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武装夺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宣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迁播台湾。中共建政意味着20世纪历史的根本性逆转。以暴力革命为信念与方式的共产主义“革命”党在亚洲最大、历史最悠久的民主共和国取得政权，这是国际共产主义阵营最具有象征意义的胜利。20世纪下半叶自由国家与共产国家的旷日持久的对抗，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以中共建政为前提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制度源自于自由国家及其启蒙传统，而苏联的集权专制与其它共产党国家的阶级专政的体制，其精神源头来自于自由国家内部的反叛者，与大学制度的精神源流根本就是格格不入的东西。因此，在中共建政以后的数十年间，尚未发育完成的中国大学将遭遇何等命运，也就是可想而知的事情了。
1.中国大学的衰落
中共建政之后，遭受最大挫折的就是已经略见眉目的宪政共和体制。在蒋介石统治期间，虽然宪政共和体制进展缓慢，阻力强大，但不仅并未彻底废止，甚至还时有微小的进退。1949年之后，毛泽东先用差不多十年的时间推行了一套列宁斯大林模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制度，后用二十年时间推行其自创的毛式社会制度（包括最残酷的内战，最狂热的活神崇拜，无止无休的“不断革命”），宪政共和体制荡然无存。由于中国大学的兴起与宪政共和体制的滥觞具有共生关系，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伴随宪政共和体制的崩溃，大学衰落也是料想之中的必然。
1949年，中共试图以“新政协”的《共同纲领》来实现宪政共和体制的心理延续。至1957年“反右”运动前，宪政共和体制实际已经彻底被废止，在这种情况下，倘若大学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它必然成为与反宪政的政权格格不入的异己性存在。大学不是“太学”，不是权力的婢女，大学与政权之间的这种紧张是必然的。但是在短期内，大学很难立即取得胜利，因为倘若没有成熟的社会生态的保护，学术真理面对武装到牙齿的世俗权力，在现实层面总是迅即败下阵来。随后就将是权力直接进入大学，改造大学，进入“学”将不“学”的野蛮状态。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大学内部所发生的就是如此。
1.1斗争形态：中国大学在1949～1978
中共执政以来，连番政治运动的残酷整肃和激烈“斗争”，不断抑制知识分子独立思考和研究的空间。1951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俗称“洗澡运动”，依据被“斗争”程度分为“小盆”、“中盆”、“大盆”，该运动成为高校教师群体整体走向俯首低眉的重要转折点。清华大学教授金岳霖、潘光旦在该运动中检查了12次才过关；冯友兰几次检讨都不获通过，最后只好说了违心话，才勉强获得通过；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张东荪教授在历史、哲学、国文、心理四系联合师生大会上检讨两次，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检讨一次，并受到全校师生员工大会的批判……季羡林先生在《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中说：
在中盆里，水也是够热的。大家发言异常热烈；有的出於真心实意，有的也不见得。我生平破天荒第一次经过这个阵势。句句话都像利箭一样，射向我的灵魂。但是，因为我仿佛变成一个基督徒，怀著满腔虔诚的”原罪”感，好像话越是激烈，我越感到舒服，我舒服得浑身流汗，仿佛洗的是土耳其蒸汽浴。大会最后让我通过以后，我感动得真流下了眼泪，感到身轻体健，资产阶级思想仿佛真被廓清。像我这样虔诚的信徒，还有不少。[22]
季羡林先生“破天荒第一次”的感受，也是许多从中华民国时代走过来的大学教师的共同感受。习惯了书生意气、清高傲骨的教授们在“革命”和“斗争”的氛围里心神摇荡，肝胆俱摧。人的自由意志真是脆弱芦苇，而当“大师”都成为“虔诚”或非虔诚的权力信徒，大学又将何存？
除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对中国大学的连番伤害之外，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大学这三十年的衰落，有几个关键词是十分必要加以介绍的：
院系调整：
1952年到1953年，是中共当局对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的主要年份。1952年秋，中央教育部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为原则，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到1952年底，全国约3/4的院校完成“院系调整”工作，尤以华北、东北、华东等地区为甚。以北京大学为例：1952年6月，北大党政领导开会研究院系调整工作；7月，请苏联专家在全校介绍苏联高校情况与改革经验；8月，讨论人事调整方案，并编制新北大的系、专业及专修科设置；9月，北大从城内沙滩迁往西郊原燕京大学校址；10月4日，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在燕园东操场举行开学典礼。[23]
经过调整，私立高校不复存在，工科院校得到发展，综合大学遭到整顿，高等院校的院系设置完全服从国家建设需要，高等教育的唯一合法功能就是服务于政治、服务于工农兵、服务于社会主义。“院系调整”后的高校模式是苏联模式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模式的混合。“破”字当头、“兴无灭资”的社会主义教育思想是“院系调整”的指导思想。在高校内部的学科专业设置与分布的调整中，人文社会科学由于其“资产阶级性质”而遭到否定。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被取消。
1953年成立了高等教育部，中央有关文件认为“高等学校教师的思想改造学习今年暑假前即可告一段落，院系调整工作在今年暑假亦可大部完成，各类高等学校的任务和培养人材的目标均较以前明确，统一招生与统一分配毕业生的制度已经确立，这些条件将便于中央高等教育部及其他部门进一步加强直接和具体的管理。”中央高等教育部将对“全国高等学校的方针政策、建设计划（包括学校的设立或变更、院系和专业设置、招生任务、基本建设和财务计划等）、重要的规程制度（如财务制度、人事制度）、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编审、生产实习等事项，进一步统一掌握起来。凡高等教育部关于上述事项的规定、指示或命令，全国高等学校均应执行。如有必须变通办理时，须经中央高等教育部或由中央高等教育部转报政务院批准。”这意味着高等院校的教学自主权完全丧失。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在全国第一张大字报的煽动下，从北京各高校开始，一大批著名学者专家被打成反动权威，惨遭批斗与迫害。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的40多位“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拉上“斗鬼台”，戴高帽，游街，搞喷气式。北大有69人脸上被涂墨汁，身上被贴上大字报，被罚跪、游街、揪头发、撕衣服、拳打脚踢。当天还发生多起污辱妇女的事件。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中描写了当天的场景：
到了六月十八日，不知道是哪一位“天才”忽发奇想，要在这一天大规模地“斗鬼”。地址选在学生宿舍二十九楼东侧一个颇高的台阶上。这一天我没有敢去参观。因为我还是有一点自知之明的。我这样一座泥菩萨最好是少出头露面，把尾巴夹紧一点。我坐在家中，听到南边人声鼎沸，口号震天。后来听人说，截至到那时被揪出来的“鬼”，要一一斗上一遍，扬人民之雄风，振革命之天声。每一个“鬼”被押上高台，喊上一阵口号，然后一脚把“鬼”踹下台去。“鬼”们被摔得晕头转向，从地上泥土中爬起来，一瘸一拐，逃回家去。连六七十岁的老教授和躺在床上的病人，只要被戴上“鬼”的帽子，也毫无例外地被拖去批斗。他们无法走路，就用抬筐抬去，躺在“斗鬼”台上，挨上一顿臭骂，临了也是一脚踹下高台，再用抬筐抬回家去。听说那一夜，整个燕园里到处打人，到处骂人，称别人为牛鬼蛇神的真正的牛鬼蛇神疯狂肆虐，灭绝人性。从此以后，每年到了六月十八日，必然要“斗鬼”。[24]
被定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惨遭揪斗后，和其他黑五类分子一起被关押在“牛棚”中，以接受监督集中劳动改造的方式遭受折磨。被迫呆在这一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黑牢里，被称为“蹲牛棚”。
在当时的运动中，教师遭到迫害，都是首先被戴上一顶政治“帽子”，类似于《红字》中的红A，在社会体系中被恶意区隔，然后就是无休止的精神羞辱和肉体惩罚。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中讲述了自己对这顶最可怕的“帽子”的推测：
什么叫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呢？不管我的学问怎样，反正我是一级教授，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权威二字要推也是推不掉的。我是不是资产阶级呢？资产阶级的核心是个人主义。我学习了将近二十年的政治，这一点深信不疑。我有个人考虑，而且还不老少。这当然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我有这样的思想，当然就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就反动。再加上学术权威，我不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又是什么呢？几个因素一拼凑，一个活脱脱的反动权威的形象就树立了起来。不给我戴这顶帽子，我反而会觉得不公平，不舒服。我是心悦诚服，“天王圣明，臣罪当死。”
这段文字真实地记录了大学教师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运动中惶恐与痛苦的心情。但是当时季羡林得到的政治帽子是“修正主义”。1967年冬，他终于未逃过厄运，以“反革命分子”名义被揪斗，并被关进了“牛棚”。对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言，既无言论自由，又无身体自由。这是一段令人窒息和愤怒的痛史，至今仍未得到充分的整理与反思。
开门办学与学工学农：
“开门办学”，是指学生走出校门，进行学工、学农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再教育。其依据来自毛泽东1966年的“五七指示”。“指示”中说：“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泽东的指示就是“文革”中的办学方针。其实1949年之后，类似的指示还有很多。例如：1958年毛泽东提出：“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25]后来还提出了打破“教师、书本、课堂”的“三中心”的观点。1968年7月21日，其《指示》提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习几年，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些教育思想直接违背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政治权力粗暴干涉大学教育，违背文明社会的生态规则，践踏了中国高等教育百年来逐渐走向学术自治的初步成果，使其“教育革命”构想在源头上就缺乏合法性的支撑。
“文革”期间大学“开门办学”的具体方案包括：将大学学制缩短为三年；简化教育内容，教育“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以政治教育和实用知识技能为主；打击和降低高校教师的地位作用，批判师道尊严；将农业院校等下放到农村，医药院校面向农村培养实用的“赤脚医生”；推广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的经验，各地厂矿企业、机关、医院、农村纷纷开办“七·二一大学”，不要学历，不注重基础课，在劳动现场学习，强调“学以致用”；取消高考制度，反对用“教育质量”和分数标准把工农子弟关在门外，否定智力主义取向；高校实行免试推荐入学，只招收那些政治上过硬、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这一方案具有强烈的“反智主义”特征，不仅使文明累积迅速丧失，使整个社会粗鄙化，而且使“实用知识技能”的学习也陷入低教育水平和低智力含量的恶性循环，极大阻遏和伤害了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
在“文革”中，高校坚持“开门办学”方针，学工、学农也就成为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必须经历的生活方式。最著名的学农人物张铁生（1950～），1968年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曾任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1973年参加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时，因解答不了试题而在空白试卷的背面写了一封“信”，被树为“反潮流”的“英雄”。他在信中说：“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人民日报》编者按语认为：“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1973年，张铁生顺利地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1975年任中共铁岭农学院核心小组副组长、院党委副书记。同年成为全国人大常委。这就是那个荒谬年代里透过走学农道路、“改造世界观”而“白卷中状元”、“暮登天子堂”的真实事例。
1.2宽松形态：中国大学在1978～1989
1976年毛泽东逝世。1978年邓小平的领导核心正式被确立。当局以“真理标准”的讨论引出“思想解放”的议题，为推行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制造氛围。经过长期压抑而陷入委顿的社会气氛很快被活化，人们发现他们获得了用自己的努力寻求幸福生活的可能性。高等院校恢复高考制度，与前三十年相比，高等院校获得了部分极为有限的招生自主权和教学自主权。在“文革”中含冤而死的大学教师在胡耀邦主持的“平反”运动中陆续恢复了名誉，那些受到冲击和迫害而仍幸存的大学教师得以回到讲台。经历了三十年连续不断的“阶级斗争”的大学教师们最直观的感觉就是，研究和教学的基本秩序得以恢复，在政治生活中也有了较前三十年宽松和开明得多的一些新鲜空气。崔卫平教授在《经验的年代》一文中这样表述那个年代：
你能感受周围的气氛，一切都在张开嘴巴大口呼吸，一切都在重新开始。每天听到的消息总是令人振奋的，每个月出版的期刊都会有”爆炸性”的内容出现，阅读是当时一件十分紧张热烈的事情，伴随着痛苦也伴随着希望。[26]
“痛苦”与“希望”的交织，是对一个仓促开始的转型年代的最精彩和最具有概括力的形容。西风东渐，中国人再次有机会比较全面地接触西方自由社会的文明、体制与思想，在高校中，有关西方学术思想的讨论和研究也迅速热烈起来，人们是那样满怀理想主义激情地为苦难深重的祖国寻找出路，难免粗糙，但满怀真诚。八十年代的校园文化，大学教师们对学术真理的求索，对中国现实的反省，感染了整整一代年轻而执着的读书人。八十年代中后期，小规模的学潮不断，大学师生们感到这个社会不能再如以往那样驯顺而沉默，必须学会抗议，学会表达不同的声音，学会在自组织的艰难中重建民间社会，使社会而非政府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体。
但是，执政党三十年对民族文化和民国传统的残酷摧毁，使得包括大学师生在内的整个民族成为文明断裂的恶果的承受者。由于传统的血脉中绝，剧烈的社会转型失去了基本的文明准备，重建经济市场的过程必然是野蛮的和独断的。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缺位，经济的发展必然是由权力所垄断的，没有公正与监督，只有无度的掠夺和民怨的累积。由于三十年残忍的斗争摧毁了古老人性的基本防护，在“革命”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们必然难免精神的空洞、混乱甚至悖错。在实利主义的社会价值与理想主义的大学价值的抗衡中，后者注定是脆弱的。在这有限的宽松气氛中蕴藏着强烈的悲剧性。
1.3紧张形态：中国大学在1989～1998
1989年4月中旬，以胡耀邦逝世为契机，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壮烈的民主化运动。大学教师群体在东欧民主化运动的启示下，积极联络，发表演讲、谈话，组织座谈、研讨，试图鼓动风潮，唤醒人心，促成社会的和平演进。北京的高校师生和市民开始走上街头，和平的示威请愿，表达对整治腐败、革新政治、新闻透明、平等对话的基本诉求。5月20日，二十余万军队进入北京市区，激起北京百万市民的强烈抗议。
6月3日夜到6月4日凌晨前，军队强行清场，在天安门广场和周边地带，死伤平民和学生至少3000余人。[27]在这最恐怖的一日之后，同情学生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失去人身自由，来自上海的江泽民接任总书记。
1989年秋天开始的新的社会时期，在经济成长和物质消费的文明幻象之下，政治价值的倒退是无法估量的。江泽民当局坚持铁血的镇压政策，脆弱的社会活力被强权瞬间击碎。江泽民当局以对六四学潮的报复性态度对大学进行严厉控制。这种控制直接体现在其人事安排上，在大学内部，不仅政工干部结束了八十年代的边缘化状态，成为当局控制高校师生思想、身体和生活的生力军，而且一些积极贴近组织的学生在收集师生思想动态等方面也承担了重要的特别任务。
1990年5月3日下午，江泽民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首都青年纪念“五四”报告会上，作了题为《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份子的使命》的长篇讲话。所谓“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成为其为大学树立的新的精神基础。实际上这只是一种预设假想敌的受虐妄想主义，它只是对毛泽东的“敌我”斗争逻辑的低水平重复，它之所以被确立，只是转换注意力的驭民洗脑之术而已。江告诫说：“国外敌对势力对我们搞破坏、搞颠覆的图谋是不会改变的。国内反共反人民的势力也会与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进行捣乱。大学是他们捣乱的重点之一。同学们要认识和警惕这一点。既然斗争不可避免，我们只有迎接斗争。参加这种斗争也是一种锻练和考验，可以增长才干，提高识别能力。”[28]1998年5月4日，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把北大精神和五四精神改造为爱国主义精神。江泽民始终试图将国家、政府、政党三位一体的所谓“爱国主义”不断确立和巩固，使其成为大学师生头脑中牢不可破的新意识形态。
这一阶段，当局对信奉自由思想理念的大学教师的打击和迫害从未停止。据初步分析，江泽民当局对坚守学术自由理念的大学教师的迫害可区分为如下三种层次：
投入监狱：
有一些直接参与1989年的民主化运动和后续纪念活动的大学教师被当局直接操控的法庭强加各种罪名，投入监狱。例如北京语言学院讲师胡石根（1954~），1991年与他人共同创立“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国自由工会筹备委员会”，还参加了“中华进步同盟”。1992年5月27日，胡石根被捕，同年9月27日被正式逮捕，1994年12月16日，胡石根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犯“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胡石根不服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1995年6月14日，高院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再如北京大学法律系讲师王天成（1964～），1992年10月30日，因参加“中国自由民主党”而被捕，同年12月14日被正式逮捕。1994年12月16日，王天成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犯“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在胡石根案与王天成案中，“反革命宣传煽动”都是直接与学术自由原则相抵牾的。“反革命”是思想和立场的自由，“宣传煽动”是表达和传播的自由。胡石根和王天成都没有煽动他人使用暴力的行为，因此强加给他们的罪名是完全伤害法律尊严和违背宪政精神的。
另一些大学教师因为同样的原因而被投入监狱，时间长短不等，但是连审判都未进行，即便在程序上都是完全非法的。例如北京师范大学讲师刘晓波博士（1959～），1989年4月26日，正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访学的刘晓波回国，同年6月6日，刘晓波被捕，被关押在秦城监狱近20个月，1991年1月获释。1995年5月，刘晓波被监视居住8个月。1996年10月8日，刘晓波被捕，未经审判被判处劳动教养3年。再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丁子霖（1936～），由于儿子蒋捷连在“六四”镇压中遇难，丁子霖自1991年开始寻访死难者家属，收集和整理“六四”死者和伤者的资料，披露死难者的情况，并接受和转交海内外各界给予难属的人道帮助捐款。1995年8月18日丁子霖夫妇在江苏无锡老家被非法关押，直到10月初才获释。又如福建中医学院副研究员林信舒，1989年因支持学生运动被拘留1年。由于多次发起全国性连署公开信的活动，林信舒数次被传讯。1998年8月21日，林信舒发表一封题为“没有民主，中国必亡”的致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公开信，其后两个星期内林信舒被传讯12次，并被实行监视居住。由于没有一天3次到居住地派出所报到，林信舒被以违反治安管理条例规定为由，1998年9月23起被拘留了7天。
负罪流放：
个别直接参与1989年的民主化运动和后续纪念活动的大学教师被以系狱相威胁，最后流放异地。目前已知的此类案例有一例，即北京大学法律系教师、诉讼法教研室主任袁红兵（1953～）。袁于1994年3月2日被秘密逮捕，遭到审讯。他被强加的罪名是“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具体罪行有：在“六四”期间，发起组建“北京大学教师后援团”，发起召开全校教工大会、全校党员大会，并撰写《致中国共产党所有基层支部的公开信》；1990年出版《荒原风》，系统否定官方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并以该书中的“余韵”一篇，为“六四暴乱”唱挽歌；1992年“非法”主编、出版《历史的潮流》，企图以此书分裂共产党中央；1992年向北京市法院提起诉讼，指控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和国家新闻出版署查禁《历史的潮流》为非法；1992年6月14日发起召开，并主持有百名持不同政见知识份子参加的“奥林匹克饭店会议”，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再度泛滥；1992年11月发起召开由国家官员和自由知识份子参加的“大钟寺饭店聚餐会”，企图为“六四”事件翻案；1993年秋，为抗议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以政治压抑学术自由，进行个人静坐示威；撰写了作为民主运动理论纲领的著作《民主与共和》；为发起“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撰写了揭露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内蒙古人民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的反动小说《自由在落日中》和哲学著作《刻在落日上的箴言》……等。当局以“永远不能回到北京，必须终生留在贵州”为条件将其释放。此后袁红兵长期在贵州师范大学任教。
在此案例当中，大学教师的创作自由遭到剥夺，出版自由遭到剥夺，争取法律救济的公平诉讼权利也遭到剥夺，甚至连抗议学校当局压抑学术自由也被视为非法。
职业迫害：
大量坚持自由理念的大学教师在这段时间内被剥夺讲课权，甚至被强制退休或者直接开除公职。例如丁子霖，1995年因参加由45名科学家和学者联合提交给江泽民和乔石呼吁宽容的签名信活动，以及发表27名死难者家属致全国人大要求平反“六四”、公正对待“六四”中的受害者及家属的公开信，被强令提前退休。再如林信舒，于1993年因发起对日索赔运动而被开除公职。又如南京邮电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哲学教师樊百华（1955～），1989年由于参加民主运动而被剥夺讲课权。1993年院方实行聘用制，成为待聘人员。国安局人员直接插手，骚扰樊百华谋职。1994年底，樊百华强烈要求学院安排工作，终于被安排到图书馆。
经历职业迫害而仍能坚持原来的人生信念的大学教师毕竟是少数，大部分遭遇职业迫害的大学教师在1993年之后选择放弃，至少是形式上向执政党靠拢，以图重新获得授课权。这种分化也为1999年开始的新一轮对学术自由的伤害埋下了伏笔。
2.学术自由的理论与实践
在1949年以后，随着宪政共和体制的丧失，在“肃反”运动、反胡风运动、批胡适俞平伯运动的威力之下，知识分子已经被丧失生命、身陷囹圄和“人民暴政”等更严酷的威胁所震慑，对于学术自由理念的坚持在整体上已经失去可能。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当局以“阳谋”的策略鼓励知识分子“向党交心”，“给党提意见”，“帮党整风”。在1957年6月初的四川省文联“鸣放”会上，西南民族学院何剑薰教授为诗人流沙河的《草木篇》遭到批判而感到不平。他说：
我认为，《草木篇》反映了一部份知识分子在历史运动、尤其是肃反运动以后的痛苦、失望和一定程度的恐怖的情绪。《草木篇》所反映的那种现实是存在的。尤其在肃反运动以后，一部分知识分子，是怀着一定的痛苦、失望甚至恐怖的情绪的。[29]
这段话是对当时知识分子内心感受的真实写照。此后直到十年“文革”，知识分子沉沦下僚，大学“开门办学”，更无任何守护学术自由理念的制度基础与文化土壤可言了。
接下来值得注意的就是一些在大学衰落时代继续默默坚守自由底线的个人，在他们的立身处世的艰难实践中所展现出来的自由心态。例如史家陈寅恪（1890～1969），于1949年以后担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1953年，陈寅恪收到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两封邀其北上任职的信函郭、李邀请陈寅恪担任即将成立的中古史研究所所长。这时，陈寅恪却开出了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两个条件，具体内容请见其《对科学院的答复》：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个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30]
由于陈寅恪那令世人难以企及的孤傲和尊严，他注定成为专制权力嫉恨的对象。陈寅恪晚年处境悲惨，文革中的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在一份文件中这样提到陈寅恪：
历史系陈寅恪，一级教授，反动史学祖师爷之一，以研究唐代史出名，今年七十九岁。本人是前清的探花，曾到日、美、德、英四国留学，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混血儿……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把他揪了出来，他一直态度恶劣，广大革命群众确实对他愤恨之极，鉴于他已七十九岁，双目失明，终日卧床不起，决定把他养起来，作为反面教员，继续批判他的反动言行。
字里行间透露的恶毒和残暴为那个疯狂和罪恶的年代做了生动的注脚。
这一期间令人尊敬的教授还有北大校长马寅初（1882～1982）。在1955年7月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浙江组，马寅初先生做了书面发言：《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但迅即遭到多数代表的批判。“苏联没谈，我们也不能谈”，“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没有人口问题的”……[31]但马寅初不为所动。“我认为我的意见和主张是正确的，并不因为大家反对，我就改变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从1958年到1960年，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和大字报铺天盖地，颇有黑云压城之势。马寅初撰写答辩文章《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刊于《新建设》1959年11期。文中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话：
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绝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辨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应向困难低头。我认为在研究工作中事前要有准备，没有把握，不要乱写文章。既写之后，要勇于更正错误，但要坚持真理，即于个人私利甚至于自己宝贵的生命，有所不利，亦应担当一切后果。……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能拒绝检讨。[32]
这段话可以作为后来者在学术道德与学术勇气方面的指针而受到永久传诵。康生指示：“马寅初最近很猖狂，给《新建设》杂志写了一篇《重申我的请求》的文章。他的问题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藉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要贴大字报把他拖住，不让他外出视察。”于是批判运动又进入一个新的高潮。在世俗权力的肆虐之下，马寅初正面提出“学术的尊严”，具有难以估量的精神意义。
文革中，一些学者迫于暴政的高压，被迫违心地参与“批林批孔”运动，发表与自己长期形成的学术观点截然相反的媚世之论。但是，秉持学术良知立身处世的学者仍然是有的。譬如著名的文史学者、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吴宓教授（1894～1978）。吴宓说：“宓不像×××那样，当趋时派。全盘否定孔子，……宓极不赞成。”又说：“没有孔子，中国还在混沌之中。”他还对朋友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我已下定决心：为中华文化殉难，为中华传统道德殉难。……此决非一时意气用事。实乃深思孰虑，理智之决定。眼见得中华五千年文化毁于一旦，我辈焉能晡其槽而啜其醨？！……孔子乃中华文化之重要象征，为我中华五千年来少有之教育家、思想家，而其最重要者，乃为我中华民族高尚道德之一代宗师。践踏孔子即是践踏中华五千年文化，践踏中华之民族道德传统。我吴陀曼必须挺身而出，舍生以殉；庶几中华文化、道德之传统不绝如缕，千秋万世得知。瓦缶雷鸣，黄种犹存；乱草丛生而芝兰犹在也。……”作为学衡派的代表人物，这些观点是吴宓教授的一贯主张。暴政的高压并未动摇吴宓坚持真理的决心。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吴宓一直采取消极抵抗的策略，开始是称病不参加学习。病假无法再请了，到会学习时也很少发言。不得不发言时，则只批林不批孔。当时，西南师范学院一位领导曾为此找吴宓谈心，他却坦率地表明了自己反对批孔的坚定态度。那位领导说服不了吴宓，便问：“你知道不知道，你是在抵触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全国性运动？”吴宓答曰：“当然知道。”那位领导威胁道：“那你就应该明白，这就是现行反革命，是要受到严惩的呀！”吴宓缓慢、沉重地答道：“为了维护我的正确认识，为了中华文化与道德传统，宓准备领受任何不测之祸。宁肯杀头，决不批孔。虽死犹生，含笑九泉。”那位领导颇受震动，沉默良久，说：“看来你的神志不太清醒。大概年纪太大，有什么毛病。你暂时请假，在家休息，建议你不要向同志们高谈阔论。今天，我们只是私人交谈。……”
据一位西南师范学院的教师回忆，“文革”后期，在一次交谈中，吴宓说，“批林可以，批孔则断然不行。道理很简单，一是林彪非君子，小人而已，不可与孔子同日而语，……把林彪与孔子相提并论，是对孔子的莫大侮辱，绝对不可以。孔子乃中国文化的根基，国人万世之仪型师表，举世同尊之文化伟人，其道德智慧，高伟卓绝，千古而今，无人可与伦比。如今肆意攻诋毁侮，无异于斩杀中国文化之根基，取消国人立言行事之标准，根本否认道德之存在，如此下去，世不讲仪型廉耻，人兽无分。文明社会何以为继？！”[33]
在黑暗年代，陈寅恪、马寅初、吴宓等大学教授捍卫学术自由的勇敢行为，以其全幅生命证明了思想学术那永难磨灭的自由本性。在20世纪的思想学术史上，他们是漫长暗夜中的星座，坚持放射岀慰藉心灵的美丽微光。
注释：
［1］参见马凤岐：《自由与教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162页。
［2］参见马凤岐：《自由与教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161页。
［3］周志宏：《学术自由与大学法》，台北蔚理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76～77页。
［4］周志宏：《学术自由与大学法》，台北蔚理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79～80页。
［5］许章润：《法学教育、大学精神与学术的人道意义》，《科学时报？大学周刊》2007年4月17日。
［6］[意]萨托利：《“宪政”疏议》，晓龙译，《公共论丛：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三联书店1995年版。
［7］参见王哲：《西方政治法律学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525页。
［8］转引自[俄]尤里·谢尔巴特赫：《欺诈术与欺诈心理》251页。
［9］《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85页。
［10］[意]安东尼奥·梅内盖蒂：《电影本体心理学：电影和无意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426页。
［11］罗家伦：《逝者如斯集》，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57页。
［12］博伊德等：《西方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330～331页。
［13］[美]魏定熙：《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0》金安平、张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3～4页。
［14］邹鲁：《回顾录》，《邹鲁全集》第二册，450页。
［15］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胡适文集》第五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579页。
［16］袁征：《孔子·蔡元培·西南联大》，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225页。
[17]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5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579页。
[18]《近代学人轶事》，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19]转引自袁征《孔子·蔡元培·西南联大》，312页。
[20]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四十年》，1981年版，4～5页
[21]转引自徐百柯：《民国那些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10～11页。
[22]季羡林：《牛棚杂忆手稿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卷首18页。
[23]参见陈平原：《1952年，院系调整与北大迁校》，http://www.zjol.com.cn，2003年7月17日。
[24]季羡林：《牛棚杂忆手稿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25～26页。
[25]毛泽东：《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37页。
[26]曹保印编：《精神历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40页。
[27]转引自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下册，952页。
[28]《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4月版。
[29]叶永烈：《反右派始末》，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50页。
[30]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111～112页。
[31]彭华：《马寅初的最后三十三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141页。
[32]彭华：《马寅初的最后三十三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182～183页。
[33]参韩星：《反专制：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传统（初稿）》，http://www.confuchina.com/01%20zong%20lun/fanzhuanzhi%20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