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改革报告》发表与2007年终考评
2006年7月，就在我承诺暂不出版《从五四到六四》第一卷时，另一个写作计划已经酝酿成型，准备付诸实施了。这就是研究并撰写《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的系列报告。
写这样一个报告的想法其实由来已久。在撰写《从五四到六四》第一卷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感到，身处专制环境中的当代中国学者，同时肩负着两个使命，那就是既要反思过去100年中国人经历的坎坷，探寻中国现代专制主义发生和演变的机理，总结相关历史教训，又要面对现实，思考中国人如何挣脱专制的桎梏，从操作层面谋划未来，勾勒中国宪政改革的可能前景和大致路径。
当然，后边这件事情，已经有一些中国学人和独立思想者在做，已经有一些成果摆在那里，但我总觉得不甚满意。中国的宪政改革需要更坚实的理论支撑，需要更系统的方案设计，需要提出不同的国家政体方案进行比较，也需要对转型路径做多方面的考察和斟酌。我虽然深知自身学识有限，也并非政治学或宪政学专业出身，但《从五四到六四》第一卷的完成还是给了我勇气。这一卷从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层面对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研究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学理基础，其中很多东西可以运用到宪政改革和政治转型研究中来。此外，在写作第一卷的过程中，我还阅读了大量历史文献，包括宪政研究方面的专业文献，这种阅读对写作《宪政改革报告》也有帮助。从上述意义看，《宪政改革报告》可以理解为是《从五四到六四》的一个副产品。
在我的计划中，这个关于宪政改革的系列报告包括1个主报告、10个分报告和3篇附件。主报告要用简洁、系统、明确的语言，回答中国宪政改革的背景、目标、实施步骤、约束条件等基本问题；10个分报告分别从新闻制度、教育制度、选举制度、政党制度、议会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军事制度、国家纵向权力结构安排、两岸问题等角度探讨宪政改革各个领域的具体原则和实施路径；3篇附件则分别研究苏东各国民主化过程和台湾民主转型经验对中国大陆的启示，同时提出一份未来民主中国的宪法草案。
这当然又是一个很大的研究、写作计划。考虑到它的现实性，甚至紧迫性，我决定完成《从五四到六四》第一卷后，马上把这个研究工作插进来，用3年左右时间搞定，然后再回到那部庞大的六卷本著作的后5卷写作。
主报告从2006年10月动笔，到2007年1月完成，历时两个多月，写得很顺手。但在互联网上发表这个报告，已经是2007年8月的事儿。推迟发表还是基于同样的考虑：不要影响儿子毕业、考研。这段时间内，我又一鼓作气，完成了宪改报告关于苏东和台湾民主化的两个附件，连同主报告，共14万字。这样，整个系列报告写作的第一阶段任务，算是顺利完成。
主报告2007年8月14日在海外《观察》网站首发，迅速引起反响。8月21日，《观察》刊出山东李昌玉老先生的文章《长风破浪20年：从谢韬到张博树》，对《宪政改革报告》给予高度评价。8月23日，海外民运人士徐文立撰文，称赞《报告》可与100年前的《公车上书》相媲美。8月24日，《观察》主编杨莉藜先生发表《高屋建瓴，通观微至——张博树先生宪改论著编辑手记》，认为《报告》“用冷峻犀利的目光观照中国近百年的宪政发展历史，审视中国政治文明的出路，勾勒出中国宪政改革的路向、障碍和前景，高屋建瓴，通观微至，值得向广大读者特别推荐”。我自己在家也不断接到朋友们的电话，索要主报告和后来连续刊发的两个附件的电子版。特别是一些年逾古稀的中共老人，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也纷纷打来电话，或托朋友带话，高度称赞这个《报告》，这使我深受感动。我还应中国律师观察网和三味书屋书店之邀，先后作了两次关于民主转型的公开演讲，结识了不少新朋友。体制内外、中国民间对宪政改革问题的高度关注，发人深思，也令人鼓舞。我深感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现在看社科院的反应。9月29日，吴尚民、谢地坤约本人谈话，了解主报告的写作、发表情况。老吴拿出一个笔记本，问“可不可以做个记录”，我答“当然可以，希望你记得详细一些，今后兴许还会成为一份历史记载”。谈话主要在我和吴尚民之间进行。谢地坤手拿一份打印好的主报告，不知是从哪个网站下载的，坐在一旁，基本没有说话。老吴仍然强调发表这样的文字是违背社科院的有关规定的，也违反国家宪法，指责我违背当初诺言。我回答说，谈不上什么“违背诺言”，因为我从来没有承诺过“不再违反社科院的规矩”，只是讲我不会违背国家宪法。老吴讲，宪法序言中有关于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的内容，而你的观点是系统地否定现存体制的。我说，宪法序言的这类内容本来就与宪法的根本精神相抵触，是今后中国修宪或重新制宪时肯定要去掉的东西。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的自由，第47条规定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的自由。这些规定，才具有普世性，符合现代人类文明。我的行为，包括写作这个宪政改革报告，都在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的范围之内。更何况，我写这个报告，完全基于建设性的目的。我对现行体制的确是否定的，但我希望共产党往前走，主动完成体制转换，这对整个国家、对我们这个民族都有好处。
这类谈话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老吴在“尽职”，我则利用这个机会谈我的观点、理念。通常是，对方把该讲的“原则话”讲出来，然后就主要听我的了。谈话氛围是坦率的，甚至是轻松的。吴尚民并不激烈反驳我的观点，——自然，他也不敢附和我说的东西。每次谈话，他会拿出好茶叶来招待我。谈话结束时，也忘不了加一句“希望咱们继续沟通”。
过了“十一”，10月9日又是“返所日”。上午在楼道里巧遇李景源。李只说了一句：“你小子害得我们国庆节两三天没有休息。”看来院里是在认真考虑如何“处置”本人了。
10月30日是个周二，又到所，研究室主任霍桂桓见着我第一句话就是：“你老兄这回要有麻烦了。”小霍讲，上周五书记吴尚民找他专程来所，布置年终考核的事情，吴明确讲，今年年终考核，张博树只能评为“不称职”。小霍表示研究室希望以“弃权”处理此事，老吴说再研究。吴还表示，这件事让所里很为难，如果不是赶上年终考核，本来还可以再拖一拖。“老吴两次说到，尽量不要影响你的经济收入。”——小霍特别强调了这一点。霍接着说，今天早晨一到所，景源又找了他，明确讲，研究室这一级必须给出“不称职”的考核意见。景源已经和文化研究室的另一位同事赵汀阳打过招呼，要求赵配合。
社科院的“年终考核”分4种结果：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被评为“不称职”者，不能参加当年的职称晋升申请，工资不能晋级，严重者还可调离岗位。连续两年“不称职”，则必须拍屁股走人。当然，一般情况下，所里不会轻易给什么人考核“不称职”，尽管在社科院，养尊处优、多年不出科研成果的大有人在。“考核”本来是个摆设。现在，这个“考核”要派上用场了。
11月3日，我到东郊殡仪馆参加包遵信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11月6日到所填写本年度述职考核表。反复斟酌后，我在“本年度学术成果”一栏只填了一本2007年国内公开出版的、我和一位朋友合著的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著作，算是给所里留下充分余地，同时封死所里找其它理由给本人评定“不称职”的可能。11月7日，上午与社科院两位退休老学者何祚榕、徐宗勉先生通电话，对他们支持宪改报告表示感谢。下午拜访梁志学先生家，梁先生的老伴沈真老师也是哲学所老人儿，退休前和我在一个研究室，都很熟。谈到考核事，梁先生表示社科院小法不能违背国家宪法。沈真老师则嘱我行为适度，自我保护也是重要的。11月10日，到西三环金龙潭大酒店会旅澳学者冯崇义兄，陈子明夫妇、秦晖夫妇、杜光老、王东成、范亚峰、单少杰、王光泽、丁东等朋友也在场。大家很关心我的近况，好几位建议用“公开化”的方式对付社科院的可能“处理”。
11月13日，按所里安排，是年终考核述职的日子。上午9点，霍桂桓、同事王毅和我都按时到了研究室办公室。我们这个研究室一共5个人，另外两人是赵汀阳、郭良。郭良在国外未回。赵汀阳未到场，可能是躲了。但据小霍说，赵已和所头儿通过电话，表示考核投票的事儿，服从所里意见。述职开始时，副所长谢地坤也来到研究室，但只是表示“按所里要求，来听一听”。3人各自讲了一通，算是“述职”完毕，然后小霍拿出几张纸条，上有研究室几个人的名字，让大家划勾儿或打叉，这就是“投票”了（过去历年年终考核，从没有如此“正规”地“投票”过）。这道程序刚完，小霍就忙不迭地把“票”送走，大概也是根据所里的指令，“投票”结束马上把结果交上去。
中午，友渔、王毅和我在离社科院不远的四川办事处餐厅共用午餐，对情况做了个分析。王毅也是哲学所的“老右”，以研究中国皇权制度著称，还写过有关文革的大部头著作，至今不能出版。王当然不会给我投“不称职”的票。我自己给自己投的票也是“称职”。只剩下霍桂桓。即便假设小霍按照所里要求投的是“不称职”，也是二比一。友渔当即表示，要给谢地坤、赵汀阳二人打电话，晓以大义；另拟联系资中筠等社科院元老，必要时向院里施压。若均无结果，3人均认为应把此事公开，见诸互联网，以求公共舆论的支持。
第二天上午接友渔电话，告知头天晚上11点左右已经和赵汀阳通上电话，赵承认已服从所里要求，“而且说了许多混账话”（友渔语），比如表示自己“和你们不一样”，“我是个不关心政治的人，不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和所里对着干，成为反对派”，但又说假如徐的电话早点儿打，会躲开此事也就罢了。总之，庸人之态尽显。赵汀阳是我读硕士时的同班同学，说起来也是当今国内颇有影响的学者，这种表现当然很令人失望。后来赵曾几次向我表白他没有做过亏心事，其实这样的表白还有什么意思呢？友渔又告知也和谢地坤通上了电话，谢表示我发表《宪政改革报告》“行为太过分”，“违背诺言”，但一直也没有说清楚我有什么“诺言”。谢还表白此事非所里所为，甚至非社科院所为，乃有关机构施压所致。友渔警告谢，此事闹大将产生严重后果，并用党内很多老人盛赞宪改报告的事实说明这件事完全可以做出不同于“有关机构”的解释。友渔要求谢地坤向院里转达：院里必须“退半步，哪怕是小半步”，这边可考虑不作出公开反应（这是我和友渔、王毅共同商议的策略，他们二人甚至建议我提前退休）。谢地坤答应如实转达。友渔最后告诉小谢，所里年终考核搞的程序小把戏极其愚蠢，此类“故事”最终都将记录在案，供人耻笑。
又过了一周，11月20日，我特意到所看年终考核的“公示”结果（按照考核程序规定，这个结果应该在11月15日张榜公布），结果，空空如也，所里根本没有公布。小霍说：早在11月13日述职前，李景源、谢地坤已经通报，对张的处理至少是“调离”，谢已经到院监察部门开了会，吴尚民“尽量不影响张的收入”的说法已不能算数。但所里并没有找我本人，结果也没有公布。看来，友渔的警告发挥作用了？
11月22日，患有精神病的继母突然住院，此后10余天一直往医院跑。11月28日曾接小许电话，说书记约谈，遂告之小许家事，没过几分钟老吴打来电话，表示慰问，说“只是想聊一聊”。也许院方态度有缓？
12月1日，继母去世。12月3日，办理后事。12月4日，我拖着一身疲惫来到所里，在书记办公室与老吴、新上任的副所长余涌“沟通”。吴反复问：“如果所里作出不称职的决定，你会作何反应？”我明确表示不会接受这样的决定，必要时会把此事公之于众。同时强调，鉴于宪政改革报告已经产生的影响和本人一贯的理性、温和态度，社科院如何“处置”本人已经成为社会观察的一个风向标，一意孤行，社科院的名誉将受到严重损坏，社科院自身的改革也会受到影响，因为这是明显的倒退行径。我请老吴一字不差地记录下这些意见，转达给院领导。接下来的几天，我随胡耀邦信息史料网的一些朋友和几位党内老人去了安徽、江西、湖南，12月中旬返回。所里再未找我。
总的看，《宪政改革报告》的发表给我的“异议履历表”又加了一笔，“有关机构”更加关注，压力加大，院方也认为此人变本加厉，哲学所自然不敢再“扛”，于是就有了2007年年终考核动用基层考评“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故事。这个故事并无“结尾”，因为考核结果并未公布。不但我本人的考核结果没有公布，哲学所全体员工2007年的考核结果都没有公布！这背后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至少，这一轮“博弈”，双方都还没有走极端。
西藏文章再碰底线
时间进入2008年。这一年发生的西藏3?14事件和我为此写作、发表的文字，使我和社科院的“对抗”再次升级。
我个人并非研究西藏问题的专业学者，过去关于西藏的知识也有限。3?14在拉萨发生的暴力冲突，使我深感震惊。本来，在年初完成宪政改革系列报告的两个分报告（分别讨论中国的新闻制度改革和教育制度改革）后，我已经计划写作另一篇长文《权力语境内认知逻辑和利益逻辑的双重嬗变：也谈改革开放30年》，此文专事讨论中共几代领导人如何面对共产党执政后的“蜕变”问题，又为何长期解决不了，以至成为今日大患。这当然是个极重要的课题，心中酝酿已久。但西藏事发，我还是决定先撂下这个题目，集中力量弄清眼前这个更紧迫的问题。读者可能会问：难道你不知西藏问题更加敏感？我当然知道。而且，我知道自己身上的“麻烦”已经不少。那干嘛还要“捅”这个“马蜂窝”？简单地说，它出自一个学者和公民的良知。
在后来写给哲学所领导的一封信中，我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动机：3?14事件发生后的一个多月，我查阅了大量有关西藏历史和当代事件的资料，并最终得出结论：不管汉藏历史上的关系如何复杂，当代西藏问题首先是人权问题。为什么藏人的宗教自由没有得到充分尊重？为什么中央花了这么多钱仍然不能赢得藏民的心？可以说，现存中国不合理的政治制度是造成西藏问题长期无法解决的根本原因。可怕的是我们的当政者如此短视，他们不敢正视这个问题，不敢通过启动宪政改革为包括西藏、台湾诸多难题在内的当代中国问题的解决创造制度条件。我们的媒体则秉承中宣部的旨意，热衷于制造谎言，煽动低劣的民族主义和仇外情绪。我们的广大公众又由于信息封闭和党的多年“教育”所致，多不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局面。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良知对此保持沉默。一方面，作为汉族学者和汉族公民，我们为藏族兄弟的人权呼喊，也是为了捍卫自己的人权，因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不合理的政治体制内；另一方面，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又实实在在看到了继续这种状况，我们国家真的有走向分裂的危险！避免此类危险，为国家找到出路，是吾辈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篇文章2008年4月22日动笔，4月28日完成，标题即为《西藏问题的根本出路》。文章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西藏问题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我引证了1960年代班禅喇嘛的“七万言书”，说明共产党的党专制体制，领导人的无知、狂妄，以及他们在藏区推行的一套极“左”政策，给藏区僧俗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这是造成西藏人权问题的根本原因。第二部分指出开明的中共领导人如习仲勋、李维汉、胡耀邦等都曾反思“左”祸给西藏带来的灾难，试图在一定范围内纠正错误。第三部分分析改革年代西藏问题的新症候，指出尽管中央政府这些年来采取了许多措施促进西藏的经济发展，但政治体制依然没有任何变化，党控制藏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事务的总格局依然如故，名为自治区、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治的可悲状况依然如故，西藏问题的核心并未真的解决，而且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产生了一系列新问题。第四部分强调妖魔化达赖喇嘛愚蠢至极。近年来，达赖喇嘛在多种场合明确表示不寻求西藏独立，只要求藏区的真正自治；在方法和实现途径上，力主和平非暴力的“中间道路”，通过与中央政府的真诚对话、谈判解决问题。指责达赖喇嘛“搞分裂”不符合事实，是中共体制内的保守派顽固而僵化的传统政治逻辑在作祟。最后一个部分提出应该“在宪政框架内寻求西藏问题的真正解决”。过去发生了的事情当然不可能推倒重来，但牢记历史教训、用更科学的态度面对今天、面对未来却是当今一代人的责任。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尊重，对特殊文化传统的尊重，必须落实到宪政制度层面，才能真正获得保证。这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出路。
4月29日，此文分别发给《观察》和《新世纪》，第二天两个网站即刊出。没过多长时间，网上出现此文的英文全译，后来又出现了法文、西班牙文等其他外文译本。记得有一次法国国家广播电台和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两位记者，就是拿着这篇文章的法文译本找上门来采访的。5月21日下午在胡耀邦公子胡德平家小聚，还谈起这篇文章。德平不由得回忆起他老爹当初在西藏的努力，感叹“如果那时的政策能延续下来，该有多好啊”！
5月27日，所里作出反应，书记为这篇文章约谈。为什么过了将近一个月才作出反应？也许是他们需要斟酌、讨论，也许就是因为忙，5月12日刚刚发生汶川地震，所里也在忙捐款捐物事。这次对话自然还是“老生常谈”，不必细述。有意思的是又过了一个月，6月24日，我到院文化研究中心领取“工作补贴”时被告知，根据李所长指示，原来承诺每月1000元的这份补贴从这个月起不再发给。这自然是西藏文章引出的一个后果。不过倒也无所谓。自从上次李景源提出要我到文化中心“干点活儿”后，尽管我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干，文化中心还是每月按时发给我这份“补贴”（用报销购书款或其他费用的形式），已经够意思了。从2006年11月到2008年5月，我一共领取了19个月的“工作补贴”，此事我应该感谢李景源。但停发“补贴”是个信号，预示社科院有可能采取新的行动。也许，他们已经把我的“材料”整理差不多了，就等各方“通融”好了，然后下手。
正好在这一天，我收到了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正式邀请函，邀请9月份前往德国，出席“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的影响”国际学术研讨会。类似的会议，2002年在日本举行过一次，那次我也参加了。这次当然也要应邀前往，费用全部由德方出。但这件事又给哲学所出了道“难题”。这么个“异议分子”要出国，同意还是不同意？
不出所料，哲学所的回答是：不同意。他们不敢负由此要承担的“责任”。“政治纪律”在发挥作用。这给我造成一点儿小小的麻烦：到德国驻华使馆办理签证需要单位证明信，而哲学所不可能给我开这样的证明信。没办法，我只得求助于德国邀请方，由他们向使馆说明情况，破例给我办了签证手续。
8月底，完成《权力语境内认知逻辑和利益逻辑的双重嬗变：也谈改革开放30年》一文。这篇近4万字长文的写作花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9月24日至10月2日，我飞赴德国出席那个有关法兰克福学派的学术会议，参观了久负盛名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那是欧洲左翼批判理论的发祥地，同时顺访了柏林和波恩。德国的金秋是美丽的，德国到处可见的严谨和普通老百姓的热情助人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唯独法兰克福的学术会议在我心里留下阴影。不是会议邀请方有什么问题，而是与会的中国“学者”们让人扼腕。参加这个会议的大约有20位大陆学者，很多还来自“名校”，但他们拿来参会的“论文”，除了向德国同行汇报中国人翻译了多少法兰克福学派的书以外，实在乏善可陈。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对中国本土问题的独立见解，几乎是这些“论文”的通病。在一个以“批判理论在中国的影响”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上出现这样的局面，简直是一种讽刺！这件事让我夜不能寐，回北京后特意写了一篇短文《令人慨叹的法兰克福之行》发在网上。“政治纪律”固然可恶，但它能发挥作用，是以每一个精神奴隶对它的服从为前提的。在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专制文化基因、又有60年现代党专制“洗脑”经历的国度里，中国人的精神禁锢真是太深重、太可怕、太深入骨髓了！
10月17日至21日，赴香港。在朋友们的帮助、支持下，我的《从五四到六四》第一卷和《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两本书由香港晨钟书局正式出版，这次去主要是和书局的朋友们见面并致谢，同时接受几家香港和海外媒体的采访。我心里清楚，从“未经批准”赴德国参会，到香港出书、接受“境外采访”，我又连续犯了几条社科院“院规”；当然，最重要的，是西藏文章大大超越“底线”。对我而言，此举义无反顾；对社科院而言，则是对其“忍耐力”的又一考验。别的不说，社科院的现任掌门人是陈奎元——保守的党务官僚、前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由这位“当家人”执掌的中国社科院能容忍我的一系列新“挑战”么？他们的最终“驱逐令”应该已经准备好了吧？！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