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哲学所领导的两封信
果不其然，社科院终于“出手”，虽然还不是最终“驱逐令”，但年终考评“不称职”这次一定要落定。
11月18日，又是年终述职的日子。一进研究室办公室，小霍即告知刚刚结束的所务会议上“所头儿”点了本人的名，说张博树今年以来又屡屡“犯事”，发表西藏问题文章“支持藏独”，还未经批准出国参会，无论研究室测评结果是什么，所里一定要给张年度考核“不称职”的处理。我笑道：那好哇，这回研究室不至于左右为难，为所里、院里背黑锅了。我还从其它渠道得到消息：谢地坤私下讲，张的西藏文章已过底线，无法再保护。
11月20日，所里公布2008年年终考评结果，本人考核“不称职”的决定果然赫然在目。有关文字是这样表述的：2008年考核不称职人员：张博树。原因：未经所里批准，擅自赴国外参加会议，违反了院所有关外事的规定。
比起一年后的“限期调离决定”，这个关于“不称职”的处理决定还算“诚实”，因为它至少承认我是“赴国外参加会议”（没好意思明言是参加学术会议），而那个“限期调离决定”干脆用一句“擅自出境”来罗织罪名。但这个“不称职”的决定仍然避开最关键的事情，即那篇关于西藏的文章，看来社科院也不糊涂，他们是挖空心思不愿背上“因言治罪”的恶名的。
11月25日，李景源约谈。李刚刚从哲学所所长的位置上退下，谢地坤接任，成为正所长。可能是考虑小谢毕竟和我是同学，不好出面，卸任的老所长才又披挂上阵，出演这个角色。李明确告知“不称职”的考核结果，并强调这是违反院外事纪律所致。我回答：“你老兄没有讲实话。明明是言论问题，是社科院在因言治罪，为什么不敢大大方方地承认？”李避而不答。我又说：“如果院里认为我的西藏问题文章观点有错误，可以进行公开辩论，我求之不得。但又没有正常的学术讨论，又要给人扣政治大帽子，这和文革有什么区别？！”李仍然回避。谈话很快即告结束。我表示，我不接受这个考核结果，会按照院考核工作程序的规定，要求所里重新复核。
中午，和院里几位同事共用午餐。他们都清楚近年来我和单位博弈的情况，认为院里拿外事纪律说事增加了我方的抗争难度，建议我做适当妥协，以妥协求生存。晚上有位年轻朋友来家作客，也表示了类似的意见。我深知大家好意，但我自己更倾向于以斗争求妥协。毕竟，社科院并非铁板一块，有保守派，也有相对开明者。就个人而言，有社科院这个身份，对自己确实有一定保护作用，现在是要找到一种有效而适度的斗争方式，给对方施加压力，争取比较有利的结果。
当天晚上，我即起草了一封公开信，标题是“请拯救我们的良知：就本人08年年终考核‘不称职’致哲学所领导信”。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今年的年终考核，本人之‘不称职’终成定论。今天（11月25日）上午李景源老所长找我谈话，算是正式通知了这个决定。我知道，某种意义上讲，这并非你们本意，不过秉承院领导旨意、奉命行事而已，但我还是决定写这封信给你们，也给我们全所同仁，甚至给更多的人，因为这并不仅仅是在下的个人私事，它事关一些更根本的原则问题，有必要揭示之，讨论之。”
在指出年终考核“不称职”的结果是因言治罪这个要害问题后，这封信特别分析了“良知”和哲学所领导在这件事情上应负的责任：“毫无疑问，各位在今年的年终考评中最终还是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因为你们或是哲学所考核领导小组的成员，或是可以对考核结果施加影响，我的‘不称职’的决定就是通过你们的手作出的。也许你们会感到冤枉，觉得你们已经作了努力，是由于我的所作所为（特别是那篇西藏文章）超越了‘底线’才不得已为之。然而，这能构成你们行为合理性的理由么？我以为不能。你们既是所行政领导，同时也是学者，而且是知名学者，你们同样承担着一个学者应有的良知和道义责任。对我的观点，你们可以不同意，可以进行学术论辩，但你们没有理由助纣为虐，通过自己手中的行政权力扼杀一个学人对公共事务说话的权利，扼杀对我们学人来说最可宝贵的言论和学术自由。你们今天扼杀我的言论和学术自由，其实不就是在扼杀你们自己的言论和学术自由，也扼杀全所同仁的言论和学术自由么？
“后极权社会的特点是，当一个人无所顾忌地说出实话时，这种行为对他周围的人也构成一种挑战，迫使每个人在良知和利益（体制内的既得利益）之间作出抉择。可叹的是，你们在这样一个挑战面前的回答，最终证明是不及格的。更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良知吧！专制社会是建立在每个人对控制机制的服从上，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承载着一份专制体制的罪恶，但也存在着改变这种控制的可能和机会。
“我们的国家正在发生变化。我相信，我们社科院也会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是通过一件事情、一件事情的积累逐步促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可能会作出一点牺牲，但最终受益的将是我们的所有学人。”
信写好后，第二天，也就是11月26日，我就用电子邮件把它群发给了包括所领导在内的哲学所全体在职同仁。为什么是群发给所内同仁而不是直接发到互联网上？这是对反应尺度的一种把握。我觉得还没有到和社科院“撕破脸”的地步，社科院毕竟还没有宣布开除我，目前的“不称职”处理说明他们也给自己留有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反应应该“适度”，那就是，既要给他们压力，又不要彻底张扬出去，使矛盾激化，走向极端。
信发出后，有几位同事回邮，大部分人未有公开反响。但据一些人底下讲，他们已经把信传给了不少朋友。“我把你的信转发了至少不下几十个人，他们都为你打抱不平”。一位同事说。
哲学所官方则无任何反应。12月2日，我又群发了给哲学所领导的第二封信，这封信开宗明义，要“谈谈对社科院改革的看法”，同时正式提出，“本人要申请应聘社科院哲学所的‘研究员’”。这里有个背景需要交代：恰在2008年末，社科院开始搞“聘任制改革”，哲学所还是试点单位，所有员工都要同单位重新签合同。这是当时哲学所上上下下正在忙活的一件大事。
我的这封信中回顾了个人职称问题上的18年坎坷经历，然后写道：“不要以为我谈这些只是在为个人遭遇的不平抱怨，尽管本人有足够的理由这样作。我是在为我们社科院着想，为我们的学术事业着想。社科院是用公共财政支持的国家级科研机构，它本来应该为社会提供最优秀的思想和社会科学产品。但现行体制禁锢了学者的思想自由和学术创作自由。特别是在与中国现实政治相关的学术领域，学者们被要求必须‘与中央保持一致’，而不能有独立见解和批评性意见。谁胆敢破此‘规矩’，就要让你付出代价。这种体制、这个氛围内怎么可能产生思想，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学术呢？
“但事情不会总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一个民主、自由的时代正在向我们一步一步地走近。一党垄断意识形态的格局终将被打破。公共学术终将获得它应有的独立。
“社科院也在改革。社科院的改革应该成为整个国家和社会变革的一部分。我建议，社科院的改革不妨就从纠正类似我这样的明显荒唐的‘案例’入手。为此，我这个‘助理研究员’愿意借此次聘任制改革的机会，越过‘副研究员’这一档，直接申请应聘社科院的‘研究员’。老实讲，‘职称’对于我来说已经无所谓，我的工作被公众认可、被历史记录就足够了。但既然‘职称’在现存体制下是和收入挂钩的，为了继续完成《批判》一书的后五卷，我有理由要求改善我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还是那句话，社科院是用公共财政支持的科研机构。即便明天社科院领导就让我‘下岗’、甚至把我扫地出门，我今天仍然要争取自己的权利，从事自由的学术研究和获得国家财政支持的权利。”
这封信后来不知是谁给捅到了互联网上，《博讯》很快转载，还刊发了维权网记者的一篇编者按，称“宪政学家张博树因文章提到六四而18年不给评职称”，“至今张博树先生居然还是个‘助理研究员’，每月只领到两千多元的工资艰难地生活着并不懈地从事着研究。”这个“两千多元工资”的提法属实，我在信中讲的数字是“月工资（基本工资和各类补贴加在一起）不足2500元”，其实这还是最近工资调整后的数字，原来则不到2000元人民币。那么这个2500元人民币是个什么概念呢？它大概只相当于如今一个20来岁大学本科毕业生找工作时通常得到的工资！
12月9日，书记吴尚民找我谈话，仍然强调系根据行政原因作出“不称职”的处理，算是对本人要求复议的答复。关于聘任问题，吴解释此次聘任制改革只是重新签合同，不涉及职称变更。“那我就还是作为助理研究员签新合同嘛！”我说。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显然还没有得到院里的指示。吴甚至说漏了嘴“此事非院所能决定”。我表示，希望双方找到合适的、彼此适应的办法，如果院里不敢往前走，至少也不要向后退，我们暂且得过且过，相安无事也可。但如果院里采取极端形式处理此事，本人也将作出极端反应，请你老吴务必把这个意思转达院方。
在后来的一个月里，哲学所各个研究室都进行了重新签合同的工作，包括文化室在内。文化室拿到新合同时，发现独缺张博树的。室主任小霍曾向所里要求电话告知本人，被书记吴尚民制止。我有一次在所里偶遇吴尚民，还提起签合同事，吴亦避而不答。总之，在签合同问题上，所里既不说签，也不说不签。直到全所同仁都签了新合同，对我仍然没有一个“说法”，黑不提白不提，但工资照发。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近一年，到我最终被“扫地出门”为止。似乎在这个过程中，社科院及“有关机构”还在踌躇，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
社科院成反普世价值的急先锋
我们的叙述已经进入2009年。这一年中国政治的特点为何？八个字：大步倒退，寒流滚滚。民间对2009年有所谓“9、6、5、3、2、1”之说，也即，2009年是中国五四运动90周年，中国共产党建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西藏“平叛”50周年，民主墙运动30周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和六四镇压20周年，法轮功事件10周年。头一个数字代表现代中国民主追求的传统；后四个数字则均与专制和镇压有关。这些数字与“建国60年”搞在一起，确实有某种历史讽刺的味道，足令当政者头疼。更令当政者头疼的是中国社会急剧演变的现实。政治改革滞后、权力贪腐加剧、官民对立凸显、社会结构性矛盾深化、民族地区不稳定、环保和生态形势严峻，都使中南海压力倍增。另一方面，民间力量在成长、在壮大、在逐步走向成熟，也是一个日益显著的事实。这更令当权者中的保守势力坐卧不宁。
当然，30年经济高速增长，中央政府手里有了越来越多的钱，腾挪空间加大，大概给了当权保守派用强力对付民间自由派的“底气”。2008年12月《零八宪章》发表，迅即遭到官方的强力打压，刘晓波被抓，众多宪章签署者被骚扰；2009年“两会”上，吴邦国强调“绝不搞西方的多党制、两院制”，中宣部则调动全部宣传机器，铺天盖地地鼓吹“六个为什么”（即所谓“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密切相关的六个重大问题”，包括“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而不能搞民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为什么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为什么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为什么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不能搞私有化或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为什么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而不能走回头路”）。可以说，这是当权的中共党内保守派对近年来民间政治改革呼声的一个系统回答，顽固而又明确。
在这股反民主化、反文明的逆流中，作为官方御用机构的社科院自然要充当不光彩的小丑角色。2009年上半年，社科院的官办传媒《中国社会科学院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批普世价值的文章，有些文章甚至配上文革式漫画，让人有隔世之感。比如，2009年3月24日院报刊登署名“肖黎朔”的文章《美国的民主制度没有普世性》，该文配大幅漫画，画中自由女神手持“别国人权报告”，高举的火炬射出贴着“自由民主”招牌的炮弹。再如3月31日院报刊出《以真理打破幻想：我们为什么必须批判“普世价值观”》，也配上大幅漫画。该文作者侯惠勤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这个“马研院”成立于2005年12月26日，几年下来，已经成为社科院里最左的地方，人称“马屁班子大本营”。这些文章充斥官方意识形态那些永远“正确”的政治话语，却绝无作者本人的真实存在，说来也可怜得很。即便在院里，也很少有人愿意浏览此类“文章”，太臭不可闻了。我是偶然在办公室看到这些报纸，室里几位同事均大呼“天下奇闻，不可多得”，建议我“收藏”，才有今日把它们放在这里，大白于天下，供海内外读者共同鉴赏。
据说当政者对中国社科院有三个定位：“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党中央、国务院的智囊团、思想库”。这当然是充满矛盾的一厢情愿：是“坚强阵地”就不可能是“最高殿堂”，因为“一言堂”里不可能有科学；“智囊团、思想库”就更逗笑了，一群只会顺杆爬的精神侏儒，什么时候给主子提供过“思想”？！3月31日，哲学所开大会贯彻“院工作会议精神”，李景源“传达”了中共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两会”上对全国政协社科界委员的讲话，要求社科院除“阵地”、“殿堂”、“智库”三个定位以外，再加一个“软实力”定位，即要培养一支政治立场坚定、外语好、能对外打“宣传战”、“理论战”的队伍，社科院又成了当政者“打造中国新形象”、争夺“国际话语权”的急先锋。然而，如此“重任在肩”的社科院，还有什么独立学术可言？
也许，说社科院已经蜕变为文化官僚的栖居所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孵化器更确切些。这是学术意识形态化、学术机构官僚化、学术官僚资本化的必然结果。有例为证。2006年，社科院曾“评”出首批“学部委员”47人并向社会公布。有好事者细心比对，竟发现这47人只有2人没有担任过行政职务，其余45人，不是现任副院长、所长或副所长，就是前任副院长、所长或副所长（包括哲学所所长李景源）！难道这些院长、所长大人，都是学富五车、国内公认的学界泰斗么？显然不是。一位叫阮一峰的网友曾撰文《从学部委员看中国社会科学的尴尬》，一语道破问题的实质：在中国，“真理是由党决定的。党说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什么。社会科学家只是起到解释和鼓吹的作用，并没有独立的学术思想。如果有的话，这样的人也必然会被排斥在主流之外。所以，中国最知名的那些社会科学家，并不是学术水平最高的人，而是对党的宣传事业最有帮助的那些人。这种情况下，学部委员与学术成就的高低不相干，也就毫不奇怪了。”但正是这批人，享尽体制内各种好处，编织成细密的既得利益网。他们决定着政府拨给社科院的钱如何使用，左右着各种各样的“课题”立项、实施，自己还往往是一个乃至多个“国家课题”或“院重点课题”的“主持人”、“首席专家”，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官僚。
键入上面这些文字，我内心实在有一种痛心疾首的感觉。自己毕竟也曾是社科院的人，不希望社科院就是这个熊样子。当然，社科院里也有好样的，中国共产党党内也有主张宪政改革的开明派。从中国政治转型的大局看，急需挖掘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派的资源，使之形成群体声音，在乌云翻滚的中国政治的天空开出一片亮光，以和民间自由力量成相互辉映之势，引领中国的改革继续往前走。
正是本着这个想法，2009年上半年，借中共开明领导人胡耀邦逝世20周年纪念的机会，在中共党内一些老人、特别是前中宣部长朱厚泽先生的支持下，我和朋友们策划、组织了《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一书的创意、组稿和在香港的出版。这本书的作者包括12位老共产党人，其中既有李锐、胡绩伟、钟沛璋这样的老干部、党内民主派的领军人物，也有辛子陵、杜光等著名的党内民主派学者。来自社科院系统的老先生占了很大比例，比如何方曾是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谢韬曾是社科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张显杨、林京耀两位也都是、或曾是社科院的人，在社科院工作过，王家典从江苏省社科院退休，周成启原来是贵州省社科院副院长。何方先生的老伴、长期在外交部门工作的宋以敏教授也参与了写作。
《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就是这样一批中共老人共同努力、秉笔直书的结晶，可以说是中共党内民主派的一次重要亮相。我作为该书主编，特意写了一篇导言“纪念耀邦，推进转型：论中共党内民主派的历史角色”。建设性是这篇导言的主调,我在文中特别提出中共应顺应民主化大势、完成自身的“理念转型”和“组织转型”，强调——一党专权的政治体制必然死亡，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组织却有可能获得新生。这种新生的前提和途径则是成功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理念转型和组织转型。那么，何为理念转型？何为组织转型？理念转型指中国共产党放弃过去的专制逻辑和敌对思维，认同普世价值，也就是自由、民主、公正、尊重人的基本权利的价值观，认同多党制和权力的可替换是监督、制衡公权力的最佳制度安排。组织转型，则是指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努力，逐步解构原来作为极权主义执政党的组织结构和组织体系，按照现代民主政党的建构原则实施组织改组，使这个党变为一个全新的、可以在宪政民主制度框架内运作和行动的党。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党内民主派显然肩负着引领中国共产党完成这样两个转型的历史使命和历史责任。
这本耀邦纪念文集2009年4月在香港正式出版，立刻引起媒体高度关注。《亚洲周刊》用了10个版面的篇幅集中介绍该书，这在这个刊物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英国广播公司（BBC）也打电话找我，希望采访。当时我正在广西中越边境的硕龙，随哲学所工会旅行团游览著名的德天大瀑布（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哲学所的此类活动）。当天晚上，我在硕龙的一家旅游宾馆里接受了BBC的跨洋电话采访，与我同室的一位年轻同事“知趣”地躲了出去。现在想来，也算趣闻一件吧。
（待续）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王丹。中国西南地区出现的严重旱灾，引起各方广泛讨论，但是比较偏重于气候变迁的影响。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政府引导舆论的方向。因为一旦人民关注的矛头指向天灾的部分，人祸的因素就会被冲淡，政府可以规避应当担负的执政责任。但是事实上，这个责任是无可回避的。
我们当然不否认地球气候反常，包括暖化造成的天候因素，是这次西南大旱的主要因素，但是，所谓“百年一遇”的灾害性气候本来就还不是人力可以阻挡的，而人民纳税给政府，就是因为期待政府在这样的灾害到来之前，能够有所防范。而在中国，政府行为本身却成了灾害的帮凶。更确切地说，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以及社会发展战略的错误，是中国灾害频仍的主要原因之一。
众所周知，加大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投入，几乎每年都被写进中央一号文件。但在现实中，却从未得到有效执行。大型水利工程的财政投入尚且可以得到保证，农村小水库，沟渠建设30年来很少进行全面整修。去年国家四万亿投资，用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寥寥无几。这直接导致了农村地区抗灾能力的减弱。
而庞大的政府投资去了哪里呢？基本上都投入了能够给地方政府带来直接经济收益的项目，而很多这类项目，对当地的自然环境，生态保护，本身就是灾难性的。以云南省为例，橡胶产业一直是该省的支柱产业之一，1994年到2007年，生胶收购价疯涨百分之九百。而官方地理信息系统监测表明，大规模的橡胶种植已经影响了这个地方的气候，10年内平均温度升高了零点四到零点五度。
换句话说，地方政府竭泽而渔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导致天灾越来越频繁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在这种经济发展战略的背后，更为严重的问题，还表现在水资源的分配不均上。因为在中国，水资源分配的逻辑，就是重城市重工业，轻农业轻农民。大旱持续了数个月，处于旱灾核心的始终是农村和农民。分配的背后，首先是权利的不平等。而农民，包括灾民，不可能组织自己的维权组织，他们的诉求无法通过正常管道得到有效的表达，这，就是所谓的“人祸”问题，也是政府极力规避的问题。更是我们作为监督当局执政的民间力量不能忽视的问题。
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力量压倒一切，政治问题高于一切的国度，没有什么百分之百单纯的经济问题。更不可能存在单纯的气候因素。1950年代末期的大饥荒，当局就是把原因推给三年自然灾害。结果到了今天，我们已经都了解，那根本就如同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刘少奇自己所说的，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可是，全国上下并没有去追究天灾的人为因素，那是后来文化大革命得以爆发的一个远因。这一次西南地方大旱，如果我们还是把它归结为气候因素，而不去追究背后的政府行为的原因，可以肯定地说，类似的灾害是不可能根除的。
失踪一年多的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近期一直是海外媒体高度关注的新闻焦点，有关他生命安危的报道时常出现，他在4月7日破例接受美联社专访时则表示，他计划以放弃批评政府的做法换取与家人团聚的可能。
我读过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报道后认为，他的这次失常的表现，是目前中共高压下的结果，大家应当宽容和理解，但愿高律师很快能够获准离境，和家人团聚。
此前美联社的报道说，这是高智晟自两周前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之后，第一次接受媒体的采访。高智晟称这次美联社的采访仅仅是“交谈”，因为否则将有悖于他缓刑期间的某些限制。由此我们看出中共官方对他依然在严加监管，但可能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而改变了对他的安排，一个是中美人权上的私下沟通，二是他的刑期是判三缓五，已近到期，他现在变成了中共外宣的道具，藏在幕后导演的是当年迫害他的那些人，既使他拒绝和他们合作，我想中共最终也会允许他出境的，因为中共除了专制暴力，还有伪善应变的一面，对于象高智晟这样有影响力的人物，中共认为把他放在海外更有利于自已的统治，而允许他与家人团聚，也可以缓解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不佳的遣责。所以我相信，他的接受采访是官方故意释放的一个鲜明的信号，很有可能高智晟近期将获准离境。
按照2006年被判刑的情况，他的服刑期限在明年12月底前，但现在高智晟律师的表现，可能会促使中国政府有关方面对他早下决心尽快放行，或许原本这就是一种精心的安排和设计，一切均在意料之中。据报道，访谈中，高智晟表达了与当局妥协的意愿，将放弃过去从事的维权活动以换取和在美国的家人取得联系，甚至团聚的可能。对此有人表示震惊和遗憾，但也有人表示理解和宽容。由此我想起香港《前哨》杂志社长刘达文的一句话：“歇歇脚”。他在2009年6月13日的信报发表文章，针对一些人对香港民运人士刘千石的指责，用了这个通俗的词语，意在表示刘千石为了到内地看望母亲而放弃了过去参与民主运动的理念，如同在攀登山峰的路上“歇歇脚”，当然，这种做法和抱病在身，永不妥协的司徒华比较，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而也是令人遗憾的，但我觉得刘达文奉劝它人不要指责刘千石的看法，是比较达观和包容的。或许高智晟也做出了这种“歇歇脚”选择。我们应当理解他的处境和急于与家人团聚的心情。
我们知道，中国著名的维权律师高智晟自2009年2月在陕西家乡被警方带走后，长期下落不明。以致他在新疆旅居的照片，一度在网上热传，也有媒体声称他已死亡，欧盟、美国以及联合国人权官员多次呼吁中国政府就高智晟失踪事件展开调查。今年3月8日，失踪长达14个月的中国律师高智晟突然重现，并从山西五台山与亲友取得联系，但他一直极力回避媒体采访或谈及失踪期间的详情。我认为，他在缓刑期间，应当受到了比较人道的物质待遇，可能生活在与外界隔绝的新疆，或五台山一带，他仍处于警方的严密监控之下，没有精神上的自由。但我不相信他会受到警方肉体上的暴力攻击的传闻。
另据报道，在高智晟失踪期间积极进行呼吁和营救活动的美国“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傅希秋牧师说，他在高智晟回到北京的当天，曾与他通了20分钟的电话，他引述高律师的话说，他“刚刚回到北京，家里满是灰尘”。他也是感到有些伤感的，看起来身体状况也不是太好。过去400多天发生的事情，他还是不愿意讲，他是很关心在美国的家人的生活状况。当然希望团聚。他说鉴于目前处于这种状况，愿意沉寂一段时间。我认为，这已清楚地表明，他在依然受严密监控的情况下，知道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他在履行官方开具的条件，他似乎别无选择。但他被允许回到北京，这应当是释放的一个积极的善意的信号：他将离开中国！
但我认为，高律师虽然在谈及对妻子和儿女的思念时，情绪激动，并以“断线的风筝”来形容与家人的分离之苦。不过他一旦来到美国，新的风筝就要升起,那就是，他还要不要向国际社会发出真实的呼声？发出吧，中共会指责他违背了承诺，保持沉默吧，过去对他寄予希望的人会不会摇头，总之他将陷入了新的更为复杂的矛盾之中。
然而，不论怎样，我认为高智晟都曾以无与伦比的勇气，为中国的人权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还是他的友人、北京的李和平律师了解他，概括得好！他说，“高智晟首先是一个公民，他就应该依法享有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这种权力，包括言论自由。如果他觉得政府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好进行批评，这是法律赋予他的权力。高律师前一段受到了非常不人道的待遇。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人都有一个承重的限度。那么他想做出让步，或者低调一点也好，这都是可以理解的。高律师已经做了他应该做的。他付出的代价是有目共睹的。作为中国的一个公民吧，我觉得很多人会记住他，也会感激他。因为中国的进步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一个人就能做得好的。”我但愿等他出来后，每个人都能如此真诚地对待，接受和容纳他！
2010年4月7日于多伦多
近日，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新闻学院兼职教授杨继绳的《三十年河东》一书由武汉出版社出版。身兼记者和学者的双重身份，杨继绳的四十多年的新闻生涯颇具传奇色彩。3月18日下午，在达官营一家咖啡馆暗淡的灯光下，记者与杨继绳相对而坐，听他话尽了几十年来的职业生涯和人生沧桑。
大学：缺少人文的清华时代
1960年，湖北省浠水一中高中毕业生准备高考时，文理分科。杨继绳开始在文科复习，他想做记者。那一年，全国高校仅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有新闻系。人大新闻系那一年就招调干生，复旦新闻系那一年没有在湖北省招生。老师就把他转到理科，让他报考清华大学，学习汽车拖拉机内燃机设计专业。
考上清华大学的杨继绳并没有“鲤鱼跃龙门”的意识，当时的他更没有想到自己的命运将出现根本性的变化。而当时的实际情况也确实没有让他感受到这一点。一考上大学，他和同学们就由老师带着，去平谷县一个生产队去劳动了近两个月。
杨继绳在清华没有受到多少人文精神的熏陶，他在清华六年期间从来没听说过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等让清华骄傲的学术大师。当时的主旋律是又红又专，而“红”又是最重要的。校友杨政宁、李政道得了诺贝尔奖，学校里党组织向他们交底，千万别学这两个人走白专道路。杨继绳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他一直很听话，积极参与当时的政治活动。而当时的口号，就是让他们将来做一颗社会主义螺丝钉。
杨继绳记得，几乎每一届毕业生，蒋南翔校长做报告的时候都要讲，你们要在这个社会上立足有两条，第一，要听话；第二，要能出活儿。做到“听话出活”，这一辈子就好过。从事后的结果来看，杨继绳觉得这话很有道理——清华出来的人，听话的，出活儿的人都混得比较好。“不听话，你有再大本事也不行。我当时也觉得，听话是理所当然。”杨继绳说。不过，往深处想，他认为蒋校长这些话好像父亲对儿子讲的，不像教育家讲的。
虽然高考时候没有学成文科，但1967年，中央媒体来清华招工业记者，“党员，贫下中农出身，能写”这三个条件，杨继绳都符合，老师就推荐他去了。1968年1月10日，他扛着铺盖卷到了新华社天津记者站。
在1968年到1978年，是杨继绳当记者的第一阶段，他写了大量报道。回头看时他觉得，这段时间里，90%以上的报道都是跟着跑的，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能够留下来的，只有少数几篇他通过实际调查，实事求是写出来的稿子。
试笔：写内参惊动毛泽东
毕业不久的杨继绳身上有一种学生的锐气。他整天骑着自行车往工厂跑，往工人宿舍跑。他发现，在工人中间，三代人住九平米，十平米的房子的现象很普遍。自行车算是家庭很重要的家产，但不能搬进室内，只好挂在外面墙上。有一家举行婚礼，把新娘的床搬到院里摆着，腾出房间摆喜酒，客人走了以后再把床搬进去。
“文革”搞乱了工业，搞乱了工厂，管理混乱，浪费惊人，工人劳动积极性不高，“出工不出力”的情况十分普遍，杨继绳调查发现，当时天津工人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二级工，工资是41.5元，科技人员都当劳动力使用，而生产技术十分落后。1971年，他写了《天津市经济工作的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发表在《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第2053期，直率批评“中共天津市委对经济工作领导不力”，1972年他写了《天津劳动生产率调查》，发表在1972年10月21日的新华社内参《国内动态清样》上。
这些调查报告发出后不久，在一次内部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中说：总路线还是要讲的。现在是不是都鼓足干劲了呢，没有。后来，中央办公厅工作的一位工作人员对杨继绳说，毛泽东是看了这篇调查才说这番话的。
杨继绳在记者岗位上写的调查报告，被中央领导人批示的有近40篇。批示他的调查报告的领导人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姚依林等。领导人的批示对实际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锋芒：批评三任市委书记
杨继绳在天津当记者近二十年，经历了四位市委书记，除了陈伟达外，他批评过三位。“文革”中他批评过市委书记解学恭，说他对经济工作领导不力。后来解学恭的秘书对杨继绳说，解书记深夜还拿着放大镜看杨继绳的文章。
专业学工的，加上多年来跑工厂，使得杨继绳对于工业比较熟悉。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天津经济地位下降。天津工业界的人士也对此很忧虑。杨继绳把天津经济地位下降列为自己的调研课题。
在一篇稿件中，他写了天津火柴厂。当时，外地的火柴价格涨到八分、一毛钱。而天津还保持两分钱一盒。天津市领导坚持工资不涨，物价不涨。杨继绳在这篇《孤岛的困窘》中，称天津火柴厂是一个孤岛，外面火柴已经涨价了，只有天津的火柴两分钱一包，靠大量的财政补贴维持。这个孤岛是人造的，是财政补贴造的，它导致工厂技术很落后，设备很破旧，工人工资很低，医药费都报销不了。
几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天津出现了“孤岛之争”。当时天津市领导人多次说：“有人说天津是孤岛，孤岛就要下沉。这不是无知妄言，就是别有用心。”事后，杨继绳的朋友告诉他，这位领导曾经多次说：“天津有个杨继绳，反对我，一调查，原来是个书呆子。”
案例：调查报告揭穿秦池古酒
1996年，山东秦池酒厂负责人姬长孔以3.212118亿元夺得央视次年的广告标王。这引起了杨继绳的好奇，一个县级小酒厂，怎么有那么多钱做广告呢？
杨继绳带着年轻记者张建平来到了秦池酒厂所在的山东临朐县。他们首先调查了银行，工局商，想查清楚这家酒厂的广告费是从哪里来的，但是没有结果。晚上，两人从宾馆步行进入厂区，到了发酵池。杨继绳用步子估算了一个个发酵池的容积。他计算的结果是，秦池酒厂的产能是几千吨，要维持这笔广告费，产能应该达到一万几千吨，并且全卖出去才够。
后来，杨继绳揭穿了这个广告标王的谜底：秦池洒厂收购大量小酒厂的散酒，勾兑成低度酒，然后以“秦池古酒”等品牌销往全国市场。他们连续写了五篇报道，1997年1月中上旬在《经济参考报》连续发出，被国内无数家报刊转载。当年度，秦池完成的销售额不是预期的15亿元，而是6.5亿元，1998年，进一步下滑到3亿元，从此，秦池酒厂一蹶不振了，央视的广告费也损失了2.5亿元。对此，杨继绳说，“我们当时针对的不只是一个酒厂，而是针对中央电视台广告部只图利益、不对受众负责的做法。”
■杨继绳夫子自道
记者这职业
这是一个卑鄙的职业，这个职业可以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制造弥天大谎，欺骗亿万受众；这是一个崇高的职业，这个职业可以针砭时弊、揭露黑暗、鞭挞邪恶，担起社会良心的重责。
……
这是一个浅薄的职业，只要能够写出通顺的记叙文，不需要多少学识，不需要卓越的见解，听话顺从，就能如鱼得水；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职业，记者不是专业学者，他需要从整体上研究社会、把握社会，无论有多么渊博的学识、有多么卓越的洞察力，在复杂多变的社会面前，都会感到学力不足，力不从心。
……
是卑鄙还是崇高、是平庸还是神圣、是浅薄还是高深，在于从业者本人的良知、人格和价值取向。真正的职业记者会选择崇高、神圣、深刻、凶险，鄙视和远离卑鄙、平庸、浅薄、舒适。
然而，在卑鄙与崇高、平庸与神圣之间，没有鸿沟、没有高墙，黑白之道，全凭自己把握。如果一脚踏进了黑道，就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自己写的白纸黑字，是永远抹不掉的证据。
以上是我在记者这个岗位上摔打四十多年的体验和观察。
听说我的故乡浠水是记者县，我但愿从这里走出去的记者，少一些卑鄙、平庸、浅薄和蝇营狗苟，多一些高尚、神圣、深刻和献身精神。
还记得北京奥运会前夕，中外媒体有过一段非常紧张的时刻。透过“Anti-CNN”等网站的努力，许多人第一次看到外国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大家平常在国内报刊上，总是读到不少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从马德里到新德里，似乎全球媒体都注意到了中国的成就，都要争说中国人的好话，怎么到了要主办奥运会的关键时刻，他们却翻脸不认人，纷纷指责中国这样不对、那样不行了呢？这个落差实在太大。不少人非常愤怒，颇感里头埋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
这多少是个误会。熟悉外媒的朋友都晓得，那些“负面报道”其实一向都有，尽管这段期间确实也多了一点；但是你绝不可把它理解为有与无的区别，而该视之为由少渐多的过程。所以大家当时该问的问题，不是“为什么老外突然有了一百八十度的态度变化”，而是“为什么他们会增加了‘负面报道’的篇幅”。问题不同，答案和反应也就不一样，而这两者的分别可不是不重要的。
世界是一种感觉，它的界限决定于你所知的范围。假设你一直活在一个内陆的盆地，不只从来没有离开过它，甚至不知四周群山之外更有其他天地，你肯定会被一个外来的陌生人的证言吓着；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叫作沙漠的东西吗？原来陆地的边界是无垠的大水？再让我们假设，你虽不曾远游他乡，却清楚了解山外有山，河的下游是海洋，那么，你所知道的世界肯定会比这个盆地大上许多吧？你对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肯定也会有了不同的自觉与认知。
同样地，我们也能用这个盆地隐喻看待互联网时代的世界。理论上，互联网讲究信息自由，无远弗界，没有任何一个网民是孤岛。可事实上，我们都晓得每一个人都会因应自己的喜好，形成一套自己的上网惯性；除了少数人有不断冲浪、不断闯入新世界的嗜好，大多数人都只会来来去去光顾几种固定的网站和网络服务，如同长年住在一个盆地里面。然而，只要我们知道这是一块盆地，知道盆地之外别有天地，那么我们的世界观就不至于会出太大的问题。
我们如何在互联网的盆地里得知世界的存在呢？主要就靠搜索了。目前全世界有几个国家特别重视网络搜寻的审查，其方式和严格程度决定了盆地居民世界观的样貌。举个例子，同样是审查，监控部分网页的进入与过滤搜寻的结果，却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前者使你知道这个世上有些东西是存在的，只不过你不能具体掌握它们究竟是什么，好比一个盆地居民从未见过大海但起码知道什么叫海；后者则干脆不让你知道哪些东西是出现过的，它们彻底消失在你的视域外，让你连海都没听说过。
世界是一种感觉，因此它在客观的信息之外，还涉及了更细腻的某些主观感受。譬如说，长期使用Youtube、Facebook和Twitter这些网站的人，都不可能百无聊赖到老是泡在自己看不懂的外语里头；可是当他们在用自己的母语欢快交流时，会模糊地意识到这只是人类社会的语种之一，在我们的圈子之外还有很多不同的圈子，因为偶尔会有些信息穿越了这些圈子的边际。例如一条短片，你发现它是西班牙文的搞笑新闻，它既然得到世界各地网民的热捧，于是你也不妨八卦一下，顺便看看片子下方各种陌生语种的反馈与留言。看不懂不要紧，起码这一刻你感觉到自己正与世界同乐；我们虽不能体会它的全部内容，可是我们又能神奇地与陌生人达致一刹那的交流。
当然啦，你也可以上“优酷”，中国版的Youtube.里头一样有很多国外热播的视频，只不过它要靠一群有心的网络“搬运工”转接上载；你不晓得他们的搬运是否及时，也不晓得他们搬运的标准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你不能看到世界上其他人的反应，不能自己随意浏览、发掘那些仍未被“搬运工”注意到的东西，不能感到那种普世跨国的分享快感。也就是说，就算你在“优酷”欣赏到了一条据说连外国人也十分喜欢的短片，可是背后那个模模糊糊但又确实存在的叫做“世界”的感觉不见了。同样的短片，同样的信息，背后的杂音不同，世界也就不再一样了。
我们不得不承认，就算“百度”“优酷”“开心网”与“新浪微博”的功能再强大，使用者的数量再多，始终还不是一个世界性的平台。你可以关起门来在上面玩得不亦乐乎，甚或期盼它们有朝一日会成为真正全球共享的工具；但是这一刻，你却失去了世界，那种知觉的背景，以及资讯流动的真正边界。
如果一个大国，就像一个不知道自己有近视的大个子，人人都怕他，可他看不清其他人一目了然的角落与障碍，也看不见人家眼中的神色，为什么不能跑去配一副度数合宜的眼镜，看看盆地外头的世界呢？
梁文道 评论家，凤凰卫视主持人
继王蒙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宣告中国是“文学大国”，当今“中国文学处于最好的时候”之后，陈晓明在一次汉学家会议上发言，重申“中国文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的观点。为此，评论蜂起，乃因兹事体大，关系到一个60年文学史如何书写的问题。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实际上，毋宁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低度”，这里完全可以从文化传统、人文教育、语言环境、出版机制等方面找到根据。判断“高度”与“低度”的重要指标是作品，当今几大文类的作品，总体上并未超越三四十年代的成就。
当我们讨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学历史时，是不能不讨论传统、制度、时代条件的。这里不妨借用一个极端的例子，这样，可以把政治文化制度对于铸造一代文学的重要性看得更清楚些。
被阿伦特以“极权主义国家”并称的纳粹德国和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有头脑的作家，都不可避免地遭遇到被禁锢、被驱逐、被消灭的命运。在德国，仅有的优秀作品是由托马斯·曼、伯特·布莱希特等流亡作家写出来的，这些作家有理由认为，是他们“一小撮”国家之敌，保存了对真正的德国文化的记忆。苏联早期的文学确实相当活跃，其实，“白银时代”的作家，在他们带着旧日的行装进入黑铁时代之后，已经找不到自己的语言，或者如勃洛克、别雷郁郁以终，或者被“捕狼的猎犬”害死，如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许多作家被迫流亡国外，情况恰如女诗人吉皮多斯说的，整个俄国文学都流到国外去了。
制度不但可以迫害作家，禁止和限制出版，还可以构成无形的压力控制人的灵魂，扭曲心灵，扼杀个性，内化为一种奴隶精神：卑怯、顺从、麻痹，死气沉沉。所以，只要存在专制的条件，无反抗而奢谈自由或自由主义是虚伪的。人文精神所以变得重要就在这里。由于它构成为一种思想背景，致使人们获得觉悟和自由反抗的资源。人文精神需要世代的培养，在这期间，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主要的。如果问，苏联为什么还可以出现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就因为俄国有一个人道主义传统，有一个知识分子谱系的存在。虽然，他们的主要作品是在国外发表的，但是他们的心一直紧贴着俄罗斯大地；他们并非是孤立的个人，而是知识分子团队中的一员。这些知识分子以热爱祖国和人民，勇于自我牺牲著称于世；这种精神内质，与东正教哲学有着深隐的关联。
伯林称俄国知识分子是“一支自觉的军队”。鲁迅多次强调指出，中国没有俄国式的知识分子。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太长，这个老帝国培育了传统文人的依附性和逃避性，结果产生了“廊庙文学”和“山林文学”，没有“人民文学”；所谓民间文学，同样渗透了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毒素，保留了大量糟粕。人文主义传统的空缺，先天性不足，对中国文学来说是极其不幸的。
五四时代发生“文学革命”，最明显的标志是以白话代替文言，文学语言因适应现代生活而拥有生命的活力。而灵魂的再造，即西方社会观念和文学观念的引进，使新生的中国文学具备了世界性和现代性的因素。以鲁迅为代表的第一代“现代作家”，不但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最重要的是获得一种精神状态，破坏偶像，反叛传统，解放个性，达致空前绝后的自由。就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产生了小说《阿Q正传》，诗集《女神》、《死水》，戏剧《雷雨》、《日出》，以及《野草》，许多一流的散文。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国民党确立“一党专政”，但是毕竟在形式上统一中国，来不及彻底改变思想文化包括文学的多元格局；就是说，作家个体或团体，仍然得以保留一定的自由独立的空间。正如我们看见的，此后二十年间，茅盾、丁玲、老舍、巴金、萧红、沈从文、师陀、艾青、穆旦等，都各自贡献了一批优秀的作品。随着政党国家的独裁手段的有效实施，作家继五四之后出现新的分化：或者向左，或者向右。左翼作家的反抗性、革命性不应遭到贬抑，但是，他们大多自觉地使作品意识形态化，本质上是现代语境中的“文以载道”，作品比较粗糙。右翼作家依附权门，歌功颂德，毫无创造力可言。此外一些貌似“中立”的作家，却往往呈现出脱离现实的倾向，追求超脱、闲逸和文本的精致化，从中很可以看出士大夫阶级的有害的遗传。
中共管制下的延安地区所呈现的是另一种文学景观。它是反精英、反独异、反优雅的，内容方面，是“工农兵”生活的反映，形式模拟民间的说说唱唱，即所谓“民族形式”。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维度展开，成为日后中国文学的前奏。
五四新文学颠覆了旧文学的形式系统，但是在精神上，却难以摆脱专制主义母体的纠缠。传统并不因反传统而轻易退隐，反倒常常借了现代的衣装华丽登场。
1949年以后，中国文学在“统一”的框架下运作，这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作家统一身份，统一思想和行动。他们原本作为自由职业者存在，此时，全部成为“公家人”、“单位人”，没有人可以游离组织而存在。各级作家协会行政化，等级化。出版机构国有化，而且有着严格的审查制度，以确保“舆论一律”。与日常化治理相结合，从1951年文艺整风开始，政治运动不断，都是以知识分子的彻底改造为目的的。
在作家队伍中，郭沫若、茅盾、曹禺等极少数成为领导者，基本上终止了写作。沈从文意欲创作而不能，曾因思虑过甚而一度致疯，并自杀过，后来从事文物研究，直到终老。胡风、路翎、丁玲、艾青、穆旦等大批天才的、富有经验的作家先后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连在红旗下培养出来的一批青年作者如邵燕祥、白桦、王蒙等，也被划为右派分子，遭到监禁、流放，长期从事劳役，无法获得正常的写作条件。这种对人才的摧残和浪费，世所罕见。
从柳青的《创业史》、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和后来姚雪垠的《李自成》看，作者都是非常成熟的小说家，拥有很强的驾驭艺术的能力；然而，这些作品，包括一批“革命历史小说”，所谓“红色经典”，大体上是按照党的政策意图，或者意识形态的结论进行叙述的。《创业史》、《青春之歌》等出版后，作者不得不在群众批判和潜批判的基础上加以修改，以期适合新的形势。郭沫若、巴金、曹禺等都曾对自己的旧作进行反复修改，这些改动，明显出于政治上的防范意识。在阶级斗争形势日趋严峻的情况下，作家的独立个性、思想和尊严，无疑受到了严重的遏制。
文化大革命，正是从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揭开序幕的。1966年以后，大批作家被关进“牛棚”，迁往“干校”，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出版一度陷于停顿，文学刊物销声匿迹，唯红宝书风行一时。在此期间，大力提倡集体创作，“三突出”成了创作律令，“三结合”充作写作班子，全国“一个作家八个戏”，局面之萧条可以想见。应当看到，文化大革命并非空穴来风，它只是把意识形态专政推向极致而已。文革结束后三年，文学形态仍然不见大的变化，这种情况，也可视作历史惯性推移所致。
60年文学可以粗分两大时段，即两个30年。头一个30年，包括前文革17年，文革10年和后文革3年，共三个段落；后30年分两个段落，以1989年划线，包括前10年和后20年。从这里可以观察到，在中国，文学对于政治的紧密依存的关系。
1979年10月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是一个标志。中国文学开始一面恢复，一面创新，或者可以说，由恢复体现创新。“拨乱反正”，其实就是恢复。作协制度恢复了，队伍恢复了，经过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思想也渐渐回复到正轨。从大的方面而言，中国文学基本上在1981及1987前后两次“反自由化”及1983－1984的“清除精神污染”之下作“自律化运动”。80年代初，“朦胧诗”及“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纳入这一范围）的出现，与“思想解放运动”是同步的；比起前后的文学创作，以暴露和批判为主，表现出鲜明的异质性。这些作品，开始走出“瞒和骗”的大泽，敢于直面人生，思想是激越的，情感是充沛的。然而，这条刚刚踏出来的创作道路——以几代人的创伤记忆为题材，表现为对高出于革命原则的人道主义的认同，对历史和社会的重大主题的发掘——未及深化，就很快被打断了。这是中国文学惨重的损失。至80年代中期，作为文化偶像，博尔赫斯代替了萨特。“寻根文学”、“先锋小说”、“后朦胧诗”、“纯诗”等等相继出现，文学内卷化，文本至上，艺术至上。这种现象，可以看作对80年代初期文学的一种切换，或者一种反动。不过，此时毕竟还存在着某种探索的热情，即使是形式上的探索。
8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迅速犬儒化，在作家中间，“去政治化”倾向抬头。王蒙的“快乐主义”、“躲避主义”是有代表性的。王朔适度调侃的嘲世小说，大团圆式的影视制作大行其道。贾平凹的《废都》是另一种逃避，颓靡，猥亵，通篇旧文士趣味。小说界有所谓“私人写作”，诗歌界有“下半身写作”，“80后”有“青春写作”；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以性暴露为能事，是极端的作品。闲逸化，娱乐化，低俗化，无视改革“深水区”出现的大量的社会问题，无视压力的存在，自由感、方向感、责任感丧失殆尽，整个精神状态，令人想起明季士风。
80年代中后期，权力作为资本进入市场，全民经商，至90年代，市场社会畸形发达起来。出版界一面固守意识形态阵地，一面纷纷“改制”，竞相投入文化市场，联合各种媒体，勾结批评家，操控话语权，疯狂炒作“畅销书”，制造写作明星，作品类型化，游戏化，快餐化。90年代后，“网络文学”、“手机小说”蜂拥面世，这是一种新型的文学生产，文学被信息化，碎片化，完全失去思想的功能而为速度所取代，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说，80年代流行的琼瑶的言情小说和金庸的武侠小说尚可传阅，那么，90年代后的流行文学除了一张取媚大众的面孔之外，简直一无所有。
美国的新闻与传播学者波兹曼在其名著《娱乐至死》的前言中写道：“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在《1984》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奥威尔和赫胥黎的预言，是否会成为现实？他们中哪一个有可能成为现实？还是同时成为现实？这是波兹曼留给我们的问题。
60年文学如何评价，历史如何书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对波兹曼问题的解答。
应当承认，我们的传统的包袱过于沉重，而现行的文学机制和相关的文化环境，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还是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的。看待一个民族、国家或一时代的文学，自由精神和艺术个性的状况如何，是最主要的观察点。个性与自由是创作的内驱力，直接关系到文学的发生；而这两者，恰恰是我们的作家所匮缺的。伟大的文学不可能脱离政治，不可能失去同社会的联系，同人类命运的联系。真正的作家是富于文化理想和道德责任的；而这两者，又恰恰是我们的作家所匮缺的。因此，要想使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达到一个相对的高度，就必须把一代作家的自由精神和创造力解放出来。
文学史撰写不同于文学评论，可以仅仅针对一个作家或一个作品，它是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学从源到流的综合性描述。有必要分清主流和边缘，群体与各别，本土与侨居，公开与地下；既考虑个别天才、创造性的作品，也要考虑“平均数”。曹雪芹的《红楼梦》无论如何伟大，也不可以因此说明清代雍正乾隆时期文学的伟大；鲁迅无疑是伟大的，由于他周围有一个伟大的群体，他站在伟大的山脉之上，因此足以代表五四文学的高度。回到所谓“高度”或“低度”问题，主要看一个时代的主流，看整体倾向及其平均水平。
斯洛宁在一本苏联文学史中写道：“这是一个动人哀感而又充满活力的时代，一切事情都可能发生。在这些重要的年代里写下的任何作品——不管它的艺术价值如何——都多多少少反映了这场‘大爆发’。”然而，我们的文学连这种镜子的作用都失去了。众多作家失去了面对生活的真诚和勇气，甚至借用各种堂皇的理论支持自己，力求摆脱时代的激流，——可以看看，60年历史在我们的文学中留下了多少空白？我们在其中找不到曾经的足迹、火焰和灰烬。公平一点说，我们的文学是有愧于目下这个伟大而艰难的时代的。
2009年12月16日
4月3日，美国《时代》周刊公布了年度100位全球最有影响力人物评选的200名候选人名单，其中入选的中国人有6位。他们是：因起草《零八宪章》而被判刑11年的异议人士刘晓波，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百度总裁李彦宏，台湾宏基电脑总裁王振堂，80后作家韩寒等。民众可在网上投票，有关投票将于5月1日截止。
这则消息在国内媒体上也有报道，但是都故意不提刘晓波的名字。这里，我向大家呼吁：请投刘晓波一票。因为刘晓波是为了让全中国每一个人都能享有自由民主、首先是享有真正的言论自由而坐牢的。刘晓波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里写道：“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不同的价值、思想、信仰、政见……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在这里，多数的意见和少数的仪意见都会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别是那些不同于当权者的政见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这里，所有的政见都将摊在阳光下接受民众的选择，每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决不会因发表不同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刘晓波坚定地宣布：“表达自由，人权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杀言论自由，践踏人权，窒息人性，压抑真理。为饯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之权利，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我的所作所为无罪，即便为此被指控，也无怨言。”
读到这样的字句，谁能不肃然起敬。我们投刘晓波一票，也就是投言论自由一票。
有人说，在中国没有多少人知道刘晓波，也没有多少人知道《零八宪章》。我要说的是：当林昭、张志新牺牲的时候，当顾准去世的时候，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和思想？极权主义最大的罪恶莫过于，它不但压制自由的思想，压制独立的人格，而且它还垄断一切传播媒介，肆意抹煞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的存在。在过去，有多少仁人志士仗义执言，为民请命，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然而由于当局控制了所有的思想表达的渠道，以至于到头来这些志士仁人的伟大精神和独立思想无法留下任何痕迹，一般人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谢天谢地，今日的中共已经不可能一手遮天了。刘晓波的名字，和许许多多异议人士的名字一样，被中共封锁了20年，但是他们的名字和思想仍然在一部分不甘心被封锁的中国人中流传，发挥影响。我们要做的就是打破中共的封锁，开辟出一片独立而自由的言论空间。
不错，由于当局的刻意封锁和制造遗忘，确实有很多人不知道刘晓波，不了解他的思想。这就需要我们大家，尤其是负有传承历史记忆之责的知识分子一起来打破这种封锁和遗忘。毕竟，专制者的封锁术和遗忘术要生效，离不开我们大家、尤其是知识分子的配合。他们不提刘晓波，而我们却要提，刘晓波们就不会被人们遗忘；如果他们不提，我们也不提，刘晓波们就不会再被人们记住了。问题是，你是否在尽其所能地打破封锁和提醒人们不要遗忘，使人们记住被权力封杀的人物与思想，记住被权力抹煞的现实与历史；还是在幸灾乐祸不动声色地促成人们的被封锁和被遗忘，参与对现实与历史的抹煞？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在《时代》周刊这份200人候选名单上，80后作家韩寒也榜上有名。这些年来，韩寒巧妙地运用现行体制还能容忍的某种空间，发出勇敢而机智的批判之声，影响了千千万万青年人的思想，这无疑是应该肯定的，应该赞扬的。更难得的是，韩寒对自己的境遇有很清醒的认识。他知道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充满着敏感词的社会”；搞不好，他的名字也会成为一个敏感词。因此，他希望，“争取把四周的高墙和灯泡都慢慢拆除，当阳光洒进来的时候，那种光明，将再也没有人能摁灭”。在这里，韩寒表达的是他对言论自由的衷心向往，而刘晓波正是争取言论自由的先驱。我们要投韩寒一票，我们更要投刘晓波一票。我并不是说这次《时代》周刊的年度评选有多么了不起的意义；我要说的是，我们不应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抨击强权，彰显自由。所以我呼吁，请投刘晓波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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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时代》2010全球100位最有影响力人物火热投票中，刘晓波http://zi.mu/1jb，请大家前去投票，拉动头像上的红条到100，输入验证码，然后submit即可。
中国政府每年投入巨资，并且动用宣传教育机器全力维持的意识形态大厦已经无可避免地陷入瓦解状态。用“瓦解”而不用“崩塌”形容，是因为“崩塌”是瞬间发生的事情，而“瓦解”则表示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已经碎如破瓦，它正面临各方面不约而同的解构。
网络时代颠覆了传媒与受众的关系
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教育功能正面临网络文化的解构。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直至本世纪初，承担批判国家意识形态重任的主体是学者加上少数教育专业人士，大众只是纯粹的受众，那么这种情况从本世纪初以来完全改变。进入网络时代以后，学者的重要性大大下降，解构意识形态的主体成了学者与传媒眼中的受众，其主体是70后与80后这两代人。可以说，是他们创造了当今中国的网络文化，其领军人物则是韩寒，他的言行对中国网络文化形成影响甚大，超过了所有学者――这并不是否定从改革之初直到现在所有学者的贡献，因为韩寒的思想奠基于这些学者共同努力创造的社会文化环境。
与50－70年代这几代人完全不同，我们是在闭关锁国时代意识形态强灌输之下的洗脑教育的受害者，需要反洗脑，需要向强烈的意识形态控制作正面的阵地战。在这些阵地战中的代表人物的有1957年的学生右派林希翎、谭天荣、林昭等人，有“文革”撰写《出身论》的遇罗克，还有80年代以《走向未来》丛书为代表的新启蒙运动。到了韩寒成长的时代，已经有了前代学人与思想者的积累，再遇上了网络时代，于是以他为代表的70－80年代人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解构方式，影响了上亿青年。韩寒承担的社会角色，与已经走进历史的任何启蒙及抗争型人物都不相同，其特点是以冷嘲的方式讲述中国的社会常识。正是这种不相同，引发了许多人及许多外媒的兴趣，人们正在试图理解并解释“韩寒现象”。50年代人当中，只有艾未未非常成功地利用了网络这一新的表达平台，成为风头最健的意见（包括行动）领袖。以他们为代表的网络文化，正在一点一点地解构这个号称“和谐盛世”的荒诞时代。可以说，在共识网评出的2009年中国十大公共知识分子当中，只有这两位真正参与了中国网络文化的创造，引领一种网络文化的新潮流，其他8人（包括本人在内）都只是网络时代的被动跟进者与受益者。
来自民间的局部解构
国家意识形态还面临另一种解构，即来自传媒与教育受众的反思与批评。这种解构的方法有二：
一是用同类传媒对同一事件先后矛盾的阐述揭示其虚假性。比如最近“石三生”写的《西南大旱50年不遇是个大谎言》，用的就是中国顶尖喉舌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新闻网从2005年以来历年发布的有关云南旱情的报道，指出原来早在2005年，云南就“遭遇近50年来最大干旱”，此后该地每遭受一次，照例都成为“50年以来最大旱灾”。
二是青少年反思中国教育体制对人的思维“格式化”功能。最近一篇名为“咱们小学时期的作文必杀结尾句”的网络民调走红网络。此帖发起人是生于1982年的林嫣，现供职于广州某新派媒体，某天翻检当年的作文簿，从中总结出当年屡试不爽的二十多条固定句式，如“今天在马路边捡到1毛钱，交给了警察叔叔……，叔叔表扬了我，乐得我一蹦三尺高”；“那一刻，我的脑海里浮现出雷锋叔叔的身影……我毅然举起心爱的小猪存钱罐，砸了，把所有硬币都捐给灾区小朋友”，等等。林嫣将帖子传至网络后，迅即引来近两万网友围观和跟帖，从而引发一场有关语文教育教会孩子撒谎的讨论，韩寒那句“中国人第一次被教会说谎是在作文中”再度被翻出来热传。
30年前的作文改革参与者、南京师大附中特级教师许祖云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语文作文始终是国家意志的贯彻与体现。但这句话与前面所述事实放在一起，得出来的逻辑推论只能是：承载国家意志的意识形态教育的功能就是让人撒谎。
我这样说，中国的官府，比如国务院新闻办及其治下喉舌《环球时报》、《国际先驱导报》之类肯定又要蹦跳三尺高了。但不幸的是，这是事实。与毛时代相比，天朝控制言论的兴致依旧，教育仍然是灌输意识形态的工具，只是时代已经进入网络时代，发表文章的门槛低了，“文革”时期当局强迫全国人民共读几本指定的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人只要有意愿，就能够成为网络作者，不再是前网络时代的“受众”。在这种书写者日多的年代，普罗大众对意识形态的解构有如地面流淌的水，无所不至。
来自媒体与政府部门的一种不自觉的解构
尽管中宣部规模远比毛时代庞大，经费也越来越多，手也照样伸到中国大地每一个角落，但中国还是经常出现一些宣传部门始料未及的事情。事情的制造者与参与者主观上并不想解构意识形态宣传，但客观效果却是参与解构，所以我将之称为“不自觉的解构”。
以近两年先后爆出的中国失业者数字为例。中国政府公布的失业数据统计口径虽然从“失业率”变成“登记失业率”，但不管失业人数如何上升，登记失业率永远只在百分之三点几到百分之四点几之间徘徊。但对这一数据，不断有官员与媒体在不自觉地解构。第一个“不自觉的解构者”是前劳动保障部部长田成平，2008年中期田成平宣布，中国失业人口高达2亿5千万；第二个不自觉的解构者是中国总理温家宝。今年3月22日，温家宝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会时，曾透露中国的失业人口有2亿。因为温的身份，这一数字彻底颠覆了政府的“登记失业率”，人们很难再相信官方公布的数据。
同属国务院的两个政府部门之间也在互相解构：国家统计局2月份公布的《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称，2009年70个大中城市去年房屋销售价格上涨了1.5%。4月初，国土资源部却公布，中国2009年城市平均房价升幅达到25.1%，是2001年以来的最高升幅。国家统计局那根说谎的舌头再次消解了政府刻意维持的“神圣性”。
反智主义的另类解构
这种解构无处不在。近年来网友围观的对象从展示性感的“芙蓉姐姐”到展示雷人语录的“凤姐”，都是反智主义文化态度的表现。今年众网友甚至刻意将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乞丐炒成了“风华绝代”、酷毙一时的“犀利哥”，不仅炒到服装厂出面请其做品牌代言人，还炒到了世界各国，东至日本、西至英伦的一些媒体半懂不懂地报道中国的“犀利哥”。这种现象与其说是众网友无聊状态下的一种自娱自乐，还不如说是社会普罗大众对一小部分精英意图掌控社会话语权的反抗：政府只管树立你的高大全“英雄”，我们的“偶象”我们自己树。
这种反智主义的文化态度，完全是社会的精英阶层的行为长期脱离民意导致的结果。广西来宾烟草局长韩峰的情色日记曝光之后，有网友总结说中共执政60年，其思想建树可以用三本日记概括：雷锋日记，木子美日记与韩峰局长的情色日记。这一概括就是民众对当政者的辛辣嘲讽与反抗。
意识形态教育的目的在于奴役人的心灵。斯大林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的共产极权国家都曾通过意识形态教育，成功地塑造了所谓“共产主义新人”，但那种塑造既要通过教育系统全面地灌输来型塑，还要通过一元化的传播来固化。到了网络时代，教育系统虽然仍是国家意志的物化，但传播手段的一元化已经不再可能，在现实的残酷教育下，中共教育体制培养的学生最后大都成为这套意识形态说教的厌恶者。对中国意识形态教育的各种批评声音现在正从网络的各个缝隙里钻出来，使中国当局维持党化教育越来越困难。当事情走到反面，连中国当局都从这种意识形态教育中看不到任何希望时，改变这种格局的机会就将来临。
在中共眼里，热比娅是仅次于达赖喇嘛的“麻烦制造者”。这样的人不让之身败名裂，他们是于心不甘的。于是，为了声讨热比娅的罪恶，新华社全文发表了热比娅的亲属的一封表达“不满和气愤”的信件。信中说：“您一出狱就去了美国，新疆的变化您不知道。现在群众的生活特别好，只要努力、勤奋，各族群众之间就没有任何差别。简单地说，现在乌鲁木齐的维吾尔族中出现了很多百万富翁，盖了数不完的高楼大厦，我们政府给了他们各种优惠的政策。这些不都是好政策的结果吗？”
这样的文字怎么读都不像是普通老百姓的由衷之言，怎么看都带有党八股的那种“阴沟里的气味”。尤其是“我们政府”与“他们”之间人称的转换，显示出撰稿者必定另有其人。这封信在何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稍有判断力的读者都会猜出一二。新疆事件之后，新疆被切断网络、通讯和邮政，至今仍然不能畅通，每一个新疆人都成为“人质”，热比娅的家人更是如此。
引起我更多的注意的，不是这封信的内容，而是最后签名者的名单。在这个签名者的名单当中，除了热比娅的姐姐、弟弟、儿子、女儿等成年人外，还有她的作为未成年人的孙子、孙女、外孙等人。将家人变成敌人，连孩子也要被迫表态，难道不是“文革”暴行的卷土重来吗？
不，不是“文革”卷土重来，而是“文革”从来就没有真正地结束过。“文革”的制度模式和思维方式，已经内化到中共的统治模式之中，仍然在左右着现今的当政者。胡温都是在毛太祖统治的时代成长起来的“革命接班人”，他们堪称“文革之子”。所以，他们一旦遇到危机与挑战，他们本能的反应，不是疏导和反省，而是堵塞和高压。
“文革”中最邪恶的做法便是“挑动群众都群众”，在一家当中人制造出不同的派别来，以便展开“阶级斗争”。为了向“党妈妈”表达忠心，未成年的孩子也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暴力殴打妈妈。作家老舍之所以投湖自杀，不仅是因为在外边受到红卫兵的凌辱，更是因为回到家里也得不到丝毫的温暖——他的妻子和儿子对他的态度，并比红卫兵好不了多少。
血缘纽带和家庭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后的一道防线，若此道防线被突破，就表明极权主义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每个人都碎片化、原子化，成为被权力随意驱使、肆意虐待的刀俎上的鱼肉。中国专制传统中最恶劣的部分，便是“大义灭亲”的观念；在共产党时代，“大义灭亲”不仅成为成人必须遵循的生存法则，也被当作学童“思想品德”教育之重点。因为只有敢于“大义灭亲”的青少年，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这样让人恶心的信件，必然经过胡锦涛的过目。他欣赏这种宣传攻势。胡锦涛喜欢看苏俄的“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实际上他更感兴趣的是“奴才是怎样制造出来的”。若是每个孩子对党国的爱都超过对父母的爱，每个孩子都可以为党国的利益背叛自己的家庭和家人，那样的话，治大国真如烹小鲜一样简单！
然而，胡锦涛却不知道，在民主人权观念日渐普及的今天，在《未成年人保护法》路人皆知的今天，动员孩子参与批判奶奶或姥姥的信件的署名，乃是弄巧成拙之举，显示出中共的本质乃是一个绑架孩童的政权。爱因斯坦说过：“国家主义是对军国主义和侵略的理想主义诠释，却起了一个有感染力的、但却被误用了的名字——爱国主义。……尽管这是一个已经陈腐的东西，但仍然压倒了共同幸福和正义的基本要求。”是的，多少罪恶，假爱国之名而行！一个监禁与羞辱母亲的政权，究竟是否值得去爱呢？而此种强迫或诱导孩子去羞辱母亲的爱国主义，乃是人的尊严与自由之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