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人民群众强烈期盼出台《性生活规范条例》

C&K 新闻1月19讯在人民群众热烈拥护下,我国扫黄工作取得阶段性胜利。继浙江绍兴火车站派出所查获手机携带A片的违法分子后,各地查处手机涉黄荤短信紧锣密鼓地进行。广东、上海、北京等地的移动公司,先后出台涉荤短信关键词设定,拦截了大量涉嫌淫秽低俗信息,极大地打击了淫秽低俗违法分子的嚣张气焰。

据悉,在关键词截获的涉黄短信发信人中,经查供职单位包括:山东山阴毛皮厂,河南汤阴道路管道公司,海口交通局,宁波大巨乳品制造有限公司等单位。那些被手机过滤词拦截的发信人纷纷指控他们单位名称低俗,害得他们对外发送单位名称信息时都被截获,造成手机被停,强烈要求他们单位积极向上,更改低俗的名称。

据记者了解,那些名称低俗的单位都已经纷纷表示要痛改前非,海口交通局拟改名海口吃通局,宁波大巨乳品制造有限公司已经改名为宁波小小奶品制造有限公司。而山东山阴毛皮厂与河南汤阴道路管道公司,因为单位低俗名称更改涉及所在县市改名问题。本拟定改阴为阳,但后来发现这次手机关键词拦截的发信人,还包括洛阳锁具厂厂长,该厂长哭丧着脸对记者表示,都怪他心急,发单位名称信息时漏输入了一个“锁”字,造成如今手机被停,号码作废,懊悔万分。而那些正在研究涉阴的县市,了解到这个信息后,一致认为改阴为阳照样可能低俗落后,所以还在研究万全之策,目前正处在不阴不阳的尴尬中。

对于现阶段取得的成果,人民群众不但欢欣鼓舞。他们还表示为巩固现阶段成果,还应该乘胜追击,针对社会上乱七八糟的群交换妻双飞等等淫秽行为,尽快出台《性生活规范条例》。应该按照条例,成立性生活登记处,尽快建立做爱许可证制度。人民群众纷纷表示,这些年来不但已经习惯了持证结婚,持证怀孕,持证生育等等持证上岗行为,所以更强烈地要持证做爱。人民群众希望不但把计划生育当作一项国策,也应该把计划做爱提高到同等高度。他们表示每一人民群众都应该树立“持证做爱光荣,无证做爱可耻”的道德观。

人民群众认为,性生活登记处应该给每一个适龄女性提供一条贞节内裤,加配电子密码锁。要过性生活,必须提前24小时书面去登记处登记,该书面文件必须报告时间、地点和性生活对象等内容,到时由性生活登记中心工作人员到场打开密码锁,过性生活时,由到场的工作人员场外监控,为更加保险起见,可以要求登记人提供现场视频录像供事后检验,以检验性生活对象是否是事先书面申请的对象,如果一旦被证明登记人提供的视频资料涉嫌造假,以后登记人的性生活现场监控录像必须由登记处安装,或者到登记处指定的房间进行,以利于登记处更好地监控检查。人民群众认为,登记处项目都应该有偿收费。

人民群众还提出,为防止登记人对登记处的工作人员进行收买,贞节内裤的电子密码锁之外,加挂一把机械锁,由两个登记处工作人员到场开锁,一个掌握电子密码锁,一个掌握机械锁的钥匙,双重保险,相互监督,相似于银行金融机构的金库锁具管理办法。适龄女性纷纷表示,一条电子密码防盗贞节内裤,加挂大锁头,我们的性生活将更加纯洁更加保险。

人民群众还提出,不能受资产阶级思想腐化,《性生活规范条例》还应该规范做爱姿势,不得进行69式,不得从事老汉推车,观音坐莲也必须严格禁止。人民群众表示,应该严格按照周公制礼规定进行持证“敦伦”,也就是西方的传教士式。人民群众还强烈期盼《性生活规范条例》应该规定,性生活登记处应该给每个适龄男性人民群众颁发持“枪”证,适龄男性人民群众出门必须携带持“枪”证。没有持“枪”证,或者不携带持“枪”证出门的男性,一旦被发现,所携带的淫秽低俗器具,一律应该被当作作案工具,给予没收。

以上新闻,全是扯淡,如有雷同,纯属见鬼

贺卫方:读孟子,想法治—-2010年1月2日在三味书屋的演讲

主持人:首先向贺老师及在座的朋友祝贺新年,祝大家在新的一年万事如意!这次是贺老师第三次到三味书屋赐讲。贺老师是我与老伴心目中最尊敬的良师益友,是怀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是最具有职业精神的法学专家,也是最具有人格魅力的翩翩学者,在新年的第一讲,能昤听贺老师

刘晓波的律师向法院递交二审书面辩辞

因起草《08宪章》被重判的北京异见作家刘晓波,其律师周四向法院递交二审的书面辩辞,周五将再次与刘晓波会面,作裁决前最后的总结。律师预期很快会有裁决结果。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对二审裁决不表乐观,并正为刘晓波准备服刑时所需的生活用品。

刘晓波上月底提出上诉,北京高级法院已表明二审不会开庭审理,刘晓波的辩护律师尚宝军周四向法院递交书面辩护辞,较限期迟了一天。尚宝军对本台粤语组表示,由于准备辩辞需时,在获得法官同意下,延后一天递交。

尚宝军说,按规定,从上诉期届满后,最迟一个月内要结案,有需要时可延后半个月,因此他预期在春节前会有二审的裁决结果。他们希望至少应把刘晓波被监视居住的时期,算在刑期内。他说:这个案的审限是从1月5号算起,45天就是下个月的20号,到时已是春节假期,就不用算,那从现在到春节就大概10天嘛。我们觉得他至少应该把监视居住的时间计算在内。

尚宝军表示,在案件终审裁决后,律师就无机会再见刘晓波,因此他们会于周五前往看守所会见他,作裁决前最后的总结。他说:当然是问候他,还会把辩护辞给他看,刘霞有些事情要我们交代,此外,如果上诉被驳回,他马上面临服刑问题,有关这方面的事要跟他讲。

尚宝军又说,二审的辩辞主调与一审基本相同,主要强调反对一党专政,属言论自由,并不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表示,已委托律师届时转交一封信给丈夫,都是些嘱咐他保重的家常话,让他安心。她说:主要跟他说要随遇而安,又告诉他无论他在何处,探监的日子我一定会出现,又告诉他朋友们都很关照我,让他放心。

刘霞又说,她对上诉结果不表乐观,并正为丈夫准备服刑时所需的衣物用品。她说:一些厚毛裤,袜子,帽子,手套,还有朋友在帮我缝制监狱规定标准尺寸的被褥等,到时我会通过国保送过去。

54岁的刘晓波2008年12月8日《08宪章》公布前夕,被公安带走,监视居住近7个月后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案件上月23日开庭审理,法院两日后判处刘晓波有期徒刑11年。刘晓波一案引起海内外广泛的关注,自刘晓波被判刑后,声援他的呼声不绝,其中包括前新华社副社长李普、前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等多名资深的共产党员,曾发表公开信要求释放刘晓波。

郑  义:北京破坏了哥本哈根气候峰会

历时两周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最后以一个没有任何约束力的空头协议宣告结束。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失败,并且归罪于中国。认为北京一直在使用有系统的破坏战术,应该对会议的失败负首要的责任。

据英国《独立报》报道,北京的破坏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原先准备达成协议的最关键的各国减排时间表,在北京的要挟下被迫放弃。第二、是得到各国支持的2050年的减排目标,也就是说到2050年全球减排50%、其中发达国家减排80%这个目标,在北京的反对下也不得不放弃。

据参加核心会谈的欧盟代表透露,北京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一直在阻挡达成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协议。而刚开始大家都受到误导,以为中国会采取积极合作的态度。

许多代表和国家元首都指责中国。一位参与起草最后协议书的国家元首回忆道:“在房间里有25个国家的元首,这时大约是星期五晚上六点钟。在我右边的角上有奥巴马总统,然后是布朗坐在边上,另一边是埃塞俄比亚总统、墨西哥总统、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统。如果中国没有在这个房间里,那么将会诞生一个每个人都想开香槟庆贺的协议。阻挡一件事情总比推动或做成一件事情容易。事实是我就坐在这个会议上,我很清楚附件(一)所规定的到2050年全球减排50%、发达国家减排80%的目标,每个人都支持,唯独中国反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关键内容被中国从协议中剔除了。房间里充满了愤怒,虽然每个人的愤怒都被控制着,但这种气氛的感受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一位欧盟的高级官员说,在哥本哈根,世界各国代表都见证了北京对这次峰会的破坏,并对其破坏的系统性和过程中所使用的战术感到震惊。中国的破坏性战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如果谈崩了,他们会是赢家,因为他们无需做任何事情,而且发达国家将因此受到非难;如果谈判要想不崩,这个协议就要淡化到毫无意义,他们还是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这样,无论如何,他们都会赢。我认为到了这个阶段,所有其他世界领导人都知道怎么回事儿了。只是他们除了愤怒,不能做任何事情。

最后的结果是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各国只好分别提出自己明确的减排承诺。比如印度,承诺到了2020年,要按照2005年的水准削减20%到25%;日本承诺到了2020年,按照1990年的水准削减25%,等等。

唯独中国开了一张数额极大、但是骗人的假支票。承诺到2020年,削减到比往常低40%到50%。为什么说是假支票?这是按照单位GDP的计算,是单位GDP减少40%到50%,不是其它国家的货真价实的总体减排。如果GDP大幅度增加,哪怕是根据具有中国特色的统计方式、仅仅是在账面上大幅增加,那么中国的总排放量可能不减、反增。

按照这些年来中国GDP总量增加的幅度、也就是说八年翻一番多,按照这个速度,2020年的GDP总量将是2005年的4倍,这样,中国承诺2020年按单位GDP计算减排40%到50%,就等于是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还可以增加两倍多。而不是象其它国家那样真正地减少了很多。

没人是傻子,全世界立刻搞明白了中国玩的花招,几乎可以说是激起了公愤。即便如此,中国还宣布不愿意接受国际监督,也就是说不许你拆穿这个花招。这一条等于是对哥本哈根会议釜底抽薪。不接受国际社会监督,哪里还有什么国际条约呢?

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以失败而告终,中共的抵制成功了,但是他们的脸丢尽了。他们退回到与全世界为敌的腐败而又愚蠢的满清王朝,真不知道是什么人出的这个馊主意。在全球化的现代社会,这种欺骗和骄横是可以长久的吗?

温克坚:预警“城镇化建设”

根据11月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12月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透露出来的信息,2010年推进城镇化建设将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关键词之一。

表面来看,推进中国农村的城镇化建设,是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要走的阶段,也有利于提高各种市场要素的配置效率,是破除城乡二元隔阂的重要通道,城镇化建设实在是一项被耽搁太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不过,如何推进?由谁来推进这个进程?大有讲究、大有不同,必须进行分析。如果依靠传统的政府主导,则很容易再次陷入权力政绩工程陷阱,那非但不能解决农村衰败的问题,反而诱使对农民的进一步剥夺,进一步扭曲现有的社会经济结构,给社会秩序带来重大隐患。

目前,对于如何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讨论尚不多见,但是这应该是一个需要大力讨论的话题。

我们可以通过对既有城乡结构存在的体制性问题的分析来梳理这种讨论。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来源,说到底是和政治结构一脉相承的,为了对农村实行“控制”,以便从农村抽取资源,压制农村经济的自主发展,剥夺农民的自由,都是很自然的逻辑。这其中,对于农村发展起到最大压制作用的,应该是户籍制度和集体土地制度。因为有了以控制社会流动为初衷的户籍制度,那么农民就被剥夺了很多资格,包括享受公共服务的平等资格、获取经济资源的平等资格等,这其中,农民在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一直以来严重滞后于城市居民。

而集体土地制度,则使得农民失去了对安生立命的最基础的资源土地的掌控,农民没法利用土地的流转、抵押等获取必要的资本,来改善其生存境遇。农民经济境遇的改善,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劳动力的市场化,也就是在外务工来获得收入。但是同样受制于户籍制度的歧视,农民工无法在城市享受同等的经济待遇。

比上述问题更需要迫切解决的体制性问题,当然是农民政治资源被剥夺,在社会经济政策上缺乏与其人口和社会地位相适应的话语权,使得农民成为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底层,中国三十年经济发展依旧改变不了农村衰败的情景。

当然,简单地讲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也许可以在某时某地掩盖某些问题,但是这根本无法扭转农村整体上的社会经济落后的局面。最近数年来,中央每年的所谓一号文件都关注农村,但是基本上没有触及深层次的问题,没有从体制上为农村和农民松绑,因此其效果注定是昙花一现、治标不治本。2004年以来的所谓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是这种政策的典型。

这次提到推进城镇化建设,方向上和以前诸多以“输血”为特征的农村政策不一样,给人们一些想象的空间。不过,城镇化建设同样歧路纷呈。在行政权力主导下,很可能演变为简单的建造镇运动,用加法来快速推进,比如把小村合并成大村,把大村合并成城镇,这是最容易操作的路径,也是最容易出政绩的路径,但是这样的做法,将是对农村和乡镇既有社会经济关系的粗暴干涉,可以想象得到,这个过程中很多有价值的土地资源将成为权力的盛宴,农民利益被再次剥夺,这必然酿成新一轮灾害。

回到上面的分析,一个可行的城镇化路径应该是做减法,那就是减去捆绑在农民和农村身上的诸多体制性的束缚,尤其是户籍制度和现有的土地制度。

只有农民自身成为推动城镇化进程的主体,只有农民拥有对资源的充分掌控能力之后,他们才知道以什么样的路径,什么样的进度,来建造适宜他们居住的家园。

当然,要废除户籍制度,更新现有的土地制度,说易行难,这种路径和既有政治结构的张力之大,其实超乎想象,某种意义上,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将隆重登场的城镇化运动走向歧途,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蒋亶文:《零八宪章》和回到公共空间的政治话语

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

有关政治的话语,在当代中国一向都是敏感的禁区。政治不属于公众,它只是少数人进行权力分配的游戏。中共建国六十年的历史表明,国家的走向和民生的安排、资源的掌控和财富的归属、甚至道德的倾向和法治的建立,都被置于一个政党的垄断之下,并任由其按自己的需要加以设计。公众唯一的选项就是拥护和顺从,任何质疑、反对和非议都会招致打击、整肃甚至监禁和死亡。这种巨大的压抑使中国人的日常叙事都远离了政治。

1989年是一次例外,公众表现出了参与国家改革的急迫心理和不计后果的勇气。随着血腥的镇压而在那年夏天匆忙结束的民主化努力,既在这之后诱发了中国社会拜金主义和犬儒主义的盛行,也给此后的中国留下了一笔可贵的精神资源,那就是抗争者的不屈和坚持,以及对我们所置身的体制的更全面的反思与觉醒,虽然这在开始的时候只是少部分人的事。

此后的二十年,官方和民间在许多问题上的表述始终无法一致。官方津津乐道于解决了人民的温饱,并以经济成就来彰显所谓的改革已经惠及了全体国民的利益,但对于官商共谋下权贵资本的形成、行政权力不受任何限制的恣意扩张和分配与保障上的种种不公等,则向来讳莫如深或断然加以否认。至于更为民间所关注的健全的法治、平等的发展机会、自由而又充分的信息共享以及受到足够保护的私人空间、比照《宪法》应该兑现的各项公民权利,这一切又都和官方强制形成的话语系统渐行渐远,并最终导致近年来在现实生活中官民对立的日趋普遍和尖锐。

舒缓这种对立的绝不应该是进一步的压制。公民参与国家的政治事务,主张和评议国家的政治走向,这些载于《宪法》的公民权力,要从一纸空文落到实处,就首先要开放公众的言论。过去二十年里,中国的经济发展加剧了社会群体的分化,由利益产生的激情和冲突塑造了不同的追求与观点,无论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奉者、传统体制与价值的捍卫者,还是社会变革的积极的鼓吹者、拓展私人权利边界的挑战者,他们都在努力扩大各自的影响,并进而希望在更大范围内形成共识。虽然这样一些努力和希望,经常受到压制和被迫放弃,但也好过把政治话题从中国人的生活里强行驱除出去。

于是,政治正在进入中国人的生活。无论权谋集结的庙堂,还是热血沸腾的广场,这些精英化的符号都曾远离公众的日常生活。在大多数人疏远政治的同时,政治也就在少数人的操控下成为黑幕与凶器,或者是成为另一些人献身于理想的祭坛。但是,假如我们的生活终究不能超越政治的左右,那么围观它、议论它、甚至于抨击和试图改变它,是不是就有可能推动我们的生活更接近它原本应有的模样呢?

作为近二十年来表述民间政治诉求最为完整的文本,《零八宪章》为公共空间提供了一套完全独立于官方的话语资源。更重要的是,《零八宪章》的传播过程突破了以往政治建言惯走的精英路线,这一点可以从它的签署者构成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它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发言,也包含着多种群体的声音。而《零八宪章》之所以能够在最大范围内赢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共鸣,原因就在于它是用最普通的常识来反思当前的体制和构想未来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零八宪章》是一种创造性的前进,不如说更像是一次对政治文明和社会常识的回归。

从迷航中回归,这是亟待在当前现实中梳理和解决的问题。中共施行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效率优先而无视公平原则造就的经济发展,并不能让大多数人对自己的生活抱有稳定的预期。事实上,缺乏公平与制衡的社会对每个人来说,都有可能在下一个瞬间就突变成险恶的丛林。与此同时,三十年来一贯坚持的“党主天下”,导致人祸常常甚于天灾,制度作恶更是把每个个体置于危险之下。由此可见,没有政治上的进步,所谓的经济繁荣、法治建设、人权保障,都只能是自欺欺人的幻觉。

不幸的是,《零八宪章》招致了当政者近乎出自本能的抗拒。无论刘晓波先生被判重刑,还是此前此后对宪章签署者的打压,都表明中国的政治生态依然是言论即可定罪、民主遥遥无期。中共自我标榜的所谓大国崛起,显然不是崛起在世界文明的主流,而是自恃国力强盛固守专制政体于民主化大潮之中,既没有丝毫的自省之心,也不会有改弦更张的自觉。

这是现实里的悲哀,却不是不可变更的现实。当日常生活的经验和理性告诉我们变革才是出路的时候,变革就已经悄然地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了。《零八宪章》自发布以来的,迄今源源不断的有新的签署者加入进来,却未见有任何人迫于压力宣布放弃,这种可贵的坚持和集聚,本身就在强化民间的道义和夯实民意的基础。更何况在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宪章签署者们还以各种方式表述自己签署宪章的立场和观点,这就使《零八宪章》虽遭官方的压制,却仍然顽强地在公共空间里发挥出越来越大的影响,也吸引着更多的人来了解宪章和认同宪章。

把《零八宪章》向公共空间传播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让更多人觉醒的过程。如果在我们的身边,不断有人汇入签署者的行列,如果《零八宪章》提出的各项主张能够引起更持久和更广泛的探讨、哪怕是争议,都意味着民间的政治热情已非官方所能扑灭,未来政改路径的选项也日渐集中和清晰。言论即是践行,一切始于现在,始于我们对《零八宪章》的坚持,始于我们的出发。

2009年1月18日写于上海

昝爱宗:《零八宪章》是中国新闻出版改革的动力和归宿

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

1月14日至1月15日,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主持的全国新闻出版工作会议上透露一个“国家秘密”:打造新闻出版业的“航空母舰”,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推动我国从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迈进”。

我们要仔细看看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出版大国”,全国拥有13亿人,可是只有580家国营出版社为13亿公众提供被严密控制内容的图书出版产品,而且这些出版社大多是在1978年之后成立的,1978年之前近三十年全国图书出版相当于零,屈指可数的几家出版社如人民出版社,不过是专门出版垄断产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选集、文集》及《毛泽东选集、文集、诗词》等,只有商务出版社、中华书局、三联出版等几家出版社偶尔出版一些被过滤后的中外历史经典作品,其中出版前苏联的作品居多,而与中国关系不友好的美国,其经典作品版权引进也都是1979年之后的事情了。至于“文革”期间,极少数出版社内部出版过“黑皮书、白皮书、黄皮书”,却都是专门供应给中共党政军高层特权阶级的,就连高级知识分子也无法看到,比如其中的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都是当时“内部出版”的,订购需要单位审查和开具介绍信,普通民众及中共“党外人员”根本无法阅读到,图书馆里更是严格限制,即使中国古代的小说《金瓶梅》出版,也是由毛泽东批示“内部”出版的,印刷量少得可怜,只有副总理、政治局委员以上官员才能看到。1979年所谓改革开放,也不过是经济改革——政治不改革,不过是对外(外国)有限开放(经济上)——对内(中国民众)不开放,根本没有出版体制改革,所以也谈不上出版自由。中共执政后,即1949年之前成立的民营出版社统统被收为国营,或者被合并后而彻底消失。1979年后打着“擦边球”成立的由民营资本运作的天则出版社、卓越出版公司、展望出版社等都已经被政府关门,1989年“六四”后因出版政治题材的一批出版社,如中国新闻出版社、国际文化交流出版公司等出版社惨遭关门,从此中国只有国营出版社合法,再也没有合法登记的半民营出版社,按照新闻署长柳斌杰所说,这样的出版大国算什么“出版大国”?更谈不上什么“出版强国”。

2010年1月5日,柳斌杰告诉新华社记者称,“目前,我国已是名副其实的出版大国,拥有报纸1943种,期刊9549种,图书出版单位580家,音像出版单位378家,网络出版企业195家。全国共有国有、民营、外资、合资发行企业12万余家,印刷复制企业18万余家。图书品种从1978年的1.5万种增加到2008年的27.41万种,报刊品种也增加近10倍。图书和报纸发行总量、电子出版物品种连续五年稳居世界第一,印刷业居世界第三。”柳斌杰所言,中国一年出版图书品种27万余种,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经典名著的翻印、再版,如《道德经》、《西游记》、《三国演义》、《论语》、《三字经》、《百家姓》等几乎年年都出版,其过量出版占去人为造成稀缺的大量出版资源。对于新书,580家出版社在2009年几乎没有一部反思“反右”、“文革”和“六四”等揭示真实历史真相的著作出版——全军覆没,前国家新闻出版署长杜导正所著关于回忆及纪念赵紫阳的新书,无奈只能拿到香港出版。2009年,更为恶劣的出版制度是实行“图书出版实名制”,实名制对于出版自由来说就是文字狱,比如《零八宪章》起草人之一的刘晓波先生,他的图书若试图在国内出版,必然经过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实名制系统审查,而审查结果必然是政治性的标准,刘晓波的作品就会因此无法出版——或许可以用化名,但内容上也绝对无法审查通过。新闻出版总署设置的出版“文字狱”有两道审查关,一道对付作者,一道是政治内容审查,比如异议人士的作品无法出版,包括刘晓波、章诒和、余杰等作家的作品因人被禁书,王怡的新书只能化名“王书亚”似乎逃掉了了“实名制”审查,但也只能出版无关政治的作品,一旦涉及政治内容,结果就是“一滴水也别想泼进去”。

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创造的出版“文字狱”——“实名制”,始于2009年4月1日,全国所有出版社全部实行书号网上实名申领,一书一号。书号网上实名申领名义上是所谓“有效控制了‘买卖书号’,促进出版改革进程”,实际上就是控制民营书商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出版异议人士的非政治类作品,以此剥夺异议人士的出版自由权。知名民营书商贺雄飞以出版余杰、朱学勤、钱理群等人的思想类图书“黑马文丛”而获得业界认可,但被中宣部及新闻出版总署打压,自2001年起就无法用“贺雄飞”三字和“黑马文丛”名义与国营出版社合作出版图书,经济上损失惨重,直到2009年才解禁,却不再出版政治思想类及反思中国历史的政治类图书。

虽然中共敌视贺雄飞这样的民间出版商,但由于民营出版商通过书号合作方式救了一些近乎倒闭的国营出版社的性命——一些国营出版社生存能力差,资不抵债,依靠卖书号生存,而民营出版商的产品得到市场认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现在已经开始不再公开打压书商,而是公开承认书商,并拉拢民营出版商,把书商称为“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对非公有出版工作室的发展进行引导和规范”,希望以此救市,作为自己的功劳。

新闻署长柳斌杰自己也公开承认,全国民营文化工作室每年策划图书4万多种,他们值得通过与580家国有出版社合作,其产品居然占市场渠道销售的40%至50%。这些书商没有合法出版资格,只得被迫向国营出版社合作,分一部分利润给国营出版社。北京有位姓杨的民营出版商认为“目前,市场上85%的畅销书都是由民营书业参与策划的,创造了让人刮目相看的经济效益”。其中,像当年明月的《明朝的那些事儿》图书系列、《狼图腾》等相当一批与世界先进潮流同步的畅销书是由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参与策划的。“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具有创新能力强、适应市场快等优势,已经成为一支出版业生力军”,所以柳斌杰要求“引导和规范非公有资本有序进入新闻出版产业,鼓励国有出版企业在确保导向正确和国有资本主导地位的前提下,与非公有出版工作室进行资本、项目等多种方式的合作”,“鼓励和支持非公有文化机构积极开拓海外新闻出版市场,支持有条件的新闻出版企业,通过新设、收购、合作等方式,到境外办社、办报、办刊、办站、办厂、办店,实现新闻出版企业在境外的落地和本土化”。透过柳斌杰的话,看到这样的结果:新闻出版总署不具合法性和主导图书出版改革的能力,也显示新闻出版总署除了政治垄断之外,已经到了“该关门大吉”的地步。

民营书商一旦拥有出版自由,580家国营出版社就到了倒闭的那一天——当然限制出版自由的新闻出版总署也到了关门大吉的那一天。现在,市场经济正在继续,书商们是不会相信这个控制出版资源、压制民营出版的新闻总署的。北京一家民营出版工作室的杨书商一直抱怨“民营出版工作室却没有一个明确的地位,使得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就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发展目标和良好的盈利模式”,“没有书号,不能独自出版图书”。事实上,靠行政垄断出版资源,只能遏制图书出版业的发展。而真正要改革图书出版体制,必须通过《宪法》所确立的公民“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宪法权利,以及通过《零八宪章》的主张,才能真正解放图书出版业,比如《零八宪章》在“我们的基本理念”的第一条就强调“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在“我们的基本主张”这一节19条中,第11条就是“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开放报禁,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由此看出,《零八宪章》是中国新闻出版改革的动力和归宿,所谓柳斌杰“把我国建设成为新闻出版强国”的目标,若不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建立宪政,若不借助《零八宪章》提出的逐项和平建议,新闻出版就不会获得真正的自由和活力,也不会向全世界输出中华文明的主流价值观,更得不到全世界的认可和支持。

莫之许:开放上游才是电影产业振兴之路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在中国政府网刊发。其中两点尤为引人注意,一是“积极推动符合条件的国有和国有控股电影企业重组上市”,一是进一步扩大国产影片发行放映,并认真落实年放映国产电影时间不低于年放映时间总和三分之二的有关规定。文化产业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末和上世纪90年代初的低谷之后,经过多年盘整,近年来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出版发行、报纸和电视业中均涌现出了一批实力雄厚、利润丰裕的巨头,经过资产重组,在内地或香港市场上市。受此鼓励,重组上市被看作是通过资源整合和提升效益的终南捷径,那么电影产业也能否遵循这一发展途径呢?

然而,电影产业与上述行业有着本质的不同。电影更类似于大众图书,依靠单品种的消费堆积市场总量,而报纸(刊物)和电视,主要是作为广告平台发展业务。在现行体制下,报刊和电视均实行主管主办制,且往往直接隶属于各自主管部门,在行政垄断和行政扶持的双重作用下,各地报业集团和电视集团之间形成了某种寡头竞争态势,共同分享广告投放需求。由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巨量的广告需求,各地报业集团和电视集团由此获得了不俗的收益,在部分经济发达地区更取得了超常规发展,但是,由于业务模式的根本分歧,这一模式并不能成为电影业的借鉴。

电影业可资比较的应为出版发行业,尤其是大众图书出版。但是,如果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出版发行巨头的经验不足以为电影业取法。目前,国内运营良好的出版发行企业,大多仰仗于教材的出版发行,尤其是各地出版发行集团,收入和利润的绝大部分都与教材相关。已经在香港上市的四川新华文轩集团,来自教材教辅发行的收入占比始终在80%左右,大众图书零售的比重仅约15%-20%.从营业利润构成看,教材教辅发行的利润更是占据绝大部分。从其他出版发行发布的招股书来看,情况也相类似。由于教材发行的垄断性,这就表明,与报业集团和电视集团相似,出版发行集团的成功也依靠其行政垄断地位,依靠单一类型产品提供其主要利润,而这当然也是电影业所不能比拟的。

真正与电影业可资比较的大众图书业,其惨淡状况与电影业其实不相上下。近年来不间断的各类统计均表明,即使算上价格上涨的因素,大众图书市场的增长率,始终远低于同期的GDP增速,纷纷倒闭的民营书店,也从侧面反映出了这一惨淡状况。一度,图书业内人士将困境归咎于其他媒体的竞争,以及阅读习惯向电子阅读的转变,但是,由于大众图书是单品种竞争的,并不存在品种间的代换关系,就算整体有所萎缩,只要产品创新不出现滑坡,每年动销品种数量以及畅销书数量应能保持在一定水准。然而,近年来的数据表明,与较低的增速相比,动销品种和畅销品种数量呈现持续下降局面。这就表明,大众图书市场的萎靡,更应看作是产品创新的困境,已经有不少图书业内人士指出,造成这一困境的首要原因,应是内容管制的加强。

电影与大众图书业类似,也是单品种竞争产品,电影业内人士也曾将其困境归咎于电视的竞争,可是,境外电影的火爆表明,电影并非没有市场,而是国产电影的产品竞争力相对低下。可是,作为单品种竞争市场,特定电影之间并不存在代换关系。因此,要想提高国产电影的市场竞争力,还是要依靠上游的产品创新,而这就需要对上游的产品创新采取更开放的政策,提供更宽松的环境。笔者相信,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无论怎样推动资产重组,由于缺乏垄断利润,公开上市都将缺乏足够的利润支撑。

胡适谈极权主义的特征、急进的革命与渐进的改革

1941年7月,胡适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发表了《民主与极权的冲突》的英文演说。他在演说中概括了美国政治家马科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对极权主义二十个特征,并认为不管哪个政权只要具备这二十个特征中的任何一个特征,便具有二十分之一的极权主义本质。这二十个特征是:

1.把狭义的国家主义情绪提高到宗教狂的程度。

2.由一个军队般严格约束的政党来执掌国家政权。

3.严厉取缔一切反对政府的意见。

4.把超然的宗教信仰降低到国家主义的宗教之下。

5.神化“领袖”,把领袖当作一般信仰的中心。

6.提倡反理智反知识,谄媚和欺骗无知的民众,严惩诚实的思想。

7.毁灭书籍,曲解历史及科学上的真理。

8.废除纯粹寻求真理的科学与学问。

9.以武断代替辩论,由政党控制新闻。

10.使人民陷入文化和信息的孤立,对外界的真实情况无从知晓。

11.由政党统制一切艺术文化。

12.破坏政治信义,使用虚伪和伪善的手段蒙蔽人民。

13.政府有计划地实施罪恶行为。

14.鼓励人民陷害和虐待所谓的“人民公敌”。

15.恢复野蛮的家族连坐法对待所谓的“人民公敌”。

16.准备永久的战争把人民军事化。

17.不择手段地鼓励人口增加。

18.把劳工阶级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到处滥用。

19.禁止工人的罢工和抗议,摧毁一切劳工运动。

20.工农商各行各业皆受执政党领袖统制。

 

《民主与极权的冲突》中文版:

民主主义醒觉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几年,有几位民主国家的伟大领袖,就开始对极权主义国家的有组织的进攻,加以抵御。而这些领袖们之所以能够明了反民主运动的严重性,可以说是这次空前的大战与十几个自由民主国家的迅速被征服所赐予。在欧洲所上演的大悲剧,和英美各国所遭受的大威胁,已开始使一般民主国家感觉到,民主与极权的冲突的真正严重性——这种冲突,是—种计划周密、指导有方的极权主义,向民主制度和民主文化的基础进攻。

在这几位彻底明了反民主运动危险的领袖中,最显著的要算是罗斯福总统了。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二日他在德吞(Dayton)演说时说:

我们决心要用我们的人力和财力,去抵抗并击退这外国的阴谋和宣传,以及地下战争的诡计,这种阴谋诡计和宣传,发端于欧洲,而现在却很明显的企图进攻太平洋这边的各民主国家。

那种宣传,反覆宣称民主主义乃是没落政治制度。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民主理想,和我们民主自由的传统,都是过去的事物了。

我们绝不承认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我们是有前途的,而他们所走的方向,却是退向古埃及王国的束缚的方向,是退向中古黑暗时代的奴役的方向。

在罗斯福总统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所发表的就职宣言里,他曾喊过同样的口号:

有许多人认为民主主义的政府,和民主主义的生活力式,已遭受到—种命运的限制。同时,由于种种原因、专制和奴役已成为未来的澎湃波涛,而自由则仅是渐退的潮水而已。但是我们美国人知道这绝非事实……。

我们最近八年来实行民主主义的经验,对于我们的现在和将来,其关系至大且巨。我们的民主主义在国内克服了许多危机;消灭了多少祸害;建设了崭新而持久的机构。并且由于这种经验,得以维持民主主义的一切。

因为我们已按照美国宪法上的三条途径,采取行动。政府各机构,继续运用自如,执行职务。基本人权依旧保持如故,毫无损伤。选举自由依然完整无恙。宣称美国民主主义即将瓦解的预言家们,已承认他们的预言全为捕风捉影之谈了。

不,民主主义决非濒于死亡。

对此,我们确有把握,因为我们眼见它依然存在,眼见它继续生长。

我们知道它决不会死亡,因为它的基础是,人民为了共同事业的努力,能享受到自由的直接立法权;所谓事业,就是指大多数自由人民所发表的自由意见,所完成的事业而言。

我们对此具有信心,因为在一切政治制度中,只有民主政治能得到人民的开明意志的共同力量。

我们对此有信心,因为只有民主政治建设了一种无限制的文化——这种文化在改善人类生活上,具有无止境的进步能力。

在这几段话里,冲突二字,有了定义;极权主义的挑战,碰到反击;参加战斗,已是义不容辞了。这是民主政治与极权政治的冲突,是自由与奴役的冲突,是由宪法组成的政府与专制独裁的淫威的冲突,是人民自由开明的意志的表达,与对政党及“领袖”无条件盲目服从的冲突。

在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一日的《纽约时报》上,刊出伊司曼(Max Esatman)写的一篇引人注意的通讯(伊司曼因过分激烈反对美国参加第一次大战,曾两度受审,幸免徒刑处分)。他说,仅用经济力量支援英国,让英国人独立去作战,那是—种“替身作战”,是根本不够的。他主张美国应当及早准备,必要时,和英国并肩作战。这次战争,不仅是为了国家的权力,而是民主与极权的斗争。这次的战争是有史以来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战争。古代的战争,如巴比仑和犹太、埃及和亚述、雅典和斯巴达、希腊和波斯的战争,没有一个可以和这近代的民主主义与极权专制的战争相比拟,因为前此的战争,根本谈不到文化上的冲突。

极权主义的持征

伊司曼为了证实他对这巨大斗争所下的判语确极重要,他列举极权主义的二十个重要特点,“其中每一点在共产主义的苏俄和法西斯主义的德意都可找到,而在英美则找不到”。他所开列的二十点,具体说出这两种相反的生活方式,而这相反的生活方式之所以发生,都是由于主义的冲突。我在这里把他的二十点,加以缩短,抄录在下面。极权主义的二十个重要的特征是:

一、狭义的国家主义情绪,提高至宗教狂的程度。

二、由一个军队般严格约束的政党,来执掌国家的政权。

三、严厉取缔一切反对政府的意见。

四、把超然的宗教信仰,降低到国家主义的宗教之下。

五、“领袖”是—般信仰的中心,实际上,他也就等于一个神。

六、提倡反理智反知识,谄媚无知的民众,严惩诚实的思想。

七、毁灭书籍,曲解历史及科学上的真理。

八、废除纯粹寻求真理的科学与学问。

九、以武断代替辩论,由政党控制新闻。

十、使人民陷于文化的孤立,对外界的真实情况,无从知晓。

十一、由政党统制一切艺术文化。

十二、破坏政治上的信义,使用虚妄伪善的手段。

十三、政府计划的罪恶。

十四、鼓励人民陷害及虐待所谓“公共敌人”。

十五、恢复野蛮的家族连坐办法,对待这种“公共敌人”。

十六、准备永久的战争,把人民军事化。

十七、不择手段的鼓励人口增加。

十八、把“劳工阶级对资本主义革命”的口号,到处滥用。

十九、禁止工人罢工和抗议,摧毁一切劳工运动。

二十、工业、农业、商业,皆受执政党及领袖的统制。

罗斯福总统指出,民主政治具有生存及滋长的力量,驳斥那种认为民主政治已没落的毁谤。伊司曼是列举极权主义所有而民主主义所无的各种野蛮特点,显示出这种基本斗争的尖锐化。这样清楚的列举出这些持点,是一种可贵的方法,以应付反民主主义的挑战和攻击。

在本文的后半部,我将把民主主义和反民主主义的冲突,归纳为几种更深刻更基本的哲学上的冲突。使民主政治的生活方式,与反民主政治生活方式互不相存的基本观念,究竟是什么?

我们暂且把已成滥调的口号和理想(如“自由、平等、博爱”及“天赋的权利”等)撇开不谈,我认为民主政治与反民主政治的生活方式之间真正的冲突,基于两种基本的矛盾:(—)急进和过激的革命方式,不同于进步和逐渐改革的方式。(二)控制划一的原则、不同于互异的个人发展的原则。

急进的革命与渐进的改革

极权政治的第—个基本特征,是全体拥护急进而骤变的革命,他们嘲笑渐进的改革,认为这种办法是肤浅而无效的。由于强暴的革命,他们不但获得了绝对的政治力量,而且还要拼命推行这种残暴的革命。想要使这种革命普遍化,使整个世界发生同样激发的革命。他们自称为“集体革命”的信徒,同时他们也是“世界革命”、“永久革命”、“永久战争”的信徒。

一八四八年的《共产党宣言》就呼吁全世界共产党革命,它说:“共产党员并不隐藏他们的见解和目标。他们公开宣布,他们达到目的唯一方法,就是用武力摧毁整个现存的社会制度。”

自一九一七年以来,所有新兴的极权政治制度,都采取急进而过激的革命方式;他们一切行为,似乎都本着一句话:“把现存世界摧毁、另建一个新的世界。”他们的领袖都中了一种观念的毒,就是认为如果想要推翻—个国家整个现存的社会制度,就非同时把所有与该国毗连的各国的社会制度一齐推翻不可。所以才有世界革命的必要,才有“全体”革命的必要。并且革命的手段更须残暴而激烈,为的是摧毁旧制度下一切的一切。饶士宁(H.Raushning)在他的《虚无主义革命》一本书里说:“破坏应当十分彻底,要使任何事物,无一幸免。旧制度下的任何东西,不论是军队或教堂,不论是资产的制度或文化的传统,一律不准拿到新的制度下,使之生存或残留。”

为了特别着重急进的革命,不管在内政或外交上,都认为它是绝对必须的手段。这个基本观念是极权政治与近代民主政治根本不同点。我们说“近代”二字,因为我们知道在一百五十年前,有许多主张共和主义者,像罗伯斯比尔、圣鞠斯持、巴伯甫等,也都曾相信并实行急进革命的方法。甚至培因也认为,欧洲各国政治制度终久会遭遇一次普遍的革命,并曾以此自慰。他在一七九二年二月致拉法夷脱的信里说:“等到法国四周围都起了革命,法国就得到和平与安宁了。”

民主政治对进步的看法

但是,近代的民主主义已抛弃了急进革命的念头,而对社会、经济,及政治上的逐渐改革,感到满意。近代民主政治程序的基本哲学,是认为残暴的破坏行为不会产生进步,进步是许多具体的改革积聚起来的结果。美国的哲学家们曾设法使这种不知不觉的趋势,成为明白清楚的哲学。威尔詹姆斯使用“社会改善论”一名词,标明一种伦理的哲学,劝告世人谓目前的世界,虽不是完美的世界,但人类都可以使之改善。杜威曾发表过一个关于进步的理论说:“进步并不是一种批发的买卖,而是零售的生意,应当一部一部的定约,—批一批的成文。”这种进步观念,既不致引起急进的革命,也不发生宿命论的放任主义,但是它需要个人的努力和专心、智慧和忍耐。罗斯福说:“民主主义已独自创立一种无限制的文明,它在改善人类生活方面,具有无限进步的能力。”由近几世纪的历史看来,这种改善人类生活的进步,大半是按照杜威所谓“零售的生意”方式成功。

我认为急进革命与逐渐改革二者的区别,正是民主的生活方式与极权的生活方式最基本的不同。这种根本的差别,几乎可以解释这两个互相冲突的制度中的任何问题。我们举—个例子,它可以解释反民主的国家为何一定要采取独裁的手段。一切急进主义必然走上极权政治的道路,因为只有绝对的力量能够完成急进革命的工作,只有用凶暴的手段,与令人极端恐怖的专制政治,才能把现在的社会制度整个推翻,阻止它恢复或再生。列宁说:“无疑的,革命是世界上最有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民,利用步枪刺刀以及其他有威力的工具,迫使另一部分人民,依照他们的意志去行动”。

于这类的革命,独裁是绝对不可少的,因为列宁给“独裁”二字下的定义说:“一种直接使用武力,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威。”马克思曾说过,在由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期间内,无产阶级的革命独裁是必要的。但是这急进的革命永远也没有完成的一天,那些被打倒被放逐的敌党,永远会有卷土重来的危险。这种世界革命的到来,似乎是非常的缓慢。甚至在已革命的国家中,仍时常发生反革命的运动。因此独裁政治必须无尽无休一直继续下去!

独裁的力量并非必需的

从另一方面看,习惯于逐渐改革的民主主义国家,并不感觉需要绝对的独裁力量。在战争期间或在国家内部发生严重危机时,他们时常可以将某种特权,交付与行政首脑。但在和平时期,他们愿意逐渐的改革,也就是说,国家有某种需要,便予以某种措施。也许需要二十年的工夫,才能使美国联邦所得税通行无阻,也许需要十年的工夫,才能取消全国的酒禁。以一个国家的寿命之悠远长久,如果把几天的光阴,用在辩论上,甚至把几年的时间,用在讨论上,根本也算不了什么浪费,至少比较处于极权统治之下,失去了基本自由强得多。

这同样的基本差别,也把反民主的制度为什么那样羡慕理想主义的精神一个问题,解释清楚。民主主义的逐渐改革,时常是迟缓的,甚至是不得体不适当的,以致没有耐性的人们,自然会受到所谓“革命的”制度的吸引,因为在革命的制度下,独裁者的力量,似乎能使他们的理想主义的迷梦,更彻底更迅速的实现。但是经过了长时期的艰苦经验,和一再的幻想消灭之后,这些理想主义的迷梦者,才会明白:走向进步,并无捷径,而逐渐改革的程序,毕竟还是真正民主的生活的方式。

划一与互异

极权主义的第二个特征,是根本不容许差异的存在或个人的自由发展。它永远在设法使全体人民,适合于一个划一的轨范之内。对于政治信仰、宗教信仰、学术生活,以及经济组织等无一不是如此。政治活动一律受一小组人员的统制指导,这小组的编制,类似军事机构,对于领袖绝对服从和信仰。一切反对的行为与反对的论调,都遭受查禁和清除。在宗教方面,极权主义的领袖们,声称已由传统的超自然的宗教束缚下,解放出来了。同时更尽量对全体人民宣传反宗教的学说,并竭力压制一切自由独立的宗教团体。在学术方面,不准许有思想言论自由存在。科学与教育只占次等地位,党国的权利高于一切,而且思想不得离“党的路线”。在经济方面,政府将一个划一的制度,强加在整个社会上,以期适应其所规定的经济政策。不论是共产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或农业集体主义,都是政府不容分说,不择手段,强迫推行一个划一的制度。在极权国家内,劳工运动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实业与生产都是由政府通盘筹划的。在这个国家里,不许罢工,不许劳工抗议,唯一可能的消极抗议,只有怠工,但怠工是被认为罪大恶极的。

在上述三方面的生活中,规定人民应行接受的“路线”永远是由党、国或领袖来决定。而这三方面又制定为三位一体,名异实同。任何人不准违反党纲或政策。极权主义者说:“个人是没有自由的,只有国家、民族才谈得到自由。”极权主义者为党的绝对正确性而辩护,不允许一切与党义不合的事物存在。他们说:“因为我们深信,我们的一切行为都是正当的,我们决不能坐视我们的邻人也宣称,他们的行为也是正当的。”

正因为这种在生活各方面过分企图划一与排除异己,才把反民主的政治与民主政治的生活方式标出根本的差别来。

民主主义的生活方式,根本上是个人主义的。由历史观点看来,它肇始于“不从国教”,这初步的宗教个人主义,引起了最初的自由观点。保卫宗教自由的人们,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财产,而反抗压迫干涉的斗争。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思敬奉上帝,乃是近代民主精神在制度在历史上的发端。这种不从国教的精神,也和其他各种自由,有密切的关系,如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是。根木的问题是,我人企图获得机会,自由发展与表达其自己的感觉、思想与信仰,于是成了一种争取我行我素的权利的争斗。所谓我行我素的权利,是指一种不必墨守成规,不必遵守命令式的轨范而行动的权利。

民主制度,于是在宗教信仰、智识醒觉、政治言论,以及等等一切生活方面,这种“不从国教”精神的产物。民主文明,也就是由一般爱好自由的个人主义者所手创的。这些人重视自由,胜过他们的日用饮食,酷爱真理,宁愿牺牲他们的性命。我们称之为“民主”的政治制度,也不过就是这般具有“不从国教”的自由精神的人们,为了保卫自由,所建立的一种政治的防御物而已。

就是连民主文明的经济情况,也并不是像一般人心目中所想像的一律都是资本主义的。私人的产权与自由的企业之所以能够长久维持,由历史看来,都是因为这两种制度,具有充分的力量,帮助个人的发展;都是出为这两种制度已使一种极高的经济福利标准,有实现的可能。

经济发展的千头万绪

在经济发展的千头万绪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近代民主文明中经济情势的持点。一位现代的经济学家认为近代美国的经济情形,至少可以分成五种互相悬殊的组织,而这五种组织,是并驾齐驱,不分轩轾的。第一,是传统的资本主义组织,如个人所有的商店、农场、洗衣店、茶店等。第二,是大公司的经济组织。第三,是公共事业的经济组织。第四,如邮政局及“田纳西开发区域管理局”等公共团体的经济组织。第五,是各种的“私人集体组织”如大学、教会,以及消费生产合作社等。这—切组织,以及其他可能的各种不同的“组织”,同时都在发生作用,以满足人民经济的需要。至于其他民主国家的情形,多半也是如此。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这些不同的组织中,并没有人企图按照一个格式,把它们一律划一。

因此,我们可以说,这区分极权制度与民主制度的第二个基本观念,就是前者采取生硬的划一,而后者主张变化及个别发展。这种差异,在任何生活方面,都很显著。企图划一,则必须走上压制个人发展的道路,则必将阻碍人格与创造力,必将发生偏私、压迫与奴役等情事,甚至于构成知识上的欺骗,与道德上的伪善。由另一方面看,对于自由发展的重视与鼓励,可以增进人格修养,加强团体生活,可使公正而富于创造性的艺术思想,自由的开花结果,可以养成容忍与爱好自由真理的良好精神。

结论

最后,我认为真正的民主与极权的冲突,可以归纳为两种基本观念的冲突:第一,这种急进革命的方法,与渐进改善的方法之冲突,第二,这种企图强迫划一,与重视自由发展的冲突。为民主的生活方式和民主的制度而辩护,须对于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价值,具有清楚的了解,必须对于民主主义的迟缓渐进的改善的重要性,具有深刻的认识。进步总是日积月累的,如果个人不能自由发展,便谈不到文明。

本文原题“The Conflict of Ideologies”,是胡适一九四一年七月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所做演讲,由张起钧译成中文,刊于《自由中国》一卷一期(一九四九年一月),又收入《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五册。据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哲学与文化》,中华书局二〇〇一年二月年四月第一版校对。

沙叶新:为什么中国贪官的性欲全球最强?

今年以来,随着中央反腐力度的加大,一些高官纷纷落网,陈绍基、王华元、许宗衡、郑少东、文强等几乎无一例外,每个贪官身下都有“玉体横陈”,也让老百姓茶余饭后有了更多的谈资。这些贪官大都可以说是纵欲无度,他们不但包二奶,养小蜜,有些还利用权力玩ONS,嫖娼狎妓也司空见惯。人们津津乐道之余,也有些百思不得其解,这些贪官都是快到天命之年、耳顺之年的人,从生理学角度讲,性能力也退化得七七八八了,为何仍然色欲熏心?他们的公务如此繁忙,为何还会有如此旺盛的精力征战于床帏之间。

上述几个贪官虽然玩弄的女人不少,但跟媒体以前披露的少数贪官相比,有些小巫见大巫了。

笔者先将近年玩女人久负盛名的贪官一一细数。

一说海南省政府原副秘书长叫李庆普,跟200多个女人上床,此公有个怪癖,跟陈冠希爱好不同,他不是喜欢拍艳照,而是跟每个情妇完事后,必拔其耻毛一根,珍藏于一笔记本中作纪念,并详细记录二人造爱的经过及感受,甚至连情人私处的形状也极尽描绘,俨然是一本现代纪实版的《肉蒲团》。此公东窗事发,海南省纪委搜罗得此笔记本,如获至宝,争相传阅。

一说福建省有个县委书记,叫黄金高,曾自称“反腐书记”,曾经因为“反腐”结仇,有人扬言要暗杀他,他为此穿了三年防弹衣上下班,他曾在人民日报主办的人民网投诉此事而一举成名。此公后来却因为自己贪污受贿被抓,一查也是阅尽人间春色,并且民间传说他床上功夫十分了得,当地群众曾经专门为他编了个顺口溜,说他“腰杆细细,身怀绝技”。

一说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国耀,此官自己承认玩弄女性共计147人。此公因病住院在高干病房,一40出头的护士长帮他打吊针,可能徐娘半老,风韵犹存,老徐好色如命,光天化日之下,罔顾病体,竟然勾引护士长在高干病房的床上云雨。此后,该护士长的女儿大学毕业想进市内一新闻单位,委托老徐帮忙,这老徐色胆大于天,竟然又在自己的办公室又将护士长那如花似玉的女儿蹂躏,老徐可谓是老少咸宜,大小通吃。

一说黑龙江绥化市书记马德,马德“无德”,包了一个貌美如花的情妇,可是岁月流逝,情妇担心自己年长色衰,不能吸引老马,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将自己的两个亲妹妹相继拉下水,姐妹三人,共饲老马,老马享受超越齐人的艳福。一说安徽宣城市委副书记杨枫,上了几个月的MBA,果然学费没有白交,回去活学活用,将MBA上学到的套路用到如何管理自己的七八个情妇上。他的姐姐在省城听说弟弟秽名远播,担心影响仕途,就派自己的老公—时任安徽省委副书记的王昭耀前去调教,杨枫听说姐夫前来,担心东窗事发,于是派出自己两个最得力的情妇搞惦姐夫,晚上两情妇对王书记大灌迷魂汤,王昭耀左右适源,欲仙欲死,不仅不批评舅弟,还心生羡慕:我堂堂的省委副书记,还不如一个地委副书记过得潇洒。王太太虽然用心良苦,最后落得是“猪吃麦,羊去赶”。不知杨枫是否有愧疚感,是否在心底良心发现,祈求过姐姐的谅解:“我对得起姐夫就对不起姐姐啊”。

母女二人,同舞一棍,姐妹三人,共使一枪;郎舅二人,共冶一炉。这也是中国官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为何贪官性欲强?笔者浅析,大致有这么几个原因:

按弗罗依德的解释,人类的创造活动都受制于人的“利比多”的释放,所以英雄人物原本就较普罗大众的性欲要强,性欲是人类一切进步的原动力。说实话,很多贪官本是人中龙凤,他们的欲望可能胜于常人。

俗话说“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贪官的生活优越,平时也注重养生,吃的不说是龙肝凤髓,起码也是补品不断,乌龟王八汤喝一喝,冬虫夏草炖一炖,自然体力倍增,性趣盎然。据说,广东一贪官,中纪委在查抄其住宅时,搜出160多公斤的虫草,还不计其它各种各样滋阴壮阳的补品。万一不行,还有辉瑞药厂发明的那敢叫痿哥变强哥的“伟哥”可以救急,所以美女投怀,何足惧哉。传说,中纪委在检查重庆市宣传部长张宗海的随身提包时,就发现这位泡妞只泡大学生的贪官包中常年装有“伟哥”。

喜新厌旧,乃男人本性。贪官的夫人们虽然跟他们共过患难,无奈大多韶华已逝,容颜已衰,已激不起贪官的任何欲望,面对如雪的肌肤,诱人的胴体,他们早就将信仰、原则抛诸脑后,觉得“人不风流枉做官”,所以贪官们就象一些民谚所言“工资基本不用,老婆基本不碰”。

“权力是最好的春药”。贪官们在官场上春风得意的时候,往往也是他们性欲最强的时候。他们在权力角逐中处于上峰时,他们更加志满意得,他们的自信心更加膨胀,也往往令他们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一切尽在掌握中,觉得泡妞也好,养小蜜也好,嫖娼狎妓也好,不过是生活小节,无伤大雅。

“大男人有权,小男人有钱”。手中有权,对一些美女来说,无异于最好的催情剂。因为权力可以为她们换来利益,换来享受,换来风光,换来尊严。有一官傍身,胜过自己艰苦创业。有些美女对权力顶礼膜拜,有权的男人在她们眼里就是成功的男人,值得她们宽衣解带,值得她们托付终身。这些高官们面对岁月无情,青春不再,他们为了检阅他们作为成功男人的魅力,对美女的吸引力,往往不惜以身拭法,为红颜们火中取栗。

贪官们虽然身在高位,他们总是担心时日无多。他们自己也明白,眼下之所以蝶舞蜂围,只不过是自己手中还有权力,一旦退位,人走茶凉,恐怕就是门前冷落,如不赶紧趁在位时享受一把,日后就悔之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