怕死。到临刑时,随着观看的人们,便跟着喝一声彩,后来还传述开去。在我年青的时候,常听到这种故事,我总以后这情形是野蛮的,这办法是残酷的,但现据我看来,古代帝王能给这种允许便证明他们还有勇气,对自己的力量还有自信,这种设施似乎还包含着相当的仁慈,对于那些被判死罪的人还是一种恩惠。”文革不亏是一个“破旧立新”的时代,对被判死罪的人的这种“恩惠”也被破掉了。

张鸣:中国历史上官僚贵族化世袭化是如何被遏制的?

现在关于“二代”的说法很流行,有“富二代”,“贫二代”,还有“官二代”。其中,似乎“官二代”霉头最大,在网上几乎是骂声一片,跟弥漫的仇官氛围遥相呼应。

现在的社会,各个社会阶层大体开始固定化,官员的后代,做官员要比平民子弟更加容易。平民子弟即使可以进入仕途,但在升迁方面,往往会碰到玻璃天花板。也有人观察到,近年落马的高级官员,大多为平民出身。而不断有新闻曝出来,某些官员的后代,凭借父兄的余荫,仕途顺利,早早地就坐上了处级甚至厅局级的交椅。“官二代”之所以遭人恨,其实原因有二,一是现在官员资源多占,声誉不佳,二是“官二代”的仕途,受到特别的照顾,不公平。

历史上官僚贵族化世袭化是如何被遏制的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度,这是一个事实。官僚占有最多的社会资源,也占据着社会最多的荣耀。通俗点说,就是做官就有一切,不做官就没有一切。但是同时,官僚也是政治的主导者,政务的操作者,国家的富强,社会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员的优劣,也依赖官僚制的效率。按官僚制的自身逻辑,这个制度,必须不断地从平民中汲取新生的优秀人士,以保证官僚制的效率,维持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良性发展。所以,历朝历代,官员的选拔,一直都是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但是,中国又是一个以家族为核心价值的国度,官员和他的家族是利益攸关的共同体,做了官的人,有义务给自己的家族(当然包括后代)带来好处。

两汉实行以推荐为标志的察举征辟选官制度,原本实行状况良好。被推举的人,大多是优秀人才。但是,这个制度延续一段时间之后,就出了问题。一来做高官的人,周围的人对其子弟势必高看一眼。即使没有特别的托请,进入仕途的高官子弟,往往也会被人优待。高官的光环投射到自己的子弟头上,似乎非常自然。二来,由于在制度上,高官有推荐人才的权力,对于被推荐的人而言,荐主才是真正改变他命运的人,对他有知遇之恩。待到被推荐的人日后也做了比较大的官,也有能力推荐的时候,他们报恩的最佳方式,似乎就是把恩人的子弟推荐上去,如果已经进入仕途,则在晋升方面拉一把。于是,就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局面,越是高官,其子弟就越是做官的机会多,几代累积下来,就形成了东汉末年的门阀。袁绍和袁术两个人资质平平,但仅因为两人出身四世三公的袁家,弟子门生遍天下,所以,起兵的时候,居然一时形成为最大的两个军阀集团。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由于实行九品中正制,做官干脆成了官宦子弟的专利。吏部选拔,只需查阅各人的牒谱便是。众所周知,这个阶段国家分裂,政治黑暗,主因就是官僚制变成了变相的世袭贵族制。

彻底改变这种局面的是科举制度的实行。我们知道,所谓科举制,就是考试取官。无论什么人,平民还是皇族,只要通过相关考试,就可以做官。其实,在科举时代,对高官和皇族也有优待,不仅子弟可以上比较好的学校,而且有门荫制度,高官子弟,可以通过门荫,直接进入仕途。但是,由于比较严格的考试制度,使得这个时代形成了一种风气,凡是不从考试出身的官员,会被认为没有本事。花钱买官的捐班自不必说,被人看不起。而从门荫入仕的人,也往往被人视为纨绔子弟,同样为人轻视。风气所及,即使是皇帝,也不大看得起这样的人,所以,门荫出来的人,升迁也难。在这种情景下,即使高官子弟,只要有心走仕途,往往得走科举之途,真刀真枪考上。有人研究,自隋唐以来的科举制,能够保证大约有半数的及第者,出身中小士绅和平民,另外一半,多是官宦子弟。官宦子弟以门荫为耻,使得那个时代的仕途后门开的不那么大,从而遏制了官僚贵族化世袭化的倾向。

抢官的“官二代”成为舆论诟病的权力世袭现象

现在中国的问题,首先是在于长期以来,国家并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选官制度,高考制度一度成为变相的科举,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干部选拔依然有另外的途径,没有文化的工农干部甚至还有晋升方面的优势。即使是大学考试,高官子弟也曾有推荐入学的另途,使得高考的公平性大打折扣。在大学毕业生不包分配之后,虽然实行了公务员考试制度,但到目前为止,不仅这种考试还不是国家统一考试,而且进入公务员队伍,仍然存在其他的途径。改革后对进入公务员队伍实行的学历限制,随着“五大”毕业生(电大、职大、函大、夜大、自考)的出现,很快就形同虚设。而对海外留学生的优待,由于一些在国内考不上大学的干部子弟可以通过花钱出去留学,混一个学位,就可以回来享受优惠。现在新生的“官二代”,有相当多的人,喜欢直接进入仕途,趁父辈尚在任上的时候,尽可能快地晋升到一定高度。这些抢官的“官二代”,形成了今天大为舆论诟病的权力世袭现象。

其次,由于官本位的缘故,在任官员掌握了社会上最多的资源,而中国传统的家族观念,依然强固。无论官员本身是否参与,一定级别的官员子弟,无论做什么,只要在这个官员的影响力之内,都不言而喻地会得到人们的照顾。如果这些官宦子弟经商,只要打出父辈的招牌,往往就会一路顺风,获得平民子弟望尘莫及的便利。在改革初期,很多高干子弟往往喜欢利用父辈的余荫去下海经商,获取经济利益。这些人有的是官商,有的是私商,但无论官商私商,他们经商的轨迹,往往有权力的阴影。即使少数人真的如他们所说,上升或者致富,是由于自己的才干,由于大环境如是,依然难以令人口服心服。

正如常识告诉我们的那样,“富二代”和“官二代”不见得都是坏人,“贫二代”也不见得都是好人。但是,这样两种明显的不公平,加上日益恶化的官民矛盾,必然使得“官二代”成为众矢之的。事实上,一些“官二代”疯狂抢夺资源(包括人事资源)的行为,已经成为令人不敢恭维的官场风习的一部分,最大限度地为社会上仇官的情绪添加了燃料。跟平民相比,官员的后代,原本就有竞争的优势,如果连竞争本身都被取消,变成赤裸裸的有权者通吃,那么,由此造成的社会危机,是不言而喻的。

政府不应强化“官本位”的传统

虽然说,一个现代的国家,应该改变官本位的状况,逐渐把官本位变为民本位。但是,在没有改变之前,政府绝对不应该强化这种来自帝制时代的传统。即使仅仅出于保证从平民中汲取人才的需要,出于社会稳定的需要,也必须下大力气保障社会上升渠道的畅通。不至于让平民的精英,因没有上升渠道,永沉下僚,因而心生怨恨。而保障平民精英上升渠道的唯一办法,就是以国家之力,确立一个官员选拔的制度,并严格执行。同时,用制度保障一定比例的平民子弟的晋升。

当下,存在一种相当危险的思想倾向,即在官员选拔中,引入所谓世袭的政治可靠的因素,人为地在官员选拔中,划分出莫须有的“自己人”界限。这种倾向,如果不是某些势力刻意为“官二代”进入仕途并快速上升造势的话,那么就是政治上的超级糊涂。这样做,事实上在“官二代”和平民之间,划出了一道深深的鸿沟,除了激化“官二代”和民众的矛盾,让仇官情绪更加高涨,没有任何好处。

一般来说,即使在传统王朝政治比较清明的时期,民众的仇官情绪依然存在。人们仇官,但同时也羡官。既仇恨权力,又羡慕权力。这是官本位社会必然的伴生产品。但是,如果从根本上根绝了平民上升的渠道,让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变成官,或者很难变成官员,那么,平民的仇官,就会达到一种无以复加的程度,变成一种非常可怕的力量。这样的力量一旦产生,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天下就不太平了。所以,无论如何,现在处于优势地位的官员以及官员的子弟们,一定要清醒,千万不能以赢家自居,肆无忌惮地通吃。在正常市场竞争条件下,通过竞争达成的赢者,想要通吃都是危险的。更何况,人们并不认为现在官场上的赢者,是真正赢者,硬要通吃,最终最危险的,其实是这些人自己。“官二代”身上的魔咒,只能用自己的行为解开,如果不思开解,麻烦很大。(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韩寒:诸恶与众善

最近有一篇,流传甚广,叫《不要给西南灾区捐水了》,署名是韩寒。这篇文章并非我写,我的所有杂文的出处都会在我的博客中,如果博客里没有出现过(注意,是出现过,因为我不能保证文章出现以后能一直出现着),那就是没有写过。这篇文章我大致看了,很明显,文中类似“我曾经说过,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去颠覆你们二十多年来形成的价值观,因为生活中很多在你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观念都是错误的”这样的话,是不会出现在我的文章里的。

对于本文背后作者的观点,我认同一部分,但对于主观点我不认同。在四川地震前,我已经知道原来红十字会是有一个所谓的手续费的,这个手续费的比例很高。到了四川,我们去了红十字会,当时老罗和我说起此事,我和老罗还说,如果捐款很多,岂不是光手续费就能够收几十亿?我寻思着要不要写这个文章,但是到最后,我都没有写,因为我不能在那个时候打击大家捐款的热情,这个近些年一直表现的自私冷漠的民族,多么难得有如此团结向善的时刻。后来我只是说,我不会向官方机构捐款,手续费是一方面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我并不了解最终捐款的去向。好在最终红十字会宣布免收手续费。

至今我一直有一个疑惑,就是比如某处灾难,救灾最终需要一亿,民众积极捐款,捐到了五千万,那到底意味着救灾总款变成了一亿五千万呢,还是救灾款依然是一亿,但是我们捐给了政府五千万?它困扰了我很久,最终解决的方法是各帮各的,各行其善。

西南大旱,天灾人祸都有,无论一个政府做的有多么不到位,都不能妨碍你以个人的身份行善的决心。事实上,经过了汶川地震,震后又出现了一些让人失望的新闻,大家的善心抗震程度又有所提高,之后的几次天灾,民众的热情程度一直不是很高,包括这次西南大旱。但你需知道,也许只有你知道,在你的一身中,一定犯下了罪孽。虽然在这个压力这么大的社会里,我们恨不得都是需要扶助的对象,但是力所能及的慈善,不光是为了让这个世界更加有希望,也是为了减轻你自己的罪恶,这个事情和政府无关,但是和社会有关

有一句话: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但是如果诸恶一直在作,甚至越做越过,乃至是非颠倒,这一切都不影响后面的那句,众善奉行。

只有众善够重,诸恶才能被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