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研读几本有关基督教的书，其中一个现象引起我的注意，即基督耶稣和后来殉道者的死法。耶稣是怎么死的？面对罗马兵丁和犹太看客的戏弄和侮辱，十字架上的耶稣竟为他们祷告：“父啊，饶恕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司提反是基督教的第一个殉道者，死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两年。因见证并传扬耶稣是救世主，司提反被控以亵渎罪，在耶路撒冷城外执行极刑。当乱石雨点般砸来时，司提反平静地跪下祈祷：“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完这话，据圣经《使徒行传》记载，司提反像睡着了一样死去。耶稣的同母弟雅各，因传讲哥哥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被人用石头和棍棒打死在耶路撒冷圣殿门外。死前，他重复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些话：“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基督耶稣为后世门徒不仅树立做人的榜样，也仿佛为他们创下就死的模式。直到十六世纪，在欧洲各国，私自将圣经翻译成方言还是死罪，圣经英文翻译的开拓者威廉·丁道尔即因此被英王判处火刑。临死前，丁道尔不是诅咒国王，而是为国王祈祷：“主啊，请你打开英格兰国王的眼睛！”一千多年间，临难时为杀害自己的人祷告成为基督教殉道者普遍履行的就死风度。这堪称是一个人类奇观，一个可能是仅发生在基督教世界的人类奇观。
中国传统的主要就死模式有两个。一个是戏曲野史小说里草莽英雄的死，常用豪言壮语是“二十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或者“砍头不过碗大个疤，要杀要剐悉随尊便”。另一个是精英人物的就死，如谭嗣同大叫“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南宋文天祥，问了方位，向南跪拜，说“我的事情完结了，心中无愧了”，然后引颈就戮。中国传统中还有一种次要的就死模式，即腰斩后自蘸己血写字的模式。明太祖腰斩高启，后者蘸血写了三个“惨”字而后死。明成祖腰斩方孝孺，方以肘撑地爬行，连写十二个半血字“篡”而后气绝。
中国共产党烈士的就死模式是喊口号。反日烈士是高呼“打到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用Google搜索此口号，得二万二千个结果。赵一曼、吉鸿昌、狼牙山五壮士等，皆呼此口号。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烈士是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用Google搜索，得五千多个结果。江姐、刘胡兰、邓中夏等，临终即喊这个口号。瞿秋白是个过渡性的人物。在赴刑场的路上，他唱《国际歌》，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到了刑场，他瞭望四周，朝行刑人笑道：“此地很好！”然后盘腿坐下，等待枪响。他的死法，混合了中国传统精英和现代烈士的就义模式。
文革时期，中华大地又推出一种别具新意的就死模式，即被动消音模式。代表性的个案是林昭、张志新、李九莲之死。枪决前，林昭，喉管处勒着塑料绳子，口中塞着橡皮塞子；李九莲，舌头和下颚被竹签扎在一起；张志新，被按倒在地，颈下垫砖，不消毒，不麻醉，一把普通的刀子，割断了她的喉管。其中林昭、李九莲之死还有后续，林家被索要五分钱的子弹费，九莲则遭抛尸、奸尸和割去双乳。
史沫特莱的《记鲁迅》里提到鲁迅“写于深夜里”的那篇纪念左联五烈士的文章。鲁迅写道：“中国在革命以前，死囚临刑，先在大街上通过，于是他或呼冤，或骂官，或自述英雄行为，或说不怕死。到临刑时，随着观看的人们，便跟着喝一声彩，后来还传述开去。在我年青的时候，常听到这种故事，我总以后这情形是野蛮的，这办法是残酷的，但现据我看来，古代帝王能给这种允许便证明他们还有勇气，对自己的力量还有自信，这种设施似乎还包含着相当的仁慈，对于那些被判死罪的人还是一种恩惠。”文革不亏是一个“破旧立新”的时代，对被判死罪的人的这种“恩惠”也被破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