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哲学所领导的两封信
果不其然，社科院终于“出手”，虽然还不是最终“驱逐令”，但年终考评“不称职”这次一定要落定。
11月18日，又是年终述职的日子。一进研究室办公室，小霍即告知刚刚结束的所务会议上“所头儿”点了本人的名，说张博树今年以来又屡屡“犯事”，发表西藏问题文章“支持藏独”，还未经批准出国参会，无论研究室测评结果是什么，所里一定要给张年度考核“不称职”的处理。我笑道：那好哇，这回研究室不至于左右为难，为所里、院里背黑锅了。我还从其它渠道得到消息：谢地坤私下讲，张的西藏文章已过底线，无法再保护。
11月20日，所里公布2008年年终考评结果，本人考核“不称职”的决定果然赫然在目。有关文字是这样表述的：2008年考核不称职人员：张博树。原因：未经所里批准，擅自赴国外参加会议，违反了院所有关外事的规定。
比起一年后的“限期调离决定”，这个关于“不称职”的处理决定还算“诚实”，因为它至少承认我是“赴国外参加会议”（没好意思明言是参加学术会议），而那个“限期调离决定”干脆用一句“擅自出境”来罗织罪名。但这个“不称职”的决定仍然避开最关键的事情，即那篇关于西藏的文章，看来社科院也不糊涂，他们是挖空心思不愿背上“因言治罪”的恶名的。
11月25日，李景源约谈。李刚刚从哲学所所长的位置上退下，谢地坤接任，成为正所长。可能是考虑小谢毕竟和我是同学，不好出面，卸任的老所长才又披挂上阵，出演这个角色。李明确告知“不称职”的考核结果，并强调这是违反院外事纪律所致。我回答：“你老兄没有讲实话。明明是言论问题，是社科院在因言治罪，为什么不敢大大方方地承认？”李避而不答。我又说：“如果院里认为我的西藏问题文章观点有错误，可以进行公开辩论，我求之不得。但又没有正常的学术讨论，又要给人扣政治大帽子，这和文革有什么区别？！”李仍然回避。谈话很快即告结束。我表示，我不接受这个考核结果，会按照院考核工作程序的规定，要求所里重新复核。
中午，和院里几位同事共用午餐。他们都清楚近年来我和单位博弈的情况，认为院里拿外事纪律说事增加了我方的抗争难度，建议我做适当妥协，以妥协求生存。晚上有位年轻朋友来家作客，也表示了类似的意见。我深知大家好意，但我自己更倾向于以斗争求妥协。毕竟，社科院并非铁板一块，有保守派，也有相对开明者。就个人而言，有社科院这个身份，对自己确实有一定保护作用，现在是要找到一种有效而适度的斗争方式，给对方施加压力，争取比较有利的结果。
当天晚上，我即起草了一封公开信，标题是“请拯救我们的良知：就本人08年年终考核‘不称职’致哲学所领导信”。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今年的年终考核，本人之‘不称职’终成定论。今天（11月25日）上午李景源老所长找我谈话，算是正式通知了这个决定。我知道，某种意义上讲，这并非你们本意，不过秉承院领导旨意、奉命行事而已，但我还是决定写这封信给你们，也给我们全所同仁，甚至给更多的人，因为这并不仅仅是在下的个人私事，它事关一些更根本的原则问题，有必要揭示之，讨论之。”
在指出年终考核“不称职”的结果是因言治罪这个要害问题后，这封信特别分析了“良知”和哲学所领导在这件事情上应负的责任：“毫无疑问，各位在今年的年终考评中最终还是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因为你们或是哲学所考核领导小组的成员，或是可以对考核结果施加影响，我的‘不称职’的决定就是通过你们的手作出的。也许你们会感到冤枉，觉得你们已经作了努力，是由于我的所作所为（特别是那篇西藏文章）超越了‘底线’才不得已为之。然而，这能构成你们行为合理性的理由么？我以为不能。你们既是所行政领导，同时也是学者，而且是知名学者，你们同样承担着一个学者应有的良知和道义责任。对我的观点，你们可以不同意，可以进行学术论辩，但你们没有理由助纣为虐，通过自己手中的行政权力扼杀一个学人对公共事务说话的权利，扼杀对我们学人来说最可宝贵的言论和学术自由。你们今天扼杀我的言论和学术自由，其实不就是在扼杀你们自己的言论和学术自由，也扼杀全所同仁的言论和学术自由么？
“后极权社会的特点是，当一个人无所顾忌地说出实话时，这种行为对他周围的人也构成一种挑战，迫使每个人在良知和利益（体制内的既得利益）之间作出抉择。可叹的是，你们在这样一个挑战面前的回答，最终证明是不及格的。更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良知吧！专制社会是建立在每个人对控制机制的服从上，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承载着一份专制体制的罪恶，但也存在着改变这种控制的可能和机会。
“我们的国家正在发生变化。我相信，我们社科院也会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是通过一件事情、一件事情的积累逐步促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可能会作出一点牺牲，但最终受益的将是我们的所有学人。”
信写好后，第二天，也就是11月26日，我就用电子邮件把它群发给了包括所领导在内的哲学所全体在职同仁。为什么是群发给所内同仁而不是直接发到互联网上？这是对反应尺度的一种把握。我觉得还没有到和社科院“撕破脸”的地步，社科院毕竟还没有宣布开除我，目前的“不称职”处理说明他们也给自己留有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反应应该“适度”，那就是，既要给他们压力，又不要彻底张扬出去，使矛盾激化，走向极端。
信发出后，有几位同事回邮，大部分人未有公开反响。但据一些人底下讲，他们已经把信传给了不少朋友。“我把你的信转发了至少不下几十个人，他们都为你打抱不平”。一位同事说。
哲学所官方则无任何反应。12月2日，我又群发了给哲学所领导的第二封信，这封信开宗明义，要“谈谈对社科院改革的看法”，同时正式提出，“本人要申请应聘社科院哲学所的‘研究员’”。这里有个背景需要交代：恰在2008年末，社科院开始搞“聘任制改革”，哲学所还是试点单位，所有员工都要同单位重新签合同。这是当时哲学所上上下下正在忙活的一件大事。
我的这封信中回顾了个人职称问题上的18年坎坷经历，然后写道：“不要以为我谈这些只是在为个人遭遇的不平抱怨，尽管本人有足够的理由这样作。我是在为我们社科院着想，为我们的学术事业着想。社科院是用公共财政支持的国家级科研机构，它本来应该为社会提供最优秀的思想和社会科学产品。但现行体制禁锢了学者的思想自由和学术创作自由。特别是在与中国现实政治相关的学术领域，学者们被要求必须‘与中央保持一致’，而不能有独立见解和批评性意见。谁胆敢破此‘规矩’，就要让你付出代价。这种体制、这个氛围内怎么可能产生思想，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学术呢？
“但事情不会总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一个民主、自由的时代正在向我们一步一步地走近。一党垄断意识形态的格局终将被打破。公共学术终将获得它应有的独立。
“社科院也在改革。社科院的改革应该成为整个国家和社会变革的一部分。我建议，社科院的改革不妨就从纠正类似我这样的明显荒唐的‘案例’入手。为此，我这个‘助理研究员’愿意借此次聘任制改革的机会，越过‘副研究员’这一档，直接申请应聘社科院的‘研究员’。老实讲，‘职称’对于我来说已经无所谓，我的工作被公众认可、被历史记录就足够了。但既然‘职称’在现存体制下是和收入挂钩的，为了继续完成《批判》一书的后五卷，我有理由要求改善我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还是那句话，社科院是用公共财政支持的科研机构。即便明天社科院领导就让我‘下岗’、甚至把我扫地出门，我今天仍然要争取自己的权利，从事自由的学术研究和获得国家财政支持的权利。”
这封信后来不知是谁给捅到了互联网上，《博讯》很快转载，还刊发了维权网记者的一篇编者按，称“宪政学家张博树因文章提到六四而18年不给评职称”，“至今张博树先生居然还是个‘助理研究员’，每月只领到两千多元的工资艰难地生活着并不懈地从事着研究。”这个“两千多元工资”的提法属实，我在信中讲的数字是“月工资（基本工资和各类补贴加在一起）不足2500元”，其实这还是最近工资调整后的数字，原来则不到2000元人民币。那么这个2500元人民币是个什么概念呢？它大概只相当于如今一个20来岁大学本科毕业生找工作时通常得到的工资！
12月9日，书记吴尚民找我谈话，仍然强调系根据行政原因作出“不称职”的处理，算是对本人要求复议的答复。关于聘任问题，吴解释此次聘任制改革只是重新签合同，不涉及职称变更。“那我就还是作为助理研究员签新合同嘛！”我说。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显然还没有得到院里的指示。吴甚至说漏了嘴“此事非院所能决定”。我表示，希望双方找到合适的、彼此适应的办法，如果院里不敢往前走，至少也不要向后退，我们暂且得过且过，相安无事也可。但如果院里采取极端形式处理此事，本人也将作出极端反应，请你老吴务必把这个意思转达院方。
在后来的一个月里，哲学所各个研究室都进行了重新签合同的工作，包括文化室在内。文化室拿到新合同时，发现独缺张博树的。室主任小霍曾向所里要求电话告知本人，被书记吴尚民制止。我有一次在所里偶遇吴尚民，还提起签合同事，吴亦避而不答。总之，在签合同问题上，所里既不说签，也不说不签。直到全所同仁都签了新合同，对我仍然没有一个“说法”，黑不提白不提，但工资照发。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近一年，到我最终被“扫地出门”为止。似乎在这个过程中，社科院及“有关机构”还在踌躇，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
社科院成反普世价值的急先锋
我们的叙述已经进入2009年。这一年中国政治的特点为何？八个字：大步倒退，寒流滚滚。民间对2009年有所谓“9、6、5、3、2、1”之说，也即，2009年是中国五四运动90周年，中国共产党建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西藏“平叛”50周年，民主墙运动30周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和六四镇压20周年，法轮功事件10周年。头一个数字代表现代中国民主追求的传统；后四个数字则均与专制和镇压有关。这些数字与“建国60年”搞在一起，确实有某种历史讽刺的味道，足令当政者头疼。更令当政者头疼的是中国社会急剧演变的现实。政治改革滞后、权力贪腐加剧、官民对立凸显、社会结构性矛盾深化、民族地区不稳定、环保和生态形势严峻，都使中南海压力倍增。另一方面，民间力量在成长、在壮大、在逐步走向成熟，也是一个日益显著的事实。这更令当权者中的保守势力坐卧不宁。
当然，30年经济高速增长，中央政府手里有了越来越多的钱，腾挪空间加大，大概给了当权保守派用强力对付民间自由派的“底气”。2008年12月《零八宪章》发表，迅即遭到官方的强力打压，刘晓波被抓，众多宪章签署者被骚扰；2009年“两会”上，吴邦国强调“绝不搞西方的多党制、两院制”，中宣部则调动全部宣传机器，铺天盖地地鼓吹“六个为什么”（即所谓“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密切相关的六个重大问题”，包括“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而不能搞民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为什么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为什么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为什么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不能搞私有化或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为什么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而不能走回头路”）。可以说，这是当权的中共党内保守派对近年来民间政治改革呼声的一个系统回答，顽固而又明确。
在这股反民主化、反文明的逆流中，作为官方御用机构的社科院自然要充当不光彩的小丑角色。2009年上半年，社科院的官办传媒《中国社会科学院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批普世价值的文章，有些文章甚至配上文革式漫画，让人有隔世之感。比如，2009年3月24日院报刊登署名“肖黎朔”的文章《美国的民主制度没有普世性》，该文配大幅漫画，画中自由女神手持“别国人权报告”，高举的火炬射出贴着“自由民主”招牌的炮弹。再如3月31日院报刊出《以真理打破幻想：我们为什么必须批判“普世价值观”》，也配上大幅漫画。该文作者侯惠勤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这个“马研院”成立于2005年12月26日，几年下来，已经成为社科院里最左的地方，人称“马屁班子大本营”。这些文章充斥官方意识形态那些永远“正确”的政治话语，却绝无作者本人的真实存在，说来也可怜得很。即便在院里，也很少有人愿意浏览此类“文章”，太臭不可闻了。我是偶然在办公室看到这些报纸，室里几位同事均大呼“天下奇闻，不可多得”，建议我“收藏”，才有今日把它们放在这里，大白于天下，供海内外读者共同鉴赏。
据说当政者对中国社科院有三个定位：“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党中央、国务院的智囊团、思想库”。这当然是充满矛盾的一厢情愿：是“坚强阵地”就不可能是“最高殿堂”，因为“一言堂”里不可能有科学；“智囊团、思想库”就更逗笑了，一群只会顺杆爬的精神侏儒，什么时候给主子提供过“思想”？！3月31日，哲学所开大会贯彻“院工作会议精神”，李景源“传达”了中共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两会”上对全国政协社科界委员的讲话，要求社科院除“阵地”、“殿堂”、“智库”三个定位以外，再加一个“软实力”定位，即要培养一支政治立场坚定、外语好、能对外打“宣传战”、“理论战”的队伍，社科院又成了当政者“打造中国新形象”、争夺“国际话语权”的急先锋。然而，如此“重任在肩”的社科院，还有什么独立学术可言？
也许，说社科院已经蜕变为文化官僚的栖居所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孵化器更确切些。这是学术意识形态化、学术机构官僚化、学术官僚资本化的必然结果。有例为证。2006年，社科院曾“评”出首批“学部委员”47人并向社会公布。有好事者细心比对，竟发现这47人只有2人没有担任过行政职务，其余45人，不是现任副院长、所长或副所长，就是前任副院长、所长或副所长（包括哲学所所长李景源）！难道这些院长、所长大人，都是学富五车、国内公认的学界泰斗么？显然不是。一位叫阮一峰的网友曾撰文《从学部委员看中国社会科学的尴尬》，一语道破问题的实质：在中国，“真理是由党决定的。党说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什么。社会科学家只是起到解释和鼓吹的作用，并没有独立的学术思想。如果有的话，这样的人也必然会被排斥在主流之外。所以，中国最知名的那些社会科学家，并不是学术水平最高的人，而是对党的宣传事业最有帮助的那些人。这种情况下，学部委员与学术成就的高低不相干，也就毫不奇怪了。”但正是这批人，享尽体制内各种好处，编织成细密的既得利益网。他们决定着政府拨给社科院的钱如何使用，左右着各种各样的“课题”立项、实施，自己还往往是一个乃至多个“国家课题”或“院重点课题”的“主持人”、“首席专家”，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官僚。
键入上面这些文字，我内心实在有一种痛心疾首的感觉。自己毕竟也曾是社科院的人，不希望社科院就是这个熊样子。当然，社科院里也有好样的，中国共产党党内也有主张宪政改革的开明派。从中国政治转型的大局看，急需挖掘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派的资源，使之形成群体声音，在乌云翻滚的中国政治的天空开出一片亮光，以和民间自由力量成相互辉映之势，引领中国的改革继续往前走。
正是本着这个想法，2009年上半年，借中共开明领导人胡耀邦逝世20周年纪念的机会，在中共党内一些老人、特别是前中宣部长朱厚泽先生的支持下，我和朋友们策划、组织了《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一书的创意、组稿和在香港的出版。这本书的作者包括12位老共产党人，其中既有李锐、胡绩伟、钟沛璋这样的老干部、党内民主派的领军人物，也有辛子陵、杜光等著名的党内民主派学者。来自社科院系统的老先生占了很大比例，比如何方曾是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谢韬曾是社科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张显杨、林京耀两位也都是、或曾是社科院的人，在社科院工作过，王家典从江苏省社科院退休，周成启原来是贵州省社科院副院长。何方先生的老伴、长期在外交部门工作的宋以敏教授也参与了写作。
《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就是这样一批中共老人共同努力、秉笔直书的结晶，可以说是中共党内民主派的一次重要亮相。我作为该书主编，特意写了一篇导言“纪念耀邦，推进转型：论中共党内民主派的历史角色”。建设性是这篇导言的主调,我在文中特别提出中共应顺应民主化大势、完成自身的“理念转型”和“组织转型”，强调——一党专权的政治体制必然死亡，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组织却有可能获得新生。这种新生的前提和途径则是成功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理念转型和组织转型。那么，何为理念转型？何为组织转型？理念转型指中国共产党放弃过去的专制逻辑和敌对思维，认同普世价值，也就是自由、民主、公正、尊重人的基本权利的价值观，认同多党制和权力的可替换是监督、制衡公权力的最佳制度安排。组织转型，则是指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努力，逐步解构原来作为极权主义执政党的组织结构和组织体系，按照现代民主政党的建构原则实施组织改组，使这个党变为一个全新的、可以在宪政民主制度框架内运作和行动的党。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党内民主派显然肩负着引领中国共产党完成这样两个转型的历史使命和历史责任。
这本耀邦纪念文集2009年4月在香港正式出版，立刻引起媒体高度关注。《亚洲周刊》用了10个版面的篇幅集中介绍该书，这在这个刊物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英国广播公司（BBC）也打电话找我，希望采访。当时我正在广西中越边境的硕龙，随哲学所工会旅行团游览著名的德天大瀑布（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哲学所的此类活动）。当天晚上，我在硕龙的一家旅游宾馆里接受了BBC的跨洋电话采访，与我同室的一位年轻同事“知趣”地躲了出去。现在想来，也算趣闻一件吧。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