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独立中文笔会2010年3月17日讯）自今年2月12日伊朗革命31周年起，包括国际笔会在内的世界各大言论自由团体联合发起一项请愿运动，以伊朗革命已故最高领袖霍梅尼的承诺“我们的社会将是一个自由社会”为主题，回应尤其是去年大选以来的残酷镇压，要求伊朗当局释放所有被监禁的记者、作家和博客作者。目前在伊朗被监禁的这类专业人员至少有60人，包括47位记者，超过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监禁记者的人数。

1978年，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前夕，霍梅尼对一位采访者作了庄严的承诺：“我们的社会将是一个自由的社会，所有的压迫、残酷和强制因素将遭毁灭。”

尽管伊朗革命是一场和平非暴力的民众运动，革命胜利以后所建立的伊斯兰共和国实行多党制，选举制度大致能体现民意，自称为中东西亚最民主的国家，但是以霍梅尼为最高政治和精神领袖的伊朗新政权实行政教合一的威权统治，并没有履行以上承诺，尤其对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一直强力压迫和限制，对批评当局者持续进行残酷镇压，包括大规模逮捕、拘押、酷刑和单独监禁。

发起“我们的社会将是一个自由社会”请愿运动的团体包括：保护记者委员会（CPJ），国际笔会（PEN），无国界记者（RSF），查禁目录（Index on Censorship），加拿大记者言论自由协会（CJFE），国际记者联合会（IFJ），第19条（Article 19），国际报业和出版人协会（WAN- IFRA），国际出版商协会（IPA），世界新闻自由委员会（WPFC）等。从2月11日伊朗革命纪念日到3月20日伊朗新年，开放请愿书网上签名活动，然后将联署信发给伊朗最高政治和精神领袖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并抄送总统内贾德以及其他政府领导人。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主席玛丽安·博茨福德·弗雷泽女士说：“监禁作家、记者和博客作者，是对伊朗人民和他们宪法的侮辱。签署这份请愿书是表达对他们、对我们那些被监禁的同事的声援方式。”

请愿书签署网站为www.oursocietywillbeafreesociety.org或Facebook网页

http://apps.facebook.com/causes/petitions/398？m=621bc82a

独立中文笔会常务秘书兼狱中作家委员会协调人张裕说：“中国是一个比伊朗更为专制的国家，言论自由尤其新闻自由状况更为恶劣，目前被监禁作家、记者和博客作者总数过百，高居世界首位。通过非暴力革命上台的伊朗当局虽然没有兑现了革命前的承诺，但31年来多少还允许独立媒体存在，尤其是在霍梅尼于1989年6月3日去世后对媒体控制更为放松；而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更是彻底背弃其有关中国自由民主的承诺，近61年来不但将革命前大量存在的独立媒体早已清除一空，而且至今仍实行零容忍政策，中共当局恰好在霍梅尼去世当夜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六四大屠杀’，此后打压批评言论尤其控制媒体越来越严苛，也恰好在启动这一请愿运动的当天，本会荣誉会长刘晓波博士被以言论罪驳回上诉维持一审重判11年徒刑。因此，我们对遭受打压的伊朗同事的处境感同身受，签名声援他们也与支持我们那些遭监禁的同胞一样，我们呼吁全世界关注所有因言获罪者。”

国际笔会是世界上最悠久的人权组织和国际性文学组织，致力推进世界各地作家间的友谊和理性合作，为言论自由奋斗，代表世界文学的良知。独立中文笔会是国际笔会的145个分会之一，抗议中国当局对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监禁、骚扰、监控，致力于结束中国对互联网的监控和对自由写作的种种限制。关于笔会致力于保护作家和维护言论自由的更多信息，请参见www.internationalpen.org.uk/和https://www.chinesepen.org/old-posts.

联系人：

国际笔会弗雷泽（Marian Botsford Fraser）：[email protected]，

或凯蒂·麦肯（Cathy McCann）：[email protected]

电话：+44 207 405 0338

独立中文笔会张裕：[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电话：+46-8-50022792

附录：联署信（参考译文）

阿亚图拉赛义德·阿里·哈梅内伊阁下：

我们写这封信敦促您释放那些在伊朗从事其专业活动而目前系狱的所有作家、记者和博客作者。

至少有60作家、记者和博客作者今天身陷囹圄，违反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和国际法所确认的言论自由保障，这个名单构成了过去十年中任何国家在同一时间里监禁这类专业人员最大数字。

1978年，您的前任阿亚图拉霍梅尼说：“我们未来的社会将是一个自由的社会，所有的压迫、残酷和强制因素将遭毁灭。”

我们请求您信守霍梅尼的承诺和伊朗宪法的约言，释放那些在伊朗采访新闻和表达意见而身陷囹圄的作家、记者和博客作者。

致敬

签署人

（一）

文学与公民社会，在我看来，两者之间没有必然关系，也没有密切关系。

没有必然关系，意思就是，文学在公民社会可以发生，可以存在，可以发展；在非公民社会，文学也同样可以发生，可以存在，可以发展。

头脑不清的人常喜欢如此发问：我们现在有李白吗？有杜甫吗？我们现在有“离骚”那样的杰作吗？今天又有哪一部小说比得上《红楼梦》？如果我们不计较这种胡乱比较，现在倒也确实没有李白和杜甫，没有“离骚”和《红楼梦》——取其意义，就是没有《红楼梦》那样等级的小说。而无论李白、杜甫或《红楼梦》所产出的年代，那至少比我们今天离公民社会更远的。

还有一种玩笑说法——美国人说的——西方社会（应该是公民社会了？）取消审查制度（censorship）就一定有利于文学的生长和繁荣？历史上除了那几个举了又举的少数如《恰特莱夫人的情人》、《虹》、《尤利西斯》、《洛丽泰》之外，真还看不出审查制度对文学有太大的害处。要命的是，相反的事例同样可以举出很多，最典型的就是18、19世纪的俄国（肯定是非公民社会）。当时沙皇政府热衷于严密的书刊审查（当然比不上苏联时期），可就在那个时代，涌现了人类最出色的一批天才作家，产生了一部又一部惊人的杰作，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文学创造时期。事实是如此的令人惊异，以至于使人几乎要受诱惑地设想，一定程度的压制和审查，可能是为产生一个普西金、一个屠格涅夫或一个契坷夫应该偿付的代价，更不用说一个陀斯妥也夫斯基和一个托尔斯泰啦！

中国文人也有类似的不玩笑说法，最喜欢引用的就是文王什么什么，司马迁什么什么，天将降什么什么，记不住，也懒查，意思大家明白了就是。

不管是头脑不清，玩笑或不玩笑，我只是为证明以上所说，文学与社会公民不公民没有必然关系，也没有密切关系。美国文学评论家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曾说过，事实上，文学的繁荣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发生。

（二）

这个题目——我不想称它为命题，想来倡议者也不会将它看作命题——还有或可以含有其他意思，我从中还解读出这样两层意思：

一是：文学从业人员或作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

二是：在文学范围内或如何运用文学手段来建设和推进公民社会。

这两层意思如果化为命题或问题，我想不会是虚妄的，是值得我们大家好好说道说道的。

按我的简单理解，第一层意思，就是我们作为作家或准作家或写作人（我们笔会中纯粹的文学从业人员，就是以文学作为职业解决吃饭谋生的人似乎很少）对建设（当它还未出现时）和推进（当它已有苗头时）公民社会的个人的责任义务。第二层意思，就是我们作为作家或准作家或写作人，如何运用我们所掌握的文学手段来建设和推进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还需要维护，但这不是当务之急，因为，大约总没人以为现在的大陆社会是一个公民社会。

两层意思中，第一层是道义上的，第二层是技术上的。

在我看来，两层意思中，第一层意义大，第二层意义小。

如果按辩证法的说法，两个意义都重要的啦，没有道义技术要偏向，没有技术道义无从发挥，诸如此类的，这只要想想大陆对“又红又专”的说法就可以知道这套说词了。

无奈，我很不欣赏辩证法，积郁多年，乃至有点蔑视，我自己总在文章中努力避免这种既这样又那样的把戏，不知是否能撇脱干净？我计划中要重写的一本书，其中一个任务就是破除辩证法的迷障。

所以，我这里就明确分别：第一层意义大而第二层意义小。“红”比“专”重要。

（三）

我做这样的分别，乃是承接我上面讲的文学与公民社会没有必然和密切关系而来的。

不是文学与公民社会没有必然和密切关系么？那么，我们这些自认为在弄点文学的人是否就可以置身事外，不去管它？

当然不是。我相信，我们笔会中的所有人或至少绝大多数都不会赞成的。

但如果在文学和公民社会之间只能选其一呢？

这说法不太准确，换一种更具体的说法，建设和推进公民社会，如果要以我们个人弄不弄文学为代价呢？更放大点，如果以文学不发展不繁荣为代价呢？——尽管这是不太可能的。

那就不去管什么作家不作家，文学不文学，繁荣不繁荣更是小事，还是以公民社会的建设和推进为重、为首要之举。

应该这样吧？

岳南的《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

因我与中央研究院有过一段缘分，岳南在写作本书时，对我进行过几次访问，对一些旧事作过探讨。现在他把这本书的校样送来，请我看后写几句话。我看过稿子，顺便写下一点文字，谈一点感受，算是对读者作一个简单推介，也借此机会，对曾经教导、关怀、帮助过我的师友们献上一份缅怀纪念吧。

大家知道，中央研究院是1928年在南京成立的一个独立的国家级学术研究机关，原北大校长蔡元培是第一任院长。因国力有限，经费困难，开始的时候，中研院只设了与国计民生有直接关系的几个研究所。以后不断发展壮大，到1937年9年间，又相继在南京、广州、上海等地设立了包括物理、化学、工程研究、历史语言在内的共十个研究所。据说按当初蔡元培先生的计划，中研院要建立十四个研究所，但随着抗战爆发，各研究所被迫向西南大后方迁移，虽有筹备扩张的打算，但实际上的建制也就到此为止了。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兵败如山倒，除一个较完整的史语所和数学所部分图书、人员随蒋介石政权迁台外，其他的都留在了大陆，并陆续归并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系统。

对于中央研究院的创立者蔡元培先生，我与他见过几次面，因辈分差异太大，说不上深交，但我心中却非常景仰这位“北大之父”、中央研究院元勋硕老。遗憾的是，抗战爆发后，蔡先生由上海乘船到香港，未能回到重庆就得病去世了，伤哉！

岳南书中提到的另外几位师友，我不但与其熟悉，还从他们身上受到了不少教益，得到了他们许多帮助，至今感念不已。

1931年暑假之后，我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读书，1935年毕业，这时期正是胡适先生在北大做教授的时候。我听过他的课，如他讲的淮南王书、禅宗和尚、神秀、慧能等等，但学到的都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知识，没有学到他的史学思想和学术体系。受他影响最深的倒是《红楼梦》考证。我喜爱《红楼梦》，赞成他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等材料，考订《红楼梦》写的是曹雪芹的家世和自传。我没有研究红学，但我一直坚持此说。这是胡先生对我最大的影响。

在校期间，有两回事胡先生给了我极深刻的印象。当年北大所在的沙滩周围，住着很多不是北大学生的青年人。这些青年人中，一部分是考学落第准备明年再考的学生；一部分是北伐革命战场上退下来的青年。这些青年和北大学生一样挎起书包走进北大课堂，找个座位就坐下听课。教师不问，学校也不问。一天，胡先生上课，拿出一张纸来，说：“你们谁是偷听的，给我留下个名字。没有关系，偷听、正式听，都是我的学生，我想知道一下我的学生的名字。”胡先生的高明和胸怀使在课堂上的我很受感动，也很受教育。那些偷听生，都是真念书的。当时有一句话：“正式生不如旁听生，旁听生不如偷听生。”可见偷听生确实是用功用心想学习的青年。胡先生的话改变了偷听者的身份，偷听成了正大光明的听。胡先生是用亲身示范，教育了所有在座的青年，要做胸怀开阔的人，做纯厚、高尚的人。

另一回事是，胡先生每星期拿出一个星期日的上午在家接见青年学生，解答问题，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可以谈，他尽力解答。那时他住在地安门里米粮库（解放后，这座房子五十年代是画家陈半丁先生住，后来是邓小平同志住）。我到胡先生家去过一次，问什么问题已回忆不起来了，大约主要是好奇，要去看看。只见“高朋满座”，都是青年学生，有问有答，有讨论，有辩论，气氛热烈，高兴和谐。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教书育人的办法，后来我在大学教书，很想学胡先生每星期找出一个固定时间接见学生，借以亲近学生，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但始终没有做到，现在想来仍感惭愧，也由此更加佩服胡先生的精神和毅力，了不起。

北大毕业后我到日本留学，归国后在重庆编了几年杂志，那时已是抗战时期了。1944年我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先生邀请，进入史语所陈寅恪先生主持的史学组工作。当时史语所为躲避日机轰炸，已由抗战早期的南京、长沙、昆明迁到了四川南溪县与叙府（宜宾）之间的李庄镇一个叫板栗坳的山中。这个地方确实是偏僻隐蔽，从李庄镇到板栗坳需要沿长江岸边走好几里地，再爬一个大约五百级石阶的山坡才能到达，其环境就跟《水浒》描述的我的家乡、山东西南部的水泊梁山差不多。傅斯年先生是这个山寨的“头领”，只是他多数时间在重庆，实际上在这个山头“聚义厅”中坐第一把交椅的是董作宾先生，他是代理所长。

尽管我们居住的板栗坳上下山辛苦，但避免了日机轰炸的麻烦和无谓的牺牲。关于李庄的风土人情与迁到这里后的中研院史语所，以及由陶孟和主持的社会学所、李济主持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外加同济大学等等情况，岳南在这部著作中已有较为详尽的披露，并且比较到位，这里就不多说了。

要说的一点是，我在史语所工作期间，由于当时一些报告、电文我没有机会看到，而事隔六十多年由岳南从多种资料、特别是从台湾史语所“傅斯年档案”中查考得来，填补了不少历史空白。许多事，我看了岳南的这部书稿后才知道。特别是当年心中已有所感觉，但事实仍模模糊糊的同事们生活间的内幕，甚至矛盾纠葛，通过“傅斯年档案”中留存的一批书信的披露，外加岳南的考证，理出了一条明显的线索，我才恍然大悟。比如傅斯年在李庄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到教育部、中研院总办事处要钱以救济病中的梁思永、林徽因的事；傅斯年与陶孟和发生矛盾，后来又握手言和的事；傅斯年为何对吴金鼎与夏鼐产生不同的看法，吴金鼎负气出走当兵的事；号称“闽东才女”的游寿与傅斯年、董作宾之间暗中较劲等等，在当时我的脑子里是模糊的。比如女才子游寿，我只知道她不是傅斯年亲自选拔的人，好像是南京一个什么官推荐的。但傅斯年先生的脾气我是知道的，凡不是他亲自选拔的人，在史语所的日子是很难过的，后来游寿果然在史语所不长时间就走了，她走的真正原因我不清楚。直到这次岳南在书中有理有据地把尘封的材料摆出来，我才认识到，呵，原来是这么回事。惜哉，游寿！

如果说岳南这部著作有什么独特的地方，我认为除了具有文学家文笔的优美，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对史料的稽考钩沉，探赜索隐，发掘探幽，将鳞爪缀成珠串，使湮没于历史泥沙中的真相层层剥出，使今天的读者看到了一个朝气蓬勃的群体，和一个个有血有肉、有独特性格和风范的鲜活的生命，读之令人亲切感动，回味无穷。

当然，因篇幅与选材上的关系，有些我以为很好的材料，岳南并没有纳入书中。比如，当时史语所有个好制度，就是不定期的作学术报告。我印象中傅斯年、李济、董作宾，还有劳干、董同龢、逯钦立等先生都作过。傅先生讲的“性命古训”对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逯钦立那时还年轻，与我年纪仿佛，是山东菏泽地区同乡，他所作的陶渊明诗演讲，很为大家喜欢。董作宾先生说话有河南口头语“老天爷”，说不三句话就出来一个“老天爷”，或“我的老天爷！”时间久了，我们这些后生小子们背后就送给他一个“老天爷”的雅号。只要一说“老天爷”如何，大家都知道是指董先生，后来竟连年轻的家属们也跟着叫起“老天爷”来了。因了这个雅号，现在想起来，董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如在眼前，并觉得特别亲切。在艰苦的抗战条件下，史语所开创的这个学术交流活动，对每个人的研究都是个督促。后来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当主任的时候，就定期让同仁作学术研究报告，一直维持了好几年，大家反映都说这办法很好。

岳南书中提到的梁思成、梁思永兄弟都是我的师辈人物，梁思永先生于李庄后期身体不好，在病床上的时候较多，但还是坚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特别是他一手发掘的安阳殷墟那批东西，可谓倾尽了心血。因为在李庄板栗坳山上没有娱乐活动，星期日，我们年青人有时就到社会学所去，顺便认识了陶孟和先生与梁方仲、罗尔纲等研究人员。陶先生话较少，是个老实人，也是个真正的学人，可惜解放后不太得志，也受了一些凌辱，最后抑郁而终。这一切，从岳南书中可以较清晰地看到，不赘。

除了社会学所，我们也到山下的中国营造学社听梁思成先生夫人林徽因师母的“训话”。当时林师母已病在床上了，看到我们去她特别高兴，“训”起话来也格外起劲。我说的“训话”完全是真诚善意的。梁、林都是我的长辈，待人热情，林夫人长得漂亮，又极健谈，和她在一起，话总是她说的多，我们这些后生小子围在她身旁，听着她的话，如沐春风中。

至于岳南书中所述及的吴金鼎、夏鼐、曾昭燏、游寿等年轻一辈学者，都是我的学长，说起话来就更随便一些，要讲关系的话可谓亲如兄弟姐妹。我认为，这几个人皆属于胡适、陶孟和、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等第一代学者之后又一批天才式人物，也都是了不起的学问大家，是很值得纪念的。岳南在书中对他们的理想、事业与人生追求有不同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那段历史史实，让后人通过这些文字看到了已渐被历史风尘埋没的人与事，同时也见识了他们在事业上不懈追求努力的人格风范。所谓薪火相传，血脉不绝，中华民族的文化火种不灭等等，不是靠泛泛几句话就可以完成的。作为后世知识分子，特别是年青一代，了解一下前辈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学术历程和业绩，并从中受到启发和教益，是一件不可或缺的事情，而岳南在书中所给予大家的正是这一点，我认为这也是本书赋予当今社会的最大意义之所在。

抗战胜利后，流亡于西南地区的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陆续复原回到南京。大约是1946年秋冬，胡适先生从北平到南京来，傅斯年先生叫我到机场接他。第二天晚上，史语所召开了一个欢迎胡先生的茶话会，家属小孩都参加了，小孩子钻来钻去，乱哄哄，场面很热闹。胡先生很高兴，会上谈了些学术教育问题，又说了一些如何“怕老婆”的笑话，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傅斯年先生讲话时说，适之先生是娘家人，大家不必见外等等。又说：“人说我是胡先生的打手。不对，我是胡先生的斗士！”

傅先生这个话我是第一次听说，但从抗战后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对做过汉奸的伪北大教员毫不留情地“予以扫荡之”（傅斯年语）等等棘手的事务上来看，也真称得上是一个具有民族大义、关键时刻毫不含糊的“斗士”。

1948年之后，由于国共内战的原因，中央研究院的这一批学者各奔东西，有的留在大陆，有的“归骨于田横之岛”。政治的阻隔使得原本在一个锅里摸勺子的师友，只能遥天对望而不能相聚一堂，甚至父子家人都永远不能相见了。胡适、朱家骅、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石璋如等前辈最终客死他乡，这真是人间少有的历史性悲剧。

1995年12月，我终于有了去台湾参加傅斯年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和学术研讨会的机会。在史语所黄宽重所长的陪同下，先后拜谒了傅斯年、胡适之、董作宾、李济之、董同龢等先生的墓，并一一鞠躬致哀。先生们远离故乡，飘零海外，魂魄而有知，一定会感到寂寞凄楚的吧。愿台湾、大陆早日统一，使先生们的学术精神薪尽火传，生生不息，续学术香火于天下。

何兹全（时年九十九岁）

2009.11.22

《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岳南著，中华书局出版

最近，从国内官方网站上发现三篇报道，令人触目惊心。

第一篇是国内青年作家韩寒最先注意到的。韩寒发现甘肃省新闻网有一则报道,说甘肃将要组建一支650人的网络评论员队伍，正确地引导舆论。韩寒讽刺说：这个新闻直接透露了政府一直不愿意承认的一个事实，那就是五毛党的存在。另外，这条新闻的灾难性在于，它完全暴露了五毛党的结构组成以及基本人数，在甘肃省这么一个小省里，尚且需要新增添650人的专业网络评论员，那么好事者很容易推算出，在全国范围内，专业网络评论员的数量应该不下十万人。假设每个网络评论员的年工资平均为五万元人民币，那么政府每年要为自己夸奖自己支付50亿人民币。

第二篇报道是新华网2009年8月28日消息（http://www.nmg.xinhuanet.com/zt/2009-08/28/content_17535202.htm），内蒙古开鲁县公安局局长刘兴臣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该县拥有一个巨大的线人网络可以对任何的异议和反抗都保持“高度敏感”。刘兴臣说，为了“快速准确的发掘社会不稳定因素”，“每一位警察或是协警，都必须在他所管辖的社区、村庄、工作单位或是别的地方培养至少20位线人。这加起来有超过10000名间谍。”“然后就是负责刑侦侦、经侦、国内安全部门、公共安全信息监管单位以及其他部门每个人都得发展至少5个眼线。”“这些人的总数最少加起来有12,093个。”

开鲁县人口有40万，这就是说，开鲁县的线人数目已经达到该县总人口的3％。有专家说，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或西藏、新疆这样的不稳定地区，密探的数量还要更多。这样算来，全国至少有3千9百万线人。我们知道，在过去，东德共产党政权曾经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警察系统，全东德有2.5%的人是国家安全部秘密警察的线人。而今的中国，线人的比例高达3％。

第三篇报道是从国内一家名叫《无物之阵》（http://blog.hanqian.net）的博客上读到的。这家博客的博主叫韩乾，据说是个90后，迄今为止已经在博客上发表了60篇文章，都是关于政治哲学和当今现实的。作者阅读之广泛，思考之深入，让人难以相信竟然只是个中学生。

韩乾注意到一份从黑龙江信息港网站发出的内部文件（https://docs.google.com/Doc?id=dd4chbjh_18gd2qtmd9）。其中详细记录了2008年4月至8月间该地区党政网络管理部门发布的网络管理意见以及下属对这些指示的处理结果。每一段内容包括发布时间和发布人姓名，发布内容，处理结果及回复时间。我们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到现今中国各级政府进行网络控制以及言论钳制的真实状态，以及后面隐藏着的高额社会运行成本。

韩乾说：“政府部门对舆论的控制早为人知，但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一手段会如此全面细致。看着各网站的新闻页面，我不寒而栗——它们本来是另一个样子，而经过修整后，有些新闻消失了，有些新闻被提到头条，有些新闻不允许评论，有些新闻的评论中只有一种声音。我曾经以为，虽然有些话不能说、有些消息不能看，但无论如何，新闻大部分还是可信的；但今天我认识到，真相完全相反——大部分新闻都是不可信的，经过了宣传部门的手术后，只有极少的新闻能保持原样。”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的互联网是自由的，开放的。这自然是撒谎，不值一驳。是的，很多中国网民都说：互联网是上帝送给中国人的最好礼物。在中国，网络创造出某种独立的言论空间，增进了境内外信息的自由交流。可以说，现今中国所享有的言论自由空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是靠互联网提供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都知道，中国的互联网远远不是真正自由的，当局对互联网的控制是非常严密的。话虽如此，当我们读到这份黑龙江省的内部文件时还是感到很惊愕，很震撼：原来他们对网络的控制竟然达到这种地步：什么消息要登载，要置顶，要放多长时间，什么消息要删除，要放在不显眼的位置，什么消息要组织评论造成声势，什么消息的评论要封杀要屏蔽，都有很明确、很具体的规定；并且还有及时的检查；其覆盖之密，指示之繁，令人叹为观止。这下我们才明白，原先我们热烈欢呼的网络自由空间，其实只有那么可怜的一点点！而就是这么一点点空间，当局还在压缩再压缩。

这就是今日中国的“盛世”。这就是今日中国的“和谐社会”。上述种种，固然显示了专制政权的强大，但何尝不也证明了它的脆弱？想想毛时代吧，毛时代没有这么多警察密探，没有政法委再加维稳办。毛时代的一大特色是群众专政。群众之间的相互监督、相互揭发、相互批判，大部分是公开的，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实行的，而且还常常是理直气壮、大义凛然的。毛时代也不用领导者耳提面命、巨细无遗地审查媒体，因为媒体都能自觉地追随党的路线，即便是让群众可以自己贴大字报，绝大部分群众也知道要拥护伟大领袖，不会让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自由泛滥。这说明当时的共产党还有一定的自信，因为还有不少群众相信共产党，相信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代表历史前进方向。哪像现在，堂堂执政党鼠窃狗偷，搞得象地下党――这里要插一句，上面提到的三篇消息都已经被删除，可见当局自己都觉得太见不得人，太丢人现眼。今日中共治下的中国已经堕落成赤裸裸的警察国家、密探国家。这个政权已经走到了它的最后阶段。历史告诉我们，这样的政权决不会有明天。

北京，中共又开“两会”，70万人搞保安。大阵仗，已成惯例，诸如：“十七大”，80万人搞保安；奥运会，百万人搞保安；大阅兵，百万人搞保安。看上去，中共很强大；但是，如果没有这70万人、80万人、100万人，情况将如何？人民大会堂里那五千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没有安全感？是否坐得稳？

中共“两会”，形式上相当于他国国会；中共所谓“人大”、“政协”，对应他国众议院、参议院。然而，在民主国家，国会开会，保安寥寥，不要说没有几十万人搞保安，甚至对外开放，连外国游客都可以参观、旁听。而被几十万武警、特务严防死守的中共“两会”，却是闭门作业，见不得光。

大规模保安，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使人联想到邓小平的那句名言：“这种制度也有好处，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确，论实力，中国尚远不如美国；论富有，中国尚远不及日本；但论政府权力，不论美国政府还是日本政府，与中国政府相比，都当自愧弗如。民主国家政府调动资源，决非易事，国会，民众，舆论，层层掣肘；相比之下，中共调动资源，大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中南海支配和调动资源的绝对能力，堪称世界第一。看上去，中共政权很强大；但，正因如此，中国人民却渺小。

中国外汇储备，超过两万多亿美元，高居世界榜首。然而，这个最有能力调动资源的政府，却拿不出钱来，解决农村落后、儿童失学、民工欠薪、访民冤屈、藏族人和维族人陷入绝对贫困等等问题。而温家宝公开承认：穷人与弱势群体，仍占中国社会的大多数。

但为政权计，任何时候，中南海都拿得出钱来，大操大办。就在活活饿死四千多万中国人的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共耗尽国力，成功试爆原子弹，跻身“核大国”行列。拥有核武器的中共，看上去很强大；但，如果没有核武器，将如何？是否会像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被越南颠覆那样？或者，像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被美国打垮那样？中共政权被国际正义力量赶下台，为其倒行逆施的反人类罪，被押上国际法庭？

（不论红色高棉覆亡还是萨达姆上绞刑架，柬埔寨和伊拉克的主权与领土完整都并未受损，收获的，只有两国民众的解放与自由。）

中共大阅兵，武器汹汹，军威赫赫。看上去，中共很强大；但是，如果这支军队不是“听党指挥”，将如何？1989年，如果不是这支党军的介入，天安门广场，民众与独裁者的对峙，民主与专制的较量，胜负将如何？

中共关押异议人士，或不准流亡异议人士归国，国门森严。有意让异议人士与中国民众相隔绝，然后就宣称：这些异议人士，脱离了中国人民，没有民意基础。看上去，中共很强大；但是，如果让这些异议人士归国，将如何？比如，哪怕只放进去一、两个人，让他们走动，让他们说话，让他们与民众交流。那时，世人可见证，谁将感召更多民众，谁会拥有更多支持者？是异议人士还是中共政权？

中共媒体一律，舆论一律，看上去很强大；如果舆论不一致，舆论多元化，将如何？老百姓对中共，是口口声声的“万岁”？还是民怨沸腾？

中南海严密封锁互联网，不惜耗费巨资，炮制“金盾”、“绿坝”等工程，大修网络“柏林墙”。如果，就像大多数国家那样，让中国互联网开放，将如何？中共政权，在网民的舆论声中，是百年不改？还是一夕倒台？

中共坚拒达赖喇嘛，不论后者如何释放善意，中南海都百般咒骂、且不让中国民众知道后者真实立场。看上去，中共很强大；但，如果让老百姓知道实情，将如何？如果让达赖喇嘛回到西藏，将如何？西藏人民将追随达赖喇嘛，还是追随共产党？

一党专政，绝对独裁。中共政权，看上去很强大；但如果打破政治上的“大锅饭”，多党竞争，将是何等局面？如果让中国民众有更多选择，将出现怎样的结果？

不可一世的中共政权，到底是强大？还是脆弱？对此答案，恐怕没有人，比中南海诸公自己，心底更有数。

（2010-03-16）

据外电报道，土耳其安全部队于2月22日挫败了一起企图推翻现政府的军事政变。这起代号为“大锤”的未遂政变，于今年1月被土耳其一家独立的日报曝光，而它的策划及周密的计划制定，则要追溯到2002至2003年间。当天，土耳其警方共逮捕了约50名涉嫌参与政变的现役和退役军官，其中包括前空军司令和前海军司令。

就在这伙心怀不满的土耳其军官锒铛入狱的前四天，在非洲小国尼日尔首都尼亚美，他们的同行却发动了一次成功的政变，政变士兵占领总统府并扣押了总统马马杜·坦贾及多名政府高官。在经过了大约半个小时的简短交火和付出10多名士兵死伤的轻微牺牲后，政变军人当天晚些时候宣布，成立“恢复民主最高理事会”，中止执行宪法，解散政府机构，并呼吁民众保持平静和团结。

在民主宪政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军人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政府、以武力干预国家政治，显然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会被视为一桩无法无天的滔天大罪。然而，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原因的。很多时候，表面上看似极端错误的行为，却蕴涵着相当大的内在合理性，并揭示出一个社会无法回避的内在矛盾。

我注意到，连同去年6月28日拉美国家洪都拉斯发生的那场驱逐塞拉亚总统的著名政变，过去大半年来的三次成功或未遂军事政变，都含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即军人们并非为了自己掌权、推行独裁统治而发动武装政变。恰恰相反，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在捍卫国家的自由宪政，与试图假借民意推行独裁统治的政治野心家作正义的抗争。当然，这种争斗背后一定会牵涉到诸多具体的利益，但至少在宏观政治层面，它体现的是一种“主义”之争，而非权力之争。因此，我将这类新型的军事政变定义为“追求现代性”的军人干政，以区别于以往常见的那种“反现代”的经典军人独裁。

洪都拉斯军事政变的直接起因是该国的强人总统曼努埃尔·塞拉亚极力推动的全民公投，它旨在修改宪法，允许总统连选连任，原定正是于6月28日举行。不过，塞拉亚的修宪主张虽然得到了众多选民的支持，但却遭到了他本人所属的执政党、反对党、议会、法院和军方的强烈反对，它们认为，修宪是破坏民主之举。洪最高法院还宣布全民公投“违法”、总统解除军队总参谋长巴斯克斯职务的决定“无效”。但塞拉亚拒不让步，宣布要尽一切力量推动修宪公投，并称这是一场“展示人民力量的斗争”……最终酿成了激烈的政变行动。而同属拉美的委内瑞拉狂人总统查维斯之所以对洪国的政变暴跳如雷，甚至扬言出兵干涉，可能正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国家里也成功推动过性质完全相同的修宪公投。

尼日尔的情况也如出一辙，被政变推翻的现任总统坦贾1999年当选总统，连任一次，原定于2009年12月卸任。去年4月，坦贾为谋求第三个任期，提出以公民投票方式修改宪法，遭到反对派、国民议会和宪法法院反对。坦贾于去年早些时候先后解散议会和宪法法院，引发严重政治危机。他当时宣称，尼日尔人民要求他继续执政，而规定可以无限制连选连任的新宪法终于去年8月经公投获得通过。此次政变发生后不到一周，军方发言人就对媒体宣布，临时政府将重新起草宪法、组织合法选举，并在适当时候民主地还政于民。

相对于洪都拉斯和尼日尔的单纯的政治危机，土耳其未遂政变的背景就要复杂得多，它深刻地揭示了这个地处东西方交汇点上的国家内部严重的文化和社会危机，因而也更具标本意义。

土耳其共和国的前身是版图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历经500多年沧桑的奥斯曼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后，民族英雄穆斯塔法·凯末尔发动革命推翻苏丹统治、建立共和国。自那以后的90年里，这个伊斯兰世界第一个民主国家里曾经发生过不计其数的军事政变，可以不夸张地说，这几乎已经成了一个经典的“土耳其魔咒”。

然而，与同期大多数后发展国家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几乎每一次，土耳其军人总是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扮演自由宪政的捍卫者的角色。一俟政局稳定，政权又总能如先前承诺的那样顺利交还给民选的文官政府。如我在前文中已经提及，若仔细分析，土耳其现代历史上的每一次军事政变都有其当时的特殊原因，也必然牵扯到军队、政党、政府、议会等个方面的具体利益，但笼统地说，这些政变大多遵循一条共同主线和一个基本相同的模式：即民选上台的政党试图利用大多数民众的意志改变土耳其现有的国家体制，而其中最核心的冲突往往又集中在“国父”凯末尔本人亲自确立的政教分离的世俗政治。

包括凯末尔在内的土耳其第一代现代化领导者大多是坚定的“全盘西化”论者，他们仿照西方模式制定了一整套政教分离、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并运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权力不遗余力地推动整个土耳其社会不断地西方化。他们甚至经常不惜采取高压强制手段推行他们心目中更加“文明”、“进步”的西式生活方式，以取代“愚昧”、“落后”的穆斯林文化风俗和生活习惯。然而，土耳其毕竟不是西方，由于千年以来的传统，它的国民中95%以上的人口虔诚地信奉伊斯兰教。现实政治力量一时虽貌似强大，但思想文化传统却更为悠长绵延，这就使土耳其这个社会染上了严重的文化危机，在因提出“文明冲突论”而名躁一时塞缪尔·亨廷顿看来，土耳其是这个世界上患有“文化精神分裂症”的最典型的社会。如今回头再看，即便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竭力“改造”，根深蒂固的穆斯林文化在土耳其也并未如凯末尔等人所愿，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更大的悖论在于，由于全盘学习西方，土耳其拥有一个多党制的民主政治制度。众所周知，在这种体制下，执政权的获得取决于多数选民的拥护。而在土耳其的现实社会土壤中，一个政党想要获得选票，最唾手可得和便于利用的精神资源无疑是民众心目中神圣不可侵犯的伊斯兰教感情。历史上，许多被军人推翻的土耳其民选执政党及被强行解散的一些咄咄逼人的在野党，多多少少都曾经试图通过议会投票等方式挑战那条被视为现代土耳其立国基石的“政教分离的世俗政治”原则。那些野心勃勃的政党领袖本人是否真如他们自己表白得那样对宗教充满虔敬倒还是第二位的，关键在于，这样做能够赢得更多选民。

只是土耳其不同于在其他那些脆弱的后发民主国家，它拥有一个坚决反对政教合一、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捍卫世俗政治的强悍堡垒，那就是军队。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或许在于，土耳其历史上最先接触西方思想的第一批政治精英正是军人阶层。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也像中国近代一样，是从羡慕西方“船坚炮利”的军事现代化起步的，只是它比中国更早，从18世纪上半叶就开始了，西式自由民主的观念在军队精英当中已深深扎根并形成传统。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意识形态传统又注定会与现实政治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于是，土耳其军队实际上便成了代代延续的封闭坚固的自由主义分子小团体，其支持者多为城市白领以上的富裕阶层以及青年学生。

多年以来，以军方为代表的土耳其自由主义势力一直十分敌视由现任总理埃尔多安所领导的伊斯兰教政策浓厚的正义与发展党。埃尔多安早年曾因从事宗教政治活动而入狱，正义与发展党的前身也曾于2001年遭政府解散。从2003年开始，每逢重要的选举节点，土耳其军方，包括其最高指挥官就几乎总会公开扬言，威胁发动兵变以阻止该党上台执政；2008年春夏之际，土最高上诉法院首席检察官还对该党提起诉讼，指控它控制议会和政府，实施宗教色彩浓厚的政策，危及世俗政体，并要求解散这一执政党，禁止包括埃尔多安在内70多该党成员今后5年内参政。在这么多年的拉锯斗争中，执政党和政府虽然也作出过一些壮士断腕式的重大让步和妥协，但总体上看，土耳其社会中伊斯兰教复兴的力量显然正在一点一点压倒紧攥着枪杆子的自由主义力量。近年来，土耳其军人发队军事政变的难度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高，而力度却比几十年前那种司空见惯的政变要弱得多，成效也小得多。

不足一年时间里，从洪都拉斯到尼日尔，再到土耳其，跨越三大洲，我所谓的“追求现代性”的新型军事政变所凸显的，实际是一个异常深刻并值得深思的问题：在一个非西方——特别是拥有深厚的非西方文化传统，如历史文化悠久的土耳其——的社会，完全翻版西方式的民主宪政是否可能？它又会异化出怎样的荒腔走板？

如果我们以纯粹西方式的民主政治逻辑来审视，无论是塞拉亚、坦贾，还是埃尔多安及其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都在各自国家内得到了大多数民众的拥护，他们推动的对宪法或其他制度、政策的修改，都是符合民主政治原则及其程序的。然而，如果我们再从支撑西方民主宪政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理论出发去分析，他们的所作所为显然都违背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土耳其的例子尤为突出——在一个已经实现了政教分离的世俗民主政体的国家试图恢复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的任何努力，都是无庸置疑的反动和倒行逆施，在这种情况下，军人干政只能被当作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策略而无奈接受。这里最诡谲的问题是：在西方，民主政治与自由权利是相辅相成、相互滋养的；但在此时此刻的洪都拉斯、尼日尔、土耳其乃至更多非西方国家，两者却经常是尖锐对立的——发动政变的军人破坏了民主，但他们看起来似乎又确实是保卫了法治和自由。再早一点发生在泰国的推翻他信总理的军事政变，也包含相类似的意味。

土耳其挫败未遂政变事件在英国《泰晤士报》上曝光后的第二天，欧盟委员会就立刻对这一严重事件表示了关切。它的一位女发言人称：土耳其民众有权知悉该事件的全部真相，“这也是必须完全本着公平公正原则对此事件进行规范化调查的原因所在。”从这两句话里，我们听出了来自“正宗”西方的微妙反应：民主没有失败，自由更加重要。

但事实果能如此吗？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一直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并让许多人士深信不移：解开“土耳其魔咒”的钥匙在于发展经济及推进城市化，辅之以适当的教育。一旦土耳其广大落后地区的农民逐渐富裕起来，并过上伊斯坦布尔式的多元化现代城市生活，他们就会慢慢放弃传统的宗教偏执，转而支持自由的世俗政治，最终使国家走上西式的民主宪政正轨。我相信这种理论有相当大的合理成分，但一拿它与真实世界相对照，其局限性便立刻展露无余。过去100年、特别是50年里，世界各地的经济现代化和城市化取得了无可辩驳的长足进步，农村人口、贫困人口和文盲比例都显著下降。然而，今天世界上已经建立起了稳固的民主宪政的国家，差不多与100前完全重合——说到底还是那些西方国家，唯一的例外出在东亚地区。这似乎有力地证明了，经济的发展，甚至推行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加民主政治，并不能落实真正意义上完善的西方式自由宪政；在不少地方，相反还带来前所未遇的社会动荡。

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仍然要到西方的历史与现实中去寻找。事实上，西方现行的政治制度是牢牢扎根于西方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之上的。所谓社会结构，即人们常说的公民社会，它与经济发展和利益博弈高度相关；所谓文化传统，就是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以后形成的与中世纪神权统治迥然有别的“现代观念”。此二者，缺一不可。因而在我看来，非西方的社会（特别是像土耳其和中国这样拥有深厚的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文化传统的社会）想要真正落实成熟而稳固的民主宪政，除了经济发展及其必然带来的社会结构变迁外，势必经历一次真正有深度和广度的思想文化启蒙，如同欧洲的启蒙运动那样。没有观念的现代化，任何靠枪杆子装裱起来的现代政治制度只能是一幢虚有其表的“沙滩上的漂亮洋房”。并且，从土耳其和中国过去百年来的失败教训来看，这种启蒙，绝不是摆出一付打倒本民族传统文化、无保留拥抱西方文化的激烈姿态，就可以轻松完成的。它注定将是一次文化融合与思想突破的艰辛曲折的精神之旅。

写于2010年3月7日，发表于2010年3月15日出版的《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见报标题为“土耳其土耳其‘魔咒’——军政冲突下的民主困境”，系该报编辑所撰。

前不久，美国许多媒体报道的一项重大新闻是民主党籍众议员查尔斯·兰格尔“自动请假，暂时离开”众议院岁入委员会（W aysand M eans Com m ittee）主席职位。这是众议院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委员会，主管税收立法，决定有关社会、医疗和其他福利的法案，都是直接与钱有关的决策大事。

兰格尔陷入欠税、接受大公司出钱的旅游招待等丑闻，早就在媒体上有所披露，但在民主党掌控的国会中却迟迟没有对他不利的惩戒处置。这主要是因为他是国会中资格最老、权力也最大的议员之一，又是奥巴马医疗保险改革计划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民主党对他极为倚重，因此对他的惩处就特别投鼠忌器。

个别官员的利益与政党的利益相互结合、等同为一，尽管这些官员因腐败而已经引起民愤，政党还是出于自身权力利益，在包庇他们，这种情况引起了美国广大选民的强烈不满。美国面临中期选举，有一半众议员的政治命运马上将再由选民决定，选民不满政党容忍腐败，定然会用他们的选票表达出来。正是迫于这样的形势，民主党内部才对兰格尔施加压力，迫使他作出“自动请假，暂时离任”的决定。

兰格尔并不是唯一因劣迹而陷入危机的民主党政治人物。纽约州民主党籍的州长大卫·帕特森涉嫌越权干涉司法部门调查他的一位高级助手（涉案于家庭暴力），受到公众要求他辞职的压力。民主党籍的众议员埃里克·马萨不久前突然宣布即将辞职，据报道，马萨曾经性骚扰过一名工作人员，辞职是为了避免众议院对他进行道德操守调查。美国的两党政治体制，往往使得政党在惩处党内腐败本党官员的问题上，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是想尽力保全本党官员，不让反对党借机壮大。另一方面又不能明目张胆地这么做，因为那样做不仅会授予反对党攻击的口实，而且还会引起广大选民的反感和愤怒。这种两难境地使得惩处腐败的动作被动迟缓，是许多民众对政治产生厌恶、反感和不信任的一个主要原因。

对于绝大部分选民来说，选出政治代表和官员，是让他们为民众的民生利益，而不是为某一政党的权力利益服务的。尽管选民选举出来的代表或官员有政党属性，但政党的利益并不就等于代表投他选票的选民利益，更不要说代表没有投他票的选民利益了。选民希望两党合作，诚心诚意为全体选民的利益服务，不希望他们为各自的利益你争我斗，势不两立。两党对立不符合全体选民的利益，一党独大同样也不符合全体选民的利益。克服两党对立的办法是两党合作，不是一党专权。

对于一个政党来说，权力越大，越符合它的利益。对于选民公众来说，一个政党权力太大，失去了有力的反对党制衡，不可避免地会变成专制，受害的不仅仅是那些不支持这个党的民众，连支持这个党的民众也照样会受害。这是民众利益不同于政党利益的根本原因。

美国民众对当前的两党对立、缺乏合作诚意充满了不满和愤怒。人们普遍认为，两党的争斗使得国会在重大民生问题上不仅难有作为，而且根本就是推诿扯皮。美国政客们对此是有所知觉的，他们不敢怠慢民众，不敢漠视民众的不满和愤怒，因为民众一定会用选票来表达自己的不满。现在坐在国会里的议员，都叫“在职者”（incumbent），许多选民发泄怒火的方式往往是，你在职时无所作为，不管你是哪一党的，下一次都绝不投你的票。对于每一个面临中期选举的在职议员，这都是一种可怕的压力和威胁。

兰格尔的“自动暂时离职”不过是许多高层民主党人士出于自身政治利益，与他保持一定距离而产生的一个结果。但是，政党利益与选民利益的矛盾并不会因此消退。奥巴马政府执政一年多来，与共和党的合作成效很差，两党都有责任，但选民追究责任，吃亏更大的总是“在职者”。在“看选民脸色行事”的美国，这是民众警戒执政党和政府的特殊方式。对执政党和政府行为保持警惕，给予警戒，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过分的。

10日，温家宝总理在参加河北代表团审议时说起他1月30日前往河北承德滦平县视察的事，那一天，当地农民反映了不少问题，包括征地补偿价格低、大棚里的黄瓜卖不上价、养殖户的周转资金不足等。温总理感叹道，自己没想到“农民那么敢发表意见”。

温总理使用词儿挺有意思，“没想到”、“那么敢”，足见他对基层民众的心理状态是有所了解的。在历代领导人中，温总理无疑是比较贴近基层民众、平易近人的一个，所以，农民见了他，应该还是比较敢于发表意见的，可是看看他们提的那些意见——黄瓜卖得太便宜耶——从这里，大家一定可以想象得到，温总理见到的那些农民可能是经过筛选的。这种事每天都在上演，领导要下来，下面开始安排和排演，人民群众变成“群众演员”，不但经过筛选、打招呼，甚至要经过当地领导“培训”一番。就连温总理上网和网友交流，他回答的那些问题也是经过一些说出来我们可能会笑掉大牙的“工作人员”遴选出来的……

我很难想象温总理不知道这一情况，即便他身边的人不点破这件事，聪明如温总理，也应该感觉到无论他走到哪里，他见到的普通老百姓，几乎都是一样的想法，一样的感激，一样的温暖，甚至一样的表情，当然，那提问，也是温总理早就准备好了答案的……

如何获得民意，哪些民意才是真实的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世界上尚未实现民主制度的国家领导人共同面对的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问题对毛泽东已不是问题：绝大多数时间，他的个人意志就是民意，当他发现有人反对他时，他用手中的权力制造一种“民意”去反对那个人，并最终整死他。所以，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里，毛泽东基本上靠自己的“理想”、个人意志、以及从他身边人口中听到的片言只语的建议，就“治理”和搞定了这个国家。那时，你要说下面的民意如何如何，实在是扯淡，因为，下面的“民意”是绝对不能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连亩产万斤的事情都可以编造，“民意”自然是毛个人意志的“随心所欲”了。

邓小平上台后的胡赵时代，有段时间媒体比较开放，从媒体了解民意的情况一度出现过一阵子，但没有持续多久。此后，媒体再度收紧，领导人也自然不会傻到从自己的“喉舌”上寻求民意与治国理念，总不能把自己的“喉舌”当“耳目”，自说自话吧？

不过，整个上世纪八十年代，最高领导人（邓、胡、赵）治理国家的重要途径是通过智库和智囊，这一点很像现在的一些西方国家。这使得当时的智库和智囊的水平也直接反映在国家治理上。这些智库有收集民间意见的功能，一些智囊本来就是来自于基层。

无论是毛泽东时代，还是改革开放后的这些年里，中央最高领导人作出最高决策而依据的最重要一块一直是情报，也就是我用间谍小说的形式详细论述过的“情报治国”——这是历史上非民主国家的最大特征，在媒体成了自己的报纸，在民意被“压制”、“控制”和“扭曲”时，“情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获得外界信息的最大途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

这种政体下的情报机构当然不止一个，高潮的时候，几乎每个部委都有自己的“信息收集”机构（也就是情报机构之一种），结果，每天从不同的情报机构送到最高决策层的各种“绝密”、“通信”、“内部”、“内参”等等源源不断。我估摸推算了一下，最高领导人（办公室）每天收到的绝密级“情报”（信息）就高达70份以上，即便经过工作人员筛选与整理，也是数量相当可观的。再说，来自各大部委的重要报告你可以帮老板审查甚至圈阅，但那些云里雾里的情报，你还真不敢不送。万一某一份是真家伙，那不误了大事？

这也是有人形容这种政治体制是“特务治国”的原因之一。你设立了那么多情报机构，人家就要拼命干事，结果情报一份比一份惊悚，弄得决策机构不能不相信。我举个含糊的例子，一位有识之士发表了一通治理国家的建议，应该说很中立，至少看不出恶意。结果，突然一个情报机构来了一份也不知道从哪里搞到的“绝密情报”，声称此人和海外有牵连，甚至与中情局勾勾搭搭。好家伙，哪一个领导人敢对这份情报掉以轻心？于是，那个人的建议置之不理不说，他本人的升迁没有希望了，甚至还会有人找机会要修理他一下。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由于大陆媒体基本上成了“喉舌”，大家也忙着赚钱，所以，这种“情报治国”还是比较突出的，不过当时的国家领导人由于个人爱好，倒是经常要求阅读一些西方的媒体报道特别是评论，这些应该对他做出一些决策有影响，但引导他做出重大决策的还是“情报”为主。如果今后历史档案解密，我们也许会看得目瞪口呆。其实，只要细心观察，就会发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国家的重大决策几乎都有“情报”的影子：从刚开始的抵制“和平演变”，到美国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中国在“情报”引导下崛起，希望又在“情报”的魔影下熄灭，成也情报，败也情报……

也许胡温吸取了这一教训，但更主要的原因却是出现了互联网。这可是上帝送给中国人最及时的礼物。互联网和其他媒体不同，其他的媒体基本上还是比较严格地执行各地党的新闻和舆论政策，所以，从2005年后，几位高级领导人办公室基本上不再把从国内报纸上收集的“民意”送到老板手里，其实这挺容易理解的：你报纸都是下面党委和宣传部定的调门，莫非要让总书记和总理看自己手下弄出的报纸，以此来决定如何治理国家？

互联网的出现并蓬勃发展，第一次让这个从来都无法正确接收民意的政府找到了一个新的渠道。如果他们愿意，肯定是可以直接接触最原始的民意的。在这一点上，胡温身边的人走在了前面，据说，直到后来胡温责成身边人收集网络民意之后好几年，有些情报部门才不情不愿地开始从网络上收集“情报”——民意。而互联网“民意”出来后，情报的作用大大下降，甚至出现“情报”送上去，结果被老板身边人指责“胡编乱造”，原因是那份“情报”所言的事实明显和网络上公开暴露出来的内容不符。

很有意思的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开始重视互联网上的“民意”，并开始用这些“民意”部分取代了以前的“情报”。大家知道，由于中国没有“民意”（因为没有任何渠道获得民意，包括不允许公正公开的民意调查），西方情报机构收集的中国情报中有几乎超过一半是所谓“某某人怎么说”、“民众有什么想法”等等，当他们发现互联网上对中国时局的分析和预测，时效和准确性几乎超过了他们情报机构花大钱搞的“情报”时，他们一头扎进了互联网。这也难怪，中国的网络民意在影响政府决策，你美国等要想了解中国政府决策，自然应该先下手为强，从互联网民意入手。

从毛泽东纯粹的个人意志治国，到八十年代的“智囊”加“情报”治国，发展到九十年代的“情报”与“海外民意”治国，到新世纪头十年终于进化到部分以中国自己人的（网络）“民意”治国，整整走了六十年。但如果与现代国家治理的先进经验相比，可以说仍然是刚刚起步而已。

用“民意治国”取代“情报治国”虽然是进了一大步，但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这种“民意治国”仍然是人治的一种，正如一帮没有经过民众选举的代表们开会搞民主，那顶多是“会议民主”，和民意代表参政议政的“议会民主”相差甚远。没有民主制度，民意再汹涌，也只有等待“明主”来重视，来青睐。而只有建立在投票选举上的民主制度，才能让民意真正转化为制定各项政策和决定国家前途的力量。

到那时，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没想到”，但温总理绝对不用像现在这样操心，因为，当家作主的老百姓会帮你想到很多你“没想到”的事……

2010-3-11香港

我学法律、教法律，也做兼职律师，平时打交道的大多是各种各样的法律人。法律人包括法官、律师、检察官、法律学者等以法律为业的人。这个“业”不仅是职业（vacation）、专业（profession），更是一种志业（calling）。

法律人的尊严直接体现着一个社会法治化的程度，而法治化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在砸烂公检法、“无法无天”的时代，法律人不可能有什么尊严，任何一个公民也不可能有什么尊严。30年来，虽然偶有曲折，但整个中国是在朝着法治化的方面迈进。虽然还有很多让人无法满意，但法律体制越来越完善、法律职业化程度和法律人的素质越来越高、法律规则在管理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法律人的尊严感和每个公民的尊严感也在逐步提高。法袍取代大檐帽，绝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改变，它改变的是法官的自我定位，是人们对法律职业的理解。当然，为了配得上法袍、法槌和天平这种庄严的仪式感，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比如律师的权利问题。我喜欢看法律影片，看扣人心弦法庭辩论；而律师往往可以充分展露才华，或幽默风趣或大义凛然，或出奇制胜或绝地反击。在很多法律学子的眼里，律师是最帅、最爽、最酷的职业。我结合自己的一些经历来说说律师的尊严。

要做律师，首先要通过律师资格考试；现在是统一司法考试。本来法官、检察官和律师都属同一共同体，分享同样的知识、理念、思维方式，共同维护法律尊严，只是分工不公。而且法官应该比律师平均水平高一些才对。律师要通过艰苦的学习和考试才能做，而在法庭上椅子更高的法官却可以是满脑子战争思维的复转军人，这其实让双方都没面子。

本以为律师职业是独立自治的，“有关部门”和领导不会干涉太多。但很快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一个案子能不能接，要经律所主任审查，尤其是涉及群体事件的或其他“敏感”的案件。除了有关部门成文的硬性规定和口头传达的“精神”之外，还有“自我审查”的因素；毕竟司法局掌握着律师事务所的生杀大权，得罪不起。

更要命的是律师的自我审查。某个律协会长在一次大会上公然叫嚣︰“他们敢跟我们过不去，我们就砸他们饭碗！”“他们”指的是敢接敏感案件、敢说真话、不听招呼的一小撮律师，“我们”指的是律师领导和司法局领导。后来果然有一些律师被砸了饭碗。律师要揣摩“上面”的意思，什么案件不能接，什么话不能说，唯唯诺诺，战战兢兢，生怕年检通不过。这个时候，“尊严”是件挺奢侈的事情。

“年检”可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本来拿到律师资格证和律师执照，就可以从事律师执业了，但每年都有一大关要过︰司法局要在律师证上盖上打印，这个律师证才继续有效。不听话的律师每到5月份心里就没底儿。这种政策下，很多律师不接敏感案件、进而不接刑事案件，进而不接行政案件，甚至不接案件——只做非诉讼法律业务。

律师权利受到侵犯时，指望律师协会出面维护权利，基本没戏。律师协会表面上是行业自律组织，但实际上是披着协会外衣的政府机构，是司法局的收费员和监控者。因为选举弊端重重，律师代表基本代表不了律师。去年一些北京律师希望推动律师协会的直接选举，我也参与其中；结果革命尚未成功，牵头的律师于是被穿各种各样的小鞋儿︰不给年检、不给转所、不给换证……

这就不对了。律师协会必须独立自治，才会有尊严。我访问欧美一些国家时，询问政府和律师协会的关系，人家告诉我说，没什么关系。以法国为例，律师协会只有一件事儿是和政府打交道的，那就是律师参与法律援助的经费不够的时候，可以管政府要钱。举凡律师考试、资格颁发、纪律制定、惩戒、收费，政府均无权干涉。律师执照每年由政府审查注册，简直是天方夜谭。

回头接着说中国。刑事案件律师参率很低，除了专业、兴趣、经济收入的原因之外，更多的是风险。“306条”，让律师心惊胆寒︰刑法专门为律师准备一个单独的罪名——律师伪证罪，这也算是中国特色了。这个条款对刑事律师行业的打击几乎是摧毁性的。有些律师在为被告人辩护之后，直接被检察院戴上手铐，从法庭上抓走，这绝不是小说情节。

我喜欢刑事辩护，因为这更刺激。不管一个人犯下多么可怕的罪行，被逮捕关押送到被告席上，他都是一个弱者，刑事诉讼甚至被比作“国家与公民个人的一场战争”。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个个都是老大难。我介入的刑事案件里，绝大多数都有刑讯逼供现象。但在法庭上我提出刑讯逼供问题，法庭根本不接受；哪怕在虎视眈眈的检察官面前拿出证据，法庭也视而不见。因为司法不独立，不少案子法官作不了主，要听庭长、院长、或审判委员会的，法院又不敢得罪公安局、政法委、党委书记。——法官要像西方国家的同行那样，多牛啊，总统都要向大法官宣誓。律师的才能体现在，通过法庭辩论说服法官，但如果听审的法官决定不了案件，律师和法官都不会有什么尊严。

在辩护过程中，法官有时候无法保持中立，屡屡打断律师发言。根据我对中国刑事司法实践的观察，不管多复杂多重大的案子，几乎都是半天完成，很少超过一天，超过两天的就更是凤毛麟角。律师也许准备了一大堆证据，一大套法理，一大篇“结案陈词”，但是法官会说︰“请你简单点儿”、“这个与本案无关”、“时间关系，庭审到此结束”、“庭后提交书面辩护词吧。”——你想学林肯、丹诺，可你连随便站起来的权利都没有、不能在法庭上走动、希望出庭的证人都被拒绝、更没机会对控方证人交叉询问、甚至想说的话都不能说完。你要惹法官不高兴，天津法官给你一老拳，云南法官没准儿把你铐在的篮球架上。我在石家庄辩护的一个案子，法官很生气，后果是我被四个法警拎着胳膊腿儿扔出法院大门。你想刺激，想为正义而战，但得到的是一肚子委屈。

尊严就体现在细节之中。我到全国各地法院办案，有一个很深的体会︰法院大楼越来越豪华气魄，大门越来越宽，但律师和群众从这里进不去——必须绕到侧面走窄窄的侧门。往大了说是法院的位置没摆正，往小了说就是欺负人。这要改。我们的司法制度需要大力改革，才能有法律人的荣誉。而完善司法制度离不开法律人的具体行动，每一次开庭，每一次辩护，每一个判决，每一个立法。我们曾经为正义而奋斗过，这就是法律人的尊严。

笔者前几年曾撰文《官帽批发商是国人头号公敌》，对官帽批发商的危害作了论述。几年过去了，批发官帽现象有增无减。那么，众多官帽是如何批量产生的呢？

进入官场的人谁不想升官？巨大的需求与十分有限的资源，导致供求关系极度失衡。许多人为了升官无所不用其极，穷尽了其它手段之后，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买官卖官。

如今官场编制早已达到极限，所有官位人满为患，想腾出空闲官帽批发谈何容易？不过，能混到批发官帽位置的人都是人精，法律、法规对于他们形同虚设，官帽的无中生有只是小菜一碟：

—是缩短任期法。法律规定官员任职期限为五年，为了加快提拔官员频率，就需要缩短任期，不少官员任职三年、两年、甚至一年就调动。动一个重要官员往往会导致一连串的位置空缺，这些位子都能待价而沽。

二是增加副职法。法律规定除非必要才能设副职。然而在实践中，基本上是因人设事。一正五副、六副已属常态，八九副、十几副时有所闻。将比兵多，比比皆是。

三是肥缺挪窝法。有些肥缺大家都很眼红，批发商心知肚明。顶多让那些人干两三年，捞的差不多就换位，也给其它官员以捞钱机会。如此轮流坐庄不但能够减少怨言，也可避免某些官员捞的太多东窗事发。

四是非领导职务晋级法。虽然副职大都超编，但是还有更多官员需要提拔安排。于是官帽批发商设计了巡视员、副巡视员，调研员、副调研员，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这样的岗位。对于个人来说，这些岗位虽然没有实权，但级别上去了，待遇明显提高，感觉大不一样。

五是提前退休法。法律规定公务员男60，女55岁退休。一些地方为了加速官帽周转，规定科级干部男55，女53岁就要内退。副县（处）级男57，女55岁内退。内退的人大都不用上班，待遇丝毫不减，有的还能得到提级加薪，也就乐得让位。

通过这样的运作之后，批发商们空手套白狼，每年都能获取相当数量的紧俏商品——官帽。对于批发商来说，这样的官帽，等于真金白银，美女如云，不亚于要什么有什么的魔瓶。

以上的所有办法，都是官帽批发商置国家法律于不顾制订的土政策，而我国的特色国情就是土政策比法律管用。

凭空冒出这么多官，由谁买单呢？冤大头不是别人，只能是广大纳税人。纳税人缴纳税赋的目的，一是雇佣官员，使之管理公共事务。二是通过政府财政开支，完善公共服务，享受福利保障。然而，由于百姓不能选官，导致官员反客为主。日益庞大的官员队伍，日益提高的官员待遇，都要从公共财政开支。财政蛋糕的大部分被官员切走，用于公共项目的开支要么捉襟见肘，要么难以为继。

也许有人会说，这么明显的腐败行为，难道官帽批发商不害怕吗？事实上，官帽批发商根本就没有害怕的概念。因为，以上做法已经成了官场的潜规则，上行下效，何怕之有？再说中国特色的反腐与国外有本质区别。外国反腐主要看是否按程序办事，只要违反程序就按腐败论处。我们反腐必须抓贼见赃，没有证据统统不算数。更何况在许多地方，反不反腐要由官帽批发商说了算。

党管干部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的重要原则，坚持这个原则的目的是为了公平公正的选拔人才，确保权力更好的为人民服务。然而，在一些地方，党管干部早已演变成了党委书记管干部，怎么管理，怎么任用，完全由书记一个人说了算。书记违反国家法律、违反程序、违反规定的行为不受任何监督制约，在这种情况下，批发官帽就会成为必然。

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提出，用三年时间解决买官卖官问题。果真能实现，当然谢天谢地。不过，当前的迫切需要解决的头号难题是党大于法，权大于法。这个问题不解决，其它问题不可能解决。即使抓上几个典型，好上一阵子，更严重的问题必会卷土重来。

2010年3月

附：

官帽批发商是国人头号公敌

作者田奇庄

先澄清标题中的几个概念。

官帽批发商――独揽官职任免权的高官，多指卖官鬻爵党委书记；

国人――指包括广大党员在内的中国大陆民众；

头号公敌――威胁最大，为害最多的敌人。

进入新时期，阶级斗争已成为历史，敌我概念日益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善恶真伪之别，权利利益归属，违法守法之争等等。笔者之所以选定这样一个题目，是因为官帽批发商已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最大障碍，不仅是当今社会危机的源头，亦是未来亡党亡国的祸根――希望以此危言引起国人关注。

为什么不说官帽批发商是二号、三号公敌呢？有道是有比较才有鉴别，让我们比较一下其它所谓“敌对势力”情况。

先看看国际社会：

世界列强会入侵我们吗？――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显然没有可能；

恐怖主义会破坏我们吗？――国际恐怖组织至少近期不会把我国当成主要打击目标；

台独分子能分裂我们吗？――那些跳梁小丑们只是河沟的泥鳅，不可能掀翻大船。

随着改革开放的中国日益强大，随着中国逐步溶入国际主流社会，来自国外的威胁只会越来越小。

再看看国内：

治安刑事罪犯――能造成民众不安全感，但大家加强自我防范，可大大降低风险；

不法商家――打着各种幌子坑蒙诈骗，但消费者只要提高警惕，就会减少上当受骗；

以上两类人如同苍蝇、蚊子，大家讨厌它们，却无法根除它们。好在它们的危害有限，如果情况严重社会舆论反映强烈，大都能得到有效治理。

让老百姓感到恐惧和无奈的是以下两种势力：黑社会――属于刑事犯罪的一种。这些人的大都通过非法手段与有钱人分一杯羹，或与其它黑社会组织争地盘。黑社会若成了气候，老百姓便无宁日。但成气候的黑社会都与腐败官员有千丝万缕联系。

腐败官员――他们把社会公共财富用于个人或小团体享受挥霍。无所不在的腐败已成了悬在民众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老百姓不知何时大祸临头。这些官员对百姓巧取豪夺恨不得雁过拔翎，却把上司奉若神明，孝敬有加。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权力是谁给的。

黑社会与腐败官员其实都是官帽批发商的附产品。处在社会金字塔顶端的就是官帽批发商――他们是这个世界上为数极少的一部分人。

近年来，全国已经查处了数百名官帽批发商。可是，统计概率学认为，暴露者一般只占总数的6％。由于许多官帽批发商动辄管辖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人口，他们的危害严重程度恐怕要用天文数字来估算。

由于体制缺陷赋予了官帽批发商极大权力，他们的能量大的惊人。以至成为：制造社会危机的大鳄，将腐败迅速扩散的癌细胞病灶，假丑恶道德瘟疫的传播者，颠倒社会价值观念的源头……

在官帽批发商控制的地盘，他们挥舞权力魔杖呼风唤雨：把宪法变成一纸空文，将法规当成手中玩物，把监督者变成自己的仆从，把公民的权利变成自己的摇钱树……

这些国人公敌利用体制缺陷和漏洞攫取权力，靠批发官帽获得一本万利，用积累的巨额财富搏得更高官位。再用权力巩固和维护有利于他们的体制，将改革要求扼杀在摇篮……

可悲的是，面对如此大敌，十多亿国人，数千万党员，至今拿不出有效的防范应对措施。只是由于个别官帽批发商得意忘形偶然失手才被绳之以法，更多满嘴马列邓江，一肚子男盗女娼，善于玩弄权术的官帽批发商，依然是要雨得雨，要风得风。

其实，只要把选拔官员公开化，把选举权力分散化，就能铲除官帽批发商赖以生存的土壤。可是直到目前，我们还看不到启动此类改革的征兆。

别看官帽批发商大都来自党内，其实他们也是广大党员的头号敌人。因为他们极大地腐蚀了党的队伍，损害了党的威信，恶化了党和公众的关系，因此为广大普通党员深恶痛绝。

由于官帽批发商死死握住批发权不放，拼命阻挠政治体制改革。几十年来，党内民主纳米推进，党内监督迟迟不能理顺（纪委书记归党委书记领导）致使腐败发案以几何级数递增……假如有一天党真的垮台，十有八九会毁到这些人手里。

官帽批发商不仅是全国十三亿人民的头号公敌，也是七千万*员的头号公敌。头号公敌不除，国无宁日，民无宁日，党无宁日。面对头号公敌――实有必要动员广大党员共诛之，全国公民共讨之。

2006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