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冯正虎回国之时，我萌生了一种希望，似乎此后中国政府对于异议人士的出境或回国的政策，将有一个理性的调整，但从近日廖亦武第十三次被拒出境判断，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思想僵化的执政者，如同花岗岩一样的脑袋，没有从冯正虎事件中汲取任何教训，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重大突发事件的足够压力使党内派系发生裂变，在社会上与维权群众形成里应外合之势，中国就只能一如往昔，因此仔细分析廖亦武出境受阻的深层原因，对读者或许大为有益。
据自由亚洲电台今年3月3日的报道，四川独立作家廖亦武本周一打算由成都经北京转机飞往德国，出席科隆文学节，不料在成都机场起飞前，被当地公安粗暴地拦下带回。廖以武说：“飞机的舱门口站满了非常多的机场警察，可能有十几个人，警察把我带到机场派出所，等待国保大队的人来，然后就把我接到我住的地方。”
我们知道，官方阻挠异议人士出境或回国，也不是什么新闻，但如此执着地双方对峙，持续多年，令人印象深刻，因为这是十多年来，当局第13次限制廖亦武出境，2009年初，他意外获得了护照，似乎事情有了转机，他准备去澳大利亚领奖，但却在广西出境时被拦截，10月份他前往德国法兰克福出席书展，又被禁止出境。总之，与冯正虎刚好方向相反，沮丧而愤怒的心情却曾经一样。
现在，廖亦武未能出境的新闻又登上了海外媒体的头版头条，显然这一不理智的错误做法，如同当初对待冯正虎律师一样，将使中国的形象蒙羞，也使官方欲求达到的目的适得其反，海外舆论对其原因的探讨则众说纷酝。总之，我们似乎到了这样一个时代：对待类似国民出入境这样的有法可依的涉及国格的问题，官员们可以滥用权力，肆意枉为，各行其事，谁也讲不清是根据什么标准，命令来自哪一个阶层的官员，何时情况会有所变化，真是让人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在我看来，廖亦武不能出境和冯正虎事例的突变一样，都微妙地透露了中共高层权斗的端睨，前者，对四川民间的深入了解和如掾笔力的强劲使地方官员胆战心惊，而后者与上海访民的密切联系则让当地高官夜不能寐，但我们应当看到，冯正虎幸运地从共青团派与太子党的权斗之夹缝里，成功穿出，回到上海，官方未做任何解释；而廖亦武呢，他得罪的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等人，则是正在走红的共青团派的嫡系，他们已掌握了中共高层和地方的实权，所以，尽管他拿到了护照和德国大使馆的特别签证，但在最后时刻，他依然梦断机场。
这使我想起2009年2月4日我的出境，我也被拒了三年，但就我本人的性格而言，更喜欢过低调平淡的生活，所以媒体鲜有报道。最令我愤怒的是2008年初，当年的2月8日至13日，由日本《读卖新闻》驻上海支局长加藤隆则筹备的我的首次个人赴日书法展，在东京新桥举办，最初，大连国保承偌我认真考虑我的护照问题，但后来在开幕前一周加以拒绝，他们的理由是，我出狱后被剥夺政治权利三年，此间不能出国，这似乎还有点借口，而廖亦武呢，显然，官方根本没有任何能够拿到桌面上的理由，自圆其说。
后来我成功出国了，原因可能与我多年来低调行事有关，但我想，如果没有中共高官在辽宁省地方的明争暗斗，如果不是太子党和共青团派的内斗裂缝，依据当时本人的具体情况，要走出国境，恐怕是难以想像的事情，虽然，我至今也不知道其中的秘辛，但我认为，出境后我发表的许多文章，一定会使某些决策者后悔不已。所以，在我看来，警方之所以对廖亦武如此持之以恒地“厚待”，是因为，他的写作能力要胜过许多人，多年来做为一个十分关注社会底层的著名作家，他深入了解了许多敏感问题，这些想必被色厉内荏的中共称为“国家机密”，假如出境之后，他彻底免除了恐惧威胁，其笔力激情将如活山般暴发，作品定会井喷！而失去了民心的中共官员岂能不严加防犯呢？
那么有人会问：为什么前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赵岩能够出国呢？他不仅是一个非常富有才华的写手，也是著名的法律维权人士，但我经过短暂接触得知，就他本身来讲，他具有很强的号召能力和组织能力，与其说他是名新闻记者，不如说他是个成功的维权领军人物，所以，了解每一个异议人士的中共国安部门，更乐于把他赶出国门，使他成为无水之鱼，而廖亦武呢，我不认识，我只是读过他的很多文章，我看，文如其人，恐怕采访和写作则是他的特长，而手术刀一样解析中国社会底层的生存状况和反映他们发自内心的呐喊，则会使中共，特别是四川的地方官员惶恐不安，不用讲别的，只报道汶川大地震中死去的孩子和豆腐渣工程的内幕，就会要了刘奇葆的命！所以，可能与其对立的官员，出于个人的目的或出于同情，也希望他早些走出去，但目前中南海高层内斗的势力，还未失去基本上的平衡，或者说刘奇葆还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所以才会出现成都机场的一幕。同时也可以说，由于党内斗争的复杂性，同样是监控和打压异议和维权人士，中共的专政工具则狡猾应对，千变万化，呈一片乱象。
不过，在我开来，余杰似乎是个极典型的特例，他名扬海内外，却深居京城，既可以高调地批评中共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又可以畅通无阻地自由出境，有许多海外人士，雾里看花，猜测不已。笔者认为，他目前还没有得到廖亦武那样的“厚待”，可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余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信仰基督教的书生，他的文章，主要是站在历史和未来的交叉点上，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演变，并指出它的民主化未来清晰的脉络走向，这可能在中共高层领导看来，还不那么过火，可能他也拥有一批不敢公开叫好的党内“老粉丝”，总之，他们还需要这个不会说谎的可爱的孩子；二是，伪善的中共，尽管把刘晓波关进了十一年之久的大牢，但他还有狼外婆的虚伪的一面，他也需要“人权服装模特”的橱窗，展示于皇城脚下，而富有无与伦比的才学和知名度的作家余杰，正好是这样的人选，当别人和别国强烈谴责中国没有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之时，共产党会以余杰为例，替自已遮羞，为自已辩护，所以，阻拦廖亦武这样的作家出境，就与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因此不论怎样，在我看来，问题的实质都是一个：中共政权已彻底地丧失了合法性，官员为了保住既得利益已无所不用其极，这标志着它的一党统治已到了分崩离析，火山暴发的临界点，中国的作家正在黎明前重覆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等人的故事，而前车之鉴已被东欧巨变所证实，或许，廖亦武就是一个现代版的索尔仁尼琴，而阻拦他出国的闹剧则是中共加速灭亡的葬礼！
2010年3月3日于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