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一月六日，捷克前总统，欧洲天鹅绒革命的思想领袖，著名《七七宪章》起草人之一，剧作家瓦茨拉夫o哈维尔，和另外两位《七七宪章》的著名人物作家帕维o兰多夫斯基，布拉格主教瓦茨拉夫o马力，特别选择这一天，亲自到布拉格中国驻捷克共和国大使馆递交他们三人联署的就刘晓波被判十一年重刑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公开信。星期三是个正常工作日，事先预知的中国大使馆决定不开门。经过按门铃、敲门，使馆内都不回应，哈维尔先生在众多媒体的关注之下，只能把公开信投入中国使馆的邮政信箱。

《七七宪章》当年实行发言人制度，每年三个，被共产党政权抓一个，就补一个。三十三年前的一月六日剧作家瓦茨拉夫o哈维尔，演员帕维o兰多夫斯基，作家卢德o维克理克，作为首批发言人向政府递交《七七宪章》，结果被警察逮捕，后判重刑，瓦茨拉夫o马力是后来的发言人，也接着被捕，坐牢。哈维尔先生和他的两个亲密伙伴，按照《七七宪章》的传统行事，顶着苍苍白发，到中国大使馆对头发染得漆黑的胡锦涛发言，显示出的是欧洲战胜后极权主义思想家的精神和道德的风采，这不能不成为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一开端世界最精彩的事件。

《零八宪章》在捷克被看作“中国的七七宪章”

前年十二月八日刘晓波被警察从家中带走，遭到抄家之后，哈维尔先生随即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声援和支持中国的《零八宪章》和作家刘晓波，规劝中国政府“应该好好接受七七宪章运动的教训，那就是：恐吓、宣传和镇压，无法取代理性对话。惟有立即无条件地释放刘晓波，才能表明北京接受了这一教训。”在他的带动之下，捷克共和国朝野上下都把《零八宪章》看作是“中国的七七宪章”，给以无保留的支持。去年十一月，我作为《零八宪章》签署人代表被邀请参加绒革命二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同被邀请的有去年欧洲萨哈罗夫奖的获得者，俄罗斯人权组织“纪念”的代表奥尔罗夫，他也正面临政府的审判和巨额罚款，还有缅甸昻山素姬的支持团体。在此之前，0九年三月，捷克著名人权组织“在困境中的人”就把当年人权电影节的大奖颁给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签署者，并邀请崔卫平、徐友渔、莫少平三位著名的签署人赴捷克领奖，由哈维尔先生颁奖，这在捷克是最高的荣耀。

在捷克，我感受到退出政坛多年的哈维尔先生仍旧是捷克乃至欧洲的思想领袖，中国自由主义的旗手李慎之先生生前称他是“我们时代杰出的思想家”，非但没有丝毫夸大其词，随着中国改革三十年后的结局，更证明哈维尔提出的“无权者的权利”，揭示“因为恐惧，整个社会的谎言有了最现实也最妥当的理由，其结果就是责任感，对自己的良知的责任感，对社会正义的责任感的丧失。”至今仍旧是对极权制度最深刻的批判。他发动的《七七宪章》运动，就是公民行使自己的权利，敢于讲真话的运动，“目的是要求我们自己的政府尊重我国的宪法、国际义务以及基本的公民权利和人权”。李慎之称赞：“他最大的功绩就在于教导人们如何在后极权主义社会尊严地生活，做一个真正的人。”《零八宪章》从内容到形式，都深受《七七宪章》的启迪。哈维尔的另一个哲学命题“反政治的政治”提出“最好的法律和所能想象的最好的民主机构，如果不是由人性的和社会的价值所支持，也不能在自身之内保证其合法性。”“没有共同拥有的普遍树立起来的道德价值和责任，也就没有法律和民主政治。甚至市场经济也不能恰当地运转。”绒革命的成功得使“反政治的政治”哲学理念获得实践。哈维尔本人也对此进行讴歌：“这个世界上许多热爱自由的人们目睹了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所预示的希望，那是一个更加富有人性、诗人们在其中发挥如同银行家般力量的世界。”哈维尔的政治哲学理念和实践是中国自由知识界的教科书，刘晓波说过：“每次面对前苏联和东欧的异见人士，作为中国异见人士的我不免脸红。因为，无论是知识的结构还是写作的成就，无论是视野的开阔还是思想的深度，无论是反抗的良知还是人格的健全，皆是我难以企及的。”二十年后获得自由的捷克人民，仍旧把哈维尔的政治和哲学理念，把《七七宪章》作为捍卫自由的思想基石。在所有公开的庆祝活动中，只要哈维尔出席，就会赢得全场起立，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在一个晚间举行的演讲会上，一个羞涩的大男孩问我：“我们怎么帮助《零八宪章》的签署者和刘晓波，我们在校园里组织游行有用吗？”他是查理大学的学生，一九八七年两岁时，从乌克兰移民到捷克。我频繁地见到捷克重要的政治家，政府和议会的官员和学者，他们有的是《七七宪章》和《公民论坛》的发起人，有的是八九年代的大学生，无一例外地关注刘晓波和《零八宪章》。和蔼可亲的马力大主教和我做了长谈，他提出：“如果由”在困境中的人”在欧洲倡议人权组织和知识分子为声援刘晓波联署，我愿意签名。”

哈维尔对胡锦涛做了最严厉的批评

哈维尔先生、兰多夫斯基先生和马力大主教的联署信，是中国政府不顾国内外的强烈呼吁对刘晓波进行圣诞审判之后，收到的对中国政府和胡锦涛本人最严厉的批评：“刘先生的审判是一个你最终担负政治责任的政治命令的结果。”信中使用了“我们坚信并敢于要求你和你的政府”这样的句式，对中国的一党专制政府进行了公开的谴责：“当知识分子、艺术家、作家和学者行使自己的核心使命：即思考、重新思考、提出问题、批评、创造性地采取行动并尝试开展公开对话时，根本就不存在颠覆国家安全。相反，当政府压制知识分子的表达时，现在和未来的社会福祉就会被政府破坏。”“当公民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自己的知识和良知采取行动时，当公民和平地相互结社、讨论和表达他们对社会将来发展的关心与观点时，根本就不存在颠覆国家安全。相反，当一个国家的公民不允许自由地采取行动、结社、思考与表达时，这个国家未来的财富和精神就会被破坏。”信中称北京法院在2009年12月判处刘晓波先生，是“无耻地”判处。

哈维尔先生三人对于胡锦涛的严厉批评，占据着道义和哈维尔倡导的人性的制高点，就像哈维尔当年起草和发起联署《七七宪章》，起因是捷克斯洛伐克摇滚乐队“宇宙塑胶人”遭到逮捕和不公正审判一样，结果在国家历史上掀起了那样大的一件事，他为此被当局以”颠覆”罪判处苦役，“他凭借文学与知识理念撑持自己，他在狱中写给妻子奥尔加的信，如今已成为异议文学的经典。”一九九0年二月，哈维尔做为民选的捷克斯洛伐克新总统访美，纽约向他，也向所有运用非暴力的方式推翻恶性政权的人们致敬，组织了一场盛大的音乐会。哈维尔与美国摇滚音乐源远流长。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她的《亲历历史》中，记述了一九九四年一月作为总统夫人和克林顿一起访问布拉格所见的哈维尔总统；。“大家愉快地用过晚餐后，哈维尔带领我们步行穿过老城区，来到音乐家、年轻人和观光客汇聚的著名景点查尔斯桥。当哈维尔还是个在野的持不同政见者时，就常常与志同道合者在此聚会，演奏音乐，交换从黑市购得的唱片或录音带，并相互传递信息。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自由运动遭苏联镇压后，音乐，尤其是美国的摇滚乐，帮助人们维系希望于不坠。”而克林顿在他的自传《我的生活》中也有生动的描述：“哈维尔带我去了一家爵士乐俱乐部。那家俱乐部曾是他天鹅绒革命支持者的温床。乐队演奏了几首曲子之后，他把我带到台上，介绍给大家，递给我一枝新的萨克斯管。这枝萨克斯管产于布拉格，是由一家在共产主义时代为整个华沙条约国的军乐队制造萨克斯管的公司制造的。他叫我吹萨克斯管，和乐队合奏。哈维尔满怀激情地敲着小手鼓，我们演奏了《夏日时光》和《我可爱的情人》。”

去年的十一月十四日，我有幸参加了哈维尔为庆祝绒革命胜利二十周年在布拉格十字街口教堂举行的盛大音乐会，真是一票难求，教堂只要有空地，包括楼梯都站满了穿晚礼服的盛装男女。我的翻译也没有座位，我在几个座位中，挑选了一个最边上的座位，好拉她坐在一把椅子上。哈维尔、捷克总统克劳斯和波兰的米尼奇克都发表了演说。演出者是布拉格室内交响乐队、美国乡村歌手Suzanne Vega，Joan Baez，美国女高音歌唱家Renée Fleming和美国摇滚歌星Lou Reed，还有捷克爵士乐手Jiri Stivin.配合令人震撼的演唱，天幕不断变换着二十年前布拉格街头绒革命的场景，最后是奥巴马、戈尔巴乔夫、默克尔、……达赖喇嘛依次发表祝词。

中国的现领导人，哪一个有哈维尔的阅历？哪一个能望其项背？中国驻捷大使馆，奉命在工作日让哈维尔三人吃闭门羹，显示的还不只是大国对小国的傲慢，而是野蛮，这种野蛮面对的是“不仅是反抗者的良知和勇气，更是理性而负责的责任伦理”（刘晓波语），是从毛泽东思想万岁时期火烧英国代办处传下来的，如今毛泽东思想万岁又成为中共官方的口号，野蛮外交莫非也要大行其道？

美国真要对中俄磕头？

去年十二月十六日，正是刘晓波案被检察院诉诸法院民情和舆情汹涌时期，人民日报所属《环球时报》头版发表该报驻美，驻加拿大两名特约记者和总部五名记者共七人联名发表的重头稿《美称不宜用人权硬逼中俄》。该文引述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十四日在华盛顿乔治敦大学发表演讲时阐述了奥巴马政府人权政策，美国将在世界范围内实行灵活务实的人权政策，对小国可以公开指责，对缅甸和伊朗这样的敌对国家需要接触，对中俄这样的大国不宜在人权问题上公开指责，而应关起门来慢慢谈。该文报道法新社十五日引述了希拉里的讲话：“有原则的务实主义是我们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尤其是对中俄这样的关键国家的立场。与这两个国家的合作对于世界经济的健康以及核不扩散问题至关重要，对于我们处理伊朗、朝鲜等安全问题以及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同样至关重要。美国寻求与中俄发展积极的关系，”

该文报道就在希拉里讲话前一天，美国《华盛顿邮报》还曾批评奥巴马政府，宣称”从中国到苏丹，从缅甸到伊朗，一名因和平承诺饱受赞美的总统忘记了他的人权承诺。”《纽约时报》认为希拉里讲话显然是在回应这些批评。

该文在报道希拉里讲话中，穿插了西方媒体和人权人士的各种批评，诸如：“这是美国政府在自己惹不起的大国面前表现出的一种退缩。”“对人权问题任何一个沉默的信号都意味着美国的软弱。”“其实就是承认大国政治将限制美国的人权议程。”“中国人会觉得美国现在少提人权是因为我们欠他们钱。”《环球时报》自己对外进行的唯一采访，是对俄罗斯INFOX通讯社评论员诺维克夫，他说：“希拉里的讲话没什么新鲜东西，美国的人权政策还是取决于自身利益，希拉里当国务卿前连俄罗斯现任总统是谁都不知道，现在却像专家一样对俄罗斯品头论足。”把这些批评集中起来真是在大丢奥巴马政府的丑。

文章第二部分叙述美国推行人权外交33年的历史，认为总的趋势是美国从咄咄逼人到态度温和。一九七六年卡特政府将人权作为实现美国外交目的的政策工具，在一九八九年以前主要针对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是联合抗苏的盟友。“一九八九年的北京政治风波促使美国开始实施对华遏制政策，”人权”从此成为美国对华施压的重要工具。一九九0年二月美国首次发表年度《国别人权报告》指责中国侵犯人权，此后每年的报告对中国口诛笔伐。整个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开始成为中国反叛者的收容所，一批批”流亡民运人士”、邪教”法轮功”分子，甚至热比娅等”疆独”分子都把家安在了美国。”文章特别描绘了希拉里的“人权转身”：希拉里一九九五年曾在访华时公开批评中国人权，去年，作为参议员的她还曾因人权问题要求小布什抵制北京奥运会，但在今年二月作为国务卿首次访华，她却因避谈人权受到”炮轰”.该文细数希拉里的这种“人权转身”几乎每一届美国政府都曾经历过。“奥巴马上月访华时在人权问题上的表态也比较温和，远不像他几位前任那般咄咄逼人。”言外之意，奥巴马连“转身”都没有。文中称美国《外交政策》报道一些人甚至指责奥巴马“对中国磕头。”

文章第三部分借两位中国专家之口评论美国是否要在人权问题上真的让步？文中举了“就在希拉里演讲当日，美国国务院及欧盟分别发表声明，要求中国释放被关押中的”异议人士”刘晓波。”这是中国传媒少有的提到刘晓波案。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政治研究室主任周琪认为，“现在是美国在中国人权问题上相对最温和的一个时期，但美国不是让步，而是在方式方法上变得更聪明了。”周琪还有一个敏感的身份是书记处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的前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牛新春认为：“中国民间这些年人权观的转变是促成美国这种转变的原因之一。上世纪80年代中国曾有一批知识分子呼吁美国关注中国人权，但如今这样的人在迅速减少，自去年’3·14’事件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为人权不过是美国遏华政策的一件工具，这事实上压缩了美国今后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施压的空间。”

这样的文章属于中国“主流舆论”的拳头产品，有人评论刘晓波案的实质是“杀猴儆鸡”、灭了刘晓波也就是砍了心腹之患《零八宪章》的旗杆。二0一0年，中国准备的外交交锋何尝不是“杀猴儆鸡”呢？压奥巴马一头，唱衰美国，我就是“大国崛起”了。

作者惠寄，原载动向杂志一月号

这本厚重的书，龙应台“献给美君”，她的妈妈应美君。书的前面，她写：“向所有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致敬。”我认为这也包括了我的全家。龙应台向我的全家致敬，我写本文致谢。

作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使本书得以问世

我是从读《野火》开始认识龙应台的。“你可以不爱国，如果它强迫你爱它的话”，差点没把我吓出一身冷汗。我懂了，无论谁，无论以什么名义，都无权强迫个人意志。

与二十几年前的《野火》和龙应台后来一系列的作品相比，《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她碰上的难题最大，付出的时间精力最多，这是她自我能力的挑战，是文路的进一步开拓。

龙应台比喻，那些父母像行道树，“用脚，往下守着道路，却用脸，朝上接住整个城市的落尘”，终生默默地立在街边，无人在意，包括他们的下代。她的儿子飞力普对母亲的故事感兴趣，受宠若惊的龙应台以“爱的责任”回报。

本来，以龙应台的学养、地位、声誉和个人阅历，她完全可以省心省力给飞力普写一本相当感人、不愁卖不出去的父母行道树的故事，可她知难而进自讨苦吃，“找我”，还找许许多多盘根错节的“大我”。

此书聚焦于国家命运攸关，个人生死难卜内战的最后一年，在共产建政六十周年前夕出版。这是一本拿得出台面的好书，它为1949年前后这段长期由中共方面自说自话的历史，揭开了真实的一角。

被战争碾碎了的历史，就像被碾碎了的人，支离破碎，不识真面目。要再现这段历史，哪怕只是某些局部，已绝非易事。加之是六十年前发生的事情，作者想要“找我”时，父亲早已仙逝，母亲已不认识女儿。无容置疑，在龙应台计划采访的名单里，费尽心血找到的人走的走，呆的呆，头脑尚清醒并愿意把过去的伤疤剥开来展示的，寥若晨星了。

龙应台足迹达至大陆中国诸多省市、香港、台湾、新几内亚以及澳大利亚，搜集到大量的口述、笔录及书信等七零八碎、头绪万端的历史碎片，再放在时间、地点、事件的坐标上，横向梳理，纵向贯通，各归各位。工作之繁杂，工作量之庞大，局外人难以想象。而且，它不仅需要脑力体力的巨大投入，重新体验那场血肉横飞、刺耳锥心的战争灾难，作者情感的大伤大恸也是一种不可估量的付出：忍不住把“累积了四百天的眼泪，三分钟暴流”。

没有一个作家应有的责任感、使命感，就不会有抢救历史、还原历史真相的良苦用心；没有一个作家应有的责任感、使命感，就不会逼迫自己放着好日子不过去咀嚼别人的苦难。离开了这样的情怀，本书就不可能问世。

感谢龙应台！

长春围城是“兵不血刃”？

不面对活不下去的绝境，中国人是不肯离乡背井的，所谓“金窝窝，银窝窝，抵不上自己的狗窝窝”。中国历史，百姓逃难之声不绝于耳，逃瘟疫、逃兵荒马乱、逃自然灾害，逃到城镇，逃去其它省份。

一九四九年的大逃亡，则是逃避现代化机关枪大炮的内战，逃避被“解放”。难民、伤兵、学生、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家属，人山人海聚集广州，争先恐后钻出瓶颈，逃离大陆。

本书描绘了两幅巨画：战争的残忍；百姓的苦难。书中所有的记载都字字是血，血迹斑斑，声声是泪，泪透纸背，不忍卒读：

“经过隧道之后，车顶上就少了几个人”：“人们攀着船舷边的绳梯大网，像蜘蛛一样拼命往上爬。很多人爬不动，抓不住，直直掉下海，惨叫啊，一个一个扑通扑通像下饺子一样”。“被炸裂的断脚断手像凉衣服一样挂在杂乱的树枝上”，活人“在破碎的死尸中乱窜”、河南南阳五千多个中学生，“一年后抵达越南边境的剩下不到三百人”……

山东南麻国共七天战役结束，“荒野中留下来三万个年轻人的尸体”；河北永年，被共军围困了两年，三万个居民的小城，“解放”后剩下三千人；四十七万国民党军在东北“全歼”……

这些也许算不得什么，如果读读龙应台关于长春围城的历史。

打仗是要杀人，但杀的对象只能是端着枪与你决一死战的敌兵，绝不是对你毫毛无损的平民百姓。不遵守这个规则就是不择手段，就是耍野蛮，就是屠杀。

长春围城由林彪负责，他成立了围城指挥所，下令“严禁粮食燃料进敌区”、“严禁城内老百姓出城”、“要使长春成为死城”。

十万国民党军守在长春城内，十万个解放军围在城外，两军之间形成一个三、四公里宽的中空地带，近百万市民被困在家。存放的粮食有限，市民纷纷饿死，“野狗围过来撕烂了尸体，然后这些野狗再被饥饿的人吃掉”，“一个房子里，人都死光了，最后一个上吊自尽”。国民党关卡放市民外逃，到了解放军包围圈，壕沟、铁丝网、高压电线，五十米一个岗哨，偷跑就开枪。“中空地带上尸体一望无际”，饿死的人“横七竖八地倒在野地里”。

林彪对此也有供认，他给毛泽东汇报：“饿毙者甚多”，“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

解放军围城，放居民外逃，影响他们全歼国民党守军的“伟大”目标？明知故犯饿死30-60万长春居民，不是屠城是什么？还好意思说“解放”长春“兵不血刃”。杀军人就叫“血刃”，饿死几十万老百姓就不算“血刃”？

林彪狗咬狗折戟沉沙温都尔汗，我看他死有余辜。

他们反人类本性是胎中带，四九年前如此，夺权后，有过之无不及，百姓生命猪狗不如，和平时期非正常死亡达好几千万，一点不奇怪。

“失败者”大逃亡，后代受福感恩

“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

读龙应台这本书，个人最深的体会是四九年父亲齐尊周不该拒绝逃跑，跑香港跑台湾，跑任何地方都好，无论去哪里，“没偷邻居一根葱，没打烂别人的秤砣”，他自己、他女儿不会坐长牢。

那些像尘土一样渺小，像水滴一样普通的难民，一番颠沛流离后，香港英国殖民地政府高效率接收了数目巨大需要急救的难民，孩子们在海湾欢呼，“面包船来了，面包船来了”；台湾的难民住进全世界最大的铁皮屋顶房子，“上面雨声奔腾”，“下面漏水叮咚”，孩子们有学上；越南法国兵，“大号不是武器”，一个完整的乐队留给难民苦中作乐；德国孩子高喊“美国兵滚回去”，美国兵扔巧克力回报。“万恶”的美英法帝国主义，是“沦陷”，还是“解放”你？

明居正，台北大学政治系教授，从小对大陆有兴趣，读大学，他对大陆中国有了更深的了解。某个半夜，二十一岁的他走进父母房间，向他俩下跪，谢谢他们把他生在了台湾。

龙应台的名字凑巧证明了一个事实，“龙”“应”该生在“台”湾。否则，“龙”就无可避免地变成虫豸。龙应台也知恩图报，她把这本书献给妈妈，不是写“我的妈妈”，而是写“应美君”、“美君”，她的妈妈应该有自己的名字。

难民们苦尽甘来，那些“台生”、“港生”健康成长。

龙应台本人，诗人管管，作家席慕容、白先勇，物理学家朱经武，电影导演张曾泽，民国史专家张玉法，国民党陆军司令杨天啸，开创世界最大笔记电脑制造公司的林百里，实业家蒋震，创办新亚书院的钱穆和他的得意门生余英时，当下的台湾总统马英九……

如果他们的妈爸不颠沛流离从大江走向大海，上面的人将会怎样呢？龙应台的大哥应扬，他的心一生都在追赶坐火车的妈妈，追赶他失去的幸运。三十六年之后，哥妹相逢，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如果大陆不是操控在那些长春围城的决策者手上，毛泽东、林彪他们不惜毁灭百万、千万老百姓的生命发动内战，为了坐庄，坐死不交权，我不相信大陆产生不出千千万万像龙应台和龙应台提到的那些为国、为民创立功勋伟业，为后代、为历史树立典范榜样的普通的伟人。

学习龙应台，为恢复人为篡改、故意遗忘、快要湮灭的这六十年的中国历史，积极搜寻自己的或者他人的见证，像西方人玩的Jig Saw Puzzle（一种奇形怪状、费时费力的拼图），大家你一块我一块，拼出历史的真面目。尽管这六十年的历史永远不可能太清晰了。

为避免灾难的重复，我们不能不努力。

“我相信我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中国终有一天会成为自由民主的国家，所有人都生活在没有恐惧的阳光下，为此，我付出了代价，但我无怨无悔。在一个独裁国家中，对一个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来讲，监狱是通向自由的第一道门槛，我已经迈进了这道门槛，自由就不会太遥远了。”
——刘晓波于2010年1月4日在狱中会见律师时说的话

这二十年来，中共当局从我们身边先后抓走并投入大牢的共过患难的学生、朋友，一批又一批……。其中不少为世人熟知，如魏京生、王丹、江棋生、高瑜、刘念春、童屹、徐文立，等等。还有不少人，为他们的安全起见，我们不便提及他们的名字。这些人，在他们迈出大牢以后，有些被中共“流放”到了海外，有些则坚持留在了国内；有些即使到了天涯海角仍在苦苦抗争，有些则谋生自救。不管他们做什么，我们都尊重他们的选择。

然而，最让我们牵挂和揪心的却是刘晓波。

这不仅是因为他刚刚被判刑11年，而是因为他与我们太熟悉了。尤其是这十多年来，晓波夫妇已经成为我们人生苦旅中不可或缺的朋友。中共当局太狠毒了，一纸判书，把晓波从他妻子身边，从他朋友身边、也从我们身边生生夺走。这对我们俩人来说，这份伤痛堪与二十余年前的丧子之痛相比。

这些日子，悲愤交加，思前想后，头脑里都是晓波的影子。晓波并非伟人，也无壮烈惊人之举；他不过是在我们身边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从事写作的一介书生。他相信做事要持之以恒、点滴积累，像胡适先生所说的那样：“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这种日进一分、月进一寸的韧性坚持才是今天晓波身上最难能可贵的。然而，这却是他穷尽二十年的跌打磨练、吃尽苦头之后获得的一种为人处世的不移信条。晓波自“六四”惨案至今，已判若两人了！

他认准一件事，不观望，不动摇，九牛拉不转。他写作时评，有一条始终不变的信条。那就是他认为：中国向现代文明社会的转型过程，必然是渐进的、曲折的，时间的漫长也可能超出最保守的估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治体制的改变，任何急功近利的计划、纲领乃至行动，只能是难以兑现的空中楼阁。

他认为，我们所奉行的是理性的、非暴力的抗争，不追求夺取政权的目标，而是致力于建设一个有尊严地活着的人性社会。也不必追求宏伟的整体改造目标，而致力于在日常生活中实行自由，通过生活细节上的思想启蒙、言论表达，通过一个个维权个案的持续累计，来积累民间的道义资源、组织资源和博弈的经验。

他还认为，既要不放弃自由主义的价值坚持，又要奉行宽容原则，提倡多元对话；在民间出现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选择之时，高调反抗应该把低调周旋当作一种补充。无论是体制内身份还是体制外身份，也无论是自上而下的推动还是自下而上的推动，彼此之间都应该尊重其发言权，最终形成转型路径的民间共识，将产生更为有益的贡献。

我们知道，晓波在二十多年前的八九运动后期，曾发表过一份《六四绝食宣言》。在这份宣言里，就提出过：“我们主张以和平的方式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我们没有敌人！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他认为，今天他仍然坚持“以和平的方式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赞成“以暴易暴”。因为无论是个体性暴力复仇和群体性暴力泄愤，并不能解决政治之转型的问题。中国从古至今的政权更迭全部是以暴易暴，至今也没有走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怪圈。暴力革命即使偶然成功，也很难保证那些取而代之的人不走独裁的老路。今天世界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意识到，暴力手段的成本极为高昂，不要说法外暴力的使用，即使是合法的暴力，成本依然高昂。对于社会制度的变革来说，选择暴力革命，不仅社会代价过于高昂，而且其结果往往走向反面。以暴易暴已经成为非常落伍的政权更迭方式，而非暴力转型，既符合人类文明的道义准则，也符合社会发展的效益原则，所以才能越来越成为大势所趋的世界潮流。

在晓波近五年的时评中，诸如此类的评述比比皆是，即使是为了给他控罪精心挑选出来的那六篇文章和《零八宪章》，也有不少类似的论述。但是奇怪，那些控罪者怎么连这样一些最常见的论述都不屑一顾呢？居然无中生有、堂而皇之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被告人刘晓波出于对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采取造谣、诽谤等手法，“煽动他人颠覆我国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晓波的所谓“罪行”，均属于发表言论、撰写文章。从言论这个层面，如何推论到动机和效果，认为他“煽动他人颠覆……呢？”

这是典型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决不是什么司法审判，而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政治审判！现在刘晓波已经提出上诉，可以预料，其结果不外是“维持原判”。提出上诉，不过是进一步暴露中国司法之不公，证明其控罪之荒诞不经，让公众再一次看清这幕丑剧的最终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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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案件即将结束时，我们脑海里无时不跳出南唐李煜的词句：“剪不断，理还乱，是离别；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我们的心情大抵如此。想起与晓波的相知、相识和相交至今，已经二十多年了。这中间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都堆放在那里，还没有来得及清理，这一篇文章只能算是挂一漏万吧。

我们与晓波相识，始于80年代。那时他正值才华横溢，被人们称为一匹“黑马”，驰骋于中国文坛。他在回忆当年与我们相识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我熟悉蒋老师的第一个机缘，是因为我与他在专业上的相通。80年代的大陆出现过持续时间不短的美学热，朱光潜先生和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旧著重见天日，李泽厚先生和高尔泰先生的美学新论风靡于文化界和高校，……美学研究也成为大学里的显学，上海复旦的蒋孔阳先生，山东大学的周来祥先生，人民大学的蒋培坤先生，北京大学的乐黛云先生，是八十年代身为大学教授的知名美学家。”

“我当时在北师大读文艺学专业的研究生，不仅对西方美学、中国古典美学用力甚勤，而且对当时中国的各派美学论著也皆有涉猎，自然要读到蒋老师的著述。正因为蒋老师在当时美学界的声望，我的导师才决定聘请蒋老师出任我的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答辩委员会的九位委员之一。”

记得晓波在博士论文写作期间，蒋还曾受他的导师之托，协助其指导晓波论文的修改。那是1988年春天，由于两人谈话投机，学术观点也相近，彼此交往日渐增多。论文答辩完后，蒋还与上海的王元化先生（答辩委员会主席）一起被推举为正式论文评议人。

这是要指出的是，当时，正值晓波在反自由化运动中被中共教委点过名，在教委主任何东昌看来，这样的自由化分子根本不配读博士学位。因此在答辩时，教委还派人来旁听。但是答辩委员会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使这个“问题博士生”的论文顺利通过。

也许是巧合吧！那时晓波来人大时，多次遇到我们罹难的儿子蒋捷连。那是在连儿放学回家的时候，他总是与客人有礼貌地打一声招呼，然后退身去做功课。我们想晓波一定是记得的？

后来他出国一段时间，再回到中国是89学运后期了。不久，“六四”枪响，连儿遇难，晓波入狱。他出狱后从他导师那里得知连儿的噩耗，于当年6月1日，“既作为学生，又作为身背负罪感的晚辈”，赶到了我们家里。记得那天他上身穿一件T恤衫，下身穿一条齐膝的画布大裤衩。大概是出乎他的意料，连儿的遗骨没有入土，而是安装在一个木制的竖柜里面，就置放在他生前所睡的小床的位置。那天他听蒋简述了连儿参加学运、遇难前后的情况后，就扭身告退出外，半个小时后，他手捧一束鲜花来到连儿灵前，一下子就哭倒在地……。我们彼此都沉浸难以扼制的悲痛之中。隔了一天，他又来到我们家里，在连儿灵前朗诵了他连夜创作的《给十七岁》。声音呜咽，不忍卒读。他为这首诗写了一个题记：

“你不听母亲的含泪劝告，从家中厕所小窗跳出；你擎着旗帜倒下时，仅十七岁。我却活下来，已经三十六岁。面对你的亡灵，活下来就是犯罪，给你写诗更是一种耻辱。活人必须闭嘴，听坟墓诉说。给你写诗，我不配。你的十七岁超越所有的语言和人工的造物。”

这首诗很长，这里只能引两段：

我或者
还有个不大不小的臭名
我没有资格和勇气奉着一束鲜花和一首诗
走到十七岁的微笑前
尽管我知道
十七岁没有任何抱怨
……
超越了年龄
超越了死亡
十七岁
已经永恒
1991年6月1日深夜于北京

这首诗，我们一直珍藏着，纸背已经发黄，字迹依然清晰。
×××   ×××   ×××    ×××
两年后，我们读到晓波发表在台湾《中央日报》的一篇长文——《我们被我们的正义所压倒》。我现在已经无法找到那篇文章的复印件了，记得文章是对89民运的反思。批评当年运动的参加者狂妄地以为自己掌握了正义，不检讨自己的错误而最终导致运动的失败。文章还谈到当时广场上以谣言为依据，各种传说到处流传等等。现在看来，晓波对89运动的反思也许是有道理的，但文章过于尖锐，有些偏激。我们作为“六四”难属，内心充满着对于大屠杀的愤慨，这类文章在当时很难读得进去，总觉得有一种很难接受的感觉，尤其是联想到他第一次出狱后在连儿灵前哭倒在地的情景和那首《给十七岁》的长诗。但我们出于尊重每人各自选择的原则，既没有私下批评他也没有撰文公开讨论，只是通过他的导师及一些他所熟悉的朋友转告他，以后不要到我们家来了，以免再次触及心里的创伤。

1995年，国内民间一批人士发表《反腐败建议书————致八届人大三次全会》和《汲取血的教训 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六四”六周年呼吁书》。结果王丹再次入狱，刘念春被劳教，发配到外地，晓波也遭秘密羁押半年多时间。获释后过了一段时间，他再三托江棋生捎话，要求与我们见面，甚至说：“总得给我一个检查的机会吧！”于是我们同意。

1996年夏，一天晚饭后，晓波来到我们家里。丁对他的态度甚是冷谈，她只是向晓波简单说明由于这些年来寻访“六四”遇难者家庭，对于劫后的苦难看得太多，感情上难以自拔，因此无法接受他那篇文章的观点。于是就进卧室休息去了。这次蒋与晓波谈得很多，但也多半是谈一些别的事情，一直到深夜12点以后他才离去。那次谈话，横在蒋与晓波之间的一些隔阂渐渐消弥了，他劝晓波不要再与他人联署签名了，有什么想法还是以自己的名义写文章。晓波同意了蒋的建议。

但是，刘晓波就是刘晓波。他是倔强的、执拗的，从不轻易服输。其实那次见面，他并没有解释什么，更谈不上检讨什么。他认为自己没有错。他后来曾在给我们的信里说过：“我也知道，包括二老也都曾对我有过负面看法，但我真的打心里敬佩二老所为，真的从未哪怕是有过半点对二老的抱怨。因为我知道，我能用心换得二老的理解和信任——只要我真心面对亡灵，与二老交心，我们必定走到一起。”他认准了，只要有一颗真心，总能换来对他的理解和信任。

此后，我们去了南方。一个秋天的傍晚，我们从外电获悉，刘晓波因于当年十月十日与广州的王希哲共同签署了一份“双十宣言”，被政府当局从北京的女友家带走，并当面签发了劳教三年的通知。王希哲则外逃到了美国。

这次晓波被捕，对我们来说震动极大，因为那时我们对他仍心存芥蒂：不久前我们还劝他不要再搞联署了，却偏偏又因为联署而入狱。怎么回事啊？这么倔强，这么坚持！但是，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注意到他在狱中表现十分低调，他只是提出了在牢中与刘霞正式结婚的要求，以便刘霞可以以妻子身份每月从北京去大连探监。这个要求得到了官方的同意，一对患难夫妻就这样在狱中以特定的方式结合了。

刘晓波先生被中共当局重判十一年，为六四以来二十年间最为恶劣的一起因言治罪的案件。当年，作为天安门广场的四君子之一，刘晓波先生是八九民运后期的灵魂人物，虽为此承担了牢狱之灾，但也没有被判处如此重刑。这一判决是由政治家的九个小矮人共同作出的”集体决定”，但它不会奠定胡温式的稳定的基石，反倒敲响了胡温虚假民主的丧钟。胡温政权刑罚之酷烈、手段之卑劣、谎言之无耻，有甚于邓小平与江泽民，而直追阴魂不散的毛泽东。至此，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限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荡然无存，即便是邓小平在最后的岁月里以及继承其衣钵的江泽民所执行的某些怀柔政策，胡温也都统统弃而不用，其狰狞之面目暴露无遗。今天，胡温敢于公开回答艾晓明女士的追问吗：”刘晓波要活活等过四千零二十一天才能回家；难道今天的现实比《天方夜谭》更魔幻吗？那个混世魔王苏丹被山鲁佐德的故事讲得心回意转，却也不过一千零一夜，难道听刘晓波故事的圣上，比一千年前的苏丹更愚钝？”

刘晓波案从开庭到审判的三天之间，全国各地的政治警察们倾巢出动，昼夜执勤。受到其骚扰的独立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达数百名之多，这年头不会有人像梁山好汉那样”劫狱”，他们为何还如此害怕大家去法院外边声援刘晓波呢？此次秘密警察行动之规模，创下了中共建政以来政治审判案件中的最高记录。好像不是刘晓波在受审，而是胡锦涛在受审。相比于海外媒体一致严厉声讨中共当局玩弄司法、侵犯人权的恶行，中国国内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报道此案，哪怕是只言片语也找不到。邓小平时代审判魏京生等政治犯，中共的喉舌上作过不少的报道，表明在那个时代中共还有垄断意识形态并对民众实现洗脑的信心，有将政治犯搞臭、搞垮的信心。而在今天，胡温连邓小平的百分之一的自负都没有了，不仅没有让民众相信其”科学发展观”的信心，而且连在喉舌上连篇累牍地批判刘晓波的信心都没有了。他们根本不敢让老百姓知道有这样一个案件，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一旦老百姓作出自己的判断，那判断一定不会”跟中央保持一致”。于是，他们对信息进行严密封锁，对批评意见不闻不答，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模样。确实，不是胡锦涛将刘晓波送上审判席，而是刘晓波将胡锦涛送上审判席，就如同当年哈维尔将胡萨克送上审判席、曼德拉将博塔送上审判席一样。

我轻蔑地对那个前来找我谈话的国保便衣说：”这不是你们在审判别人吗，你们为什么还怕成这样？”当然，真正感到害怕的并不不是这些可怜又可耻的警察。这些拿着纳税人的钱却侵犯纳税人的基本人权的警察，以一副颇有苦衷的表情对我说：”我们不是你的敌人，我们这样做只是为了保住饭碗而已。”这是他们麻醉自己的良心的唯一办法，他们既是加害者，同时也是受害者。但是，他们的这一恐吓策略能够奏效吗？这些天来，事实证明战胜恐惧的民众越来越多：真正感到害怕的更不是刘晓波和他的朋友们，刘晓波的母校吉林大学的大学生在黑板上写下了支持学长的文字，香港的几十名年轻人奔赴深圳关口”投案自首”，人们用推特等新的网络传播手段表达抗议……这个案件没有像当局设想的那样被冰冻起来，而是继续发酵，甚至成为对千千万万中国公民的一堂宪政启蒙课程。所以，每多一个人听到刘晓波的消息，每多一个人听到零八宪章的消息，那些窃居中南海的高官显贵们便会心惊胆战、寝食难安。如果胡温念兹在兹的稳定，必须依靠将刘晓波关进监狱，那么这种稳定是何等脆弱！胡温将稳定当作一道紧箍咒，套在全体国民的头上，也套在自己的头上。从某种程度上说，胡温自己已经被稳定所异化了。

为了保持所谓的稳定局面，为了保持他们自己永远是”先富起来的人”的格局，中共的掌权者们不惜干任何坏事。他们逼迫拆迁户自焚，他们将小贩打死在街头，他们把不愿同流合污、手染鲜血的赵紫阳幽禁至死，他们的宝马车撞死路人以后悠然逃逸，他们捏造出处女卖淫的荒唐案件，他们无视法律的尊严抓捕人权律师，他们将上访的结石宝宝的家长抓进监狱……在这个”和谐社会”里，是极少数的特权阶层与所有人为敌；在这个”大国崛起”的时代，空荡荡的”大国”中却只有一群”寡民”。从六四开枪杀人之后，中共当权者对武力的迷恋成了一种惯性思维。民间的反抗愈演愈烈，当局的镇压也愈演愈烈。英国作家切斯特顿在回答一家报纸的命题征文”你认为这个社会的问题出在哪里？”的时候，他的回答只有一个字：”我。”今天，中南海中的衮衮诸公，有没有勇气承认自己才是不稳定的源头呢？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颠覆国家政权的不是刘晓波，而是胡温当局。

刘晓波的所作所为，不仅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是如蔡锷当年所说的那样”为我国民争回一人格”。蔡锷怒发冲冠起兵云南，不是为了红颜，更不是为了权位，而是为了”为我国民争回一人格”；刘晓波持续二十年以健笔批判当权者，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声，亦无任何的权力欲望，也是为了”为我国民争回一人格”。从梁启超、蔡锷、胡适、殷海光到刘晓波……这是一个不甘为奴的伟大的中国人的谱系，他们是中国人被专制独裁所摧残数千年之后仍然有起死回生的希望所在。当年，企图称帝的袁世凯败亡之后，梁启超撰文剖析其留下的种种隐毒说：”我四万万人之人格，至今日已被袁世凯蹂躏而无复余，袁氏自身，原不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何在，以为一切人类通性，惟见白刃则战栗，见黄金则膜拜，吾挟二物以临天下，夫何其不得者。”梁氏以如炬之目光，透视袁氏篡权的秘密：”日日以黄金诱人于前，而以白刃胁人于后，务使硬制软化一国之人以为奴隶。……袁氏窥破人类公共之弱点，乃专务发达此弱点以资利用。其有能自制其弱点而不甘受彼利用者，则必设法屠杀之驱逐之，窘蹇之，使其不能自存。”其结果，先是摧毁知识阶层的独立性和批判精神，使得文化精英趋炎附势、追名逐利：”我国士大夫之道德，实已一落千丈，其良心之麻木者，十人而七八，此无庸为讳者也。”继而让全体国民对动物庄园里的生活甘之如饴，甚至”尽丧失其为人类之价值”。

袁世凯之隐毒，比之共产党党魁毛、邓、江、胡之隐毒，乃是小巫见大巫。袁世凯运用的”白刃”与”黄金”，也就是”大棒”与”胡萝卜”，在中共掌权者那里，更是无比娴熟，”两手抓两手硬”。故而今日中国人之奴性，比之民国初年，又要根深蒂固若干倍。刘晓波所面对的民族精神的沉沦，也就比之蔡锷和梁启超那个时代深重若干倍。刘晓波正是梁启超所说的那种既不怕白刃，也不爱黄金的人，二十年来，中共几度抓捕之，却未能摧毁其意志、改变其信念。可以说，六四以来，刘晓波从未享受过一天真正的自由，那些监视和跟踪他的秘密警察如影随形，”事事关心”。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之下，在中国九千六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十三亿人当中，刘晓波是那个灵魂最自由、最高贵的人。他在《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一书中，发出了掷地有声的宣言：”人，生而自由、平等。导致普遍的奴役和不平等的，决不是因为统治者过于强大或过于英明，而是因为被统治者们的跪下。难道三叩九跪的皇权时代已经废除了一百多年的今天，国人还自我作践、找出种种理由为自己的跪姿辩护？仅仅是小康的恩惠和允许富人入党的开恩，难道就使国人只会以下跪叩谢来显示独裁者的高大和恩典吗？！……自由中国的出现，与其寄希望于统治者的’新政’，远不如寄希望于民间’新力量’的不断扩张，民间尊严在观念上和法律上得以确立之日，就是国人的人权得到制度性保障之时。”那一天并不遥远，刘晓波终将归来，并如他的妻子刘霞画笔之下的鲜花一般绽放。

二零一零年一月三日

《零八宪章》签署人、独立笔会秘书长赵达功先生日前突然被深圳警方拘捕、抄家，至今尚在关押之中，这一严重事态引起国内外民主人士的关注和愤慨，贵州异议作家、记者李元龙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局想通过重判刘晓波、逮捕赵达功来扑灭《零八宪章》点燃的人民要求改革政治体制的星火，是一种痴心妄想。

在谈到当局抓捕赵达功先生的目的时，李元龙先生认为，北京警方之所以于2009年12月25日判处笔会前会长，《零八宪章》起草人之一刘晓波重刑，其中一个险恶用心，就是杀猴骇鸡，目的就是想遏制住不断上升的《零八宪章》签署人人数。可是，《零八宪章》签署人人数不仅还是不断上升，不少《零八宪章》签署人还表示，愿与刘晓波同罪，愿意陪刘晓波坐牢。这其中，以赵达功的态度最为鲜明，最为无畏。就在刘晓波被判处11年重刑的第三天，赵达功即在网上公开发表了《刘晓波的旗帜——刘晓波生日祝福》一文。文中，赵达功不仅说，“刘晓波如果有罪，赵达功也同罪！我愿意像不锈钢老鼠刘荻一样，投案自首，陪同晓波坐牢”，甚至还出人预料、也令人敬佩地宣告：“现在我可以公开，《零八宪章》从起草开始到定稿，我一直参与其中，直到晓波被捕前一刻。”

这一义正词严，无私无畏的宣告，实际上昭示了北京警方杀猴骇鸡阴谋的破产。为了“以儆效尤”，光着屁股打老鼠的警深圳国保再次冒天下之大不韪，将赵达功“请”进了监狱。

但是，李元龙先生不认为当局能够实现自己的目的。他说，这只能是痴心妄想。首先，赵达功的态度非常鲜明、决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其次，以警察，以监狱对付刘晓波、赵达功这样的秉承和平、自由理念，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只能将警方，将当局再次置于不义之地，用我们本地俗话来说，这是他们“自己抓屎搽脸”。再次，《零八宪章》的签署人犯了重罪，那么，第一批303个签署人也是有罪，该抓该判；第一批303个签署人有罪，那么，后来的万余签署人，也不可以“逍遥法外”；万余签署人有罪，那么，看过《零八宪章》，心里赞同《零八宪章》理念的数百万，数千万人，是否也被列入了“罪在不赦”之列？

谈到在这样的高压手段之下《零八宪章》的前景，李元龙认为，每发生一起野蛮践踏人权的案件，就等于侵犯人权的独裁者给埋葬自己的坟墓挖了一铲泥土——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最初签名者仅有242人，在以后较为漫长的在十年中，签名人才逐渐增加到1300多人。而中国的《零八宪章》，在刘晓波被抓之后，签名人数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在短短的不到一年时间里，已经有逾万人签名。

这是一个具有极大讽刺意味的现象：对《零八宪章》有恨又怕的人抓捕、重判刘晓波，传讯《零八宪章》签署者的行为，反而加速、扩大了《零八宪章》的传播。

这说明，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当局虽然没有改变，但相当一部分人们的公民意识却在变化。如果说，《零八宪章》真有什么“颠覆”功能，那么，真正颠覆所谓“国家政权”的，不是热爱民主、自由，不是秉持和平理念的人民，倒是那些只想着自己眼前利益，那管什么国家、民族利益，甚至也根本没有把什么党的利益放在眼里的，没有做人和为政底线的秘密警察以及指挥他们的政客。

所以，我认为，《零八宪章》的自由、人权，民主、宪政等基本理念，以及19条基本主张都深入到了阅读过《零八宪章》的人的心目之中，也必将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变革进程发挥应该发挥的作用。当生养我们的国度实现民主自由的那天，我们回过头来看《零八宪章》在中国宪政道路上所起的作用的时候，我相信，“《零八宪章》，功不可没”这几个字，是会写进中国宪政史册的。

李元龙最后说，刘晓波无罪，赵达功无罪，所有的《零八宪章》签署者无罪，《零八宪章》无罪，释放刘晓波，释放赵达功才是明智之举，才是顺应民心，顺应历史潮流之举，否则，历史的耻辱柱上，又将因此给作恶者记上一笔。

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零八宪章》联署人深圳独立意见人士赵达功周一被警方上门搜索，抄走书稿及电脑以后，本人也在当天傍晚被带走，规定的24小时内通知家人，至今已经超过72小时。本台记者周四致电其家人表示，未曾收到任何法律文书，也不知道涉嫌罪名，警方只是以还在审问取证过程中口头回应家属查询，目前的状况律师都难以介入，赵达功妻子说：“ 我给他们打过电话，一个国保蔡支队长口头一个答复就是现在还在审讯当中。我咨询了一下深圳的律师，他说可能也不会让见，现在没有定性，也没什么之前不会让律师见的。（当时出示搜查证上写什么罪名么？）我没看。（对你先生的事情有什么看法么？）现在不太好说。”

2009年12月25日，中共操纵的司法，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零八宪章》起草人刘晓波11年徒刑。消息传出，举世哗然。这个事件意味著，胡锦涛政权在政治发展的道路上碎步前进的任何可能性已经消失。这还意味著，胡锦涛为自己的执政生涯正式盖棺论定。

胡锦涛追随迫害知识分子的毛泽东、屠杀学生的邓小平和镇压法轮功的江泽民，将在中国当代史上留下迫害异议人士、迫害人权的恶名。正如高文谦先生所言，未来关于胡锦涛的任何历史评价，必然要与重判刘晓波连在一起。前捷克总统哈维尔先生向胡锦涛递交的公开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他说，刘晓波的审判是政治干预的结果，而胡锦涛必将最终为此承担后果。

胡锦涛虽然还有两年任期，但其执政走向，一反往常，如今显得异乎寻常的透明。如此为自己盖棺，是一件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蠢事。连这样的蠢事都做，说明胡锦涛不惜一切代价，孤注一掷，要在公开反民主反人权的道路上破釜沉舟了。至于什么历史名声，什么政治后果，通通都不顾了。

对胡锦涛来说，上任初期与党内其他政治势力的虚与委蛇、曲线行走似的伪装，如今再也不需要了；利用胡式智囊广为传播的“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虚伪，如今再也不需要了；忌惮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的批评而做出的让步，如今再也不需要了。他只需要高增长、低人权的中国模式，试图使这个模式在人类发展史上长存。

依仗这个痴人说梦般的中国模式，胡锦涛的破釜沉舟，就是公然与党内尚存的开明势力撕破脸，与社会上不愿沦为奴才的知识分子撕破脸，与国际上坚守良知的西方国家撕破脸。实际上，就是与普世价值撕破脸，与世界政治文明撕破脸，与历史潮流撕破脸。

对于胡锦涛政权反文明势力的做大，美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美国华尔街的极度贪渎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这场危机使美国在与中国的经济实力较量中，严重处于下风。一个头号强国，居然变成一个吃人嘴短、拿人手软的国家。一个民主世界的领头羊，竟然在民主人权自由等普世价值问题上，对专制政权投鼠忌器、动辄得咎。美国的软弱，无疑大长了反文明的胡锦涛政权的威风。

但是，胡锦涛的反文明倾向定然会引发反弹。对这一点，笔者毫不怀疑。目前有三个值得观察的反弹点：中共党内的反弹，中国社会的反弹和西方国家的反弹。中共党内借胡锦涛的倒行逆施而做文章，甚至试图抢班夺权的势力应当尚有人在。眼下，正值中共18大卡位战空前激烈。胡以为重判刘晓波能为他的团派加分，而他的政治对手则以为，这正好给他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可以大做文章的机会。中共党内几大政治势力之间很可能又要有一场轰轰烈烈的你死我活的争战了。

此外，中国社会的反弹已经显出一些迹像。据一位参与《零八宪章》签署的广州律师说，刘晓波被重判11年，在民间激起很大反感。有很多人在刘晓波被判刑之后，反而参与签名，积极推广《宪章》。胡锦涛政权以为对民间力量和知识分子实施高压，就可以使社会成为一块铁板。就像所有的独裁政权总是高估自己的独裁力量一样，胡锦涛也高估了他的政权能够驾驭中国社会的能力。

事实上，如哈维尔所说，“这个由于恐惧而形成的单一社会实际上比其外表要脆弱得多。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测一个随意形成的小雪球有朝一日居然会引发雪崩。”33年前，当捷克的《77宪章》这个“小雪球”诞生时，没有人能够料到，她会在12年之后引发捷克专制和苏联帝国的大“雪崩”。这样的人类进步的奇迹，谁说就不会在中国发生？

至于西方国家的反弹，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家们如英国首相、德国总理，加拿大总理，已经对中共的倒行逆施，提出批评。如今，即便美国总统默不作声，他们的共同声音也能对中共形成国际压力。而美国总统奥巴马如果不能反思为何在他任期一年内，国际人权问题大步倒退的原因，那么民主国家领头羊的头衔，说不定就会易主。

当腐败的方式呈现出系列完整、花样百出的时候，反腐这件事可能也就只能拚命找出各种花招来应对。大概这就是中国武术的套路对打，双方各出奇招，看上去花团锦簇、美不胜收，这边一个不知何来的“犀牛望月”，那边扭捏着就是一式“美女梳妆”，好看自然是好看极了，但您不会明白这位高手的腿为啥跟转筋似的伸着。就像最近中纪委安排今年反腐大计之时，为啥会说出严查干部“跨地区牟利”一样。

这个词看上去所有字都认识，但整个意思乍看上去混不可解。细究起来原来也不过是这么一回事：“近年来，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领导干部互相请托，跨地区、跨领域‘帮忙’，彼此为对方的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问题时有发生。这些所谓的交易行为往往披着合法的外衣，不容易被发现，即便被发现了也难以查处。”大致来说，这就是电视台台长的女儿到了电台、电台台长的儿子去了电视台。互通有无之余还能互为人质呢。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件显而易见的事实，那就是各地的解放区算是连成一片了，形成了一个特殊利益所连接成的阶层。在这个阶层当中，各种资源的交换是私下进行的，已经成为了一种制度化、常规化的态势。而前段时间某地照顾公务员子女进入公务员的行列，是一个相当明显的标志，可谓是上下左右意见一致，打通了任督二脉之举。

当一个具有特殊利益、特殊位置的阶层形成之后，社会资源就等于是他们的囊中私物，任其予取予求。而且这个新兴的阶层在这种利益链条之下，会逐渐固化为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层级，其权力与特殊地位可以代际传递，等闲是无法进入到这里的。

那么，是不是这种事情就真的如中纪委所说，“这些所谓的交易行为往往披着合法的外衣，不容易被发现，即便被发现了也难以查处”呢？按说这类下发了多少文件、提供了多少办法，包括部门领导的直系亲属不得经商之类的规定也出了不少，奇思妙想之时，甚至不少地方还出现过请领导夫人监督领导本人的倡议，弄得纪委像是挑拨人家夫妻关系似的。结果如何？很遗憾，结果很不美妙，人家还是该干啥干啥。

虽然确实没怎么见效，但要说不容易被发现以及难以查处则是胡说了。这种事从来都不是不透风的墙，私下里谁都知道事情是怎么运转的。比如说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当中，通过人肉搜索就弄出了某些干部亲属与工程之间的利益纠葛，但刚刚现出蛛丝马迹之时人家说不建了，事情也就有了不了了之的迹象。

倘若坚持这样反腐，那只能让我有一种错觉，就是本文开头说的，一片花拳绣腿、套路攻防，真正的格斗完全不是如此，真正的格斗也就是一拳一脚的朴实，那里用得到弄出这许多的名目？就拿这个所谓的“跨地区牟利”来说，两招就可有效遏制住，一招是公务员及其具有直系关系的亲属财产透明、一招叫做放开舆论监督，有了这两招的话，反腐这件事基本就算搞定，何须那扭捏的“半掩琵琶”？

令人奇怪的是，连火车票都开始实名、严密的户籍制度实行了这么多年、跨行都可以取款以及银行在建立老百姓信用制度、网络以及各种通讯手段如此发达的现代社会里，就这么一个事关公务员的阳光法案都迟迟不能出现，而是要用“跨地区牟利”这种近乎于创造性的词汇来特指某些行为、然后进行特殊规定，这个世道还真是奇怪得很呢。 (

1885年过后，那些描述苦难的杰作，人们最高的评价，就是另一个版本的《悲惨世界》。我在雨果的巴黎故居参观，发现他是一个站着写作的人。因为脊椎病，他阅读、写作时，总是站在写字台前——其实有点像梳妆台。想象这幅画面，面对世界，雨果握笔，站着；就像士兵站着握枪，或一个摄影师站着扛机子。

有作家对我说，冉阿让那点事，也算悲惨。我说，区别在这里，你知道雨果是站着写作的吗。他写的冉阿让也是站着的，我们是趴下的。因为苦难只能让人瘫软，不能让人站立。

雨果对他的世界有三个描述，“男人因贫穷而沉沦，女人因饥饿而堕落，儿童因黑暗而愚蒙”。但这不是最终的悲惨；悲惨世界，是雨果对一个不敬畏、不祈祷、不相信、不悔改，并在一切事业中拒绝恩典的世界的定案。世界如草，被时间收割。世界如风，我们都是捕风的汉子，都是被倒空的口袋。或者说，我们就是伊朗导演莎米拉·马克马巴夫的这部影片。一个残酷的儿童世界。在阿富汗，灵魂输给了魔鬼，我们输给了苦难，还有什么比这个结局更悲惨？

战后的废墟，一个面瘫的孤儿，住在下水道里。天天从洞口仰望。就算没有后面的事，他如何在眺望大雁的同时，相信自己的尊贵呢。一个富家小孩，双腿被地雷炸没了。管家来废墟寻找背夫，他喊道，一美元一天。无数孩子从下水道里爬出，随他涌入院落。如果有一种下水道，大得足够放下沙发和床，我就不会坚持说，这一幕与我的世界无关。

你怎能不怀念雨果笔下的比安维尼神父。世界日新月异，但在他看来，世界不过是一种广泛的疾病。面对花朵，你知道它要枯萎。面对罹患癌症的亲人，你能开口说出真相吗。不要怕，因为亚当之后，人类就是一种末期癌症。不要怕，因为真正的理想是杀不死的。真正的理想不会因饥饿而堕落，或因死亡而虚空。真正的理想，是可触摸、可呼吸、可饮食的。真正的理想，不是关于自由的想象，是关于自由的经验。唯有真正的理想，彷佛有个声音，在人类一无所有的时候响起，“吃吧，这是我的肉；喝吧，这是我的血”。

这是一个让地上君王站着听命的声音。这声音，在影片中的阿富汗废墟上空，在这个独一上帝的名每天都被无数次念诵的世界，却不曾被听见。那个从下水道反复钻出来，又钻进去的孩子，成了无腿少爷的一匹马。两个孩子的相似，远远多过他们的不同。只是一点富足与赤贫，就在他们的灵魂之间，造成了广大的无人区。就像在君王与臣仆、国家与公民、雇主与雇员、丈夫和妻子、公婆与媳妇之间一样。

就像人和老鼠的DNA，有90%相似；人和黑猩猩的DNA，有99%相似。但那微小的差异，成就了遥远的世界。这是一个比“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更悲观的故事。孟子说，那异于禽兽的一点微光，君子可以存之。导演却横下心来，给了孟子的信徒们一个儿童版的“无父无君”的禽兽世界。

那个无腿的富家孩子，他在母亲坟头的哀号，他双手如飞在地上行走，心肠却日益冷酷，直到模仿他的管家，用金钱吸引了行乞的女孩，把自己的仆役扔进马厩。两位主角都是街上找来的残疾儿童。面瘫少年的表情，每一丝抽搐，都牵动我心里那个可触摸、可呼吸的理想。因为大学期间，我也患过面瘫，后来针灸好了。

没有腿，你不能去想去的地方；没有表情，你甚至无法流露忧伤。影片用了一个长镜头，记录他在街头，远远望见那个女孩。那奇怪反覆的面容，你无法看出他的“喜欢”，无法识别他遇见的是女子，还是豺狼。直到镜头移往那个行乞的女孩。她转眼过来，我才明白方才的镜头，碰触到一个被囚禁在面容后面的灵魂。

他很好动，他只能用动作替代表情。譬如倒仆在地，表达绝望。但小主人抢走了他喜欢的女孩，面瘫少年连钻出洞口、仰望大雁的心意都被消磨了。他心如死灰，任凭摆布。活下去的唯一的合理性，是真的从内心把自己当做一匹马。当马鞍安在他背上，马掌钉入他的脚，他已学会像马一样嘶叫，而不像人一样抗议。

但电影不是关于贫穷的。人类住在一个丰盛的园子里，不是因为贫穷才堕落。人类是因为堕落，才承受了劳苦叹息、汗流满面的诅咒。所以人在生活中对肯定的依赖，胜过对面包的依赖。面瘫少年的悲惨，不在于他失去了最后一块面包，在于他失去了对自己作为人的最后一个肯定。

这也不是关于战争的。人们常说，战争扭曲了人性。为什么不反过来说，是人性扭曲了战争。这世界已被我们扭曲得不成样子，这世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扭曲我们？水不能点燃，钻石不会腐蚀，尽管这么说有些残忍，奥古斯丁还是坚持认为，儿童最大的美德，不是缺乏行恶的意愿，是欠缺行恶的能力。

这也不是关于人权的。在《悲惨世界》中，雨果说，“在人权的附近，至少是旁边，存在着灵魂的权利”。在人权的失丧之前，我们已听不到一句近乎神圣的孩子气的话，得不着一个近乎圣洁的亲密的爱人，也看不见一幅近乎乐园的世界的远景。

残酷的故事背后，一定是信仰的荒芜，和灵魂的失败。不然残酷就不成立，残酷就还有转机。所谓信仰，就是相信我们尚未看见的；所谓信仰的确据，就是看见我们所信仰的。

人或说，废墟之上，还谈什么信仰。恰恰真正的信仰，都从废墟或废都开始。意思是说，生命是白白赐予的，不是我们从废墟中抢救出来的。在信仰中，任何事物，即使被苦难缩减到最低的水平，“与虚无相比，都显得壮丽动人”。

这是C·S路易斯的精神导师，英国作家柴斯特顿说的。他曾与萧伯纳公开论战，用一种近乎黑色的喜乐与幽默，和深深的省察，为那些身体残缺之人的生命价值辩护。当时，《伦敦时报》邀请一群作家撰文，论述世界的问题出在哪里。柴斯特顿为我们这个悲惨世界，写出了人类史上最短的征文，他说，

“尊敬的编辑先生，是我。”

自从2009年山西省政府推出《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以来，山西煤矿重组问题的是是非非一直是引人注目的焦点，站在尊重产权和维护契约的立场上，我曾经写过一些简单的评论，认为山西方面通过简单的通过红头文件来关闭合法经营的中小煤炭，驱赶民营资本，修改游戏规则。这种做法必将遭遇顽强的抵抗，也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现在征兆已经显现，由于山西煤矿资源整合干扰了生产，导致产煤量下降，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山西也出现了缺煤限电的现象。当然，这只是开始，只要山西政府没有从这类肆意干预市场和践踏契约的行政行为中脱离出来，回归公权力的正当角色，山西的经济将遭遇市场的“诅咒”。

不过，本文的兴趣不是继续分析山西煤矿重组事件的是非，而是着眼于这个事件中一些利益相关方在公共空间展开的博弈，来勾勒出这个无规则利益博弈时代的某些特征。在我看来，这个博弈过程中，一些社会中间组织的出场，类似冬天里长出的新芽，让我们看到多年经济发展下公民社会孕育出来的多元的独立的力量。

需要正视的是，山西煤矿重组涉及的利益数额巨大。根据一些媒体的估计，按照既有政府主导的模式贯彻下去，浙商投资群体将面临数百亿的资产损失，而这些资本，主要来自温州民间，背后影响的是数以万计的私人投资者。因此，在事件之初，山西的作法引起了投资者的激烈反弹，据说部分投资者曾经试图通过万人签名来抗议，并且可能采取更极端的表达。

不过，让人欣慰的是，由于一些商业中间组织的参与，煤矿投资者们暂时放弃了激进的维权方式，而是通过诉诸公共舆论和事件策划的方式来维护其正当权益。这个过程中，一个原先在公共空间默默无名的机构——浙江资本投资促进会有了出彩的表现。这个机构号称响应浙商内在发展需要，搭建浙商自己的投融资服务平台，为会员国内外的合法投融业务提供法律咨询和协助，应会员请求以本团体名义出面以力争维护其合法权力和利益。

在煤矿重组风波中，下列重要事件都有商业中间组织的推动和参与：

2009年7月份，山西省浙江企业联合会通过认真的调查，给山西省政府递交了一份《关于在兼并重组活动中切实维护浙商煤矿企业合法权益的紧急报告》。

2009年11月初，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和何长明律师联合向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山西省人大发出了《关于要求对山西省人民政府（晋政发[2009]10号） （晋政发[2008]23号）规范性文件内容的合法性、合理性问题进行审查处理的公民建议书》。

2009年11月18日，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组织召开“地方产业政策延续性与企业投资信心研讨会”，邀请了来自北京，上海和杭州本地的数十名经济和法律专家，对山西煤矿重组的作法进行剖析研讨。

2010年1月份，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发布“2010浙商投资预警区域”，把山西省列为投资风险黑名单中，其理由是“在这次山西煤改中，由政府指定交易对象、交易价格、交易时间、交易方式，剥夺了企业的正常经营决策权；当初山西大张旗鼓的来浙江招商，现如今唯恐驱之而不及，视原定契约以及核准为废纸，置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于不顾。这种明显违背国家现行法律、与市场经济公平自愿契约原则冲突的煤改政策给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上述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和煤矿投资群体之间通过什么协议来协调立场，策略和利益，外界并不清楚，外界其实也不需要清楚——因为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并没有声称代表公共利益，说到底，他们的角色就是一个多元利益博弈格局中的代理人。在这个事件中，由于煤矿投资群体有更多的现实顾忌，也有公共领域博弈能力的匮乏问题，因此通过委托一个第三方来主导相关活动，符合现代社会专业分工的基本逻辑。

这里也许需要交代一下一个特别的背景。浙江资本，尤其是温州资本，是全国最为活跃的资本，最近10多年以来，温州商人们在全国各地各个行业攻城略地，起到了投资先行者的作用，对于经济发展做出了特别的贡献。由这个过程催化的一个副产品是，作为温州商人信息，服务，资本合作等等中间平台的温州商会应运而生，在全国各地形成一个连片成网。有关温州商会在提升公共治理，社会多元化方面的独特角色，其实是温州模式非常重要的部分，学界对此也多有论述。因此，对于浙商来说，通过商会，行业协会等社会中间平台进行发声，形成谈判合力其实是颇有传统的。

当然，这次事件中，煤矿重组所涉金额之巨大，事件本身牵涉群体之广泛，对于中国经济进程之影响，对于浙江的投资者和商业中间组织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更为特殊的是，这次的博弈对手，是山西省级政府，其拥有“提高行业安全生产，确保环境克持续发展”等大旗，并且得到了国家相关部委的支持，在博弈舞台上，双方并不是同等体量的对手。与这种格局一致的是，在接下来来的舆论博弈过程中，山西省方面一再展现了其权力的傲慢。而浙商投资群体在浙江资本投资促进会等机构的运作下，每次组织的事件都得到了媒体的强烈关注，在舆论空间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正是这些公共传播，改变了公众对于煤老板单一的符号化的认知，还原了煤矿重组过程中复杂的利益纠结，并且逐渐汇集了对于山西官方作法的质疑。在这个意义上，在双方的舆论战中，煤矿投资群体已经扭转了局势。

当然，这种主要通过舆论为主导的压力倡导有其明显的局限性。在当下的政治结构下，政府完全可以继续我行我素，毫不回应，并且宣称他们的煤矿重组政策胜利在望。事实上，他们正是这么做的。西省副省长陈川平1月5日表示，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已经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胜利在握”。陈川平是在国家发改委和山西省政府联合举行的山西省煤炭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情况新闻通气会上，做上述表示的。他说，截至目前，山西全省重组整合煤矿正式协议签订率达到98%，兼并重组主体到位率达到94%.陈川平特别指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采矿许可证变更已超过80%.在这个场合，山西官员还大言不惭的宣称“还没有发生一例行政上的投诉”，只要他们不是刻意闭目塞听，他们怎么可能没有听到煤老板们愤怒的声音？事实上，在他们的压制下，山西法院系统一律不接受有关煤矿重组的行政诉讼。

权力的傲慢反过来要求民间的利益博弈方展现必要的韧劲和更高超的博弈能力。，山西官方赢了第一回合，并不能保证其能继续赢回后续回合。山不转水转，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在公开呼吁信中说的“我们改变不了环境，但可以改变自己”其实是相当的睿智，改变了自己，其实就是改变了环境。

现在的社会已经是一个利益博弈的时代，虽然人人都在呼唤规则，但是不得不承认，当下的社会是一个不讲规则的时代，作为一股独大的公共权力，往往是规则的破坏者。规则不可能基于抽象的理念凭空而来，而是需要各种社会力量反复博弈，形成相互约束的机制，最后规则才能成形。而这个进程中，商业中间组织将是一股重要的力量。通过必要的利益安排，通过专业能力的建设，耦合着社会分工的深化，在今后的利益纷争中，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类似机构更精彩的演出。

因此，山西煤矿重组也许代表了市场化进程的逆转，但是浙商投资群体在博弈过程中的表现，让我们看到了社会中多元力量的登场——这让我们对未来保持着某种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