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王军涛“五十而知天命”之年，也是我和他相识相交的第30年。我们在这30年中，既有风云际会，又有跌宕坎坷，还有生死与共。从1991年在北京市第二监狱分手后，光阴已经过去了17年，回忆往事，倍觉想念。写下我们共同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作为给军涛的一份生日礼物。
民主墻时期，情况仍然如此。在民主墻人中，胡平是纯正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传统的自由主义者；但是在他的《沃土》同人中，有些人当时还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范畴。任畹町的《中国人权宣言》，把《世界人权宣言》作为自己的思想源头，这在民主墻运动中可以说具有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作用；但是在其他文章中，他也喊过“民主社会主义万岁！”“自由社会主义万岁！”的口号，甚至说：“对于铁托同志领导下的南斯拉夫式的社会主义，我们同情之、尊敬之、毫无保留的欣赏之，对于科学的社会主义，中国人权同盟理想之、探求之、争取之。”魏京生在民主墻发表的文章中，从来没有采用过“社会主义民主”的说法；但是在他代表《探索》签署的《联合声明》（载《探索》，1979年第2期）中，则表示：“各群众社团和民办报刊决心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坚持长期奋斗。”他在著名的《第五个现代化》“要什么样的民主”一节中阐明自己要的是“真正的民主”：“什么是民主？把权力交给劳动者全体来掌握，就是‘真正的民主’。劳动者不能掌握住国家权力吗？南斯拉夫正在往这条路上走，并给我们证明了，人民不需要大小的独裁者，可以把事情办得更好。”显然，他在当时的思想脉络，还不能完全脱离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不论民主墻人的最终理想是什么——“真正的马列主义”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自由民主主义，他们的对立面是共同的——就是毛泽东所建立的极权主义体制。四五运动反对的是文革十年或者说晚年毛泽东，民主墻运动反对的是1949年以后的二十八年或者说整个的毛泽东。譬如，我在《难以割断的历史》（载《北京之春》，1979年第4期）中指出：“现在有一种倾向，把十七年和十一年截然分开，十七年是天堂，十一年是地狱，这种说法割裂了历史，或者就是有意掩盖两者之间的联系。”杨光在《看！何处是中国人自己的思维》（载《探索》，1979年第2期）中则把这个意思说得更加直白：五四运动开始的自由活跃生活，后来被代之以几十年的黑暗专制独裁。中国共产党是打着民主自由幸福平等等旗帜夺得政权的，然后却又正式提出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独裁代替过去的独裁，新独裁的特征仅仅是在于把被镇压者的名称换了一下，叫做“阶级敌人”。这样的独裁终于导致四。五与民主墻运动的大爆发，而这样意义深远的自由民主运动今天又再次面临被暴力镇压的危难！
从一方面说，在中国民主运动史上，民主墻运动是比四五运动更高的阶段；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民主墻运动比四五运动的群众基础要狭窄得多。四五运动是一个动员广泛的国民运动，民主墻运动则基本上属于一个青年运动，其主体是青年工人，只有王军涛、李盛平、胡平、姜洪等少数人属于刚刚经过高考成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研究生群体。正是由于运动目标的提升，使得“彻底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民主墻运动与鼓吹“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邓小平的政治联盟迅速解体。
大多数民主墻人曾经对邓小平寄以希望，更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影响邓小平的政治走向。早期民主墻活动是一种秘密行动，我曾经和几个朋友以接力的方式（有的人负责写大字报，有的人负责贴大字报）从事过这种活动。是在邓小平对外国记者夸奖了民主墻之后，民主墻和民办刊物才成为一种公开（或半公开）行动。民主墻运动的目的不是要促使邓小平暴露“独裁者”的“本质”，正如八九民运的目的不是要促使其暴露“屠夫”的“本质”。“阶级本质”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如果相信这种说法，就应当采取秘密行动来“搞革命”，而不应以公开行动的方式来推动改革。用共产党的话来说，街头飞行集会、撒传单、贴标语，都是“左倾盲动主义”的表现。包括魏京生在内的民主墻人之所以同意在打了“社会主义民主”标记的文件上签字，是因为他们知道，最重要的不是当下说了什么，而是要保存民主墻、民办刊物这样一种可持续地争取民主的斗争形式；真正的民主自由，则需要“坚持长期奋斗”才有可能出现在国人面前。民主墻人都很清楚，他们在社会上只是一个势单力孤的民主先锋队。
我和军涛当时还作了一种政治（势力、实力）的光谱分析。这种分析在我和军涛的许多文章中都表达过。1980年，军涛在北京大学竞选人民代表的系列文宣材料的第二部分《现状的分析》中写道：思想解放运动在政治上表现为以“凡是派”为一方，以“体系派”和“改革派”为另一方的斗争。
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和三中全会的胜利使人民群众的热情空前高涨，变革之风越刮越烈。各种思潮纷纷出现，各派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老的“凡是派”销声匿迹了，围绕着应以什么社会模式来取代“文革”那一套货色，形成了两种主要的思想派别。
党内多数领导者认为，实行我党十七年中（确切地说是五十年代前期、六十年代中期）曾行之有效的模式，因而他们被称为“还原派”。“还原派”认为，“文革”的灾难和目前的困难是坏人和工作上的错误造成的，而不是体制的缺陷；特权和官僚主义是思想作风问题，应当通过教育纠正；民主仅仅是一种手段，过分强调民主就是资产阶级民主，等等。他们反对提体制改革。
党内一部分领导者，理论界、舆论界、文化界的大多数，一大批思考的青年则认为，将一场灾难简单地归结为某一政治集团的偶然得逞是不行的，“四人帮”横行证明我国制度有问题，不改革将会重蹈覆辙；官僚主义、封建特权是集权制、“等级授职制”、“终身制”的必然产物，不能靠“清官”来解决；民主不仅是作风，主要是一种国家制度。……这一部分人是坚定的改革派，他们还没有提出一套完整的社会模式，在发展的途径和方法上也众说纷纭，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反对照搬十七年的社会模式（不论是斯大林式还是毛泽东式），主张改革我国现行政治经济体制，寻求一种新的社会发展模式。
毛泽东死后的中国政治进程大致可以这样概括：第一阶段是华国锋、汪东兴等后来被称为凡是派的毛派旁系联合还原派、改革派打倒了毛派嫡系——“四人帮”和毛远新；第二阶段是还原派和改革派联手扳倒了凡是派；在第三阶段，还原派与改革派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改革派本身也分化为经济改革派和全面改革派，党内改革派和社会改革派（党外改革派），社会民主改革派和自由民主改革派……
民主墻运动蓬勃开展的一年，大致上处于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过渡期。民主墻人应当首先反对什么，其次反对什么，暂时不反对什么，需要有一个通盘的考虑。尽管各民间刊物之间的沟通与协调远远不够，但在《北京之春》内部是有一个基本共识的。由我执笔的编辑部文章《对法律的严峻考验》，揭露和批判了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在中南海内建造豪华住宅，先是以大字报和大标语的方式贴在民主墻上，然后刊载在《北京之春》第7期上。在评论文章《谁是害群之马？》（载《北京之春》第6期）中，我指出“害群之马”是那些以“四个坚持”的名义“坚持个人的一切特权、地位、洋房、汽车以及子孙的荣华富贵”的党内高干。《北京之春》的矛头首先指向凡是派，然后是指向还原派，对于党内改革派，则持鼓励的态度。
弱小的自由民主运动还没有能力左右政局，党内半截子改革派邓小平甚至全面改革派胡耀邦夺取最高权力后有可能牺牲民主墻人士，作为一种政治平衡的手段，对此我们是有充分估计的。几年后我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王伟群采访时说：我们随时都做好了自我牺牲的准备，只要能使中国的政治发展朝着民主有5度的转向，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军涛和我在近30年前的思想光谱分析和政治光谱分析，都属于一维分析，用来分析30年后的现状，已经不够用了。近来，我开始尝试采用二维分析。2004年，我在《我们没有仇恨但要反对散布仇恨的人——兼与周舵商榷》（网文）中，借用周舵“温和、渐进—极端、激进”和“左—右”二维模型，将各种思想流派归纳为5种类型：在笔者的“五分法模型”中，依横轴自左向右的排列是：极左（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金日成主体思想、波尔布特主义、格瓦拉主义等）、左（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绿党式的生态主义等）、中（自由民主主义、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右（新权威主义、威权主义、萧功秦式而非何新式的“中国新保守主义”）、极右（新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民族复仇主义等）。依纵轴自温和向极端的排列是：中、左、右、极左、极右。极右的德国纳粹主义、日本军国主义比极左的斯大林主义更富有对外的侵略性，战争所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更甚于古拉格群岛。
2007年，我在《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载《领导者》，总第18期）中，提出了分析政治生态的“四象限模型”：我们以“宪政—专政”作为纵轴，以“左—右”作为横轴（为了更加简明，此处不考虑中派问题），把政治坐标系划分为四个象限。这样才能比较准确地对各种政治力量进行分析评论。
第一象限是宪政右派，通常称为自由民主主义或民主自由主义。大陆的自由民主主义从1970年代起逐渐形成一股“地下的潜流”，到1990年代后期则堂而皇之地“浮出了水面”。
第二象限是宪政左派，通常称为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笔者在几年前曾经写道：可以预期，它在21世纪的中国将会成为一种强势的政治运动和政治势力。在今年《炎黄春秋》第二期发表谢韬的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后，这一趋势正在日益显现出来。
第三象限是专政左派，它的主要代表是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还有与之类似的格瓦拉主义、波尔布特主义以及金氏主体思想等。从19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专政右派在中国愈来愈不得人心，毛派、文革派在被压制多年后，重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第四象限是专政右派，它在1930年代的主要代表是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1970年代的主要代表是东亚和拉美国家的威权主义。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东亚国家实行威权主义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同样给予中国执政者以深刻的印象，坚定了他们在专政体制下搞市场转型的决心。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极权主义，极权主义与威权主义对于社会的控制强度是不一样的。“改革开放”后的专政体制，其社会控制程度介于极权主义与威权主义之间，因此有人把它称为后极权主义，也有人把它称为次法西斯主义。
在六四大开杀戒后，专政右派大权独揽的局面就已经很清晰了。现在是专政右派一派在朝，宪政右派、宪政左派、专政左派三派在野。
民主墻年代，是青年人思想迅速转变的时期。时代潮流“30岁一变”，现在又到了思想活跃或者说思想解放的一个新时期。
第四，重新集结到竞选运动中
1979年10月，由于接连发生了首都市民抗议警方取缔“星星画展”的“十一游行”和要求二炮司令部归还校舍的中国人民大学数千学生的游行，官方决定以所谓“出卖军事情报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魏京生15年徒刑，达到“杀一儆百”、“杀鸡儆猴”的遏制效果。1979年11月下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讨论了“西单墻”问题，称“到了非整治不可的时候了”。12月6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通告，规定除了在自己所在单位张贴大字报以外，所有大字报一律集中到月坛公园，且要填报真名和其他资料，禁止在西单墻和其他地方张贴大字报。
1980年1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去年‘西单墻’的许多东西，能叫它生动活泼？如果让它漫无限制地搞下去，会出现什么事情？”“绝不允许宣传什么包括反革命分子在内的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绝不允许任何人背着党，同这些人发生联系，……有些秘密刊物印得那么漂亮，哪儿来的纸？哪个印刷厂印的？他们那些人总没有印刷厂吧。印这些东西的印刷厂里没有共产党员？支持这些人活动的有一些就是共产党员，甚至于还是不小的干部。对这些党员要讲清楚，他们的立场是非常错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立即彻底改正，就必须受到党的纪律处分。”他所说的“印得那么漂亮”的“秘密刊物”，就是指铅印的《北京之春》第1、2期合订本，这是民主墻运动中唯一一册铅印民办刊物。
从李西宁1980年1月27日的日记（李西宁：《往事追忆》，载《四五运动：中国二十世纪的转折点——30年后的回忆与思考》），可以看到军涛等人当时的处境。
（共青团十届）二中全会明天将结束。听了邓小平的讲话（1月16日在中直机关）录音，阐述了80年的工作。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要维护安定团结，二是要反对两种倾向。他提出要修改宪法中有关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条款，在目前，要制止那些民办刊物和自发组织，并说，“四大从来没有起过积极的作用”。蒋南翔和周扬也到会讲了话。
在讨论中，团中央书记处借下面之口，提出某些团中委搞自发刊物，要他们作自我批评。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四期简报都是关于这个问题而发的。
我在小组会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关于自发刊物的问题，我觉得要定义清楚一些，不能一概而论，还要维护宪法的起码尊严。在没有删除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之前，宪法仍然是神圣的。其二，关于某些团中委参与自发刊物的问题，这不需要大作文章。人家去年11月就已停刊，这是在中央打招呼之前。
小组里有几个中委发言时气势汹汹，指责搞自发刊物的团中委别有用心，给团中央丢脸。我问他们：“你们口口声声‘自发刊物’，请告诉我是什么刊物？你们看过几期？”这几位涨红了脸，无人作答。
其实，王军涛早就告诉我，他们办的《北京之春》已经停刊了。他们曾到胡耀邦家谈话，胡肯定了他们的一颗赤子之心，但也告诫他们不能操之过急。有些问题现在不易讨论，有些提法过于偏激。
中国的两种政治势力仍然在较量着，不分胜负。老头子们也有自己的难处，夹在两股力量当中，左一棒子，右一榔头，打得两边不准冒头。
我对韩志雄、王军涛、贺延光说，现在应该收敛一点。要认真学习，潜心研究，少发议论，静观局势。“左”的东西比右的东西更可怕，有害，而且这股势力是不甘心退出舞台的。迟早他们会借助某一种思潮来与三中全会算账。到那时，中央自然会说话的。我们不要帮倒忙。
我手头有一张《北京之春》编辑部部分成员1980年春天在香山的合影，这其实是一张散伙前的集体留念。本来大伙儿已经准备各奔东西了，但是很快便出现了一个新的契机，把团队重新集结起来。
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我的兴奋点是写小说。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我在地震棚里开始构思一部反映文革经历的长篇小说。以后陆陆续续写了一年多，已经写了25万字，但刚从1965年11月写到1967年1月，只写了提纲中三分之一的章节。回到北京化工学院上学和参加《北京之春》编辑工作后，没有精力继续写小说，就放下了。《北京之春》结束后，我又想到了写小说。我知道关于文革的长篇小说在当时是不可能发表的，就想先写一部中篇小说，投石问路。这部中篇小说名为《闯将》。小说开头处写道：去年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一部小说，描写的是一个有志青年在十年动乱中的苦难经历，拿给一位领导者看后被称作“向后看”文学，因而将它塞进了废纸篓。今年所见所闻所学有感于心，又写了下面这么个东西，其优劣可由读者评价，但作者可以预先保证一点，它绝不是“向后看”文学，因为它所叙述的完全是发生在将来的事情，尽管离今天不算太遥远。
1982年8月的一天，晴空万里，骄阳似火。……
当时，严家其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跨越时代的旅行——宗教。理性。实践三个法庭访问记》，其中既有历史小说的成分，也有幻想小说的成分。《北京之春》第5期发表了民主墻期间最著名的“政治幻想小说”：《可能发生在2000年的悲剧》。为了降低敏感度，我把自己的作品称为“社会幻想小说”。
小说的主要情节是男主人公郑星——曾经参加过四五运动的清华大学化工系毕业生，如何在基层企业中进行企业改革，并先后通过竞选方式当选车间主任和厂长，在结尾的地方，通过小说中人物的嘴说出：“我跟你说句体己话吧，听说明年要在A省搞改革政府体制的试点，立法和行政机构要分开，省人代会准备由100名专职人民代表组成，常年进行立法活动，并对行政部门进行监督。省长和省人民代表分别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我们这部片子赶在年底以前发行，就是要为你竞选第一任民选省长鸣锣开道。”
郑星竞选车间主任、厂长乃至民选省长，固然都是“社会幻想”。但是在现实中，正在出现竞选区县人民代表的一幕。1980年5、6月，上海等省市自治区先于北京开展基层人民代表选举，在一些大学中出现了竞选活动。上海师范学院的徐政宇，复旦大学的张胜友、徐邦泰，同济大学的黄清、陈鹰，均是上海高校竞选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当时我弟弟陈子清正在同济大学上学，我听说上述情况后，便委托他为我搜集相关资料。他陆续给我寄来了一批材料，包括：《上海市区、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暂行实施细则》、《杨浦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计划》、《杨浦区选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选民登记和选民资格审查工作的意见》、《同济大学选举工作组关于投票选举阶段有关选举事务的几点意见》、《同济大学》校刊《选举专刊》及刊登了当选人民代表出席区人代会后《向选民汇报》的第七期校刊、同济大学各系选举工作组的人民代表候选人介绍、建材系候选人陈鹰的选举宣传材料、上棉十七厂工会《班组通讯》第八期《区人民代表选举特刊》，等等。他还撰写了《同济大学的人民代表是怎样产生的》一文，此文后来由担任清华大学选举办公室负责人的周为民作为选举工作参考资料，油印下发。
我觉得，人民代表竞选活动，可以为我们这批人重新集结提供一个合法的平台。上海的竞选活动尚处于零敲碎打的阶段，我们在北京，则有条件开展更加有组织有计划、更加丰富多彩的竞选活动，并赋予它更多的政治含义。我把这个想法和军涛谈了，他表示完全赞同，并准备全力以赴。于是，我起草了《今冬明春参加区县级人民代表选举工作的设想（提纲）》。提纲的第一节是“目的”，全文如下：我们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促进派。我们坚持在现存体制中通过合法的方式进行社会改革。社会主义民主化是一个长期演进的过程。我们在争取实现每一项民主制度与权利的斗争中取得的哪怕是微小的进展都会成为后人的历史财富。积极参加即将来临的选举，是我们目前可以实际进行的一项中心任务。
对于这次选举，在全局范围上不可希望过大，但是应当看到，在北京高校和部分工厂中展开真正民主的竞选是有条件的，通过这次选举，应当努力达到四项目标：
1.推动整个民主化的进程，显示人民的民主觉悟，表达群众对党中央改革派的支持和期望，给政局注入新的活力，振奋一部分群众和青年的精神。
2.使广大高校学生，未来的干部受到一次民主训练和教育，使他们看到在中国实行民主的可能性和前景，从中受到鼓舞。
3.我们自己在组织竞选中受到锻炼，增长才干，为今后作好准备。
4.把十几名乃至几十名立志改革的同志选入区县人代会，为扩大青年一代直接参政和表达意见的权利开辟新的更为宽广的渠道。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曾发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著名讲话，但是很快就无声无息了。我们认为这是党内还原派压制改革派的结果，因此需要有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改革呼吁，来“给政局注入新的活力”。
在提纲的第二节“可能性”中，我提出了有利于开展竞选运动的几项有利条件：
1.受到宪法和选举法的明确保障。
2.改革派在不直接危及党专政的前提下愿意在选举的形式上进行一些探索。
3.已有外地（上海、西安）一些单位的成功经验。
4.北京群众的政治热情和觉悟比较高。
5.北京的学生和青年中的种种社会联系渠道特别发达，容易联合行动。
在北京高校竞选运动中，所谓“联合行动”主要表现为原《北京之春》与《沃土》成员之间的协调配合。两家民间刊物的主要成员是前一年夏天在《中国青年报》召集的一次座谈会上结识的，也可以说是官方把我们撮合到一起的。当时，我与《沃土》主编姜洪来往较多，王军涛与《沃土》编委胡平同在北京大学，见面也很方便。
我在提纲的“准备阶段”一节，提出了若干准备事项：
1.利用学生会、校内外群众刊物等各种社会联系和每个人的私人关系，在北京各个高校物色一至数名人民代表候选人，在选举开始前掌握一张各校至少是各重点高校的候选人名单。
这是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一步，是对我们这些人的社会影响、声誉、联系以及我们的组织工作能力的一次检验。
2.组织全体候选人一起研讨选举战略和策略，制订纲领交换情况。
3.协助各候选人在本校组织自己的竞选班子，联系选民、事先协商，做好初步的舆论准备。
4.做好选举阶段所需的各项物资准备。
5.准备工作应尽早着手进行。
军涛和胡平后来说，“在北京十四所高校的竞选中，子明大概推动了九所”。其实，这是大家齐心协力的结果。原《北京之春》成员出来竞选的有：李盛平在北京大学一分校，王军涛在北京大学，陈子明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陈子华在北京商学院；原《沃土》成员出来竞选的有：胡平在北京大学，姜渔在中国人民大学，……；周为民当时作为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和选举办公室负责人，不仅推动了赵国杰等人参加本校的人民代表和学生会干部竞选，还推动他的朋友韩朝华在北京师范大学竞选……。后来当选为人民代表的是李盛平、胡平和陈子明，成为正式候选人的是王军涛和陈子华。
1980年初秋的一天，原《北京之春》的主要成员再次在玉渊潭公园的河边聚集，对《今冬明春参加区县级人民代表选举工作的设想（提纲）》进行了讨论。《提纲》第五节提出了如下的“竞选办法”：
1.向选举委员会（区县、学校两级）详细了解选举细则，记录，以备后用，正式报名。
2.油印散发本人简历与竞选纲领，广为传播。
3.在校内利用黑板报、小字报形式宣传政见。
4.走访选民（包括校领导），组织小型座谈会，发表有关简报。
5.张贴海报，以候选人名义召开大型会议，候选人发表演说，解答群众提出的问题。
6.当上面非法干扰选举进程时，要坚决回击，公开予以抨击，向群众呼吁，要求进行预选投票，争取正式候选人资格。
7.取得正式候选人资格后，不可松懈斗志，继续采取各种方式争取选票，特别要与第一轮的竞争失败者加强联系，争取他们支持者的选票。
8.竞选获胜后举行庆祝活动，向选民征询今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准备参加人大会议的作法。
对于这些竞选办法，大家进行了具体的分工，并制定了落实的措施。在讨论中，决定把北大一分校和北京大学作为开展竞选运动的重点。因为前者地处西城区，比其他位于海淀区的高校早选举半个月，可以作为竞选运动的试点。后者是综合性高校，人才济济，最有条件把竞选运动搞得有声有色，并影响全局。后来在李盛平竞选期间，我和军涛、闵琦、吕嘉民、吕朴、姜洪等人作为助选团队，在北大一分校的选民见面会上亮相，配合盛平回答选民提出的问题。在军涛竞选期间，由于他在本校组织了阵容强大的竞选班子，我们就没有必要正式出面助选了，但仍有我和姜洪、曹思源、张平等人参与撰写军涛的竞选文宣材料。
10月的一天，军涛和我参加了雷桢孝的人才学研究会筹备组于香山召开的一次露天聚会，碰到了来北京上访告状的湖南师范学院的竞选者，得知该校的竞选活动受到了当局的压制。但这并没有动摇我们在北京开展竞选运动的决心。我们还在会上遇见时任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的张炜，交换了对于高校竞选运动的想法。张炜当即表示，他也会参加竞选。
我在秦城监狱写《改革十年反思》时，把改革派分为经济改革派和全面改革派，又把全面改革派分为三类：从人民代表候选人的竞选演说和宣传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分野。这里仅以北京高校竞选活动的中心北京大学为例来说明这一点。从21名大学生、研究生竞选人中，通过预选选出了得选票数排列前三位的3名正式候选人，其观点依次为：政治改革先行论者、经济政治改革并行论者、经济改革先行论者。
这里说的排列前三位的正式候选人，就是胡平、军涛、张炜。在整个80年代，胡平是四五一代中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军涛是公民社会实践的急先锋，张炜是“50后”在仕途上的领跑者（领先于现在的习近平、李克强等人，并有创办天津开发区的骄人政绩），然而到80年代末，他们全都因为坚守知识分子的良知而受到当局的无情摧残。现在，他们三人被迫流亡海外，有家不能回。军涛父亲三次报病危，在重症监护室抢救，军涛要求回国探亲，均不能如愿。
1980年竞选的时候，军涛只有22岁，但已经是一位“老运动员”，三次民主运动的参加者。对于军涛当时的风采，他的北大同学马波（老鬼）有如下的描述：王军涛是部队干部子弟，平日爱戴着顶呢军帽。忘了是怎样认识他的了，给我影响很不错，从外表上一看，就知道这人不坏。双颊黑里透红，眼睛秀气，眼角又黑，又漂亮，有个深深的棱；目光纯正，无一丝杂光；鼻子上直下方，洁净，洒脱，十分中看。平日，他脸上总挂着几丝淡淡的忧郁，初与人接触时，有点不自然。
他是知名人物，首都体育馆开四五英雄表彰会时，他坐在主席台上，与王震挨着，上了电视，各报刊也纷纷介绍，溢美为：“中国新一代青年的骄傲。”但在学校里，他一点也不趾高气扬，对人彬彬有礼，谁到39号楼105房间找他都接待。
他俊秀的相貌，滔滔不绝的谈吐，四五英雄的名气，引起了大批女性的注意。追他的女性真不少。中学同学，大学同学，朋友的妹妹，海淀书店的售货员，电影学院的女学生……个个都很漂亮。明知他是个居心叵测的人物，就像有毒的河豚鱼，因为要冒着生命危险吃，想吃的人反而更多。
同为北京大学竞选者的袁红兵是这样描述军涛的：十名竞选人中，除胡平之外，另一颗明亮的星辰是王军涛。曾经被捕入狱的经历，使王军涛的人格具有了某种英雄的色彩。
王军涛身材适中而匀称，方形的脸显得端庄肃穆，浓黑的眉毛下，一双惯于直视的眼睛里常常闪烁起英豪的男儿气概——从中国占卜文化传统的角度来看，他的“面相”表明了一种值得信赖的、坦荡诚实的个性。
王军涛走到舞台前，舞台的背景似乎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了，只有他的身影如同阳光金色残迹上的一座孤独的浮雕。礼堂里嘈杂的声浪消失在紧张的寂静中。仿佛面对无数雕残的时间重迭成的死寂的荒野，苍茫的神情覆盖在王军涛的脸上。他下意识地把右臂举向空中，手掌里好象托着一团要点燃苍穹的火焰，然后，犹如吟颂悲壮诗篇似得，以浑厚而激昂的胸音，高声说：“我的观点是——为了中国的民主，必须彻底否定毛泽东！”
尽管毛泽东已经死了，尽管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能从现实中意识到毛泽东的罪恶，可是，专制政治虚假的宣传所铸造的神圣感，却仍然使毛泽东的形象成为沉重地压在人们生命中的金色阴影。现在，当一个勇敢者说出，毛泽东这个共产主义之神乃是罪恶的象征时，人们便茫然了，困惑了，那是因听到真理的兴奋和暴政前的怯懦交织在一起产生的茫然；那是因不敢直视辉煌的谎言雕谢之后的精神空虚所产生的困惑。而这种茫然和困惑使真理孤独了。
一个灵魂高尚的圣徒站在遥远的阳光中，向混乱的尘世讲述真理——这就是那天晚上王军涛留给袁红冰的印象，而袁红冰觉得，那个印象是美的。
马波和袁红兵都认为，是因为军涛提出否定毛泽东的“爆炸性问题”，而让“煮熟的鸭子”飞走了，痛失当选机会。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便心急火燎地连夜赶到北大，向军涛谈了我的看法：提出“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命题，有可能丢失两部分人的选票。一部分人是既反对毛泽东又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即使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照反不误，他们有可能误会军涛“反毛而拥马”。另一部分人是反对“文革”和毛泽东晚年思想但还没有对彻底否定毛泽东做好思想准备的人。我最担心军涛会失去前一部分人的选票，然而从马、袁观察到的情况来看，我对于北大学生的思想素质还是估计过高了，因为军涛丢掉的主要还是后一部分人的选票。袁红兵写道：“如果说胡平关于‘言论自由’的理性体现了这次北京大学竞选运动的最高精神价值的话，那么，王军涛彻底否定毛泽东的观点，则是这次竞选运动的现实政治意义之冠。投票的结果表明，北京大学的学生怯懦地避开了现实政治，同时又勇敢地选择了被专制政治视为思想异端的理念”。北大学生选区共有选民6094人，选举人民代表2人。正式选举的投票率为91.2%，胡平3467票，当选人民代表；王军涛2964票，得票率超过50%，但没有达到登记选民人数的50%，未能当选；张炜2052票，位居第三。随后进行了补充选举，投票率跌至81.3%，王军涛2936票，仍未达到有效当选的选民数，补选流产。顺便说一下，由于《选举法》有关当选规定的不合理，在这次选举中，有好几个大学选区的人民代表席位都空缺了。
我所在的选区包括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院、环境化学所、地球物理所，第一机械工业部机械科学研究院院部、机电所、起重机所、标准化所，一共7个单位，选民3107人，应选出代表1名。未经过预选投票，就决定了两名正式候选人：陈子明和雷天觉。雷天觉是一机部机械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他还曾担任过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后来又担任过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在正式选举中，我获得1600张选票，超过选民半数，当选为海淀区人民代表。
人民代表选出后，我又写了一份《关于下一步竞选工作的提纲》，倡议成立“学生代表联席会议”，并提出“在区人大上的工作”事项9条。当选为海淀区人民代表的5名研究生和本科生——北京大学胡平、中国人民大学韩宇红、北京师范大学李世取、北京钢铁学院李讯、中央民族学院罗维庆，支持我的提议。但到了区人大开会的时候，我们却未能将这九条完全付诸实施。首先是由于清华大学顾立基、华如兴的反对，学生人民代表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攥起一个拳头；其次是进入1981年之后，政治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超过了毛泽东去世后的任何时期。
第五，彻底独立于权势者的安排：在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高潮中
1989年6月30日，陈希同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通篇没有提到军涛，提到我的名字也仅有下面这一处：同这种要求相配合，一些知识界的所谓“精英”分子，也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极少数人，在此期间也组织种种座谈会，利用舆论阵地大肆宣传，其中最突出的是《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社4月19日在北京召开的座谈会。这个座谈会由戈扬主持，参加的有严家其、苏绍智、陈子明（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刘锐绍（香港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等人。他们议论的中心也是两个，一是为胡耀邦“平反”，二是为反自由化“翻案”，并且明确表示支持学生的游行示威，说什么由此“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
查导致《世界经济导报》关张的那一份报纸，摘要发表了4月19日座谈会上几乎所有人的发言，唯独没有刊登我的发言。为什么《导报》编辑不喜欢我的发言呢？因为我对座谈会议论的两个“中心”话题都拨了点冷水。我说，我与从学生游行中“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的朋友看法不同，作为四五运动的参加者、过来人，在13年后看到相似事件的重演，人们在同一地点以同样的方式表达同样的情感和要求，使我深感悲哀。这表明中国的政治发展实在是过于缓慢了，政府至今还没有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提供比这更畅通的政治表达渠道和表达方式，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没有表现出在政治上比当年更加成熟和更有风度。我又说，大家都在歌颂耀邦的时候，我要说几句他的坏话。他也会犯错误，譬如说，由于公安部门和内参部门的信息引导，耀邦曾把高校竞选运动称为建国后第三次青年学生“反党运动”，在韩天石等人及时说明真相后，耀邦才把刊载这一讲话的白头文件从印刷机上撤了下来。这说明他知错能改，从善如流。多年后，张炜在悼念胡耀邦的文章中也写道：“他的最为可敬可爱之处不在于他的一贯正确，而在于他总是真诚地坚持真理，迅速地修正错误。他不是神，因此也有说错话、甚至办错事的时候。例如，他曾经指责学生竞选是青年学生在历史上第三次向党夺权（第一次指反右以前的大鸣大放；第二次是指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在那天的座谈会上，李昌告诉我，当年是他本人（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和方毅（时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国科学院院长）为我说了好话，才使我逃过一劫。
1981年寒假的时候，我和军涛心怀坦荡，并不知道已经站在悬崖边沿，处境岌岌可危。有关部门对竞选运动的来龙去脉非常了解，完全掌握我们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很久以后我看到了中国科大研究生院的一份报告，才知道自己当时命悬一线。
院机关党委转报院党组：
一月八日，二月十日《国内动态》（清样）登载海淀区第七届人大代表，我院研究生陈子明同志的活动情况。方毅同志二月十日批示：“可请科学院查明、详告。”科学院党组领导同志对此也有批示意见。根据这些指示，我们对陈子明同志的情况进行了了解。
科大研究生院八○届研究生陈子明同志的一些情况：……根据陈子明同志在我院的表现，我们认为陈子明同志的政治态度和参加海淀区人民代表大会前后的活动情况，没有越轨的行为，即使在有的问题上有点偏激的认识，发现以后也是引导和教育问题。
中国科大研究生院一九八一年二月廿八日
在四五运动和竞选运动两次民主运动中，本来我都是有可能被作为首要“反革命”处理的，但都侥幸逃脱了。（可能是为了找补回来吧，到了八九民运的时候，终于让我当了一回首犯。）尽管当时科大研究生院的领导为我打了保票，方毅、李昌对我采取了“包庇”态度，但阻止不了公安部门对我长期实行窃听等侦察监控手段，也不能使我免于纳入所谓“新三种人”（“三种人”是指“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的黑名单。
同样，尽管有韩天石（时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马石江（时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等“团派”的理解和保护，军涛和胡平等竞选参与者仍然受到不同形式的政治迫害。胡平的研究生学业结束后，长期不给他毕业和学位，也不给他分配工作。军涛本来是要留校的，最后把他分配到了山沟里，让他无从发挥自己的政治影响力。陈子华和姜渔都被发配回原来的工厂，在专业上完全不对口。在外地大学，还有竞选人被开除学籍、开除党籍的案例。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