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徒步串联以来，在瑞金停留了差不多十二天之久，凡是可供瞻仰的胜迹，我们基本上都去过了，甚至还参观了苏维埃大学的旧址，列宁小学的旧址。其余的时间，大概就是逛街市了。记得有一回我和女队友小范去逛“自由市场”（当时有买卖农副产品的小市场），我们还牵着接待站一位工作人员的三四岁的小孩，结果有个小贩就问我们：是你们的孩子么？当时我窘极了，心想，你什么眼神呀？没看见我们是红卫兵么？我才二十二岁，人家小范才十九岁，怎么能有这么大的小孩？小范也是一声不响，装作没有听见。
在长沙参加进来的四位女生，跟我们一起长征已经快四十天了，互相之间应该很熟悉了。但是大家都一本正经，发扬“阶级友爱”精神，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看不出哪个男生觊觎哪个女生，或是哪个女生对哪个男生特别垂青。大家既封建，又革命。至少在我们长征串连的那段日子里是那样。以至于多年以后，我回忆不起来四位女生在长征队有哪些特别的表现，有怎样的事迹。
我们在瑞金，除了参观访问和闲逛，就是争论应该步行长征呢，还是应该下厂矿农村支持工人农民造反？争论大概比较激烈，这从队友某的笔记里可以看出端倪：“一月五日早，于瑞金。确实像人民日报红旗社论指出的，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种新局面的出现，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深刻的迫切的任务：迅速地去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我们长征的实际，一定要服从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我们应该迅速地作为小学生（学习贫下中农，熟悉群众熟悉社会熟悉阶级斗争，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改造自己的思想），宣传员（宣传毛泽东思想），战斗员（造修正主义的反，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和工农群众一道去攻那些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盘踞的阵地，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正如社论指出的：知识青年、学生青年要下厂下乡，去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组织起几万万的大军。这种任务是迫切需要完成的。迅速去，蹲长些。”根据后来的情况看，我与队友某相反，主张抓紧走路，按计划走到延安去。
在瑞金，我们拜访了很多革命老人，“咨询”长征，听他们讲革命故事。
据队友某记载：“一九六七年元月五日傍晚。于沙洲坝。我们怀着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无限热爱，二次上沙洲坝，收集毛主席在沙洲坝的故事，同时去受教育。我们听了当时区苏维埃劳动部长李永坤讲的故事。”
据信当时在赣南老区，有很多“光荣敬老院”，多半是参加过苏维埃时期革命的老人的养老之所。这位前劳动部长李永坤住在沙洲坝的瑞金光荣敬老院里。据他讲，毛经常下田劳动，或者帮助红军家属砍柴。他还讲了这样的事：“有个反动富农破坏扩大红军，我们捉住他公审，毛主席来看我们审问。当时地主富农受我们监督，毛主席建议富农地主都要打记号：地主头上剃一道壕沟，反动地主剃个十字，富农剃一道弧。”给地主富农做记号，在毛怕是经验之谈。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就写着大革命中如何给地主戴上高帽子游街的事。一九六六年的文革，戴帽子挂牌子游大街盛行一时，其规模与花样翻新，乃是大革命和苏区时代所望尘莫及的。我的初中语文老师，是女教员，她和所有的女教员被本校的红卫兵剃去一半头发，号称阴阳头，拉上游行。而且每人当头被泼上一瓶墨汁。如此看来，文革的这一套，乃是对毛当年所作所为的继承和发展。其实红卫兵和老师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只是在毛思想的蛊惑下，觉得如此做事，既革命又很好玩。呜呼！说我们中国人缺乏人格尊严，少骨气，然而把蹂躏人格不当一回事的国土，人谈得上什么尊严和骨气呢？毫无尊重生命也就是蔑视生命的国民性造就了缺乏人格的国民性啊！
我的笔记本上还有一位署名肖连德的老红军的题词：“继承老红军艰苦作风，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沙洲坝公社光荣敬老院老干部肖连德”。时间是六七年元月六日。
元月七日，我们访问一位名叫杨珩炬的老同志，讲毛的故事，他当过娘子军独立营营长。
在瑞金我们找到一位名叫赖忠光的人，约摸五十岁年纪，极为健谈。我们对他肃然起敬，是因为他曾经是林彪副统帅的警卫员。我们请他讲革命故事，他欣然同意，讲得很风趣。以下是他的故事：
“我十二岁参加了红军游击队，我从未读过书，是放牛大学毕业的，我放牛丢了牛，便当了红军。我也是枪杆子大学毕业的，我们知道一点革命道理，应该和大家谈一谈。
“我是瑞金人，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后，贺龙叶挺的部队南下打广州路过瑞金，（打广州失败后，贺龙到湘西当农民，叶挺在广州开饭馆）。那时瑞金才开始有共产党支部，支部设在瑞金一中，当时叫锦江中学，党支部在农村发展协会，开展革命斗争，一九二七年冬，毛主席带了一百多人从井冈山到瑞金，武器大多半是梭镖、大刀、土炮；步枪很少。进攻瑞金，烧了街门，打开班房，把里面的穷人放出来，让‘释放政治犯’写标语，然后召开穷人大会，毛主席讲了话，号召打土豪分田地。随后又扩大红军，标语上写的是：”万户欠了我的钱，千户百户莫管闲，穷人跟了我们走，月月六块钱。‘
“毛主席在瑞金住了两三天就走了，不久我们成立了人民政府，瑞金的大地主都跑到福建石城县，搬警卫团赖世忠打我们。他们约定打下瑞金城后由警卫团的人当官。我们方面集合了许多农民赤卫军、少先队，包围了敌人，天亮后城四周一片牛角号声，喊杀声遍野，最后警卫团全部被消灭了。我们把赖世忠的头割下来，悬在城门上。这次战斗我们缴获了步枪八百多支，势力一下子扩大，便打会昌，打宁都。
“一九二八年毛主席第二次来到瑞金，从井冈山带来六七百人。宁都的敌人来进攻毛主席，毛主席诱敌深入，把包括团长在内的一千多人全消灭。这时成立了临时中央政府。为了扩大红军，成立了招兵站，报名的人太多，连饭都做不过来。就像现在的红卫兵接待站一样。
“一九三〇年红军队伍扩大了，编了一、三、五、七、九军团，少年国际师、补充师、独立师。苏区面积很大，地处闽、赣、湘、粤四省交界，有二十多个近三十个县都属中央人民政府管辖。
“蒋介石调了一百万兵力剿匪，我们红军只有十几万。当时我由游击队调到中央警卫连，保卫毛主席，我在连部当通讯员。毛主席经常到外地检查工作，和干部战士打成一片。主席特别深入连队，关心士兵，他要求连队干部开展政治教育。当时红军吃饭只有一盆菜，有一次毛主席到一个连部，连长给他两盆菜，一盆冬瓜，一盆猪肉。主席说，你们这里生活还不错，我一来就碰上你们吃肉。连长说，我们生活还好。毛主席到厨房一看，战士们都是一盆冬瓜菜，主席赶快跑回来，把给他的一盆猪肉给每个班都赶了一些。吃饭时，毛主席批评了连长，说，一定要官兵平等。毛主席经常和群众在一起干活，一面干活一面问生活好不好？对政府有什么意见？所以群众有什么话都愿意跟主席说。有一年过年，一个农民请主席吃饭，说你给我们耕了田，我请你吃饭。主席问吃什么？农民说吃红薯。主席说好吧，去吃一点。有一个群众给他做了一盆好吃的饭，他批评了群众，一定要吃番薯。沙洲坝人民没有水吃，都说那里没有水，毛主席发动群众开了一口井，群众都说毛主席真有办法，地下有水他都能看见。
“毛主席对我们警卫连非常关心。当时我们喜欢玩瞎子捉瘸子，丢手帕，毛主席经常在一旁看，给瞎子加油。有一次丢手帕，毛主席站在旁边看，一个战士很调皮，偷偷把手帕放在毛主席身后面，毛主席很巧妙地用脚把手帕踢到旁边。战士捉住他，他说，你看错了，帕子这不是在他后面么？那战士一看，果然帕子在别人身后，于是那身后有帕子的战士只好唱歌，毛主席还喊加油！再来一个！
“有一次我在池塘边捉鱼，毛主席来游泳，叫我同游，我不敢，毛主席牵着我下水，走着走着，水到鼻子下面了，我说我不敢了，毛主席说不要紧，我保你的险。他用手托着我的下巴，教我。我游着游着，一松手我吃了几口水，主席又把我托住。不知不觉我学会了游泳。我们战士好玩水，毛主席常集合起我们，告诉我们游泳的要领，教我们游。
“一九三三年我调到一军团，林彪是军团长，聂荣臻是政委，左权是参谋长，朱瑞是政治部主任，邓小平是副主任，我所在的师师长是杨得志，当时我们没有兵工厂，全靠运输大队长蒋介石送。
“国民党几次围剿都失败了。第四次反围剿后，党中央从上海迁到瑞金。中央委员分工，博古管军事，王明管军队政治，毛主席管地方，当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明博古掌握了军权，军事慢慢失败。第五次反围剿，王明博古采取分兵把守，把红军分散了。红军在敌人碉堡面前修工事，挖战壕。敌人进攻，红军死守阵地，敌人用大炮轰，用飞机炸红军阵地，红军伤亡惨重。敌人攻占了红军防线，红军退筑工事，继续死守。这样苏区越来越缩小，最后只剩三个县。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动员红军撤出，提出打到敌人外围去，发动运动战游击战。
“长征途中，毛主席始终和一军团在一起。当时我们不晓得这叫长征，到了西康少数民族地区，我们以为到了外国。把藏文当成英文。到了延安后才知道这叫长征。长征分三路，一三军团从于都出发，另一路从会昌出发，第三路从福建广东出发。
“红军打到贵州遵义，第二次攻占遵义后，休息了十多天，中央开会，我们学习、讨论。后来全军讨论王明路线，毛主席取得了领导地位。到达毛儿盖以后，召开一四方面军营以上干部会议，互相介绍师一级干部，选张国焘为副主席，毛主席是正的。张国焘不服气，进入草地后，他不肯北上，要南下，还扣下一方面军的红军，把朱德扣下，手枪没收了，马也交了，警卫员也解除了。朱总司令没有权力了。一天从这个连队看到那个连队，闲着没事。四方面军编戏编歌骂毛主席是逃跑、胆小，怕死，让扣下的一方面军跟着唱，一方面军战士都不肯唱。林彪火了，架起机枪和张国焘谈判，说你要南下你南下，我们要跟毛主席。四方面军在草地里转了几个月，死了几万人。后来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在草地会师，贺龙连劝带强迫，使张国焘北上。到了宁夏，张国焘不肯去延安，命令四方面军过黄河打通国际路线，过去了两个军和一个妇女独立团。后来毛主席指示不准过黄河，谁过了就打谁。张国焘没有跑成。
“张国焘到陕北后，全党组织批判他，四方面军师以上干部受到严厉批判。张国焘由副主席改为农垦部副部长。后为边区政府主席，他心里极为不愿意。有一次他请假要去玩，毛主席批准了，还把东北军送给自己的一辆小汽车给他。张国焘乘车到洛川县山上玩，玩了一会，打发一个警卫员去买饭，接着派另一个警卫员去催。两人都离开了以后，张国焘只身投向西安特务机关。后又到南京。他的警卫员回来一看，首长不见了，没办法只好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很生气，把警卫员关了几个月的禁闭。”
赖忠光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们听得津津有味。特别是草地上一四方面军对抗的事，是我们闻所未闻。我们的教科书根本没有介绍此事。我们虽然在课堂上听过张国焘搞分裂，但是没有想到有这样严重。只是一笔“红军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就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事轻描淡写带过。令我们心中留下许多疑问。
这位赖忠光能说会道，不过有些也是信口开河。例如王明并没有到过苏区，他却说王在苏区管军队政治。还有西路军的问题。我不明白的是，他这样有口才的人，又是老资格，怎么没有当上大官？莫非犯生活作风问题了？
据队友某记载：“元月十日，下午参观乌石垄。给光荣院敬老院送毛主席的故事后，就去参观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总司令办公室住所。（介绍略）”
乌石垄在瑞金城西八里处，一九三三年年中央军委由叶坪迁到此办公。当时我们没有注意到，在距中革军委机关不远的一垌稻田旁，有一间孤零零的房子。那是专门给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李德建造的。
在瑞金一住就是十二天，我们谁也不提出发的事。算起来，我们已经步行了一千三百二十二华里的路。雨中上山下山之苦，一想起来就胆寒。然而可参观的都参观了，可访问的也访问了，再没有冠冕堂皇的理由让我们继续闲住了。于是在元月十一日出发，我们的目标是信丰县，决定走直线。刚练出来的腿又须从头重练啦！
元月十一日我们从瑞金出发，当晚到西江宿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