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参与到共同的历史中去

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东道主，感谢在座的各位同行，因为你们的慷慨，使得我虽然不能到场，但是仍然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

就会议“遗产”这个话题，我想谈谈自己所继承的“遗产”，以及它们与现在的联系。它们也正好体现在这样几个故事当中。

2009年5月10日，钱理群先生、秦晖先生、徐友渔先生与我等二十来个朋友，我们在北京召开了有关1989年“6·4”的会议。我们觉得二十年了，不能继续停留在对于此事的“官方定论”当中，应该发展出不同的表述，不能继续将这么大的事情，从人们的记忆中尤其是公开谈论当中抹杀。

对于我个人而言，“6·4”这件事情实际上构成此后思想和工作的重要起点。那就是：能够打碎我邻居头颅的子弹，同样也能够将我的脑袋射穿。

于是我需要找到另外一些概念和语言，它们能够承担起这种裸露的、毫无庇护的处境，能够与这种无权的易受伤害的处境相匹配。这种处境是我的，也是千千万万普通人们的。如何将这种被取消的、暗哑的处境，转变为可以看见、可以听见因而可以被恰当了解，这是一个需要面对的难题。

在这个意义上，将“6·4”称之为“遗产”是不恰当的，实际上它从来没有离开过身边的人们和我，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在承受这个难以承受的事情及其后果。至今遇难者母亲们不能在公开场合中露面，压制母亲们的力量也在压制其他悲伤的面孔。在大街上针对手无寸铁的人们所施行的暴行，对于我们民族的影响是深远的、难以估计的。

第二个故事是这样的。2009年12月底，主要是因为零八宪章而被捕的刘晓波博士，在被关押一年之后开庭。在庭审宣判的前一天（12月24日）晚，我开始电话及email访问知识界的一些同行，从刘晓波的博士生导师到他的同班同学，开始是一些与他直接打交道的人们，后来扩展到知识界的各路人马。我给自己所确定的访问对象是从八十年代一路走过来的人们。

为什么是八十年代？在我看来，“零八宪章”中大部分话题，都是在那个时期、不同的人们在各种场合谈论过的，而同样在1989年之后，它们被强行中断。无论如何，这是我们一段共同经历的道路，是一段共同的历史记忆，需要对我们自身的历史，对自身走过的道路，尤其是那些生长点、当年那些新的思想空间，抱有一种忠诚和忠直的态度。

实际上，被称之为“拨乱反正”的年代，也是我们这一代人从中生长、获取对于世界基本眼光的年代。尽管它有许多不成熟，后来的形势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它的一些基本命题——比如有关“社会进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反对专制和特权”，尤其是那样一种反思和批判的精神，以及借助历史来看待现实的眼光，奠定了我们日后的一些重要思想基础。忠诚于这样的起点，便要求人们不要急于更换“我们的世界图景”，乃至让那些沉入地下的人们，经过我们自己之手，陷入永久的沉默。

我为这个“红色遗产”会议提交的论文关于八十年代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这是八十年代的一个理论亮点，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名义之下进行的。争论的焦点包括——马克思是从“社会关系”出发还是从“现实的人”出发；马克思主义仅仅是解释历史还是包括对于历史的评价，即是否体现一种价值观在内；以及有关“物的价值”还是“人的价值”、马克思所批判“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如何在中国演变成了“权力拜物教”，甚至包括对于现代化最初的反思，环境和生态的问题也提了出来。争论的一方为当时的《人民日报》副主编王若水先生、刚从劳改农场回来的高尔泰先生等，另一方面则是当时的中宣部长邓力群。争论的结果是权力大过真理，王若水被从《人民日报》免职，1987年被从党内除名，至今他的名字很少在公共场合中出现。

 第三个故事是最近发生的。今年3月3日与4日连续两天，我被要求不在3月5日这一天，去三联书店的二楼和宋庄美术馆，因为在这两个地方有举行纪念遇罗克的活动。四十年前的这一天，遇罗克被判死刑并执行，时年27岁。因为他写了一篇《出身论》的文章，驳斥了文革初期流行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安放在宋庄的遇罗克雕像上面刻着他这句话：“任何通过个人的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这样一种来自权力中心和体制之外的平等诉求，为官方所不能容许。

 时隔四十年，不允许纪念遇罗克这件事情，令人无法接受。一个已经成为雕像的人，他的危害性何在？1979年11月底，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遇罗克无罪，当时不止一个大媒体都发表了长篇通讯，介绍遇罗克的事迹。难道过了三十年，这个人的罪名又复活了？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所谓“遗产”的现实性，在那遥远的岁月深处，金子般的思想仍然在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芒，对当下仍然具有强大的穿透力。

结果我的朋友与我在3月4日这一天（即提前一天），赶赴宋庄，一起在遇罗克的雕像前献上花篮和我们的献词。这样做是为了表明一种公开的态度：参与到我们曾经的历史当中去，担负起我们共同的记忆，包括那些不光彩的事情。在这样的历史面前，也许我们一个人都是有原罪的，也许每个人不同程度都是有负担的。

可以说，这部历史不管有多么晦涩，有多么痛苦，多么令人不堪回首和感到羞耻的地方，但是，那就是我们的过去，是我们的前人留下来的这个世界，我们直接继承了它，我们在它所提供的条件之下生活和成长，在它规定的范围之内学习和得到训练，我们不可能有另外一个出身。所有发生过的事情，也不可能通过一番别的阐释，而将它们彻底改写。

当那些悲惨的事情发生时，我们的前人也许没有足够的智慧，不能令人效仿，不能给其他民族提供参照的东西，这的确有些丢人，有些令人难为情，但在今天，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更加重要的是，今天的我们，是否愿意正视这样的历史，从中汲取恰当的教训，尤其是建立和发展出一些基本的界限、尺度和视野，牢牢建立起一些基本警觉，由此而开始走上一条智慧的道路。

也许，对我的耳朵来说，谈论“遗产”有些奢侈，或者这个话题有些太早——被认为是过去的东西，实际上许多仍然以“现在时”的方式正在进行，这就是我们身处其中的现实。而当我们在这里谈论，也都是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参与到这个现实中去，与它发生不同意义上的互动。

 

  2010/3/30

一百多年前，上海租界的法庭上出现了律师的身影。1904年发生震惊一时的“苏报案”，国学深湛的章太炎和少年邹容相继入狱，清廷作为原告，与他们这些被告，分别聘请外国律师，就言论有罪还是无罪的问题，在法庭上展开一场又一场唇枪舌战，每次的公开审理，《申报》等报纸都有追踪报道。结果，不可一世的朝廷也未能如愿以偿。虽然，我们今天已很难知道，在这一起载入青史的文字狱中，律师的出场，对于最后的审判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但这一幕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

不过，那只是发生在上海的租界里，在清廷按照前法治方式垂拱而治的地方，律师在那时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角色，在我们的民族记忆里只有不具合法地位的讼师。“苏报案”三年以后，鉴湖女侠秋瑾在浙江绍兴被杀戮时，没有法庭公审，没有律师辩护，没有最后陈述，一句话，还没有一切近代的法律程序，只有秋瑾留下的一句绝笔：“秋风秋雨愁煞人”，百年来回荡不息。

1912年元旦，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横空出世，浙江、江苏各地的律师就要发起律师公会，上海14名律师成立了“中华民国辩护士会”（或称“中华民国律师总公会”，到年底解散时已有170多会员）。当年9月12日，司法部颁布《律师暂行章程》，正式确立了律师的地位。虽然在此之前，1910年颁布的刑法草案已经为律师的存在提供了法律依据，少量的本国律师事实上也开始在上海这样的通商口岸执业。到1913年8月，全国有1520位律师获得执照，多数在日本学习过法律，少数毕业于本国的法政学校。

1913年，青年邵飘萍时在杭州办《汉民日报》，因笔下不留情得罪当地权势人物，被告上法庭，浙江第一律师公会会长阮性存律师出庭为他辩护，以胜诉告终。在“宋教仁案”中，律师杨景斌为成了众矢之的嫌疑人应桂馨辩护，在几乎一边倒的公众舆论和政治情绪的压力之下，他却要求保证嫌犯的人身安全，要求嫌犯在上海地方审判厅受审，以保证司法制度的独立，等等，结果被司法部吊销了执照，上海和周边各地律师公会纷纷为他执言。这是律师为捍卫合法程序和律师职业权利做的一次努力。此后，在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我们都能听到律师的声音，看到他们傲然独立的姿态。一些在政坛上浮沉多年的人物，在离开权力场之后，也会选择律师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职业，做过国会议员的刘崇佑、沈钧儒，做过教育总长、司法总长的学者、政论家章士钊，曾参与起草《临时约法》、在民国前十五年三任司法总长的法学家张耀曾，做过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法制编纂馆的董康……，都是当年享有盛名的大律师。

1927年7月，国民党南京政府颁布新的《律师章程》及《律师登录章程》，其中最显著的变动就是女性也可以成为律师。中国的法庭上因此出现了史良这样年轻的女律师，她于1927年毕业于私立上海法科大学，能背诵“六法全书”，几年后拿到律师资格，1931年开始在上海执业。到1937年，仅上海律师公会就有1328名律师。从1918年到1933年，东吴大学法学院645名毕业生中，有228名在上海做律师，其中包括9个女性。

历史不会忘记，1933年4月，国民党主宰下的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审理陈独秀等“危害民国”案，与陈独秀一起办过杂志、政见并不相同的老朋友章士钊挺身而出，义务为他辩护，在法庭上雄辩滔滔，从法理、逻辑和事实多方面证明，“政府不等于国家”，“反对国民党及其政府，并非反对国家”。他的辩护词洋洋万言，经当时《申报》、《大公报》等报刊的报道、转载，轰动视听。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长程沧波发表社论《今日中国之国家与政府——答陈独秀及章士钊》，进行反驳，章士钊则在《申报》发表《国民党与国家》一文予以回击，这场法庭内外的论战，不仅凸显出当年律师的风采，更让后人感慨的是章士钊的辩护词和陈独秀的自辩词，当年一经出版，就被一些大学的法学院列为了必备的参考书。我们从中可以深刻地体悟到，律师不是孤立的，没有新闻界、出版界、教育界等领域存在的正气，没有社会各层面的合力，无论是多么有胆气、有职业水准、有道义追求的律师也不太能有什么作为。换言之，没有社会大舞台上的各种角色，律师不可能单独演出精彩的活剧。章士钊律师的辩护未能改变国民党方面对陈独秀的审判结果，但他维护了法律和律师的尊严。

发生在抗日战争前夕的“七君子案”，沈钧儒等七君子因为组织“救国会”、号召抗日而入狱，七个人中律师就占了四个（沈钧儒、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为他们七人辩护的律师团更是一个庞大的阵容，21名律师皆一时之选，包括张耀曾、李肇甫、陈志皋、江庸、汪有龄、江一平、刘崇佑、张志让等，当年中国律师界的精华几乎倾巢而出。这些律师既有做过司法总长、国会议员、大理院（最高法院）审判长的，也有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和苏州的律师公会会长，其中许多名律师都是仗义而来，义务为他们辩护。“七君子”的政治观点，他们并不是完全认同，有的甚至不无分歧，比如对于组织“人民阵线”，张耀曾等律师就不赞同，汪宝楫之所以做沙千里的代理律师，是因为同乡关系，“尽可能的帮助一个朋友，而不是为了表明某个政治立场”。但是，针对起诉书对七君子“危害国家”的指控，律师团明确指出起诉书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是对法律尊严的摧残，也是对历史功罪的妄断。很长一段时间，法庭上和新闻媒体始终回荡着当事人、律师和报人的浩然正气。

1948年，南京《新民报》被国民党当局下令停刊之后，陈铭德、邓季惺夫妇曾聘请章士钊、江庸、江一平、周一志等六个律师，起草了万言“诉愿书”，从法律、事实、情理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有力的申辩，要求撤消处分。这份于情于理于法都无懈可击的“诉愿书”如同石沉大海，最终归于无效。尽管如此，他们诉诸法律层面的抗争、努力也并非毫无意义。在前法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的时代，公民运用法律的武器，一点一滴地在法制框架内维权，也许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天长日久，这种积累会导致社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关键是这种努力可持续的、长期的、韧性的，律师的作用也因此举足轻重。这就和那种诉诸一次性的冲动，很过瘾、很激烈的选择呈现出了不同的方向。在长远来看，前一种选择即渐进的积累所争得的进步无疑更可靠、更坚实。

历史也不会忘记当年律师协会的作用，这个律师行业的团体在社会不义面前并不缺席。1933年，江苏镇江《江声日报》经理兼主笔刘煜生因文字狱而遭枪杀，举国上下的抗议声浪中不仅有新闻界团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及其他社会团体的声音，还包括全国律师协会在内，他们公开通电，提出追究、惩办责任者的要求。国民党当局被迫作出回应，先后发出《保障正当舆论》、《切实保障新闻从业人员》的通令。1936年，沈钧儒、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四位上海律师公会成员被捕，其中沈、沙还是执委会委员，在他们入狱期间，“公会内部从来没有人建议和也从来没有任何行动来填补他们的职位。”相反，1937年8月初，当他们获释之后，执委会通过决议，为四位会员举行晚宴以致慰问。

当然，律师不仅要维护公民的言论自由、人身自由和生命的权利，律师也担当起了捍卫公民财产权和其他正当权益的职责。年轻的史良早年在上海开律师事务所，就是因为打民事纠纷官司而一举成名。在她办公室的桌上摆着一个醒目的银盾，上面镌刻着“人权保障”四个字，她不断以此自勉，要做一个正直的律师。律师执业不仅要直面不按法理、法条出牌的强权，而且要直面形形色色的社会恶势力，包括炙手可热的黑社会、助纣为虐的讼棍（律师界的败类）。张耀曾在上海执业就曾多次遭遇这样的案件，有人劝他放弃，他说，律师的责任就是保障人权，如果无人在法律上为弱者说话，岂非律师之耻？“虽知与此种恶势力抗，殊多危险，然职责所在，亦不敢辞。”这些话至今听来依然令人动容。

自徒步串联以来，在瑞金停留了差不多十二天之久，凡是可供瞻仰的胜迹，我们基本上都去过了，甚至还参观了苏维埃大学的旧址，列宁小学的旧址。其余的时间，大概就是逛街市了。记得有一回我和女队友小范去逛“自由市场”（当时有买卖农副产品的小市场），我们还牵着接待站一位工作人员的三四岁的小孩，结果有个小贩就问我们：是你们的孩子么？当时我窘极了，心想，你什么眼神呀？没看见我们是红卫兵么？我才二十二岁，人家小范才十九岁，怎么能有这么大的小孩？小范也是一声不响，装作没有听见。

在长沙参加进来的四位女生，跟我们一起长征已经快四十天了，互相之间应该很熟悉了。但是大家都一本正经，发扬“阶级友爱”精神，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看不出哪个男生觊觎哪个女生，或是哪个女生对哪个男生特别垂青。大家既封建，又革命。至少在我们长征串连的那段日子里是那样。以至于多年以后，我回忆不起来四位女生在长征队有哪些特别的表现，有怎样的事迹。

我们在瑞金，除了参观访问和闲逛，就是争论应该步行长征呢，还是应该下厂矿农村支持工人农民造反？争论大概比较激烈，这从队友某的笔记里可以看出端倪：“一月五日早，于瑞金。确实像人民日报红旗社论指出的，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种新局面的出现，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深刻的迫切的任务：迅速地去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我们长征的实际，一定要服从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我们应该迅速地作为小学生（学习贫下中农，熟悉群众熟悉社会熟悉阶级斗争，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改造自己的思想），宣传员（宣传毛泽东思想），战斗员（造修正主义的反，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和工农群众一道去攻那些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盘踞的阵地，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正如社论指出的：知识青年、学生青年要下厂下乡，去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组织起几万万的大军。这种任务是迫切需要完成的。迅速去，蹲长些。”根据后来的情况看，我与队友某相反，主张抓紧走路，按计划走到延安去。

在瑞金，我们拜访了很多革命老人，“咨询”长征，听他们讲革命故事。

据队友某记载：“一九六七年元月五日傍晚。于沙洲坝。我们怀着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无限热爱，二次上沙洲坝，收集毛主席在沙洲坝的故事，同时去受教育。我们听了当时区苏维埃劳动部长李永坤讲的故事。”

据信当时在赣南老区，有很多“光荣敬老院”，多半是参加过苏维埃时期革命的老人的养老之所。这位前劳动部长李永坤住在沙洲坝的瑞金光荣敬老院里。据他讲，毛经常下田劳动，或者帮助红军家属砍柴。他还讲了这样的事：“有个反动富农破坏扩大红军，我们捉住他公审，毛主席来看我们审问。当时地主富农受我们监督，毛主席建议富农地主都要打记号：地主头上剃一道壕沟，反动地主剃个十字，富农剃一道弧。”给地主富农做记号，在毛怕是经验之谈。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就写着大革命中如何给地主戴上高帽子游街的事。一九六六年的文革，戴帽子挂牌子游大街盛行一时，其规模与花样翻新，乃是大革命和苏区时代所望尘莫及的。我的初中语文老师，是女教员，她和所有的女教员被本校的红卫兵剃去一半头发，号称阴阳头，拉上游行。而且每人当头被泼上一瓶墨汁。如此看来，文革的这一套，乃是对毛当年所作所为的继承和发展。其实红卫兵和老师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只是在毛思想的蛊惑下，觉得如此做事，既革命又很好玩。呜呼！说我们中国人缺乏人格尊严，少骨气，然而把蹂躏人格不当一回事的国土，人谈得上什么尊严和骨气呢？毫无尊重生命也就是蔑视生命的国民性造就了缺乏人格的国民性啊！

我的笔记本上还有一位署名肖连德的老红军的题词：“继承老红军艰苦作风，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沙洲坝公社光荣敬老院老干部肖连德”。时间是六七年元月六日。

元月七日，我们访问一位名叫杨珩炬的老同志，讲毛的故事，他当过娘子军独立营营长。

在瑞金我们找到一位名叫赖忠光的人，约摸五十岁年纪，极为健谈。我们对他肃然起敬，是因为他曾经是林彪副统帅的警卫员。我们请他讲革命故事，他欣然同意，讲得很风趣。以下是他的故事：

“我十二岁参加了红军游击队，我从未读过书，是放牛大学毕业的，我放牛丢了牛，便当了红军。我也是枪杆子大学毕业的，我们知道一点革命道理，应该和大家谈一谈。

“我是瑞金人，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后，贺龙叶挺的部队南下打广州路过瑞金，（打广州失败后，贺龙到湘西当农民，叶挺在广州开饭馆）。那时瑞金才开始有共产党支部，支部设在瑞金一中，当时叫锦江中学，党支部在农村发展协会，开展革命斗争，一九二七年冬，毛主席带了一百多人从井冈山到瑞金，武器大多半是梭镖、大刀、土炮；步枪很少。进攻瑞金，烧了街门，打开班房，把里面的穷人放出来，让‘释放政治犯’写标语，然后召开穷人大会，毛主席讲了话，号召打土豪分田地。随后又扩大红军，标语上写的是：”万户欠了我的钱，千户百户莫管闲，穷人跟了我们走，月月六块钱。‘

“毛主席在瑞金住了两三天就走了，不久我们成立了人民政府，瑞金的大地主都跑到福建石城县，搬警卫团赖世忠打我们。他们约定打下瑞金城后由警卫团的人当官。我们方面集合了许多农民赤卫军、少先队，包围了敌人，天亮后城四周一片牛角号声，喊杀声遍野，最后警卫团全部被消灭了。我们把赖世忠的头割下来，悬在城门上。这次战斗我们缴获了步枪八百多支，势力一下子扩大，便打会昌，打宁都。

“一九二八年毛主席第二次来到瑞金，从井冈山带来六七百人。宁都的敌人来进攻毛主席，毛主席诱敌深入，把包括团长在内的一千多人全消灭。这时成立了临时中央政府。为了扩大红军，成立了招兵站，报名的人太多，连饭都做不过来。就像现在的红卫兵接待站一样。

“一九三〇年红军队伍扩大了，编了一、三、五、七、九军团，少年国际师、补充师、独立师。苏区面积很大，地处闽、赣、湘、粤四省交界，有二十多个近三十个县都属中央人民政府管辖。

“蒋介石调了一百万兵力剿匪，我们红军只有十几万。当时我由游击队调到中央警卫连，保卫毛主席，我在连部当通讯员。毛主席经常到外地检查工作，和干部战士打成一片。主席特别深入连队，关心士兵，他要求连队干部开展政治教育。当时红军吃饭只有一盆菜，有一次毛主席到一个连部，连长给他两盆菜，一盆冬瓜，一盆猪肉。主席说，你们这里生活还不错，我一来就碰上你们吃肉。连长说，我们生活还好。毛主席到厨房一看，战士们都是一盆冬瓜菜，主席赶快跑回来，把给他的一盆猪肉给每个班都赶了一些。吃饭时，毛主席批评了连长，说，一定要官兵平等。毛主席经常和群众在一起干活，一面干活一面问生活好不好？对政府有什么意见？所以群众有什么话都愿意跟主席说。有一年过年，一个农民请主席吃饭，说你给我们耕了田，我请你吃饭。主席问吃什么？农民说吃红薯。主席说好吧，去吃一点。有一个群众给他做了一盆好吃的饭，他批评了群众，一定要吃番薯。沙洲坝人民没有水吃，都说那里没有水，毛主席发动群众开了一口井，群众都说毛主席真有办法，地下有水他都能看见。

“毛主席对我们警卫连非常关心。当时我们喜欢玩瞎子捉瘸子，丢手帕，毛主席经常在一旁看，给瞎子加油。有一次丢手帕，毛主席站在旁边看，一个战士很调皮，偷偷把手帕放在毛主席身后面，毛主席很巧妙地用脚把手帕踢到旁边。战士捉住他，他说，你看错了，帕子这不是在他后面么？那战士一看，果然帕子在别人身后，于是那身后有帕子的战士只好唱歌，毛主席还喊加油！再来一个！

“有一次我在池塘边捉鱼，毛主席来游泳，叫我同游，我不敢，毛主席牵着我下水，走着走着，水到鼻子下面了，我说我不敢了，毛主席说不要紧，我保你的险。他用手托着我的下巴，教我。我游着游着，一松手我吃了几口水，主席又把我托住。不知不觉我学会了游泳。我们战士好玩水，毛主席常集合起我们，告诉我们游泳的要领，教我们游。

“一九三三年我调到一军团，林彪是军团长，聂荣臻是政委，左权是参谋长，朱瑞是政治部主任，邓小平是副主任，我所在的师师长是杨得志，当时我们没有兵工厂，全靠运输大队长蒋介石送。

“国民党几次围剿都失败了。第四次反围剿后，党中央从上海迁到瑞金。中央委员分工，博古管军事，王明管军队政治，毛主席管地方，当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明博古掌握了军权，军事慢慢失败。第五次反围剿，王明博古采取分兵把守，把红军分散了。红军在敌人碉堡面前修工事，挖战壕。敌人进攻，红军死守阵地，敌人用大炮轰，用飞机炸红军阵地，红军伤亡惨重。敌人攻占了红军防线，红军退筑工事，继续死守。这样苏区越来越缩小，最后只剩三个县。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动员红军撤出，提出打到敌人外围去，发动运动战游击战。

“长征途中，毛主席始终和一军团在一起。当时我们不晓得这叫长征，到了西康少数民族地区，我们以为到了外国。把藏文当成英文。到了延安后才知道这叫长征。长征分三路，一三军团从于都出发，另一路从会昌出发，第三路从福建广东出发。

“红军打到贵州遵义，第二次攻占遵义后，休息了十多天，中央开会，我们学习、讨论。后来全军讨论王明路线，毛主席取得了领导地位。到达毛儿盖以后，召开一四方面军营以上干部会议，互相介绍师一级干部，选张国焘为副主席，毛主席是正的。张国焘不服气，进入草地后，他不肯北上，要南下，还扣下一方面军的红军，把朱德扣下，手枪没收了，马也交了，警卫员也解除了。朱总司令没有权力了。一天从这个连队看到那个连队，闲着没事。四方面军编戏编歌骂毛主席是逃跑、胆小，怕死，让扣下的一方面军跟着唱，一方面军战士都不肯唱。林彪火了，架起机枪和张国焘谈判，说你要南下你南下，我们要跟毛主席。四方面军在草地里转了几个月，死了几万人。后来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在草地会师，贺龙连劝带强迫，使张国焘北上。到了宁夏，张国焘不肯去延安，命令四方面军过黄河打通国际路线，过去了两个军和一个妇女独立团。后来毛主席指示不准过黄河，谁过了就打谁。张国焘没有跑成。

“张国焘到陕北后，全党组织批判他，四方面军师以上干部受到严厉批判。张国焘由副主席改为农垦部副部长。后为边区政府主席，他心里极为不愿意。有一次他请假要去玩，毛主席批准了，还把东北军送给自己的一辆小汽车给他。张国焘乘车到洛川县山上玩，玩了一会，打发一个警卫员去买饭，接着派另一个警卫员去催。两人都离开了以后，张国焘只身投向西安特务机关。后又到南京。他的警卫员回来一看，首长不见了，没办法只好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很生气，把警卫员关了几个月的禁闭。”

赖忠光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们听得津津有味。特别是草地上一四方面军对抗的事，是我们闻所未闻。我们的教科书根本没有介绍此事。我们虽然在课堂上听过张国焘搞分裂，但是没有想到有这样严重。只是一笔“红军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就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事轻描淡写带过。令我们心中留下许多疑问。

这位赖忠光能说会道，不过有些也是信口开河。例如王明并没有到过苏区，他却说王在苏区管军队政治。还有西路军的问题。我不明白的是，他这样有口才的人，又是老资格，怎么没有当上大官？莫非犯生活作风问题了？

据队友某记载：“元月十日，下午参观乌石垄。给光荣院敬老院送毛主席的故事后，就去参观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总司令办公室住所。（介绍略）”

乌石垄在瑞金城西八里处，一九三三年年中央军委由叶坪迁到此办公。当时我们没有注意到，在距中革军委机关不远的一垌稻田旁，有一间孤零零的房子。那是专门给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李德建造的。

在瑞金一住就是十二天，我们谁也不提出发的事。算起来，我们已经步行了一千三百二十二华里的路。雨中上山下山之苦，一想起来就胆寒。然而可参观的都参观了，可访问的也访问了，再没有冠冕堂皇的理由让我们继续闲住了。于是在元月十一日出发，我们的目标是信丰县，决定走直线。刚练出来的腿又须从头重练啦！

元月十一日我们从瑞金出发，当晚到西江宿营。

近日看了殷谦先生一篇杂文《中国作协为什么不敢直面批评？》在那篇文章中，殷谦先生说的很婉转，对中国作家协会在重庆开会期间的事情写的很详细，殷谦先生说他有幸参加那一场会也是受到了特邀的情况下，这不难看出那一场会是多么的假，对于中国作家而言，良心这种东西，好象他们并没有太多的权利从嘴中说出来，在殷谦先生那篇博文中，偶然的情况下看见了一新浪网友的留言，而殷谦先生也最了回应，当我去了陆天明博客看的时候发现，陆天明先生竟然会不认识同样是作协会员，同样是作家的殷谦，而最后竟然还说出了一些另人头疼的话。

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都是一群道貌岸然的家伙，真不知道陆天明先生为什么会在那篇博文中，说出“二百多人集体没良心？”屁话出来，要知道在从古到今以来，没良心的人多了，谁又知道那两百人中都是正君子而非伪君子呢？殷谦先生的确在那篇博文中，用了很婉转的口气写出了一篇真相出来，可就是因为这篇博文，中国作家协会开除了他的会籍，我不知道作家协会是以那条来开除他会籍的？难道就是凭借着殷谦先生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道出了一些让你们头疼的真相吗？还是其他，让你们如此的恨其人，假如真的是因为那篇博文而开除殷谦先生的会籍，那我就真不知道在中国作家协会开会的那两百人中是否还真的应有陆天明所说的良心？

回顾被视为假新闻的报道而言，作家协会的官方回复和那酒店开具的证明，中国作家协会的做法，也只是让一群不明真相的围观者看到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笑话，在那篇《华西都市报》的报道中，报社的记者的确有一些地方并不是很具有真实性的，例如作家协会的会员都集体入住了总统套房，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错误，华西的记者应该很容易就很发现的，可他们并没发现，在中国一些团体中，只有领导者才能住总统套房，这也不是什么秘密，陪过一些领导去出差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些，首先领导是爱面子的，这是古往今来都这样，面子一直是我们国家所不能改变的，从民间到官方面子一直占据着比较高的位子，从面子方面来看，当时华西都市报的报道并没有达到“失实”的程度，而是在有些地方用词不当才引来了无数的争议。

本以为此次事件之后，作家协会会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可惜大家也只是看见了所谓的公告，而那公告和《华西都市报》的“致歉函”，就在这个时候，好不容易看见了所谓的中国良心作家的出现写出了一些大众并不知道的事情，当然这里指的大众并不知道，是指没有参加此会议的群众肯定是不知道真相的，在这里本人一直都很欣赏殷谦先生这位中国真作家，至少他比那些到现在还不敢承认的假作家要强许多，对于这个国家而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并不是意味的用一些虚假的文字去强奸那些不明真相的读者，这是非常不厚道的，在中国现有的作家中，殷谦先生和颇有争议的八零后作家韩寒一样，一直都在靠“良心”而写作的，对于现在中国作家协会而言，“良心”一直属于一个假命题，他们没有太多的良心，却有喜欢用良心来大做文章，真不知道这群自以为拿笔的人为什么总是喜欢与“婊子”其名。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中国的作家早已失去了一个真作家的信念和职业情操，他们的作品中很大一部门属于一些自以为很高雅，其实并不然，要真的想看见那些作品的真实面目只需要剥下那层包装纸就会发现，里面早已变质，作家协会的会员们一直都在用变质的作品唱着高雅的歌曲，然后在向告诉别人这作品多么多么的真实，多么多么的具有历史价值，多么多么的有见识等等一些空话，但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假的，对于真实的事情，他们并不没有真正的用自己手中的笔写出来。

记的每年诺贝尔文学奖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喜欢讨论，从官方在到民间都会讨论，我现在明白了，一群写“假”作品的作家国能有什么资格得那奖呢？什么叫文学？那群人应该比谁都清楚，可他们写的那东西叫什么？就是一部部以“假”乱真的次等作品也能算是文学作品，如果那也算文学缔造出来的，那我就真不知道那些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是何敢想了。

现在殷谦也被作家协会除名了，他终于自由了。回想起陆天明的那句，真的挺好笑的。“良心”真不知道他是以何种态度说出那话的，一个人没有良心就算了，最重要的是这个没良心的人还在带领着其他的人跟着没良心这就是他的不对了，要知道这个对于这个国家的民众而言，良心的意义很大，陆天明的那句话的反差也很大，陆天明先生真想知道什么叫良心，首先要做的是看自己是不是有良心阿。

昨天下午南方某报（在这里隐去报社名称，赤脚不怕穿鞋的，我倒是没什么，就担心“因言获罪”给朋友带去不必要的麻烦）的记者致电给我，问我是否看了《华西都市报》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在重庆开会住总统套房吃豪华宴的报道，只是想听听我的意见。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也有幸应邀参加了这次主席团会和全委会，虽然不是主席团领导成员和全委会委员，庶或了解一些情况。首先我说明一下，中国作协的“主席团会”和“全委会”并不是一般作协会员都能参加的，我是特邀去参加会议的，只是个旁听者而已，用现下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客串”，如果不是特邀，如我一样的会员永远都没有资格参加作协这样“高级别”的会议的。

对于报道中披露的“住总统套房”、“吃2000人民币的豪华宴”以及“乘奥迪车”这三个引起轩然大波的问题，中国作协回应“报道严重失实”，并公开了《华西都市报》发来的“致歉函”和酒店开具的证明。实事求是说，《华西都市报》的报道没有到“严重失实”的程度，只是个别地方措辞不严谨，造成了些许误会。中国作协主席团的个别成员确实入住过总统套房，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但不是报道中所说的与会者都入住总统套房，如果近百号人都入住总统套房，那大概不太可能。与会的全委员委员以及如我这样被个别邀请去参加会议的会员，住的都是很普通的标间，说实话，我还真没见过总统套房是啥情况。报道中说乘坐奥迪离开机场，我没有亲眼见过，因为我是坐火车从太原直接到重庆的。

对乘奥迪离开机场的这个事儿，我想大概是个别主席团的领导成员的待遇，而不是所有与会人员都能享受的，除非大家是包机去重庆的，而且，如果与会人员都用奥迪接的话，那没有一个奥迪车队是不可能办到的，我想还不至于有这么夸张。至于个别领导乘奥迪离开机场，我觉得没必要对他们这么“苛刻”，好歹也算是正部级的或以下的领导，难不成让他们乘坐奥拓离开机场吗？再苛刻点干脆就步行离开机场吧。对于吃2000元的豪华宴，也不是报道中所说的所有与会人员，主席团领导成员，加上全委会委员，算上如我一样蹭饭吃的个别会员以及媒体记者，那少说也有上百号人了，你说上百号人吃2000元一桌饭，算下来也不过一人一小碟炼乳和三个小馒头而已，怎么能叫豪华宴。我可以证明的是，包括我在内的个别蹭饭者和绝大多数委员吃的都是普通的招待餐，也不是什么自助餐。陆天明所说的自助餐那是酒店早上免费提供的早餐。至于主席团领导成员，是否吃了2000元一桌的豪华宴，我没资格与他们一起“用膳”，所以不清楚。不过我个人分析，2000元也不算是报道失实吧，主席团成员加上重庆方面陪客的少说一桌也得二三十人，这一桌下来也够“清淡”的了。

对于作协在重庆的那些事儿，我觉得也应该到尘埃落定的时候了。中国作协应该直面批评，而不是一再声明，一再回避。有错改之，善莫大焉，而不是责成《华西都市报》和酒店出具什么函件，证明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非但不能说明什么，反而会越抹越黑。而《华西都市报》作为新闻媒体，大可不必如此畏避势家。也许报社也是实逼处此，别无选择，只好发声明开证明，换铁凝主席的半个版的专访草草了事。报社更不应该处罚什么相关责任人，因为作为新闻工作者的相关责任人并没有什么错，至少他们还有社会责任感。

突然想起陈涉和他的穷乡党的故事。成者王侯败者贼，当陈涉成为王侯，在陈地建立了象征着权力和威望的豪华宫殿。次年，穷乡党怀抱着他们曾经许下的“苟富贵，无相忘”的承诺来见陈涉。天真的乡党还以为今之陈涉如昔之故友，抬手擂门而喊：“吾欲见涉。”门卫见其放诞无礼，遂将其锁拿。此时正遇陈涉车驾，乡党毫无收敛，竟直呼其名，冲出拦驾，终于得到陈涉的接见。谁知道这不争气的家伙进宫后，见殿阁四壁晶明，高接云汉；石阶层层而上，鲂鳞作瓦，鉴影炫目；殿内雏奴蹀躞，香盈绣帐，于是就大喊一声：“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翻译成现在的话大抵如此：“好家伙，这么多！狗日的陈涉把事情弄大了啊！”实乃一句人人皆知之语，然人皆不敢言之。涉之乡党虽为莽汉，其所直言的也不过是对有权有钱之人的艳羡，但从另一面来说，他也抖出了陈涉造反的目的，言外之意是，陈涉不过为求一己之富贵而已。

倘若说了这番大不敬之言，聪明一点的人都会立即开溜，这样或许会避免因言获罪。没想到这个不知深浅的家伙竟然没看出陈涉与其扈从已经对他不耐烦了。乡党每天都摇头曳尾地进出宫殿，出口还是那些大实话。这种“愚蠢”的行为当然是不可以原谅的。于是有亲信之臣对陈涉进言道：“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这句话一针见血，直刺陈涉最为敏感之部位，这位“一元化领导”最怕的就是别人降低他的威信，无视他的尊严，一怒之下就把他这位昔日曾在垄上一起割过麦子的乡党牵出斩首。都是权力惹的祸，权力乃是一种神秘而古怪的精神现象，它能让人陷入可怕的疯狂的自我中心主义，从而产生一种享受种种特权的欲望和高人一等的幻觉。权力意味着服从和支配，故而有权的人惧怕别人冒犯自己的威严和特权，非常在意尊卑高下的等级秩序。陈涉之乡党死得是有些冤枉，然陈涉之杀无赦也不难理解。与其说是乡党死于陈涉之手，不如说权力假陈涉将其杀之。

在我天真的想象中，“权力”这种东西不应该能和作家协会挂上钩的，我一直天真的以为，作协是搞文学事业的，虽然有点权力，但与世俗意义上的权力截然不同，它的权力应该是代言人民的良心，它反对的恰恰是那种藐视群伦的傲慢和惟我独尊的自大。从事文学事业的作家协会更应该知道文学意味着平等，如果说世俗的权力意味着对反对意见的压制，那么作家协会的权力便意味着对批评意见以及声音的无限包容。没想到从重庆《华西都市报》一干人等因一篇报道而受处罚，以及《华西都市报》所出具的郑重的致歉函、酒店所开具的“此地无银”的证明等等，我才知道作家协会原来也是有巨大的权力的。让我明白了原来高举中国文学大旗的作家协会的内里，却时有大谬不然、悖理违情者，这实在令人遗憾。

最令人费解的还不是这些，而是中国作协的公开声明：“……中国作协和与会作家遭受无端的指责，严重损害了中国作协和与会作家的名誉……”请问中国作协为何如此惧怕批评？请问这么多年来中国文学究竟繁荣到了什么程度？中国作协为人民做了什么贡献？当今的大部分作家又为人民做了什么贡献？难道就不应该受到指责吗？中国作协和与会作家还有什么名誉可言？其实自进入八十年代，中国作协和中国作家已经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名誉可言了。

中国作协竟然也有世俗的特权意识，竟然与一些媒体和个别一些作家合谋，利用一切借口谋求对自己有利的“豁免权”。这种对逃避批评的“豁免权”之要求，与陈涉禁止乡党在他面前“妄言”毫无二致，简直同出一辙。如果一个作家不懂批评的意义和功能不足为奇，但从事文学事业的中国作协要不懂批评的意义和功能，那真要让人“虎躯一震”了。堂堂中国作协，竟然没有一点平等理念和民主意识，误解批评，把批评视为炒作和指责；惧怕批评，把批评视为羞辱和侮蔑，请问，中国作协还有什么资格充当人民良心的代言人？

一个人越伟大，我们就越应该批评其“不足”，作家协会也一样，更应该理所当然地成为被大众和舆论监督以及批评的对象。并非与之为敌，而是作为中国文学事业的航母，中国作协更容易成为我们很多人追攀的楷模和效法的榜样，所以对它的批评，其实就是我们对文学信念的捍卫，就是我们对文学理想的守护。准此，中国作协就不能享有在大众舆论指责以及批评面前的“豁免权”，无论它有多么“权威”，无论它的位置有多么“高高在上”。

2010年4月8日于北京

《南方都市报》2010年4月11日（发表本略有删节，此为未删本）

http://nf.nfdaily.cn/nfdsb/content/2010-04/11/content_10935688.htm

我们当然承认，随着社会文明的演进，人类过去加于自身上的种种不合理的枷锁需要砸碎。

我们也知道，在这些枷锁中最严重者莫过于在性领域所施加者。所以，两性关系可以成为检测一个社会开明程度的重要尺度。宋明理学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就是一种野蛮而缺乏人性的口号；将人欲灭掉之后，那天理不要也罢。

我们还从历史了解到，那种禁欲式的倡导往往导致的是一种伪善盛行，宣扬者往往反而是最堕落的人。所谓“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不仅如此，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禁欲主义最严厉的时候，其实不过是满足性欲机会的某种再分配而已：一些人必须禁欲，而另一些人却可以纵欲。甚至在离我们不远的某个时代，这种情况依然存在着。

所以，我们的社会在这个以前充满禁忌的领域也在见证着观念与行为的逐渐开放。离婚自由获得越来越多的价值认同。通奸罪已经从刑法中消失。婚前性行为有明显增长的趋势。甚至同性恋也得到公众越来越强烈的同情。尽管改革开放不过三十余年，但在与性有关的一些问题上，国人的观念乃至行为可谓赶英超美，不落人后。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社会是否存在或应该存在一种底限？例如，我国刑法仍然规定的“聚众淫乱罪”，即通过刑法处罚三人以上的群体性行为，这样的条文是否还应该保持？南京的那位副教授的案件把这一严峻问题提到了公众的面前。

已经有性学家提出了辩护。不过，从法学的角度观察，依据罪刑法定的原则，只要行为触犯了刑法的明文规定，执法和司法机关就要对于行为人作出处罚，这里谈不上是国家公权对于个人私权和自由的侵犯。如果立法上有缺陷的话，需要通过启动修改法律的程序而修补。假如该教授的行为确实构成了聚众淫乱罪，性学家们的呼吁至多可能带来在法定刑范围内的从轻处罚，前提还是案情存在着法定从轻事由。

值得关注的是，性学家称参与这种性游戏的都是成年人，所选择的地点是“私密场所”，因而并不造成社会危害。我对于这种辩护不以为然。所谓公共场所或私密场所的分别，并不在于某个场所的名义功能。夜深人静，公园树丛里热恋中的一男一女之间的性行为不应该说是在公共场所公然发生性关系；而一个宾馆房间里，假如聚集了十个人进行群交，那个场所就算不得是私密场所了。三人成众，公共性意味着由于参与人数多而使得一个事件或行为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至于说是否危害他人以及社会，这涉及到复杂的因素。国外性学研究表明，多人在同一场所进行群体性行为，其间产生极度嫉妒和性心理扭曲，甚至可能引发武力冲突。变异的性行为与性环境会损害婚内性关系的正常感受。群交更加便利艾滋病传播也是一个公认的事实。背弃结婚时诺言的行为，尤其是像群交这样去掉了所有羞耻感的性行为或许会促使行为者人格产生某种分裂。还有子女，习惯于放荡淫乱的父母给自己子女的性观念以及行为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也是一个缺少研究但却不容回避的大问题。

总之，我坚持认为，性之于人类是极其美好的享受，不应该受到不合理的限制。但是正如节制是一种美德，我们的性学家不可以走得太远。一味地倡导自由开放，甚至认为群交也应当合法化，那实在是突破了底限，把人类混同于动物，将美丽毁损成丑陋。

其实我本来不想写这篇文章的，因为写了肯定会引来口水之争的，而我已经不想再去和别人争论什么。我曾经说过，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去颠覆你们二十多年来形成的价值观，因为生活中很多在你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观念都是错误的，但后来马上删掉了这句话，因为我不想引来争论，并且改正你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益处，而不是我不能。

西南大旱，近200天没有下雨了，对西南的百姓的生活造成了极坏了影响，于是乎，广大人民再一次涌现了爱心精神，捐款的捐款，捐水的捐水。这是在汶川地震之后，又一调动全国人民积极性的事情。捐款捐水，属于献爱心的行为，是一种高尚的行为，本身并没有可以指责的地方，相反，这是我国人民巨大民族凝聚力的体现。但我想说，并不是好的出发点都能带来好的结果。表面上，很多人的善举是在帮助西南的百姓，但我想说，你们的爱心举动使这场灾害的主角政府退到了幕后，而你们的行为并不能给西南的抗旱带来多大的帮助。在某种程度上，你们在帮西南百姓的倒忙。

我不知道大家发现一个问题没有，中国的灾害都是突然降临的，突然的出现在全国人民的面前。如果说地震我还能理解的话，那么干旱我实在难以理解。干旱的形成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等到媒体关注的时候已经180多天没下雨了，我不知道媒体为什么不是在170天的时候关注的，为什么不是在160天的时候关注的，而偏偏是在180天以后才开始关注，而且是齐刷刷的关注。难道非要等到180天之后干旱才能算是干旱？180天之后的干旱才能对人的生活产生影响？前两年的河南干旱也一样，等河南的农作物要绝收了，政府突然一下子蹦了出来，说救旱。我就想问，政府早干什么去了？前几天开两会的时候西南的干旱怎么没人来关注？旱情不怎么严重的时候怎么不来关注？农作物还没有绝收的时候怎么没人来救旱？现在出来救旱，能有多大效果？这完全是政府的失责，而你们的热情掩盖了政府的失责。而这种失责不受追究的结果就是在以后，这种事情还会继续发生。四川地震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汶川地震之后，对相关官员责任的追究最后不了了之，虽然经过地震之后，四川的学校建筑可能会比以前结实一点，但我想说，当下次的地震不再是四川，而换个别的地方，四川的悲剧依然会再现。

记得以前看过一篇文章，记者采访一个捐助者，问：如果你捐的钱会被人贪污了，你还会捐吗？那人回答说：会的，如果我捐了100，被贪污了90，至少还会有10元能到达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手中，而如果我不捐，那些人连一分钱都没有。报道发出后，很多人感动的一塌糊涂。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的。对于这样的人，我只能以好人来形容，而不能冠以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我说过，好的出发点不一定就能带来好的结果。如果你以为那些受灾的人拿到你捐的那一点钱之后你就成功的帮助了他们，我只能说，你真的很无知，虽然是个好人。因为，你的那一点捐助不是在帮助他们，而是间接的害了他们。因为有些事情由民众来做，其效果真的微乎其微。记得看明朝末年历史时，经常发现四五千的官兵追着几十万的流寇跑，人多并不一定力量就大。网易网友说：中央给西南五省下拨1.55亿元抗旱经费。网易网友说，西南五省，拨了1.55亿元，看到都想笑了，五省人口都至少也是1.55亿人，理想情况平均每人一元钱，一瓶矿泉水都不够，沪杭磁悬浮上千亿，只为了节约10分钟，上海世博会，花了4000亿。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我只知道这1.55亿在分成5份，贵州得到的就更少！政府可以拿出4000亿来办世博，上千亿来修磁悬浮，却拿来1.55亿来救旱。你们能拿出多少钱来帮助西南救旱？有政府的能力强吗？政府既然能拿出那么多的钱砸在那些撑面子的事情上，这说明政府根本就不缺钱。如果你们不去捐钱，政府可能会拿出更多的钱去救旱，因为那是它的责任，它顶不住舆论的质疑，西南人民活不下去了最终受伤的是政府。而你们捐的那一部分钱根本不可能给西南人民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帮助，更不能补了政府职责的缺。而你们的捐款使政府省了很大一笔钱，没有尽到自己该尽的责任。所以说，如果没有你们的捐款，西南人民每人可能能拿到100元的捐助，而有了你们的捐助之后，可能每人只能拿到10元的捐助。你们的确“帮助”了西南人民。

在这里不得不说一个与干旱无关的话题——教育。希望工程办了这么多年之后，依然没有彻底解决中西部的教育问题，很可悲。义务教育，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政府必须要尽的责任，在中国却是个例外。德国在17世纪就开始推行全民义务教育，而日本在明治末年的义务教育入学率比中国2000年的义务教育入学率要高。所以，当别的国家早早就成为发达国家，而中国还在为“小康”奋斗时，不要心里不平衡，这很正常。不要跟我说中国国情不同，我不知道对于日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土地贫瘠，资源匮乏的“日本国情”十分突出的国家，是如何成为世界第二号强国的，他们似乎连成为发达国家都没有理由，但他们做到了，事在人为。对于那些“我跟他谈国情，他和我谈接轨，我和他谈接轨，他和我谈国情”的人，我只想说，你的智商，充其量只配在别人把你卖了之后帮别人数数钱。同样，在希望工程的帮助下，我国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在世界排名倒数第一。道理是一样的，你们承担了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却起不了政府的作用，间接的使西部的儿童上不起学。所以，当我国再有人对你说“我国的教育又取得巨大成就”之类的话时，你不应该感到高兴，而应该感到脸红。

我记得在网上无意间看过一个帖子，说美国在7年前就成功预测了中国西南的大旱，而这个预测之前被我国“专家”成功的否定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那个预测还说，西南的干旱将会持续十年，而在你们看来，干旱这东西是挺一挺就过去了。我无力去证明这个预测的真假，另外我也以为干旱持续十年实在不大可能。但是，即使持续不了十年，就是持续两三年，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那些捐款的人，假如不幸的是西南的干旱确实将持续两三年，你也能持续捐两三年的款吗？就算你能，假如要真是干旱10年呢？捐钱捐水真的能解决问题吗？西南的干旱难道除了天灾之外，没有一点的人祸？西南地区本身对坏境的破坏没有责任？桉树对土地惊人的破坏力难道对干旱没有影响？大规模的造纸厂对水源的污染不该为干旱负责？如果恰恰是这些东西是西南干旱的罪魁祸首，难道捐水能解决干旱问题？就如同一个人在得了皮肤病之后却希望通过“挠”来解决皮肤问题，这种行为是十分可笑的。就算不是，也应该通过采取河流改道，改善用水方法来缓解旱情，而不是通过捐水和等这些方法来解决干旱。

以前的某一段时间，我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很是绝望，因为我发现这个国家总是作出关键选择的时候选择了错误的方向。而现在不了，但这并不是因为这个国家变好了，而是习惯了绝望。记得在人人网上，看过“这就是解放军，是中国人就顶”的视频，我不是在诋毁解放军，而是想说，这个国家的人民太容易被感动了。可以说，你们很多人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民国以前，因为长期的电视剧和电影给你树立了一种意识，三千年以来，统治者都是压制人民的，官兵都是气压百姓的。所以当这种压制稍微放松一点时，你们便以为自己生活在了历史上最好的时代。所以你们不知道崇祯皇帝在自缢钱说过：“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尸，勿伤百姓一人”这样的遗言，不知道国民党的一支部队为了保护学生军，宁愿自己全军覆没。我太了解这种帝王术了，当你长期将把一群人压制在饥饿状态时，偶尔给他们吃饱一次，他们便会对你感恩戴德。朝鲜就是这样，所以尽管朝鲜人民活的很苦，但他们依然会去感谢金日成，而且绝对是发自肺腑的，我敢保证，因为在他们看来，没有金日成，他们连那一顿饱饭都吃不了。同样，当洪水地震来突然降临时，解放军冲在了第一线，这很正常，但不正常的是有人将其看成一种高尚的行为。你要知道，无论在哪个国家，政府救灾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自己的本职工作，当却偏偏在中国成了一种高尚的事情。如果是在美国发生灾害，美国的消防官兵一样会在抗灾第一线，让民众上第一线，他总统不想干了。解放军在救灾第一线，这是他的职责。现实生活中没有谁会将干好本职工作视为一种高尚的工作。

我很讨厌一种感动，建立在死亡之上的感动。记得四川地震之后，余秋雨余大师说：灾民应该继续这种感动。我听了之后感到十分耻辱，因为我高中时候十分喜欢他写的文章，但我不知道他的人格竟是如此的卑劣。建立在死亡之上的感动是对生命的漠视，这种感动是暂时的，而对家属的伤害却是永久的，没有哪个家长希望用自己孩子的生命去换取高尚感动这些东西。所以，当我将来某一天遇到有人溺水需要我下河去救时，我明确表态，不救，因为我没有义务拿自己的生命去为别人的错误负责。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建立在死亡之上的感动的背后是失责，而感动掩盖了这些。四川地震之所以能造成这么多人的伤亡，是因为相关部门的防震工作做的差，平时的腐败贪得多了。日本地震时之所以没有很多的伤亡是因为人家政府的消防工作做的好，所以日本没有这么多感动人的事迹。所以，当有人再拿这种感动说事时，我只想说，我不需要这种感动。

写了这么毫不相关的事情，只是想告诉大家，并不是好的初衷都能带来好的结果。如果你真的想这个国家好，让每个人都尽到自己职责就好可以了，想要帮助西南抗旱，监督好政府做好本职工作，发挥好舆论的作用，这就是对西南人民最好的帮助。

清明又至。上坟、扫墓的，并不都是无神论者。道场法事，追思礼拜，人们向死而生，也是一个灵魂，各自表述。小时候，戴红领巾，扫烈士陵园。才知道少先队也有祭拜仪式。我悄悄问亲爱的伙伴，为什么团委书记也搞迷信？他是大队辅导员的身边红人。很得意地说，这是文件规定的。从此，我心头有了羞耻感，在烈士墓前，暗暗将袖子上中队长的两道杠，解下来放到兜里。

有个传道人，讲他上山下乡，怎么回了成都。毛泽东去世，乡里开追悼会。事后，问巨幅画像怎么处理？他就说，周总理都是火化，撒到海里。哥几个就怂着乡长，迈开行军步，把主席像烧了。第二天看报纸，他又去恐吓乡长，说这下完了，毛主席是不能烧的，要在水晶棺里躺一万年。几个人嚷着去告发。乡长吓得半死。没多久，他们几个就优先回城了。

这都是老成都的事。几十年来，一些人从过去剥离出来，活成另一群人。一些人还在记忆里斗争，一些人删除了记忆。就像有人是身体移民，精神还在档案里。有人是灵魂移民，身体还在现场。从这个角度说，任何一个真实的信仰者，本质上都是“外国宣教士”。因为信仰者的意思，就是在彼岸有花名册，在此岸是寄居者。

人的身份认知，也和信仰有关。在广州，我问一些买房的朋友，你们是不是广州人？他们摇头，说打心眼里，没当自己是广州人。我说是，在成都住了18年，一直就不认为我是成都人。全国3亿城市居民，到底有多少人，愿把自己的命和一座城挂起钩来。到底有多少人，在一座城市信誓旦旦，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这样看，钉子户是多么珍贵的财富。没有钉子户，就没有城市文明。因为我们是随时可以撤退的。随时可以换座城市，就像换座监狱。只有钉子户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他们是一个社区真正的委身者，他们热爱和忠诚于政府发放的产权证。他们的品牌忠诚度，叫那些有任期的空降部队望尘莫及。

但财产或能立身，不能安命。尽管在司法上，不动产决定管辖权，是从民法到宪法，一以贯之的准则。许多导演到一座城市拍戏，也爱说，这是我来了就不想走的“第二故乡”。只是这种轻浮的言语，对钉子户们的伤害，更甚于拆迁。就像老夫老妻通奸，对每一对新婚夫妻的盟约，都是不要脸的拆台。

我是后来才明白，当初结婚，妈妈特别找了骆阿姨，给我们铺床单。因为她婚姻美满，一面贤惠、忍耐，一面还有欢喜。就像画家凡·高，一生反复引用的那句《圣经》经文，“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

所以偷情的人，若不悔改，就不要出现在别人的婚礼上。掌权的人，若不委身给一座城市，就不要去拆这座城市的房子。

对我来说，是那一天，2008年5月12日。18年的成都户口，这之后，我才真当自己是成都人。我对我的神，重申了人生的“五个一工程”，就是一位上帝、一位妻子、一间教会、一个呼召，和一座城市。我在那个夜晚许愿，从此一生住在这座城市，服侍这座城市。

集锦片《成都，我爱你》，是陈果、崔健和韩国的许秦豪，为纪念汶川大地震一周年，杜撰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三个成都故事。崔健那段过于离谱，陈果拍1976年那段，很有四川的鬼气。许秦豪拍了一段倾城之恋。他单独拿出来发行，取名《好雨时节》。

大地震一周年的前两天，韩国人东河在杜甫草堂，遇见留学美国时暗恋过的女同学吴月（May）。这名字显然是受灾者群体的隐喻。他们若即若离的恋爱，开头像一场偷情。因为双方的婚姻状况，故意留白，不作交待。台词往来，也充满一种韩式爱情片的挑逗意味。直到机场宾馆，吴月在激情中忧伤，止住了两人的亲密。剧情这才层层扭转。原来吴月的丈夫死于地震，她在周年祭前夕，遇见曾经的恋人。行走在伤痛、怀念、迷乱与负罪感中。

大地震的场景很少。电影风格也过于小资化、广告化。但许秦豪的风格，是一贯注于孤零零的二人世界，在这部命题作文中却有突破。他说，如春雨一般，爱情来得正是时候。因为爱情在他作品中，第一次扮演了医治与安慰的功用。爱情在这里，即是个体性的，又是社会性的。既是情感的，又是灵魂的。

像“自行车”是个细致的设计。大地震当日吴月骑着车。作为一种创伤转移，她的大脑删除了自己骑车的记忆和能力。东河找到和她以前一起骑车露营的照片，这是吴月第一次被医治，她赶到机场，开始对爱情有了期待。片末，东河从韩国寄回一辆折叠单车。吴月在同事帮助下，骑上车，在杜甫草堂的阳光下微笑。这是全片最动人的画面。我想，凡在那天以后，真知道自己是成都人和四川人的，会为这个画面落泪。

最后，东河站在草堂门口，等着吴月推车，迈过古老的门槛。就像两年了，数百万志愿者站在我们身边，一起迈过门槛。如果好雨知时节，那么地震呢？如果爱情来得正是时候，那么苦难呢。丧父、丧子，丧妻，每个人都要经历。如果一生参加别人婚礼的次数，多过参加别人葬礼的次数，我们的生命就过于委琐。因为不能分享死亡，分享生命就是假的。不能分享亲人的追思，分享他人的喜事就是装的。不能分享灵魂，分享身体就是脏的。

公车上写着，“因为有你，成都更美丽”。我认为，说这话应当沉重而庄严。是的，因为有埋在废墟的孩子，有自焚的阿姨；有天伦之乐，也有孤儿寡母；有妇产医院，也有殡馆墓地；有地震，也有春雨；有警察，也有教堂——

所以电影拍得一般，但我不看不行，不写也不行。感谢朋友阿信，终于完成了他的灾区志愿者访谈录。王兰和吕康银，都是地震中截肢瘫痪的伤员。有个姐妹，一年炖了52只鸡给他们。春节前他们接受了洗礼。还有仁增姊妹，我为她祷告，她流泪点头，却说不出话来。

他们就是吴月。没有韩国来的情人，但有天上来的彩虹。我知道他们对这世界仍有话可说，因为他们失去腿脚，却相信恩典。

2010-3-23写于复活节曁清明节前。

“要做一个哲学家的话，不但要有精美的思想，不但要建立起一个学派，还要爱智慧，按照智慧的指示，过一种简单、独立、大度、自信的生活。”——亨利·大卫·梭罗，《瓦尔登湖》。

记得上中学的时候，那是一九七十年代的上海。当时的社会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红色专制下开禁，一些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开始在年轻人中间流行开来。当时的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专家们编了一套《外国名作家小传》，是当时年轻人的阅读指南。它为后来的一系列短篇传记集开了一个很好的先河。当年的这套书中介绍的作家是按国家来编排的。写到美国作家时，第一个出场的是以写西部牛仔故事闻名的库柏，接下来就是梭罗，书中提到了梭罗的《瓦尔登湖》。但在当时的国内很难找到这本书。等我有机会借到这本书的时侯，已经是上大学后的事了。但没有读完。有些书，是要有一定的生活阅历才能理解其真正价值的，《瓦尔登湖》就是。

美国从建国到一八二四年，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始终受着欧洲的影响。一直到安德鲁·杰克逊当上总统后的西部开发时期，才真正进入了精神和文化上的独立。西部开发时期的美国，开始形成自己的民族性格，开始有了自己的独特的文化和精神。这一时期的美国，产生了一个作家群，他们大多是各类文体都能拿的起的多面手。其中，以库柏、霍桑和爱伦·坡的小说；梭罗的散文；爱默生的诗歌和超验主义哲学为代表。这里要介绍的是亨利·大卫·梭罗，一位特立独行的作家，一位用自己的生活来实践自己的哲学信念的人。

亨利·大卫·梭罗是十九世纪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作家、哲学家，他的名著《瓦尔登湖》一百多年来一直风行天下，有过无数种语言的译本。梭罗提倡亲近自然、学习自然、过简单质朴的生活，人生由思想的丰富而完美。梭罗的政论《论公民的不服从》开了非暴力抵抗的先河，是甘地、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的精神导师。

一八一七年七月十二日，亨利·大卫·梭罗出生于麻萨诸塞州的康柯德，他的先祖来自法国。康柯德是美国独立的首义之地，也是美国本土文化的发源地。十九世纪上半叶，康柯德曾出现过爱默森、爱伦·坡、和梭罗这样的大文豪。梭罗一家在当地算是有文化的，四个孩子中只有梭罗上了大学。哥哥约翰和两个妹妹都在不要求学位的学校里教书。梭罗死后，他的著作由妹妹索菲娅负责整理。梭罗在波士顿长大，父亲曾在波士顿教过书，后来在麻省的切姆斯福德开了家店。一八二三年，梭罗五岁时，梭罗一家搬回了康柯德。父亲接管了他舅舅在那的一家铅笔厂。梭罗的母亲在家里接待寄宿学生以贴补家用，同时兼作义工。梭罗曾在康柯德中心学校读书。后来梭罗和哥哥约翰进了一家专科学校，并参加了康柯德学会，这种学会在当时很流行。梭罗坚持把书读了下来，哥哥约翰和妹妹们都教书去了。梭罗的家庭属于中产阶级，在康柯德中心拥有一所大房子。梭罗曾帮着建造这所房子。

一八三三年，梭罗进入哈佛学习。当时的哈佛已有两百年历史了。但是，除了医生和牧师之外，其他行业在当时都不需要大学教育。因此，入学根本没有竞争性。大学的教育方式只是背诵，毕业时学分要一万分以上。在哈佛，梭罗学习了希腊语、拉丁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英国文学史、数学和哲学，他练就了一手优美的随笔和细致的观察能力。一八三七年八月，二十岁的梭罗从哈佛大学毕业。

大学毕业后，梭罗可以在教书、写作、制作铅笔中选一个职业。梭罗的第一个职业是康柯德中心学校教师，报酬优厚，可以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了。这一时期的梭罗结识了一些杰出的“超验主义者”，其中就有爱默生，梭罗和他们保持了长期的私谊。很快，梭罗辞去了教职，理由是校方让他鞭打学生。他换了个地方教书，不久，哥哥约翰也来到同一个学校教书。梭罗兄弟曾一起到梅里麦克河的源头做了一次考察，途经康柯德河。梭罗在《康柯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星期》一书内，记下了这次考察的过程及他和哥哥的感情。梭罗毕业后，就开始记日记，在后来的二十五年中，他留下的二百万字的日记，是研究梭罗的主要资料。这一时期的梭罗在家族的铅笔厂里进行了一次技术革新，发明了一种更有效的研磨石墨的技术。他原本可以靠该项发明发财的，但他放弃了发财的机会。

诗句飘落的那一天

恰好有你经过

偶然间你的生命

就开始了诗的纠缠

一八四一年四月，专科学校关闭，梭罗就不再教书了。这期间，他和哥哥约翰曾同时爱上了来自麻省塞基尤特的十七岁少女阿伦·西华尔。好在一八四零年，艾伦拒绝了梭罗兄弟的求婚。这反倒没伤害到梭罗兄弟间的感情。但这次拒绝让梭罗走上了独身之路。专科学校关门之后，亨利给爱默生当了两年管家。后来，梭罗在纽约给爱默生弟弟的孩子们当了一段时间的家庭教师。一八四二年一月，哥哥约翰因破伤风去世。失去哥哥是梭罗生命中最深的伤痛。

那天，你踩着星光而去

也踩乱了我心的节拍

从此，你就在我的生命中

渐渐凝固

成了永远的痛

一八四五年七月四日，梭罗来到了离康柯德不远的瓦尔登湖畔的森林里，爱默生在那儿有一块地，梭罗在那里盖了一间小屋，尝试过一种简单的隐居生活。这件事在美国文学史上非常有名。他这样做是要证明：人可以生活得简单从容，不必为追求物质生活而丧失人是万物之灵的崇高地位。他试验过一种返回原始的生活，和大自然接近，发展人的天性。虽然他隐居于瓦尔登湖畔，但仍然时常去附近的村庄，并在湖滨小屋接待来客，有时也回康柯德干些测量、工匠、油漆、园丁、筑篱笆等杂活。在湖畔小屋里，梭罗完成了《康柯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星期》一书，并着手写作《瓦尔登湖》。在此期间，梭罗因反对奴隶制拒交“人头税”而被捕入狱，他在狱中只呆了一夜，就被友人在未经他同意之下，代交了税款而保他出了狱。这一夜让他想到了很多问题。为了解释为什么有人宁肯坐牢也不交税这个问题，梭罗写出了著名的政论《论公民的不服从》。梭罗宣扬，依靠个人力量，进行“非暴力抵抗”。这种抗议形式对甘地、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因为你

人们懂得了柔顺的力量

尽管弱小

但那持久的张力

在人们心里

久久盘桓久久不散

一八四七年九月六日，梭罗离开了瓦尔登湖，回到原来的生活。他仍然保持着简朴的生活风格，并将主要精力投入写作、讲课和观察大自然。为了得到足够的生活费用，他还偶尔到父亲的铅笔厂工作一些日子。

一八五四年，梭罗出版的《瓦尔登湖》详细记载了他在瓦尔登湖畔二十六个月的生涯。梭罗还去了科德角和缅因州艾兰格什考察，旅途日记，后来都发表了。另外，梭罗还去过佩思艾博，随一个勘察队到过新泽西，去纽约访友期间，见到了诗人沃尔特·惠特曼，去了白山旅行。梭罗生命中最后一次旅行是去明尼苏达疗养。梭罗是废奴运动的长期支持者，通过“地下铁道”，帮助过很多黑奴逃到北方自由州。一八五七年，梭罗在康柯德认识了废奴主义者、革命党人约翰·布朗。一八五九年十月，布朗的哈帕斯渡口起义失败之后。梭罗在市政厅发表《为约翰·布朗请愿》的演说。十一月，法庭判处布朗绞刑。布朗死后，当地禁止给布朗开追悼会，梭罗来到市政厅敲响大钟，召集群众举行追悼会。梭罗尊布朗为废奴运动烈士。一八五十年代，梭罗找到了自己的第二天赋，博物学天赋。梭罗曾和当时美国有名的博物学家交流工作经验，并把自己的见解和发现通过通信的方式寄给了他们。一八六一年，梭罗在去明尼苏达的旅途中写下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文字。一八六二年五月六日，梭罗死于晚期肺结核，五月九日安葬于康柯德。

现在就是我诞生日，

现在就是我的壮年；

我决不怀疑默默无言的爱情，

那不是我的身价或我的贫乏所买来的，

年轻时，它向我追求，

年老时，它还向我追求，

它领导我，带我到了今夜。

梭罗以作家闻名于世，生前，他只出过两本书：《康柯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星期》和《瓦尔登湖》。但梭罗留下了两百多万字的手稿，去世之前，他把这些手稿托付给了妹妹索菲娅。梭罗毕生所写的三十九卷手稿，主要是他的日记，其中有他的观察、思维、理想和信念。梭罗全集有一九六一年和一九七一年两种版本。还有《梭罗：一个作家的日记》、《梭罗日记》、《梭罗日记之心》的日记选本出版。

梭罗是个言行一致的人，他的一生就是在实践他的信仰。他生性好动，留下了很多种游记，因此很多人把他看成一位旅行家和博物学家。加上他特立独行的性格，他的文学成就一直没有受重视。直到二十世纪，他才被公认为第一流的散文家。但是梭罗的诗，要到一九二五年前后，才被人们发现它的价值。他的诗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独立风格，与他同时代的传统诗人迥然不同。有批评家甚至说：“梭罗，同狄更生一样，是二十世纪诗歌的先驱；他的作品已经预见到了现代诗歌中的大胆象征手法，深刻的现实主义和一种不甘于安逸的矛盾心理。”梭罗的诗中充满了意象，有一种天然的不假修饰的美。

梭罗一直是爱默生的追随者。爱默生是超验主义哲学的倡导者，他的散文和演讲，令人感到十分亲切，有强烈的个人色彩。超验主义哲学的核心是主张人能超越感觉和理性而直接认识真理，人类世界是宇宙的缩影，强调万物本质上的统一。对个人的肯定使超验主义者蔑视外部权威与传统，依赖自己的直接经验。“相信你自己”是爱默生的名言，也是超验主义者的座右铭。超验主义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为热情奔放，抒发个性的浪漫主义奠定了哲学基础。梭罗用其一生实践超验主义，他关注美国本土，追求独创性。对于梭罗来说，自然是最好的教科书，通过自然界发生的事实来理解世界，世界就成了供人阅读、品味的整体。他过着简单的生活。他的文字细腻自然，充满了一个敏感的作家和一个深思熟虑的哲人对大自然的至诚的感受和感动。梭罗在理想主义的旗帜下重新审视了美，解放了思想，他认为，文学必须保持与自然最原始的关系。梭罗使美国的本土文学，包括散文和诗歌，从模仿欧洲的风格中脱颖而出，开创了美国文学一个崭新时期。

中国“新左派”代表人物、清华大学汪晖教授，迎来了最沉重的一次归国之旅。一篇学术举报兼学术批评的文章《汪晖的学风问题》在《文艺研究》发表之后，3月25日再被《南方周末》登载，搅浑了学术界一池春水。面对自己成名作《反抗绝望》抄袭的批评，远在美国的汪晖，抛给了人们“留给学术界澄清”的回应。

学界的澄清“撑而不清”

北大教授钱理群成了汪晖的首位辩护者。他称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汪晖在引文等方面存在不规范的问题，但不是简单的剽窃，钱理群教授还称，汪晖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不能否定，此事到此为止。

然而，钱理群如此澄清，非但没有使得汪晖事件“到此为止”，相反遭到了举报者王彬彬毫无顾忌地“痛斥”，这位曾备受尊敬的鲁迅研究者、自由学派的思想者为此也承担了重大压力。圈子里的人指出，钱理群和汪晖有很深的个人关系，今博学术网登载了萧夏林分析钱理群和汪晖的关系文章，指证在汪晖被解除《读书》主编后，汪晖和“汪迷们”（汪晖的铁杆支持者——编者注）在乌有之乡组织下在北大资源楼召开了一次声援支持汪晖批判自由主义的大会。令人吃惊的是，钱理群是这次大会的主发言人，钱理群赞美了汪晖，为这次所谓的《读书》事件进行定调《南都周刊》对此做过相关报道。

一位熟悉钱理群的北大中文系博士向本报记者表达了他的另一个观察视角，他以当年费孝通保陷入抄袭漩涡的王铭铭为例，认为钱理群可能同样是觉得汪晖的学术能力不错，不能一竿子打死，而且钱理群为汪晖的辩护也没有否定汪晖存在的问题。

在学界的澄清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怪现象，按照媒体报道的说法，就是“多名专家称抄袭说难成立”，一度出现“王彬彬遭挺汪派围剿”的局面（《新京报》3月26日、《现代快报》3月28日）。诸多鲁迅研究者陆续发表了意见，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院赵京华称“王彬彬举的那些例子，80%属于引文、注释不规范，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不是道德层面的剽窃”，并反过来谴责王彬彬（《京华时报》3月26日）；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也持大致相当的观点，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张梦阳则拿毛泽东的一些诗句说明问题，毛泽东的“天若有情天亦老”“雄鸡一唱天下白”等，直接来自李贺，但却推出了新颖的“化境”，从来没有人说毛泽东“剽窃”李贺（《中华读书报》3月31日）。

清华大学肖鹰教授发表文章称，这一近年来并不鲜见的现象，再次重演，令人在为中国学界深感悲哀的同时，难以沉默。在这一事件中，鲁迅专家集中向我们表现了对真实的刻意回避，表明鲁迅的精神在他们描绘的这个高度真实的形象上不再流传了，“这是对鲁迅的背叛”。

北大中文系教授严家炎3月30日接受《中国青年报》专访，扭转了学界澄清“撑而不清”的趋势。严家炎是汪晖博士论文《反抗绝望》答辩委员会的委员，他并不避讳汪晖存在的问题：“王彬彬先生文章中摘引出来的地方，确实证明汪晖与他人有多处文字基本上相同，却完全没有注明出处，前后也没有说明交待，用了一段跟别人几乎不差几个字的文字，你说这个部分是抄袭或变相抄袭，我觉得可以说。”

网络上，记者在浏览论坛时还发现，“中国思想论坛”在删除质疑汪晖的帖子时给出了这样的理由“学界已经给出澄清，淡化此话题的讨论”《新京报》3月26日的报道也称“大多数网友认为，就王彬彬文章所列举的现象来看，说汪晖‘剽窃、抄袭’过于严重，有人认为这种指责属于‘莫须有’。另有网友还认为王彬彬自己学风不好，过分沉迷于做‘引注规范’的‘纠察队员’。”

“倒汪”和“挺汪”派在网络上你来我往，好生热闹。对于汪晖“参见”式抄袭带来的争议，豆瓣网友V IV O、欧文对《反抗绝望》继续做了补遗抽查，发现了多处完全没有注明出处的涉嫌抄袭，4月8日《南方周末》又发表了这部分的网友调查。

中国学界的“中国模式”：人情大于规范？

不得不说，这些学者和拥泵的口水仗，在中国学界难得一见。每一个人在谈到当今学界的风气时，都会表现出痛恨有加的模样，但真正指名道姓批评某人的事件，却十分鲜见。但是，这样的口水仗，在鲁迅的时代，是常见的。比如陈源就曾指责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鲁迅对此做了低调认真的长篇回应。

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严家炎教授向媒体称，虽然《反抗绝望》是汪晖20年前的博士论文，但现在再去讨论当年的疏漏，对于纯洁和改善我们的学风还是有好处、有必要的。

4月8日，有豆瓣网友zhyl发帖称，“昨晚邓正来到南大演讲，有人问邓先生怎么看待汪晖事件，邓先生说话很保守，并告诉听众，最近几天汪晖通过Em ail和他讨论所谓的学术规范。这个曾经主张坚决反对学术腐败的人对于此事的表态，耐人寻味”。

事实上，在整个调查中，记者发现，学术规范并没有形成明确的共识，相反甚至有人提出，西方式的学术规范会不会成为真正的思想大师的羁绊？潜意识中，中国读书人的意识并没有严格的学术传统接上轨。网络上还出现了一种可以与西方学术规范“断链”（delink）的说法。梁文道发表文章《论抄袭》时就颇感迷惑，那些指控铁证如山，“只不过我仍然宽容，或许是因为中国大概连读书人抄东西算不算抄，也有一套自己的‘中国模式’，这三十年走过的路恍如迷雾，我真说不清它究竟是怎么回事”。

举报者王彬彬：那些可怜的汪晖支持者

南方都市报：网络上很多人质疑你的动机，当然这是不符合公正逻辑的。如果请你退让一步，你和汪晖有没有派别间或利益间的潜在冲突？

王彬彬：什么“派别”，什么“利益”，纯粹是有人要搅混水。我与汪晖先生之间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个人利益问题。

南方都市报：汪晖本人回应，需要学界做澄清，现在有不少学者出来挺汪晖，你觉得钱理群、赵京华以及孙郁的表态，有没有问题？有没有看到三联编辑舒炜发在《北京青年报》的文章《“王彬彬式搅拌”对学术的危害》，如何评价？

王彬彬：并没有很多学者出来为汪晖先生讲话。钱理群等人的表态是极其不负责任的。按他们的说法，“剽窃”和“抄袭”两词从此可从词典中消失，而“剽窃”和“抄袭”的行为，将合法化或半合法化。至于舒炜，我保留起诉他和《北京青年报》的权利。

南方都市报：对于目前网络上还有很多汪晖的支持者和粉丝，你如何看待挺汪的观点和逻辑？你认为汪晖为何会有那么多的支持者？

王彬彬：从网络上的声音，是很难确认人的多少的。“犀利哥”不过是四个年轻人炒红的。我对他们网上的唾沫横飞一笑置之。当然，也有些可怜他们！

南方都市报：如果汪晖接下来不予回应，该怎么办？正常的学界调查程序，应该是什么样的？您期待学界做出什么反应？您希望最后达到什么样的结果？

王彬彬：这些事我还没有考虑。我只是觉得，此事应有一个明确的是非。大家想一想，如果以后清华或任何一个大学的博士论文或教师成果，出现汪晖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如果此种行为成为风气，合法化或半合法化，那是什么局面？总不能汪晖可以这样做，别人就不能吧？

中国社科院的一份核心期刊的编辑向本报记者表示，他们经常遇到抄袭的情况，最近也正巧在处理一起抄袭事件，当事人的抄袭非常高明，是从外语翻译而来，这一事件最后认定后将予以公开。他认为，对于抄袭，应持有一致而简单的认定标准，可以参见国外教科书对学术论文抄袭的定义———“当你用了别人的文字或观点，但没有注明出处，你就是在抄袭，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当你注明了出处，但是直接引用了他的话而没有用引号或使用大段引文格式，这也是抄袭。你写的文字要是与原文非常接近，以至于对比你和原作者的文字，你发现如果没把原文放在边上，你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话，这也是抄袭。”

读书人窃书不为偷，学术规范不能得到普遍认可，学术成果难见创新，都与学术不端调查程序的失却有关。具体到汪晖教授20年前的抄袭，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启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学术不端的责任追究，并没有时限，授予其博士学位的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应该视学术声誉为生命，立即启动调查程序，通过调查、听证，结束媒体辩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有稍微不同的看法，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对于汪晖20年前的论文存在的问题，在认定上，应是抄袭，在追究上可以从宽。如果换做自己，葛剑雄认为他会做出回应，但如果汪晖不做回应，那也没关系，可以认为他本人是已经默认了事实，对此没有异议。“学风建设，首先需要纠正错误，在这个基础上，对个人的历史错误，不一定予以追究，过去从宽，今后从严”。

或许，与中国的企业家一样，很多中国学人都有这样那样的“原罪”。但在学者丁东看来，从写学术文章的具体操作上，不能说上世纪80年代存在普遍不规范的现象，不能说中国到了上世纪90年代或新千年开始才有学术规范，那根本不是事实。丁东回忆说，80年代他的妹妹是北京出版社的编辑，北京广播学院第一届研究生当时写了一本电视剧概论，当时这样的书还是有原创性的，但里面有一章抄了陕西的一位老教师，结果老教师不依不饶，当事人不得不被迫检讨，最后能保住教职，简直是脱了一层皮。丁东认为，当时整体的学风要比现在好得多。

这次汪晖“抄袭门”之所以越发升级，很多汪晖的支持者将其归结为“派系斗争”。葛剑雄教授认为，学术批评不应该考虑行为者的动机是什么，这就好比小偷抓住了贪官，小偷本身有罪是另外一回事，但贪官的罪也要治，更何况现在不能证明王彬彬与汪晖有个人恩怨，而且即使有个人恩怨，王彬彬的批评对的，那也无所谓。

对于谴责举报者王彬彬的做法，葛剑雄认为，有些人根本不讲事实是不对的，这种不正常现象，当初长江读书奖评奖的时候就出现过，学术问题掺杂进个人感情是不好的。这恰恰反映了学术界存在的问题，大家不是服从真理和事实，而是依托个人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