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年九月，我从监狱回到和平路家，沉甸甸带回来的是我的躯壳，躯壳里面曾经有过的美丽的梦，都乖乖地躺在监狱里同我分手了。那些诗歌都爱唱“展开梦的翅膀飞呀飞呀”什么的，翅膀被剪掉，梦就飞不起来了。现在，这具躯壳面对的是最基本的问题，日圖三餐，夜圖一宿，怎样活下去。这是十年前做学生的我不曾想过，十年监狱里吃不要钱的饭住不要钱的房不需要自己考虑的问题。
那么风光过的和平路，沿路诸多旅馆茶馆烧饼店小面摊等等商店，早在“自然灾害”时饿死，再也没有生还。那些商店铺面，现在都住着居民，一家接一家大门紧闭，只有一个卖开水的老虎灶和一家联合诊所硕果仅存在我家附近。十年过去，除了岁月留下的残破与凋敝，和平路没有修建起一座新房子，没有出现一点新变化，了无生气。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好象昨天才离开此地。
如果说和平路还有什么新闻可言，那就是它末端較場口的一大排住房。這個曾经在毛泽东选集的文章里光荣提及的較場口——抗日時期郭沫若演講挨打的地方，現在一片冷清，附近二三十家房屋，全部朝较场口方向倾斜，比萨斜塔似的立着，好象隨時要倒。行人经过，看到这种景象都帮忙捏一把汗，住在斜房子里的人倒反而安之若素，照样在里面生炉子煮饭，养儿育女，把油盐柴米搬进去，把淘米水洗脚水泼出门，夏天坐在斜房子前面乘凉，冬天躲在斜房子里面避寒。这些竹木捆绑房的生命力奇强无比，斜了许多许多年不倒，真是奇迹。
一宿，还是在和平路那条街上，还是在和平路一百零五号二楼那间十二平方米的小房里。
五二年八月，我家被西南铁路局扫地出门，從国际新村宿舍搬来這里至今近二十年，这个小房间没有粉刷装修过一次，四壁和天花板早已由白色变成铅灰色，到处破破烂烂的。房间左前角从四楼延伸下来的水管子裂了絲缝，脏水浸润而出，周围霉斑点点，墙壁经常是湿的。这堵墙的中间，贴了一张《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年画，画上两姐妹手牵手朝着高坡走，一走就是好几年，紙張已經泛黃，她倆也變得蓬頭垢面像在生病。房间地板坚硬的木节疤这里那里亮眼睛似地鼓突着，“眼睛”周围疏松的木质因长年的磨损陷了下去，地上凹凸不平。解放那年，父亲高唱“走，跟着毛泽东走”，抱着跳过舞的那把木椅早已散架，火葬了。那个高低柜和被重庆铁路局打虎队提到过的大饭桌，还没有退休，偷油婆（蟑螂）色的油漆大部分剥落，返朴归真成木头本色。上厕所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照舅）”，得穿过马路，冲刺几十公尺，钻进“听月楼”旁的公厕，眼睛鼻子给濃烈的阿摩尼亚气刺得發痛。
我回家的第二年九月，母親逝世。這位老是倚在窗臺上盼望親人歸來的憔悴枯瘦的女人，獨自艱辛地支撐這個破碎的家庭二十一年之后，等不及父親滿刑歸來，帶着她長久懷有的團圓夢一起走了。
五姐弟都是大人了，我三十一岁，最小的阿弟也已二十三。聚齐时，四个大和尚一个小尼姑（我个子小），挤住在一间小房里，虽是姐弟，也有诸多不便。特别是夏天，露手膀露大腿，睡着了不知是啥丑样，不管多热我从来不穿背心三角裤睡觉。与其说这是一个家，不如说她更象一座庙，廟里的五姐弟都像修行人，在一起，一本正经，从来不开玩笑，大家都很年輕，全是單身，卻从来不聊什么男朋友女朋友之类的話題.住房虽挤，正如四川俗语劝走路人不要抱怨知足常乐那樣，“前面虽有骑马的，后面还有抬轿的”，比起两代人三代人挤住一房，我们算是幸运的。
房对门的邻居已经换了几撥人，儿时难舍难分的好友廖曼蒲，五七年举家迁往北京。后来的住客，与我家拉开距离，再也没有邻居间的亲热勁。现在對面两个房间住的两家人，后房是一對中年夫婦和動不動就要挨打的抱養女兒，這對夫妻從不理人，走過你面前鼻子哼哼算是打了招呼。前間，同时又是后房的过道。女主人高大白胖，眼圈乌黑，象只熊猫。她的儿子是现役军人，门板上贴着“光荣人家”的红條.现任丈夫老干猴似地瘦小，又有哮喘病，总看见他伸直喉咙喘气。每当派出所召集光荣爸爸妈妈开会，女主人便忘记自己的年紀，穿上大红大绿的袍子带着跟她沾光的瘦丈夫，一同兴高采烈地光荣去了。
平时，两人在家没事，不吵架就打牌。吵架的时候，女的声音响亮英雄，男的声音尖利难听，象马戏团演杂耍。打牌打得兩口子誰不讓誰，爭得输钱输米面紅耳赤，擾亂四鄰。别看那老头子弱不禁風哮喘得可怜，噗哧噗哧像馬上要斷氣，骂起人来擊中要领，“齐治平，你反革命家属，不准嚣张”！
日圖三餐，就是找饭碗，金饭碗铁饭碗，当然高攀不上，端个泥饭碗就心满意足，只是要小心摔烂。
我们较场口派出所第十五段，早已不是当初来逮捕我的“姜巴”户籍管了，也不是为追查父亲的三本日记——据监狱干部说“其中一本就够资格枪毙”，专程到四川省第二监狱查審父親和我，并有意无意为我倆串供（透露父亲的口供给我），后來到我家看望過我的王户籍。王户籍說文革他也挨斗，紅衛兵從他頭頂上潑下一桶漿糊，在他的黃軍大衣上貼滿大字報。浆糊干了，大衣硬得像盔甲。怪不得！
现在的新户籍姓袁，居民叫他“袁大头”。他皮黑脸瘦个子小，带着个公安大圆盘帽看来有点比例失调，绰号“袁大头”可能由此而来。猜想他文革初期也被紅小兵“觸及過靈魂”，不然怎么会对我挺帮忙。省二监释放我的第三天，他就到我家，通知已幫我借到一部缝纫机——對于一个勞改釋放犯，这是過于关照了，叫我去本段街道工业缝纫组上班，打帆布书包。“袁大头”说每月有十五元收入，帮助补贴家用，总比没有好。知道我在监狱里学会了重新做人修理缝纫机的手艺，他告诉我，較場口一段正在筹建缝纫机修组，他将设法弄我去。
袁大头帮这个忙是帶給我家的及时雨。二弟安邦三弟治平没工作呆在家里吃閑飯，現在又多了個劳改队回来的女兒，靠母亲帮人带幾個月大的嬰兒每月十四元生活。十四元绝对养不活四口大人，妈咪嘴上不說，心里日夜焦愁。當時，她已重病在身，她自己不說，大家也太疏忽。
上班的地方，过去是个铺面，约十五平米，离我家只有五十公尺。八部缝纫机围成口字形，八个女人面对面做活。这些革命群众全是婆婆客，手脚笨拙嘴巴勤快，我奇怪他们怎么会有如此之多的东家长西家短聊不完，高兴时竟干脆停下活路讲话，反正摸多摸少都发十五块。
十年劳改，把我铸造成劳动的机器，一名只知猛冲猛打做事的尖兵，别提与革命群众谈天说笑，就是偶尔插一句嘴的习惯，也已在劳改队象戒烟戒酒戒毒一样戒掉了。在这帮唧唧喳喳的妇女里，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哑巴。现在，我哪怕一只手提裤子，一只手干活，也能把她们远远抛在后面。不过，我多長了一个心眼，提醒自己的產量不能太冒尖，谨防到时候他们不放我去机修组。我想，机修组的工资可能会高一些，可以多给母亲一点錢.很遗憾，尽管我做了极大的努力，努力磨艺术洋工──看起来很忙，其實在偷懶，摸不出多少产品。然而，我的产量还是遥遥领先。
劳改队出来的乌龟都比社会上的兔子跑得快。
不出所料，一段机修组筹备就绪，“袁大头”通知我去上班，全体女人愤怒地哇哇叫，责备户籍手肘往外拐，“劳动好的为什么不留给自己的地段”。一个长相丑陋名字好听叫“凤凰”的年轻女人喊得最响。她说：“不能听她的，群众说了算。”其余的人“對呀，對呀！”一致附合。看当时的情景，他们是想用强力把我留下，为缝纫组冲产量，争到最后，只差一句话没說出口：“劳改队出来的人，哪能由她！”
其实，我很能讲话，蒙住半個嘴也能把他們说贏，但人微言輕，我没吭声。袁大头很会应付，他温和而坚定地抚慰大家：“一段机修组刚刚建立，急需会修缝纫机的人，让齐家贞先去，以后找到其他人了，再叫她回来，齐家贞屬于本段。”女人们拱起嘴一齐起哄：“门门门（蒙騙），喝（骗）熟人。去都去了，回來個屁！袁户籍卫护别个段。”
我屏住呼吸，听凭别人决定我的命运。
袁大头没有让步，我去了机修组，工资是原来的两倍。母亲知道后，她多皱的脸微微舒展了。
一段机修组在中华路财贸俱乐部对面，由两间铺面组成，离我小学毕业看初中發榜时差点挨打的地方很近。在这里，我一生中第一次被一名老工人叫了一声“齐师傅”，羞得我满面通红。他叫邬德瑞，六十左右，是个地段戴帽历史反革命，去前我已听说过他，他也耳闻過我这个“劳改释放犯”。真的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邬师傅对任何人都恭恭顺顺笑口常开，很会处世为人很会随机应变，革命群众对他还过得去。他从来不对我的历史发问，也极少与我摆谈他自己，但我能心领神会到他对我有一种特殊的关照，一份父亲般的慈爱，一双随时准备给予的援手。无论是修缝纫机技术上有问题，还是生活方面有疑难，有邬师傅在，我就有一本百科全书可以查找答案。
机修组由郑廷贵负责组建，他过去是个“跑摊”修缝纫机的，跑一路修一路，是中国最自由的职业，是中国最自由的份子，當然也是中國最吊兒浪當的人。哪天，如果嘴攙想打牙祭（吃肉），他就略施小计，把綠豆大的梭皮螺丝扔给主人的母鸡，讓它当米啄進肚里，中午，為嘴送命的母鸡，就变成郑师傅香喷喷热气直冒的盘中餐了。郑廷贵那双水淋淋的红眼睛，好象天天在熬夜，夜夜去偷牛，好象老是在害眼病。他一开腔讲话便满口喷水，乱打标点符号，听者一定要格外小心，同他保持相当的距离。他形容猥琐，從來振作不起精神，不象个正经的做事人。不用说，领导邬德瑞和我这两个一老一少历史上有红疤黑迹的份子，他资格是夠够的。
就在这只有三个职工的較場口一段街道工业里，开始了我的修理缝纫机生涯。
每天上下班，我得数次经过小时候背着书包游走的，那么了如指掌那么流连忘返的街道。无论是我家旁边的大坝子，还是较场口，石灰市，唯一电影院，每一个地方每條街道都勾起我儿时的记忆，都牵动我浓烈的亲情，都激起我的心去亲吻逝去的笑声、悲哀、失望與恥辱。
现在，没有了孩子们在坝子上花样翻新的游戏——老鹰捉小鸡、偷步、修房子和无事找事的小山头间的争吵，没有了较场口那个“肉馅面包圈”——荒货市场的喧嚣与嘈杂，没有了石灰市路口五光十色的卤肉市场和人头躜动的顾客，没有了唯一电影院门前滋滋滋唱歌的油煎鸡蛋熨斗糕，没有了上百个挤在我家楼梯下争睹逮捕反革命份子齐家贞的好戏，和我从戏台上走下来时观众里一声失望的驚叫，“哎呀，还是个娃儿”，这些地方已经失去了生命，死得硬梆梆了。
那个上学放学都背着書包在街上閑逛，都要在吃肆店门口守嘴打精神牙祭的齐家贞已经死了，不复存在。今天的齐家贞，披了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劳改皮，目不旁顾急急匆匆地来去，为的是挣饭钱糊口活下去。
作為技工，我在機修組的工资是三十一元五角，留给自己一元五作零用，其余的全数交给母亲。
十年铁窗不接触钱，我已经没有使钱的嗜好。我没想过花两角钱看场电影，在里面哭哭笑笑发神經；我没想过用块把钱买本书，浇灌一下自己荒蕪苍凉的心田；我没想过花四分门票钱，进文化宫看看孩子坐转椅荡秋千，弥补我儿时因为连集体票两分钱也付不起而错失掉的歡樂；我甚至也没想过买件花花衣裳穿，到街上招摇漂亮一下子。我只想到我的狱友们，这份真情成为我生命中刻骨铭心的一部分。我要把积攒起来的零用钱，请我的狱友一起享受德元汤圆店的汤圆，那閃亮的黑芝麻，浓烈的甜蜜，膩嘴的豬板油；享受解放碑餐厅的凉面，上面堆得尖尖的各色酌料，底下埋的刚煮过心的绿豆芽。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十年二十年没有问津过这些美食了。
对于我，十年劳改似乎已经取代了我过去所有的生活，劳改前的日子已经不属于我谈话的范围，无论谁来我家，无论是弟弟们的朋友还是我的朋友——我的當然是獄友，只要开口，我言必称“我们孙家花园”（四川省二监雅号），“我的同犯某某”。这简直是在自己额头上刻字，“我是反革命”、“我来自劳改队”，我这是在招惹白眼，招惹是非，四个弟弟们对这个仍然不谙世事的姐姐非常担心，非常不理解。
他们是对的，就憑我坐监獄（還有父親）這一點，就已經把全家人逼成了惊弓之鸟，出来后，我还在继续使他们受惊，他們當然緊張，承受不住。可是我，我又有什么办法呢？二十岁进去，三十岁出来，这十年，是我的黄金岁月，是我生命中最美丽的年华，打下了什么烙印，那个烙印就是终生的压倒一切的烙印。在这个十年里，我整个儿被掏空了，五脏六腑大脑思想都被掏走了，别提什么出国留学，当中国的居里夫人什么臭屁理想了。我没有价值，没有追求，没有见解，没有欲念，没有朋友，没有去处……一无所有。剩下的，就只有这十年监狱给予我的记忆，諸如“我们孙家花园”，“我的同犯”。
我已经非常习惯自己完全不属于自己、非常习惯自己的时间完全交由别人支配的监狱生活了。劳改队里每周七天，七个晚上雷打不動的政治洗腦学习，六个白昼紧张繁重的体力劳动，剩下的休息日星期天，上午监房、车间内外的大扫除，下午写小组学习情况汇报，或者队长要的什么材料，或者某些临时性的任务，比如赤手空拳跳下粪池疏通管道，把厕所底部的石板洗得黑亮，比如替隊長辦公室做清潔，這間那間，比如替张队长长满裂口的脚后跟削皮擦药等包羅萬象的雜務，如果还有点剩余时间镶疤镶块补我的“万能劳动衣”，或者上床放平補二十分鐘瞌睡賬，已是谢天谢地，绝无另外的时间做别的私事。
時間像這樣讓人安排得爆滿，既不看書報，又無文娛活動，兩年關在看守所，八年勞改隊，總共十年——生個孩子都十歲讀小學四年級了——可想而知，這十年的積習有多難返。所以，现在突然多出来的每天晚上和星期日的剩余时间，要我自己支配，真的令我心慌意亂，不知如何是好了。
进了机修组，每天下班、周末和节假日前，我都等着負責人郑廷贵开口，希望他交待我要加班，象只流口水的狗，摇着尾巴等主人扔骨头。只要郑师傅開口問，齊家貞你有沒得空，我便忙不迭開心地答应有，有。时间有地方耗费，心才有地方搁放，我感到踏實。
郑廷贵整日东游西逛不务正业，一天有两个小时在组里露面已很够意思，沒人喊得動他加班。他問，加班？給好多數數——加班費.邬师傅上班从不迟到早退，干活卖力，常常不显眼地擔當一些技術領導工作，可是，除非找不到任何推诿的借口，他不会来加班。于是，加班是我的专利，唱独角戏。不管路上人来人往喧声震天，不管外面烈日当空还是风雨交加，我不為所動，专心专意忙忙碌碌。特别是长节假日，这个年轻女子没有亲探没有友访，油手油身地对冷冰冰的缝纫机情有独锺，时不时有邻居、行人好奇地站在门口观望，不明白好端端一个女子得错了什么病。
半年内，我都在得病——所有的晚上，所有的星期日和国庆节元旦春节假日，我都像個機器人，獨自在那里，做，做。
在“十红夹一黑”群众专政的社会里，虽然省二监释放我的大会上宣布不给我戴反革命帽子，但是，无形的帽子，无形的号服仍然穿戴在身上。附近地段的居民人人皆知我坐过牢，走在街上，有人禁不住要回过身子多看我几眼，好象我头上长了角，与众不同；禁不住要眼眨眉毛动地议论我几句，好象我过去真做了丢人现眼的脏事。也有人谣传我是台湾特务——大概没那么能干，解放时我才八岁。幸好，我固有的“马大哈”性格救了我，它象一层厚膜，把我框在里面，既保护我顺利度过狱内的十年，也使我本能地对社会长期的歧视与压力不予理睬，天兮兮（傻乎乎）地生活在自己的膜里，并不感觉比别人矮三分（尽管的确比别人矮三分），也不认为自己少长了一匹肋巴（尽管真的是少长了一匹肋巴），自以为还是十年前的我自己（其实已经不是），你嚼你的嘴根子，我过我自己的好日子。
日子开始不平静。
一次加了晚班，已是半夜十二点半，走过米亭子，一群人热热闹闹开过来，押着一对男女游街。女的头发蓬乱，只穿了内衣内裤，乳房在半透明的汗衫里隐约可见，男的上身赤膊，只穿了一条三角裤，胸前挂了一双皮鞋。当时已是初冬，这两人都冷得发抖，看来是刚从被窝里拽出来的，这就是所谓“捉贼要拿赃，捉奸要拿双”了。我认为，侮辱他人就是侮辱自己，不论他俩做了什么，这种侮辱人格的做法，是不能容忍的。更令我无法容忍的是那群兴高采烈的围观者，好象在慶祝“九大”召開.我很失望。
还有一次也是下了夜班，在瓷器街口，四五个叫花子跪成一排，每人面前铺了一张用石塊壓着的大纸，解释每个人乞讨的理由。在灰暗的路灯灯光下，我很难看清纸上歪七倒八的毛笔字，但是，這些跪着的人，他们枯瘦的身体在褴褛单薄的衣裳下瑟缩则显而易见。这种前所未见集体下跪的情景令我非常难过，非常纳闷，而过路人的冷漠无情和见悲不憫令我震惊。
我参加过一次地段群众对辖区五类份子年终的评审大会。混在革命群众里，我这个劳改队的释放犯，亲自体会一下监外管制犯的日子。
户籍一声吼叫“滚进来”，于是从一群蹲在地上，个个烂眉渣眼穿得黑黑破破的人堆里，弯腰驼背地“滚进来”一个人。他毕恭毕敬念完自己的年终总结后，群众开始揭发。一个言辞激烈表情愤怒的女人说：“他坏得很，根本没有改造好。他说‘吃得好，屎都要粗节点，油光水滑的，吃得不好，屎都是渣翻翻的。’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人人有饭吃，个个有衣穿，哪个吃得好？哪个吃得不好？大家都是一样的。”她转过脸，质问那个深深勾着头以示接受批判的五类份子，“你说，你说，你是不是在污蔑我们社会主义？”接着，另外一个女人上来，先哮喘了一阵才开始讲话：“你说，文化宫的防空洞里有个人遭杀了，你是在造谣！我们的国家治安好得很，哪里杀了人？哪有这回事？大家说，他是不是在造谣？”人群里稀稀落落回应了几声，好象癞子头上不多的几根毛。后来，还有几个人发言，没有一个不是狗屁不通，没有一个揭发出了名堂。批完一个，“滚出去”一个，又“滚进来”一个，再“滚出去”一个……望着这堆倒霉的黑五类，我觉得他们比监狱里的犯人更不是人。
治平告诉我他亲眼所见的一件事。
凯旋路下面的看守所，一个二十岁不到的年轻未决犯，从二楼监房窗口跳下来企图逃跑，一条腿摔断了爬不起来，群众专政队员從里面追出来，气喘吁吁地骂道：“你个龟儿子，这么会跑，跑了好多次，這回啷个不爬起来再跑耶？”说着，眾目睽睽之下，举起手枪朝撲在地上叫痛的小青年开了三枪，他身子抽搐几下便不动了。
“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我六一年九月入狱，七一年九月出来，那场风风火火进行了五年的触及人们灵魂的文革，怎么像魔棍把当今社会搅得是非顛倒廉恥喪盡.十年前，大陆一片饥饿，那是肚肠的讥饿，今天，仍然是一片饥饿，却加上了精神的饥饿。我发觉自己坐牢十年，人被掏空了，成了行尸走肉，可是回到社会，我的所见所闻告诉我，社会上的人也被掏空了，好象掏得比我更空，更像行尸走肉。
在狱内，狱吏老是教育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革命人民政治觉悟空前提高，劳动热情空前高涨，犯人如果不加速思想改造，出狱后跟不上社会前进的步伐，将会被历史无情地淘汰，弄得不好，还会吃“回锅肉”演“二进宫”。可是出狱已经半年，我看不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看不到他们的劳动热情，甚至看不到做人最起码的正义感、同情心，倒是我这个从监狱劳改队出来继续接受改造的人，反而比他们有政治觉悟，有劳动热情，更有人的味道。
監獄理的敵人好過監獄外的人民，这是怎么啦！
一九七四年秋，父親被釋放，在省二监就业队当就业员。周末，他請假回家，跨進房門，發現床上沒睡人，墙上掛着母親的黑框照片，這才恍然大悟，媽咪不是重病在身，而是永遠離開了我們。不算以前软禁、坐牢、就业，就只這次和女兒一起，父親整整蹲了十三年監獄，眼睛望穿了，望来了刑满歸家，迎接他的竟是與愛妻死別的噩耗。父親老淚縱橫，媽咪呀，我回來晚了！全家抱頭痛哭。死者不能复生，母親已經逝世兩年。
第二年底，政府按国民党县团级人员的待遇，把父亲从省二监就业队释放回家。他，也面临日圖三餐，夜圖一宿的问题。
政府发给他“饭票”——被安排在“重庆长江仪表厂”，一个集体性质的合作企业喷漆组当工人。七六年三月，喷漆工“上任”之前，书记厂长召集科长、车间主任、小组长开会宣布，厂里即将有一名战犯齐尊周（战犯，太抬举他了）来此上班，大家回去通知各科室车间小组全体干部工人，不准叫他同志，不准叫他师傅，只准称呼名字。
本来嘛，名字取来就是给人叫的，有的人常常不喊对方的名字，喜欢用“同志”、“师傅”、“厂长”、“书记”这样的方式，来表示对革命上级的崇拜，同一营垒战友的亲密，志同道合的战斗友情，那是他们的自由无可非议，就好象狗与狗见面，用闻对方的屁股来表示親熱一样。只是，领导同志们兴师动众，专门开会规定只准叫齐尊周名字，那就有点画蛇添足小题大做了。
父亲搞喷漆是有毒工种，沒口罩沒帽子沒圍腰，劳动下来他头发里满是油漆，穿的衣服件件給涂得斑驳陆离油亮油亮的。解放前，父亲在南京公共汽车管理处当处长，由于“交通难”是首都的大问题，他每周末每个节假日从不休息，亲自到枢纽大站第一线调度车辆，拿着话筒维持秩序，安抚焦躁的乘客们。解放后，他成为阶下囚，前后二十三年里，一直在砖瓦厂、筑路大队、碳粉机上做最肮脏最劳累的活路，现在安排他当喷漆工，虽然与他的铁路运输专业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是，想想监内繁重的苦役，想想解放前当官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上班操心勞力，现在的工作一點不煩人，還有星期天休息，简直是社會主義祖國对父亲天大的關懷，他还有什么奢求？
在喷漆组里，父亲做的活数量高，质量好，其他人不愿做的事都扔给他，他从不挑肥拣瘦，少說話多做事。每年，小组一致提名他为先进工人，每年都被厂领导舉手同意一致刮掉。
二十多年的铁窗生涯改变不了一个人的气质，那是老天给的。父亲当喷漆工，穿布衣布鞋，一米八的个头依然仪表堂堂，鹤立鸡群。知道父亲从何处来的人说：“哪里看得出你坐过牢哟，比没有坐过牢的人还要神气。”不知底细的人则说：“哎呀，齐师傅，你啷个到喷漆组来了哟。一看就晓得，你该去当大官，坐办公室。”后来成为我至交的李方健说：“第一眼看见你父亲，我就晓得他是个非常好非常善良的长者。”厂里许多人根本不理睬上面的警告，照样叫他“齐师傅”，私下里还对他表示好感和尊敬。
饭票有了，拿“米发梭”（三十四元五）工资，还有宿，这是中国人最头痛的问题，它不存在私人渠道，和饭碗一样，全靠衣食父母——政府赏赐。父亲的住房只能指望有关部门落实政府对国民党县团级人员的政策。很快，有了响动，收到民生路房屋管理所寄给父亲的分房通知，我们全家狂喜，立即前往较场口小米市三十五号查看。
面对分给父亲的新房，我们目瞪口呆不敢相信，这，怎么能叫房间！它在这座旧高楼底层的厨房里，用粗竹蔑席在进门右侧围出了一个四平方米的地方，蔑席上面没有封顶，离天花板还有两尺距离，蔑席中间剪了个口子朝上卷起来叫做窗户，脚下是坑坑包包的老泥地，顶上是被煤烟熏得漆黑的天花板，整幢搂厚重的大门就在“房间”的前面，左边是好几排整整齐齐的炉子兵团，再过去，便是楼梯。早先，当工人前去“围造”这个“房间”的时候，因为侵占了公用厨房的地盘，遭到主妇们的抗议。工人说：“给一个拆迁户暂时住几个月就还给你们。”现在，民生路房管所负责这次国名党县团级人员分房的许海荣，把它作为正式的永久性住房分给了父亲。且不说这么小的房间安放一张小号双人床（单人床父亲睡不下）后连屁股都打不过转，只消想一想，晚上清晨，人进人出叽叽嘎嘎不停呻唤的大门，上楼下楼咚咚敲鼓响的脚步聲，来来去去人们的吆喝，女人们三餐煮食的哄闹，这支噪音交响曲长驱直入“房间”，白天黑夜的打扰人，能有多么恐怖，完全可以把人的神经弄成有病。加之，打开炉门掏煤灰的灰尘，生炉子时的浓烟，没有充分燃烧的一氧化碳，不分昼夜肆无忌惮地从“窗户”，从开口的“房顶”自由进入，人像生活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不短阳寿二十年才叫怪事。分配这样的房间，猪圈狗窝不如，比监狱里的小监房还小监，把人作践到这样的程度，亏他们做得出！
我们愤怒已极，找到该所分房管理人许海荣，我生气地说：“把根本不能住人的所谓房间分给一个六十四岁的老人，实在太不适当了，简直不把人当人！”瘦狗似的许海荣，亮出他满口咖啡色的稀牙，一副鄙薄的神情：“什么不适当，适当得很！革命群众还没有这样的房子住哩，你还要嫌，不要就退回来！”我永远不能忘记他讲话有持无恐的那副凶象，他强调“革命群众”，就是暗指父亲坐过牢——坐过牢的家伙你识相点！这样，他才敢如此欺侮人。我心里诅咒他不得好死！
“房间”不能住人，又不愿放弃居住权，只好空在那里，每月缴房租九角六分，任凭油烟煤气自由贯通，让它像积钱罐那样存积煤屑灰尘。父亲只得加入我们十二个平方米的“和尚庙”，他要早起锻炼，起床时会因床架摇曳作响弄醒旁人，他说睡地板最好。
多年来，父亲不停地到市中区房管分局求告，他们最后两次通知下属的民生路房管所重新调整。最初“民生路”以没有房子搪塞，后来书记所长开恩，说是等节约旅馆修好后，在顶楼分一间。夜不长梦也多，旅馆修好了，民生路房管所领导大换班，在讨论节约旅馆顶楼分配时，有人提到拖得太久的齐尊周的房子，新的实权人物张向东书记说：“不管他的。”他口袋里有自己的名单。
大失所望的父亲，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又去市中区房管分局求说，虽然一无所获，但没有空手而归，意外地，有个人向父亲泄露了机密。他说，民生路房管所有个叫何方正的同志告诉他：“全市他们这批人分的房都能住，就是齐尊周一个人例外，齐尊周分房的全部经过我都清楚，只不过我们不好说出來。”这就是说，许海荣将房子掉了包！他利用父亲在政治上说不起话的机会，把本应给父亲的可以住人的房子给了他自己的关系户，然后用那个“适当得很”的“房间”抵数。知情人谁敢帮坐过牢的人说话。
无奈，父亲数次去信重庆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状告许海荣和张向东，要求纪委出面干预，信等于写给了死人，尸首单位哪会有回音。
许海荣的“适当得很”，张向东的“不管他的”，使父亲从六十四岁等到七十二岁，八年来，他始终没有自己的住处。父亲睡了五年和平路地板，然后是穷搬家，白象街、红星亭坡、通用厂宿舍。
八二年春，谢锐强先生从洛杉机到中国探亲，受他堂兄谢文龙之托来重庆看望父亲，可是失之交臂，父亲去广州会晤堂妹夫林道宏先生了。没有见到父亲，谢先生要求去看看父亲的住处，我们这些驯服的工具，主動馴服，为了不丢国家的面子，转弯抹角地拒绝了他，使这位不远万里来中国的谢锐强先生，失去了千载难逢大开眼界之机，没有看到这个“适当得很”的住人的狗洞。
最后还是“开后门”解决战斗，过去八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现在“得来全不费功夫”。小弟媳一个亲戚在七星岗房管所当科长，了解情況后很生氣，他利用手上的權力行善，把那个“积灰罐”为父亲在和平路六十九号二楼换了一个虽然奇小但可居人的房间。“开后门”真的是威力无穷啊！
我明白了“逼良为娼”一词的含义，也体会到毛泽东关于“走后门不见得都是坏人”论断的伟大英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