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中国在共产党建立政权开始，就实行了类似苏联的所谓“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制度在当时的主要含义包括：1.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是中央政府所有制和地方政府所有制；2.生产与消费按计划进行；3.按劳分配。这样一种制度，它把所有的社会资源都交给一个权力核心来管理，从生产到消费都按照一定的发展计划来运行，它要求每一个人都是社会机器上永不松懈的螺丝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发展按权力中心设计的计划完美运行。那么在这样一个制度下，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个人的多样化发展就一定是不可能的，个人的生活如果与权力中心设计的发展计划相背离，就成为一种类似“反社会”的事物。 那么在这样一个制度下，政府就必然是强大的，个人就必然是弱小的。也就是说，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导致极权统治，它不得不如此。

在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财富的增长和分配要依靠权力中心精心设计的一个规划，那么人口的增长也必然要纳入这样的规划，否则人口的发展就必然冲击社会的发展，使其偏离计划完美运行的轨道。恩格斯在完善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首先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于1884年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第一版序言中明确地提出了“两种生产”的思想。他指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在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要按照计划调整，而人又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那么人口的计划生产最终也必须纳入统治者的视野。中国共产党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也说得很清楚：社会主义的计划生育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

1949年—1978年，中国社会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包括城市里的一个自行车修理铺，包括农村里的一头牛和一匹马，都要收归到政府的名下，由政府统筹管理。这30年间，毛泽东的备战思想时而膨胀，加之社会运动不断，共产党对人口的计划生产虽然多有关注，但始终没有将人口的计划生产纳入社会发展的强制计划当中。在一个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的物质财富按照计划生产，而人口则按照自然方式生产，这就必然产生社会发展与人口增长的矛盾。到了毛泽东统治的后期和邓小平统治的前期这个历史阶段，社会发展和人口增长的矛盾集中显现出来了，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推行人口发展方面的压缩政策。他们叫做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是出于保护人权的需要而推行的，而是为了保持社会发展和政权稳定的需要推行的，这是理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一把钥匙，也是理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推行过程中一切荒诞现象的一把钥匙。

从1949年到1953年，中国全国总人口接近6亿，比1949年净增6000万，人口快速增长的压力显现出来。1953年—1957年，中国政府开始酝酿计划生育政策。1953年的《农业发展纲要》首次写入计划生育内容。从1959年开始，出现了3年严重政策灾害，并导致1960年首次出现了不正常的人口负增长，于是计划生育工作被搁置。至1962年，计划生育又被重新提出并在部分市、县进行试点，至1966年文革开始，计划生育丧失了政策实施的环境，从而又陷于停顿。以1971年7月8日，国务院以国发[71]51号文件转发卫生部军管会、商业部、燃料化学工业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71]51号文件）为标志，计划生育运动进入实质性的发展时期，中国政府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在1979年以前计划生育政策主要以宣传和鼓励“二胎化”为特色。

1980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中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由此定下了中国人口政策的基调：“一胎化”，其实质是“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1981年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提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人口政策。1982年中共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并写入新修改的《宪法》。此前的“二胎化”政策变成了“一胎化”政策。从字面意义来看，“提倡”与“只能”的意思是不同的，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名义上说是“提倡生一个”，但实际上却变成了“只能生一个”。

在未经试点与未考虑是否具有可行性的条件下，“大跃进”式地将政策不分城乡差异地紧缩为只准生育一孩，结果执行过程中遇到很大的阻力，使本应下降的生育率，竟逆转为大幅度回升。1984年，中共中央不得不下发了七号文件，明确使用“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表述方式，以此调整此前的莽撞政策。“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主要包括三部分：以大中城市为主的“城镇居民”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第一胎生育一个女孩的农民允许生第二胎；少数民族可以生2～4个孩子。

从1985年开始，中国政府的计划生育工作进入了制度化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纷纷出台计划生育条例。1991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提出总人口2000年末控制在13亿以内。2000年以后，人口增长进入“低生育时期”，也可以定义为“人口惯性增长时期”或者“现代人口转变初步实现阶段”。2002年9月1日起开始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国政府的计划生育工作才开始逐渐走入规范化。但这种规范化是一种权利侵犯的规范化，并与各地党政官员的政绩紧密联系，那就必然在执行的过程中会出现异化与演变。

在70年代，中国政府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主要依靠动员、榜样的力量,所以效果不是太好。一般都是先进行政策宣传，通过报纸、广播、会议等形式向群众传达领袖的指示和国家的政策、党委的决定，动员群众自觉落实，强调党员、干部必须起模范带头作用，然后层层下达人口控制指标（生育指标和上环结扎、引流产的手术任务），靠计划生育专干把生育指标发放到户，并调查摸清已经生育却没有上环结扎或者没有指标却已经怀孕的妇女，再由基层党委、政府和单位派干部向当事人做工作，要求实行免费手术，防止或终止妊娠。到1980年以后，政府将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运动式推进，“晚稀少”政策不分城乡差异地紧缩为只准生育一孩。到1982年又把计划生育政策定为基本国策。从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末，计划生育政策主要依靠政策文件和地方法规进行强制执行。在城镇，因为绝大多数育龄人员都是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职工，有退休金，并不完全靠子女养老，如果违反政策除了受到党纪政纪处罚还将失去工作，所以计划生育的强制推行虽然也遇到了阻力，但比起在农村遇到的阻力还是要小得多。

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生产队事实上已经瓦解，基层政府部分失去了从经济上直接控制农民的手段，他们不可能像以前一样通过扣工分和口粮一类的措施来管理农民。于是基层党委政府便转而依靠行政力量来强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对于主动接受免费手术的育龄对象，给以少量的经济补助。对于拒绝实行手术的育龄对象，经过例行的教育动员仍然拒不服从的，就强行拉上车子、送到医院，按到手术台上做手术；家人如以暴力抗拒，则当场制服并铐住其双手或捆绑起来给以治安处罚，是党团员的还要施以党团纪律处分。由于实行强制的需要，乡镇不得不集中所有的干部形成强有力的工作队逐村突击，又因为乡镇人力有限、权力有限、车辆有限、声势也有限，县里不得不统一安排全县的集中突击活动，并派出由各相关部门得力人员组成的督导队，协助乡镇进村入户“动员”。

为了防止基层党委政府在困难面前松懈、退却，中央每年都要召开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而从省级开始，则层层签订人口控制目标责任书，年终不打招呼直接进村入户进行抽样考核，考核不合格就对下级党委政府的全盘工作实行“一票否决”。“一票否决”的处罚包括扣发工资、奖金和福利，威胁免职和降职，断绝晋升之路，这种办法对下级极具威慑力，迫使县乡官员不顾一切地加大工作的力度。于是，一些地方出现了标语恐吓、株连亲属、牵牛扒房、半夜突袭等等，不一而足。强大的行政力量终于打开了计划生育工作的局面，但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很沉重。这一打开工作局面的阶段，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起，直到90年代中期止。从多数地区来看，其主要的特征就是：以集中突击为主，以补救手术为主，以处罚为主。

计划生育政策以运动的方式强制推行，虽然打开了局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这样的方式随着当局改革政策的深入而逐渐捉襟见肘。一方面，市场经济的逐渐兴起，必然伴随着社会的法治化要求，以行政强制来管理社会工作已显不合时宜；另一方面，人们的公民意识逐渐增强，对各种挑战人权的恶劣政府行为必然产生抵触与反抗。这就使得各级政府意识到单纯依靠大突击式的行政强制已经行不通了。于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全国绝大多数地方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停止了大规模的集中突击活动。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计划生育工作所处的社会环境与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城市，已有少数夫妇选择终生不育，在农村也已有很多农民能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和提高自身生活质量的角度来考虑生育问题。人口增长进入了“低生育时期”和“人口惯性增长时期”。

2002年9月开始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计生法体系开始确立。中国政府的计划生育工作开始转向主要依靠法制、政策和服务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主要缺陷为，一是手术选择上不是由手术对象知情选择而是根据政策规定指定实施，二是激励措施上仍以处罚为主，而不是以奖励为主，更惶论解决农村人口的养老保障问题了。计划生育工作虽然表面上进入规范化管理阶段，但是地区之间以及城乡之间是不平衡的，强制计生行为仍然不能避免，各级政府侵犯基本人权的粗暴行为仍然层出不穷。

中国之所以在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过程中产生运动式的高压强制措施，其体制根源在于中国的政府与人民、权力与权利关系的特殊结构。无论毛泽东的独裁还是邓小平的专制，它们都体现出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典型的权力社会，整个社会结构是一个各级权力所构成的金字塔。整个金字塔的稳定依靠的就是各级权力，从村支书们的权力，到乡书记们的权利，到县书记们的权力，到市书记们的权力，到省书记们的权力，到政治局，到总书记。没有这样一个系统，整个社会立即就垮掉或者改朝换代。

权利的目标是要维护权利，权力的第一目的也是保持权力。中国社会身处一个权力社会之中，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要出自权力保持的需要。抛开冠冕堂皇的口号，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目标就是为了政权的保持，其后才是国家的繁荣，再其后才是人民的福祉。为什么要搞计划经济？为什么要搞大跃进？为什么不得不改革开放？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想一想中国的社会本质就恍然大悟了。一样的，为什么要搞计划生育？就是要通过计划生育压缩人口，从而达到经济发展和国家繁荣的目的，从而达到最终的保持政权的目的。计划生育政策有这样一种目的，又是在一个权力社会依靠各级来推行，那么在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遇到政府权力与个人自由、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抉择问题的时候，就必然会为了权力和国家利益而牺牲权利和个人利益。在权力的操纵下，以经济发展为唯一价值尺度来剥夺人权、以公共利益的口实合法地剥夺公民部分权利的国家行为，从来就不容质疑。

在权力本位下，人民相对于政府处于相对弱势的位置，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意识也远没有普及。谈到国家对社会自立的扶持以及社会力量的壮大前提下的自治，都只能是遥远不可及的目标。所以，无论是民众来自人权意识对强制计生的普遍抗争，还是社会对抗争的支持力度，都是无法和各级政府抗衡。这既是计划生育政策得以强制推行的一个重要前提，也是短期内难以改观的重要原因。生活的来源，包括工作岗位、非农业户口、工资级别、职务级别都完全掌控在国家机器手中，怎能够为维护区区的人权来抗衡国家机器呢？

更何况，强制暴力计生主要集中于广大农村，暴力计生主要对象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在他们身上施行强力不会承担太多的风险，只要少许地剥夺他们的财产就可以达到威胁的目的，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配合政府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当然，对少数拒不配合的人则坚决予以必要的镇压。

有宪法而无宪政，有法律而无法治，这是中国真实的政治写照。由于选举权的不公正，立法权不在人民手里，各种规则也不是由人民制定的，而是中国政府制定的。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看来，法律只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为统治者服务的，那么为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而制定的法律也就必然具有工具的味道。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如果法律妨碍了实际的计划生育推动，各级政府连它自己制定的法律都未必遵守，正如一位官员所说：“全部按法，不如没法”，真是道出真谛。抛开计划生育的法律细则，采用简单的和运动式的集中整治，这是计划生育政策推行的常态。

在我们能观察到的视野里，也应该明确的是，用“计划”的权力侵犯生育的权利已经造就了一场人道灾难。当今世界没有别的国家像中国这样强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政府的权力大规模地限制国民的生育权利，因为此项政策的推行，大量国民的身心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更有诸多国民遭受暴力、酷刑和其他不人道待遇。中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强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过程中，经常连国内法律也不遵守，更不论国际文明准则，任意限制和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基本权利，由此已造成了人道灾难。

用历史的眼光观察中国的强制计划生育政策，其历史必然性也是充分的。毛泽东在中国确立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但因时常错误判断国际形势，经济计划受到了战争思维的干扰，又因市场错误判断国内局势，使经济计划受到了国内政治运动的干扰，这就必然使经济计划与人口增长形成反差。一方面是计划，一方面是变化，虽然计划想适应变化，但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于是在毛泽东后期中国社会积累了巨大的矛盾，即人口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矛盾。同时，毛泽东管理社会的方式是把人民固化在自己的生产单位，用最大的可能性限制人口的自然流动，人民的其他权利被剥夺殆尽，就只能过度行使生育的权利。这也使得人口增长给社会发展带来压力。

在邓小平执掌中国政权之后，计划经济的因素在萎缩，市场经济的因素在扩张，但是毛泽东留下的人口压力将影响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政策推行。就邓小平面临的国内外形势而言，他要坚定地推行自己的改革开放政策，那么强制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对他来说也是不得不为。在共产党的统治序列中，邓小平时代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是对毛泽东时代遗留隐患的政治补救，是在为毛泽东的统治承担必要的代价。同样的，邓小平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也会为未来的中国留下隐患，人口性别比例失调和人口老龄化是计划生育政策留给未来的隐患，藐视人权的强制计划生育政策也会消减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这是邓小平留给未来中国的另一个隐患。未来的中国一定会为今天的强制计划生育政策付出代价，一定会为今天的暴力、酷刑和不人道行为赎罪。而且，这个未来一定是可以看得到的未来。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推行的过程中出现的人权问题，并不是部分官员的问题，更不是国民的问题，而是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问题。中国的人口问题其实并不是人口多少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的问题。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都不是以人为本的产物，都不是围绕“人”和“人权”确立起来的，而是围绕统治权力确立起来的。所以，要想解决计划生育政策在推行的过程中出现的人权问题，要想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解决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的问题。人道灾难要用人道去克服；政策的灾难要用政策去补救；社会的灾难需要全社会付出努力。

《宪政改革报告》发表与2007年终考评

2006年7月，就在我承诺暂不出版《从五四到六四》第一卷时，另一个写作计划已经酝酿成型，准备付诸实施了。这就是研究并撰写《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的系列报告。

写这样一个报告的想法其实由来已久。在撰写《从五四到六四》第一卷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感到，身处专制环境中的当代中国学者，同时肩负着两个使命，那就是既要反思过去100年中国人经历的坎坷，探寻中国现代专制主义发生和演变的机理，总结相关历史教训，又要面对现实，思考中国人如何挣脱专制的桎梏，从操作层面谋划未来，勾勒中国宪政改革的可能前景和大致路径。

当然，后边这件事情，已经有一些中国学人和独立思想者在做，已经有一些成果摆在那里，但我总觉得不甚满意。中国的宪政改革需要更坚实的理论支撑，需要更系统的方案设计，需要提出不同的国家政体方案进行比较，也需要对转型路径做多方面的考察和斟酌。我虽然深知自身学识有限，也并非政治学或宪政学专业出身，但《从五四到六四》第一卷的完成还是给了我勇气。这一卷从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层面对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研究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学理基础，其中很多东西可以运用到宪政改革和政治转型研究中来。此外，在写作第一卷的过程中，我还阅读了大量历史文献，包括宪政研究方面的专业文献，这种阅读对写作《宪政改革报告》也有帮助。从上述意义看，《宪政改革报告》可以理解为是《从五四到六四》的一个副产品。

在我的计划中，这个关于宪政改革的系列报告包括1个主报告、10个分报告和3篇附件。主报告要用简洁、系统、明确的语言，回答中国宪政改革的背景、目标、实施步骤、约束条件等基本问题；10个分报告分别从新闻制度、教育制度、选举制度、政党制度、议会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军事制度、国家纵向权力结构安排、两岸问题等角度探讨宪政改革各个领域的具体原则和实施路径；3篇附件则分别研究苏东各国民主化过程和台湾民主转型经验对中国大陆的启示，同时提出一份未来民主中国的宪法草案。

这当然又是一个很大的研究、写作计划。考虑到它的现实性，甚至紧迫性，我决定完成《从五四到六四》第一卷后，马上把这个研究工作插进来，用3年左右时间搞定，然后再回到那部庞大的六卷本著作的后5卷写作。

主报告从2006年10月动笔，到2007年1月完成，历时两个多月，写得很顺手。但在互联网上发表这个报告，已经是2007年8月的事儿。推迟发表还是基于同样的考虑：不要影响儿子毕业、考研。这段时间内，我又一鼓作气，完成了宪改报告关于苏东和台湾民主化的两个附件，连同主报告，共14万字。这样，整个系列报告写作的第一阶段任务，算是顺利完成。

主报告2007年8月14日在海外《观察》网站首发，迅速引起反响。8月21日，《观察》刊出山东李昌玉老先生的文章《长风破浪20年：从谢韬到张博树》，对《宪政改革报告》给予高度评价。8月23日，海外民运人士徐文立撰文，称赞《报告》可与100年前的《公车上书》相媲美。8月24日，《观察》主编杨莉藜先生发表《高屋建瓴，通观微至——张博树先生宪改论著编辑手记》，认为《报告》“用冷峻犀利的目光观照中国近百年的宪政发展历史，审视中国政治文明的出路，勾勒出中国宪政改革的路向、障碍和前景，高屋建瓴，通观微至，值得向广大读者特别推荐”。我自己在家也不断接到朋友们的电话，索要主报告和后来连续刊发的两个附件的电子版。特别是一些年逾古稀的中共老人，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也纷纷打来电话，或托朋友带话，高度称赞这个《报告》，这使我深受感动。我还应中国律师观察网和三味书屋书店之邀，先后作了两次关于民主转型的公开演讲，结识了不少新朋友。体制内外、中国民间对宪政改革问题的高度关注，发人深思，也令人鼓舞。我深感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现在看社科院的反应。9月29日，吴尚民、谢地坤约本人谈话，了解主报告的写作、发表情况。老吴拿出一个笔记本，问“可不可以做个记录”，我答“当然可以，希望你记得详细一些，今后兴许还会成为一份历史记载”。谈话主要在我和吴尚民之间进行。谢地坤手拿一份打印好的主报告，不知是从哪个网站下载的，坐在一旁，基本没有说话。老吴仍然强调发表这样的文字是违背社科院的有关规定的，也违反国家宪法，指责我违背当初诺言。我回答说，谈不上什么“违背诺言”，因为我从来没有承诺过“不再违反社科院的规矩”，只是讲我不会违背国家宪法。老吴讲，宪法序言中有关于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的内容，而你的观点是系统地否定现存体制的。我说，宪法序言的这类内容本来就与宪法的根本精神相抵触，是今后中国修宪或重新制宪时肯定要去掉的东西。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的自由，第47条规定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的自由。这些规定，才具有普世性，符合现代人类文明。我的行为，包括写作这个宪政改革报告，都在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的范围之内。更何况，我写这个报告，完全基于建设性的目的。我对现行体制的确是否定的，但我希望共产党往前走，主动完成体制转换，这对整个国家、对我们这个民族都有好处。

这类谈话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老吴在“尽职”，我则利用这个机会谈我的观点、理念。通常是，对方把该讲的“原则话”讲出来，然后就主要听我的了。谈话氛围是坦率的，甚至是轻松的。吴尚民并不激烈反驳我的观点，——自然，他也不敢附和我说的东西。每次谈话，他会拿出好茶叶来招待我。谈话结束时，也忘不了加一句“希望咱们继续沟通”。

过了“十一”，10月9日又是“返所日”。上午在楼道里巧遇李景源。李只说了一句：“你小子害得我们国庆节两三天没有休息。”看来院里是在认真考虑如何“处置”本人了。

10月30日是个周二，又到所，研究室主任霍桂桓见着我第一句话就是：“你老兄这回要有麻烦了。”小霍讲，上周五书记吴尚民找他专程来所，布置年终考核的事情，吴明确讲，今年年终考核，张博树只能评为“不称职”。小霍表示研究室希望以“弃权”处理此事，老吴说再研究。吴还表示，这件事让所里很为难，如果不是赶上年终考核，本来还可以再拖一拖。“老吴两次说到，尽量不要影响你的经济收入。”——小霍特别强调了这一点。霍接着说，今天早晨一到所，景源又找了他，明确讲，研究室这一级必须给出“不称职”的考核意见。景源已经和文化研究室的另一位同事赵汀阳打过招呼，要求赵配合。

社科院的“年终考核”分4种结果：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被评为“不称职”者，不能参加当年的职称晋升申请，工资不能晋级，严重者还可调离岗位。连续两年“不称职”，则必须拍屁股走人。当然，一般情况下，所里不会轻易给什么人考核“不称职”，尽管在社科院，养尊处优、多年不出科研成果的大有人在。“考核”本来是个摆设。现在，这个“考核”要派上用场了。

11月3日，我到东郊殡仪馆参加包遵信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11月6日到所填写本年度述职考核表。反复斟酌后，我在“本年度学术成果”一栏只填了一本2007年国内公开出版的、我和一位朋友合著的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著作，算是给所里留下充分余地，同时封死所里找其它理由给本人评定“不称职”的可能。11月7日，上午与社科院两位退休老学者何祚榕、徐宗勉先生通电话，对他们支持宪改报告表示感谢。下午拜访梁志学先生家，梁先生的老伴沈真老师也是哲学所老人儿，退休前和我在一个研究室，都很熟。谈到考核事，梁先生表示社科院小法不能违背国家宪法。沈真老师则嘱我行为适度，自我保护也是重要的。11月10日，到西三环金龙潭大酒店会旅澳学者冯崇义兄，陈子明夫妇、秦晖夫妇、杜光老、王东成、范亚峰、单少杰、王光泽、丁东等朋友也在场。大家很关心我的近况，好几位建议用“公开化”的方式对付社科院的可能“处理”。

11月13日，按所里安排，是年终考核述职的日子。上午9点，霍桂桓、同事王毅和我都按时到了研究室办公室。我们这个研究室一共5个人，另外两人是赵汀阳、郭良。郭良在国外未回。赵汀阳未到场，可能是躲了。但据小霍说，赵已和所头儿通过电话，表示考核投票的事儿，服从所里意见。述职开始时，副所长谢地坤也来到研究室，但只是表示“按所里要求，来听一听”。3人各自讲了一通，算是“述职”完毕，然后小霍拿出几张纸条，上有研究室几个人的名字，让大家划勾儿或打叉，这就是“投票”了（过去历年年终考核，从没有如此“正规”地“投票”过）。这道程序刚完，小霍就忙不迭地把“票”送走，大概也是根据所里的指令，“投票”结束马上把结果交上去。

中午，友渔、王毅和我在离社科院不远的四川办事处餐厅共用午餐，对情况做了个分析。王毅也是哲学所的“老右”，以研究中国皇权制度著称，还写过有关文革的大部头著作，至今不能出版。王当然不会给我投“不称职”的票。我自己给自己投的票也是“称职”。只剩下霍桂桓。即便假设小霍按照所里要求投的是“不称职”，也是二比一。友渔当即表示，要给谢地坤、赵汀阳二人打电话，晓以大义；另拟联系资中筠等社科院元老，必要时向院里施压。若均无结果，3人均认为应把此事公开，见诸互联网，以求公共舆论的支持。

第二天上午接友渔电话，告知头天晚上11点左右已经和赵汀阳通上电话，赵承认已服从所里要求，“而且说了许多混账话”（友渔语），比如表示自己“和你们不一样”，“我是个不关心政治的人，不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和所里对着干，成为反对派”，但又说假如徐的电话早点儿打，会躲开此事也就罢了。总之，庸人之态尽显。赵汀阳是我读硕士时的同班同学，说起来也是当今国内颇有影响的学者，这种表现当然很令人失望。后来赵曾几次向我表白他没有做过亏心事，其实这样的表白还有什么意思呢？友渔又告知也和谢地坤通上了电话，谢表示我发表《宪政改革报告》“行为太过分”，“违背诺言”，但一直也没有说清楚我有什么“诺言”。谢还表白此事非所里所为，甚至非社科院所为，乃有关机构施压所致。友渔警告谢，此事闹大将产生严重后果，并用党内很多老人盛赞宪改报告的事实说明这件事完全可以做出不同于“有关机构”的解释。友渔要求谢地坤向院里转达：院里必须“退半步，哪怕是小半步”，这边可考虑不作出公开反应（这是我和友渔、王毅共同商议的策略，他们二人甚至建议我提前退休）。谢地坤答应如实转达。友渔最后告诉小谢，所里年终考核搞的程序小把戏极其愚蠢，此类“故事”最终都将记录在案，供人耻笑。

又过了一周，11月20日，我特意到所看年终考核的“公示”结果（按照考核程序规定，这个结果应该在11月15日张榜公布），结果，空空如也，所里根本没有公布。小霍说：早在11月13日述职前，李景源、谢地坤已经通报，对张的处理至少是“调离”，谢已经到院监察部门开了会，吴尚民“尽量不影响张的收入”的说法已不能算数。但所里并没有找我本人，结果也没有公布。看来，友渔的警告发挥作用了？

11月22日，患有精神病的继母突然住院，此后10余天一直往医院跑。11月28日曾接小许电话，说书记约谈，遂告之小许家事，没过几分钟老吴打来电话，表示慰问，说“只是想聊一聊”。也许院方态度有缓？

12月1日，继母去世。12月3日，办理后事。12月4日，我拖着一身疲惫来到所里，在书记办公室与老吴、新上任的副所长余涌“沟通”。吴反复问：“如果所里作出不称职的决定，你会作何反应？”我明确表示不会接受这样的决定，必要时会把此事公之于众。同时强调，鉴于宪政改革报告已经产生的影响和本人一贯的理性、温和态度，社科院如何“处置”本人已经成为社会观察的一个风向标，一意孤行，社科院的名誉将受到严重损坏，社科院自身的改革也会受到影响，因为这是明显的倒退行径。我请老吴一字不差地记录下这些意见，转达给院领导。接下来的几天，我随胡耀邦信息史料网的一些朋友和几位党内老人去了安徽、江西、湖南，12月中旬返回。所里再未找我。

总的看，《宪政改革报告》的发表给我的“异议履历表”又加了一笔，“有关机构”更加关注，压力加大，院方也认为此人变本加厉，哲学所自然不敢再“扛”，于是就有了2007年年终考核动用基层考评“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故事。这个故事并无“结尾”，因为考核结果并未公布。不但我本人的考核结果没有公布，哲学所全体员工2007年的考核结果都没有公布！这背后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至少，这一轮“博弈”，双方都还没有走极端。

西藏文章再碰底线

时间进入2008年。这一年发生的西藏3?14事件和我为此写作、发表的文字，使我和社科院的“对抗”再次升级。

我个人并非研究西藏问题的专业学者，过去关于西藏的知识也有限。3?14在拉萨发生的暴力冲突，使我深感震惊。本来，在年初完成宪政改革系列报告的两个分报告（分别讨论中国的新闻制度改革和教育制度改革）后，我已经计划写作另一篇长文《权力语境内认知逻辑和利益逻辑的双重嬗变：也谈改革开放30年》，此文专事讨论中共几代领导人如何面对共产党执政后的“蜕变”问题，又为何长期解决不了，以至成为今日大患。这当然是个极重要的课题，心中酝酿已久。但西藏事发，我还是决定先撂下这个题目，集中力量弄清眼前这个更紧迫的问题。读者可能会问：难道你不知西藏问题更加敏感？我当然知道。而且，我知道自己身上的“麻烦”已经不少。那干嘛还要“捅”这个“马蜂窝”？简单地说，它出自一个学者和公民的良知。

在后来写给哲学所领导的一封信中，我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动机：3?14事件发生后的一个多月，我查阅了大量有关西藏历史和当代事件的资料，并最终得出结论：不管汉藏历史上的关系如何复杂，当代西藏问题首先是人权问题。为什么藏人的宗教自由没有得到充分尊重？为什么中央花了这么多钱仍然不能赢得藏民的心？可以说，现存中国不合理的政治制度是造成西藏问题长期无法解决的根本原因。可怕的是我们的当政者如此短视，他们不敢正视这个问题，不敢通过启动宪政改革为包括西藏、台湾诸多难题在内的当代中国问题的解决创造制度条件。我们的媒体则秉承中宣部的旨意，热衷于制造谎言，煽动低劣的民族主义和仇外情绪。我们的广大公众又由于信息封闭和党的多年“教育”所致，多不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局面。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良知对此保持沉默。一方面，作为汉族学者和汉族公民，我们为藏族兄弟的人权呼喊，也是为了捍卫自己的人权，因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不合理的政治体制内；另一方面，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又实实在在看到了继续这种状况，我们国家真的有走向分裂的危险！避免此类危险，为国家找到出路，是吾辈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篇文章2008年4月22日动笔，4月28日完成，标题即为《西藏问题的根本出路》。文章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西藏问题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我引证了1960年代班禅喇嘛的“七万言书”，说明共产党的党专制体制，领导人的无知、狂妄，以及他们在藏区推行的一套极“左”政策，给藏区僧俗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这是造成西藏人权问题的根本原因。第二部分指出开明的中共领导人如习仲勋、李维汉、胡耀邦等都曾反思“左”祸给西藏带来的灾难，试图在一定范围内纠正错误。第三部分分析改革年代西藏问题的新症候，指出尽管中央政府这些年来采取了许多措施促进西藏的经济发展，但政治体制依然没有任何变化，党控制藏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事务的总格局依然如故，名为自治区、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治的可悲状况依然如故，西藏问题的核心并未真的解决，而且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产生了一系列新问题。第四部分强调妖魔化达赖喇嘛愚蠢至极。近年来，达赖喇嘛在多种场合明确表示不寻求西藏独立，只要求藏区的真正自治；在方法和实现途径上，力主和平非暴力的“中间道路”，通过与中央政府的真诚对话、谈判解决问题。指责达赖喇嘛“搞分裂”不符合事实，是中共体制内的保守派顽固而僵化的传统政治逻辑在作祟。最后一个部分提出应该“在宪政框架内寻求西藏问题的真正解决”。过去发生了的事情当然不可能推倒重来，但牢记历史教训、用更科学的态度面对今天、面对未来却是当今一代人的责任。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尊重，对特殊文化传统的尊重，必须落实到宪政制度层面，才能真正获得保证。这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出路。

4月29日，此文分别发给《观察》和《新世纪》，第二天两个网站即刊出。没过多长时间，网上出现此文的英文全译，后来又出现了法文、西班牙文等其他外文译本。记得有一次法国国家广播电台和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两位记者，就是拿着这篇文章的法文译本找上门来采访的。5月21日下午在胡耀邦公子胡德平家小聚，还谈起这篇文章。德平不由得回忆起他老爹当初在西藏的努力，感叹“如果那时的政策能延续下来，该有多好啊”！

5月27日，所里作出反应，书记为这篇文章约谈。为什么过了将近一个月才作出反应？也许是他们需要斟酌、讨论，也许就是因为忙，5月12日刚刚发生汶川地震，所里也在忙捐款捐物事。这次对话自然还是“老生常谈”，不必细述。有意思的是又过了一个月，6月24日，我到院文化研究中心领取“工作补贴”时被告知，根据李所长指示，原来承诺每月1000元的这份补贴从这个月起不再发给。这自然是西藏文章引出的一个后果。不过倒也无所谓。自从上次李景源提出要我到文化中心“干点活儿”后，尽管我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干，文化中心还是每月按时发给我这份“补贴”（用报销购书款或其他费用的形式），已经够意思了。从2006年11月到2008年5月，我一共领取了19个月的“工作补贴”，此事我应该感谢李景源。但停发“补贴”是个信号，预示社科院有可能采取新的行动。也许，他们已经把我的“材料”整理差不多了，就等各方“通融”好了，然后下手。

正好在这一天，我收到了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正式邀请函，邀请9月份前往德国，出席“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的影响”国际学术研讨会。类似的会议，2002年在日本举行过一次，那次我也参加了。这次当然也要应邀前往，费用全部由德方出。但这件事又给哲学所出了道“难题”。这么个“异议分子”要出国，同意还是不同意？

不出所料，哲学所的回答是：不同意。他们不敢负由此要承担的“责任”。“政治纪律”在发挥作用。这给我造成一点儿小小的麻烦：到德国驻华使馆办理签证需要单位证明信，而哲学所不可能给我开这样的证明信。没办法，我只得求助于德国邀请方，由他们向使馆说明情况，破例给我办了签证手续。

8月底，完成《权力语境内认知逻辑和利益逻辑的双重嬗变：也谈改革开放30年》一文。这篇近4万字长文的写作花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9月24日至10月2日，我飞赴德国出席那个有关法兰克福学派的学术会议，参观了久负盛名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那是欧洲左翼批判理论的发祥地，同时顺访了柏林和波恩。德国的金秋是美丽的，德国到处可见的严谨和普通老百姓的热情助人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唯独法兰克福的学术会议在我心里留下阴影。不是会议邀请方有什么问题，而是与会的中国“学者”们让人扼腕。参加这个会议的大约有20位大陆学者，很多还来自“名校”，但他们拿来参会的“论文”，除了向德国同行汇报中国人翻译了多少法兰克福学派的书以外，实在乏善可陈。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对中国本土问题的独立见解，几乎是这些“论文”的通病。在一个以“批判理论在中国的影响”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上出现这样的局面，简直是一种讽刺！这件事让我夜不能寐，回北京后特意写了一篇短文《令人慨叹的法兰克福之行》发在网上。“政治纪律”固然可恶，但它能发挥作用，是以每一个精神奴隶对它的服从为前提的。在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专制文化基因、又有60年现代党专制“洗脑”经历的国度里，中国人的精神禁锢真是太深重、太可怕、太深入骨髓了！

10月17日至21日，赴香港。在朋友们的帮助、支持下，我的《从五四到六四》第一卷和《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两本书由香港晨钟书局正式出版，这次去主要是和书局的朋友们见面并致谢，同时接受几家香港和海外媒体的采访。我心里清楚，从“未经批准”赴德国参会，到香港出书、接受“境外采访”，我又连续犯了几条社科院“院规”；当然，最重要的，是西藏文章大大超越“底线”。对我而言，此举义无反顾；对社科院而言，则是对其“忍耐力”的又一考验。别的不说，社科院的现任掌门人是陈奎元——保守的党务官僚、前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由这位“当家人”执掌的中国社科院能容忍我的一系列新“挑战”么？他们的最终“驱逐令”应该已经准备好了吧？！
（待续）

大约1997年，我写了一篇短文，曰《“养活”的定义是什么》。当时中国官方文件常这样说：“中国政府用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21%的人口。”我这篇短文反问道：“1959年，全国数百万人饿死，河南一地就有30多万饿殍”，背着这样记录的政府如果也可以夸口“养活”人民，那么请问你们的“养活”的定义是什么？是不是把全中国人饿死光以前你们都可以夸口“养活”了他们？再者，即便谈“养活”，也只有人民养活政府，断非政府“养活”人民。

现在看来，“1959年，全国数百万人饿死，河南一地就有30多万饿殍”这句话里的信息全是错的。首先，那次饿死人不只是1959年，而是一直持续了三四年；其次，那次全国饿死的人不是数百万，而是数千万；再次，那次河南的饿殍也不是30多万，而是好几百万。

我将此文投寄上海《文汇报》著名副刊栏目“笔会”。该版资深编辑朱大路先生是一位非常严谨的编辑人，他觉得这些数据很陌生或很恐怖，不敢径用此稿，便询问（来信还是来电话，忘记了）这些数据出处何在，是否准确。我回答他：“出处说不清，准确与否也说不清，不过我可以去查查。”

我写此稿时34岁，在学校接受过22年全日制教育，所拿的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全是人文社科类（中国语言文学和新闻学）的。此时的朱大路编辑约五十岁出头，且是全中国名列前茅的老资格杂文编辑。可就是这么一对“有文化”、“老资格”的作者和编辑，竟对那场政治因素导致的民族巨灾的了解如此模糊和陌生，足见当时国人被信息遮蔽的程度之严重。

北京图书馆（现名国家图书馆）目录柜里的《中国现代史》和《中国当代史》有十多种，我共借出八种，其中有五种涉及到这段历史（其他三种提都没提）。不查倒还罢，这一查又查出一个比 “养活”更令人愤慨的话题。

宋仲福、徐世华主编的《中国现代史》是这样写的：“由于农村粮食减产和高征购，许多地区出现饥荒，不少人浮肿。全国出生率下降，死亡率显著提高，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了1000万。”王松林、郭大钧主编的《中国现代史》写道：“1958年和1959年人口死亡率，由1957年的10?8%上升到11?98%和14?59%，而1960年的死亡率陡然升到25?43%，大大超过尚处于战争年代的1949年的死亡率(20%)，全国人口净减1000万。特别是农村，1960年人口非正常死亡更为严重，这一年农村人口减少1702万。”与上书相比，1960年的死亡人数多出700万。

张扬主编的《中国现代史》写道：“农村由于粮食减产和高征购，许多地区出现饥荒，人民有的浮肿，出现非正常死亡现象，牲畜大量死亡。”此书提及非正常死亡，但未提具体数字。柏福临的《中国当代史》是这样写的：“1957年到1960年，粮食产量由3901亿斤降到2870亿斤，低于1951年的水平。部分农村发生饥荒，人畜出现非正常死亡。”也未提具体数字。　　

上海大学、中山大学、安徽大学、苏州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八家大学编著的《中国当代史》是这样写的：“1957年到1960年棉花产量由3280万担下降到2126万担，下降35.2%，油料作物由7542万担下降为3405万担，下降54.8%，猪的存栏数也由1.4亿万头降到8227万头，下降43.6%。”此书给出猪存栏的下降数字，人非正常死亡和人“存栏”下降数压根儿没提。 泡了一天图书馆，“饿死人”三字一次也没碰见，更不用说饿死人的准确数字了，倒是“非正常死亡”这个词出现频率挺高。这是我第一次见有人在此处用此词。“非正常死亡”，顾名思义，凡不正常的死亡，诸如车撞死，雷劈死，天塌砸死，地陷闷死，吃饱了撑死，贪杯了醉死，猎艳者花下死，越货者刀下死，都属于非正常死亡之列。可是似乎那几年中国既没有那么多的车，也没有打太多的雷，天兼复，地周载，既未塌，亦没陷，前面已经交代，粮食减产厉害，故也不可能是撑死，既无足够多的粮食，吃且不够，遑论拿来造太多的酒，故这么多人亦不可能是醉死，而据一些人说，五六十年代社会弊绝风清，风气令人神往，故亦不可能发生这么大数目的花下死或者刀下亡。

那么此外“非正常死亡”还有哪些品种呢？我找来手头的工具书查，《现代汉语词典》里没有这个词条，《牛津法律大辞典》里也没有。书中没有，问人。问谁呢？既然是“非正常死亡”，不是法律问题，便是医学问题。先按医学问题处理，我便打电话给协和医院一位博士后朋友。不巧，人不在。我又给中国人民大学一位法学博士（我们同届）通话，他说：“法律上，正常死亡叫自然死亡，与自然死亡相对应的，不叫非自然死亡，也不叫非正常死亡，而叫法定死亡，比如洪水冲跑了，战场上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也不见于俘虏名单，都属于法定死亡。”　　

问了一圈，等于还是没有得到什么是“非正常死亡”的答案，我有些失望。过一会儿，法学博士说：“对，文革时很常用这个词，‘五类分子’比如老舍跳湖、张志新割喉，在统计上都归为‘非正常死亡’一类。”原来如此!

可转念一想，老舍、张志新们的“非正常死亡”，早就弄清了究竟是怎么个非正常法儿，而且该平反昭雪的平反昭雪，该补发工资的补发工资（只是可怜一死万事休，这些对于死者都毫无意义了），何以上述现当代正史里至今还在几千万农民的死因上玩曲笔的鬼把戏呢？我们能对日本有人将“入侵”写成“进入”义愤填膺，却对将同胞“饿死”曲笔为“非正常死亡”孰视无睹；国际社会至今还在为慰安妇和二战期间被害的犹太人寻公平，而我们居然不能在死因上给几千万饿死的乡亲一个直面的说法；作为错误政治牺牲品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有人为他们呼吁恢复名誉，而被错误政治和政策饿死的农民却彻底被忽略、被遗忘——这不公平。

于是我又“愤笔”写了《什么是 “非正常死亡”》一文。此文与“养活”一文先后发表于《文汇报》的笔会副刊。这是大陆大众媒体（不是专业书或其他小众媒体）第一次向普通公众（不是专家）揭开“非正常死亡”这道伤疤和提出这个话语。至2007年，此文被大陆最大杂文刊物《杂文选刊》的读者评为十年来的杂文名篇之一。

如今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已是华人世界常识性的话题，可是另一个更触目惊心的普遍现象——中国人的“非正常活着”，却直到最近才浮出水面。人看苹果落地，看万物落地，看了几万几十万年几百万年，可只有牛顿由此提出万有引力定律。中国人的非正常活着，中国人看了、活了几十年，可能几百年、几千年，则直到齐家贞才把它提炼出来（我是在香港五七出版社出版的万耀球的《滚爬血腥路》一书的武宜三序言中第一次看到这个词的）。当年梁启超提“新民说”，办《新民丛报》，鲁迅接着梁任公挖了一辈子国民劣根性，本质上都是在探讨中国人非正常活着的问题，只是他们都没有这么直截了当地概括这个现象。

任何社会问题，只有大家先来关注它，才可望解决它。如何解决中国人非正常活着的问题，中国人怎样才可能过上正常的生活，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对于这项系统工程，我这里先提几个偏于理性思考的问题，以作引玉之砖：

1、中国人非正常活着的类型或表现有哪些？
2、谁或哪些因素让或使中国人非正常活着？
3、使中国人非正常活着的手段有哪些？
4、对于这个非正常活着的社会，你我个人应负哪些责任？或者，我们是如何让别人（包括自己的儿女）非正常活着的？或者，非正常活着的他人条件或社会土壤是怎样的？
5、中国人如何才能活得正常？
6、如何让更多中国人像关注非正常死亡一样关注非正常活着？
7、最后，怎样才算是正常活着？

针对上述问题，我这里提供几件事情帮大家参悟。一件事情是，几天前看阳光卫视介绍台湾老兵回大陆寻亲的节目，其中说：1949年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其家眷150万人迁台，这个迁移规模是人类历史上没有的；直到半个世纪之后，这些人才可以回故乡见亲人或见亲鬼，如此长时间的间隔也是人类历史没有过的。对此，我联想到的是：这也是一个非正常活着的中国人群体。为什么只有中国人才有这么大规模的政治因素导致的迁移，为什么只有中国人才遭受如此长久、如此大面积的骨肉分离？这是上帝的诅咒，还是中国文化的孽根使然？

再一件事情是关于高智晟的。把老高抓起来，不让他“乱”讲话，“可以理解”，关键是不告诉他妻子儿女老高的下落，叫他一家老小成年大哭小叫非正常地活着，这又是何必？一个政府，为什么一定要让它的国民非正常活着的人越多越好越快乐越尽兴呢？这不是心理有问题吗？这不是当今中国的政治文化是劣种政治文化的明证吗？请记住：一个政府，让非正常活着的人民越少越好！

再一件事情是关于上面提到的万耀球先生的。万先生告诉我，他的三个儿子在生活上都对乃父很慷慨，可就是在父亲过去的不公正待遇上不能与父“同心”，甚至与父亲关系紧张（老二尤甚）。为什么会这样？万先生现在觉得自己是“自食其果”。当初因担心“影响”孩子前途，从不向孩子讲述自己的不幸遭遇，也从不讲一句共产党的“不是”，连孩子们上大学的专业都一律避开政治，全学理工，不许学文科（老大老二一个北大毕业，一个清华毕业）。实际上这等于万先生一手为自己的孩子创造了一个非真实的成长环境，等于把自己孩子的大脑让给别人作了夜壶。那么如此说来，如今万氏父子之间的非正常活着就不能全赖共产党的宣传了。

再一件事情是关于二胡独奏演奏家美旋女士的。网上说，美旋与丈夫结婚十余年，只在一起生活过几个月，夫妻至今已十年没见面。这十年中国无战争，不是季羡林先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德国呆十年的时代；这十年中国的飞机火车天天在提速，每小时能飞跑几百到上千公里，不是秦朝孟姜女寻夫的时代，美旋女士夫妇怎么可能暌违十年不见面呢？这就属于人作孽，不可活了。有些执掌权柄的人，心理严重变态，以制造尽可能多非正常活着的中国人为乐，就他自己抱着女人睡，把天下其他夫妻都弄得跟太阳月亮似的一辈子捞不着见面亲嘴作爱过正常夫妻生活才称心。让别人非正常活着的人，自己必须先活得不正常。一条捆人的锁链，解放他人也是解放自己，不解放他人也无法解放自己，只有解放他人才能解放自己。

最后，关于怎样才算是活得正常这个问题，以我目前的眼光看：也只有普世价值，才能让中国人活得正常。在这个意义上讲，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并不过时。

2010-3-18 北京

3月10日，是西藏人民抗暴纪念日。去年3月，台北的允晨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藏族作家、诗人唯色女士的一部书，书名是《鼠年雪狮吼――2008年西藏事件大事记》。

2008年3月，在西藏，爆发了自1987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和平抗议运动。这场运动遭到中共当局的残暴镇压。尤其令人愤慨的是，中共当局制造阴谋与谎言，把这场运动歪曲成所谓藏人的打砸抢烧暴力骚乱，还凭空诬陷说是“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在《鼠年雪狮吼》这本书里，唯色逐日记录下从3月10日到8月23日这160多天在西藏发生的事情，向读者完整地呈现出2008年西藏事件的真相，为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证词。

其实，早在08年西藏事件发生的当时，唯色就根据现场的藏人提供的讯息，整理和发表在自己的博客上，立刻就受到外界的高度注视，三个月就吸引了300多万次点击。那时，我差不多每天都要看唯色的博文。唯色的报道不但迅速、及时，而且也很准确，影响极大。她的博客被称作“一个人的媒体”，而唯色本人则成为当今中国境内藏族民众的最有力的代言人。

中共官方把西藏事件称为314暴乱。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根据唯色的记载：3月14日，上午，被软禁多日的拉萨小昭寺僧人与附近赤巴拉康僧人举行抗议活动，遭到军警殴打，引发藏人民众的愤怒，随后爆发数千民众的大规模抗暴行动。有过激事件发生，如砸汉人和回人的商店、烧车烧物、殴打汉人和回人，涉及区域主要在布达拉宫以东。期间长达数小时，当局军警不加制止，有传言其中掺杂便衣假扮藏人。下午约3点，有数十名特警在帕廓街内枪杀抗议藏人。傍晚，大量军队进城镇压，到处都是军车装甲车，车辆上的番号被遮盖，封锁藏人聚居区，中共官方说当天有13人死亡，基本是汉人。14日起，当局取消开枪禁令，军警可以对抗议人群开枪，至少有上百人被枪杀，尸体都被军警抢走。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一些藏民的暴力行为是在僧人的和平抗议遭到打压后发生的；在暴力行为发生的好几个小时内，当局军警撒手不管。显而易见，所谓314暴力事件实际上是出自中共当局的一个大阴谋。当局先是刺激藏民，然后再玩空城计，欲擒故纵，听任那些藏民打砸抢烧而故意不制止，最后再以平息暴乱的名义重拳出击，全面打压。事后，当局公布了暴乱的录像，画面清晰、稳定，拍摄的角度很好。更加证明当局是早有安排，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这使我想起去年香港出版的一部政治寓言小说《盛世――中国.2013》（作者陈冠中），书中借一位中共政治局委员之口，讲出了当局玩的空城计这套计谋。那就是，当经济危机爆发，群体事件爆发，当局故意按兵不动，等着发生骚乱，等着发生打砸抢烧，等着社会陷入无政府的混乱，等着一般小老百姓人心惶惶，失去安全感；然后，大批军队武警开进城市，受到居民的夹道欢迎；于是，当局实施铁腕，展开严打，以维持秩序的名义把各种反对力量一网打尽。我疑心，作者写这段故事的灵感就是来自西藏事件，就是来自314。

可悲的是，尽管在314事件中，当局本来就已经露出不少马脚，而此后的宣传更是破绽百出；但仍然有不少汉人上当受骗。他们不去支持藏人的和平抗议，不去反对当局的残酷镇压，不去揭露与谴责当局把汉人当牺牲品的罪恶阴谋，反而站在当局一边，把矛头指向藏人，指向达赖喇嘛。可以想象，当唯色看到这些汉人的这种反应，心中该是多么的无奈，多么的哀伤。唯色悲愤地写道；“就象一个歌手突然失声，原因在于内心的幻灭和挣扎。幻灭来自于我们身在的国家，更来自于我们需要相处的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

作为我们这个国家的大多数的汉人，我们应该好好地读唯色这本书，认真地倾听西藏的声音。

1

中国人的人格是撕裂的，善良与邪恶，正直正派与奸诈虚伪，积德行善与缺德作恶，狂躁暴烈与中庸平和，利他主义与极端个人主义，奴颜婢膝与无政府主义等截然对立的品性往往纠缠在同一个灵魂之中。灵魂不是游荡在空茫茫大地上的孤魂怨鬼，它们终将要彼此相遇。问题是你不知道此灵魂会以何种品性与彼灵魂的何种品性发生碰撞，不知道人与人之间会在什么问题上产生对立和冲突，结果我们看到眼前这个世界出现了大面积的人性扭曲、良心泯灭和道德畸变……有人用“社会溃败”来形容，我认为是准确的。

“社会溃败”是一种综合判断，它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简括说来是社会失去正义的品格，政治成为少数人的游戏，经济被强势集团垄断和掠夺，民众失去选择和发展的自由。表现在社会层面，真善美被欺凌和侮辱，只能躲藏在一隅可怜地悲泣，假恶丑却甚嚣尘上，在任何领域任何人群中像瘟疫一样蔓延，人们稚嫩的心灵失去最后庇护所，被风霜雨雪摧残和蹂躏，活着已经成为极为劳累的事情，有人干脆以杀人和自杀的方式来寻求解脱，没有勇气寻求解脱的人则苟延残喘，不得不把缺德和不义作为维护生存的手段，到处都是喧嚣，到处都是愤懑，到处都是哀吟……这种可怕景象既为我们在与他人相处中被体验到，也为我们内心状态所证实。

最近又有传言——所谓传言，就是不能在党和国家喉舌、肩负意识形态宣传职能的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布并被讨论的东西——中国每年流入各大饭店、餐馆的地沟油达300万吨之多，我们平时作为奢侈行为的家庭和朋友聚餐，实际上是在兴高采烈地吃比砒霜还要毒百倍的东西；而前几天福建省一个凶犯挥刀杀死8个无辜小学生的惨剧，则再一次以令人发指的方式提醒我们，以人性扭曲、道德畸变、良心泯灭为标识的社会溃败到了何种可怕的程度！

有学者痛心疾首：“中国已经国之不国。”

一个号称实行人类最先进社会制度的国家，为什么到处都是猖獗的腐败？为什么政府肆无忌弹地拆除民众房屋而无人能够问责无人能够阻止？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为什么蔓延着如此触目惊心的社会罪恶？从来被认为勤劳善良朴素正直的中国人民，为什么竟然如同日本皇军所言“良心大大地坏了”，某些方面甚至把“缺德”和“残忍”发展到了人类所能想象的极致？很多人都在寻找答案，有人认为这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普遍规律或者说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有人则归结为中国文化中的有毒因素，认为两千多年来的专制主义造就了特殊的国民，人格“撕裂”是国民对生存条件做出的被动适应；还有人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缺少中间等级，很难建立起健全的人文环境，等等。

或许都有一定道理，然而所有这些说法都无法解释我们内心深处的疑惑。

必须正视，就“撕裂”程度而言，1949年至今凡六十年，毫无疑问是历史最严重时期，即使在黑暗年代也没有出现如此大面积的人性扭曲、道德畸变、良心泯灭，基本上可以认为，我们所面临的社会溃败是“辉煌六十年”之结果——这种溃败与传统社会文化无干，如果对中国传统文化稍有了解，你就会从典籍和民俗中感受到宽容、善良和美好；就普遍人性而言，中国人也和世界上其他人种一样，不可避免会在内心深处寄寓着某些兽性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如此集中地在一个地域、一个历史时期爆发成为社会显态，必定有这个社会独有的原因。这就好比人的健康状态，病怏怏、小脸儿蜡黄的人和红光满面、活蹦乱跳的人一定具有使他们成为各自样子的内在原因，这种原因深藏于肌体内部，从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

现在我们就把表面看不出来的东西挖掘出来，看一下究竟是什么东西。

2

六十年来，执政者就像周期发作的精神病人一样，一个劲儿折腾，没有一刻停歇，从解放初期“‘三反’‘五反’运动”到大规模“‘工商业改造’运动”，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到1958年“‘大跃进’运动”，从六十年代“‘社教’运动”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从1987年“‘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运动”到1989年以极端方式平息“天安门事件”……有心人做过统计，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单是被冠以名称的政治运动就多达一百余次，这些政治运动都被宣传为关乎人民福祉，关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不搞这些政治运动人民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就会“亡党亡国”……凡是经历过政治运动的人都知道，这种宣传全部是国家机器制造出来的意识形态谎言，恰恰是这些政治运动直接导致了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持续地制造着“亡党亡国”的危险。

六十年来，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牙牙学语的娃娃，都被这种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谎言裹挟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从出生那一天开始，就被浸泡到了虚假的政治液体之中，与之相对应的是权力掠夺一天也没有停止，民脂民膏就在权力者“为人民服务”和“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高调喧嚷中被抽取为少数人的财富，巨大的社会不公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以极端的形式显现。

你只要稍稍关注一下网络舆情，就会发现人们对意识形态谎言遮蔽下的社会罪恶已经忍无可忍，谴责声讨铺天盖地，但是，改变什么了吗？什么也没有改变！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人民的血汗只是一种廉价的润滑油，只能使它复杂的结构更加坚固，运转得更加顺滑。看一下1949年10月1日到今天的人民日报，你就会知道冠冕堂皇的意识形态喧嚷包藏着多少谎言多少无知多少狂妄！

就是这份人民日报，大跃进时期不是曾经有粮食亩产1万斤的报道吗？文化大革命期间不是曾经刊载过很多“世界人民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新闻照片吗？不是曾经用通栏标题向对外界一无所知的人民通告“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吗？不是曾经把企业改制导致无数工人顷刻间成为无产者说成“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绩”吗？不是还在想方设法遮掩权力资本用黑社会方式疯狂掠夺土地、强拆民众房屋造成的一系列血腥罪行吗？

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作家索尔仁尼琴针对苏联社会说过这样一句令人警醒的话：谎言是这个国家的支柱。索尔任尼琴说的难道只是苏联吗？不，他概括的是所有不正派国家，概括的是所有国家权力并非来自人民用普选的方式授予的国家，概括的是所有被庞大特殊利益集团挟持的国家，概括的是所有失去民间社会、人民作为个体直接面对强大的专制机器威胁和辖制的国家。

我不愿意说我的祖国就是这样的国家，但是从人民日报等宣传媒体六十年所作所为来看，我们不得不痛苦地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说谎是被国家操纵的所有宣传机器的本能，我们看到的听到的全部是谎言，赤裸裸的谎言。

这就是说，政府与民众始终在用两套话语进行观念表达，一种是政府通过它所控制的全部舆论工具制造并不存在的“第二种现实”，它强大而专横，人作为个体根本无法抗拒，你只能违心地承认它，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得到安全；另一种是民众在至爱亲朋中、在日记里、在网络上表达他们的观感。这两套话语体系彼此风马牛不相及，完全不兼容，甚至可以说处在尖锐对立状态。有人说：“如果政府出面辟谣说某件事没有发生，我就会认为那件事确实发生了。”还有人说：“人民日报只有日期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正是这种不兼容和对立的鲜明写照。

当社会黑暗被政府冠冕堂皇地表述为社会光明的时候，当巨大的天灾人祸被政府回避和遮掩，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的时候，当一个人认为生活在被谎言浸淫的世界里，所谓“真善美”只是愚弄人的咒符的时候，当政府谎言和社会欺诈成为人无法摆脱的人生困局的时候……你还能指望人在精神上站立多久？当人由于无力坚守而轰然倒地的时候，人性扭曲、道德畸变、良心泯灭乃至于社会全面溃败，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

也许有人会说：“陈行之先生，绝对了，你说的有点儿绝对了。”

我不这样认为。

让我们用数据来说话。

3

经常上网的人都知道，数据很多，很多很多，这些数据在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看不到也听不到的，它只存在于民众的话语体系之中，我这里列出的就是从网上信手拈来的几组数据，它们彼此之间没有逻辑关联。

其一，把国民工资收入加在一起占国家GDP的比重，欧美国家达到55%，南美国家达到38%，非洲国家达到20%，而我们中国是8%.中国人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第159位，中国工人的最低工资甚至排在32个非洲国家之后。

其二，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已经超过0.4的贫富差距国际警戒线，与之相对比，日本的基尼指数为0.25，欧洲为0.32，印度为0.33.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公布数据显示，以每天消费1美元极度贫困线标准衡量，2004年中国赤贫人口达到2亿，占全国人口的15%；实际上中国2亿人平均每天消费仅为0.42美元，相当于3.6元人民币；2007年，中国每人每天平均消费不足2美元（即7.2元人民币）的贫困人口达到4.3亿，占全国人口的32%.

其三：2009年中国政府税收将突破60000亿，相当于13亿国民每人给政府纳税4615元，平均以每户4人计算，相当于每个家庭纳税18461元。除此之外，政府还通过土地转让费、过路费、养路费等各种形式收费汲取不少于60000亿的民间财富，两者相加达到120000亿，相当于13亿国民每人给政府奉献超过9230元，以每户平均4个人计算，相当于每个家庭奉献36923元。

其四，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有3220人。超过1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超过90%）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也就是说，中国3000名高干子弟拥有的资产达到20000亿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安全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手中，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000多亿美元，拥有财产6000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配偶子女20多万人。中国有1310000县、团级以上干部，这些人及其家属占有全民财富的70%，1996-2003年外逃资金流入境外干部及其家属帐户22000亿人民币。

其五，据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老干部局最新公布：截至2005年7月底，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国家副主席、中顾委副主任一级的离休干部有12人；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第一代老前辈遗孀）一级离休干部105人；省部级离休干部（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各界知名人士） 5537人。一共是5654人。2004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国家副主席、中顾委副主任一级的离休高干12人公费开支3亿2600万元，平均每人2725万元；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第一代老前辈遗孀）一级离休高干105人，公费开支6亿7100万元，平均每人630多万元。5537名省部级离休干部（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各界知名人士），每人配备工作人员3至5名，每人每年公费开支70多万元至600多万元。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福建省部级离休干部平均每人每年开支都在500万元以上。中共在职政治局常委每人开支预算均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

其六，一位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大约500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的关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十几亿中国人民成了这个小集团的人质。

其七，在2004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美林集团在年度全球财富报告中指出，2003年中国百万美元富豪达到24万人，这些人掌握的财富总额达到9690亿美元，相当于2003年13亿中国人创造的社会财富总和。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上海、重庆五省二市的厅（局）级以上干部及其家属，2005年就有98%的人拥有或超过1000万元财产。

其八，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的人掌握了70%财富，美国是5%的人掌握60%财富，中国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是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中国“新贵家庭”（拥有百万美元金融资产）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量的千分之一，却掌控全国41.4%的财富。全世界有960万户家庭金融资产超过百万美元，约占全球家庭总数的0.7%，它们控制的金融资产为33.2万亿美元，约占全球家庭金融资产总额的33.9%，比较上面两组数据，全世界千分之七富人在家庭金融资产总额中所占比例低于千分之一中国富人“掌控全国财产”的比例，据此推算，中国贫富差距和全世界贫富差距比较大概在10倍左右。

我列举这些数据只是想告诉读者，所有这些真正“关乎人民福祉”、“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骇人听闻的数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不会在“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予以披露，国家有关机构也不会在人民日报正面回应以正视听，中央电视台政府更不会邀请专家学者进行讨论，回旋在我们耳畔的全部是关于“盛世”、“和谐社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喧嚷，这样，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屁民”也就根本无法判断上述数据是真是假，多少真多少假，我们只能从现实对比中检验它们——很不幸，直觉总是提示我们：这些数据很可能是真实的，政府之所以不对它做正面回应，实在是因为它对于这个国家有太多的不方便……国家感觉不方便的东西能公开谈论吗？当然不能——两套话语体系变得不兼容起来。

现在我可以把前面说过的话再说一遍了：当社会黑暗被政府冠冕堂皇地表述为社会光明的时候，当巨大的天灾人祸被政府回避和遮掩，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的时候，当一个人认为生活在被谎言浸淫的世界里，所谓“真善美”只是愚弄人的咒符的时候，当政府谎言和社会欺诈成为人无法摆脱的人生困局的时候……你还能指望人在精神上站立多久？当人由于无力坚守而轰然倒地的时候，人性扭曲、道德畸变、良心泯灭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

社会溃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4

“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目标既不是改变外部世界，也不是推进社会的革命性演变，而是要改变人性。”（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在人性被改变被摧毁的地方，兽性必然趁虚而入，我们用一个甲子的时间换来的，就是这样一种社会结果。

孙立平先生最近有《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一文（请读者务必阅读全文，网上找得到），很让人警醒。下面我引述先生一段话，来给今天的话题做一个了结——

“维护既得利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我们社会把精力和资源过多地用到了这个地方。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得不压制言论自由。可以想想，为了压制那些言论，我们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资源？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计想绕过民主这个坎儿。可以想想，为了不民主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编造了多少理由和理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就不得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于是酿出了多少群体性事件，为了解决群体性事件就花费了多大的精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很多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我们都不敢采用，为此我们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无效的运动型办法，为此又浪费了多少的资源和精力？须知，要同时实现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两个目标，是一件相当困难和费力的事情。因此，我们这个体制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从体制到管理者的心理负担都很重。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这个社会要付出更深远的代价。比如，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批普适价值？是普适价值中的什么让我们大动肝火？说穿了无非是民主自由，因为民主自由威胁既得利益。但直接批民主自由又不好听，只能拿普适价值说事了。但在信仰尽失、道德沦落的今天，连普适的价值也成了批判的对象，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为了既得利益，又不得不如此。”

还要说什么吗？我觉得不需要了。

（2010-3-28）

最近，《人民日报》旗下被誉为“戈培尔办的报纸”的《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诺贝尔和平奖，中国不应躲着走》的评论文章。文章指出，随着每年一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期的结束，一些西方人士利用和平奖这块招牌向中国施压的游戏又开场了。被提名并被认可的几个中国籍人士，都是与中国政府作对的激进人士，包括刘晓波、胡佳、热比娅等。

针对这种“被动挨打”的情形，《环球时报》向中央献计献策说：“我们不反对言论自由、提名自由，但是西方某些人十几年如一日不厌其烦地为中国异见人士撑腰，让我们嗅出的是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极大不尊重，以及对中国探索发展道路的全盘否定。”所以，中国民间应提出一些真正代表中国形象的候选人。

这是《环球时报》第一次说真话，第一次承认中国有“异见人士”，也是官方媒体上第一次出现刘晓波、胡佳和热比娅等“不可接触者”的名字。在此意义上，这篇文章算是给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一记响亮的耳光——不久之前，马朝旭在外交部例行的记者会上针对刘晓波案发表评论说：“中国不存在异议人士，只存在罪犯和非罪犯。”外交部和《人民日报》，究竟谁“代表”中央呢？或者中央根本就存在“两个司令部”？

那么，中国该提名谁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呢？是含泪劝说四川地震灾民维持和谐社会的余秋雨，还是安排地震死难者在坟墓中看奥运的王兆山？按照等级森严的、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传统的中共体制，第一人选当然应当是作为国家元首和党魁的胡锦涛。胡锦涛在访问日本时，对日本小学生说：“我本人没有想当主席，是全国人民选了我。”近日，中国科学院公布了一份《全球“国家责任指数”排行榜》，中国名列第一，美国倒数第一！既然奥巴马作为最不负责任的美国的总统都可以获奖，那么胡锦涛作为最负责任的中国的领袖，为什么不能获奖呢？

然而，胡锦涛不得不面对一份对他不利的“排行榜”：二零零九年年末，《华盛顿邮报》评选出“世界最恶十大独裁者排名”。列在第一位的是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紧随其后的是苏丹总统巴希尔、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缅甸军政最高领导人丹瑞大将和沙特国王阿卜杜拉。胡锦涛因限制言论、宗教自由以及在西藏和新疆等地镇压少数民族而被列在第六位。

当然，如果胡锦涛想让自己的名字从独裁者排行榜转移到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名单上，还是有可能的。我的建议是：第一，拆除对准台湾的上千颗导弹并承诺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第二，允许达赖喇嘛回到西藏，允许热比娅回到新疆，并在西藏、新疆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实现真正的高度自治；第三，为“六四”屠杀公开道歉并启动真相调查和国家赔偿程序；第四，释放刘晓波、陈光诚、师涛、胡佳、谭作人等良心犯，并承诺中国从此不再有良心犯。如是，就像当年南非总统德克勒克与曼德拉共享诺贝尔和平奖一样，胡锦涛或许有机会与刘晓波共享诺贝尔和平奖。

 

告别绿卡，告别美元
我乘着飞机返航
——风挟着雨电拖着闪

告别了自由的世界，告别了流亡的朋友
投回战友们的怀抱
——激荡的心，澎湃着血
喘息的江河，呜咽的山川
不屈服的战场，熟悉的硝烟
祖国呵，我回来了——冲关!
只胆孤影
哪怕面对的是死亡
孤影只胆
哪怕面对的是魔窟兽穴
既我有敢天下先的胆气
就该敢当仁不让地
站在中国的战壕里
既我有敢下地狱的骨气
就该敢与中国人民手挽手
唱响我们的战歌
——怕什么专制势力迫害
这本就是我们自己愿走的路
——怕什么监狱集中营、电网高墙
这本该是我们不悔的炼狱!
我羞：隔洋空言对国内朋友的关心
我耻：相互无聊的内斗，没出息的攻讦
我奇怪：当初叱咤风云的英雄
如今却只顾自己做着领袖梦
我疑惑：当初豪语壮言的先驱
如今却只顾自己积攒着美元
我也惭愧：曾经大声呼吁要民众们起来
如今却自己躲在远远地异国
侈论着中国土地上的民主运动
我也憎恨：曾经大言自己曾经多么多么勇敢
如今却竟敢心安理得地
作了蜷缩在外洋的懦夫!
朋友：中国民主运动的根在中国的土地上
我们是中国土地上民主运动的脊梁
——我们不是一群不负责任的逃兵
我们不是一批壁上观的脓包
历史已经荣幸地让我们背上了沉重的使命
我们绝不能允许邪恶再祸害下一代!
时代已经光荣的赋予了我们伟大的职责
我们决不能抛弃仍在战场上嘶喊的战友!
哥们常常想想: 祖国的前途、人民的期待
哥们常常想想: 时代的号召、历史的责任
—— 归来吧哥们，该返航啦!
我们有凌云的崇高壮志
我们有冲天的昂扬斗志
别让人生有限的生命寄生，浪费
——归来吧，哥们：该返航啦!
我们没有理由放弃自己的祖国
我们不能被剥夺了我们归国的权利
哥们：归来吧，返航——
祖国，在需要着我们继续依然的事业
祖国，在盼望着我们组织新的努力
祖国，正等待我们
为她奉上我们的牺牲!
哥们：归来吧，返航——
归来吧哥们：
你应该作敢大无畏的闯关者
你应该做敢傲然地扑向苦难的人
归来吧，哥们：
已有王策、杨建利
以及张林、魏泉宝
哦!还有王炳章，等等等等
而且我相信，接着还有……
——哥们：你呢?！
哥们：归来吧——
雄赳赳的列队
理直气壮地返航
让我们对着世界大喝一声：
看我们的!
让我们举着大旗
在中国的大地上
共同向邪恶的黑暗势力
作最后的一击!
哥们：返航!

2003年春稿于上海
　

游五泄记

诸暨城西，有五洩也；
五洩者，乃一水库也。
得暇游之，至则缘水以进，其水碧绿，人誉为：天然的雪碧。
转过一湾，未久，登岸，蜿蜒山径间，两旁草木馥郁掩护，一边小涧逶迤相随；有小鱼，顾自戏逐无猜。
至一桥处，五洩庵幽然座林荫处，亦有数佛徒住持，黄墙里抽签打卦，庵前不远，有二小石快淹泥中，默不起眼，然识者谓其一类狮，一类象，甚真。
又经里许，但林木扶疏，行山夹间也，忽闻漎漎声相鸣，待踮过小涧，则宛然瀑布尽现：有水幕一卷，从数丈高处，凭空直跌而下，磅礴豪展，顿置人于清凉世界。阿弥陀佛，爽爽然哉！看悬流翩翩翻白，琼沫涓涓相漫，湿雾濛濛溅飞，一时，溪声、风声、鸟声、人语声，俱不闻也，唯哗哗之声不已。眩人耳目，令人心脉偾张，为之激奋。
饱赏后，方读唐寅所书款“飞瀑”石碑，觉所谓号天下第一风流才子者，这字却题得欠缺风流。
又左向，缘峭壁而上，其径曲折而偪仄，鱼贯而纡狭，侧处，身难转圜，人头几相触前人之脚，忆旧时，犹陡矣。
一番彳亍，方临坪处，有一亭，红漆之，甚占佳势，卓卓然以耸，遂得倚腰搁腿相歇，坐观其景。
此处，境高了一层，故所见较山脚下又不同了，眼前溪流潺湲坦淌，唯至泄口，才因被石岩相束，乃急裹以泻，想丗事亦然：当逆境相迫，人也只得以境而处之。
当立身危眺，但脚下崖壁围列，如摒如挡，而相互栏楯之，远近皆林叶葱茏不已：竹之绿荫，松之碧意，樟之鲜翠，枫槭之绛赭，俱逞美递妍，弄娇掇丽，且层层秀色又各相异之，随风簌簌耸舞，摇曳着深浅浓淡的景致，想仙境如蓬莱瀛洲者，其秀色亦不过如此吧。
再行，战竸地点着脚尖，小心地过了水中的石磴，依岩夹隙间石级，手足并用之，一番蹭蹂，几经佝偻，方狼狈如过关，忽树木掩映出，又闪出一红亭，幽幽然于眼前，而亭畔，则为瀑流在喧嚣争奔之状了。
五洩之洩，泄也，即瀑，当地之语名也，五洩者，乃有五级相泄之瀑布矣，从上而下，为：一泄，仍始也，小而不起眼；二泄，始渐大，唯尚高，亦不甚显；而三泄，则因与二泄相衔，故得借雄旷，助豪放，而湍湍激烈，最成壮观；四泄短，且被岩壁半遮，也无奇；而山底下长垂者，乃第五泄也。
现在所见，即三泄、二泄相连接处，但乱流交汇，急纵猛翻，汩汩争泼，哗哗分喷，一片珠沫纷纭，因其山崖本宽，故水得恣其崖而肆意，坡势原斜，故其流可顺坡而横倾，且间石块磊豁，以此水能尽其情性，在石罅猖狂嚣张，怒笑恨叫，任其形状，从而组成一幅瀑流争韵图。
凭栏，从容叹赏：其水如波相沸，如浪相挤；相滂沱，相汹涌，相恶斗劲搏，相缠裹卷滚，相欢会，相怒撞，相悍呼，直如一匹匹琼幕琳琅，一组组银练纠飏，真能让人看痴，看呆，看得恍如其旁之山岩，亦随之以动驰了，盖久视而令人神飞了！
复踏石阶到顶，好累，点燃香烟猛吸一口，挺峙崖上，俯瞰这水势，仍然不知疲倦地乍分乍合，相拱相蹴，攀附奔窜的，恰象一众义士们，铿锵东向，急急欲平天下而去，再仰看各峰岭，也皆似在呼应着，扭着头，撞向群山，巍巍然，凛凛然，引人勃发雄风豪情，急欲抒此时的快意！
返途，车上回味良久，忽憾焉：惜古之诗仙词圣们，未得到此一游，以留韵相奖；而得来者，又皆如我辈之凡笔庸才，至此佳景，枉作秀于春秋。
夜，辗转灯下，悱恻于对故乡的情衷，及对五洩的欢爱，且为文并歌：
山岭相栉比兮 草木遍蓊蔚兮
春光兮竹欣荣 秋色兮松翠微
清溪流酩酊兮 劲瀑歌澎湃兮
氤氲兮 越乡美兮

2004年4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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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李慰饴同志写了《思考，但别忘了文学……》，更高兴《光明日报》由此发起不同意见的讨论。这种艺术民主的新气象，当然对被讨论的刘心武同志的创作大有裨益，而尤为重要的是，对我国包括文学在内的各项艺术事业的繁荣发展，都有极为巨大的促进作用。应该为此叫好！

从已经读到的李慰饴、冯立三和严承章同志的三篇文章中，可以看出这次讨论的焦点是文学和思考的关系。实际上，这也就是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以及评价文学作品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关系。同时，大家很自然地提出和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文学创作应该怎样以它特有的规律反映和影响生活？显然，这次讨论已经触到了文学创作的本质，也触到了文学批评的本质。

我以为，李慰饴和严承章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而且是很可贵、很值得注意和深思的。他们所提出的要求，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依照文学创作特有的规律，通过形象思维，生动而准确地反映生活，并能动地影响生活，帮助人们改造生活。应该说，这是对文学创作以及其他各种艺术创作的最起码也最根本的要求（当然，某些文艺创作如田园诗、山水画和轻音乐等，一般说来是不要求塑造人物形象的）。过去十余年间，这个要求被“四人帮”取消和扼杀了；近两年来，尽管文艺界和理论界多有重新提倡，但在创作实践中，不论文学也好，电影、戏剧等艺术也好，这个要求还是实行得很不够的，甚至有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的倾向。面对这种状况，李慰饴等同志不是抽象地呼吁，而是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尖锐而准确地再次把这个要求提了出来，实属极为必要。

这里，我想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在当前和今后的文艺创作中，必须警惕“主题先行”、“从路线出发”的阴魂。

诚然，“四人帮”被粉碎后，“主题先行”、“从路线出发”很快就受到了批判，而不少作家艺术家也确实已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这类东西，创作出了一大批值得称道的真正现实主义的好作品。这是当前文艺创作中的主流。

可是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现实：“四人帮”的许多流毒，人们痛恨至极，却已渗入自己的血液之中，决不可能很快很轻易地予以清除。“主题先行”、“从路线出发”的流毒也是如此。作家艺术家们完全可能十分真诚地对之表示轻蔑和憎恶，并表示自己在创作中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坚决做到“从生活出发”，可是在实际上，却很难说每个人都确已完完全全实现了这一点。不管人们承认与否，“主题先行”、“从路线出发”的阴魂至今仍在文坛艺坛上徘徊着，很可能依附在任何一个警惕性稍有放松的作家艺术家身上而重显其“灵”，并且已经依附在不少作家艺术家身上而“显灵”了，刘心武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决不想全盘否定，甚至不想从主要方面否定刘心武同志的创作。我完全赞同批评界对其功绩的高度评价。确实，刘心武同志是一位具有高度政治热情和革命责任感的作家，一位敢于冲破“四人帮”樊笼、勇于探索现实主义文学道路的尖兵。他的力作《班主任》，不仅动人心魄地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这个亿万人民的心声，并且真实而生动地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无论从政治上讲，从艺术上讲，都是十余年来中国文学中比较优秀的作品。但是，他后来的一些作品却暴露了必须引起警惕的问题。刘心武同志的小说创作是有其独特风格的。这种独特风格的一个显著方面，就是朱寨同志所概括的“对生活的思考”，它“使刘心武同志的短篇小说闪耀着生活哲理的光辉，引人深思，发人深省，给人以信心、勇气和力量，推动人们为彻底清除‘四人帮’所造成的危害而斗争。”（《文艺报》一九七八年第三期第4页）这当然十分可贵。然而，客观世界的辩证关系是无情的。无论人或物，包括文艺创作在内，突出的特点往往既可能是优点，又可能是缺点，也可能既包含优点又包含缺点，还可能从显著的优点转为显著的缺点。真理向前多走一步不就变成谬误了吗？文学中的思考也是如此。一个十分令人遗憾的现象发生了：正当人们惊喜地注视着、欢迎着、赞叹着刘心武同志的小说创作，并着意指出其长于思考生活的独特风格时，他的这种本来堪称优点的独特风格却很快转变成了缺点，而且是严重的缺点。刘心武同志太偏执于思考了，其结果，恰如李慰饴同志所指出的，竟至于为了思考忘了文学。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主题先行”、“从路线出发”的阴魂已对刘心武同志有所侵袭。

这个结论似乎太惊人了，然而并不过分。它是从作品实际中引出来的，特别是从《爱情的位置》这篇备受批评家赞扬的小说中引出来的。

正如千千万万读者和听众一样，我在知道刘心武同志写出了这篇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在收音机旁听了两遍，又在《十月》上读了三遍。应该说，作者敢于打破“四人帮”不准写爱情的禁令而专门写了爱情题材，力图引导青年们正确对待爱情，单这一点，就是很吸引人而又很令人振奋的；这也正是这篇小说引起不少好评的主要原因；我也就是由此受到吸引并感到振奋的。作品中的描写当然也有一些令人赞赏之处。但是总的说来，我对这篇小说却有听之不忍卒听、读之不忍卒读的感觉。为什么？直观的印象是不够真实。比如，主人公孟小羽作为一个正处于热恋中的姑娘，在赴男朋友之约乘电车去看电影的途中，竟然像准备论文似的对自己说：因为还有七站路，所以“我有充裕的时间仔细地想一想”，“越往深里想，我就越觉得有个‘爱情的位置’问题，也就是说，在我们革命者的生活中，爱情究竟有没有它的位置，应当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接着，她就完全用报刊社论的语言长篇大论地往下想了：“我们这一代人，幸运的是在童年时代就经受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徒步长征、在沸腾的革命浪涛中学习游泳、接受着应接不暇的新鲜事物的熏陶、在广阔天地里磨炼……使我们从小就懂得思考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但是，我们也有不幸的一面，……我们一天天长大，思想上、感情上、生理上都发生着变化，但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却得不到及时的指引，比如说，爱情问题就是这样……”如此等等，想了好几大段，一千五六百字。我认为，假如孟小羽确实是在准备一篇论文，她倒也许真会在脑子里寻出这么一长串政治性很强的句子来进行构思；但在其他情况下，尤其是在赴男朋友之约去看电影的途中，却是不可能这样想，更不可能用这种语言想的。小说这样写，显然太有悖于生活真实。那么，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呢？真令人纳闷。细加分析之后，我吃惊地发现：原来，作者是想借此实现一个主观意愿，充当爱情指导者的意愿。不是么，面对那个不知爱情为何物的亚梅，孟小羽焦急地想：“如果有份《中国青年报》或者《中国青年》杂志，如果现在出版的报刊、书籍当中，能够有一批是指导年青人怎样正确对待婚姻、爱情、家庭的，该有多么好啊！”而那位最懂革命爱情的冯姨，正好也用孟小羽惯用的典型社论语言或曰批判会语言，一面声讨“四人帮”，一面表示要满足孟小羽的这个愿望。刘心武同志知道了这一点，就来写了这篇小说。需要爱情的青年提出指导爱情的愿望，懂得爱情的前辈答应满足这个愿望，而关心爱情的作家则来实现这个愿望。看起来，这个三部曲倒真合逻辑。刘心武同志显然很重视这个三部曲，用了大量笔墨来表现之。他的用意是什么呢？无非是要证明：自己写这篇小说，并非个人心血来潮，而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社会生活的需要。当然，这就谁也不能有什么非议了。可是，恰恰就在这里暴露出了问题。孟小羽提出愿望也好，冯姨答应满足也好，在作品中都缺乏像样的人物活动和情节开展作基础，都只能上上下下借助逻辑思维，过来过去诉诸抽象议论，而且都是在代表作家发表这种议论。所以，三部曲实际上是一部曲。我们透过作品人物所看到的，只能是作家从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革命路线出发，努力阐明先已确定的革命爱情主题这样一个主观意愿，及其用形象外衣包裹的几近于纯理论的表述。这不正是“主题先行”、“从路线出发”么？

有人会辩驳说：不对！虽然作家在写这篇小说之前就确定了主题，但这主题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是符合生活实际的，怎能说是“主题先行”、“从路线出发”呢？小说提出的问题，描写的人物，不是在生活中普遍地大量地存在着吗？作家对这种生活现象进行了思考，然后通过小说表现出来引起大家思考，不是很必要吗？

对于这种可能出现的辩驳，回答起来并不困难。不错，这篇小说的主题可以说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从本质上讲也是符合生活实际的。小说提出的问题，描写的人物，在生活中的确普遍地、大量地存在着。作家对这种生活现象进行思考，并通过作品促使大家思考，的确必要。但是，从生活中提炼的主题是用生活的本来面目表现的吗？不。描写的人物是真实的、生动的、有血有肉的吗？不。对生活现象的思考是通过形象思维的吗？不。试问，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在美学史上，歌德和席勒曾就文艺作品如何反映生活发生过一场很有意义的争论。歌德认为应该“从个别到一般”，席勒则认为应该“从一般到个别”。“从个别到一般”，就是把生活中一个个具体的形象集中起来，塑造成一个带有共性的典型形象。“从一般到个别”，则是从抽象的而非具体的共性出发，实际上就是从观念出发，在创作中表现为个别具体形象。显然，席勒是错误的。他所谓“一般”，即抽象的共性，当然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因此也可以说本来是有生活基础的。但是他把“一般”当作了出发点，这样，在创作中就势必脱离生活土壤，而只能以观念为基础了。由此表现出来的“个别”，也就难免是用观念填充起来的没有血肉的形象。刘心武同志写《爱情的位置》，正是像席勒主张的那样，采取了“从一般到个别”的方法。他的主题虽然提炼于生活，因而本来是有生活基础的，但是，他却把主题当作了出发点，这就使他在创作过程中脱离了生活土壤，只能以观念为基础，又以观念为归宿了。这难道不正是地地道道的“主题先行”、“从路线出发”吗？

说到这里，有必要考虑一下冯立三同志与李慰饴同志商榷的意见。冯立三同志认为，李慰饴同志批评《爱情的位置》为了思考而忘了文学，“是从小说的局部而不是从小说的整体来立论的。”他的理由是：“《爱情的位置》的主题是由孟小羽的爱情追求以及周围人们对爱情与婚姻的不同态度来体现的，而不只是由孟小羽独自表现。”这话说不过去。李慰饴同志的批评，事实上并非从小说的局部而恰恰是从小说的整体来立论的。因为正如他在文中所说：《爱情的位置》“只要把几处稍加修改，就完全是一篇讨论爱情问题的说理文章。”诚然，小说中写了孟小羽的爱情追求，也写了周围人们对爱情与婚姻的不同态度。然而，所有这些也都是以说理为主干的。孟小羽的爱情追求，完全可以用五个字来概括：回忆与思考（其中回忆又处于从属地位，只能算作思考的附庸）；周围人们对爱情与婚姻的不同态度，则是孟小羽回忆与思考的点缀。这二者都谈不上有什么生动的故事情节和丰满的人物形象，因而都不可能使作品染上多少文学色彩。这个事实难道能否认吗？

冯立三同志显然也感觉到无法否认这个事实，因此不得不说：“应该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读者欣赏它（指《爱情的位置》）的议论不亚于欣赏它的故事。”但是他却不愿承认这是问题，反而为之辩护起来，并指责李慰饴同志“采用数字统计的方法全盘否定小说的议论，是欠妥当的。”这真不合道理。谁也没有全盘否定小说的议论，而且不应该这样否定。但是议论总该既精辟贴切又力求简省，决不能占到《爱情的位置》这样大的分量。《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创业史》等中外名著，议论都很突出，但在整个作品中所占比例却都是很有限的。小说中的议论如果成了主要成分，成了读者主要的欣赏对象，还要小说干什么呢？一个作家到了靠议论填充小说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对自己要表现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丧失了信心，那就干脆去写论文好了，何必硬要拘守小说这个形式呢？像这样写成的小说已经同艺术品相去甚远，又何必要挂小说的不实之名呢？对这样的小说采用数字统计的方法批评其过分了的议论，完全应该，有什么欠妥当之处呢？

在冯立三同志的意见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对人物形象的独特评价，具体地说就是对孟小羽形象的缺乏根据的极度赞扬。这当然是更需要澄清的，因为人物形象的塑造毕竟是决定小说成就的主要标准。

冯立三同志认为，“孟小羽是刘心武创造的一个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并且充满内心矛盾的典型形象”；在孟小羽这样的青年身上，“寄托着祖国的希望和未来”；谁把孟小羽看作单纯的时代号筒，“把这样一个血肉丰满的形象看成是某种概念的艺术图解，无论如何是不公正的。”他还断言：“孟小羽的矛盾的性格反映着生活现象的矛盾。这种在性格的矛盾中塑造人物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被‘四人帮’摒弃了，刘心武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复活了它，这是作者的功绩。”

按照这种说法，孟小羽的形象已经不只是典型，而简直是典范了，似乎还得在中国文学史上给她记一大笔。然而，好帽子与坏帽子一样，太大了都是戴不动的。一篇小说中，议论的成分那么大，使得情节发展和人物塑造都被挤进了死胡同里，所谓“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内心矛盾”，叫人看到的只不过是回忆加思考罢了，试问，就凭这种无形的脑中之物，居然也能构成“典型形象”，而且还是“血肉丰满的形象”吗？简直不可思议！显然，这完全是假的。孟小羽实质上是个没有什么血肉的干瘪形象，而且在作品中是个没有什么行动的静止形象。既然如此，我们又怎能把她认作什么当代青年的典型，并把祖国的希望和未来寄托于她呢？至于说把她称作时代号筒，那是一点不冤枉的。席勒在《阴谋与爱情》中写露易丝的爱情追求，老实说比《爱情的位置》写孟小羽的爱情追求高明得多；如果否认孟小羽是时代号筒，那么，马克思批评席勒把人物写成了时代号筒，不是就很冤枉了吗？总之，我们决不应该不顾事实，一厢情愿地给孟小羽头上戴那么多桂冠，当然，更不应该把这个形象的塑造称作刘心武同志的功绩。刘心武同志确实有过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复活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功绩，但那是表现在《班主任》的创作中，表现在张俊石、宋宝琦特别是谢惠敏形象的塑造中；而《爱情的位置》及其着力表现的孟小羽的形象，却是作者的一大败笔，一大倒退，有何功绩可言？

上面对《爱情的位置》批评得这么多，是否意味着从根本上否定它呢？决不是的。这篇小说只是在艺术上使人感到很不满意，其政治内容、思想意义却是很不错的，必须充分肯定，并给以应有的评价。恩格斯一面批评席勒为了观念而忘了现实主义，一面又高度赞扬席勒作品的政治倾向和思想意义，我们也应采取这种态度。

在《爱情的位置》这篇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主题先行”、“从路线出发”的阴魂及其造成的不良后果。一个已在现实主义文学道路上迈出大步的作家，居然也会发生这种问题，不能不令人深思。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问题决不仅仅是发生在刘心武同志一个人和他的一篇小说上。必须清醒地看到，“主题先行”、“从路线出发”，实际上是当代中国文艺普遍存在的一个严重弊病，小说、诗歌、电影、戏剧，等等，概莫能免。直到今天，尽管在不断地批判，“主题先行”、“从路线出发”的各类文艺作品，不是还在成批地出现么？

试分析一下当前的创作状况，只要不是有意回避，就完全应该承认，这个问题虽非主流，却已经够突出了。至少有以下几种情况可以证明这一点：一是作者没有也不要生活基础，完全是坐在书斋里，根据路线需要，随意捏造主题，凭空杜撰作品；另一种情况是，作者先按照路线需要定出主题，再到生活中去寻找材料，用以填充作品；还有一种情况是，作者本有丰厚的生活基础，但总是惦记着路线需要，因而在创作时着重考虑的不是生活本身怎么样，而是路线需要怎么样，结果，只好把自己熟悉的生活撇开，首先以路线为准绳设计主题，然后以路线为准绳选取题材、安排人物、编制情节、规定结局，最后，自觉地把生活素材纳入这个处处闪耀着路线光芒的框子里去，使生活素材也沾满路线气息，建造出完全符合路线需要的标准作品……够了，只算这三种情况，加到一起，在我们的文艺创作中，恐怕已经占据一个很大的比例了！于是，我们读到的不少小说、诗歌，看到的不少戏剧、电影，听到的不少歌曲、相声，普遍令人感到是路线的化身。粉碎“四人帮”后最早出现的故事影片《十月的风云》，人物、情节、语言、结局，都和当时报纸上的消息、社论如出一辙，只不过它是演员演出来的，因而显得有些形象罢了。王蒙同志一九五六年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既真实又深刻，多么令人赞赏！可是，一九七八年写的《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尽管思想性强，艺术技巧也不算坏，而且看得出来是有生活基础的，却令人感到并不那么真实可信。无论人物也好，情节也好，一望而知都是按照预定主题用路线模子铸出来的。李凖同志的旧作《李双双》，观众百看不厌，新作《大河奔流》，观众却只看一遍就厌弃了，而且评之曰“带有帮气”。原因何在？大概和创作思想上要同路线合拍的过多考虑有关系吧！诸如此类作品，尽管在报刊上进行了宣传、肯定、赞扬，在生活中、人民中，却并没有激起多大波澜，其生命力自不会强。

人们不能不问：当今文艺界不是正在大力强调恢复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再三呼吁创作要坚持“从生活出发”吗？那又为什么会继续普遍存在“主题先行”、“从路线出发”的弊病呢？

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对“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产生了误解；而产生这种误解，又是因为这个口号被强调得不够恰当，以至于绝对化了。

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为政治服务”，需要另做一篇文章来讲，此处只拟剖析一下对这个口号产生误解是怎样在文艺创作中造成恶果的。

长期以来，我们中国是一个“政治之国”、“路线之国”。在人们的思想上、行动上，“为政治服务”和“为路线服务”是同样的意思，被当成了整个社会生活的中心目的、最高准则。文艺创作自然不能例外。那么，“从路线出发”也就成为天经地义的了，而“主题先行”则是“从路线出发”的必然结果。直到今天，这种思想还在许多人脑子里占着统治地位。一些同志尽管也在批判“从路线出发”，但批判的只是“从‘四人帮’的路线出发”；相反的，“从无产阶级路线出发”，他们则认为不仅正确，而且必要，丝毫不能忽视，甚至于还应该有高度的自觉性。这就是说，应该时时刻刻想着路线；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就是在创作之前、创作之中和创作之后都要想着路线。像这样时刻想着路线，对生活就自然不可能想得很多，即便想得也不算少，但仍要用路线的框子套，还生怕套得不好。于是，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类型化，全都应运而生。这叫做路线泛滥成灾。

最后对我们的批评家讲一点意见。“主题先行”、“从路线出发”的阴魂至今不散，而且没有引起多少警惕，作家艺术家固然有其责任，批评家也难辞其咎，因为批评家也常常是用现成的路线框子去套文艺作品。他们在大讲“从生活出发”的时候，仍然带有这个倾向，只是或明或暗罢了。此外，对作家艺术家及其作品，批评家当然应该首先肯定成绩，积极热情地予以扶持，绝对不能以扣帽子、打棍子为己任；但是有些批评家一味捧场，不讲缺点，甚至把明显的问题当成绩吹，或者虽也一分为二，却只对一些鸡毛蒜皮的小毛病加以指点，而对大的带倾向性的问题却不触动，这也很要不得。鲁迅在《骂杀与捧杀》中说：“批评的失了威力，由于‘乱’，甚而至于‘乱’到和事实相反，这底细一被大家看出，那效果有时也就相反了。所以现在被骂杀的少，被捧杀的却多。”（《鲁迅全集》第五卷第468页）这话到今天还特别值得重视。别林斯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年的一些不成熟作品无情否定，当《穷人》出世时，则立即热情赞扬；他对果戈理的创作长期给予高度评价，而同时又对其中的错误倾向不断进行批评，特别是对果戈理的《与友人书信选集》作了义正词严的激烈申斥。这种严肃的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的批评态度，我们的批评家应该掌握得更加出色一些才是。

　

1978年3月27日于安康

《自由写作》首发

中国理应有前所未有的自信理应有另一种表情

 

从东方“精神文化”的高度审视当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