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在论证国家存在的必要性时，把国家与“自然状态”进行了对比。霍布斯所认为的“自然状态”，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在自然状态下，人们为了保护自己和争夺资源，会使用一切暴力手段彼此攻击；人们虽然可能订立契约，但是一定会设法违约。解决之道就是让国家这个“利维坦”垄断所有暴力，并且禁止私人间的暴力行为，只有这样人类才会拥有和平和秩序。霍布斯认为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国家滥用权力，国家也一定会滥用权力，但是专制暴政也比自然状态下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要好，这就是国家存在的理由。

显然，如果霍布斯是正确的，那宪政就是不可能的。我们如何反驳霍布斯的观点呢？

一个问题是霍布斯所描述的那种“自然状态”，不仅在人类中从未出现过，而且在任何自然状态下的动物群体中都从未出现过。人类的灵长类兄弟——如猴子、猩猩等会为了争夺在群体中的头领地位而彼此争斗，但这种争斗的暴力程度是有限的，不会造成致命伤害，这或许还可以归因于它们没有致命武器；但即使是爪尖牙利的猫科动物，同种动物之间为了领地而发生争斗时，致命伤害仍然很少发生。

这是因为动物之间存在两种不同的攻击模式，其中一种是肉食动物的捕食性攻击，这种攻击冷酷而致命；另一种则是同种动物之间争夺领地或在群体中的地位时的侵略行为。侵略行为以虚张声势和互相恫吓为主，甚至很少会演变为真正的暴力行为，而且只要其中一方认输，另一方就会停止攻击，因此不会造成致命伤害。自然状态下，没有一种动物会用对待猎物的手段来对待自己的同类，因为自相残杀的动物很快就会被自然所淘汰。

我们人类是灵长动物，但是环境的变化迫使我们离开果实丰富的森林，来到草原以狩猎为生。人类变成了灵长动物和肉食动物的混合种。与很多素食主义者的想象不同，正是肉食和狩猎生活使人类学会团结合作。我们没有猫科动物那样的利爪尖牙，因此我们要想打到猎物，就只能依靠彼此的通力合作。有人说霍布斯的理论以资源匮乏为前提，但从人类进化史上来看，正是食物的匮乏和生存的艰难迫使我们合作求生。作为成功的狩猎者，我们必须用和平、合作和互助的方式来对待彼此。今天的人类虽然也会自相残杀，但是要注意，这些残杀并不是发生在自然状态下。

狩猎需要合作，也需要充分发挥群体中每个人——哪怕是最弱者的积极性，为此我们不仅需要较为平均地分配猎物，也需要领导者的权力受到限制。领导者必须用更加平等、宽容和合作的方式来对待群众中的成员，与他们打成一片，这样成员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他的领导，而不仅仅是畏惧其权威。而这就是宪政的进化心理学基础。

当冯正虎回国之时，我萌生了一种希望，似乎此后中国政府对于异议人士的出境或回国的政策，将有一个理性的调整，但从近日廖亦武第十三次被拒出境判断，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思想僵化的执政者，如同花岗岩一样的脑袋，没有从冯正虎事件中汲取任何教训，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重大突发事件的足够压力使党内派系发生裂变，在社会上与维权群众形成里应外合之势，中国就只能一如往昔，因此仔细分析廖亦武出境受阻的深层原因，对读者或许大为有益。

据自由亚洲电台今年3月3日的报道，四川独立作家廖亦武本周一打算由成都经北京转机飞往德国，出席科隆文学节，不料在成都机场起飞前，被当地公安粗暴地拦下带回。廖以武说：“飞机的舱门口站满了非常多的机场警察，可能有十几个人，警察把我带到机场派出所，等待国保大队的人来，然后就把我接到我住的地方。”

我们知道，官方阻挠异议人士出境或回国，也不是什么新闻，但如此执着地双方对峙，持续多年，令人印象深刻，因为这是十多年来，当局第13次限制廖亦武出境，2009年初，他意外获得了护照，似乎事情有了转机，他准备去澳大利亚领奖，但却在广西出境时被拦截，10月份他前往德国法兰克福出席书展，又被禁止出境。总之，与冯正虎刚好方向相反，沮丧而愤怒的心情却曾经一样。

现在，廖亦武未能出境的新闻又登上了海外媒体的头版头条，显然这一不理智的错误做法，如同当初对待冯正虎律师一样，将使中国的形象蒙羞，也使官方欲求达到的目的适得其反，海外舆论对其原因的探讨则众说纷酝。总之，我们似乎到了这样一个时代：对待类似国民出入境这样的有法可依的涉及国格的问题，官员们可以滥用权力，肆意枉为，各行其事，谁也讲不清是根据什么标准，命令来自哪一个阶层的官员，何时情况会有所变化，真是让人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在我看来，廖亦武不能出境和冯正虎事例的突变一样，都微妙地透露了中共高层权斗的端睨，前者，对四川民间的深入了解和如掾笔力的强劲使地方官员胆战心惊，而后者与上海访民的密切联系则让当地高官夜不能寐，但我们应当看到，冯正虎幸运地从共青团派与太子党的权斗之夹缝里，成功穿出，回到上海，官方未做任何解释；而廖亦武呢，他得罪的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等人，则是正在走红的共青团派的嫡系，他们已掌握了中共高层和地方的实权，所以，尽管他拿到了护照和德国大使馆的特别签证，但在最后时刻，他依然梦断机场。

这使我想起2009年2月4日我的出境，我也被拒了三年，但就我本人的性格而言，更喜欢过低调平淡的生活，所以媒体鲜有报道。最令我愤怒的是2008年初，当年的2月8日至13日，由日本《读卖新闻》驻上海支局长加藤隆则筹备的我的首次个人赴日书法展，在东京新桥举办，最初，大连国保承偌我认真考虑我的护照问题，但后来在开幕前一周加以拒绝，他们的理由是，我出狱后被剥夺政治权利三年，此间不能出国，这似乎还有点借口，而廖亦武呢，显然，官方根本没有任何能够拿到桌面上的理由，自圆其说。

后来我成功出国了，原因可能与我多年来低调行事有关，但我想，如果没有中共高官在辽宁省地方的明争暗斗，如果不是太子党和共青团派的内斗裂缝，依据当时本人的具体情况，要走出国境，恐怕是难以想像的事情，虽然，我至今也不知道其中的秘辛，但我认为，出境后我发表的许多文章，一定会使某些决策者后悔不已。所以，在我看来，警方之所以对廖亦武如此持之以恒地“厚待”，是因为，他的写作能力要胜过许多人，多年来做为一个十分关注社会底层的著名作家，他深入了解了许多敏感问题，这些想必被色厉内荏的中共称为“国家机密”，假如出境之后，他彻底免除了恐惧威胁，其笔力激情将如活山般暴发，作品定会井喷！而失去了民心的中共官员岂能不严加防犯呢？

那么有人会问：为什么前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赵岩能够出国呢？他不仅是一个非常富有才华的写手，也是著名的法律维权人士，但我经过短暂接触得知，就他本身来讲，他具有很强的号召能力和组织能力，与其说他是名新闻记者，不如说他是个成功的维权领军人物，所以，了解每一个异议人士的中共国安部门，更乐于把他赶出国门，使他成为无水之鱼，而廖亦武呢，我不认识，我只是读过他的很多文章，我看，文如其人，恐怕采访和写作则是他的特长，而手术刀一样解析中国社会底层的生存状况和反映他们发自内心的呐喊，则会使中共，特别是四川的地方官员惶恐不安，不用讲别的，只报道汶川大地震中死去的孩子和豆腐渣工程的内幕，就会要了刘奇葆的命！所以，可能与其对立的官员，出于个人的目的或出于同情，也希望他早些走出去，但目前中南海高层内斗的势力，还未失去基本上的平衡，或者说刘奇葆还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所以才会出现成都机场的一幕。同时也可以说，由于党内斗争的复杂性，同样是监控和打压异议和维权人士，中共的专政工具则狡猾应对，千变万化，呈一片乱象。

不过，在我开来，余杰似乎是个极典型的特例，他名扬海内外，却深居京城，既可以高调地批评中共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又可以畅通无阻地自由出境，有许多海外人士，雾里看花，猜测不已。笔者认为，他目前还没有得到廖亦武那样的“厚待”，可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余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信仰基督教的书生，他的文章，主要是站在历史和未来的交叉点上，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演变，并指出它的民主化未来清晰的脉络走向，这可能在中共高层领导看来，还不那么过火，可能他也拥有一批不敢公开叫好的党内“老粉丝”，总之，他们还需要这个不会说谎的可爱的孩子；二是，伪善的中共，尽管把刘晓波关进了十一年之久的大牢，但他还有狼外婆的虚伪的一面，他也需要“人权服装模特”的橱窗，展示于皇城脚下，而富有无与伦比的才学和知名度的作家余杰，正好是这样的人选，当别人和别国强烈谴责中国没有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之时，共产党会以余杰为例，替自已遮羞，为自已辩护，所以，阻拦廖亦武这样的作家出境，就与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因此不论怎样，在我看来，问题的实质都是一个：中共政权已彻底地丧失了合法性，官员为了保住既得利益已无所不用其极，这标志着它的一党统治已到了分崩离析，火山暴发的临界点，中国的作家正在黎明前重覆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等人的故事，而前车之鉴已被东欧巨变所证实，或许，廖亦武就是一个现代版的索尔仁尼琴，而阻拦他出国的闹剧则是中共加速灭亡的葬礼！

2010年3月3日于多伦多

那坟，簇新的。说是坟，其实倒嫌多了些，只不过是个垄起的土丘，旁边围着细绳，就等土木师傅砌个边，盖个顶，收个尾。苦主特别交代，那墓尾墙中间圆圈里的张字得够红、够苍劲才行。前墓的姓名头衔碑也马虎不得，到底要洗石子的，还是安个大理石，他的家人吵了十天半个月也没有一个结果。就连出殡那天，他父亲和大伯还当着众亲友的面，差点大打出手，还是他母亲的哭号，才止住了就要对冲起来的两个男人。父亲认为，就这么个儿子，虽然死得不是很体面，死后总得给家人在这村子里有个维持他张家原本就体面的理由。大伯却不这么想，说是躺在地底的他，年纪轻轻，为个无依无靠，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小女人丢了命，怎么也不配有个好坟，死不安宁，也是应得。

这么个送葬队伍，唢吶、椰胡、小钹、堂鼓的，节奏散乱，走音走调，加上女人伊伊唔唔的哭声，惹得蝇虫也要烦躁起来。这些人，又拜、又叩、上香、上饭、免不了也要两个出家人颂经、安魂。大热天，折腾了一个多小时，队伍才又往回走，而且安静了些，留下头戴斗笠，脖子上围着湿毛巾的坟地工人继续铲土、砌砖，要给那人盖个新厝。

她在远处的一棵龙眼树后躲着，心，怎一个碎字了得。她眼睁睁地看着棺木是怎么吊放到地底的。是呵，那个在阳光下刺人眼目的橘红色木柩内躺着一个她的人，按照风水师的交代，下穴时，头脚都要对得准、摆得正才行。

她的号啕那么地静默，她的锥心刺骨那么地云淡风轻，她的不舍那么地撒手挥袖。溽暑的日子，她一身冰寒。

怎么回家来，也不去记忆。她把自己洗净，换上白衣白裙白袜白鞋，梳妆了长溜的黑辫子，安静地坐在木桌前，拿出右边抽屉里的白纸，她开始幸福地写信。写一阵，痴笑一阵，再写一阵，再痴笑一阵。然后轻轻折起，放入白色信封内。

那小炉就和坟一般新。啪一声，点上了火，白信就在小炉怀里烧了个黑，连烟也不留一阵。她望着发晕，缓缓起身，再拿出抽屉里的白纸，再幸福地写信。写一阵，痴笑一阵，再写一阵，再痴笑一阵。然后轻轻折起，放入信封内。长白的信封，中间红框内写上“景衣若小姐收”，左边寄件人处，是“内详”两个字，红框右边的收件人住址处，写着“上河村宝淀里宝庆街二十三巷十五号”。然后，她出了门，把信拿到邮局寄了，心也安了。

两天后她收到了一封信。拆开来，读了。她微笑着把信收入信封，把信封放入左边抽屉里。她从右边抽屉里拿出白纸，开始幸福地写信。写一阵，痴笑一阵，再写一阵，再痴笑一阵。然后轻轻折起，放入白色信封内。小炉还是新，上了火的白信，片刻不留地在她眼前一阵黑，像无梦的眠。她起身，再拿出抽屉里的白纸，再幸福地写信。同样的收件人，同样的收件地址，同样地去邮局寄信，也同样地放心安静。

写信、烧信、寄信、等信、读信…日子过老了，辫子长累了，白衣白裙白袜洗黄了。在一个大雨滂沱疾风呼啸的夜里，她拖着一身的泥泞，去了不新的坟。带着沉默的哀号，她单薄一身扑倒在大理石碑前，发银光的闪电不住地照耀着她纤细的手指，一遍遍画过碑上深凹的字：庚申年生，癸未年逝，张正棠。她一声声悠长地呼唤那只度过二十三个寒暑男子的名，寸断肝肠…

怎么回家来，也不去记忆。她把自己洗净，换上白衣白裙白袜白鞋，梳妆了长溜的黑辫子，把迭满抽屉及两个大布袋的信全拿了出来。她读一封，贴一封，就从她构得着屋子的最高处开始。墙贴满了，橱子贴满了，床铺桌椅贴满了；贴上窗时，她看到自己的泪和打在窗上的雨，相互交迭，涓涓淌下。

窗子贴满了，地上贴满了，她把白信往自己白色的身子上贴。还剩几封就归那炉子吧。点火不过一眨眼，焰光通红，所有的白都成了无梦的黑。

雨势大，只烧了一间屋。第二天早晨，围站了一圈人。屋子烧得利落，就只剩了个“宝庆路二十三巷十五号”的住址铁牌。铁牌上仍残留着几颗雨水，在风里，将滴未滴…

 

 

偷情

 

因着他的职务与位阶，说好了，他不来接她；即便是国际机场，这么个离市区尚远的公共区域？是的，即便是国际机场。特别是他的几位同事，也和他一样，都是认识机场比家中厨房还清楚的人。

他仍是来了。戴着墨镜，肤色和胡色早已难以分辨。而冬天里的她，总是把自己裹得一身黑。拖着红色旅行箱出境时，赫然看到他在人群里冲着她笑。她心里嘀咕，在没阳光的地方戴黑镜，不更引人注意？他常说，有她时，他就要变笨、变钝了。他果真没撒谎。

这国家里，男女在公共场合的亲昵并不符合期望，他和她自然懂得选择不要挑战禁忌。他摘下墨镜，只在她额上轻啄一下，眉睫就要随着满腔的喜悦飞扬。出了机场大厦，阳光突然亮了起来。不是假日，他舍弃派车和司机，开了私家车出门。他是怎么跟妻子解释的？

他熟稔地将车子滑出停车场，银灰的Volvo便在公路上飞奔起来。远处是A城矗天的摩天楼，以及摩天楼底下，人们生活中的污秽。自然，她不是为这城市本身而来。

那天晚上，他们共进晚餐。他要去那家有着纯白瓷盘以及垂地纱帘的饭店。她却要他领着，去当地人喜欢光顾的地方。

那条举世知名的大河里，流水静静淌着。闪着俗艳彩光的吵杂餐厅就在城中那一段，离河不远的地方。他们步上石板阶梯，捡了个角落的位置。这里暗了些，烟味似乎也跟着减少。他为她挂好黑呢大衣。他们并坐着。他谈他的工作，不时在她盘内增放些东西。她原本不多吃，盘上很快便长了座小山。

她仍是爱微笑。有时他让她笑得全身酥软。远处摇曳的灯光不经意地照了过来，她耳端的小钻微微闪烁。他注意到了，凑过去含住那颗小石子，感觉舌尖刺痛了一下。

二杯红酒后，她便要犯热。水蓝灯心绒上衣的拉炼往下滑，索性脱了，她才觉得温度恰当；里头是件无肩无袖的黑色紧身上衣，肩窝处削进了些，那有蕾丝边的黑色胸罩便不得不露出了近三分之一。上衣背后则是镂空地织有花朵的式样，衬着她白皙的背，有如一朵朵粉白花镶上了黑边。而让胸罩能守住她如幼兔般柔软双乳，在背后扣紧的细带位置，曾是他第一次吻她时，快快划过的那一道。他的动作轻捷，却逃不过她超常的敏感。其实她是站在自己身后，观看他俩陌生而又甜蜜的初次缱绻。

那是另一个国家，一个小村庄的一条小道。夜半时分，天上的星光其实并不害羞，只因小道两旁的大树紧密，繁叶把星星推离得摇远，路，是不给看的，是每踏出一步后才生成。

他们地北天南地聊，话语在清凉的空气里流浪。突然，他握住了她的手。她先是一怔，却也不敢煞住脚步，怕这么一停下，他的温暖就要黯然溜走。他的指头在她的手背上摩挲，脚下的干叶沙沙地翻译他的心绪。她似懂非懂。

她的唇，粉嫩而圆润。他知道，只要碰触它们，只要把它们含在口中，他便要情不自禁起来。那夜，他放纵了自己的情不自禁。他揉搓着她，从上手臂到下手臂，再转到他处去；心想，这女子怎会是这般细。

研讨会第二天开始，他总是在她视线所及的范围内移动。上午的休息时间，当香浓的咖啡流入她的杯子，他就已经递上了方糖碟子。晚间的自助餐会，她端着只贴上几片叶子的色拉盘和人轻声辩论时，怎么他就凑巧地排在她身旁，为她盛了二匙的甜玉米和五颗希腊橄榄。

会后是三天的旅游。事情就从那句简单的话开始。他对她说，很高兴能每天看到她。看她在皇宫旁，看她在翠湖畔。夏阳煽动他的多情，而她的发梢总是在他的颈项旁追风。

用完了餐，他们踱到阳台上。如水的夜，她披着灯心绒上衣。他的手潜上了她的背，循着纹线，他的手指在她背上划出大大小小如梦的花朵。她依他；让他亲、让他昵，让他摸索她的芬芳，让他难以自我驾驭。他听，她在说着什么，声音幽幽、飘飘的，像来自山洞的精灵，遥远而透明。

他们沿着A城的水道走，放心地让千年巨河在一旁陪伴。她兴起玩游戏的念头，要在黑暗里闭眼，要他领着她走。她要他负责她的依附与快乐，却不要他负责她的人生。夏天，他主动偷情；冬天，她鼓励他偷情。没有偷情的人生如同没有死亡的人生，哪来的完整？

他把游戏玩得好，不经他允许，她不得开眼。他领她回她住的饭店，他领她进了她的房间。

他的身体向她袭来，她便如同花朵般向天地敞开。天使主持了一场诱惑，在耳边唱出了那首情歌，有少年的火焰以及少女的冰凉…

《自由写作》首发

写下这个标题就感觉有点沉重、有点严肃，但好在不是我的作品名称。我只是在阅读另一个作家的作品。我试图通过这两个关键词来体会这个作家在写作这两部作品时的，正襟危坐或者伟大抱负。也是在高行健先生获诺贝尔文学奖后，让香港朋友千方百计偷带回来的禁书，当初才得以一阅。过去十年了，当我重新拾起高先生的《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来阅读，依然能感觉到那份质量，那份由书名而来的大词的质量。

但大词下的人物其实很渺小，渺小又荒诞。

《灵山》中的灵山是作者虚构的一个神山、圣山。灵山又称灵鹫山，在亚洲人或者佛教徒心中，印度的灵山，是佛陀和众菩萨罗汉高僧大德聚会研修、辩经开示的地方，故有“灵山胜会”、“拈花微笑”的缘起。所以，在东土大地的中国，凡是与佛教相关的大小名山或不名之山，都喜欢以灵山之名冠之。由此在中国叫灵山的地名不计其数，但小说中的灵山却完全被作者遮蔽甚至悬疑，一直在云里雾里牵引着读者和他一起寻觅这个空无之地。

我体会高行健小说中的灵山，一直是作者寻找的一个内心归宿，因为读完全书也不见主人公最终找到。终极的精神归宿其实是不可把握的，更不可寻找得到。真正的终极其实更像一种过程，一种或虔诚或嬉戏的寻觅过程。小说中第三人称的你，实为作者内心镜像中的他，这里作者就是我，也是外射的他，也是更近处的你，其实三位一体，都只在书中的文字中游荡和寻觅。作者的精神是游离甚至恍惚的，他似乎是在为寻找灵山而来，但灵山始终未知。因此，他寻找的目的性就显得十分可疑，甚至他的肉身在逍遥灵魂却在逃亡。他貌似在路途中慢慢悠悠，走到哪里黑就在那里歇。遇上美人或村姑也绝不放过可能的艳遇或享乐，遇上贩夫、走卒或者茶客、渔人，也不忘正事在身，或访贫问苦，收集掌故，或采访民风民俗。底层的苦难和民间的旷达，俨然成了作者一路捡拾的野花野草，如同灵山上佛陀之微笑一拈的花。但心中之佛，之寻求觉悟的召唤，却让他的身姿闲逸而内心紧迫。

这就是高行健内心世界的最初叛逆，灵山不在中原残破的文化衣钵中，更不在京城腐败的高堂庙宇里，而是在那个垂垂老矣的帝国西南边陲之正统文化之外的乡野民间，以及生机勃勃的少数民族。他在那里自得、徜徉，且走且停，雨露滋润，与他“胜会”的诸贤圣人，恰恰是这个大词下的最最渺小的屁民。虽然，那个时代作者的这个身姿有点神仙下凡的居高之态，但我们从他借用佛教中的庄严词汇来隐喻这一路的域名，也能感知他的真诚与感恩。据说，高行健先生是带着绝症的绝望去这趟灵山之旅的，后来灵山显灵回家后绝症居然不治而愈。因此，才有了这个感恩之作，也因此才把他托举到诺贝尔的殿堂。文字也许是最好的精神食疗，我们首先得发现和治好自己的绝症，才可能救世，往往自度之时即是度他。

但如此灵验的灵山究竟从什么地方开始？我明知它并不存在，但也想在心里面给它划一个大圈。这次我读到《灵山》开篇的第2节就写有这么一段文字：“我是在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邛崃山的中段羌族地区，见到了对火的崇拜，人类原始的文明遗存。”

是的，古老的羌族聚居区，2008年“512”之后，每一个华人都不再陌生的地方。这是高行健《灵山》的源头，也是我的出生之地，当年我初读时居然视而不见。前年我的故乡大地震之后，我两次回到曾经无限壮美和奇丽，如今却被灾难浩劫得千疮百孔的地方。火是文明之源，也是毁灭之神。那场地狱的烈火为什么从那个古老而宁静的山川间喷薄而出？这次，我又意外从《灵山》中看到了作者的答案或者说是20年前的成谶之语（想想看，这是高行健先生1988年的作品！）他借用一个植物学家的口说：“就这岷江两岸，你沿途进来，森林都砍光了，连岷江都成了一条污泥江了，更别说长江。还要在三峡上拦坝修水库！异想天开，当然很浪漫。这地质上的断层，历史上就有过许多崩塌的记录，拦江修坝且不说破坏长江流域的整个生态，一旦诱发大地震，这中下游的亿万人口都将化成鱼酱！当然，没有人会听我这老头子的，人这样掠夺自然，自然总会报复的！”

后来的惨剧和报复我们都亲眼目睹了，我们近十万的同胞在瞬间成了报复的殉葬牺牲。如今，物理和环境的“灵山”灾后修复快要取得“伟大成就”了，但人心中的“灵山”我只看到愈加的颓败和黑暗。因为，这里“盛世”的官民更没有谁会仔细阅读这样流亡域外的警示文字，而境内稀薄又顽强的文字却被强力的法槌所呵斥。喔喔！还有多少这样的文字被有形的柏林之墙、之网所隔绝，被无形的人心之墙所漠视。那么，一个病者或民族的绝症怎么可能在讳病忌医中绝处逢生？还能在精神的桎梏中康复痊愈？

发生在高行健先生《灵山》之外的“灵山胜景”，恰恰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真正风景。

东方有历史或现实中虚虚实实的神圣灵山，西方有传说或文字中的巅峰巨作《圣经》，两座高山都齐聚高行健先生的笔下，让笔者不得不高山仰止。好在《一个人的圣经》不是《圣经》，犹如《灵山》不是灵山，这样我就可以轻松平视他们了。

“他需要一个窝，一个栖身之处，一个可以躲避他人，可以有个人隐私而不受监视的家。”就是作者这么一个最起码的生存需求，最低的人权指数，却演绎出如同《圣经》中被迫害的圣徒般的漫长苦旅。从华北平原上贫瘠如碱的劳改营农场，到京城里散发霉味的筒子楼，从香港香风迷醉的高级宾馆，再到欧洲的艺术之都巴黎和北美的商业中心纽约。作者孤寂一人，从灵山出发，游荡到圣经的世界，但精神和心灵的自由每每都被过去的苦难和噩梦所羁绊。那个号称被解放了的故土，自从20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却在作者的笔下无时无刻不充斥着专制对人性的桎梏。作者真实的笔调和毫不谄媚强权的姿态，即使是温柔如许的评判锋芒，也能触及到他们的禁忌的敏感部位，使得他流亡者的身份和在他祖国的人间蒸发都有了坚实的依据。因此，他的存在只能在他母语的方块象形中，也只有在此，他永远有家可归。

小说开篇不久那个可爱又激情的十七岁少女，其纤细的酮体却是被厚厚的暗绿色军大衣所牢牢包裹，这一意象准确地描述了那个国度和那个时代的本质。令人可悲又叹的是，又是30多年过去了，《灵山》完成20多年了，那个棉实的军大衣依旧覆盖在他的祖国大地上。这是高行健先生这部作品至今仍然具有生命力的现实意义。一个流亡者的形象，在汉语文学中第一次有了世界的足迹，他的颠沛流离，他的清醒与沉醉，都是因为那个祖国巨大的阴影像永远的梦魇压迫着他，远离着又拒斥着他。而我们，每一个追求自由精神的读者与笔者，都时常面临着同样的流亡的命运。

“你轻飘飘，飘荡而失去重量，在国与国，城市与城市，女人与女人之间悠游，并不想找个归宿，飘飘然只咀嚼玩味文字，像射出的精液一样留下点生命的痕迹。”他在女人之间的浪荡，正如他在异国他乡的流亡。一个心中藏着“灵山”、手中捧着《圣经》的当代唐璜，唯一的生命痕迹也许真的是虚弱不堪下的惨精败液。这样的种子是不会发芽的，即使侥幸生殖，也只能是怪胎畸形。

红卫兵，军代表，法西斯，党卫队。一个89之后流亡海外的中国作家，男人。一个德国籍的犹太人，女人。他们躺在香港的一张床上，交流或者交欢。他们的跨越国籍和种族的欲望已经与做爱无关。男人想从女人的肉体包容中遗忘他离开不久的祖国，女人想从男人的身体进入里回忆起她没有祖国的同胞所遭遇的劫难。他们同床异梦，但那些病变体制下的毒瘤和荒诞，却是他们共同的催眠与财富。他们每一个人身后的民族、经历，都是各自呈现给对方的大书圣经。

从《灵山》到《一个人的圣经》，从逃亡到流亡。无论是作者从肉身之上被顽疾的催逼而逃亡，还是被生养于斯的这个坚硬的国度之蛮横而流亡，亡，这个汉字，逃脱与暴走，灭亡和消失，逃和流难道是他们最终的指向和归宿吗？非常遗憾和悲哀的是，这个宿疾般的命运仍然从这两部小说的文字中不停地走出，不停地化身为纷繁的渺小和荒诞，汇入我们的眼帘和现实。

2010年1月14日北京小营

《自由写作》首发

（作者按：2010年1月4日为高行健70岁生日。此文本是为当日在伦敦大学举办的高行健生平与创作讨论会而撰。）

有时我想，若不得诺贝尔文学奖，鲁迅那首穷其一生都未达成的自嘲诗：「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或为高行健心中的至境。也就是说，他的最大心愿或许只是能数十年如一日，潜心于文学和艺术。细想来，我不是吗？谁又不是呢？然时不我予，政治也如影随形。记得老高说过：「人的一生，只能专注于一两件事。」他四十七岁才离开中国，可在法国十三年写出的作品，比在中国的三十年还多。有一次，他甚至对我断言：「他在法国完成的创作，换是在中国，恐三生也未必。」细想一下，还真是如此。

一个人步入七秩时，他人总以「饱经沧桑」来形容，这或许不错；可人生的沧桑未必让人的心思复杂，高行健即是。老高生于乱世，暴政的残酷，人世的险恶，仍至人心的难测，人言的可畏，老高无一幸免，然这一切并不必然致使心思复杂。老高专注于工作，所以，他的处世方式简单，友人和他的友谊亦简单。老高是为艺术而人生，那些人世的险恶，除非厄运迎面，否则，他能躲就躲，不必也不想「阴」着心思去应对。

老高虽好静，可并不遁世。老高厌政治，可在大是大非上绝不含糊。一九八九年「六四」，统治者为维持政权开了杀戒，他的愤和痛掷地有声：「只要中国还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我就不回去，我的作品也不在中国出版。」这宣示听着平实，要做到，数十年如一日，不易，那是「白发，骨灰，家乡，九泉。」是极高的自我要求。看看这些年的台湾，再看看海外，多少文人、雅士，曾经反共的，号称流亡的，争先恐后地住中国去，出书、演讲、挣银子，生怕没赶上这一轮「太平盛世」。他是真正的始终如一，二十年来，老高从未在中国出书，让自己是一个「空白」，干干净净的空白。

哀莫大于心死。也正因这一坚持，他的长篇小说《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在中国被盗版。这些年，也有他的作家好友或说客劝他在中国出版或再版他的书，他笑笑，一律谢绝。且不说共产党允不允你出书，文字也是脊梁，若为了在中国多弄点「名气」而让书被删改得面目全非，那是作贱自己。所以，二十年后的今天，老高可以清清楚楚地回答英国广播公司记者：「中国没变，我也没变。」

我和行健认识已逾二十五年。一九八二年，他出了本小书《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经口耳相传，成为地下文学圈和官方文坛跨界的必读之书。那年头，锁了三十年的国门开了缝，先「溜」进来的是西方前卫艺术和一本本的文学译着，我们饥不择食，「狂吞」一切，其中也有老高译的法国诗人普列维尔（Pulieweier, 1900-1977）诗作。高行健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开拓者，也是在小剧场导戏的第一人。一九八三年，他写了《绝对信号》和《车站》两出戏，他亲自导演，那几场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小剧场的公演，也是地下文学圈和官方戏剧界跨界的热点，我是每戏必看。终场后，众人常一起去人民艺术剧院宿舍找老高，听他谈戏谈法国文学。后来，听说老高得了肺癌，已远遁人迹罕至的高山峻岭寻访仙医和神丹。后来才知，是老高用四个多月时间搭车走路三万里，沿着长江流域的七个大自然保护区，以朝圣的心态放逐和放空。回北京后，说奇真奇，老高的癌症竟消失了。行健因此写下大部头剧作《野人》，他称为多声部现代史诗剧，一九八五年，由林兆华导演，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主剧场公演，那是中国戏剧史上的大制作，一时盛况，我也恰逢其盛。

我们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则是在一九九六年前后。那时，老高刚用卖画的钱在巴黎近郊高楼中购了套公寓，因客厅颇大，他便用来写作兼画室。当年的我，不知深浅，揣着五百美元直奔巴黎，他在电话中听我一说，当即请我到他家小住，以让我从从容容地在巴黎晃荡。那时，老高正写着《一个人的圣经》，常常一周足不出户，成了新世代所称的「宅男」。他不仅要我吃了午餐再出门，还让我晚上最好回家吃，因为巴黎除了面包，喝杯水都贵。我用一口破英语问路兼乘地铁，在巴黎乱闯乱撞，虽受气，仍游逛到天黑才饥肠辘辘地回来，他和西零等我一起晚餐，他工作了一天也正好放松。饭后，老高和我各一杯红酒，有时他的女友西零也加入，彻夜长聊。私下的老高有时也口若悬河，谈文学，谈现代汉语的演进，谈他的戏、他的画，甚至谈男人、女人。老高虽大我甚多，可我从不觉得。

那时，老高抽烟，可他不抽盒烟，那贵，他卷荷兰烟丝。我看着老高不疾不徐，舒缓地将烟丝撮入薄薄的卷烟纸中，慢慢地卷起来，然后用嘴一抿，再卷成圆锥形的纸烟──那手艺从容。偶尔，我也学着卷一支抽，吸着，聊着，静中的老高淡定，在烟袅中显得心事浩茫，偶尔，嘴角倔强地紧抿，我们相对无言。沉默，往事如大海。

他本是安静之人，不好灯光，众人相聚时，他低调，不挡着谁的视线。他好客，但不擅交际，在流亡的文人中，是甘于寂寞者。一九九Ｏ年代的巴黎如纽约，中国的流亡者不少，由于生存不易，语言不通，安贫乐道的不多，争强好胜，作惊人之语和惊人之举者不少。行健有定见，但不强加于人，他是真正的作家，不是说家，也不是行动家。偶尔，我们一起去文人、画家的饭局聚会，他听得多说得少，从不抢白，更不会夸夸其谈地争锋头，遇到侃主、狂人，他不卑不亢，反而静静欣赏。

作家常常无形，因为总是坐在家里，起居自由，孤处，不需要每天衣冠楚楚，或「衣冠禽兽」般地去和别人打交道；故作家易懒散，写作者的作息是由写作状态的好坏决定的，故昼夜颠倒是作家的常态之一。老高也不例外，唯老高并不懒散。我在他处暂住时，试着看遍巴黎的博物馆和画廊，还摸着去了两处闻名遐迩的旧货市场。每晚回来，常听他告诉我，今天又有进展，又写了几千字，或又琢磨出了一张画的意境和构图。老高讲到兴奋处，也是欲罢不能，那时，我是他唯一的听众。当他站在画案前，专注作画时，我观画，也观他；老高削瘦，侧面轮廓很道家，若用溢美之词，可以说真有些仙风道骨。

一九九三年，我在美国东部那搬了又搬的漂泊生涯中，不自量力地和石涛及在上海的孟浪、陈东东等人创办起《倾向》文学人文杂志，老高是完全支持，他提建议，给文稿，还捐画。后来，我回北京定居，他不认同，也替我捏了把冷汗。二ＯＯＯ年夏天，我斗胆在北京印行《倾向》第13期，官府大怒，逮人，抄家、搜刊物、我和弟弟都入了大狱，还被敲榨性罚款。后来，桑塔格等友人奔走呼号，美国国务院介入，我被遣送美国。经此一击，孟浪精疲力竭，《倾向》的编辑成惊弓之鸟，散了，那时，我觉得自己真是个废物，刊物被击垮，文章也没有千古。那年十月，老高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那是大事。二ＯＯ一年二月，他在哈佛大学宣布，为了支持《倾向》，他和他书的英译者李顺妍（Mabel Lee）教授将共同捐出《灵山》中文版及英译本的部份版税，一蹶不振的我像打了玛啡，振奋了一下，将在北京被查抄的《倾向》第13期在台湾重印出版。老高知道流亡中办刊物的不易，亦劝我不要硬撑。总之，他强调自由，不勉强。

二ＯＯ五年夏天，我得一机会和一位音乐家互换居所，在巴黎住了近三个月，一安顿下来，便去他在巴黎一区的新居拜访他。睽违三年，一见，我心里一惊，老高好像老了十年。老高看出我的讶异，笑着告诉我，诺贝尔文学奖是他的催命符，他刚捡回一命。确实，得奖曾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和作息，铺天盖地的采访、戏约、稿约、邀请，他要一一应付，有一阵子，他雇了助理，不接电话，仍不得闲。二ＯＯ三年，他在法兰西喜剧院（Comedie Fran?aise）导他的剧作《周末四重奏》，某天下午，眼睛突然模糊，什么都看不清了，他当时以为是劳累过度，回家休息一下就可恢复，但到了晚上仍不见好转。西零警觉，立即带他去看眼科急诊，问诊中，西零跟医生说起他是诺贝尔奖文学奖得主，医生当即叫来心血管科医生一起诊断，检查结果出来时，行健和西零吓了一跳，老高的血管栓塞已经影响到视神经，这才引起失明，且随时有血管破裂导致脑溢血的危险。当即，医生就不许他下床了，而且立即安排手术。就这样，他在十五天内做了两个大手术，且都成功，真是捡回一命。老高告诉我，若真是血管破裂成脑溢血，他就算被抢救回来，也将是半身不遂的废人一个。大幸后，老高立即戒了烟和肉，食亦无盐。那两年，他婉拒一切外邀，暂停工作，专心养病，让身体渐渐恢复。去年十月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他和杨炼对谈「两种文化碰撞中的写作」，我在场，我看他反应敏捷，状态颇好。日前和他通电，我们长聊，他告诉我，精神和身体已大多恢复，和友人谈话超过十五分钟，血压也不再升高。还有最重要的，他此生一直想完成的大事──《高行健论戏剧》完稿，即将出版。

行健七秩，我从台北的蜗居，向他遥致祝福。

《自由写作》首发

天从广州开车到深圳，刚过新塘不久，后面就传来警笛声。这个时候车虽不多，但毕竟是广深高速，三条道上都有车在行驶，所以，那警笛在我后面响了好一会，等有了空隙，“呜呜”叫着从我右边超了过去，原来是一部带“广”字头的广州军区的车。军车超过我之后，没走多远，就又被堵住了。我看到，如果前面的车想让道，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让出快车道，或者和旁边的车拉开距离，鸣笛的军车就能过去，可是，没有一部车这样做。这让我一下子想起了好多事，于是在接下来的30多公里的高速路上，我紧跟这部闪烁警灯鸣着警笛的军车寸步不放，一直来到东莞境内……

这可是享受高速路上的“警车开道”，可哪里想到，仅仅30公里，简直把我辛苦死了。原来，这一路警灯警笛没有闲下来，可不但没有车让出快车道，即便有条件闪避的时候，也没有一部车主动让开，结果可想而知，那部“任务中”的军车几乎是一路避让绕行，我也跟着它走了30公里的S型，最后实在受不了，我就慢了下来。

高速路上的军警车辆警笛嗡鸣的时候并不多，也许速度太快不好让道，但在城市街道和普通公路上，你的警灯闪你的，我自岿然不动的情景看得太多了。这种景象常常让我困扰，因为，没有什么比警灯警笛更能展现一个国家的权威和权力了，而中国人应该是最屈服于权力的民众，可是，如果你把中国司机对待警灯的态度和西方其他国家一比，你就会发现，把警灯不当一回事的反而是中国人。

世界各地闪烁的警灯常常让我驻足思考，我对警灯的关注当然也不止一天了，在澳洲、欧洲和美国都开车的我，最害怕的就是听到警车声音，因为我总是手忙脚乱不知道如何闪避。其实，在西方和中国学习驾驶的那个小本子上，都有教导大家在看到“任务中”的警车和救护车时立即避让。如果你到澳洲欧洲或者美国等地，当你听到远处传来警笛的声音时，你会注意到身边的车都会慢下来，等到看到那警车是朝他们方向开过来时，那条道上的车一定会停下来。

这一情况我当然并不陌生，但我还是被上次到美国时的一件事雷到了。在华盛顿南边的北弗吉尼亚，有一条在美国都很有名的公路，叫哥伦比亚道（Pike，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这条路很有点历史，两边有韵味，好像还有什么讲究；这条路起伏不平，却很笔直。是我以前经常开车散心的一条路。上次去美国，我又正好开车经过这条路去吃晚饭，正欣赏雨中的小道时，听到了警笛声从身后传来。

这条路虽然拓宽了，可却仍是窄窄的两条，旁边救援车道非常小，中间是修缮得很好的草坪。正在我不知道怎么避让的时候，一个让我惊讶的镜头出现了，两排望不到头的车队，从我前面那部开始，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部又一部迅速转向，车头朝两边滑开去，转眼间，我前面所有的车几乎都成了车头朝向左前方或者右前方，停止不动了，那景象好像摩西出红海时的感觉，摩西的手一挥，“水”向两边分开，以最不可思议的形态静止在那里……

我当时被眼前整齐划一的好似军事训练的场面雷到了，差一点就把车停在路中间，好在前面一个车给我让了一点空间，我滑了过去，刚刚停好，后面那部警车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我当时震惊于眼前所见，急忙找出相机，调正了车头，拍下了下面这张照片。当然，当我按下快门的时候，由于警车已经离开了，刚才停得一动不动的车也已经开回到路上。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我拍的这张照片，那些车显然还没有完全回到自己的道上，左边的比较靠左，右边的比较靠右，有些车因为没有错开，还毫不犹豫地开上草坪，而我由于闪避不及，还是比较在中间的位置……

 

住在海外十几年，“呜呜”的警车从眼前过去当然是屡见不鲜。为什么这一次把我雷到了？我想，这和那条道有关。因为当时是下午六点左右下班时间，这条有名的道上挤满了下班的车，突然来了一部警车，这个时候，你根本不能使用慢行或者走入其他道路来避让警车，唯一的办法就是所有的车都尽量向两边靠，留出中间狭小的空间，只要有一部或者两部车不这样做，警车就无法通过。而且，那条道是美国最著名的起伏直道，一眼望不到边，就因为听到了警笛声，路上我目力所及的大概有上百部车，竟然如此齐刷刷的转动了方向盘，停了下来……

美国人一向对军警和权力吊儿郎当，不当一回事，可是，看到他们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美国佬如此敬畏一部也不知道去干啥的警车，我真的有点感动。这也是为什么我电脑里始终保存着这张拍摄失败了的照片。今天，因为眼前经过的这部左避右闪的军车，让我觉得有话要说。跟了30公里后，看不到那部军车后，我就一直在想：如果那部军车真是去执行军事任务，去保卫国家，去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坐在军车里军人的心里会不会升起一种悲哀？因为我陪他们超过的上百部车竟然没有一个主动闪让……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是在对越自卫反击战就要开打前夕，海南军分区司令员驱车从海口到三亚海军榆林基地视察，车到途中，被一部慢吞吞行驶的大货车挡住了。当时的路很窄，只要那部大卡车不主动让路，司令员的车还真就挤不过去。可任凭那司令员的司机如何闪警灯按喇叭，那大货车司机只当没有听到，就是不让，大概足足有半个多小时，司令员的车终于在一个弯道超了过去。超过去后的司令员命令司机立即停车，截停大卡车，然后怒不可遏的司令员掏出手枪，“啪啪”两枪就把大货车的轮胎给击破了。

这事后来传出来，几乎没有人说司令员做得过火了，按照相关法律，这种故意阻拦军警执行任务的行为是要受到起诉的，中国是这样，西方也如此。可是，经过这些年的观察，我却发现，最害怕军警，常常匍匐在权力脚下的中国民众，却偏偏是最不敬畏警灯警笛的人，而从来不必害怕军警，甚至往往不把军警放在眼里的西方人，却对警灯警笛言听计从，一副随时听从召唤的样子。

这原因我再多解释，就显得我太“老外”了，是的，不是老百姓不敬畏和尊重象征权力的警灯，而是我们的执法者太多次滥用这种权力了，当统治者使用“特权”愚弄了民众，民众就对那些正当与合法的“权力”也产生了蔑视。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军警车辆在不执行任务时，甚至以前在送老婆孩子的时候，也总是无视交通规则，甚至闯红灯。就在他们每一次玷污权力的时候，那本该受到民众敬重的用于保卫国家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权力”却受到了侵蚀和轻视……

我曾经在以前的文章中讲过一件事，当时坐一位美军上校的车到诺福克海军基地参观航空母舰，一起去的有四部车，可就他的车开得按部就班的样子。我催促他开快点跟上，他却对我说，他们超速了。我说，他们超速了，你也可以快点啊（因为那几个开车的也是美国人）。他却嘀咕道，不好，我是军人，如果超速太多，不但和你们一样被罚款，我部队知道可能还会对我再罚一次……我听后还以为他在讲天方夜谭，但他始终不肯开快点，最后我换下他，才算跟上另外三部一起去的车。

据我所知，中国也有改进，例如过去几年，对于军警察车辆如何使用警灯，规定越来越严格。而且，军委也下令整饬挂军牌的车，但我认为还很不够，必须取消军车不受地方交通警察管辖的明规定与潜规则，甚至不妨更严格地要求军警遵守交通规则。一年多前回湖北武汉时，有一些军车横冲直闯，开车的朋友叹气道，武汉的交通，只要不撤消武汉军区，好不了的！大家看看，一个堂堂的武汉军区，就因为几部违章的军车，让民众生出这样的感叹，实在是值得思考的。

好了，最后给你讲一个故事，你只当是我编造的。那是20年前了，有一次在广州环市路区庄立交附近的远洋宾馆的一家潮州菜馆吃饭，当时都是政法系统的领导。菜开始上的时候，一位领导才想起似的，提到他办公室里有一瓶什么法国出产的限量的洋酒，另外几位一听就起哄，说立即去拿吧，好久没有喝那酒了。于是，领导招呼司机进来，让他马上开车去拿。过了十几分钟，那位领导说怎么还没有到啊（办公室就在离远洋宾馆不远的农林下路附近），我就起身走到窗边查看，这时，我看到闪烁的警灯由远及近，小车来到宾馆门前时，那临时放到车顶的警灯几乎刺痛了我的眼睛……我看到那位领导的司机抱了一个大盒子从皇冠车里爬出来，两个健步就冲进宾馆。原来，司机开着警灯警笛在最快的时间里取来了洋酒。

当时我是什么感觉？我感觉到权力被滥用？感觉到惭愧和愧疚吗？我当时的感觉是，靠，真是大省啊，就是厉害！更让人感到不安的是，在接下来的多少年里，我自己在有意无意间，都在让自己“更厉害”，也曾经这样威风地使用了警灯和神圣的权力……

无路走到哪里，总是会碰上闪烁的警灯，就算想逃也逃不掉，就算想不去想，也很难做到。这可能和我照下这张失败了的照片，却不愿意删除有关，因为，我感觉到，要想在下一次见到警灯时不再胡思乱想，只有把这张照片贴出来，把我的一些感想说出来。这篇驾车小文，并不是想指责什么人和机构，如果真是指责，也只是指责我自己而已，我自己前后对“权力”的看法与理解，让我知道哪些“权力”是必须摈弃的毒素，哪些“权力”应该珍惜，哪些“权力”是用来贡献国家和保护民众所必需的。

如何让民众不再害怕军警，却让他们对真正执行任务的警灯怀有敬畏，可以说是检验军警持有的公权力是否合法与合理的试金石，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但只要统治者遵纪守法，民众才会认同“法比天大”的道理，只有统治者不滥用权力，民众才会对权威保持应用的理解与尊重……

杨恒均2010-3-3香港

山西村政建设，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很重要的意义，那时凡来山西的人都要谈到山西的村政建设，山西是著名的模范省。山西村政建设，从1917年开始，到抗战前，已有相当成绩。今天研究区域社会史的人对于当时山西的村政建设也颇多关注。山西村政建设的现代意义，直接与今天中国的村民自治有关，与中国的宪政道路相关，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相关。

山西村政建设开始于1917年，到1927年前大体完成。1928年6月，阎锡山向国民党中央建议，将山西村政建设的模式向全国推广，国民政府基本接受了阎锡山的建议，在随后制定的《县组织法》中，关于乡村自治的思路，吸收了山西村政建设的构想。①

以往对于山西村政建设的评价，多偏重于制度构想与实践之间的差异，所以评价不是很高。三十年代初，梁漱溟考察山西村政后，认为山西村政建设的实际，大体上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②近年专门研究中国地方自治和山西村政的学者，对于山西村政建设的评价，大体还是梁漱溟的思路。至于认为山西村政建设是阎锡山为了维持自己统治，更好控制社会而采取的一种骗人手法，③是长期流行的政治观点，早已被学术界所放弃。倒是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吕振羽在二十年代末，对于山西的村政建设有较深入的的认识，认为山西的村政“实开吾国下层政治重心之先河”，“可备训政之楷模，而为宪政之基础者，亦殊不少也”。④本文认为吕振羽早年对山西村政的看法比较符合实际。

理解一种政治制度的实行，不能先有政治上的成见，再来评价，以往对于阎锡山和山西村政建设的认识，主要是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制约，所以评价多数不合实际。观察一种政治制度的试行，先要对负责推行这种政治制度主导者的政治理想有符合实际的理解，然后再看这种“制度设计”是否符合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潮，至于这种制度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与理想状态之间的差异，不能做为判断制度和制度设计者政治理想诚意的依据。

山西村政建设中是出现过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的出现，不能作为否定那种制度试行的依据。作为一个后发的宪政国家，“制度设计”的重要性，要超过实践过程中的曲折性。所谓“制度设计”主要是指后发的宪政国家，在选择宪政道路时的政治理想，也就是说“制度设计”如果是以民主化为政治理想的，那么它的实践通常也就是有价值的。我们应当在这个意义上来评价阎锡山和山西的村政建设。张东荪曾认为，不能说停留在农业中的中国人对民主有不迫切的需要。我们没有全体努力去推动它，却不能说中国人不认识民主是一个好东西。就是乡下不识字的百姓，如果彻底告诉他民主的道理，如何是自由，如何是平等，他必定会明白民主比专制好。张东荪说：“所以我们还不能说农民不要民主，而民主只是资本主义制度而有的。我个人对于民主看法是分两种：一是把民主只认为是一个理想，一个原则。一是把它分作一种制度。制度当然是由理想而模制的，但实际上因为情形不同，不但总和理想相差，而且各地因环境而有不同的实现。至于理想亦不是完全凭空而来，当然有种种因素与影响，现在不必细加讨论。”⑤罗隆基也说过：“民元至民十六那段中国宪政历史，那固然是宪政的失败，但那却是国家实施宪政必经的过程，倘以那段宪政过程中之波折，即断定宪政在中国永无成功可能，那是缺乏历史的眼光。‘总统做皇帝’，法国拿破仑第三即是前例。英国直到十七与十八世纪，议员依然是买卖品，又何以异于‘猪仔’？英国过去选举场中之黑暗龌龊，较中国民初有过之无不及。那是宪政演进必经之过程。英法人倘因那些往事，即对宪政本身怀疑，即断定英法不适宜有宪政，英法即无今日宪政上那种成绩。婴儿学步，颠扑跌倒，甚至折股断肢，破头伤脚，此是常事，此是必经之阶段。因婴儿颠扑跌倒，即禁其学步，且认此儿不宜于步，此’少所见多所怪‘之类耳。”⑥

山西村政建设，从“制度设计”的角度观察，它的核心是民主，它的基本思路是以宪政为最后理想的。

二

山西村政建设是晚清地方自治背景下发生的一场宪政实践。地方自治本是西方传来的政治制度，它是宪政体制下必经的一个过程。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地方自治运动中，山西村政建设是一种先有“制度设计”，然后由上而下推行的一种地方自治模式，以村为本位，对于以农民为主要社会成员的中国来说，作为原初的宪政训练，以村为本、由上而下，有相当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阎锡山认为：“村者，人民聚集之所也。为政不达诸村，则政乃粉饰，自治不本于村，则治无根蒂。舍村而言政治，终非彻底之论也。”⑦因为在此之外，作为一种宪政训练，今天也还没有设计出比山西村政建设中更有操作性的制度，中国农村今天普遍实行的村民自治，无论“制度设计”还是操作实践，都远在山西村政建设的成绩之下。山西村政建设主要依靠的是地方乡绅力量，而不是一个政党的力量，它的目的是让好人当政，而不是“党人”当政。

山西村政建设的实行，与阎锡山有很大关系。必须肯定，阎锡山是一个有民治理想的人，如果他没有民治理想，这种制度不会成为一种实践。任何一种政治制度的实行，对于当政者来说，肯定有控制社会的目的，但这种控制如果是以宪政理想为目标的，它的进步意义就应当肯定。如果阎锡山纯粹是为自己的统治，他还有许多更便于控制社会的道路可走。中国早期地方自治的模式主要来自于日本。阎锡山有留日的经历，当时中国留学生对于日本的地方自治非常关注，阎锡山无疑也受这种思潮的影响。⑧

阎锡山是留日的学生，见过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真实生活，所以他对中国农村的民治试验特别有热情，他是看到别人已经做成了才学的。阎锡山对事情的判断是从常识出发，他知道是非曲直比什幺都重要，在人心中，这是几近于本能的东西。山西村政的“制度设计”就源于阎锡山的这个判断，他曾说过：

有人说民治主义不能实行，是人民程度不够的缘故，我问他甚叫程度？他答有真知识是程度。我又问，明白是非曲直是真知识抑是知道条文法理是真知识？其人不答。余遂为之解释曰：现在是非曲直，人民反知之真，若条文法理，合乎人心上之是非曲直，人民一见即了解，若欲强以条文法理变化人心上之是非曲直，此等条文法理，人民固不易明白，且恐欲明白，程度反愈低了。试看今日之堂前，是非曲直，反不若民间之真，即是人心上之是非曲直，为条文法理之是非曲直所遮蔽，程度愈高距人情愈远者何贵乎？其人曰：然则可使中国现在之人民加入政治乎？余曰不能也。彼又曰：不能则民治何以实现？应之曰：应将政治放在民间，使人民加入政治，是教人民以条文法理之假知识也，甚难。政治放在民间，是使政治合乎人心之真知识也，甚易。不能即时实现，非知识不够，是习惯不够也。然则欲使人民从事于民治之练习当如何？实行民治主义之村本政治而已。村无活体之组织，民即无施治之实际，村禁约，村宪法也；村公所，村行政也；息讼会，村司法也，保卫团，村武力也。此活体之组织也。试行此种种者，即民治之练习也。但此尚是少数人，如欲使村中全民练习，非实行村民会议不可。至于村民会议当如何办理？应先由各村自行规定试办，或一家出一人，或按成年男子全数到会，何项事件，必须村民会议通过才行，何项事件，由村长副闾邻长会议定就算，以及会议时如何取决，均听各村先自定办法，遇有争执，区长或知事为之解决，必须公平，勿让势力占胜，勿让主村占胜，非公平的办法，不能常久，你们先照此办，以后各县各村有了顶好法子，陆续令知，以资改良。⑨

阎锡山这个讲话道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民主和人民的文化程度没有必然联系，不是说文化和教育程度在实行民主的过程中不重要，而是说这不是最重要的，不是能不能实行民主的必然条件。阎锡山的另一个判断是民治的实行，关键是要有活的组织，没有这个东西，其它都是空的，而这个组织，必须是由大家共同来建立的，人人都可以参加，办法是大家自己商量出来的，而不是外力强加过来的。阎锡山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对地方自治真有诚意，是真想把事情办好，所以凡事都从常识考虑。山西村政中的“制度设计”，不是终极目标，而只是民主的初级阶段，阎锡山在村政建设期间，曾考虑过县自治的实行，他认为，村政建设有了成效，县建设就容易成功，省建设也不难收效，可以看出他是有长远打算的，只是因历史的变化，没有来得及付之实行。⑩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宪政道路所以曲折的认识是：看当局有没有诚意。张佛泉曾说：“我们以为中国到今日所以还未能起始宪政的原因，有若干是由于当局没有诚挚的诚意，主要的则是因为对宪政没有正确的理解。”⑾

三

山西村政建设的设想和计划，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落实，这是人们评价这个制度成功与否的标志，从已有的历史资料观察，山西村政建设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是有问题的，当年梁漱溟就指出过，但它的问题是宪政初期必然要出现的问题，以操作中出现的问题来判断一种制度的得失，是没有看到这种“制度设计”的长远意义。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山西村政建设的方案，是非常有远见的一个地方自治设想，至少在理论设计上，这个地方自治的理想，不但符合中国的实际，而且整个自治的理想，是以现代西方宪政理念来设计的。现代宪政思想的核心，主要在对权力的制衡，山西村政建设的制度设计中，权力制衡是这种制度的基本逻辑。山西五台县河边村是阎锡山的故乡，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它完成过一个村政十年的计划方案，从这个方案中可以看出这种“制度设计”中所体现出的宪政理想。

《河边村组织暂行章程》，类似于村的宪法，作为村级自治组织，它的设计非常符合中国北方农村的实际。它的最高权力机关是村民大会，村民大会之下还有一个家长会，因为中国是一个宗法社会，家长会的设立，是从北中国农村的实际考虑的。村的行政机关是村公所，所有权力都是受制约的。这个方案设计的村自治组织分别为：

1、村民大会或家长会议。

2、闾邻居民会议。

3、闾邻长会议。

4、村公所。

5、调解委员会。

6、考评委员会。

7、监察委员会。

8、保卫团及公安团。

9、经济建设董事会。

10、各项合作组织。“

村政权属于全体村民，由村民大会行使，在村民大会不易集合期间，暂由家长会议代之。中国北方农村为小农经济，一家一户，是基本特点。所以村政建设方案的设计，主要是从中国北方农村的实情况出发的，阎锡山对这个方案的评价，也认为它比较实用。河边村是阎锡山的故乡，在当时的村政建设中，有比较完备的设想。他们先订立了一个自治公约（以五权宪法精神为主），类似于国家宪法那样的东西，在这之下，再根据地方的实际订出适合于村政建设的方案，有很大的灵活性。

根据《河边村自治公务人员选举暂行规则》，村民每五家应合议推选邻长一人、候补邻长一人。凡常住村中之识字男子，年在二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热心公益者，皆得当选为邻长。每五邻应合议推选闾长一人，候补闾长一人。凡常住村中之识字男子，年在二十五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热心公益者，皆得当选为闾长。每六闾应合议推选村副一人，候补村副一人。凡常住村中之识字男子，年在三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热心公益者，皆得当选为村副。选举单位闾邻家等之配组，由村公所预定之。村民大会就是由这一家一户直接选举出的代表组成的，中国农民天然明白代议制好处。

谁来制约村民大会的权力呢？是村监察委员会。每五闾或四闾应合议推选监察委员一人，候补监察委员一人。凡常住村中之士绅，年高望重能主持公道者，皆得当选为监察委员。邻长闾长村副监察委员之任期，均为一年，并得连选连任。一闾之事，由全闾居民会议解决。一邻之事，由全邻居民会议解决，但不得与村务会议之决议案抵触。

监察委员会设委员五人，掌管纠察弹劾审计事项。按闾数平均推选公正士绅组织，该五委员互推一人为委员长，召集开会之责，并为开会时之主席。监察委员会的职权是：监察村公务人员溺职等行为；初审村预决算；审计村财务事项；监察委员会每月开会一次，如有特别事故，得开临时会。村财政收支及事务执行有不正当时，监察委员应提出弹劾于村民大会。监察委员有探询村公所所处置之一切事件经过及列席村公所会议之权。监察委员会检举村长副、及各公务人员违法失职情事时，得自行召集村民大会。监察委员会在村民大会未组织前，对家长会议负责，失职时亦由家长会议依法定程序罢免之。这个方案特别强调：现任村公务人员不得当选为监察委员。

关于村政之实施，由村长召集闾长会议，由闾长召集邻长会议，或径由村长召集闾邻长行之。村公所是村民大会的行政机关，由村长一人、村副四人组织之，掌握全村政权。在实行自治的初期“村长暂由外聘，以资指导”。这也是考虑到当时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因为山西村政建设是由外力推动的，这也是宪政初期的被迫选择，因为没有比外力推动更好的办法。张佛泉说：“我们这里以比较有知识的分子为新政治的起始者推动者，乃是最实际不过的。我常感到近年来，社会上太轻易忘记了知识分子在我国政治舞台上扮演如何重要的脚色！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党之胜利，冀察分裂运动之反对，其发动其推动都是由受过新式教育训练的分子来做的。我看得很清楚，宪政的开始，除了仍由知识分子发动外，别无他途。”⑿阎锡山当时所依靠的外力，也就是那些比较有新知识的人。

从山西村民自治法则的部分内容，可以看出，中国农村自治的水平，根本就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不可以实行，关键是有没有诚意，而不是农民的文化水平问题，自治在一定程度上与文化水平没有必然关系。有人认为农民文化水平低，完全的地方自治难以实行。山西村政建设“制度设计”的逻辑，与美国制定宪法的逻辑没有差异，虽然是学来的，但这也非常了不起。比如，在村民大会之外，它设计了一个家长会议。在村民大会不易集合期间，家长会议就成为全村的最高权力机关，家长会议每年开常会两次，在三九两月举行，由村长召集，如有特别事件，经村长认为必要，或有十分之一以上家长请求，由村长召集临时会议。村长是家长会议的主席，但关于村长本身事件，其主席就要由到会的家长另外推出。家长会议的权力是选举及罢免村长副或其它村公务人员，创制及复决村中一切法规；通过关于本村一定期限内之一切建设计划；审核村预算决算；审议村公所主持请议事项；审议所属各闾邻或村民提议事项。

由于山西村政建设的“制度设计”是以村民共同参预、公开、监督和制约权力为基本逻辑的，所以它体现出的现代民主理想，并不因为它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暂时失误而失去其价值，它的具体方法可以随时修改，但它所具备的现代宪政理想因素，却没有过时。山西村政建设的历史遗产，应该得到珍惜而不是简单抛弃，山西村政建设发生在八十年前，它代表了中国人早期的宪政梦想，也是一次落实了的宪政实践。它的现代意义在于：第一、山西村政建设的理念基本与世界宪政潮流保持同一方向；第二，在中国宪政历史中，山西村政建设是真正实行过的宪政实践，它有缺点，但它的“制度设计”没有过时，第三，作为一种地方自治经验，它在实行过程中为中国宪政实行积累了经验。本文认为，中国宪政历史中最重要的遗产在于“制度设计”。因为中国是一个后发的宪政国家，“制度设计”是最重要的，如果“制度设计”没有先进性，它的实践肯定是落后的，今天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之所以成就不大，关键是“制度设计”出了问题。

注释：

①行政院新闻局编《地方自治》第7页，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八月，南京

②《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892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济南；唐·纳德·季林《阎锡山研究》（牛长岁等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7月）一书中也认为，山西的村政建设基本是失败的。孔飞力认为，国民政府采取了山西军阀阎锡山的“村制”模式，这实际上是一种被扭曲了的“自治”。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第56页（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南京）一书中正面引述了这一观点。

③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81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太原；李德芳《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研究》（第75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北京）一书中认为，阎锡山推行村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加强其政治统治，而不在于实现真正的政治民主。董江爱《山西村治与军阀政治》（博士论文，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2001年4月，北京）也持这一观点。中国农村派受中国共产党影响，对山西村政建设持彻底否定态度，1949年以后学术界对山西村政建设的评价基本延续了他们的观点。就是对吕振羽早年的看法，通常也认为这是他早年的局限。参阅刘茂林、叶桂生《吕振羽评传》第1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1990年12月，北京。

④吕振羽《北方自治考察记》，《村治月利》创刊号，1929年3月15日出版

⑤张东荪《敬答樊弘先生》，《观察》第3卷第16期，1947年12月，上海

⑥罗隆基《期成宪政的我见》，《今日评论》第2卷第22期，1939年11月，昆明

⑦村政处校印《山西村政汇编》序言，民国十七年一月，太原

⑧日本野地金助著、刘绵训译《自治模范》一书，光绪三十二年由清国留学总会馆印刷出版，个时期，正是阎锡山留学日本的时间，他可能受到了这本书的影响。从书后所附“稻取村自治成绩一般”中，约略可以看出山西村政建设的思路，并不是凭空设想出来的，只是在日本地方自治的经验中更多考虑了中国的实际。

⑨六政考核处校印《敬告山西父老》，1922年，太原

⑩《五台县河边村·村政十年建设计划案》（李秉彝编，1933年1月印刷），前有阎锡山序言。他说：“日前余归家省亲，村长李君复天，持其编就之河边村政十年建设计划案，请阅于余。余正以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业经脱稿，县村计划案亟待分别编拟，尤应赶速编拟村计划案，以为编拟县计划案之张本。因见其所拟，政治经济，相辅并进，尤以经济方面，就本村实况，虽迁就现状，规定增进生产之普遍办法，而纲举目张，应有尽有。各项章则，尤大致齐全，苟能确实循序进行，不难日起有功。兹为全省各村编拟计划便利计，将河边村计划案作为榜样，印发各村，以资各自编定计划案之参考，所望全省各村，分别各就本村实况，就应兴应革，编拟十年建设计划，并脚踏实地，照所定计划确实办理，将来村建设必能有成也。”

⑾、⑿张佛泉《我们要怎样开始宪政》，《独立评论》第240号，1937年6月27日，北平；中国早年主张宪政的知识分子如吴经熊、胡适、张奚若、陈之迈和张佛泉等，都特别指出过政府在这方面是否有诚意。参阅吴经熊《过去立宪运动的回顾及此次制宪的意义》，胡适、王云五、蔡元培编辑《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211页，商务印书馆，1037年1月，上海

【明报专讯】有些人是梦想家，却不敢用行动抗争。一些人勇於为追名逐利而作战，却没有超越的梦想指引。刘晓波却同时是梦想家和战士，这真是罕见的结合。

刘晓波在1955年出生，在1986年，他只是一个研究生已在中国文坛引起「黑马」震荡，1988年6月他获北师大中文系博士，同年到美国进修。然而刘晓波在1989年4月27日从美国回到北京，投身在学运的熊熊烈火中，刘宾雁说：「他这次回去，明明是飞蛾扑火！」果然他在6月13日被捕。他的好朋友陈军说：

「这次刘晓波回北京参加学运……承受道德的和其他的压力。当时很多人都很激动……但临阵都不敢回去……晓波说，我不回去，将来有什么资格谈民运？……当时，半个月内的飞机票都没有了，只有第二天一张票，他不想给自己留退路，买了票就走了。」（刘晓波，《悲剧．审美．自由》，台北：风云时代，1989，页80-81）

这种英勇的气概，对民族命运的承担，都令人敬佩。

然而刘晓波的厄运没完没了，因为他坚持民主运动，所以他经历长期的折磨和数次监禁。他发起《零八宪章》，再次惹祸，在2009年圣诞日被判入狱11年。他在博士论文写道：

「人应该在正视人生的残酷和血腥的前提下投入现世生活，每个人都要在充满苦难的抗争中，完成自己独特的一生……人是注定要死亡的……但是即使?灭，也要在死亡的抗拒之中?灭。」

刘晓波坐言起行的气魄特别令人动容，在89年6月1日的绝食演讲中，他说：「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次行动，结束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只动口不动手的软骨症！」

对专制的批判

刘晓波勇於对不平事尖锐批判，他1996年在狱中这样写道：

「20世纪是一个大邪恶造成大苦难的世纪……极权主义对人类精神的扼杀。无视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反人性嗜好及其制度的盛行，是20世纪最醒目的标志。」（〈在传统的真理观和人类的苦难之间〉，《北京之春》总第90期，2000年11月，页43）

他在1988年撰文〈混世魔王毛泽东〉，我年轻时看到这题目已感震撼！如刘晓波所言：「中国人都没有公开鞭屍的勇气，在对他（毛泽东）否定时，一副羞答答的样子。」然而刘晓波却绝不羞答答，直斥毛泽东：「没有人比他更心狠手辣……更没有人能够把自己装扮得像红太阳一样光辉灿烂。」毛「把中国传统的专制政体、把中国人的愚昧和软弱推向了前无古人的极端……对於中华民族来说，毛泽东不啻千古罪人」。

我去年到访一个中国农民家庭，在大厅仍然看到一张这千古罪人的红太阳海报，实在令人唏嘘。

刘晓波清晰指出我们追寻的应该是一种制度和文化上的彻底改革，不能「只反昏君、贪官而不反专制……寻找『明主』、『清官』是中国人做了几千年，至今仍然在做的梦……不是昏君、贪官使专制政体腐败，而是专制政体的先天性产生昏君、贪官。如果没有民主政治的保证，任何人在专制政府中都将成为昏君、贪官……没有制度的保证，任何掌权者都将走向独裁。」所以他的结论是：「最重要的不是否定作为个人、作为昏君的毛泽东，而是否定作为整个专制政体的总代表的毛泽东。」（《悲剧．审美．自由》，页35-45）

真的是一矢中的！

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有些人说刘晓波是全盘西化派，就他对西方自由人权的拥抱而言是对的，但他也对西方的「自由」社会有强烈的批判（主要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他认同要「对大众文化持一种激进的批判态度……大众文化所培养的受众是一群趣味相同、粗糙、低劣的同质人。换言之，资本主义制度自发地利用大众文化进行一体化的操纵」。这并不能产生真自由。

「他们的世俗欲望使现代的消费社会患上了致命的癌症——一种喜气洋洋的灾难。富裕的生活、充分的享受、趣味的平均化、影视图像和大众明星添满了人们的闲暇……这一切都在窒息人们的反思能力、怀疑精神和反抗的冲动，使人的精神世界普遍地苍白化。不愿意独立思考，不愿意选择冒险的生活，对时尚和流行的盲目顺从，把现代社会变成了由可口可乐、流行音乐和肥皂剧组成的广场……人类失去了提升自己的生命质量、追求超越价值的冲动，失去了以怀疑和批判为起点的创造力和想像力。」他慨叹：「我们没有了幻想，而只有得到一台法拉利跑车的渺小心愿；我们不再被神的灵光照耀，只想仰望麦当娜漂亮的脸蛋和修长的大腿。」（以上引句见〈在传统的真理观和人类的苦难之间〉）

这些评语同样可应用到香港社会，只是要把麦当娜换成周秀娜。

有些人认为为了追寻制度上的自由，精神上的庸俗化（甚或堕落）是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有些人更以自由人权之名歌颂这种趋势。然而刘晓波一方面对自由民主制度的追寻毫不含糊，但同时却指出自由社会仍然需要精神的提升和超越价值的指引，这样才能避免大众文化的「一体化操纵」。

结论

我绝不是说刘晓波的思想都对，这里只想让更多人明白他那种充满热情的批判性思考。他洞悉现实和人性的黑暗，但仍希冀最超然的价值和理想，无论是专制和「自由」主义都不能叫他满意，那他如何能不悲观？然而刘晓波说：「我对整个人类都是悲观的，但我的悲观主义并不逃避，即使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又一个的悲剧，我也要挣扎，也要对抗。」当然，这样做是有代价的，刘晓波完全明白：「立志於成为一个人的国人，必须有付出巨大代价的心理准备，别指望在自己短短的一生能过上人的生活。」（〈启蒙的悲剧——五四运动批判〉，《明报月刊》，1989年5月号，页45）

作者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副教授

我现在还记得当年插队时在煤油灯下冒险读罗曼·罗兰所著《约翰·克利斯朵夫》时的激动与兴奋——之所以是“冒险”，因为当时这是绝对禁书。克利斯朵夫那种“不是为了成功，而是为了信仰”的精神，给当时正在苦闷彷徨中的我以极大的精神鼓舞和力量。当然，罗曼·罗兰也因此成为我的精神偶像之一。及至“文革”结束，文坛开禁，他的作品重又出版，我当然是悉数买来，后中央电视台插放连续剧《约翰·克利斯朵夫》时，不太看电视的我更是集集不落。不过，不知是电视剧改编得不成功还是因为现在的处境心境不同，竟全然没有当年读小说时那种刻骨铭心的感受。近来读了他在六十几年前写的《莫斯科日记》，对他更感遗憾。

罗曼·罗兰于1935年6-7月对莫斯科做了为时1个月的访问，那是全世界的“进步知识界”都倾慕、信仰苏联的时代。对苏联的态度，一时竟成革命、进步、落后甚至反动的试金石。在《莫斯科日记》中，罗曼·罗兰对这次访问的经过和观感都作了详细的描绘。在日记中，他对苏联的许多新气象作了热烈的赞扬，但同时他又以作家的敏锐和人道主义思想家的深刻，看到了某些严重的问题，对一些现象表示了深深的疑虑。值得玩味的是，他对自己产生这些疑虑似乎又有一种负疚感，总要想出一些可以理解的“理由”自我解释一番，以消除疑虑。他同时要求这部日记在50年后才能开封。

比如，他虽然称颂斯大林，但对那种过分的、令人作呕的个人崇拜又大表反感，认为斯大林像“罗马皇帝”一样欣赏自己的“封神仪式”。不过稍后，他又认为这是人们“高兴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为成就而自豪，真诚地信任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政府——这是成千上万、甚至千百万苏联男女所体验到的情感……所有的人都处在集体狂热的影响之下——期望、快乐和信心的狂热，狂热地确信他们在世界上为之效力的事业的正确和宏伟。在历史上，这被称为‘成功时刻’——人民最充分地经受自己命运的时刻”，“双手服从大脑——共产党及其人民委员会。这是可靠的大脑，而且，它可靠地架在肩膀之上”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页）。

当他得知有些青年仅仅因为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就被剥夺了上大学或进工厂的权利时，极为气愤。对农民在“集体化”中的悲惨遭遇他深深同情，对滥杀无辜和种种残酷的政治迫害（一些儿童都未能幸免）他更感难以接受……但后来，他居然全都想通了，认为这是因为苏联在国内还有被推翻的统治阶级的反抗、国外被帝国主义包围的形势所致。“精心选择的政党对千百万非党人士的不屈不挠的专政是需要的。非党人士或许比敌人更危险，因为不能确定他们的准确人数……我不能谴责专政（只能因为它努力伪装起来而谴责它），因为危险仍然存在”（第114页）。所以，他认为许多暴行，“包括把不信任转移到儿童身上，而这种不信任或许是他们的父辈或者他们根据出身所属的阶级所应得的”，“无论如何不能不理解这一切。这是‘战时状态’。这是‘戒严状态’……滥用权力是由情势（和事实）的逻辑所引起的”（第115页）。读到这些“非党人士或许比敌人更危险”、“对千百万非党人士的不屈不挠的专政是需要的”、这些儿童不被信任（实际是歧视）是“应得的”这一类的文字，不能不使人不寒而栗。很难想像，这些文字是出自《约翰·克利斯朵夫》、《欣悦的灵魂》、《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这些悲天悯人、满怀博爱精神之作的作者的笔下。

作为一个敏感的作家和思想家，他看到苏联的领导人拥有极大的、不受任何监督的权力，在生活中实际享有超出人们想像的特权，事实上正在形成一个“新贵”阶层。对此，他深表忧虑，屡屡谈及，认为今后很可能会产生一个庞大的“特权阶层”，他急迫真诚地希望苏共和斯大林能正视、解决这一问题。但随即他又表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不会大肆宣扬革命的失败。我从不认为，革命能够一下子、立即实现人类兄弟般的团结和无阶级的社会。每一次革命（而且，这应该不是最后一次，否则人类就会停止前进），每一次革命——这都是在通向伟大理想的道路上被征服的一个阶段。苏联革命可能成为人类社会在通向这个目标的道路上迈出的最大一步。对苏联革命的荣耀来说，这已足够……无论今后将发生什么，将始终需要管理人类巨大躯体的中枢”。

（第119页）

《莫斯科日记》中类似的思想矛盾与“想方设法”的自我解释还有许多许多，无须再举。罗曼·罗兰无疑是杰出的思想家，更是公认的敏感深刻、胸怀博大、充满爱心的作家，对社会的不公、人类的痛苦与罪恶有着超乎常人的感受、悲悯和愤怒。所以，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群情狂热中才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坚决反战，公开主张“让祖国战败”，因此被自己的同胞和政府视为“叛徒”、“卖国贼”，完全孤立，备受打击迫害。面对穷凶极恶的法西斯主义，他更是甘冒生命危险，公开揭露其罪恶，要人们认清它的巨大危害。

然而，在看到斯大林主义的某些弊病甚至罪恶时，罗曼·罗兰却不顾事实对其公开颂扬，只在日记中悄悄吐露自己的疑虑、写下所见的某些真实情况，但随即，又千方百计为其找出种种“可以理解”也即“可以原谅”的理由。尽管只是略有微辞，但他仍生怕引起50年后的读者对苏联、对他的态度和观点的“误解”，所以在日记的最后，他再次强调：“当我重读这些笔记时，我感到担心，它们可能显得过于持批判态度，并使得把我当作兄弟的人们感到不愉快。我希望，将不会发生这样的事，那些将阅读我的日记的人们，能感觉到我对我所写到的人们的尊敬和依恋，我把刻画他们的个性特点作为自己的任务（况且我的分析可能是错误的）。我不希望，批评性意见以及对某些事情的某种克制态度会歪曲我的主要思想。我在作出总结时，说出了自己的有利于苏联和斯大林的政策的意见。目前这些政策包含某种消极的东西；这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打算都不可能没有错误（‘犯错误是人所固有的’）。可是，斯大林的政策所包含的积极的东西远远超过所有消极的东西。我丝毫不怀疑，世界更美好的未来是与苏联的胜利连在一起的”（第137页）。今日读此文字，使人不禁哑然失笑。与他的担忧恰恰相反，50年后阅读他的日记的人们不是认为他对苏联“显得过于持批判态度”而反感，反而是对他对这些人物和体制的“尊敬和依恋”感到遗憾，对他当时没有公开自己的某些批判感到遗憾。事实说明，他的担忧、他对历史的预测完全错误，这确使人感到历史的嘲讽实在过于残酷。当然，我们不必也无权嘲笑、苛责先贤，但这一切不能不使人心情格外沉重地进行一种历史的追问：这是为什么？否则，这段历史就是一片空白。

罗曼·罗兰从不缺乏勇气。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内“爱国主义”极度高涨，群情汹汹，举国滔滔，几到白热化程度。他却以一人敌一国的勇气果敢地站出来，坚决反对战争、反对“爱国”，甚至提出公民的责任是使自己的祖国战败，虽被骂为“奸细”、“卖国贼”，被万众怒斥而无所顾忌。很明显，并不是对一种外在力量的惧怕使他“不敢”对斯大林的苏联作出批评，而是一种道德性的内在约束使他噤若寒蝉。他确可说是欧洲，不，是全人类的良知，但在实际是以各种宏伟说辞为精美包装的罪恶面前，他的良知却完全“瘫痪”，所以他虽然看到了种种严重的问题，但又为自己会有这种“思想”而深感歉疚，更不愿意将其说出，生怕造成各种“不良影响”，甚至进一步为其找出种种“可以理解”的理由。他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实际使任何罪恶都可以得到解释。罪恶一旦被开脱，罪犯便更加肆无忌惮。

其实，正是“人类良知”们的这种回避或自我欺骗，使更多的人被欺骗，因为他们不仅以自己渊博的学识、更以一种道德的力量深受芸芸众生爱戴和信赖。或许他们用心良苦，但终使悲剧更为深重。事实说明，他缺乏的并不是承认、说出真理的勇气，而是认识真理的理性，所以“良知”就被那些“宏伟说辞”轻易捕获。事实说明，无论真假，谁占有了那套“宏伟说辞”谁就真的占有了一种巨大的“道德优势”，而对这种说辞下的罪恶的揭穿反居“道德劣势”。罗曼·罗兰的同乡，法国作家纪德的遭遇，就颇能说明问题。纪德本是左倾作家，在没有到过苏联以前也曾对苏联充满憧憬，但他在1936年应邀访苏后立即敏锐地发现了当时的种种问题，与盲目歌颂斯大林和苏联的其他左翼作家不同，他回国后发表了《从苏联归来》一书，对苏联当时的问题作了坦率的揭露和批评。尽管纪德一再申明、表白自己是发自内心地为苏联好，相信苏联终归要克服他所指出的重大错误，因为“真理无论如何痛苦，它伤人，只为的要医好他”（纪德：《从苏联归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但他仍受到全世界左派的激烈围攻，一时间群情汹汹，被指为落后、反动、背叛。因此，对那类虚假言辞的揭露实际需要更大的道德勇气、更强的理性和智慧。

罗曼·罗兰可能万万不会想到，就在他写下这些日记半个多世纪后，曾经无比强大的苏联竟会轰然坍塌，彻底解体。苏联的灰飞烟灭原因当然很多，但像罗曼·罗兰这种有“人类良知”之称的人们明明看到了它的严重弊病，却出于自以为是“道德”的原因为其“讳疾忌医”，终于沉疴不治，无疑也是其中一个虽然不大、但并非不重要的原因。

但愿罗曼·罗兰这种事与愿违的悲剧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