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学与公民社会，在我看来，两者之间没有必然关系，也没有密切关系。
没有必然关系，意思就是，文学在公民社会可以发生，可以存在，可以发展；在非公民社会，文学也同样可以发生，可以存在，可以发展。
头脑不清的人常喜欢如此发问：我们现在有李白吗？有杜甫吗？我们现在有“离骚”那样的杰作吗？今天又有哪一部小说比得上《红楼梦》？如果我们不计较这种胡乱比较，现在倒也确实没有李白和杜甫，没有“离骚”和《红楼梦》——取其意义，就是没有《红楼梦》那样等级的小说。而无论李白、杜甫或《红楼梦》所产出的年代，那至少比我们今天离公民社会更远的。
还有一种玩笑说法——美国人说的——西方社会（应该是公民社会了？）取消审查制度（censorship）就一定有利于文学的生长和繁荣？历史上除了那几个举了又举的少数如《恰特莱夫人的情人》、《虹》、《尤利西斯》、《洛丽泰》之外，真还看不出审查制度对文学有太大的害处。要命的是，相反的事例同样可以举出很多，最典型的就是18、19世纪的俄国（肯定是非公民社会）。当时沙皇政府热衷于严密的书刊审查（当然比不上苏联时期），可就在那个时代，涌现了人类最出色的一批天才作家，产生了一部又一部惊人的杰作，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文学创造时期。事实是如此的令人惊异，以至于使人几乎要受诱惑地设想，一定程度的压制和审查，可能是为产生一个普西金、一个屠格涅夫或一个契坷夫应该偿付的代价，更不用说一个陀斯妥也夫斯基和一个托尔斯泰啦！
中国文人也有类似的不玩笑说法，最喜欢引用的就是文王什么什么，司马迁什么什么，天将降什么什么，记不住，也懒查，意思大家明白了就是。
不管是头脑不清，玩笑或不玩笑，我只是为证明以上所说，文学与社会公民不公民没有必然关系，也没有密切关系。美国文学评论家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曾说过，事实上，文学的繁荣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发生。
（二）
这个题目——我不想称它为命题，想来倡议者也不会将它看作命题——还有或可以含有其他意思，我从中还解读出这样两层意思：
一是：文学从业人员或作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
二是：在文学范围内或如何运用文学手段来建设和推进公民社会。
这两层意思如果化为命题或问题，我想不会是虚妄的，是值得我们大家好好说道说道的。
按我的简单理解，第一层意思，就是我们作为作家或准作家或写作人（我们笔会中纯粹的文学从业人员，就是以文学作为职业解决吃饭谋生的人似乎很少）对建设（当它还未出现时）和推进（当它已有苗头时）公民社会的个人的责任义务。第二层意思，就是我们作为作家或准作家或写作人，如何运用我们所掌握的文学手段来建设和推进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还需要维护，但这不是当务之急，因为，大约总没人以为现在的大陆社会是一个公民社会。
两层意思中，第一层是道义上的，第二层是技术上的。
在我看来，两层意思中，第一层意义大，第二层意义小。
如果按辩证法的说法，两个意义都重要的啦，没有道义技术要偏向，没有技术道义无从发挥，诸如此类的，这只要想想大陆对“又红又专”的说法就可以知道这套说词了。
无奈，我很不欣赏辩证法，积郁多年，乃至有点蔑视，我自己总在文章中努力避免这种既这样又那样的把戏，不知是否能撇脱干净？我计划中要重写的一本书，其中一个任务就是破除辩证法的迷障。
所以，我这里就明确分别：第一层意义大而第二层意义小。“红”比“专”重要。
（三）
我做这样的分别，乃是承接我上面讲的文学与公民社会没有必然和密切关系而来的。
不是文学与公民社会没有必然和密切关系么？那么，我们这些自认为在弄点文学的人是否就可以置身事外，不去管它？
当然不是。我相信，我们笔会中的所有人或至少绝大多数都不会赞成的。
但如果在文学和公民社会之间只能选其一呢？
这说法不太准确，换一种更具体的说法，建设和推进公民社会，如果要以我们个人弄不弄文学为代价呢？更放大点，如果以文学不发展不繁荣为代价呢？——尽管这是不太可能的。
那就不去管什么作家不作家，文学不文学，繁荣不繁荣更是小事，还是以公民社会的建设和推进为重、为首要之举。
应该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