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瓜瓜是名人，海外不少人了解，而王娅呢，我今天才通过《重庆晚报》知道她的名子，看了这家在薄熙来严密控制下发行的报纸，竟披露了一个不幸的孩子，她的遭遇使我止不住落泪，所有的被薄熙来甜言蜜语所忽悠了的善良的人，都不会相信，所谓的“宜居城市”重庆竟还有这样贫困的家庭和孩子。文章的标题是，《记者调查：重庆彭水山区学生因条件限制不吃午餐》，{2010年01月20日重庆晚报}，由此我想起了共产党的封疆大吏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心中很不是滋味。

文章说，彭水县山区学校，有3万余名孩子和老师，他们在学校吃不上午饭，很多孩子天不亮在家吃了早饭后，要等到天黑回家，才能吃上第二顿饭。这里的大多数孩子，身高和体重严重不达标。“饿！”孩子们都这样说。

记者举例说，为了“经饿”，王娅早上总吃糯米饭，吃了口渴，就喝自来水。记者叙述了情节：14日，距县城66公里山路的彭水县朗溪乡很冷，早上人们出门，发现地面全给霜冻住了。7岁的王娅坐在教室第一排，身高不足1米，在朗溪乡中心校上一年级。中午1时20分，放上午学后，孩子们不是吃饭，而是涌向操场追逐、嬉戏。同桌的冉诗鑫拿出个桔子，看着他嚼动的嘴，王娅吞了一下口水，走出教室。她觉得有些口渴，就走到操场边的自来水龙头前，弯着腰，将嘴凑过去。冰冷的水灌进领口，她打了个冷颤。太饿了，她又多喝了几口。这个自来水管，解决了全校400多名学生的吃水问题。

作者又写道，王娅的家在大堡村1组，到学校的路几乎全是山路，“跑的话，要两个小时。”

王娅不知妈妈长什么样，只知道妈妈生下她不久就走了，爸爸长年外出打工，是姐姐把她带大。姐姐，在同校上六年级。因离学校太远，姐妹俩每天早上5点过就得起床，6点过就得吃完饭出发上学，下一顿，得等到晚上回家才能吃。午餐，是断然不敢想的——学校没食堂，场镇距学校还有些路程，即使校门外能买吃的，姐妹俩也没钱买。家里收入全靠父亲打工，没有多余的钱让她们买零食吃。因为早上这顿饭要管至少12小时，姐妹俩常吃糯米饭。大多数晚上，姐姐带着她放学回家后，都会做一大锅糯米饭，再炒点白菜下饭。早上再将糯米饭热着吃，下咸菜。“姐姐说，糯米饭吃了经饿。”但每到中午，王娅还是觉得饿。班上的同学也觉得饿，没吃的，只能到操场上去玩。

那么，王娅的贫困是否是个别现象呢？记者以铁的事实，做了否定的回答。他写道，全班46人，今天就只有两人带了“午餐”——冉诗鑫带了个自家种的桔子，包时雨家条件稍好一些，妈妈给他准备了一个苹果。读者可以想一下，条件好的，中午吃一个苹果，不好的，就只能喝凉水了！

那么，为什么还要克服困难去读书呢？记者转述文章主人翁王娅的话说，“我想读书，姐姐说，不读书就会一辈子饿肚皮。”

读文至此，只要是一个正常人，都不能不心痛，重庆怎么了？一个县就有3万个孩子中午吃不上饭！重庆号称是“三个代表”的官员哪里去了？重庆打黑运动累死一个公安干警，薄熙来下令奖励了100万，王立军搭航班飞北京汇报打黑除恶成绩，来回都坐头等舱，钱要上万！薄熙来太太谷开来打一个官司，要律师费150万……薄熙来调离大连后，占据和留下的房产价值多达960多万元，这些我先不论，再看看一位属名“三木匠”的网友对薄瓜瓜学费的调查。

他文章的题目是《薄熙来的巨额财产来自何方？》，其文说，据说薄熙来的儿子在英国的“哈罗公学”就读。下面的网站，http://www.harrowschool.org.uk/default.aspx？id=93说的是该校的学费，摘录于下：The school fee for academic year 2009/2010 is &#163；9，515 per term （&#163；28，545 per annum） and includes，board， tuition， textbooks， a stationery allowance and laundry. For any subject requiring additional tuition there is an extra charge.。这位有心的网友写道，按今天{2010年1月1日}的汇率，&#163；1=￥11.082，&#163；28，545，折合人民币，￥316，335.69.由此我们看到，这笔令人震惊的学费与薄熙来的收入，明显不符，所以“三木匠”说，他又在网上查到，2007年吴仪退休时，提到她的年薪是￥12万。于是大声质问：请问：薄熙来的巨额财产来自何方？{三木匠19：29：10 01/01/2010}.我想，同一年薄熙来任商务部长，在吴副总理的领导下工作，相信他的薪水不会高于她，但他的贪腐此文暂且不论，我想说的是，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富有而高调的人，在其领导下，重庆的农民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小学生连午饭都吃不起，不用说，象薄书记鼓吹的那样，干部整天“围着穷人转”，只要薄瓜瓜少喝一杯酒，少泡一个妞，薄熙来少吃一筷子饭菜，少发一封红色短信，重庆小学生王娅就能中午吃饱肚子啊！薄熙来真的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

我想，王娅哪一点比薄瓜瓜差呢？她每天要跑两个小时的路，才能赶到学校，薄瓜瓜呢，在大连实验小学读过不长时间的书，但我亲眼看到他天天坐着豪华房车，还要薄熙来的秘书吴文康护送，他高中没毕业就由王老板赞助去了新加坡读英文，接下来又由谷开来亲自陪送去了英国哈罗公学，最近又进了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另一个前妻生的儿子李望知则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书，薄熙来自我吹嘘瓜瓜拿得是全额奖学金，就算如此，两个孩子在海外生活花销也是天文数字，何况薄瓜瓜又当选了“欧洲先生”，动辄一身名牌服装，挥金如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儿子是“天之娇子”，重庆彭水县的王娅是农家赤贫，薄熙来为何不拿出一点钱帮帮这些可怜的饥饿的孩子呢？他讲的比唱得还漂亮，但对眼皮底下的吃不上饭的孩子却视而不见，铁石心肠，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当然，我不否认，象王娅这样的小孩所在的贫困县，并非一时之困，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的前任汪洋和贺国强等都要承担责任，薄熙来2007年才当市委书记，不能全怪他，但别人心虚要脸不敢吹牛，而薄熙来任职后，一边干坏事，一边讲大话，以至还安排瓜瓜利用暑假接受《青年周末》记者的采访，为自已的“艳照门”辩解，殊不知，当他夸夸其谈之时，王娅的父母还挣扎在贫困线上，不用说喝洋酒，她连喝一口热水，吃一顿午饭都做不到，薄熙来要是有良心，不用指责他人“围着富人转”，就把自已这个富儿子北大演讲时雇保镳的钱捐给王娅吧，做到这一点，也算是“毛主席的好战士”！

我想，上述王娅姐姐告诫她的话，也对但也不太准确，读书，的确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但在一党执政的体制下，还得有个好爸爸，就象薄瓜瓜一样，不然大学毕业没工作的也比比皆是，再说，薄熙来和儿子瓜瓜也读了不少书，但对弱势群体冷酷无情，根本没有同情心，他以权谋私不算，还大搞做秀骗人的鬼把戏！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权力是上级给的，不是王娅及父辈之类的民众选举的，他搞的反贪打黑是源于权斗，是为了忽悠百姓，是给胡温看的；他有时也装腔作势下基层，抱抱农村小孩啦，问问民众温暖啦，但这都是给记者和群众看的，记者心里也知道他在造假，所以等他一走，类似上述王娅的故事就出现在报端了！我相信，一点点长大的王娅，终有一天会明白，他和薄瓜瓜究竟差在哪？改变这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的途径是什么！我也期待中国会有一天真正地实现宪政民主，农家子弟王娅能和薄瓜瓜一样到海外读书，他的农村兄弟能过上幸福温饱的生活！那就是，能用选票把薄熙来这样的两面派赶下台！

2010年1月20日于多伦多

1、

许多智者给电影《孔子》的打分，都跳不出老调子。无论是“5分”的正方“歌德派”，还是“2分”的反方“缺德派”，几乎无一准确，了无新意。连人见人爱的韩寒也未能幸免。“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比如，韩寒说︰“通过电影，你很难理解孔子这个团队里的员工为什么一直追随着孔子。”这话与事实相去一百八十度！我就是通过118分钟的电影《孔子》，才顿悟︰《孔子》有子路、冉求七十贤人始终追随，关键是孔子及其儒学可以让学生得到做官的机会——电影《孔子》中以“子路理卫”和“鲁军拜帅冉求”两个细节专证此理。

其时孔子虽如丧家之犬流亡流浪，孔子的儒学却已让各国诸侯耳濡目染心向往之，这才让子路可以孔子大弟子的身份到卫国理政——电影《孔子》101分钟（第6节）时，“卫灵公一死，卫国新君十分赏识子路，邀请他去卫国做蒲邑的大夫”。本想以“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来劝阻子路入卫的孔子，在听到子路表示“一旦理政成功，将请夫子去当相国”的计划，也就默认了子路入卫.至于孔子高足冉求为鲁军统帅一节，更说明，只有经过孔子点头同意，被邀入阁的弟子才能上任为官。电影《孔子》91分钟（第5节）时，季大司徒派公子找到孔子，“季大夫恳请夫子这就让冉求回国助战。”冉求早想去，但只有当孔子发话“冉求，你就去吧！”才能成行。

这两个细节，虽然与史料不一定完全吻合，但出入不大，逻辑上基本真实。这就让人明白，为何老庄都有学生，但却不能像孔子一样，享受许多学生跟随老师流浪的荣耀——儒学可以有效地给弟子带来权势，而道家一般只能给信徒以精神。历史上虽有几个道士当过大官，但那只是偶然几个例外，没有形成规律和传统；远不如儒学，朝朝代代都能大批地给儒生以高官厚禄。

在中国，一种学问有多大的市场和生命力，往往取决于它能给人多少实惠实利。反过来，一种市场份额大的主义、流派，必然是已给人许多既得利益和梦想。

2、

如果说电影《孔子》重在给人两点教益，除了上述启示，另一个隐喻就是，孔子的实质就是上访者和流亡者。如若中国永远离不开孔子，也就是中国永远需要上访者和流亡者。如若中国的和谐理论源于孔子，也就是中国实现和谐需要与上访者和流亡者共生。

孔子的一生，是从体制外攀入体制内，再逃到体制外——这是古今大思想家共同的成长轨迹，老子庄子如是，鲁迅亦然。孔子从“少也贱”勤奋为“博学”，从“鄙事”晋升为高官，再沦为上访者，再返璞归真为流亡者（孔子自称为“丧家之犬”），最终成正果为教育家、思想家。电影《孔子》的独特之处，就在于突出放大了孔子的上访者和流亡者形象。这填补了二千年孔子研究中的空白，也与时俱进地刷新了孔子的新形象。

请看电影《孔子》的叙事——孔子虽曾贵为鲁国代国相，却因“抑制三桓”得罪权贵季大司徒等，受到了不分祭肉的羞辱。于是乎愤而上访国君。但权臣季大司徒控制着一切臣民的上访权——电影《孔子》63分钟（第4节）时，有人报告︰“夫子说，他想面见国君。”季大司徒轻蔑地说︰“君上哪有时间见他？叫他别想啦！”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其实如同今日深圳草根市民一样，惨遭市委书记警告︰严禁在市府门前找市领导上访呼冤！

为防范孔子上访心不死，季大司徒干脆叫人送了一个玉诀给孔子——谎称是君上所送。孔子相信这驱逐令符合国王的“四项基本原则”，只得承认“自由化”去国流亡，“道不行，乘桴桴于海”，从上访者沦为流亡者。好在季大司徒并非永远的陷入独裁病态，在临死之际幡然悔悟，派公子找到流亡的孔子，送来一个邀请回国的签证（玉环）。电影《孔子》112分钟（第6节）时，季大司徒“他反省往事，觉得当年驱走夫子，犯下大错.所以派公子前来请夫子回国。还说，要当面向夫子谢罪。”孔子抚摸玉环，说“环者，归还也。”于是结束十四年的流亡，回到鲁国与权贵共生。

可以说，电影《孔子》的最大创新，就是将孔子视为中国古今上访者和流亡者的集大成者。

若深圳市政府能认真看懂电影《孔子》，当明白，应当像尊重孔子一样，尊敬所有上访者，立即取消上访禁令——禁止一切上访者在市政府门前上访，必然如鲁国驱逐孔子一样，愚蠢地将最有利于发展深圳的苦口良药（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与异议）拒之千里。

若北京能细细体会电影《孔子》的弦外之音，将二十年来形形色色的海内外流亡者一个一个请回来，必然会复活了千万个新时代的孔子——无数海外流亡者都将如孔子一样带回新的理念，新的思想，新的人性。

如是，尽管这些新孔子也会可能如老孔子一样，痛定思痛，从急于政治改革转为长远的共生文化建设，仍然坚持于体制外，但其学术研究、文化议政，仍然将使“鲁国”的“周礼”（现代普世价值观）重放光芒。

只是，今日各地的新“季大司徒”，有没有老“季大司徒”的晚年反省之智勇呢？时光流逝了两千多年，中国官僚就不能有一点真正的进步？就不能结束今不如昔？

3、

电影《孔子》并非是一部艺术片，以艺术标准衡量，它当然不及格。

电影《孔子》只是一部为民请命的“电影上书”，伏谏当局︰孔子者，上访者也，流亡者也。有多少上访者、流亡者，就有多少孔子！尊重一切上访者和一切流亡者，才是尊重孔子。如此，胜过在海内外办亿万个孔子学院！——一面禁止海内外流亡者回国回乡，一面在海外斥巨资大办孔子学院，这种自相矛盾，必然只是有百害无一利的愚蠢大浪费！

但愿这些话挑明后，“站惯了”的胡玫不会追悔莫及；被“感情联络”而看走眼的电影局审查处不会亡羊补牢，连夜召回电影《孔子》。

自然，如同许多名着的思想倾向竟然完全悖离作者立场一样，电影《孔子》的为一切上访者和一切流亡者鸣冤，也许并非导演、制片人和审查者的初衷。但这没有关系——只要我们能感受到电影《孔子》对古今上访者和流亡者深切同情，它就成功了——在这一点上，电影《孔子》与《阿凡达》殊途同归，相得益彰，一个为上访者、流亡者鼓与呼，一个支持弱势“钉子户”，都是主张人类共生正义的普世价值观.因此，面对电影《孔子》导演胡玫的一些专制胡说——“如果《阿凡达》真是因为《孔子》下线，我是说如果，作为一个中国导演我感到非常温暖，为国家保护国产电影的措施感到温暖。”——我也仍愿宽容它︰凡高不是疯子么？其《向日葵》却是让人感动的名画；巴尔扎克不是崇拜贵族么，其《人间喜剧》却揭示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胡玫虽然是一个“站惯了”的“党的小姐”，也不是不可能偶然在失忆中流露一些“人性高于党性”。

周润发说“看了《孔子》不哭就不是人”，真好！那些禁止一切上访者在市政府门前上访的书记市长，“看了《孔子》不哭就不是人”！那些禁止海内外流亡者回国回乡的“唱红打黑”之贪官新左，“看了《孔子》不哭就不是人”！

还要等多久，长城内外的上访者才能如孔子一样被官人接回呢？

还要等多久，海内外流亡者才能如孔子回鲁一样回到大陆故乡呢？

2010年2月1日于深圳早叫庐

澳洲国庆节：从中国“人民”变成澳洲“公民”……

在澳洲国庆日这一天，全国共有一万六千人宣誓加入澳洲国籍，相对于一个只有两千多万人口的国家来说，这数字是惊人的，而这其中就很多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

据报道，过去三个月，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人数第一次超过新西兰，中国成为澳洲最大的移民国家。看到电视上不同年龄的中国人喜气洋洋地从澳洲总理、市长和移民官手里接过澳洲国籍证书，不觉有了亦悲亦喜的复杂心情。

按照中国当前不太合时也不太合理的国籍法，加入外国国籍的同时，也就失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这对于在长期教育与悠久的文化传统中，把“国”弄得比“家”还重要（至少是相提并论，所以有“国家”）的“中国人民”来说，总是不那么舒坦的。

然而，外国护照的便利、孩子的教育和前途、以及民主自由和法治带来的持续的和谐与保障，还是让能够“换护照”的华人纷纷效法。可一旦加入外国国籍，当然就不仅仅是“换护照”这么简单，按照新入籍国家的法律，你已经宣誓忠于这个国家的价值理念，庄严承诺遵守这个国家的宪法，以及更主要的是，你已经从常常被代表的中国“人民”变成了享受天赋人权和被宪法保护的堂堂正正的澳洲“公民”……

对于很多加入澳洲国籍的中国大陆人来说，这一天标志着他们人生的转折点。从这一天开始，在法律上以及各种切实的关系方面，你已经是一名澳洲人了，当然，在精神上，你依然可以保留自己作为中国人的所有特征，你和中国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何况，很多中国人继续选择在精神上做一名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我始终认为，“中国制造”中最有意义、最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产品”是中国人，每年，中国都为世界一些发达的西方国家制造为数不少的“公民”……

澳洲一家网站为啥不敢刊登我的博文？

澳洲有几个第一代华人移民组成的华文作家协会，我是一个协会的会员，另外一个协会的理事。这两个协会经常把大家的作品整理在一起在澳洲中文网站上上发表。可是，整理者很快就发现一个问题，凡是整理的作品中有“杨恒均”作品的，澳洲当地一个比较大的华人文学网站就拒绝发表所有人的作品。后来由于担心影响其他华人作品发表，我请整理的文友不要收入我的文章，这样整个作协的作品才可以继续上网。

我一开始也挺纳闷的，想知道原因在哪里。我原来以为网站负责人独独不喜欢我的作品，或者人家看不上。后来朋友才告诉了我真实的原因，原来网站负责人担心我的作品会得罪中国驻澳洲大使馆，也害怕刊登了我的文章而导致大陆方面屏蔽他们的网站，造成大陆网友无法访问……

后来，我解释说，最近三年，我的所有作品都是发表在国内博客上的，我的博客在国内各大门户网站都有，迄今没有任何一个博客被关闭，文章被删除的也并不多。但可怜的澳洲华人，有些是二十年前甚至三十年前移民过来的，加上离开大陆太远，几乎仍然生活于几十年前的恐惧之中。以致在有些华人招待会上，有人看到我，很紧张地避免被我打招呼，更害怕被合影，担心成为得罪祖国母亲的罪证。有些在使馆工作的中国外交官私下透露，真受不了澳洲一些“爱国华人”，难道他们不知道极左的“四人帮”早在三十年前就被抓起来了？

澳洲的网站拒绝刊登我文章的消息被朋友知道后，他们都纷纷建议我就这个现象写一篇博文，痛痛快快讽刺一次，我一开始确实也有这个想法，可是，想来想去，我就有了另类的思考。

说真话，这种现象是值得讽刺，也是最好的讽刺素材，然而，如果深入思考一下，就发现我没有理由讽刺他们了。毕竟，他们曾经为了自己以及子孙后代生活于民主自由的国家（美国、澳洲）付出过代价，他们大多是采取并不光彩的手段移来国外（几乎百分之八十隐藏移民意图），办理移民的时候又或多或少地做了一些假材料（或者不真实的材料），有些即便移民后很久，依然干一些粗重的活儿，这一切，都是他们为自己以及子女而付出的。从几乎没有多少华人华侨在中途放弃而把孩子送回大陆来看，他们显然认为是值得的。

那么，既然这些华人华侨曾经为追求自己的民主自由而付出了这么多汗水和牺牲，我又有什么权力在他们感到害怕的时候对他们冷嘲热讽？中国大陆有13亿和他们一样的中国人，有什么理由让这些已经不再是法律意义上的海外“中国人”来为13亿纯正的中国人冒风险、争民主和自由呢？

从这方面来说，我突然理解了为什么将近五、六千万生活于大陆之外的华人华侨（包括港澳台），稍微有条件就把自己那些乡下连字都认不全的七大姑八大姨弄到西方民主国家来，而并不愿意对大陆的民主自由和法治多所言语，更不愿意为此冒风险和付出代价。同时也让我能够在这里回答一些朋友的质问：百年前的华人华侨多关心祖国的政治变革，现在的华人华侨只关心到祖国赚钱。除了上面说到的原因，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百年前华人华侨在海外受到严重歧视，而且很少能够加入当地国籍，成为平等的公民，现在不同了。人家经过努力，已经从“中国人民”变成外国“公民”，你还指望人家为你干什么？

说到上面那个拒登我作品的网站，还有一个解释：作为在澳洲的中文网站，生存本来就不容易，一旦被屏蔽（被“墙”了），大陆网友无法访问的话，那就更是死路一条了。在他们无法判断当局是否允许我的作品发表的情况下，一律拒绝刊登我的作品，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们已经生活在民主自由和法治的环境里，接下来最重要的自然是赚钱。

这位网站编辑和很多华人华侨一样，他们已经是澳洲公民了，而且也在澳洲享受着所有人都享受的自由和民主，他们推崇并继续沾着普世价值的光，但在涉及到中国相关的问题时，他们宁肯把自己当成精神上的中国人……

在精神上当一名中国人……

就在大陆网友对我高度赞誉，说我敢言，甚至用上了“勇敢”一词时，就在海外一些朋友鼓励我嘲讽一些胆小怕事、在精神上依然是生活在不民主的状态下的华人的时候，我自己却经常性地受到另外一批海外华人的批评甚至攻击。自从在国内开设博客写文章后，我受到的最明显和直接的攻击并不是来自国内权贵和所谓的五毛，而是来自海外一些华人华侨——这是和上面所说的那位澳洲网站编辑站在另外一个极端上的华人华侨，他们以推广民主自由为己任。

每一次出来，我都会听到一些这样的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对我的文章说三道四，有些甚至从我文章的片言只语直接得出了结论：“杨恒均写作班子的总部就设在中宣部或者西苑（国安部）”，按说，批评甚至攻击都无所谓，可有些中国人竟然到处打电话，发邮件，分析我文章中的糟粕，痛斥我的文章哪里像一位在西方生活了十几年、懂得民主的人所写，最后竟然有人告到美国和澳洲政府有关部门，结果，那美国人看着我悲哀地说：我真看不懂你们中国人，也许，你们真地不适合民主吧，杨先生？——由于这些批评和攻击我的人中不乏我以前尊重的名字，所以有时挺郁闷的。

今天我也想借此机会对此问题做一探讨。虽然我仍然是一名中国人，但毕竟在海外生活了十几年，而且都是在政治、社会科学、写作领域混，所以，从精神上来说，我早就接受了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熏陶。可是，自从三年前在中国大陆开设博客之后，我就像上面我差一点写文嘲讽的澳洲中文网站负责人一样：在精神上把自己当一名中国大陆人。

那位不愿意刊登我文章的网站编辑在澳洲这个对政论文章绝对没有任何审查的地方自愿、自动、自觉地审查和过滤我的文章，并认为我的文章没有达到一个中国大陆人的标准。但和他这种自我审查相比，我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因为，虽然性质有所不同，但自从我开始写博客后，我也是在精神上把自己当成了一名大陆的中国人的。

那么，我又是如何在精神上把自己当一名中国人呢？我想，最主要的就是在写作的时候，不管是在美国还是澳洲，我都让自己在精神上和我的读者在一起。有人也许会鄙视这种说法，认为大多数人是愚昧的，是不可救药的，知识分子和写作者就应该站得高看得远、高屋建瓴或者振臂一呼，这个我也支持，所以我从来并不看重自己博文的远大意义，我始终认为自己的写作是昙花一现的。我更多地是考虑到中国的特殊情况，特别是隔在海外华人和海内华人的面前有形和无形的那些墙，如果你在海外，即便站得再高，呼声再响，恐怕要想穿透那堵密不透风的墙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曾经有海外的学者耐心地指出我文章中一些提法，包括一些名词的使用和一些民主自由思想的表达方式，颇有责怪我没有把道理说明白以及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我点头默默地同意，但我始终没有告诉他们：我1983年就在复旦学习国际政治，后来二十多年，几乎在世界大多国家工作、学习和研究过，又在国外拿了硕士和博士，你说的那些民主自由和法治的理念，我几乎都可以用英文背诵出来，但你考虑到我在哪里写博文？我的读者是谁吗？你知道地球上先进的人类早就形成并实行了多少年的普世价值离中国大陆有多远吗？

然而，在这方面和认为比我站在更高的道德制高点上的朋友争论，都是不会有结果，也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虽然我也知道，大陆艰难的写作环境，有时让我的妥协把自己变成了部分海外华人眼中的“精神侏儒”，但说实话，如果不在精神上把自己当成一名大陆中国人，那么，我可能连一个字也不想写，也写不出来了。因为，我主张的那些所谓民主、自由和法治的理想社会，是我早就生活其中，并已经可以确保我的子孙后代生活其中的。对于我自己来说，和那位拒绝谈论政治中国的澳洲网站编辑一样：为个人追求民主自由的历史已经终结了。不是吗？在五、六千万华人华侨中看看，大家有几个不是在利用公平与合理的制度，拼命赚钱？

此文不是指责那位不刊登我文章的澳洲华人，更没有回击那些批评我“不够大胆”的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但对大陆人和海外华人，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清醒地看到，在中国和世界之间，还有很多有形和无形的墙，如何认识墙那边的世界，以及你是否想穿越这堵墙，往往决定着我们的一言一行甚至我们的思想。如果一定要问我有什么建议给那些关心中国前途的人，我想说的是，对于墙内的人，你一定要翻墙到外面来看看；而对于墙外的人，你同样应该翻墙到里面去了解一番……

只是孤芳自赏地生活在墙的一边，不管是哪一边，都是不完全的……

什么是中国人的精神？

翻越有形的墙需要身强力壮，而翻越无形的墙，需要的则是同样无形的“精神力量”。我和那位拒登我文章的澳洲编辑都在精神上把自己当成中国大陆人了，从形式上说，我们半斤八两，但我认为我们之间还是有本质的区别，那就是我们对什么是中国人的精神的认识截然不同。他认为屈服于权贵而拒绝刊登我的文章就是中国人的精神，而我恰恰认为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挑战权贵争取人权才是大陆中国人的精神。

生活在海外，却时常在精神上把自己当成一名大陆的中国人，同呼吸共恐惧，是我写博客的标准。至于如何在精神上当一名中国人——一名真正的中国人，我想，我还有很大一段差距，包括和那些指责我“懦弱”和“妥协”的人相比。但这不排斥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如何当一名精神上的中国人。

首先，什么是中国人的精神呢？是过去的中国人、现在的中国人，还是未来的中国人？是几千年跪在各种权势面前的中国人的精神？还是几千年创造了中华文明不屈不饶一路走到今天的中国人的精神？是独裁者秦始皇以及指鹿为马的精神？还是陈胜吴广的精神？是令人发指的独裁暴政？还是无数可歌可泣的仁人志士？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人缺乏你说的那种“精神”，所以才会有今天的中国。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从世界各国的历史来看，几乎每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都可以用你说的那种框框来定义：美国人缺乏那种精神，因为他们曾经是奴隶和奴隶主的国家；澳洲人缺乏那种精神，因为这里最早的移民几乎都是英国送过来的罪犯；法国人缺乏那种精神，因为他们曾经是杀人如麻的嗜血民族……

其实，精神是人创造的，人并不是精神的附属物。当很多人在批评几千万华人华侨不关心祖国的民主建设的时候，我却从他们身上看到了那种追求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最狂热的精神：他们以各种卑微甚至卑鄙的方式方法进入到民主自由的国家，千方百计让子女能够在这里生存下去，随后，又回到大陆乡下，把能够弄来的亲戚都弄过来……在追求民主自由的人类历史上，你看到过这么持久的“民主运动”？在世界各个民族中，你看到有哪一个民族可以和中华民族匹敌？

有人可能说，中国人到西方国家是为了发财，因为那里富裕，别逗了，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发财机会最多的国家中有不少是在中东产油国，你什么时候看到中国人拖儿带女移民到沙特阿拉伯的？

精神是人创造的，而追求美好与和谐的精神深藏于每一个人的内心，我们没有必要去追寻什么是中国人的精神，更没有必要让我们自己的精神被他人所代表，被历史所掩盖，我坚信，只要我们每一个人为了自己和后代而充分挖掘和发挥我们自己身上的“精神”，也就足够了。

杨恒均 2010/2/1  广州

这是一场迟到的审判，这是一笔未偿的血债，这是一段应当受到清算的罪恶历史。

2009年2月18日，一场国际性的法庭审判将世人的目光引向一个南亚小国。这是由联合国与柬埔寨共同组建的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进行的首次开庭，地点在柬埔寨首都，金边。

当天的庭审，拉开了对红色高棉（简称红高棉，又称赤柬，1950年成立时名为柬埔寨共产党，1970年改名为柬埔寨民主党）政权及其高级领导人进行法律审判的序幕。这天，坐在被告席上的第一批被告人是五个年衰岁暮的老人，此五人以前的身份职位曾让柬埔寨民众心惊胆寒，他们均是前红高棉的高级领导人：

康克由，红高棉金边S-21集中营指挥官，67岁；

农谢，红高棉二号人物、中央委员会副书记，83岁；

英沙里，红高棉三号人物、政府副总理及外长，84岁；

英蒂迪，英沙里之妻、红高棉政府社会事务部长，77岁；

乔森潘，红高棉五号人物、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78岁。

这五名昔日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从即日起，将接受特别法庭对他们的审判，被控罪名是：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危害人类罪、酷刑和谋杀罪。消息传出，柬埔寨国内和国际上亿万颗渴求正义的心灵终于有了一丝安慰，尽管五被告犯下的罪行、和红高棉的历史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头。

这场审判在国内外某些势力的阻挠下确实来得有些迟了，可它毕竟还是来了。这场迟到的审判使我想起了在电影《黑金》中，女记者吴辰君写给反黑警探刘德华的小纸条上的一句话——正义通常迟到，但早晚会到。

对于柬埔寨民众来说，“红色高棉”这四个字代表着这个国家一段特殊的恐怖历史。罪行，应该被清算，而不是被掩盖。罪恶的历史，应该被记忆，而不是被遗忘。暴政统治者是不知道忏悔为何物的，他们需要法庭和受难者帮助他们恢复记忆。这似乎是一个铁律，不信你看：

1998年当红高棉头号领导人波尔布特被捕后，美国记者泰耶问他数百万柬埔寨民众被杀害的事情时，这个“历史上最大的恶魔之一”（西哈努克语）瞪大了眼睛说：“你可以看着我的眼睛，我是一个野蛮人吗？一直到现在，我的心都是清白的。”

红高棉前总参谋长切春回答外国记者时，声称：“我不承认我是一个大刽子手。我们的确也杀了一些人，但他们都是坏人。哪个政权不镇压它的敌人？”

随后陆续被捕的红高棉领导人英沙里、农谢等人，也都坚称自己对大屠杀：“毫不知情，没有责任”。

人类文明不能容忍大屠杀的历史像蛛丝一样被抹去，不能容忍大屠杀的罪行逍遥法外，更不能容忍曾经罪恶的一幕卷土重来。今天早晨，我想起了在卢旺达大屠杀纪念馆里，有这么一句话：“我们不愿想起，但我们更不能忘记。”如今回首30年前的那段历史，依然令人恐惧颤栗，可是对于后人来说，回忆罪恶，就是对那段罪恶历史的清算，同时，用历史警示现在和未来——

1975年4月17日，红高棉部队攻入金边，扳倒了当时柬埔寨的朗诺政府，这一天，开启了红高棉所宣告的“元年”，却是柬埔寨民众一段长年噩梦的开始。

红高棉以战备为借口，逼迫城里的居民全部遣散出城。荷枪实弹的军人站满了金边街头，市民成群结队被驱赶到乡村强制服苦役。人群在枪口的威逼下，低着头赶路，身后是再也回不去的昔日的家。数日之内，金边这座当时有着两百万人口的南亚繁华都市，成了一座死寂的空城，街上一片狼藉，城市的上空弥漫着人们不明白的恐怖气氛。

红高棉就这样凭着枪杆子，从丛林窜据到城市，堂而皇之地开始了该党的执政时代，其血腥荒谬的统治延续了长达4年（1975－1979年，如此的统治对国民来说一天都嫌过长！），还更改了国名，名曰“民主柬埔寨”。为了建造所谓“社会主义的天堂”，它试图逐步将柬埔寨“改造”为不分任何阶级的社会，同时实行非常恐怖统治：

它宣布消灭私有制，消灭了工业，取消了货币和商品买卖；

它后来干脆解体了家庭，按军事编制分为男、女劳动队，实行强制劳动；

它强令民众穿着齐一色的黑色革命装或军装，强令民众吃住在公社和集体宿舍，就连夫妻的相聚也须获得组织批准；

它的管治下，大部分柬埔寨民众每天均在饥饿、或半饥饿状态下长时间苦役劳动。

饿死人的事每日都在发生，瘟疫不时蔓延，因为营养不良、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和疾病得不到医治而死去的人，像蝼蚁一样不计其数。他们被拖到野外草草埋掉，再不干脆就将成堆的尸体弃置田间地头。无数普通的柬埔寨人死于新政权“伟大理想”的实践当中，好一个所谓“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柬埔寨”！

斯大林说过：“死掉一个人我们会悲痛，而死掉成千上万的人我们只有一个抽象资料。”在极权独裁者“宏伟蓝图”的设计中，文艺复兴以来尊重人的生命、肯定人的尊严的普世价值观在他们眼里变得一钱不值。在杀人方面，以波尔布特、康克由、农谢之流为头目的红高棉政权堪称这位前苏联暴君的好学生。为了要建造一个所谓“最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红高棉的策略是——对党外民众，大规模肃反；对党内同志，进行大清洗。总之红高棉执政的代名词就是，大屠杀。

初期，肃反对象为原城市居民，特别是与西方有接触、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以及为旧政权工作的人；后期，肃反对象逐步扩大到农民、革命时期的各级干部。作为一个自诩“最纯洁的共产主义政党”，红高棉对党组织的纯洁性追求近乎偏执，波尔布特喜欢用“细菌”来形容党内的异己思想——“它们”无处不在，所以党的眼睛必须时刻睁开。

与历史上所有曾经发生过的大清洗不同，红高棉内部清洗的对象可以使用“全称判断”，也就是对某个地区党政组织、军队系统的全部成员甚至总人口。譬如1978年在对东部大区地方干部和军队系统的大清洗中，半年之內10万多人，哦不，10万多细菌，被处决。

屠杀冠以各种崇高的名义，其中一个，叫做“改造”。红高棉的目标是，将国民悉数“改造”成“新人”，目的是通过“改造”让国民获得“新生”。每位“新人”须重新登记，交代以前的历史，凡在前政权服务过的人、对新政权不满者、地富反坏、不愿自动离开金边者，一律格杀勿论。

接下来是种族和宗教迫害，会说外语的也是死罪，脸颊上有戴眼镜痕迹的人也难逃厄运。许多普通百姓被以越南或苏联间谍、美国特务等罪名遭处决，大多数遇难者全家都被斩尽杀绝，连腹中的胎儿、新生婴儿都要斩草除根，据说是为了免得养虎遗患。

截止1990年代，在柬埔寨挖掘出来的死人坑超过两万个，坑中找到遗骸一百多万具。死者的死状大多极其恐怖：为节省子弹，红高棉杀人多用棍棒重击或以斧头砍杀，许多死者的头盖骨上，留有被斧头砍出的裂痕。

1980年代初，在臭名昭著的红高棉S－21集中营原址，发掘出了近九千具尸体。如今这个监狱被改成了“红色高棉罪恶纪念馆”。馆中除了监狱及各种刑具外，还陈列着死者的骷髅，和死难者临死前拍下的黑白照片，每件展品都令人毛骨悚然。纪念馆还再现了许多的酷刑：像钻脑、割喉、活摔婴儿等，其手段之残忍令人惊骇，匪夷所思。譬如说钻脑：为了给“英明”的红高棉领导人进补，监狱特制了钻脑机，专门取人脑来制造补品，将被处决的思想犯绑在一个椅子上，置于钻脑机前。在犯人极度的恐惧中，快速旋转的钻头从犯人的后脑钻入，快速有效地进行活体取脑。

红色恐怖的狂风咆哮在中南半岛上，民众被虐杀，柬埔寨在哭泣。

浩劫过后，当时的柬埔寨已很难找到一个完整的家庭。在这段鲜血淋漓、冤魂飘零的“新政”4年里，这个当时只有不到八百万的南亚小国中，非正常死亡的柬埔寨国民竟占了当时人口的约五分之一，这一数字，已得到特别法庭的初步认定。按被杀害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来计算，这是20世纪一国政府对国内人民最血腥暴力的杀戮，是执政集团杀人之巅峰。后来英语世界的学者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发现英文中找不到可以表达此种杀戮的词语，只好发明了一个单字，叫做“自种屠杀”（autogenocide）。

与所有的刑事犯罪相比较，红高棉这种有组织的政权犯罪超越和摧毁了一切法律规则，也超出了任何一个普通人的心理承受范围，实在是罄竹难书、人神共愤！面对这样大规模的犯罪行为，人类文明的声音在沙哑，人类良知的灵魂在颤抖，人类的知识和理性显得多么得滞后和无助！

写到这里，就算我并不是一个柬埔寨人，而是一个中国人，我也没办法忍得住我的眼泪，和我的悲痛欲绝。我曾看到过S－21监狱钻脑机进行活体取脑的图片，和馆内陈列的一排排头盖骨骷髅、一列列死难者临死前的黑白照片，那些极度恐惧、面部呆滞的相片让我心惊肉跳、饭食难咽。这些头发肤色与中国人十分相近的柬埔寨死难者，让我想到同一时代自己国家的死难同胞。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不知死亡为何物的婴孩，不知道邻国和自己的国家有那么多的人间惨剧，有那么多的人血浸透了两个国家的大地。

人血不是水。如今当世人期盼已久的法律审判终于启动，其意义已超越柬埔寨国界，它属于全人类。这让我们看到人类在踏进新世纪的门槛后，人权已突破国界，而成为全球化和国际政治的一个主题，人权尤其是生命的价值，终于被看成高于国家、政府、民族和主权——这些昔日宏大唬人的名词之上了。这是我许久以来一直盼望的事，是我今年冬春交替时分最大的安慰。

我想起了在20世纪中期依次启动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开创了人类历史将大规模危害人类和平与集体屠杀罪行进行法律审判的先河。今天我亲眼从媒体上获悉的金边审判，则是对人类尊严和生命价值的又一次庄严重申，是用法律告慰那惨死的累累白骨。它以法律的名义、生命的名义和人权的理念，审判并正告世界上所有践踏文明底线、杀戮群体生命的组织和个人：罪行必将追究，公道必将伸张。前两场审判均已被搬上银幕，我期待着日后会有有心的优秀导演，能运用艺术的镜头，再现金边审判。

我庆幸自己是见证人。这场对红高棉屠夫们的审判既是法律的审判、人心的审判、文明的审判，也是历史的审判。这场审判唤醒了世人几乎已经遗忘的血泪和噩梦，但它也给了人们渴望已久的正义和希望。这场审判传载着有关人类社会誓以法治捍卫人权的文明信息，同时也是这个南亚国家结束噩梦、走向新生的开始。人血浸透的土地啊，你需要文明的抚慰。血流成河的历史啊，你需要一场审判！

也许多一个政治屠杀者被送上被告席，就会少一百个平民无辜者的惨死。

这场迟到的审判，也在提醒世人再次深入思考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因为人类还远远没有实现让这个世界更加和平、更加人道的目标。在我们身处的全球化和民主化的21世纪当今世界上，依然遍斥着战争、暴政，和数也数不清的人权灾难。谁敢说这个世界上今后不会再有类似的国家恐怖主义暴行呢。

甚至不用说今后吧，现在就有。有血有肉、会痛会哭的生命横遭国家机器摧残的事，就在当下，就在我们身边。

今天，我想用金边审判来安慰他们，我想用柬埔寨的血泪历史来与他们共悲痛，同哭泣。30年的日历像湄公河的水流一样逝去了，经过岁月变迁，红高棉政权已成为柬埔寨历史曾经的一页。可历史也时常被人遗忘，幸好，今天有这样一场审判来保存一份历史证据，让后人了解到人类文明史上曾有过这一道惨痛的疤痕，同时让历史告诉未来——悲剧再也不能重演。

面对一个国家的劫难在用文字回顾整理、在长歌当哭之后，面对30年前的暴政和屠杀，作为人类以审判告慰万千冤魂的见证者，作为同样有着血腥暴虐历史的国度的后人，我想说，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在脑海里记住人类残暴历史的时候当咆哮如熊，哀鸣如鸽，然后召唤记忆，企盼公义，并且依然要在内心怀揣一份盼望。

因为人世间所有该来的审判，就算它会迟到，也是终究会要来的。

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七日，改定于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日凌晨

一、中国甚嚣尘上的反普世价值运动

中国是一个喜爱进行政治或者意识形态等等批判运动的国度。

在记忆中，就有“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反对伪科学”运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运动、“姓资姓社的争论”运动等等都是。

这些批判或者意识形态争论运动的背后，一般皆涉及当时的高层政治领导人的权力争夺，或者是涉及不同的思想价值观念的，在当下执行路线的选择上的利益的冲突。总之是每一场具体的批判运动，皆有各种政治势力的利益的角斗，几乎是铁定的。

自从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以来，在中国又平地爆发了一场反对普世价值的运动。

这场运动的导火索是5月22日《南方周末》发表编辑部文章：《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文中对抗震救灾的行动作了如下描述——“以国民的生命危机为国家的最高危机，以国民的生命尊严为国家的最高尊严，以整个国家的力量去拯救一个一个具体的生命，一个一个普通国民的生命。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

该篇文章发表后，立刻引起著名“左派”网站乌有之乡的激烈反应。一个名为悟宇的人士发表了一篇：《西方国家的普世价值观是骗人的歪理邪说》文章，开始了乌有之乡对普世价值的系列攻击。而且后来发生的是，乌有之乡对普世价值的攻击持续升温，居然成为这一网站的重点批判目标了。

在乌有之乡挑起攻击普世价值的旗帜之后，那位被宣昶玮称为“高层政治人物风向标”的司马南，也发话攻击《南方周末》报和攻击普世价值。司马南只要一露头，那么一场有来头的什么运动就必然不可避免了。

官方有大动作的标志是：突然有许多官方学者纷纷出马，连发文章高调批判普世价值。反对中国实行民主普选等等。

2008年7月26日，政协副主席、社科院院长陈奎元发表讲话：“过去基督教宣扬其教义是普世价值，现在西方话语权的声音高，把他们主张的「民主观」「人权观」以及利伯维尔场经济理论也宣称为普世价值，我国也有一些人如影随形，大讲要与普世价值接轨。我们研究重大现实问题，涉及党的路线方针策，在这样重大理论战略问题上要清醒。”

同时的动作的还有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冯虞章，他发表文章：《怎样认识所谓“普世价值”》，九月十日人民日报给予转载。冯虞章在文章中说：“近几年来，宣扬「普世价值」的舆论比较集中在民主、自由、人权和私有化等问题上，这不是偶然的。在我们坚持通过改革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这是国内外某些势力打着「普世」旗号，把他们那一套全盘西化的主张和要求塞给我们，企图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手段。”

一时间许多具有官方背景的专家、学者、“研究员”等等纷纷披挂上阵，如：北京大学教授，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钟哲明、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维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周天城，等等。

反对普世价值的干将们所动用的官方理论媒体和刊物则有：《人民日报》、《求是》杂志、教育部官方网站、《光明日报》等等几乎所有重要的官方重点媒体和理论刊物。

就这么的，自从汶川大地震发生，《南方周末》发表关于相关文章提到普世价值之后，关于普世价值的批判攻击动作和批判活动，便很快的形成了一场有组织、有目的、有规划、有策略的对普世价值的大批判运动。

这场批判运动不是没有来头的，而是有复杂的背景。

我们知道二○○七年两会前夕，新华社罕见地刊发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文中明确的提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三月十六日温家宝举行总理记者会，在回答法国记者的提问时再次重申：“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社会主义“需要保证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表示“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要在平等、公正和自由的环境下，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全面的发展；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创造精神和独立思维的能力”。

现在看来，那次温家宝的文章，和后来的相关重申，不是没有原由的。说白了，其实就是反映了中央高层领导们，对于中国是否应该实行某种程度的民主，在意见上是有些对立的。温家宝的相关文章和讲话，反映了中央高层某些领导人对于民主的肯定。但这种开明的见解也肯定受到了高层某些反对民主势力的抵制，于是温总理便选择了这样的时机和这样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民主主张了。

温家宝的相关文章和讲话，现在看来在当时就已经触动了某些中国高层人物的敏感神经；也就从那时候开始，已经为这一次“普世价值”大论战埋下了伏笔了。

这一次反对普世价值的大批判运动，颇有些耐人寻味：因为批判者们采取了典型的台下政治斗争的手法。

这场大批判运动不是中共中央正式发动的；甚至也不能算是中共中央发动的：而是先由乌有之乡这样的“第五纵队”挑头，再用一个投机分子，社会小混混司马南来造势，然后又采取私下动员，拉帮结派，狐朋狗友齐上阵，便以这么非常不正规的方式披挂登场了。

这算是什么呢？一场乌和之众的乌烟瘴气的表演而已：正与乌有之乡的“乌有”相映衬，真是别有风味。

二、这场反普世价值的运动，要点是反对民主，其目的是要阻止政治改革

由种种迹象看来，这场反对普世价值的大批判运动，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其非常重要的现实目的的。

大家知道中国的改革已经三十年了，经济方面该改革的都已经改革完了，许多国有的资产都已经“改革”到私人腰包里去了；再“改革”下去，不但官僚们自己觉得已经没什么意思，而且也没什么“油水”啦，所以也就不怎么能提起劲头来。可是呢，腐败还是很严重，甚至比改革前更严重；贫富分化也很严重，社会的收入差距是越来越大；社会上官民的各种冲突此起彼伏，已经是民怨沸腾了。

在这种现实情况下，自然而然的人们要把中国的政治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就必然的要触动某些人物的非常敏感的神经了。当然如果仅仅是民间有这种政治改革的要求，仅仅是民间有这种民主的要求也算不了什么，反正中国人民历来“被代表”惯了，只要官僚老爷们不乐意，你们民间又能怎的？你们还能反了天不成？

可是这一次却不怎么一样了。温家宝的相关文章和讲话，选择了那样的时机；还有胡锦涛的亲民态度，他的真实的为老百姓办的一些事情，都反映了胡锦涛可能与死硬的专门自私自利的官僚们的有区别。由各种渠道汇集来的信息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有着一股力量相当强大的要求进行民主变革的政治势力，而且这种势力正在努力促成中国进行民主的政治改革。众所周知的是，中国的小兄弟越南，在政治改革方面就实行了大胆的民主化政策，而且真的获得了人民，包括越南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越南政权变得更加稳固了。这一切都使得反对民主的官僚们坐不住了，有些心急火燎；开始千方百计的寻找机会，造一番大的理论舆论，把要求政治改革的那部分中共内部的势力给压下去，让他们再也抬不起头来。于是这个时候，一场批判普世价值的运动，便在一些高层政治人物甚至是退位的“高层人物”频频小动作之下，以非常不正规的、几乎是偷偷摸摸的方式下，开展起来了。

这就是目前这场批判普世价值运动的整个的来龙去脉，如此而已。这场运动的要点是反对民主；而其真正的目的则是要阻止中国进行政治改革。

三、这场普世价值之争的实质是中国人民与官僚之间的利益搏斗

在一些有官方背景的专家、教授、“研究员”，和具有象征意义的官方重要意识形态舆论阵地纷纷出动批判普世价值之后，体制内的许多知识分子，和民间的知识分子们，纷纷进行反击，于是官方部分领导意志的代言人，和以民间知识分子与体制内大多数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赞成民主、人权、平等的力量之间，便爆发了一场唇枪舌战。

根据以前的经验，在中国发生的每一场大的理论争论，都实际上反映了不同的政治观点和不同的政治势力之间的较量，而且几乎每一场大的理论争论，都是和当时的某种政治需要密切相关联的。

现在中国的情况，是特殊利益集团要千方百计的阻止中国进行政治改革。因为官僚们在把国家巨额财产，通过“私有化改革”，即所谓的“股份制改造”，名正言顺的把国家巨额财富都“改革”到自己的私人腰包里之后，形成了社会公众对这帮官僚集团的普遍批评与谴责。

而且，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并不仅仅是只在经济上大肆侵吞人民的财富，而且还破坏司法公正，大搞司法腐败；官场上任人唯亲，形成家族式垄断；经济上也搞家族式的垄断；权力实行世袭。中国官僚集团把持下，正在发生的一切现象都表明：官僚集团要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把整个国家都变成他们的家族私人所有，不但把国家的经济牢牢控制在他们那很少数的几百个家族手中（有人粗略的估计约500多个家族），而且要把国家的一切权力，都牢牢的掌握在这些依靠权力起家，已经形成垄断了的，中国的几百个官僚家族组成的家族集团手中。

因为这些官僚集团已经垄断了几乎所有权力，所以他们的后代更是享受不完的荣华富贵。沾亲带故的亲戚子女，都能在尚未学校毕业，就已经在各个重要的、既轻松又有权又高薪的部门职位上早就安排好了工作，而同等的普通群众的子女即使拼命奋斗也无法获得类似的机会。没有家族权力背景的人民的子女，只能在郊区贫民窟里大量做“蚁族”，苟且的生存着。

我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事实上中国的这几十年的所谓“改革”，就是一直这么走过来的，几乎都是沿着以官僚利益为核心、以官僚的需要为原则、以官僚的意志为转移的、这种几乎赤裸裸的坑害人民和下岗工人的同时，将大把大把的金银和钞票往官僚家族库房里捞的方式一路大胆的这么走下来的。

由于官僚集团铁了心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私有财产，要把中国人民，包括工农和广大知识分子都变成专门为了他们官僚家族服务的顺民，说白了就是把中国人民都变成统治中国的官僚家族集团的奴隶，使人民都成为辛勤劳动，专门创造巨额财富，供这些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家族极其子女享用千秋万代的，辛勤劳动的奴隶。

由于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有这样的利益期盼，有这样企图奴役中国人民为他们的家族服务千秋万代的封建帝王的作威作福的思想，所以他们不可能愿意看到真的在中国实行起什么民主来，所以他们要千方百计的阻止中国发生有利于民主的任何社会变动，即使有这样的苗头也不允许：这就是中国为什么经济改革一直都“很顺利”，而一到人们谈论政治改革的时候，就遭遇天大的阻碍了，就无法开展了，以及种种阻力都出来了的真正原因。

由于中国现在的所有重大政策的出台，都事实上必须满足符合官僚们的切身利益：所以官员的财产申报，一直阻力重重；各级干部的公开选拔，也总是遇到阻力；直选各级官员，更是提都不能提；权力制约，被官僚斥责为“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总之是凡是不利于官僚专制专权的，一概都被打入冷宫。中国的实行民主的希望，看来一万年也没有可能了。

而事情发展到现在，甚至连人们公开议论民主都算犯忌讳：于是当主张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被人们宣扬的时候，这些企图把中国永远控制在封建专制状态，希望一万年也不变的官僚头子们，便按捺不住了：于是便主动的挑起了这场批判普世价值的大战。

但中国人民并不是傻子，广大的体制内外的知识分子也不是傻子，当然知道民主等普世价值对于自己，和民主对于广大人民，包括对于那些失地的农民，和失去工作岗位的下岗工人意味着什么：无权无势的广大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只有依靠普世价值赋予他们的民主的权力，才能监督官僚集团、制约官僚集团的权力，防止官僚们以各种花言巧语的借口，行侵吞人民利益的行为之实。那些上访维权的成千上万的访民，他们更加知道民主和普世价值的好处；也更加知道专制独裁对于他们的侵害：因为这些成千上万的已经被严重侵害权益的人民，正是官僚们的权力不受制约给自己造成的结果呀。

根据这次大反特反普世价值运动前后的前因后果，种种迹象，经过综合、对比、分析、去假存真的研究之后，我们发现：这场反对普世价值大批判运动的实质，是中国人民和官僚集团之间的一次，事关各自切身重大利益上的一次政治大较量，是一场涉及各自切身利益的一场利益大搏斗。表面上官僚集团是在反对普世价值，实际上他们是要阻止在中国实行民主，因为如果实行民主，那么他们的权力就要被制约、他们就要真的被人民监督、他们的财产就真的要被公布，那么他们利用不光彩的手段掠夺的巨额家族财产，就真的以让人民吃惊的程度，被公开在光天化日之下了，他们的丑陋就暴露无遗了。

而为阻止在中国真的实行民主，官僚集团可谓煞费苦心，搅尽脑汁：先是发明了“民主就会动乱”、“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实行民主”、“民主会导致分裂”等等；现在又大反特反起普世价值来了。

虽然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玩的花样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最后的目的却只有一个：千方百计的阻止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以达到保护官僚集团切身利益不受到丝毫威胁的地步。

在这场人民和官僚集团利益大搏斗的较量中，那个著名的假冒左派的大本营“乌有之乡”出力最多，也最是肯替官僚卖命，几乎从开始一直到现在，乌有都是声嘶力竭的、喉咙嘶哑的、为保护官僚的切身利益摇旗呐喊，其第五纵队式的真实面目的暴露，可以说是淋漓至尽了。这正好与宣昶玮历来对于这个网站，极其对“左派理论大佬”的评价非常吻合，他们这回可是自己自愿的表演了一次，和他们的历来的反民主反人民，同时又竭力保护官僚老爷们的利益的历来作为完全一致。且看他们还有什么话可说？

大家对于这个表面上口口声声为人民争利益，也蒙骗了千千万万的单纯左派群众，而实际上却是专门保护官僚，历来的行为都实际上起到了天大的维护官僚老爷利益作用，这样一个所谓“左派大本营”，其真实的面目和背景，难道还看不明白么？

大家一定要记住下面这样一条事实：

不论官僚们试图维护专制独裁的意志是多么强大；也不论那些冒充左派的理论大佬们多么会伪装；但是，由于他们是在做一件非常不光明正大的事情，他们是在做一件非常卑鄙龌龊的事情，几乎是见不得人的；所以，他们必定非常做贼心虚，必定要害怕人民的光明正大的力量。我们现在需要大力做的，就是尽量地揭露他们的卑鄙目的和他们的卑鄙伎俩，那么，他们就会无计可施了。要让他们就象那个“余含泪”和“王作鬼”一样，受到人民的广泛谴责；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民期盼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才会在中国大地上开出绚烂的鲜花。

大家一起努力吧！

孩子到美国留学还不到一个月，在生活、学习和思想上，出现了两大个“没想到”。第一个没想到，是在生活和学习方面，没想到他适应和转变得这样快，把英语学的这样好；第二个没想到的是：原来，他过去的21年，过的是那样的压抑，他的所思所想，原来是那样的深刻，有档次，用党话来说，也就是他的思想，原来也是“很反动”的。而第二个没想到，是促成第一个没想到的思想基础。

自从坐过两年中共文字大狱之后，不少人半调侃、半认真地叫我是“反革命”或“反动派”。我的回答往往是：在反文明、反进步的一党专制制度之下，反革命、反动派才是好人。所以，我的看法，反动是个中性词，反谬误而动，你就是站在正义立场，是对的；站在谬误立场，反真理而动，你就是站在邪恶立场，是错的。正因为如此，只有敌视民主和自由，敌视文明和进步的人或组织，才会不根据具体情况，对一切反自己而动的思想和言论都持贬斥的态度。

产生反动思想和言论的原因很多很多，不是本文想要叙说的话题。本文只想就事论事，根据我孩子出国留学这段时间以来的思想和言论，并套用毛语录论证：人的反动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特务政治催生的。

我儿子生在所谓的“新中国”，长在所谓的“红旗下”，他的爷爷和妈妈都是党员，并非生来就有反骨，就具备了反动言论和思想的基因。读小学的时候，他戴过无数无辜的中国人鲜血染红的红领巾，算是当过中共政治童工；初读高中的时候，他对我说，他想入团。我当时的态度是：我李元龙的儿子加入共产党儿孙组织，显得我口是心非，是我的耻辱。可是，儿子还是悄悄的入团了。也即说，到了高中阶段，儿子还是个中共眼中又红又专的“正动”份子。

可是，继之而来的特务政治，或曰特务的卑鄙龌龊，让我孩子看清了“伟光正”党的真实面目。

2005年秋季，仅仅因为《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等四篇文章，中共豢养的特务——国安将我抓捕入狱，后来还判我两年刑。我刚被投入监狱的时候，或在家中，或将我孩子带到别处，特务们对正在进行高考最后阶段冲刺的孩子进行威胁、欺骗，将所有龌龊手段都用尽了。更伤害孩子，也让孩子更加清楚中共公检法卑鄙无耻，见识特务政治下作下流的是，中共毕节地区中级法院在判决我有罪的判决书中，竟然将特务威胁、欺骗到的“口供”，作为孩子的父亲我有罪的“证据”公然写进判决书。这让孩子的身心受到极大伤害。肯定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孩子的思想因此急转直下，萌发了中共恨得要死、怕得要命的反动思想。从初中阶段开始，孩子就动笔写魔幻小说，可是，那时的小说纯粹是消遣性的。我出事后，孩子在其小说中加入了一些现实内容，说白了，国安的形象成了孩子小说里的反面角色。当初，我想让孩子远离中共的想法，没想到如今由特务政治帮我实现了。

对于孩子的这段恐怖而又屈辱的经历，我曾经起过问问他、以便为特务政治“树碑立传”的念头，但是，后来，我完全打消了这个念头。是的，我希望他尽快忘记那恐怖、屈辱的一幕幕，而不能再一次伤害他。

当年，在网上得知我的事情后，山东律师李建强来到贵州毕节，为我提供法律援助。来到毕节后，李律师即陷入特务政治的汪洋大海。他的言行受到特务严密监控，第一次与他一张桌子吃饭的，有假装成毕节某律师同学的女国安，开庭那天，女国安就坐在国安席。第二次与他陪饭的，表面身份是某某的同学、好友，实则身份可疑的好几个大汉。李律师在某人的配合下，被“请”去洗桑拿，其间，他被迫与电脑分开足足三四个小时，电脑拿回来的时候，已经上不成网，许多资料不翼而飞。凡此种种，孩子都是耳闻目睹的。再对特务下作手段痛恨的同时，他的反动思想，肯定因此得到了升华。

我出事后，录有孩子小说的电脑被国安抢走。快要出狱的时候，张国安和另一个国安来看守所威胁我的那天，我要求两个国安归还我的电脑。国安说那是“作案工具”，归还的可能性很小。我说，电脑不能还，将电脑里硬盘取出还我也行，因为里面有我孩子写的小说。张国安说可以。出狱后的一天，我到毕节地区国安处去索要我的电脑、日记本等物，谁知张国安竟然给我看一份据说是省国安厅下发的“文件”，他很特务地将文件的上半部遮住，指着露出来的那一条给我看，说：“上面有文件，电脑是作案工具，不仅不能还给你，连里面的硬盘我们也不能还给你——我们要保持电脑的完整性和原始性。”我当即质问张国安等：“你们摸着你们的良心说说，我的电脑在你们手里，哪个地方你们没有打开看过？连我学习电脑操作下载到的有关六四的图像，我不知道下载在什么地方，你们也找出来了，还说什么保持电脑的原始性。”

后来，我给孩子讲了这件事情。气愤之余，他说：“我过去存在那台电脑里的小说，要不要已经无所谓，因为，后来我重写了这部小说，现在，我还准备将你被他们关起来这两年的事情揉合进去。”

由于特务政治的迫害，孩子学习大受影响，最终没有考取他心仪的外语学院。出狱后，我已经不是多少有些办法的人民记者，而是人民敌人了，以孩子就读的三本学校，毕业后我完全不可能给他找个工作。去年三、四月份，被特务政治破釜沉舟的我，萌动了让孩子到美国留学的念头。我和孩子曾经分析：留学，我们最大的困难，一是美国方面的学校录取孩子与否，二是录取之后有无特务阻挠？

孩子被录取了，签证到手了，历尽千辛万苦，孩子和我于去年12月24日从成都赶回家乡毕节那天，刚一进门，妻子就说：“国保正在到处打听：听说李元龙的孩子要出国留学去了，国际航班上怎么不见他孩子的名字啊，他孩子是否还有另外的名字？”

我一听，当即改变了原先让孩子向亲友道别的打算：这几天就不要出门了，也不要在电话里、电脑上和任何人提到留学的事情。那本《在未知的中国》——百年前来到贵州毕节地区威宁县石门坎的传教士写的书——也别带去了，免得海关说这里面有国家机密。能在机场少呆一秒钟，就不要多呆一秒钟。

我乘飞机从贵阳送孩子到上海的打算，也只好放弃，我去了，可能会引起特务更多的关注。我还一再告诫孩子，如果在上海机场被特务拦下，不要和这些家伙争吵，没有用的。我会和他们谈判，他们提什么要求，我都会暂时答应下来，至于“承诺”会否兑现，你走了再说。

从孩子12月27日晚上12点到达上海机场后，直到30日上午8点，中间整整56个小时，没有孩子的一点消息。如果不是中国的特务政治，我只要没在网上看到空难消息，那我就不用担惊受怕，但是，胡思乱想中的我认为：有可能，孩子被“绝对忠诚于党”的人拦截下来了！

我们不怕外国人，我们怕的是自己的“同胞”！

后来证明，这是一场虚惊。

孩子出国不到一个月，几乎每天一篇文章，有时候一天两三篇。是的，这几年，被特务制度压抑得太久的他，现在终于可以大口呼吸，大声说话了。孩子远比我想象的有思想，有深度得多，这让我连连感叹我对孩子的了解太少了。更让我吃惊的是，孩子所写的内容和语句，有不少是特务政治不待见的，可谓“准异见作者”。 近一个月以来，儿子已经两次走进美国教堂，他不仅发出了“信仰什么不重要，关键是要有信仰”等感悟，在一篇文章里，在谈到连沙特人也知道、会用facebook时，儿子感叹道：“下课以后我还是难过。沙特人，我们曾经瞧不起的沙特人，男的包头巾，女的裹面巾。但是至少人家言论比我们自由——人家可以用facebook而我们不可以；人家只是自己遮住自己面部，我们却被人将信息的国门遮挡起来。这到底算什么？”

在另一篇文章里，儿子写下了如此深刻的文字：

小学时老师说我聪明，很有个性；中学老师说我成绩退步，少做点其它事，多学点教科书；高中几乎是一塌糊涂，老师说我懒，根本不花心思在教科书上。我讨厌教科书！我想读文学名著，我想在奥林匹斯山诸神的世界里遨游；我不想再呆在这个地方了，我看不到任何希望，我不适合在这里生存。我想打棒球，在方形的土地里打出全垒打；我想写小说，倾注我所有的想象力，写个天荒地老，写个天昏地暗，从早上写到晚上，再继续到第二天早上不吃不喝不睡觉也不知道什么是疲倦。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让化学和数学见鬼去吧！让政治见鬼去吧！让语文书上魏巍的作品见鬼去吧！让那些红色的课文见鬼去吧！让被篡改过的历史书见鬼去吧！

在以自己两年半在中国的大学生活为蓝本，长达近十万言的中篇小说《行走》里，孩子写到：

如果我在中国这个三本学院没有一次又一次的被强X和潜规则的话，如果在中国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用有什么顾虑的话，如果我没有走过这条充满坎坷的通往机会之国的路的话，……我何必离开我的家乡半个地球之远；我何必离开爱我的人，我爱的人半个地球之远；我何必离开我喜欢的中国菜，去尝试那我不习惯的西餐；我的笔下何必丢弃我写了15年的方块字，去写那弯弯拐拐的西文；我的父亲和继母何必卖房子，也要把我送到美国！

我想去美国留学，可是我之所以想去美国留学，多半是被国安逼去美国的！……

天哪，上帝啊，我到底是做错了什么啊！拿到签证之前，我一直不敢告诉大家我要去留学，就是因为怕国安。现在我拿到签证了，可以去留学了，他们还是可以阻止我。说到底，飞机离开地面之前，我都不能有丝毫的松懈。我丝毫都不能不畏惧他们，他们的威力实在太大了！

我已经退学了，要是被他们阻拦了，美国我去不成，中国这边我也没有了退路。如果他们真的插一手，我到底怎么办？

对了，去年12月24日获得签证后在他就读的大学办理退学手续时，曾有个“教师”问孩子：你的“团籍”是转到哪里，还是保留在学校？孩子不假思索地说：不转也不保留，我退团！

过后，孩子对我说起这事，开心地说：在我们的学校里，肯定，我是第一个主动公开退团的人！

我在监狱期间，特务们不止一次问过我：你把你的思想灌输给你的孩子没有？我说，思想不是“灌输”得了的，他要入团，我表明了不愿意他入的愿望，但他还是入了，我也没说什么。而今，孩子却以能够主动弃团如敝履为赏心乐事，在为孩子的言行感到欣慰的同时，我为生养自己的国土感到悲哀：如果不是视民主、自由为洪水猛兽，如果不是无孔不入、不择手段的特务政治，我的孩子，千千万万个孩子，何以会活得这样的憋闷，活得这样的沉重。

我也为曾经出现过陈独秀、瞿秋白的中共感到悲哀。欺骗和谎言，特务和监狱是达不到目的的。对于毛泽东这样的“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也要“革命”，哪怕上百万人、上千万人死亡也要“出政权”的铁杆颠覆国家政权的家伙，你依法把他抓进监狱，甚至枪毙了，都可以理解。像李元龙这样的人，他没有任何政治野心，没有什么“鸿鹄之志”，只是不愿意唯党首是瞻，不愿意被党卖了还要帮党数钱的人，他只是写了几篇说真话、心里话的文章，你们把他抓起来，他也按照你们的要求保证，如果保住饭碗，他就不再写反动文章的人，你们技巧些，心胸稍稍宽广些，放了他，于你们没什么损失，于他的一家老小，可是非同小可，何乐不为。

张国安等不止一次威胁我，出来后不要写文章，不要和贵阳，以及其他省份的反动分子来往。我说，你们不判我的刑，你叫我写，我还和你没完。如今，我没有收入了，我又没有其他谋生手段，你说，我不写文章赚几个活命钱，我怎么生存？

近日，中国网上有篇文章，标题就叫《法治社会与“特务政治”水火不相容》。由此看来，连喉舌网也间接否认了当下社会是法治社会了。中共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国保大队，是六四后为了更好掌控、镇压民间不同声音，消弭异端思想而成立的。明代的锦衣卫和苏联的克格勃当初何等威风，但最终还是没有能够保住它们的江山永不变色。是的，再清楚不过：是特务政治、特务手段，是不会、也不可能“绝对忠诚于党”的特务们成就了如今的“异议作家”李元龙，催生了我儿子今天这些文章和他的“反动思想”。

有联署者收警告有人被劝「外出疗养」

【明报专讯】20名中共部级、局级退休元老近日联署致中央公开信，要求纠正对「刘晓波案」的违法错判。公开信指出，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一审判决在事实和说理两方面都不能令人信服，这是以司法名义损害中共的改革开放形象。建议中央採取实际步骤，敦促北京一中院撤销刘晓波一审判决。据了解，中央有关部门对此已有反应，参加联署的元老中有人接到警告，有人被劝喻「外出疗养」，亦有人家中电话被切断，多名联署者昨日均表示暂不方便接受採访。

20名联署元老平均年龄超过80岁，加入中共党龄平均逾60年。其中有94岁毛泽东前秘书李锐、90岁的新华社前副社长李普、87岁的国家新闻出版署前署长杜导正、着名散文家袁鹰、着名诗人兼评论家邵燕祥、曾为江青和王军涛辩护的着名大律师张思之、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等。

称人民有权利表达不满

这封由1月28日开始草议，至昨日中午才定稿的公开信指出，一审判决书有关刘晓波头条罪状是「对党和政府不满」。但人民既有责任监督政府，也就有权利表达不满，执政者应该善闻批评之声，尊重不平之鸣，把各种不满化为动力才能改善工作、获得民心，怎能以「不满」治罪呢？如此激化矛盾、残酷斗争，把有不同意见的人当成敌人，哪里会有社会和谐进步！其次法院判决把「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列为刘晓波第二条罪状。可是「建立联邦共和国」曾经是中共重要主张，载入中共第二次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怎么刘晓波一重複就成了罪行？国体政体关系重大，没有这种胸襟，「一国两制」从何而来？退一步说，刘晓波主张即使完全错误，又与罪何干？宪法保护言论自由，难道只保护所谓正确言论吗？

据本报了解，公开信的多数签名者已受到有关当局的压力。签名者之一邵燕祥昨日对记者表示，他本人并不认识刘晓波，但对刘晓波在1989年「六四」当晚在天安门广场劝说大学生离场，避免更大流血事件印象深刻，今次参与签名主要想表达公开信中的重要观点。

 

【上书全文】请中央纠正对刘晓波的违法错判

刘晓波一案，国内外关注。读一审判决书，在事实和说理两方面，都感到不能令人信服。这样判决，我们深感震惊。

我们这些人，大都在党内生活工作了六七十年，经历过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等政治运动，切身体会到以言治罪对我党的事业和形象的巨大损害。现在，北京第一中级法院又以司法的名义损害我党改革开放的事业和形象，我们不能不闻不问。

刘晓波的头条罪状是对党和政府“不满”。问题在於，人民既有责任监督政府，也就有权利表达不满。再好的制度也有其改善空间。有不满，才有进步。执政者应该善闻批评之声，尊重不平之鸣，把各种不满化为动力，才能改善工作，获得民心。怎？能以“不满”治罪呢？如此激化矛盾，残酷斗争，把有不同意见的人当成敌人，哪里会有社会和谐？怎？能有社会进步！

法院判决把“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列为刘晓波的第二条罪状。可是，我们并未忘记，建立联邦共和国曾经是我党的重要主张，载入党的二大和七大文献，怎？刘晓波一重複就成了罪行？国体政体关系重大，惟其如此，更应比较各种学说，广开言路，详论得失。没有这种胸襟，“一国两制”从何而来？退一步说，刘晓波的主张即使完全错误，又与罪何干？宪法保护言论自由，难道只保护所谓的正确言论吗？

我们理解“稳定”的重要性，但也深信，依靠封锁或镇压得不到真正的稳定。群体性事件之所以此起彼伏，正是因为执政者不能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础上与弱势群体交流沟通，化解纠纷。这种制度性的社会不公，导致两极分化，腐化丛生，这才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相信中央领导对此有深入的体察和深刻的认识。

刘晓波一案，隐含值得警惕的动向。我们党是否背弃了遵守宪法的承诺？是否背离了“依法治国”的国策？司法改革是否倒退？政治体制改革是否停滞？人权状况是否恶化？事关重大，我们建议中央採取实际步骤，为全国人民树立遵守宪法的榜样，敦促北京一中院撤消刘案一审判决，要求他们改正错误，并以此例为戒，带领全党顺应时代潮流，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李锐（94岁）李普（90岁）杜瑞芝（89岁）

冯兰瑞（89岁）吴象（88岁）彭迪（88岁）

何方（88岁） 杜导正（87岁）锺沛璋（87岁）

袁鹰（87岁）纪希晨（87岁）张思之　江平　杜光

戴煌　姚力文　邵燕祥　李冰封　郭道晖　顾骧

2010年1月28日

不久前海外某网站还信誓旦旦地说，李鹏病危，中共中央办公厅已准备好了讣告云云，仿佛真的似的，但转眼过了新年，李鹏不但未爬八宝山，而且还亲笔题字致信，使远在重庆万州长岭中心小学的2000多名师生，于1月7日收到了他的祝福，重庆的当地媒体说：“他们心里无比温暖。一封来自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信，令师生们激动不已。”在我看来，不论网站的八卦新闻，还是李鹏的新年贺卡，病危传言也罢，起死回生也罢，都是出于一种政治需要，其目的都是掩人耳目，加紧内斗。而某新闻网不过是被北京利用的传声筒而已。

重庆晚报说，信里装着2010年的新年贺卡。这是去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原委员长李鹏及其夫人朱琳，特意寄给万州区长岭中心小学师生们的。贺卡是特制的。封面为大红色，印有李鹏朱琳夫妇的合影照片及新年快乐的祝词；打开内页，封二上是李鹏朱琳夫妇亲笔题写的“国运昌盛，阖家幸福”寄语；还印有多张李鹏朱琳夫妇的珍贵合影，封底为今年的日历。并附有落款为李鹏同志办公室的字条：遵李鹏朱琳同志嘱，转来新年贺卡，请查收。

我不否认李鹏春节前寄的贺卡，对孩子们是巨大的鼓舞，正如报道中所说的那样，“李鹏和朱琳两位领导，多年前就给了我校巨大支持！”长岭中心小学校长牟向阳说，1997年，由国家关工委原主任朱琳引荐，香港潘汪惠萍女士通过国家关工委捐资50万港币，在原长岭一校修建起万州长岭中心小学，于1998年6月建成投入使用。10多年来，朱琳一直很关心学校发展，多次向学校赠送《关心下一代》杂志。但是，李鹏任总理多年，他和朱琳走的地方实在不少，不把目光投向它处，为什么偏偏在重庆打黑除恶的关健时刻，以抱病之身，专为重庆高调造势呢？

显然，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公关造势活动，表面上是关心重庆学校的小朋友，实则情系太子党薄熙来，因为眼下重庆反贪打黑进入了死胡同，它越来越象一场文革式的联动成员的新行动，越来越受到海内外观察人士的指责批评，记得去年重庆唱红打黑之初，我撰文揭其内斗老底之时，还不为大多数人所认同，但自从中央第三巡视组由刘峰岩带头下重庆，涉黑团伙及众多黑老大走上法庭审判台，特别是北京康达律师所律师李庄被捕和判刑之后，许多疯狂赞同反贪打黑的人，开始变得头脑清醒了，慢慢地薄熙来徇情枉法的本质已暴露无遗，而且，李庄的合伙人傅洋是彭真之子，另一合伙人郑小虎是郑天翔之子，其京城深不可测的背景显然涉及中共中央高层权斗，谁能震住彭真的影响力呢？面对这种挟老子余威南下捞人的举动和问责，假如薄一波还活着，薄熙来只当他放个屁，不会当回事，但如今胡锦涛和李克强的团派人马后来居上，对薄熙来嫉恨入骨，正愁找不到他的把柄呢，或许，政治局已集体讨论了重庆的问题，大家对扬汪抑薄达成了共识，所以新华社变了腔调，开始发表文章力挺汪洋和广东，律师李庄判刑事件，又使胡温受到批评薄熙来枉法徇私的舆论压力太大，他们不得不转而对重庆兴师问罪，在此之际，薄熙来怎么办呢？

于是，死而不僵的“六四屠夫”李鹏出场了，别看他在海外声名狼藉，在国内还受到利益集团和权贵资本家的拥戴，尤其是中共太子党薄熙来，不仅早在90年代初就利用大连华能电厂的项目，拉拢李公子，让他大发横财，而且重庆打黑除恶的干将，原锦州公安局长王立军，即是李鹏亲自推荐给薄熙来的，至于借反贪打黑与共青团派斗法争权，也是李鹏出的点子，他深知只有薄熙来当上了国家最高领导人，自已才能免于六四平反后的整肃和清算，而六十岁的薄熙来已蜡头不高，重庆打黑抓律师事件表明，他已成强弩之末了，也就是说，在江泽民气如游丝的情况下，他不得不亲自出马，助其一臂之力，我想，他是以这种给重庆小学生写信发贺卡的委婉的方式，一方面表示对薄熙来的支持，一方面告诫杯葛薄熙来的共青团派莫轻举妄动，他的“阖家幸福”是幌子，他的“国运昌盛”是真谛，其意思是，中国有了薄熙来这样的红色接班人，象重庆那样塑毛像，读红书，发红信，大搞红色恐怖运动，才能把刘晓波为代表的主张宪政民主的领军人物关进大牢，使六四永世不能平反，共产党永远当政，他儿子和薄家兄弟以权谋私的财富也就可得永世享用。

重庆晚报说，得到上述贺卡和信的学校领导表示，“如今，两位领导同志仍然心系三峡库区的师生，让我们深受鼓舞，这是最好的新年礼物！”我认为，对社会经验不多的孩子们来说，他们不会相信自己已被其利用，李鹏的东西的确是最令他们激动不已的礼物。然而对于机关算尽两面三刀的薄熙来而言，则只能带来秽气，因为备受有智之士指责的重庆打黑除恶运动，由于国内媒体的谎言，一度迷惑了不少人，甚至有百姓喊出薄青天的口号，但现在则坦露了借反贪打黑搞内斗的黑幕，而名声不佳的李鹏则弄巧成拙，火上浇油，这封信和贺卡不仅使党内的反对派抓住了他的尾巴，而且更使广大群众进一步认清了薄熙来拉帮结伙，明争暗斗的本质，人们会明白，重庆仅仅是中国西南的偏癖一隅，自其2007年执掌大权之后，薄熙来和中央分庭抗礼，自搞一套，司法体系已形同虚设，公检法已成饰品，监狱已经爆满，法律条文和司法程序已被其一言取代，他已成为想抓谁就抓谁的新军阀张作霖，照此下去，他再夺得更大的权力，中国将倒退最少半个世纪，会变成一个军阀割据的大监狱，经济崩溃，生灵涂炭，国家分裂，中华民族危矣！

2010年1月12日于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