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昶玮:驳冼岩《为什么西方民主不适应于今日中国》

一、在网络上发现一篇反民主千古妙文

在著名的凯迪网络上,发现一篇大幅打出广告的千古妙文:《为什么西方民主不适应于今日中国》,作者冼岩。

对于这个名字我是熟悉的。因为就在前年,有人曾把宣昶玮和此人相提并论,共同列为可为当今社会充当治疗体制弊端的,高明的民间思想家医生之列。因为有这样的印象,所以知道了有一个人名为冼岩的,和自己是一样的爱思考社会问题的人士。

今天看了这题目,首先就有了三分兴趣:此人既然可为社会医生,莫非他真的找出民主不适合当今中国的、独具千古只眼的思想发现了?宣昶玮倒要好好见识见识,也许我等真的在见解上远远有不如人家的地方也说不定。

谁知道读完全文,发现此人除了公开的胡说八道之外,理论上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倒是在挖空心思为专制独裁辩护方面,确实有别出心裁的”理论贡献”,可是他已经把事情做得让人感到有些恶心了。如此公开赞美丑陋的东西,在我的印象里似乎还无人曾经做过。

这样的公开为专制辩护,又出自著名的”民间知识分子”,在官僚们鼓动的反普世价值,其目的则是要阻止政治改革;同时又严厉处置了联合签署宪章的刘晓波之际,具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表明反政治改革的攻击尚未结束,而是又开始了更有实质意义的波次。

先让我们看一看他的”妙语连珠”的对于专制独裁”合法性”的”论证”:

“政权的合法性,是现代政治学的重要命题,意指公民对政权的理性认可和程序授权。但是在集权社会,政治有其自身逻辑,合法性也有其自身含义。它包含两个方面,即政权本身的合法性和与其相联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集权政治的合法性是一种逆向选择意义上的合法性,合法的统治者不是国民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他们别无选择的结果。合法性表现为程序和操作上的别无选择性:除此之外,再无可选。民众除了决心以暴易暴,不惜对抗强大的国家机器外,只有接受这种唯一的现实可能性,默认唯一统治者的现实合法性。”

仅此一段”妙语”,就可以对此人德行的”略见一斑”。其他的奇思妙言更多,且看下面的披露。

二、冼文的”贡献”:”为专制的三个辩护”、”对独裁一项献策”、”对人民两种哄骗”

众所周知,当今的中国,领导我们国家的是中国共产党,而且中国共产党是主张一切行动是应该为了人民利益的,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利益。共产党是人民的服务员,所以共产党把国家的各级干部,都统统称为”人民的公仆”。这样的宗旨贯穿于党的各项章程和各种党的文件,而且毛泽东还为此专门写过那著名的文章:《为人民服务》。有谁如果否认共产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谋利益,那么他必定是中国共产党的背叛者,这几乎是毫无疑问的。

可是现在事实上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却被一些官僚在贯彻的时候故意偏离正确的方向,而实际上是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专门做那些为官僚们,即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作威作福服务的事情了。因此现在的那帮主张大搞专制独裁的官僚并不代表中国共产党内的健康力量的主张,而只是代表官僚们的意见。可是冼岩却在文章故意把真正的共产党内的正义力量,和官僚们故意的混淆在一起,并故意的把官僚等同于中国共产党,并趁机会大肆为官僚辩护。

冼岩在此千古妙文中为特殊利益集团辩护的第一个贡献,当属他对中国实行官僚专制独裁的辩护。他说:“集权政治的合法性是一种逆向选择意义上的合法性,合法的统治者不是国民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他们别无选择的结果。合法性表现为程序和操作上的别无选择性:除此之外,再无可选。民众除了决心以暴易暴,不惜对抗强大的国家机器外,只有接受这种唯一的现实可能性,默认唯一统治者的现实合法性。”

他又说:”由此我们也可以明白:所谓”共产党是当今中国唯一有领导能力的政治组织”,确实是中国政权的合法性证明。但是这种”唯一”合法性,正是执政者本身所作所为造成的,是传统政治逻辑演绎的必然结果。更重要的是,这种唯一合法性并非只有主观价值意义,它更是一种客观的现实存在。社会批评者尽可以在道义上蔑视它,批判它;但它依然会岿然不动,并散发出巨大能量,使它的反对者在现实中头破血流。”

“集权统治者的合法性来源于民众的别无选择性,别无选择性又形成于绝对权力和绝对控制。因此,只要执政者不打算自动放弃权力,寄希望于它自己放松社会控制、形成权力制衡,就是不现实的。如果政权本身没有建立起新的合法性,对别无选择性就依然有着绝对的依赖,那么,任何在政权之外松动控制、培植制衡的努力,必然遭到政权力量的极力压制而变得前途渺茫。”

其实冼岩的这套”理论”就是不折不扣的强盗逻辑:如果按照冼岩的这种观点和逻辑,去对照历史上的奴隶制政权的话,那就可以说:”奴隶制政权与制度是非常具有合法性的;因为采用奴隶制是奴隶们别无选择的结果,而且是”唯一合法性”:因为别的统治方式不准你们选择。采用奴隶制是传统政治逻辑演绎的必然结果。更重要的是,这种唯一合法性并非只有主观价值意义,它更是一种客观的现实存在。社会批评者尽可以在道义上蔑视它,批判它;但它依然会岿然不动,并散发出巨大能量,使它的反对者在现实中头破血流。”

上面我们几乎完全采用了冼岩原文中的语言,而几乎没有丝毫改动。就这样照样能为奴隶制辩护。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如此比着葫芦画瓢的,如此这般的,把希特勒的法西斯政权的合法性也给”论证”一番;也可以把任何十恶不赦的罪恶政权,统统都用冼岩的这种法子给”论证”一便,几乎是毫无困难的。

这不是十足的强盗逻辑么?谁有强权谁就具有”合法性”,谁掌握了枪杆子谁就有理:如果说天下有如此的”理论”的话,那也是太他妈的混帐”理论”!

冼岩为专制独裁的第二项辩护,是”专制无限好,强权有妙用”。

他说:”从现代政治理论出发,绝对权力和绝对控制为我们勾勒出的是一幅万马齐喑、令人窒息的图景。但理论是灰色的,在现实中,中国社会在绝对权力的绝对控制下,正经历着长达30多年的经济增长以及社会其他方面的生动而有益的变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首先应归功于权力的主导作用。”

接着冼岩又论证了绝对的强权、高压的控制、威力无比的威权对于经济危机的压制与消化的无与伦比的妙处:”真正要命的危机是经济危机……事实上,中国经济方面潜伏的危机已经很多、很重,对此,很多人已有论述。但是,这么多危机因素,为什么至今还只是蛰伏不发,没有走向临界点,爆发成真正的灾难呢?答案在于信心和信用。中国政府凭借其绝对权力和对大量经济资源的控制,抑制了各种负面因素和趋势的漫延,维持了国民经济稳定,从而维护了国家的经济信用和国内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绝对权力又一次表现出它超越于市场规则之上的优越性:当市场上出现任何一点可能引发风险的波动时,权力马上介入,政府可以超越市场规则进行干预,或利用手中掌握的巨大资源做出弥补;当市场本身运转乏力时,政府又可以以自由经济所无法想象的方式和力度参入进来,成为加速经济运转的发动机。……可见,绝对权力和绝对控制不仅是集权体制政治上的生命线;今天,它也是中国政府保持经济稳定的关键法宝,且是中国经济至今”一枝独秀”的奥妙所在。”

冼岩的这个办法,当年德国法西斯如果拿来为军国主义辩护的话,应该更加精彩;军国主义分子们完全可以说我们的军国主义根本他妈的就不怕什么经济危机,一切都可以用刺刀和坦克解决,而且你也”别无选择”,具有无与伦比的”合法性”和”优越性”。

强权和独裁可以做许多大事情,特别是许多无比罪恶的事情,当然它也可以做许多压制矛盾压制危机的事情,但这不能说因为强权可以压制危机,就说明强权是天下最优越的政权了。因此冼岩以强权可以化解部分危机,就断定强权是无限好的制度,理论上完全站不住脚。就象不能因为原子弹曾经加速日本投降,就认为原子弹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一样。

冼岩为专制独裁的第三个辩护,是所谓”政绩合法性”,即官僚们和冼岩共同热爱的专制独裁,毕竟在经济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对于这一点我都不想再罗嗦了:我想当年的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者想这样为自己辩护的话,可能他们的法西斯制度比你们今天的中国更加优越万倍都不止的吧?你官僚的强权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

冼岩还有对官僚们如何保持住专制独裁的权力不被削弱和瓦解的一条重要”献计献策”:就是应该弱化人民的政治力量,要点是”民间仍然保持政治上的孱弱,不触及执政党的政治专利权”。而由于专制独裁具有”非常多”的前述的许多”合法性”,所以官僚们万万不可以让权:”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的角度看,要执政者放弃绝对权力和绝对控制,允许社会制衡力量的存在和生长,都是不现实的。”这也是冼岩认为的另一种”别无选择”。由于这两条道理一摆,官僚们的顽固不与人民协商,独往独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霸道作风,更可以很有”理论根据”的放肆起来了。而且这更加有利于保持住政权。更让人民”别无选择”。

对专制独裁的”合法性”也即合理性的证明,是冼岩本文中为了官僚集团的利益而主要要向公众贩卖的货色。可是在贩卖这一强盗逻辑的同时,冼岩也没有忘记要哄骗人民一下,以免那些要求民主心切的人们太绝望。他告诉人们:民主宪政是有希望的;因为:”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的角度看,要执政者放弃绝对权力和绝对控制,允许社会制衡力量的存在和生长,都是不现实的。唯一可以靠近目标的路径或许是:首先,民间仍然保持政治上的孱弱,不触及执政党的政治专利权,集中力量培植其他方面的基础力量;同时,政权本身作出改变,尝试培植新的合法性基础;最后,才是全社会的民主宪政进程。这就是”民主缓行论”所主张的由党内民主而党主立宪,最后实现虚党共和的民主宪政目标之改革路径。它首先不触及执政党对权力的垄断,不触及传统政治权力结构,而是顺应执政党在不危及政权的前提下谋求应付危机的办法,谋求新的政治制度合法性的要求,从政权内部入手,创造执政党内部的权力制衡,培植新的政权合法性基础和新型政治游戏规则。当政权内部新的基础和新的行为逻辑建立起来后,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不再是政权之必需,政府才有可能真正放松控制,民间政治力量才可能生长发展起来……考虑到执政党视政权持续为第一需要,考虑到”政绩合法性”的不可持续,考虑到经济危机始终是中国社会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执政党自己启动”党内民主”的可能性很大,并且近期已有所迹示。民间和海外可做的是:以自己的言行,注释这种改革需要的迫切性。”

这是什么呢?

就是人民要主动保持自己的孱弱,要保持使自己就根本无法和官僚集团讲价钱的地步,你们也不要试图形成可以和强权抗衡的力量,因为那根本不切实际,”不符合中国政治的客观深层逻辑”。一切听任强权摆布:官僚要拆迁你的房子,你就心平气和的让他们拆,别说什么推土机开来,即使坦克开来都是应该的。

海外民主人士也不要试图有什么行动,你们可做的就是”以自己的言行,注释这种改革需要的迫切性”,说说闲话而已。

冼岩的意思,”一切让官僚老爷们自己去自觉的做,等待他们开恩,要”相信党”。民主会来到你们身边的;宪政也不远”:说得多动听呀,比唱得还婉转呢。

三、冼岩的嘴脸

综观冼的全文唠唠叨叨很多,所要表达的却只有一个意思:中国是万万不能民主、万万不能自由、万万不能与人民协商、万万不能让人民有实质性的发言权:如果那样,政权有可能瞬间就崩溃了。除非专制独裁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刻,否则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应该保持政治高压、学术钳制、思想禁锢,以让那些期盼民主者”别无选择”。

何况专制是最适合中国的制度,这是从秦始皇时代就已经证明了的真理。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看,专制让中国富了,独裁让中国稳定、专制加上独裁让一切危机化为乌有。专制独裁如此优越伟大可千万不能放弃;专制、高压、镇压、禁锢、钳制,这一切是做的愈是高度威猛效果愈好,人民愈是弱势效果愈好。上访就让他们上访去,一定要保持对他们的威压,要象赶猪赶羊一样驱赶他们,千万不能给他们好脸色,要对他们保持足够的威严、显示我专制的强大威力,千万别给他们任何的怜悯,或者什么倾听他们的倾诉什么的,和人民千万不能和他们客气,人民其实最贱:你一旦和他们客气,他们就会瞪鼻子上脸。你松一寸,他们就进一尺!
冼岩是多么好的官僚们需要的治国策士,是多么卖力的专制打手呀。

综观冼的全文,字里行间冼岩不是希望人民好、民族好、世界好、人类好、社会文明进步:而是处处希望专制能长久、独裁能日子好过、权力能永远横行霸道、官僚们能永远的作威作福。其效劳官僚、忠于权力的心态,几乎是毫不掩饰的暴露无遗。天下可曾经有过这样无耻的文人么?

冼岩是真敢大胆的为官僚集团”仗义执言”:”为保住专制权力必须搁置政治改革”、”应拒绝对人民作出任何让步”、强力保持对要求民主人士的高压、”决不允许制衡的力量形成气候”、”

必须对社会实行绝对控制,不容许任何可与自己讨价还价或分庭抗礼的力量、因素和苗头存在”、”

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的角度看,要执政者放弃绝对权力和绝对控制,允许社会制衡力量的存在和生长,都是不现实的”、保持对思想和学术的钳制、使民间力量长期处于无权无势无任何”讨价还价”权力的地步:冼岩说的这些东西,他透露和暗示的这些话,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是历来只敢于暗中去做,却从来也不敢公开的说出来就宣布为官僚集团的事实上的宗旨的话,却被冼岩这样一个”民间人士”给大肆的宣扬了一番。冼岩如此想官僚所想、急官僚所急、说官僚们想说而又不敢公开说的话;冼岩如此急喉喉的为官僚的专权、独裁、禁锢、高压、镇压、逮捕、判刑、强拆、自焚、贪污、洗劫国库等等作”舆论上的鸣锣开道”,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看冼岩那意图,是绞尽了脑汁,”满怀一片报效天子的赤胆忠心”,也要试图挖掘出,现有的官僚专权独裁其实是天经地义的、是合理合法的、是完全正当的”理论”证明,以”不辜负什么什么对自己的栽培”。

很明显的,一篇文章在写作的时候,其作者的设定的目的不一样、效忠的主子不一样,那么就必定会发生作者在考虑问题的时候的角度就完全不一样。冼岩的这篇文章,作者是完全站在官僚专制集团的立场、使用专制独裁集团的角度、完全是为了官僚集团着想,而丝毫也不顾及下层人民的任何利益,根本就没把人民当成人看。

因此,冼岩的文章中,他的所有假设,统统没有考虑什么政权的非正义性质、政权施政的道德倾向、阻止思想进步的反动性、对民间智慧的压制性、老爷作威作福性、人民生活水深火热性,更没有考虑其实中国可以全民全国团结共同推进政治进步性、唤起民众支持中国共产党进行民主协商性、消除官民对立全国合作把改革做好党群利益一致性、全国团结众志成城性等等,冼岩统统不作考虑;他只是”全心全意”的考虑如何的能证明现实的官僚体制是最好的?是”全世界最好的制度”?如何的专制合理,独裁的必要,等等,一切都是为了强权辩护,为强权设想,为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的作威作福,作尽可能的辩护,寻找出”理论”上的根据。

大家如果去查阅历史,就会发现如此放肆的畅谈秦始皇有功、希特勒有理、钳制扼杀思想万岁的人,历史上似乎罕见,冼岩恐怕是第一个。冼岩能如此,说明他比王作鬼和余含泪卑鄙:王和余只不过唱唱赞歌,作些粉饰罢了;而冼岩却要证明掠夺和欺凌人民是为了人民更加幸福、强拆你的房子是为了你能生存、强行代表你的利益是你的最好选择,否则就是对你不负责任。天下还曾经有谁,曾经如此的卑鄙过么?

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人曾经如此公开的敌视人民而向权力者献媚的。古人评价历史上的战国策士们为了荣华富贵,不惜丢掉道德和人格向各国君王献媚,说”战国策士卑污极矣”。而今天我们则在民间发现了冼岩,仅仅有些官方背景的”北京《资本市场》特约撰稿”,就能如此尽忠尽心,”士为知己者死”,真乃当今中国文人一大杰出代表矣。冼岩说中国专制势力太强大、集权集团太稳固不是主观的,是客观的,是”中国政治的深层逻辑”,其实哪里是什么客观的呀?分明是因为中国文化熏陶出来的,象冼岩这样一类的策士太多太卑鄙的缘故呀,从战国的时候这些卑鄙者就”子孙繁茂”了可是颠扑不破的事实呀。

“为什么西方民主不适应于今日中国?”

不因为别的,就因为象冼岩这样的能人在中国太多太历史悠久的缘故。因为这帮人铁了心为专制独裁效劳,铁了心要把专制说成一朵花,要把民主说得一团糟;而且是花言巧语,巧舌如簧,人民很容易上他们的当。所以人民就以为”西方民主不适应于今日中国”了;哪里是真的”西方民主不适应于今日中国”呢?

张辉:公民社会是多元的社会

尽管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学者就有关于“公民文化”的讨论,但“公民社会”这一概念成为一个流行语词,却是1980年代以后的事情。换言之,在一些先进国家公民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是一种现实的存在,但关于公民社会的描述与探讨却是后来才发生的。人们对什么是公民社会有不同的理解。特别是就公民社会在全球范围的实现程度和发展水平而言,情况更是如此。德国学者哈贝马斯甚至认为公民社会与其说是一种现实的事物,倒不如说是一种规范性的样板,是一种尚需在未来得到建构的秩序。然而更多的政治学家则认为当代社会中早已出现了公民社会的特征。

公民社会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不是一种模式,它是一系列社会元素组合后形成的一个民主社会阶段性新标准。目前的联合国文献所代表的普遍性标准就是当今公民社会的标准,比如信仰自由的标准、选举的标准、自治的标准、反酷刑的标准、企业责任的标准、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妇女权利的标准和其他各种标准。随着公民社会研究和实践的深入,公民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的各种普遍性标准还在继续形成之中。就当前的联合国标准来说,世界上也不存在一个公民社会的样板,每个国家公民社会元素的分配各具特色,瑞典、挪威和丹麦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样板,更侧重于实现人民的福利指标;美国是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的样板,更侧重于个人自由和文化多元的指标。

公民社会是以公民权利平等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多元社会。由于公民权利的平等,公民社会将呈现多元平衡和多元共和。权利的共和、信仰的共和、文化的共和、经济的共和和政治的共和,等等,更重要的是生活的共和。尊重自由和权利的社会就必然是多元社会,多元社会的社会单元通过对自由和权利的深刻尊重而形成相互平衡,达到多元共和。从多元到共和,多元是表现分歧关系的,共和是表现伴生关系的,多元是外在的,共和是内在的,而权利始终是它们的轴。在以往的历史中,共和是一种权力关系,周召共和就是极端的共和样板,中外概莫能外;在公民社会中,共和将是权利的共和,是在平等的前提下形成的一种权利安排。以往的共和在根本上讲是权力的政治分赃,公民社会的共和是权利在平等中实现利益互换。中国在清帝退位以后,政治野心家们大多都是在寻找一条权力共和的道路,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都是这样一种思路,当这些思路不能求得权力共和的时候就进行国内战争。当然,国内战争的口号是人民共和,但其结果却连权力共和都没有达到,而是可悲地形成了共产专制。

人类社会在此前的发展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权利不平等的问题。由于权利不平等,多元社会最终就难以形成,多元平衡和多元共和在权力的意义上只能是昙花一现,而在权利的意义上则几乎谈不上。权利的不平等就意味着权利的不平衡,权利的不平衡则导致权力的高高在上,从而加剧权利的不平等,最后必然引发颠覆性力量,于是社会只好在革命与继续革命中循环。在秦始皇以前的周朝由于权力分散在各个封建诸侯国,各封建诸侯国在周王室的权威下权利是大致是平等的,于是权力共和还有迹可循。而在秦始皇以后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历史就是权力杀伐的辉煌表演,百姓则如大象脚下的蚂蚁一般,连偷生的机会都难以寻得。就几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来说,中共几人争权的事使千万百姓牵连致死,可叹。延续专制社会的发展脉络,中国历史就是一个革命和继续革命的历史,毛泽东把它高度凝缩了。再把目光从中国移向世界人们还可以看到,现代民主国家在某些发展时期也存在很多权利不平等导致的各种社会现象。其中,马克思所抨击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不平衡现象是确实存在的,并成为人类历史的一大罪恶,关于马克思,我想人们没有必要因为共产主义的全面失败而彻底否定。作为一个大思想家,马克思在很多方面都是对的,但是怎样处理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方面,马克思显然是错了。马克思只看到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在当时的社会中尖锐对立,却没有看到民主制度自我调节的功能,没有感悟到民主化过程是一个弃恶扬善的过程,他为未来错误地开出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药方。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民主社会的资本主义时期,它洞察了资本和劳动的尖锐对立,为今后的历史发展带来了两个后果,一个是促进了民主制度的自我完善,一个是促成了共产极权制度的建立。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是空想共产主义,就是他们是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空想出来的主义。回顾国际共运史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的领袖们在初衷上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甚至斯大林和毛泽东这样的共产魔王也是怀抱改造社会的美好理想走上革命道路的。但是共产主义者采取名为无产阶级专政实为一党专政的手段注定不能解决平等公民权利的问题,这也就决定了他们一定会走一条从侠客到魔王的道路,这是一条走向奴役的道路。当共产党领袖们以大多数人的名义去剥夺少数人权利的时候,大多数人的权利也就荡然无存了。这一点,中共早期的领袖陈独秀被驱赶后有很好的醒悟,后来中共的一党专政实际完全印证了陈独秀生前的相关预言。当一个政党垄断了社会资源企图通过自己的能力和智慧管理社会的时候,它就不得不越管越多,直到像毛泽东那样管到人们的思想“一念闪”,直到像邓小平那样管到人们的生殖器。世界上最难管住的是两件事情就是思想和生殖器,可是,偏偏共产党就喜欢去管别人的思想和生殖器。它不管自己就得死,它也没办法。中共的一位高级将领说,民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弃恶扬善的历史,但是他也应该能看到,专制社会的历史都是弃善扬恶的历史。从世界格局来看,民主社会和专制社会几经较量,甚至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双方都在血与火中走了过来,但走法却大不一样。民主社会经过坎坷把民主完善起来了,为此不惜吸收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些有益营养,而专制社会却往往是在坎坷中变得更加专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民主发展的后果是社会更加多元,而专制发展的结果是社会更加一元。

马克思所设计的目标也是“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从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开始,共产主义之所以成为一个崇高的信仰,使众多人为它前赴后继,就是因为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自由、平等和人的全面发展。但是马克思所谓的科学共产主义因为夹杂了阶级镇压所以更加空想和更加不实际,带来的危害也更多。放眼未来,共产极权很快就要被完全淘汰出局,而现代民主制度正在积极培育公民社会的各种元素。不管名义上是多数人的统治还是少数人的统治,最终结果都是专制。大同世界和上帝的王国一样渺茫,执意追求大同世界,还不如直接追求上帝的王国,至少在上帝的王国中,上帝之下是人人平等。既然大同世界和上帝的王国一样渺茫,都是属灵的理想,那么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就应该追求属世的理想。历史已经昭示,人类的出路就是平等公民权利,建设多元的公民社会。在以往的历史中,没有一种自由像公民一样更加自由,没有一种平等像公民一样更加平等,也没有一种东西更像公民一样不断创造自己全面发展的条件。公民社会是以公民权利平等为基础的多元社会,自由、平等和人的全面发展已经在一定意义上是公民社会的即成事实,而非空想。在属世的空间里,没有比公民社会更接近自由、平等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样一个理想的社会形态了。

民主必然包含自治,自治下的开放才是真正的开放,真正的开放就必然造就多元社会。多元是自治和开放的结果,而当今民主社会的发展也验证了这一点,越民主的社会越自治,越开放,也就越多元。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只是要打开国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它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解决对内开放的问题,就是公民自治的问题。邓小平和慈禧太后一样局限于对政权的把持,他不明白开放的核心首先是通过公民自治实现对内开放,以此消除各种社会壁垒,从而把人民从壁垒中营救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开放和真正的解放。相比于共产党人的呆板,社会民主党人早就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肃性。早在1928年汉森就阐述了他的人民之家理想:“在一个好的家庭里没有特权者或者被冷落的人,没有宠儿,也没有后娘养的。这里没有人看不起人,也不会为了获得个人好处而损害他人利益。在这里强者不会压迫、掠夺弱者。在好的家庭里有的是平等、关照、合作与互助。实行大型的人民或公民之家将意味着拆除所有把公民分成有特权的与被冷落的、统治者与依赖他人的、富人与穷人、占有者与被占有者、掠夺者与被掠夺者的社会和经济壁垒。”

中共的部分开放促进了中国社会的部分多元,而公民社会是一个公民自治的社会,因而也是全面开放而多元的社会。公民社会的政治将最大限度地根基于公民自治型政治,不仅对各政党开放,而且对全体公民开放,制度设计将使公民将有更多参与政治的机会和平台。各种政治力量按政治规则和政治伦理运行政治,既杜绝一党政治独裁,又杜绝政党政治对公民政治的反叛与异化。公民社会的经济将最大限度地根基于公民自治经济,以公民自治经济为基础依照市场规律发展协作经济、规模经济和全球化经济,以此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实现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大平衡。公民社会的文化将对大限度地根基于公民自治型文化,公民文化服务公民生活,传统的和现代的,本国的和别国的,属灵的和属世的,等等,都将根据公民自身的需要而扬弃,并不根据统治的需要而确立。以平等公民权利为基点,以自治和开放为要点建设多元的公民社会,这样的社会必然能打破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无序竞争现象和垄断现象,必然能解决信仰的不平衡、意识形态的不平衡、文化的不平衡、经济的不平衡和政治的不平衡等一系列人类问题。

通过自治和开放,公民社会的多元性将最终形成,多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共同构成多元的社会生活,其中的基本单元是公民的个人生活。在人类历史中,人性的自我背叛和相互背叛被称为人性的异化,人在生活和社会压力下活的不像是人,或者觉得不是为自己而活,这就是困扰人类已久的异化现象。公民社会是人类逐渐克服异化的社会,将通过更多的自治和开放,克服人性的异化,修正社会的异化,从而使人性更加人性,从而使人活的更像是人。中国的柏林墙不仅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中,也在中国人的心里,自由在遭受压抑后,人性中本身有一种逃避自由的趋向,中国人把这个趋向发挥到淋漓尽致了,几近反人类了。1949年至1978年的中国社会,国人的异化超乎寻常,人们连思考问题都不是为自己思考了,斗争思维使人们对父母的揭发批判和出卖成为光荣,这些现象具备很高的人类学研究价值。一切异化现象都是是人性自身的异化,核心内容是“被人异化”。中国人无论从哪方面讲更需要克服异化。

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赵达功获释

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赵达功(资料照片)

图片来源: 赵达功

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赵达功(资料照片)

 

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零八宪章》签署人赵达功被警方拘押两个星期后,昨天(星期一)获释回到深圳家中。

*身心疲惫 需要休息*

赵达功本月11号被深圳警方从家中带走拘押至1月25日下午释放,回到家中。

赵达功对美国之音说,他感到疲惫,需要休息,也需要安全。他说:“我昨天下午回来的。虽然出来了但是很累,最近一段时间不便接受采访了。我想休息休息,还有一点私人的事儿要办一下,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我尽量低调一点,安全一点,也休息休息。”

赵达功是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零八宪章》的首批签署人之一。《零八宪章》主张在中国进行改革,呼吁扩大人民的政治自由权利,结束一党专制。中国公民维权联盟网站的统计表明,目前已经有超过一万人签名支持《零八宪章》,签署人中有很多是中国著名知识分子。

*因支持刘晓波受到关押*

很多媒体认为,赵达功被关押是由于他对独立中文笔会前会长刘晓波的明确公开支持。

刘晓波于去年12月25日因六篇文章和涉及《零八宪章》以“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11年徒刑。其他支持《零八宪章》的一些人也受到了当局的骚扰。

美联社说,总部在香港的独立中文笔会公开要求释放起草《零八宪章》的执笔人之一刘晓波。

独立中文笔会隶属于国际笔会,这是一个倡导言论自由的全球性组织。

刘晓波二审后可能会被送至北京某处遣送站

近日,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女士在推特上发出消息,“在给晓波准备去遣送站的厚衣服,有朋友说那里很冷,条件非常差,我很担心。”记者1月26日晚就此事采访了刘霞女士。

刘霞说,是朋友告诉她服刑人员在去监狱之前都要在遣送站呆一个月,而且按相关规定也是如此,所以她在为刘晓波准备一些厚衣服。律师明天将去法院提交二审辩护词,按照一个月的审限,二审判决应在1月29日之前作出,但她对二审改判无罪不抱希望。另外刘霞表示,关于刘晓波将被遣送回辽宁的消息属于误传。

韩国政治转型研究:一种民主化序列的分析范式

摘要:政治转型即政治体系的民主化,一般遵循威权政体的崩溃、民主政体的创设、民主政体的巩固三个序列阶段。韩国政治转型较为完整地遵循了这样一个民主化的序列范式。经由民主化转型而实现民主的韩国,其民主政体的巩固正处于由消极巩固向积极巩固的转进过程中,这期间既要求宪政结构的优化,更要求建构起对新的民主制度起支撑作用的政治文化。市民社会可以提供这样一种介于并融通个人与国家两个政治主体的中间阶层和文化支持。

政治转型是一个涉及起点和结局的有关制度变迁的过程,即政治体制形态由威权统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经由民主化转型而实现民主的韩国,其现行的民主政治只是一种“权宜性的制度妥协”(contingent institutional compromise),确立并实现一种能够长效维持和保证政治精英的基本权益的制度化(宪政结构)安排是未来一段时期韩国必须克服的国是难题。

一、威权政体的发生及其自由化

威权政体(authoritarian regime)是介于极权政体(totalitarian regime)和民主政体之间的较温和的专政体制。当代威权政体分为军人官僚威权体制、动员式威权体制和后极权式威权体制三种类型,其中军人官僚威权体制最常见。[1]奥唐奈运用“历史结构分析”(historical structural analysis)提出了官僚威权主义的“发生模式”。他认为,当传统官僚无力解决经济发展面临的瓶颈,而此时不满的社会阶级高度动员,当政府对社会容忍所要付出的成本提升到明显高于压制成本时,以“压制阶级,提升政府能力”为号召的官僚威权政体就会出现。[2]朴正熙政府就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发展经济的渴望以及对腐败低效的文人政权的不满是其政变主因。朴正熙上台后确立了权威统治的政治模式和“经济第一”的发展战略,国家资源被全部调动并集中于产值增长和出口扩张。在“理性、效率、安定”的诉求下,官僚威权主义政权在韩国应运而生。

自1961年朴正熙发动政变后的30余年中,除崔圭夏的短暂统治(1979-1980)外,韩国一直由军人出身的总统掌权。军队成为不仅有效控制其内部体系,也对国家机构中非军事领域保有强大影响,甚至足以形构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权力主体,军人干预习以为常。这是典型的军人官僚威权体制。韩国的军人官僚威权体制展示了一个“政治高压,经济成长”的新的发展模型,其逻辑是:威权政府的强力控制,能够牵制现代化所引起的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的因素,制造稳定的政治环境;政治稳定可以抑制工会任意抬高工资水平,以保持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并吸引外资进入,故有利于经济成长。[3]奥唐奈认为,这是由军人官僚威权体制的特征决定的:国家的社会基础是上层资产阶级,他们具有强烈的寡头和跨国性格;强有力的专家和经济官僚在制度上举足轻重;极力追求国际化的经济成长和吸引外资模式,不惜以高压维持秩序和扭曲资源分配;政治上具有极端的“排他性”,即剥夺工人、农民、中产阶级的基本公民权,经济上排斥大众部门;把政经议题“非政治化”,强调以中立、客观的“技术”和“理性”标准来处理问题,任何诉诸“阶级”或“正义”的要求都被视为不合理,有害秩序与经济规范化;关闭民主表达路径,只向军人或企业寡头开放。[4]这种权威统治使韩国推动经济成长和社会转型的同时付出了沉重代价,经济与政治的非均衡和不协调成为此后其政治危机乃至当前经济危机的重要根源。

韩国权威统治自由化的声音可以追溯到1979年10月朴正熙的遇刺身亡。由于军队强硬派的干预以及权威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致使权威统治的自由化一度搁浅。1985年2月举行的第12届国会议员选举,使新韩民主党一跃成为最大的在野党。选举之后,权威统治集团就大选结果和执政党(民主正义党)的前途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这加速了党内顽固派与改革派的分裂。新韩民主党的崛起使朝野间由原有的强力与顺从转变为直接的对抗关系。

1986年9月朝野协议改宪陷入僵局,反对派举行的集会和游行演变为全斗焕上台以来规模最大、冲突最激烈、时间最久的一次政治斗争,史称“六月抗争”。这成为推动韩国从威权统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的直接导线。随着民主化运动的高涨,权威统治当局的压制成本开始超过其承载能力,美国的支持使改革派的地位逐渐稳固,采取主动作为的安全系数大增。1987年6月29日,执政党中改革派代表卢泰愚发表著名的“八点民主化宣言”,通过满足反对派的要求制止了民众运动。朝野势力的联合最终导致韩国威权体制的崩溃,由此扣动了韩国政治转型的引擎。

二、民主制度的创设与政治妥协

韩国政治转型是以威权体制内部改革派的全面妥协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也称为“逃避型的民主化”。[5]它首先以“民主化宣言”放弃权威主义统治,进而通过朝野谈判与协商建立新的民主体制,主要是修改宪法和规范选举。[6]

(一)修改宪法

韩国成立后,虽制定了“一部自由色彩很浓的民主宪法”,其中包括广泛的公民权利条款,并实行三权制衡,但由美国移植到韩国的民主制度很快步入畸形发展,始于1948年的“民主试验”最终失败。1987年10月,韩国国会通过了新宪法修正案。这是第一部在朝野间达成正式协议的基础上修改的宪法。新宪法除在序言中强调民主建国的理念外,其最大变化是规定总统由直选产生,任期五年,不得连选连任,并取消了总统宣布紧急状态和解散国会的权力。另外,新宪法恢复了国会的国情监查权,并赋予其对大法院院长和大法官任命的批准权;进一步扩大公民政治上的自由权利,包括建立政党和选举的自由等。新宪法的颁布为政治转型中的韩国创设新的宪政体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保障。

(二)规范选举

通俗的理解,在一个国家中,如果最强有力的决策者中多数是通过公平、诚实、自由和定期的选举产生,这个国家就有了民主政体。1987年12月16日举行的第13届总统选举实现了战后韩国政治上政权的首次和平交替,这表明韩国的政治转型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大选中,参选各党不得不体现出鲜明的民主取向,大都通过公平、合法和正当的途径宣传政治纲领;各种暴力和舞弊事件大大减少,投票率甚至达到80%,这在韩国是空前的。[7]

1988年4月的国会议员选举中,民主正义党成为战后韩国第一个执政的少数党。这次选举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一是选民的制衡意识逐渐成熟,希望国会对制约总统发挥一定的作用;二是国会的作用能够得到较充分的发挥,“朝小野大”的格局有助于在转型时期培养民主政治所必须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素质;三是加快了清除权威主义的步伐,三金(金泳三、金大中和金钟泌)及其领导的反对党在国会地位的提高,有利于消除全斗焕及其亲信对新政权的影响;四是促进了新生代政治家的成长,这为韩国政治发展注入了新动力,培植了民主巩固的基因。[8]

三、宪政结构的优化与政治文化诉求

一般说来,民主的巩固(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就是将在威权政体崩溃以及向民主政体转型的过程中出现的临时性政治安排、审慎的规则和随机的解决问题方式,转变为政治家与公民自愿接受和信赖并日常践行的合作与竞争关系的过程。普里德汉姆把民主的巩固区分为消极巩固和积极巩固。消极巩固是解决转型阶段的遗留问题,消除、抑制或降低对民主化的严峻挑战。当反体制(anti-system)的集团与个体的存在和影响在数量上或政治上变得无足轻重时,也就实现了消极巩固。积极巩固更强调“态度”——民主价值在精英与大众层次的灌输,这要求重构对新的民主制度起支撑作用的政治文化。[9]

韩国的民主巩固在卢泰愚继任总统后得到了推进,历经金泳三和金大中两届文人民主政权,转型阶段遗留的大部分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从卢武铉开始,民主巩固步入由消极巩固向积极巩固的转进。宪政结构的优化问题日益突显。

韩国宪法自1948年7月颁布实施以来,前后修改多达9次,每次修宪的中心主题都是关于明确宪政体制,即究竟是建立总统中心制还是责任内阁制的问题。宪政体制不稳一直是韩国民主政治中的突出问题。在第一部宪法草拟期间,起草委员会的初衷是实行责任内阁制,迫于李承晚“个人要求”的压力,不得不删除有关内阁制的所有条文,代以总统制。这部宪法赋予了总统无上、广泛的权力,就此埋下政体争论的伏笔。1987年10月“第六共和国”宪法通过后,修改宪法以实行责任内阁制的要求也从未停止,近年来有愈演愈烈之势。

金大中曾提出相当细致的“修改宪法,改革政体,完成由总统制向内阁制的过渡”的施政举措,其轮廓是:总统是国家的象征,经与多数党代表协商指定首相候选人,对首相和大法院院长行使程序上的任命权,对主要公务员的任命行使确认权;在第15届国会任期内,总统选举由直选改为间接选举;首相是行政首脑,决定国家政策方针,有宣布国家紧急状态、解散下院、任命公务员等权力,同时是三军统帅;国会由上下两院组成,上院议员按市、道选举产生,任期5年,在下院解散时,应首相要求召开会议;下院议员分小选区议员和比例议员,任期4年,有选举首相及提出不信任案的权力;国会拥有立法权、预算审决权、缔约权、宣战权、国政调查权、弹劾权。这一构想限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

卢武铉恢复总统权力后选择李海瓒出任总理,可谓隐有推行分权型责任内阁制的意含,李海瓒也以前所未有的“实权型”总理形象临政,协助卢武铉度过“第二执政期”。客观的讲,这种政体上的重大变革短期内尚难行通。韩国学者金浩镇认为,虽然理论上内阁制比总统制更好,但从韩国国情的适合程度来看,至少在目前,总统中心制是理想与现实、民主性与效率性能够取得调和的最好的政府形态。金泳三认为,对处于南北紧张和对立状况的韩国说,总统制最为合适,它能发挥高效的指导力。实行内阁制可能导致政经勾结、腐败复燃,“派阀政治”会造成民主主义的严重倒退。

有学者将当前的韩国民主政治称为“委任制民主”,即核心权力不在立法机构,而在通过委任产生的政治领导人手中。政党和国会只是整个权力体系中的次要部分。这是一种仍残留着权威主义影响的“发育不全的民主主义”。而韩国政党存在数量众多、变化频繁,个人化程度高、制度化程度低,地域色彩浓厚、国家主义淡漠等先天缺陷。卢武铉上台后,大力推行“市民社会”运动,就是希望以此革除韩国政党政治的陋习。其实,政党和公民团体正是参与甚至是决定未来韩国宪政体制选择的关键角色。

当前,韩国创设的只是基本的民主体制框架,而民主政治的成熟和完善必然包括民主价值和民主原则在精英与大众层次的灌输,并体现于整个政治过程及公民的日常政治行为中。市民社会(citizen society)可以提供一种介于并融通个人与国家两个政治主体的中间管理阶层。在市民社会中,存在许多身份和利益各不相同,并对国家(甚至政党)保持独立性的社会单元,它们能够限制统治者的武断专横行为,也不会让决策者承载更多的要求而使整个体制难以管理,同时在客观上发展出一种庞大、特殊的民主表达和干预机制。这不仅能够自下而上的推动韩国宪政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也有利于形成一种新的民主制度的政治文化支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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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胡安·林兹。极权与威权政体[A].政治科学大全(第三卷)[C].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3.398.

[2] Guillermo O‘Donnell.Modernization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M].Berkeley:I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3.p89-90.

[3]孙代尧。威权政体及其转型:理论模型和研究途径[J].政治学,2004,(1):62.

[4] Guillermo O‘Donnell.Tensions in the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 State and the Question of Democracy[A].David Collier,eds.。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C].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p292-293.

[5](日)武田康裕。政治民主化的决定与构造[J].(日)亚洲研究,1996,(42):19.

[6]郭定平。韩国政治转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21-122.

[7]郭定平。韩国政治转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24-131.

[8]郭定平。韩国政治转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31-135.

[9]欧阳景根。民主巩固的序列分析模式[J].社会科学,2004,(3):43.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吉林长春

傅国涌:通往宪政之路——访英归来两演讲

1943年11月,抗日战争已进入后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以国民参政员身份参加访英团,与王世杰、杭立武、温源宁等一同到战时的英国访问。身为中国最大的民间出版机构和最受欢迎的民间报纸代表,此次英国之行,与从政的王世杰等人相比,王云五和胡政之的感慨尤深。

胡政之亲自为《大公报》撰写通讯《十万里天外归来——访英游美心影记》,王云五不仅留下了访英日记,而且回国之后多次演讲,讲述自己对战时英国的政府、财政、经济、工业、教育、出版、妇女、少年及英国人的特性等方方面面的观察,演讲稿先在《东方杂志》发表,随后汇编为单行本《战时英国》,于1944年7月出版。归国之初,王云五在重庆为“宪政实施会”做过一次演讲,他根据对英国的观察,指出实施宪政的先决条件主要有三个:

一是地方自治,有了地方自治的基础,人民便有学习参与政事的机会;

二是法律主治,就是法律高于一切,这是英国宪法的特点,意义有二,一方面武断的权力绝对不许存在,换言之,即人民非依法定手续经普通法院审判后,不得受罚。另一方面全国人民不论贵贱贫富,一律受治于同样的普通法律,并受同样的法院管辖;

三是人民的基本自由要受到尊重。英国人的普遍见解,以为民治的宪政能否达到目的,在乎人民是否有权选举其所欲选之人以组织政府,并能依和平的手段变更其所反对的政府。要想达到上述目的,则人民须能自由批评政府,能自由集会讨论政治,并能避免政府违法的逮捕与拘禁。

胡政之的看法和王云五不约而同,他回国之后,也做过多次演讲,认为要实行宪政,一般国民尤应努力增加知识,明了本身的责任。1944年4月24日,他在广播电台做了一次题为《宪政风度》的演讲,第二天在《大公报》发表。他说,“人类是政治的动物,从有史以来,政治制度形形色色,各有短长,不能细述。但从大体言之,多数参政胜于少数主持,公开论争胜于秘密取决。因此,民主的宪政比较上终胜一筹。所谓民主的宪政者,民主而不宪政,则民主是空的;宪政而不民主,则宪政也是空的。但是要做到百分之百的民主的宪政,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政府以至于国民,大家都要养成宪政的风度,然后才能发挥真正民主宪政的效能。”他将“宪政风度”简明地概括为四个要点:

一是服从法律。全国上下都要养成服从法律的习惯。在法律之前,全体国民都应该遵守服从,任何人都不得不有例外,不容许违法、毁法、玩法、弄法等行为。因为法律如此尊严,所以法律的制定要十分审慎,一定要经过国民代表的赞成,或由国民代表自己提出来制定,法律在国民心目中才有至上的权威。

二是尊重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与责任相对待的,能够负责任,才能享有自由。也只有在守护自己自由的同时,尊重他人的自由,社会才能养成普遍尊重自由的风度。

三是公道竞争。没有竞争即没有进步,竞争要尊重共同信奉的规则,胜固可喜,败亦欣然。

四是容纳异己。权力越大的个人或团体,越应该时时警惕,虚怀自处,公私分明,容纳异己。

英国人民通过长期努力形成的宪政制度和良好的宪政习惯,无疑是英国之行给两位来自古老中国的出版家和报人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借着访英归来的机会,他们热切希望把这些常识告诉自己的同胞,提醒知识分子、各党各派如何才能将中国真正引上宪政的正轨,不致于再一次陷入周期性的恶性循环之中。他们对英国的观察是细致的,也是准确的。诚如胡政之说的,民主立宪不过是简单平凡的政治,既不是理想的极致,也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是可以模仿、可以学习的。王云五和胡政之共同强调了法律、自由,加上他们分别举出的地方自治、公道竞争、容纳异己,几乎都是中国政治文化中匮乏的因素,要养成习惯,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除了走这条道之外,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出路。

韩寒:我看《孔子》

今天我去看了《孔子》,在进场之前,我又离场了,是因为我要看清楚我究竟坐在哪里,免得一进去以后打扰到别人。一进场我就后悔了,电影院里不到十人,座位基本是自助的。在中国的古代,产生了一堆的子,虽然他们今天曰的和昨天曰的甚至还会自相矛盾,他们的意义不在于他们说的足够好,而在于他们说的足够多,各个时空的政客们各取所需,或推崇或批判。孔子就是里面最富有代表意义的一位。

说实话,我一直不觉得这些古代题材有什么拍成电影的必要,从电影的角度,类似的电影从诞生的一瞬间做的就是最反电影的事情,那就是扼杀想象力。但你要真说中国这些古代大片没有想象力吧,也不一定,编剧们经常创造出非常反历史的桥段,所以这本身是非常纠结的一件事情。之所以中国的大片大多数都要拍古代著名人物或者故事,源于制片方投资方没有什么安全感,他们觉得投了大钱,要完全建立在靠编剧导演创造出来的故事上不大靠谱,而偶然有导演同时拥有了巨大投资和自由创造的权利之后,拍出来的电影居然更加差。这一切,拧成了中国大片的悲剧史。至于周润发说,看完电影不哭的都不是人,我相信这是他的错觉,一定是在内部的看片会上,制片方都哭了。制片方哭的是,这得要拉多少的中小学生政府机关包场才能保本啊。

我们抛去一切政治的因素,从电影的本身看这部电影,这是一部失败的电影。电影里的说教毫无感染力,孔子一边在电影里说礼说仁的时候,我边上那人还用手机大声聊了十分钟的天,里面的战争如同儿戏,鲁国国力不济即将不保,而孔子的弟子只需要设一点路障向空中射箭就能退敌,而影片中,人和人之间的口交都没有任何的说服力,就好比小时候家长经常告诉我们,今日事要今日毕,但这句话其实不能说服你。这已经不是一个子多曰几下就能忽悠人的年代了。通过电影,你很难理解孔子这个团队里的员工为什么一直追随着孔子。在渲染人物性格的地方,我忍受了他们花十分钟让一碗马肉汤,来宣扬这个团队的凝聚力,因为我已经忍了孔子二十九代弟子孔融让一只梨的故事贯穿了我整个童年的时光。而任泉扮演的颜回最后居然为了多捞几卷文书,在冰水里冻死了,这不是感人,这是愚蠢。在前戏没有做够,过程乏善可陈的情况下,主人公就爽死了,这是不合逻辑的。在理想刻画的不够成功的情况下,这是毫无人性光环的桥段,放到现代电影里,就好比领导家被火烧了,领导的秘书冲进火海,救出了一本毛泽东文选,出来一看只救出了上卷,于是又冲了进去,又救出一本,出来一看妈的原来不是上下卷,自己救出的是一本中卷,于是明知道房子要塌了自己不行了,又冲了进去,然后房子就塌了他就死了。作为观众,你认为你能哭么。周迅的出场完全是因为制片方认为要加一个女人才能丰富电影,周迅扮演的南子对着孔子调情半天,但是子光曰不日,急死我了。最后南子的结局是不知道为什么被射死。

我给孔子打出了两分,首先,为了周润发之前在《阿郎的故事》中的精彩演出,鼓励这部电影一分,我想周润发的不哭不是人理论用在《阿郎的故事》中是成立的。最后,因为导演是女性,也鼓励一分。但是不得不说,无论是《孔子》或者另外一位女导演的《我是刘跃进》,这两位女性导演对于非情感类电影,尤其是比较庞杂的电影的把握能力都比较差,我不是特别理解他们为什么不去拍一些爱情电影或者生活电影,这是女导演的长项,类似张艾嘉的《心动》和许鞍华的《天水围的日与夜》都是女导演的好电影。女人何苦为难女人自己。

最后,我想说,《孔子》这部电影,无论从拍摄意义,商业利润,艺术追求,电影探索,教育启蒙,警世感人,视听震撼,娱乐消遣,记录历史等任何一个角度,都没有存在的必要,是一部完全可以抹去的电影。

范泓: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

 

雷震(1897-1979),浙江和兴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京就帝国大学。回国后投身政治,历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制宪 国民大会代表兼副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要职,与帮适等人创办并主持《自由中国》半月刊,因其政治理念与国民党威权体制南辕北辙、迥不相侔,成为统治当局的政治上最大的敌手,而遭致政治构陷,成为蒋介石的“阶下囚”。雷震一生怀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写下战后台湾民主宪 政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

本书作者以第一手资料,透过雷震的风雨一生,叙述一代知识分子与民主政治的互动关系,并 以其个人政治生命的沉浮及历史背景为考量,着力表述这位骨鲠之士从坚守理念到付诸实践的精神风貌,从而显现出 那个时代的变局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真实的艰难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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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泓:我为什么写《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这本书

“雷震案”于2002年9月4日在台湾获得平反。这时距雷震先生遭至政治构陷而入冤狱正好四十二年,距他去世也有二十三年了。台湾媒体包括海外的一些报刊对此事极为关注,曾引用于右任先生的著名诗句“不容青史尽成灰”来形容“雷震案”的平反。也就是在这一天,台湾“国史馆”出版了两册《雷震案史料汇编》,其中一册是雷震在狱中十年的手记,可见当时雷震在与台湾威权政治统治者抗争时一种复杂的心历路程。之所以说它复杂,因为雷震不仅与蒋介石有过良好的公私关系,而且一个二十岁在日本留学时就加入了国民党、有着三十七年党龄的人,又是国民党高层核心人物之一,在自己的晚年毅然决然地为了民主自由理念,不惜与自己的那个党决裂,通过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与专制进行殊死的抗争,赢得了当时台湾社会和民众的敬意。因此,胡适先生说台湾的人应该给雷先生造一座铜像。

1949年对于国民党来说,是一个风雨飘摇、存亡绝续的年代。这一段历史大陆的读者不会过于陌生,但对于国民党那边的情况可能不太了解。本书第十六章“政治上的抉择”谈到了当时国民党内部的一些混乱情景。这一年胡适先生已去了美国,雷震则随蒋介石去了台湾,不久被任命为“国策顾问”。《自由中国》是在这一年十一月创办的,发起人是胡适、王世杰、杭立武、雷震这几个人。但不久,国民党内部出现分歧,他们在审视大陆失败的原因时,一派以蒋经国、陈诚等人为主,认为就是民主太多、自由太滥所造成的,而远在美国的胡适以及在台的雷震等人则认为恰恰相反,正是自1928年以来国民党推行“一党专政”才导致了这一结局。胡适、雷震等人是少数派,他们意见不可能得到当局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雷震以及刚刚创办不久的《自由中国》将其视野从国际开始向台湾社会内部,发现了许多问题,开始批评国民党的一些做法,从1951年始直至1960年因雷震被捕、《自由中国》被迫停刊,一直没有停止过。蒋介石对雷震大为不满,认为你雷震是在做我的官,怎么可以像青年党、民社党左舜生、张君劢、徐傅霖那些人与我较劲。从此,两人关系渐行渐远,直到雷震被注销党籍。

《自由中国》在开始时确实得到过台湾当局的一些津贴,如台湾的“教育部”、省政府等。可后来因为当局与雷震、胡适等人有了矛盾,尤其是在理念上发生冲突之后,这些部门不敢再补贴《自由中国》了,军队中原有的订数也没有了。未出二年,《自由中国》变成了一份地道的民营政论刊物,完全是靠雷震一个人托朋友四处筹措资金以维持杂志的生存,后来杂志有了广泛影响,卖得也不错,情况才好转一点。可这时在印刷问题上又遇到了麻烦,反反复复地,不知换了多少家印刷厂,后来胡适回到台湾居住,从中说了不少好话,帮过不少忙,可见当时国民党当局对《自由中国》有多么仇视,可这些雷震一个人都扛了下来。所以,我们说《自由中国》之所以能在那样形势严峻的状态下生存十年之久,雷震功莫大焉。当然,胡适先生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他是《自由中国》最初几年的发行人,也是编委之一。胡适对雷震的影响最大,雷震这一生对胡适先生都十分尊敬,在牢里还不断地给他写信。在雷震六十五岁生日时,胡适借用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为狱中的雷震祝寿。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他们两人有着共同的理念,同时也惺惺相惜,更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一种互动,所以历史学家唐德刚称雷震是胡适在推行民主自由理念时最好的一个传人。

对于台湾民主宪政来说,雷震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台湾著名学者钱永祥在接受台湾《联合报》记者采访时就说过:直至上世纪80年代,台湾所有重要的政治议题都是根据《自由中国》的言论来阐述或界定的,《自由中国》对台湾政治体制和社会关系所引起的问题,在出刊十年期间几乎都曾论及……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台湾新一代不见得都读过《自由中国》这份刊物,但所使用的语文、基本概念和陈述方式,都是从这份刊物出来的……在台湾,像柏杨、李敖这样的人都曾受到过《自由中国》的影响。雷震入狱期间,李敖去探望他;雷震出狱时,又去迎接他,尽管扑了一个空。作家聂华苓是《自由中国》编委之一,当时负责刊物的文艺版面,她后来回忆起《自由中国》及其同仁时这样说:“包括雷先生在内的一些人,都是大陆以外最好的中国头脑,他们那种不畏强权敢作敢为的风骨,对我的影响很大。我觉得作为中国人,或者说,作为一个人都应当是这样的……”李敖也说过,《自由中国》是一个百分之百言论自由的刊物,他替《自由中国》写过稿件,当时才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

雷震是一个具有民主宪政理念的人物,他后来之所以成为蒋介石在政治上最强大的敌手,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一个必然结果。雷震早年留学日本学的就是政治和宪法,与国民党元老人物戴季陶、张继有一定过从,也见过孙中山,后来主要是与王世杰关系密切。王世杰原为武汉大学校长,早年留英留法,学的也是宪政,王世杰当时是法制局局长,后来是教育部长,再后来是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由于王世杰对雷震的赏识,为雷震在当时的中国政坛崭露头角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当然,雷震本人在政治上的突出才干也是原因之一,尤其是他在国民参政会和旧政协中,从议事组组长,到副秘书长,进而秘书长,特别是与在野党及民主人士的广泛接触中,使他对中国的政治有了更进一步了解;在国家制宪工作中,雷震也是关键人物之一。雷震的民主宪政观是渐进式的,反映出当时具着民主理念的一些知识分子在现实政治中的真实处境。雷震不像胡适等人受到过英美宪政的影响,他是留日的,面对国民党“训政”时,作为国民党的高官,很容易站在党派的立场上给予认同或支持。后来雷震终于明白了“训政”是有问题的,容易导致专制思想的进一步萌生并影响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上世纪四十年代末,雷震与胡适有了更进一步接触,从此两人在思想上不可分离。我的一位朋友认为在某种意义上“雷震比胡适更重要”,我理解这句话背后的涵义,雷震虽然受胡适的影响才出现理念的上转变并坚定地主持《自由中国》,对台湾日后实现政治转型起到了最直接可行的积极作用。

我写这本书,完全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2000年9月,当“雷震案”在台湾获得平反时,南京学者邵建教授提醒我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一个月后,透过台湾友人提供的一些史料写出一篇有关“雷震案真相”的稿件,《南方周末》“往事”版编辑刘小磊先生很快将它发表,知名读物《老照片》执行主编冯克力先生又约我和邵建兄写雷震、胡适与《自由中国》的文章,这才开始进入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中去。我本人并不认为这本书写得如何如何,主要是雷震这个人在政治上大起大落的一生太精彩了,他对于中国民主宪政的进程有着重大意义,一个被胡适认为值得造铜像的人并不太多,可见雷震其人的重要性。杭州学者傅国涌先生在评论这本书时认为是以史家的笔法而不是文学家的笔法,这有点过誉了。我之所以写这本书首先是因为自身有一种情怀,其次是这件事比较有意义,再其次,当时大陆与台湾没有一本关于雷震的个人传记。这本书能够在大陆和台湾两地出版(台湾版的《民主的铜像——雷震先生传》为足本),实际上亦是许多专家、学者无私帮助的一个结果。如中山大学哲学系袁伟时教授,是他告诉我研究雷震这个人就必须读《雷震全集》,当时我还不知道台湾出版过一套四十多册的《雷震全集》,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高华教授也提醒我要注意当时“改造委员会”这一历史背景,雷震就是与“改造委员会”中的那些人在政治上存在严重分歧,后来才走向决裂的。因此,我写这本书实际上也是对历史认知的一个过程,即对那一段历史、对那一群人、对一本杂志,包括后来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必须怀有一种极大的敬意去面对,否则不可能完成这本书的写作。

雷震生前所写的文字有数百万言之多,不少都被台湾国民党当局焚毁掉了。雷震说民主自由是靠争取来的,他本人就是一个最勇敢、最坚定的实践者之一。虽然十年牢狱之灾,输了自己的后半生,但《自由中国》十年,却赢得了一个时代,这充分说明雷震与《自由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甚至超出了一个时代有限的表述,对于今天也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雷震在本质上是一个真正大陆型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一生的事业是离开大陆之后才开始的——这是傅国涌先生的评价,我很同意他的观点。这本书的出版,对研究中国民主宪政以及希望了解这一段历史的人来说,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文本,如果能起到这种效果,我的任完就算是完成了。

杨恒均:风雨雷震,伴我前行

在冯崇义老师的介绍和指导下,一口气读了十几本有关台湾民主化的历史和传记,掩卷沉思,让我最敬佩的人不是胡适、殷海光,也不是后来抛头颅洒鲜血的反对党,更不是有台湾民主与现代化幕后推手之称的蒋经国,而是雷震。

雷震1897年生人,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后回国,投身政治,很快获得蒋介石青睐,并受重用,出任国民党政府高官。民国在1949年迁台后,他官至行政院政务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要职。1950年与胡适等人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从此以后坚持宣传民主自由和人权的理念长达十年之久,批评台湾国民党威权统治有违民主理念与民意的言行,成为国民党的心头之患。最终被蒋介石政权政治陷害,1960年被捕入狱,于1970年出狱,在狱中度过了整整10个年头,1979年逝世,2002年台湾当局为雷震平反……

虽然雷震的名声好像远远没有胡适、殷海光大,但我却认为,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白色恐怖下展开的民主启蒙运动以及对台湾后来民主化的推动方面来看,雷震的贡献绝对不小于胡适、殷海光等。但历史是文字记录下来的,殷海光和胡适不但自己的文字写得好,其理论建树也影响了一大批后来写文章的人,所以说起那段历史,我们看到文字记载的更多的是胡适和殷海光等,而不是雷震。历史上经常出现文字记录的历史过于偏重写文字的人,而对于更倾向于实际行动的人(特别是行动失败的)则往往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应有的尊重。《自由中国》固然是打着胡适的名头,但具体操作的一直是雷震,而且,雷震“体制内”的背景和身份,尤其是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恐怕对《自由中国》的保护作用,并不一定小于胡适的名头。

雷震“体制内”的那层身份也是他的另外一个尴尬,往往影响了历史对他的定位,例如说到体制内国民党高官对民主进程的贡献,现在大家首推的是蒋经国,甚至大陆很多专家学者还认为应该再上溯到蒋介石:蒋介石不是真正的独裁,所以才会有现在的民主台湾。

这观点是很难推翻的,毕竟台湾现在是民主了,而且,是蒋经国先生走出了通向民主的第一步——也是必须走出的那一步:解除报禁党禁。可是,在阅读蒋氏父子统治台湾时那些仁人志士的传记的时候,感受到的独裁专制之恶并不比希特勒、斯大林、XXX时代要少。例如,在阅读雷震的传记中,我几次拍桌子痛骂台湾国民党特务:真他妈天下乌鸦一般黑,中国的独裁一样毒……

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国民党特务的丑恶行径却一下子让我开心起来,甚至可以说,给我带来了希望……大陆学者中有一种倾向,就是有意无意地缩小在台湾的蒋介石政权的邪恶,以夸大自身的更加艰难的处境。其实,只要读一下上个世纪台湾民主化进程的历史,不难看到独裁的蒋家父子对于异议人士和民主追求者也是毫不留情、痛下杀手的,特别是当时的国民党特务,相对于一千多万人口的台湾岛,几乎是世界上密度最大的特务之“国”了。更可怕的是,这些特务使用的手段并不比今天发生在我们周围的那些逊色。

这让我高兴,带给我希望,过分地夸大独裁之间的区别,强调自身的苦难,只是为自己的犬儒和懦弱找理由而已。我们没有选择环境的权利,更无法选择要改变的对象,但我们可以选择自己——选择自己的路。雷震就是这样一个做出了正确选择的大写的人——

我只能称雷震为大写的人,因为,我不知道该叫他大学者,还是媒体人,或者体制内的高官?这也是我尊重雷震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本来可以当他的官,即便后来办了杂志,也可以继续跟随蒋介石,保准吃香的喝辣的,可他偏偏和一帮追求民主自由大学者小作家们混在一起,文章写的并不比人家的好,顶多干着为人做嫁衣的工作,在弘扬民主和自由的道路上愈走愈远……

有人也许会说,这没有什么值得尊重的啊,这只不过是从善如流嘛。是的,但纵观历史,这种愿意放弃荣华富贵而毅然决然踏上艰难险阻之路的人又能有几个?可以这样说,胡适和殷海光作为大学者和写作者,他们应该很清楚自己选择的道路,他们也知道自己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蒋介石也不至于把他们怎么样。可是,雷震就不同了,他选择站在胡适和殷海光一边,就是选择了放弃……后来蒋介石之所以要对他下此重手,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他(雷震)是“为我做官的”,曾经是蒋介石的人。

这种自愿放弃荣华富贵而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可以说对中国人来说是近似于“纯理论”的,说比做容易,雷震做到了,而且在推进民主和社会进步中发挥了无法代替的作用。我尊重雷震这种人,是我清楚他们内心需要克服的障碍和恐惧是普通人无法理解的,当然还有那种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变化,例如,在雷震选择了推广民主自由之后,他的夫人宋英开玩笑地说,“我们的房子越住越小,车反倒越坐越大。”以前他是坐国民党高官的专车,现在他要挤更大的车——公车……

雷震只能算半路出家的知识分子,当官也只当了一半,但两个一半却成全他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在雷震的身上,我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坐言”,也看到了行动者的“起行”,这是在和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身上(包括胡适和殷海光)所没有的。当然,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所有的行动都是不成熟的,都是轻率的,所以俗话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当雷震要以行动代替言论,要从《自由中国》走向组一个反对党的时候,很多知识分子是不以为然的。

这是雷震的不同之处,可以这样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由中国》一直部分扮演着反对党的角色,始终发出不同的声音,监督当局。然而,雷震终于认识到,知识分子的民主启蒙固然必不可少,但要想民主自由制度而不只是民主的理想真正降临,却必须得有政党政治,得有反对党……当时呼吁成立反对党的呼声很高,胡适则是众望所归的新党的领袖。但我们看到,胡适退避了,理由是他不适合当此重任,并感到时机尚不成熟。可是,就我读的胡适传记,以及对这种知识分子的感觉,即便他今天活在世上,可能还会认为时机没有成熟,要倡导他“百年树人”的宏图大志……

幸亏有了雷震以及后来比他更没有名气的民主运动推动者,他们坐言起行,在理论中看清现实,在现实中实践理论和追寻理想。和那些在思想上永远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大学者和理论家相比,这些“坐言起行”的人大多数是“失败者”,有些献出了自由,有些甚至牺牲了生命,但世界的改变,我们理想的实现和生命的升华却是靠这无数个“失败者”换来的某一个成功者带来的……

下一次到台湾的时候,我一定会到雷震的墓地去拜祭一番。我也清楚,在知识分子和写作者的眼里,雷震身上无疑有很多缺点,但读完台湾民主发展的历史,他依然是我最尊重的。相比较把他关进监狱的蒋经国来说,雷震无疑是双重失败者——蒋经国执行父亲的命令,把雷震抓起来;而蒋经国自己最终松开了抓住绝对权力的拳头而赢得尊重——如此风云变幻的历史,往往会让我们的双眼模糊,最终会把掌握权力的人当成崇拜的对象,而把那些对抗绝对权力的真正的伟人当成微不足道的……

没有雷震这些人的牺牲,有几个独裁者会真正松开拳头?这让我想起了当今台湾的领导人马英九,见到恩人蒋经国的画像都会眼圈发红,也难怪他上台后的民意一直在滑落,我建议他如果有机会,去雷震的墓地思考一会,也许他会找到有异于他从蒋经国身上学到的。

雷震始终没有放弃国民党,虽然国民党开除了他,这让人感觉到既难过又温暖。谁能说最热爱台湾的不是雷震,最爱护国民党的不是雷震?蒋介石大概也知道这个道理,但他当时最想雷震热爱的是他这位“元首”以及会成为继承人的儿子蒋经国……而一手被蒋介石提拔起来的雷震却已然发现热爱国家与热爱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并不是一回事……

让我惊讶的是,对雷震的平反竟然迟至2002年民进党上台后才完成。雷震被判刑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创办的《自由中国》上的言论,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当时连蒋介石这个大独裁也不敢以言论自由罪判处雷震,最后还是以欲加之罪(政治陷害他“包庇共匪”)重判十年——十年啊,雷震为了自由民主的理想,因为言论自由,竟然被判了十年?难道还有比这更长的?

风风雨雨的雷震已经走了,但他的精神却如雷鸣闪点般,警醒着中国人。雷震的精神就是挑战绝对的权力,坚持不懈地推行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念,怀抱“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坐言起行——

风雨雷震,伴我前行!

(关于雷震的传记,台湾有三四本不错的,但鉴于大陆读者不一定买得到,我推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大家也看到,我这篇短文的标题就借用了这本书的书名。在此,向作者范泓老师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