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六十年来在中共治下被杀死、饿死、斗死和打死的八千万人，北京官方将之称为「非正常死亡」，齐家贞女士反其意而用之，称自己、家人以及许多中国人为「非正常活著」，很有创意。昨天她在香港举办的新作「红狗」发佈讨论会，就是以「非正常活著的中国人」为题的。可惜讨论发言只限两分鐘，笔者言有未尽，特借贵刋一角向齐女士表示歉意和敬意，也和读者交流一下读书心得。
笔者是少数几个在该书出版前读过原稿的人之一，记得大概是零五年，「开放」杂誌执行编辑蔡咏梅将该书原稿交给我，说请我协助出版。遗憾的是，当时我因生意失败及动了手术刚从美国回来，没有足够的金钱和精力帮助齐女士达成愿望，以至这本佳作与读者见面推迟了几年，对齐女士和广大读者都是一个损失，很对不起。好在现在五七学社达成了她的这个愿望，将一本非常真实非常勇敢、无情地揭露了毛时代中国大陆底层受迫害的小市民悲惨生活的写实作品呈现在读者面前。当年我阅读原稿的时候备受感动，几个同学朋友阅读后也深有同感，相信广大读者一定会被齐女士的真诚和勇气感动。
齐女士出生於一九四一年，因家庭出身黑五类，高中毕业后无法升读大学。为了实现自己做居里夫人的梦想，一九六〇年卖血筹足路费想经广州偷渡出境，不料事败被判「叛国罪」入狱十年，从二十岁到三十岁整整十年青春岁月就被禁錮在铁网高墙之内。出狱时正是文革后期一打三反恐怖时期，出了犯人小监狱进了社会大监狱，她已与社会完全脱节了，这本书就是写她出狱后到出国前十几年在四川重庆所过的非正常生活。那年代毛共不但把中国变成一个农民吃不饱工人穿不暖的贫穷社会，而且变成一个只有运动斗争没有人性亲情的非正常社会。齐女士出狱回家，和母亲及四个成年的弟弟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屋子里，连躺下伸直腰身的地方都没有，唯有把全家心爱的金鱼缸移上窗台，人睡在金鱼缸下面；男女混居，大热天都不敢脱掉衣服，吃的长期祗是咸菜白饭，过年过节都不定能吃上几片肉。好不容易在街道工厂找到一个修理缝纫机的工作，为了打发平日晚上和星期天，她主动要求长期没有酬劳地加班。每月三十一元五角的工资，自己只留下一元五角，将三十元交给母亲，一个人真的变成了共產党所说的螺丝钉，完全没有精神和思想，完全没有个人的生活和乐趣……。当年一个劳改释放犯的非人生活，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眼前，通过对其他狱友以及社会底层小市民的生活描写，让我们看到一个痛苦贫困而又恐怖的社会。
这本书与其他揭露黑暗中国的文学作品最大不同之处，就是触及了一个敏感的清教徒式禁慾社会的性话题，不是每一个作家都有勇气将自己最隐私的一面公开出来，用作批判旧社会的有力武器的，齐女士的勇气和良知值得钦佩。作者通过对自己青春年代美好初恋的回忆，监狱里男女犯人那种性乾竭和性变态的描写，以及出狱后曾经长期被窒息禁錮的性爱慢慢復甦，和前男友以及狱友的恋爱、婚姻、產子以致最后离婚，成为单亲妈妈的心路歷程，演变经过的真实描写，从恋爱婚姻家庭的角度，无情地揭露了这个非正常社会的黑暗，鞭笞了產生这种罪恶的社会根源，让我们记住中国歷史上曾经出现过如此难以想像的非正常社会，让我们一起阻止他捲土重来。
前几年，笔者在阅读齐女士大作「红狗」的同时，也在写作自传体回忆录「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儘管笔者与齐女士的家庭教育地域背景很不相同，但由於我们都共同经歷过那个年代那个社会，因此很有共鸣。我虽然没有经歷过被监禁被斗争的生活，但完全相信书中所述百分之百真实，因为同一社会同一年代很多个人命运遭遇都是相通的。有朋友曾经对我说，控诉共產党？怎麼也轮不到你！也曾让我怀疑过：我没有被打成右派，没有捱过斗，没有坐过牢，我和家庭的经歷是否有代表性？是否值得说出来？是「红狗」一书给了我极大的啟发和帮助，让我明白了一个多元社会需要从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经歷不同思想的人身上，全方位多角度地去描写反映，才能更丰富更準确地被呈现出来。胡适先生提倡传记文学时说，不一定公卿名流才可以写传记，凡忠於生活、忠於生命的人，写自己的故事，由「殊相」看「共相」，更具歷史价值。苏联作家索忍尼辛说：「个人的命运体现在千百万人中间；千百万人的命运集中在个人身上」。时代的光明与黑暗、社会的正义和邪恶，往往就在一个人、一个家庭的身上展露无遗。於是我也鼓起勇气将自己和家庭亲友所经歷的一切，如实地写出来，让广大读者看到一个真实的社会，明白所有中国人都在过著一种非正常生活。
阅读文学作品，难免会联想到自己，当看到齐女士说到出狱后如何在没有导师指导的情况下，艰难自学六十年代同济大学樊映川编写的全国工科高等院校高等数学通用教材，成功地通过考试取得电视大学辅导教师资格，让我不禁回想起自己六十年代的大学生活。当年我有幸坐在明亮的大教室，听该书编写老师之一孙国盈先生的讲课(文革中被迫自杀)，樊映川的女儿樊功喻老师做我们的班主任，比起齐女士真是天堂了，可是那时候还在闹「专业思想」，不知道这一切都来之不易，背后是多少千千万万像齐女士一样聪明好学的年青人被无端地剥夺了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相反地，在齐女士眼中，或者我们这些有幸进了高等学府的人已是天之骄子，但同样她也很难想像在这些知名学府里，大部分老师同学也同样过著非正常的生活。学雷锋、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一个接一个，在严酷的阶级斗争下，不但从未能安安静静地读书学习，而且连人的尊严和生命都随时被剥夺。仅仅在一九六八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同济大学就有四十多个老师员工学生被自杀。我们一个小小的三十人小班，就抓出了四个「小爬虫」，其中一个姓周的班长，一九六二年江西省高考状元，祗因背后说过几句对毛泽东江青不敬的话，就被迫自杀，从学生宿舍四楼一跃而下，背部著地大难不死，却终身残废。由是可知，当年的毛共社会，真是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同样过著一种贫穷的压抑的恐怖的非正常生活，歷时之长，受害人士之多，状况其中之悽惨，人类史上绝无仅有。
齐女士在发佈会上说，直至今天仍然如此，全中国的人都还在过著非正常生活，就算是胡锦涛也不例外。因为他不能想他所要想，不能说他所要说，不能做他所要做，终生带著假面具做人过世，这难道是正常的吗？他的前车周恩来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事事要揣摩上意，看毛泽东脸色，终其一生恐怕没有说过一句真心话，做过一件舒心的事，难怪连他的同党彭德怀都忍不住骂他「城府太深，老奸巨滑！」虽山珍海味，万人听令又有何乐趣？活得这麼累，正常吗？之所以会这样不正常，就是因为万恶的共產制度完全扭曲了人性，用所谓阶级性摧毁一切，连他们的领导核心都不能例外，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应该世世代代牢牢记住的深刻教训，也是齐女士「红狗」给我们的深刻啟示。 （作者博客：www.davidyung.blogspot.com）
(写於2010年3月20日，修改於4月2日，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