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学者就有关于“公民文化”的讨论，但“公民社会”这一概念成为一个流行语词，却是1980年代以后的事情。换言之，在一些先进国家公民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是一种现实的存在，但关于公民社会的描述与探讨却是后来才发生的。人们对什么是公民社会有不同的理解。特别是就公民社会在全球范围的实现程度和发展水平而言，情况更是如此。德国学者哈贝马斯甚至认为公民社会与其说是一种现实的事物，倒不如说是一种规范性的样板，是一种尚需在未来得到建构的秩序。然而更多的政治学家则认为当代社会中早已出现了公民社会的特征。
公民社会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不是一种模式，它是一系列社会元素组合后形成的一个民主社会阶段性新标准。目前的联合国文献所代表的普遍性标准就是当今公民社会的标准，比如信仰自由的标准、选举的标准、自治的标准、反酷刑的标准、企业责任的标准、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妇女权利的标准和其他各种标准。随着公民社会研究和实践的深入，公民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的各种普遍性标准还在继续形成之中。就当前的联合国标准来说，世界上也不存在一个公民社会的样板，每个国家公民社会元素的分配各具特色，瑞典、挪威和丹麦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样板，更侧重于实现人民的福利指标；美国是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的样板，更侧重于个人自由和文化多元的指标。
公民社会是以公民权利平等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多元社会。由于公民权利的平等，公民社会将呈现多元平衡和多元共和。权利的共和、信仰的共和、文化的共和、经济的共和和政治的共和，等等，更重要的是生活的共和。尊重自由和权利的社会就必然是多元社会，多元社会的社会单元通过对自由和权利的深刻尊重而形成相互平衡，达到多元共和。从多元到共和，多元是表现分歧关系的，共和是表现伴生关系的，多元是外在的，共和是内在的，而权利始终是它们的轴。在以往的历史中，共和是一种权力关系，周召共和就是极端的共和样板，中外概莫能外；在公民社会中，共和将是权利的共和，是在平等的前提下形成的一种权利安排。以往的共和在根本上讲是权力的政治分赃，公民社会的共和是权利在平等中实现利益互换。中国在清帝退位以后，政治野心家们大多都是在寻找一条权力共和的道路，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都是这样一种思路，当这些思路不能求得权力共和的时候就进行国内战争。当然，国内战争的口号是人民共和，但其结果却连权力共和都没有达到，而是可悲地形成了共产专制。
人类社会在此前的发展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权利不平等的问题。由于权利不平等，多元社会最终就难以形成，多元平衡和多元共和在权力的意义上只能是昙花一现，而在权利的意义上则几乎谈不上。权利的不平等就意味着权利的不平衡，权利的不平衡则导致权力的高高在上，从而加剧权利的不平等，最后必然引发颠覆性力量，于是社会只好在革命与继续革命中循环。在秦始皇以前的周朝由于权力分散在各个封建诸侯国，各封建诸侯国在周王室的权威下权利是大致是平等的，于是权力共和还有迹可循。而在秦始皇以后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历史就是权力杀伐的辉煌表演，百姓则如大象脚下的蚂蚁一般，连偷生的机会都难以寻得。就几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来说，中共几人争权的事使千万百姓牵连致死，可叹。延续专制社会的发展脉络，中国历史就是一个革命和继续革命的历史，毛泽东把它高度凝缩了。再把目光从中国移向世界人们还可以看到，现代民主国家在某些发展时期也存在很多权利不平等导致的各种社会现象。其中，马克思所抨击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不平衡现象是确实存在的，并成为人类历史的一大罪恶，关于马克思，我想人们没有必要因为共产主义的全面失败而彻底否定。作为一个大思想家，马克思在很多方面都是对的，但是怎样处理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方面，马克思显然是错了。马克思只看到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在当时的社会中尖锐对立，却没有看到民主制度自我调节的功能，没有感悟到民主化过程是一个弃恶扬善的过程，他为未来错误地开出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药方。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民主社会的资本主义时期，它洞察了资本和劳动的尖锐对立，为今后的历史发展带来了两个后果，一个是促进了民主制度的自我完善，一个是促成了共产极权制度的建立。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是空想共产主义，就是他们是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空想出来的主义。回顾国际共运史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的领袖们在初衷上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甚至斯大林和毛泽东这样的共产魔王也是怀抱改造社会的美好理想走上革命道路的。但是共产主义者采取名为无产阶级专政实为一党专政的手段注定不能解决平等公民权利的问题，这也就决定了他们一定会走一条从侠客到魔王的道路，这是一条走向奴役的道路。当共产党领袖们以大多数人的名义去剥夺少数人权利的时候，大多数人的权利也就荡然无存了。这一点，中共早期的领袖陈独秀被驱赶后有很好的醒悟，后来中共的一党专政实际完全印证了陈独秀生前的相关预言。当一个政党垄断了社会资源企图通过自己的能力和智慧管理社会的时候，它就不得不越管越多，直到像毛泽东那样管到人们的思想“一念闪”，直到像邓小平那样管到人们的生殖器。世界上最难管住的是两件事情就是思想和生殖器，可是，偏偏共产党就喜欢去管别人的思想和生殖器。它不管自己就得死，它也没办法。中共的一位高级将领说，民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弃恶扬善的历史，但是他也应该能看到，专制社会的历史都是弃善扬恶的历史。从世界格局来看，民主社会和专制社会几经较量，甚至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双方都在血与火中走了过来，但走法却大不一样。民主社会经过坎坷把民主完善起来了，为此不惜吸收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些有益营养，而专制社会却往往是在坎坷中变得更加专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民主发展的后果是社会更加多元，而专制发展的结果是社会更加一元。
马克思所设计的目标也是“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从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开始，共产主义之所以成为一个崇高的信仰，使众多人为它前赴后继，就是因为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自由、平等和人的全面发展。但是马克思所谓的科学共产主义因为夹杂了阶级镇压所以更加空想和更加不实际，带来的危害也更多。放眼未来，共产极权很快就要被完全淘汰出局，而现代民主制度正在积极培育公民社会的各种元素。不管名义上是多数人的统治还是少数人的统治，最终结果都是专制。大同世界和上帝的王国一样渺茫，执意追求大同世界，还不如直接追求上帝的王国，至少在上帝的王国中，上帝之下是人人平等。既然大同世界和上帝的王国一样渺茫，都是属灵的理想，那么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就应该追求属世的理想。历史已经昭示，人类的出路就是平等公民权利，建设多元的公民社会。在以往的历史中，没有一种自由像公民一样更加自由，没有一种平等像公民一样更加平等，也没有一种东西更像公民一样不断创造自己全面发展的条件。公民社会是以公民权利平等为基础的多元社会，自由、平等和人的全面发展已经在一定意义上是公民社会的即成事实，而非空想。在属世的空间里，没有比公民社会更接近自由、平等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样一个理想的社会形态了。
民主必然包含自治，自治下的开放才是真正的开放，真正的开放就必然造就多元社会。多元是自治和开放的结果，而当今民主社会的发展也验证了这一点，越民主的社会越自治，越开放，也就越多元。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只是要打开国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它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解决对内开放的问题，就是公民自治的问题。邓小平和慈禧太后一样局限于对政权的把持，他不明白开放的核心首先是通过公民自治实现对内开放，以此消除各种社会壁垒，从而把人民从壁垒中营救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开放和真正的解放。相比于共产党人的呆板，社会民主党人早就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肃性。早在1928年汉森就阐述了他的人民之家理想：“在一个好的家庭里没有特权者或者被冷落的人，没有宠儿，也没有后娘养的。这里没有人看不起人，也不会为了获得个人好处而损害他人利益。在这里强者不会压迫、掠夺弱者。在好的家庭里有的是平等、关照、合作与互助。实行大型的人民或公民之家将意味着拆除所有把公民分成有特权的与被冷落的、统治者与依赖他人的、富人与穷人、占有者与被占有者、掠夺者与被掠夺者的社会和经济壁垒。”
中共的部分开放促进了中国社会的部分多元，而公民社会是一个公民自治的社会，因而也是全面开放而多元的社会。公民社会的政治将最大限度地根基于公民自治型政治，不仅对各政党开放，而且对全体公民开放，制度设计将使公民将有更多参与政治的机会和平台。各种政治力量按政治规则和政治伦理运行政治，既杜绝一党政治独裁，又杜绝政党政治对公民政治的反叛与异化。公民社会的经济将最大限度地根基于公民自治经济，以公民自治经济为基础依照市场规律发展协作经济、规模经济和全球化经济，以此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实现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大平衡。公民社会的文化将对大限度地根基于公民自治型文化，公民文化服务公民生活，传统的和现代的，本国的和别国的，属灵的和属世的，等等，都将根据公民自身的需要而扬弃，并不根据统治的需要而确立。以平等公民权利为基点，以自治和开放为要点建设多元的公民社会，这样的社会必然能打破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无序竞争现象和垄断现象，必然能解决信仰的不平衡、意识形态的不平衡、文化的不平衡、经济的不平衡和政治的不平衡等一系列人类问题。
通过自治和开放，公民社会的多元性将最终形成，多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共同构成多元的社会生活，其中的基本单元是公民的个人生活。在人类历史中，人性的自我背叛和相互背叛被称为人性的异化，人在生活和社会压力下活的不像是人，或者觉得不是为自己而活，这就是困扰人类已久的异化现象。公民社会是人类逐渐克服异化的社会，将通过更多的自治和开放，克服人性的异化，修正社会的异化，从而使人性更加人性，从而使人活的更像是人。中国的柏林墙不仅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中，也在中国人的心里，自由在遭受压抑后，人性中本身有一种逃避自由的趋向，中国人把这个趋向发挥到淋漓尽致了，几近反人类了。1949年至1978年的中国社会，国人的异化超乎寻常，人们连思考问题都不是为自己思考了，斗争思维使人们对父母的揭发批判和出卖成为光荣，这些现象具备很高的人类学研究价值。一切异化现象都是是人性自身的异化，核心内容是“被人异化”。中国人无论从哪方面讲更需要克服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