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渝:大学回忆录——狂想世界革命

六六年八月,红卫兵运动在“汹涌澎湃、波澜壮阔”的进行。对毛的歌颂和崇拜也在变本加厉地持续升温。电台每个小时的节目都以《东方红》或《大海航行靠舵手》(另一种两句词反复交替唱的曲谱版本)开始。学校、机关、工厂、商店、部队到处都可以听到开会的人们在深情地高呼“敬祝最最最最最最最敬爱的毛万寿无疆”。狂热的民众用许多个“最”字来表达他们对伟大领袖的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最”字不断打破纪录,乃至多达数十个。以至于摇笔杆子的老学究们都很遗憾,世界上表现力最为丰富的汉语言,在表达人们对自己的伟大领袖的歌颂之情时已然远远不够用,已经显得苍白和贫乏了。

神州大地上红海洋形成了——大街小巷几乎所有的墙壁,都写上了毛的语录;有很多是涂上红油漆,再写上金黄色的毛语录。毛语录本也出现了。先是极少数与部队有关系的人拥有,后来由地方上的印刷厂开足马力日夜加班印制,于是越来越多的人都拿上了毛语录本。我们大学的学生全部拿上毛语录红宝书,大概就是在八九月份,比社会上民众拿得早一些,这使我们的骄傲得到很大满足,优越之感溢于言表。毛的越来越多的语录,被著名的音乐家配上曲谱,响彻长城内外、大河上下、长江南北。开始这些歌听上去不堪入耳,像喊叫,像骂街;不过经过大家反复唱,渐渐地也就听惯了,也觉得很顺耳。这就是洗脑。毛像章也出现了,佩戴毛像章和红卫兵袖套,拿毛语录本,穿一身没有领章帽徽的黄军装,成为红卫兵的标准形象,六六年的秋季时装;因而是民众争相模仿的时尚。毛像章品类越来越多,体积越来越大,到后来,很多人身上别满大大小小的毛像章招摇过市;游行队伍中,竟有人把半斤重的毛像章直接别在前胸肌肉里,以示对伟大领袖的忠实。

到了九月份。应该是新学年的开始,我们也应该上四年级了,成毕业班了。我们班级去农村社教时升格为中三甲,虽说没有上几天课,还是按部就班算升级了的。然而在六六年的九月,没有人想到我们应该改成中四甲。对于我们来说,上课,那好像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虽然半年之前我们还象征性地坐在教室里,老师象征性地站在讲台上,上课下课铃声按时在响。这半年里,国家和社会发生了太多的变化,想起一年半载前的情景,恍若隔世。奇怪的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想到过去。现在则连升级也完全遗忘了。我们在革命,我们任重道远,我们要打倒帝修反,解放全人类,上课?上课是什么?为了把文革进行到底,我们在忙得不可开交,又是开会、喊口号、游行,又是贴大字报、批斗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又是唱赞歌背语录,大背老三篇。我们几乎天天高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他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还有“你是天上的太阳我们像葵花在你的照耀下幸福地开放”等等。我们还必须很费劲地去领会林彪的名言:“像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些都是烈酒,我们彻底酩酊大醉。

当时我们确实忘乎所以了。毛把红卫兵和青年学生抬举到九霄云上,赋予我们青年伟大而神圣的历史使命,我们怎么能不激情澎湃、头脑发热?我们想明白了,文化大革命是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中国变成纯粹的革命根据地,然后下一步,就是进行世界革命,扫除一切害人虫!我们热血沸腾慷慨激昂地朗诵毛词满江红:“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摘。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我们热烈地讨论最高指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毛还教导我们:美帝、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它们把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另外,我们今天虽然过上了幸福生活,但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去解放……。我们一定要完成肩负的历史使命,决不辜负毛老人家对我们的期望。

我们是毛时代的青年,真是幸福!幸运!峥嵘岁月稠啊!我们在宿舍里几次讨论,怎样进行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有人提出,我们有五百万解放军,应该用一百万南下解放东南亚,直捣印度尼西亚,消灭纳苏蒂安匪帮,为艾地主席报仇雪恨!再用一百万进攻印度,解放南亚和中亚,和亚非拉革命人民会师;再用一百万兵力横渡台湾海峡,解放台湾,扫荡日本!再用两百万解放军和苏修决一死战,收回我国神圣领土外兴安岭和库页岛,把乌拉尔山以东的西伯利亚划归中国!最后各路大军直捣帝国主义老巢华盛顿!我们还有一千万民兵呢!可以作为机动部队,随时开赴前线!我们甚至讨论十大元帅(彭德怀反党,不算他;罗荣桓逝世,也不算了),哪位元帅统帅哪一路兵马,十大将(陈赓去世黄克诚也不算)哪一位大将作哪一位元帅的副手,等等。关于如何配备兵力,由谁统帅哪一路兵马,我们甚至发生争论,争得面红耳赤,怒目而视。

我们沉湎在世界革命完全胜利的幻想之中。有人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说世界革命的计划,毛已经制定,在井冈山开过会。有人说,要对美帝头子约翰逊和苏修头子勃列日涅夫,还有叛徒铁托、反动派英迪拉﹒甘地进行公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有人还建议对《九评》点名的修正主义分子多列士、陶里亚蒂、宫本显治、丹吉、伊巴露丽进行批斗,戴高帽子游街。

我们声嘶力竭地谈论着,歇斯底里地喊叫着,竟至于忘记了饥肠辘辘,那时可没有宵夜供应……

尽管我读过《阿Q正传》许多遍,我却没有想一想我们此时的革命幻想与阿Q的革命是否如出一辙?

我不知道四十年之后的今天的二十岁出头的大学生,会不会认为当年的我们是疯子?或许他们根本就不相信现在我所写的是真有其事,而会一致认为我在写文革八卦。事实上我也曾想过,要把过去写出来并让现在的年轻人相信,对我而言那是极大的挑战,不仅因为我人微言轻,而且我也缺乏再现历史、还原真相的能力,我太平庸。我之所以写,只不过是为了证明我现在还没有完全麻木。仅此而已。

我们当时想的是遥远的不着边际的问题,今日和那时的我们同龄的大学生,究竟又在思考什么呢?我不得而知。我猜想他们应该像马克思所说的,现在只爱思考“私人生活”问题(当然不是指所有的大学生)。这是多么大的反差啊!简直是两个极端!或者如毛所说,二者乃是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因此二者有惊人的相同之点也是不难发现的:那就是都对人间真实不感兴趣,不肯“睁了眼看”(鲁迅语)。而人间真实,正处于“世界革命”和“私人生活”之间的某个领域,那是普世价值和人性问题所在之处。

无论四十年前的我们或是今日的青年,总体上说,是愚昧无知,狂妄自大,都是脑残人。因为,生活在封锁信息和垄断真理的社会环境里,人不能形成健全的心智。资讯缺失或曰信息不对称的后果,连古人都知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哩!如果某人生活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社会环境里,他的头脑只能塞满“什么地方,雷公劈死了蜈蚣精;什麽地方,闺女生了一个夜叉”之类的信息。那么他的见识、眼光、知识结构,是何水准,可想而知;其个人素质如何,无须再作评估。须知大学生,那还是社会精英呢!他们都是脑残者,遑论社会民众乃至整个民族!就算有一批“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民族的脊梁”,但是数量实在太不成比例了,在历史进程中,只能忽略不计。

我认为当时的我们,不仅愚昧,而且卑怯。为什么我们敢于信口开河,想入非非?那是因为我们知道伟大领袖爱听那些话,我们是有意拣他爱听的话说,拍他的马屁。何况在当时,在《九评》发表和六五年年九月陈毅答记者问之后,渴望打仗几乎是当时中国学生熊熊燃烧的激情;陈毅当时情绪激昂地说:“为了反对美国侵略,我们一切都推备好了。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印度反动派、英帝国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跟他们一起来吧,让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在北面配合他们吧,最后我们还是会胜利的……。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十六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我的儿子会看到,他们也会坚决打下去。请记者不要以为我是个好战分子。是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欺人太甚。……如果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大陆,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打败它。……为这个伟大目的,中国准备作出一切必要的牺牲。”所以到六六年八月,毛的“造反有理,解放全人类”的号召,更使我们胡思乱想、迫不及待了。在很久很久以后,我终于知道,毛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曾对世界革命有如是设计:把黄河以北让出来,让苏修进来;再把长江以南让出来,让美帝进来,然后关门打狗,叫美帝苏修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彻底消灭!他还说过:“原子弹是纸老虎,中国人不怕原子弹,中国有好几亿人口,即使爆发核战争,死去一半人,还有几亿人,照样可以打下去。”。可见我们拍马屁很准,因为我们和伟大领袖心有灵犀一点通。顺便一说,毛和陈的话,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仍然被很多中国人视为民族的骄傲。什么时候他们才能感到那很刺耳呢!

我们也知道什么话毛不爱听。有一次我们看电影纪录片“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是报道法国或是英国工人罢工,抗议资本家裁减工人。可是我们看见那游行的工人,竟然个个肥头大耳,衣着鲜亮体面。我心里不由得大惑不解:人家需要我们解放么?看看我们的工人,个个蓬头垢面,破衣烂裤;再看看农民,更是面黄肌瘦、衣服褴褛。怎么回事?

“西方国家工人比中国工人生活得好”,这种话绝对不能说,因为伟大领袖不爱听。谁敢说谁就大祸临头。其实哪些话可以信口开河,哪些话必须守口如瓶,我们无需斟酌无需踌躇,那早已经变成我们的本能和直觉了,甚至存储在我们民族的遗传密码里了。几千年专制统治铸就的奴性和十几年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制造的恐惧,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倘若头脑里有了伟大领袖不爱听的话,必须自我反省:看工人罢工怎么看到人家衣服整洁呢?这不是证明自己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这不是把事物的表面现象当成事物的本质了么?只能说明自己毛著没有学习好,对不起毛老人家啊!

……

曹长青:重判刘晓波展示狼性

中国异议作家刘晓波被判重刑,再次展示中共的狼性:残忍而暴虐;同时也说明,胡锦涛比他的前任更加阴毒和嚣张。

以往中共判这类政治案件,多是找些别的”刑事犯罪”理由混淆视听,蒙骗不知真相的民众,使外国媒体也投鼠忌器不敢批评,以降低舆论的谴责。当年邓小平判魏京生,就指控魏向外国记者”泄密”。近年抓异议人士,还用什么嫖妓、逃税、贪污等理由。但这次对刘晓波,中共则是毫无顾忌、明火执仗地”以言治罪”。审判书写得清清楚楚,刘的所谓”重大犯罪”,只是他的六篇文章,还有起草要求政治改革的《零八宪章》。这是12年前中共通过”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恶法后,首次对异议人士”以言”重判11年。

胡锦涛政权为什么这样疯狂?至少和三个因素有关:第一是美国因素。刘晓波是奥巴马去年当选之际,被从家里抓走,然后一直关押。从判决书可清楚看出,刘的”罪行”简单得一目了然,显示此案根本不需什么调查,完全在等高层(可能高到胡锦涛)决定,是否判,判多久。刘被这样关押近一年,直到奥巴马上月访问中国后,中共才判刘晓波,而且是重判。因为奥巴马到上海给大学生演讲,只字不提人权;中美联合声明,谈台湾问题时,美方也破例不提《台湾关系法》,等于发出全面妥协、退让的信号。胡锦涛终于确定,美国有了个无能、无胆的总统,他们可无所顾忌,无法无天了。

第二是民情因素。近年中国维权呼声升高,民众示威事件剧增。刘晓波等几百名知识分子联署《零八宪章》,当局恐惧星火燎原,危及他们权力。重判刘晓波,明显想杀一儆百。它反映胡温政权更缺乏自信,恐惧而残暴。

第三是胡锦涛个人的心理因素。胡是”童养媳”出身,多年在政治老人面前唯唯诺诺、低三下四,尝尽辛酸苦辣。就像那些受尽屈辱的童养媳一样,一旦熬成婆,就展示凶狠霸道、心理残废和残忍的一面。既寡言少语,讲话又柔腔软调的胡锦涛就有这种在皇帝面前乖顺、在民众面前暴戾的太监心理。所以,政治童养媳一旦掌权,权力机器就给了其宣泄畸形心理的机会。

刘晓波等人试图通过理性温和地对政府”晓之以理”,以促他们政治改革。但却不幸走回了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人向皇帝进谏的老路。无论中国皇朝的历史,还是中共的历史,从来都是对进谏者心狠手毒。不识狼性,试图向狼谏言,却被狼”吃掉”。它再次展示,对共产党不能抱任何幻想,期待狼能放弃狼性,不再吃羊,这是羊的悲剧。此案不仅对追求自由的中国人,对台湾那些与狼共舞的人们,也是一个警讯。

艾  鸽:权道思维(五):权力的梦魇

《权道思维》第一章 治权

(五)权力的梦魇

权力象一个魔方,令人敬畏。德国著名诗人哲学家诺瓦利斯曾动情地说:“诗是对家园的无限怀想,哲学是对精神故乡的不停追寻。”我们流着黄河长江的血脉,觅根寻祖是自然的选择。

四千年前的皇帝,战胜群雄,让天下归属。皇权也从此确立。到了秦始皇时代,我们更看到了皇权的迷惘与疯狂。

秦始皇一边在求永生不死之术,一边在梦想实现“秦万世”。“焚书坑儒”,不过是个小小的插曲。赵高伪造始皇遗书给长子扶苏,“其赐剑以自裁!”老将蒙恬阅世较深,赶紧阻止扶苏,说:“陛下巡游在外,未曾立下太子。令我率三十万大军守卫边疆,又派公子前来监管,这是天下的重任呀。现在只是一个使者前来,您就自杀,怎么知道他不是欺诈呢?请您再请示一下,问明白了再死,也不晚呀。”使者是胡亥派来的,多次催促扶苏自裁。扶苏对蒙恬说:“父亲赐儿子死,还用得着再请示吗!”九泉之下,应该谢主龙恩!被皇帝赐死,是一种幸福,一般人轮不上。堂堂秦长子扶苏为什么死都不怕,而怕皇帝呢?生为皇帝所赐生,死为皇帝所赐死。如果说古代人敬畏皇权是出自无奈与无知,而当代史上,更多的一些大臣被“赐死”时,依然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历史的沉淀中,我们能看到中国人的皇权情结,是如此不堪。

只要是做了皇帝,似乎就是有了世袭权。难怪陈胜吴广惊呼:“帝王将相,宁有种乎?”

神话皇权,是中国皇帝的统治法宝之一。

皇帝有太高太多的称谓:天子,天皇,龙子,圣上,太祖或高祖,朕,陛下,车驾,至尊,万岁爷,老佛爷,天王、宫里、万岁、龙,或臣下相互对话时多称皇帝为“上”或“今上”、“皇上”、“圣上”、“明上”、“主上”等,凡皇帝所作诏书或指示,也叫“上谕”。自东汉始,常用国家代表皇帝。《资治通鉴》记载晋惠帝元康元“今内外阻隔,不知国家所在。”注曰:“国家谓天子。自东汉以来皆然。”而老百姓的贱称也有得一比:草民,贱民,屁民,官府说:“黔首黧面。蚁民百姓”更有罪民,刁民,小民,流民诸种名号。就连老百姓的一个书体,都要贱称:“隶书”。

权力应是真理的卑奴。

而我们正相反:真理成了权力的卑奴。

在历史的沉淀中,我们看到:不少所谓的“伟人”,同时也是罪人。一些人接近“伟大”的时候,他们的权力也就无人制约。古往今来,膜拜如此。真正象华盛顿那样的名副其实的伟大政治家,寥寥无几。权力为什么成为历史的腐蚀剂,因为权力其实是权力者的欲望写照。人的欲望可以是纯净的天池,也可以是罪恶的深渊。或一半是天池,一半是深渊。特别是皇权,被神话与被埋葬都累见不鲜。权力者可以不是伟人,但不要成为罪人。

人人生而平等。是谁的额头上罩着高贵的光环?

真理是谁的宠物?真理可以被人喂养吗?

人类已经走进二十一世纪,可我们的思想是否还停留在中世纪?正本清源。铲除对皇权的盲目崇拜,是理性回归。回首中国的每一个皇帝(也许之前也是草民),只要做在了皇位上,都想着世袭一万年。实在个人世袭不了的,也要来个集团世袭。甚至隔代指定。实际上个人的私权是永远的。公权则是全民共有的。谁也不能垄断。人类社会的一切幸福,都是权力被正用。而人类社会的一切不幸,都是权力被滥用

5000年历史最大的悲剧是什么?

公权私有化,私权公有化。这是中国社会一切灾难的根源。

—-未完待续—

刘  柠:公明党:从在野回到在野

这个历来主张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党,被绑在自民的战车上,完全背离了当初的“福祉与和平”的立党原则。

日本政治家历来重视自身的形象,尤其是对代表“党的看板”的领导人标准像的选择问题,一向严格把关。今年,历史性的众院总选举之后,山口那津男接替前党代表太田昭宏出任公明党代表,在确定面向媒体和公共社会的标准像时,特意选用了一帧身着藏蓝色西装的正面半身照:因为,对公明党的支持母体而言,蓝是象征和平的颜色。就是说,随着政权更迭,公明党从执政联盟的退出,党已将政治着眼点从“胜利”移到了“和平”。

在3个月前的总选举中,公明党仅获得21个席位,不仅创历史新低,连党代表太田昭宏都名落孙山,不得不引咎辞职。没人否认,公明党是自民党的牺牲。但作为一个有相当影响的政党,一个从政党的定位、政治诉求,到党员的构成、支持层分布都不同的独立政党,缘何沦为了自民党的砝码呢?

山口代表在总结过去十年自(民)公(明)联立政权的经验教训的论文中承认:“我们未能充分发挥所谓福祉党,做弱者的支持者的作用。”同时,援引党的创始人、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与大众同在”的名言,表达了对“福祉与和平”的立党原则回归的志向。具体地说,是回到1993年以前的状态,用在创价学会中担任与公明党的联络窗口的中央社会协议会议长原田光治的理论表述,是复归“中道政治论”:公明党应通过发挥对自民、民主两党的政策做客观判断的“审判员”的作用,来提升自身的存在感。

公明党作为一个有深厚宗教背景(日莲正宗)的政党,1964年由创价学会第三代会长池田大作在公明政治联盟的基础上改组创设,当时便已然具备了参院第三大党的政治实力。六十年代末,因作为佛教团体的创价学会与作为政党的公明党之间过于紧密的关系,被认为有违宪法中政教分离原则之嫌疑,公明党受到国会和舆论的批判,池田大作把创价学会与党做了制度性切割,并从党纲上削弱了党的宗教色彩,公明党得以转型为普通的世俗政党,实力反增。在战后被称为“1955年体制”的政党格局中,公明党与执政的自民党和最大的在野党社会党均保持距离,在所谓“保(守)革(新)”的政治话语中维护中立,倡导“福祉与和平”的“第三条道路”,始终葆有相当的民众支持。

最早对公明党刮目相看的主流政治家是自民党大佬、前首相田中角荣,他很早就注意到在反自民、主革新的都市贫困层中,公明党的人气见长,支持不薄。到底不愧是目光如炬的实力派“党人政治家”,田中预见到公明党“在(自民党)生死存亡的时刻,是可以共患难的政党”。客观上,这确乎成了日后两党结盟的由头。熟悉中日关系历史的人知道,1972年田中访华,与中国建交前夕,为田中打头站的是时任公明党委员长的竹入义胜,竹入与周总理关于两国建交原则的谈话(“竹入笔记”)构成了田中访华的前提和基础,包括诸如两国若建交,中方将放弃战争索赔在内的条件,其实都是竹入与中方秘密交涉的“成果”。

但至此,公明党都未表现出与自民党结盟的意向。甚至1974年,在名作家松本清张的撮合下,池田大作与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秘密签署了两党互不侵犯的“创共协定”,旨在消除无谓政争,“一致对外”。不成想仅7个月后,消息走漏,秘密协定宣告失效。但作为主张“福祉与和平”的温和政党公明党与彼时尚未放弃武装夺权路线的革命党的日共之间,居然打成如此攻守同盟性质的“魔鬼协议”,微妙地诠释了在两大政党(自民与社会)的夹缝中“折腾”的小党要么走“合纵连横”的道路,要么就成为大党的砝码的悲剧宿命。

果不其然,公明党到底未脱成为大党砝码的“魔咒”。1993年,自民党分裂,公明党加盟非自民联立政权,初尝执政坐庄之“禁果”,从此上了瘾,一发而不可收拾。1999年,由前自民党干事长野中广务,联手同为自民党出身的民主党大佬小泽一郎策动的“自(民)自(由)公(明)”联立政权成立,公明党从此傍牢自民党,稳坐江山十载。

然而,江山毕竟姓“自”而不是“公”,虽然靠政治结盟得以坐庄,但代价却是沉重的:这个历来主张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党,被绑在自民的战车上,对外强化日美同盟,宣布支持伊拉克战争,对内启动新自由主义指向的“构造改革”,制造和扩大了社会贫困,完全背离了当初的“福祉与和平”的立党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此番对1993年前的复归,也未尝不是一种重建。

杨恒均:美国总统是如何推销普适价值的?

接下来两篇文章,我简单谈谈普适价值(或者普世价值)。说到普适价值,我观察到美国、欧洲和澳洲这些国家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无论是大众传媒还是普通民众,很少议论、讨论甚至提到“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有关普适价值的概念,而与之相反的则是,作为最高领导人的美国总统,则几乎在每一次演讲和发言中,都喋喋不休地宣扬和推崇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和普适价值。

我觉得这挺酷的,为啥呢?大家知道,普适价值里的绝大多数观念是近现代才逐步形成并被广泛接受的,例如宪政民主、公民的自由和人权、法治、公平、宽容等等,这些价值观念无一不是公民意识觉醒的民众用来对付统治者和强权的,也就是用来对付美国总统这种人的。所以才有学者直接把“宪政”写成“限政”,意思就是要“限制政府的权力”,最大限度的保证每一个个体公民的权利。

那么,是不是美国人不再关心普适价值了?当然不是。对于那些早就拥抱了普适价值观念的民族,已经不必也不用整天把“普适价值”里包含的那些“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公正、宽容……”等抽象的词儿挂在嘴边,这些词儿也许仍然会让没有得到她们的人们献出自由和生命的代价去争取,但对于当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人,普适价值已经深入到公共领域和个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融会贯通成民众生命的一部分。他们周末去投票,那就是普适价值;他们关心孩子的学校教育内容,不许政府洗脑,那也是符合普适价值的;他们欣赏国会议员为选民的利益吵来吵去,那当然是普适价值;他们对医疗改革发表意见并举行聚会游行,那也是普适价值的体现;他们关心退休后的福利,那同样是普世价值……至于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等等“花言巧语”,留给总统去说吧。

所以,我们看到,懒得讲普适价值的美国人选出的那个总统却不能不天天讲、日日讲美国的核心价值观。有读者曾经问我,有没有关于普适价值与美国核心价值观的好文章推荐,我就向他们推荐了历届美国总统的演讲和发言。读着这些演讲和发言,你会有一个很怪异的感觉,是啊,为啥是由美国总统来讲那些旨在保护公民权利而限制政府权力的价值观呢?

原因当然更简单,并不是总统比常人更倾向于接受这些价值观念,而是他不讲的话,民众就不会选他当总统,就会解雇他,让他走人。所以才出现了奥巴马在中国年轻人面前真情流露,说自己作为总统,有时也并不那么喜欢“信息流通的自由”,可是,大家不妨看看,在美国整天把“信息自由”挂在嘴边的,并不是网民和新闻记者,而是另有其人,那就是美国总统。

如果我们在阅读美国总统的演讲和发言时留心观察一下,就会发现美国总统宣扬普适价值观的方式方法也有很大的变化,从最早的《独立宣言》到《宪法》,加上后来宪法补充条款的“权利法案”,基本上把当今大家推崇的“普适价值”都包括进去了。最早的美国总统讲话,几乎都是围绕这些观念反反复复。但后来情况就有些变化了,从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到罗斯福的炉边谈话,再到肯尼迪为民权运动发表的一次又一次演讲,直到最近我们经历过的里根、布什、克林顿和奥巴马时代,大家不难发现,普适价值在美国经历了从“仰望星空”到“脚踏实地”的过程,从对概念本身的解释与完善到把概念完全融入当权者的执政理念与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没有人会怀疑,美国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演讲是最集中反映美国价值观的文章。你在美国总统候选人的演讲中,一般会看到这样的格式:(掌声响起来,总统走上来,装模作样地挥手致意,环视全场,好像和人家都很熟似的,深呼吸一下……)开始对“你”讲“我”的故事,从自身成长的故事讲起:他怎么在美国这样的一个社会里从一文不名成长成一位总统候选人,他的奋斗他的失落和他的爱……这一段对于穷小子克林顿和黑小子奥巴马这样的候选人就特别有吸引力,因为讲到后来,大家都明白他要讲的其实不是“我”,而是“你”:只有在拥抱了普适价值观的美国,这种美国梦才能梦想成真,每一个“你”都有成功的可能……

接下来就是正题了,不过仍然是讲“小故事”,这次不是讲“你”和“我”,而是讲“他”的故事。用自己的身世吸引了观众的总统候选人开始放低身段,讲起其他人的小故事:他会讲一位学生给自己的信,讲邻居一个女孩子如何奋斗的故事,讲一位母亲如何艰苦奋斗养大了自己的孩子,讲被事先请到台上的那位坐在轮椅上的残疾军人对福利的要求和看法,讲……

这些小故事当然不是编造的,因为都是普通得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听说过,或者身边正有这样的故事在发生,于是,“你”被吸引了,“你”想知道一位总统候选人怎么会有闲暇讲这些普通美国人的故事呢?这时,总统的身体语言和话音突然变得激昂起来……各位,下面的内容你自己去找来看看,因为几乎任何一次演讲和发言,不管是关于税收改革、刺激经济和福利政策等等,几乎都能够,而且也一定会扯到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上面来……最后的结论不言而喻:选择“我”,“我”将和我的政府一起捍卫“你”的核心价值观,让这些美国普通人的“小故事”听上去都那么感人,发出光芒。

是的,这就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这就是普适价值,对于没有得到她们的人,只不过是一些时而熟悉时而陌生、若即若离又遥不可及、冷冰冰却能让你热泪盈眶的概念,而对于那些拥抱并拥有了她们的人,普适价值已经融进了衣食住行、柴米油盐之中,你孩子的牛奶费、你失业的救济金、你的养老费、政府是否该加税、福利如何分配等等,无一能够离开普适价值观念而独立存在。原来,美国每一个人的“小故事”里,竟然都包含了普世价值。

美国的这一现象并不只对拥抱了普世价值观的国度才有意义,对于那些还在争论普适价值是不是适合特殊国情的人们,也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作用。它告诉我们,在一个对普适价值还比较陌生甚至人为制造了误解和障碍的国度,高扬普适价值的概念不但不会一帆风顺,有时甚至会适得其反,最好能够从身边的“小故事”入手,让大家知道普适价值并不是需要仰望星空才能企及的大道理,普适价值其实就是我们生活中缺少的那部分感觉,让我们无法平静下来的那种失落,以及我们日日期盼的那种和谐的生活……

在中国,各种“小故事”几乎多如牛马,而且,无奇不有,耸人听闻,从被打死的孙志刚到自杀的唐福珍,从地震中的孩子到毒奶粉的受害者,从大张旗鼓的野蛮拆迁到静悄悄的贪污腐败和转移国有资产,从违反宪法的跨省追捕到肆无忌惮的官员包二奶……同美国总统讲的每一个“小故事”都凝聚了普世价值观正好相反,我们这里发生的每一个“小故事”里唯一缺失的就是普适价值观。

中国从来就不乏懂得大道理的专家学者与有识之士,中国更不缺乏为了维护个人利益怒发冲冠、甚至揭竿而起的人,但中国需要更多的把普适价值带进生活中,从各种“小故事”中追寻普适价值的人……

杨恒均2010-1-12

郑宇硕谈香港立法会讨论释放刘晓波提案

香港民主派一些议员就刘晓波一案,本周三向香港立法会提交了一份要求北京立即释放刘晓波的决议草案。虽然该动议没有在亲北京议员占多数的香港立法会表决中通过,但香港方面就中国大陆人权状况的社会动员已逐步进入政治高层。就这个基本趋势,本台中文部记者采访了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

德国之声:郑宇硕教授,今天,星期三,听说香港民主党的议员提建议,要求在香港立法会里讨论关于刘晓波的问题。您了解最近讨论的情况吗?

郑宇硕教授:这其实也是一种表态。香港的民主党也好,其他的一些泛民主派的议员也好,他们都明白这些议案的提出,是通不过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尽管香港民主派的议员在选举中,得到了百分之六十选票的支持,但是由于选举制度的不公平,他们在议会里头,还是少数。所以政府或者支持政府的议员,他们当然就跑出来说:啊,一国两制,香港要讨论大陆的决定,很不适当。所以,这也是一个姿态。当然,这个姿态也是值得尊敬的。因为毕竟,这样我们也表示了香港的立法机关和内地大陆的地方机关,是有所分别的。

德国之声:从政治表态的角度,香港也有些市民近来组织活动,包括烛光晚会,用和平的方式示威,要求释放刘晓波。和过去一段时间香港市民支持大陆民主运动相比,这一次是因为刘晓波一个人被捕。您怎么看因为刘晓波这件事情,香港组织的抗议活动的范围似乎比为了更大的事情组织的活动来得更大。是因为刘晓波在香港很出名吗?

郑宇硕教授:刘晓波先生的事迹在香港蛮有名的,大家对他都相当地尊重,对他的处境很同情。但这基本反映的,还是香港市民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对中国人权很关注。特别是大家也感觉到现在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了,对中国的事情也比较关心。今年1月1号的大游行,本来是为了争取民主的。但有很多人参加,是因为刘晓波被判刑。本来估计参加的人数在一万左右,一万多一点。结果出来了三万多人。很多人认为,主要是因为刘晓波被判刑,香港很多人感到不满意。

德国之声:我注意到香港在讨论大陆民主化的问题时,也会有人提出类似香港立法会23条的问题,就是香港未来的政治局势,越来越多地要接受大陆方面的监督和控制。刘晓波的事情,是不是给香港市民敲响了一个警钟:如果你不关心大陆的民主进程的话,是不是香港市民也担心,未来大陆的一些政治做法也会到香港去呢?

郑宇硕教授:大概还不至于如此。因为香港各个方面都还明白,香港要维系自己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服务中心的地位。因此,言论自由和法治还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两个东西,香港就跟内地一般的城市一样了。那么香港就不能跟上海啊,或者沿海大城市竞争了。因此这方面的危险还不那么急迫。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不大乐观地,比较负面的那一面。香港市民现在也在争取民主,但很多香港市民,他们觉得既然中央政府不支持,不允许,那就算了。

德国之声:那么最近这一段时间,在中国,特别是中国南方,掀起了很多关于中国内部的许多讨论,比如说关于08宪章。08宪章在高压下,还是得到了中国国内据说1万多人的签字。这个对香港的市民有一种号召和鼓舞的作用吗?

郑宇硕教授:有一定的鼓舞作用。但我们还是要说:支持中国民主,关心中国人权状况的,还是少数。但这个少数也不小,也是一个相当显著的少数。我个人说来,我是海外第一批签署08宪章的人,我感觉到香港愿意签署这个文件的学者等等,还是比较少。后来刘晓波被判刑了,大家比较明白了。我记得1月1号游行的时候,有很多人跑来问我这个东西哪里可以看得到啊?在哪里可以签啊?这些人也不少。也总有几十个,几百个呢。”

德国之声:从社会的影响转移到政治上的影响。中国现在在世界上经济实力非常强大。最近也发了一颗反弹道导弹的导弹,据说也命中了。随着中国国力的加强,香港对中国政治上的强大,它的反应是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中国强大了,很多香港人说:我们的祖国强大了,虽然人权上还有很多问题,但认同它总比不认同要好得多呢?

郑宇硕教授:认同是在加强。我最近写文章,也看了一些材料,看了我们过去十年中做的一系列民意调查。的的确确我们可以看到:香港人对中国发展的信心,香港人对中国领导人的信任,香港人对于作为中国人的认同,在过去十年到十二年当中,的确是有所加强的。所以我们也必须承认,中国强大了,民族主义在香港人的心中,还是有相当大的分量的。举个例子来说:前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西方有很多媒体,很多人权组织发动批评北京奥运会,杯葛奥运会,但香港民主运动的领导人也好,同情者也好,再奥运问题上,还是得表态支持。这主要是因为一般香港人在情绪上,还是认为中国作为大国,你总要给它机会发展的。所以对奥运会,你不能批评它。这说明民族主义的情绪还是相当浓烈的。

德国之声:刘晓波已经向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虽然大家也不抱太大希望,最高法院会改变原来的判决,但在香港方面,特别是民主人士这方面,怎么判断刘晓波上诉和随着他的上诉,中国政治局势变化的可能性呢?

郑宇硕教授:一般熟悉中国的人都知道,对上诉不能存有一定的厚望。事实上中国的司法不独立,是有有关的党组来控制的。很多时候,从政治角度出发,你上诉,不服气,一般还有可能要加判的。而且政治类案件里,也存在传统的不认错的态度:我们一向都是正确的。过去十多年以前,中国政府,在接见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的时候,为了表示一定的好意,就西方提出来的一些著名的异见人士,做个人情,把他释放了,或者送到外国保外就医。但现在香港人的一般态度,觉得现在中国领导人财大气粗了,这些面子这些让步,也就不需要了。所以对刘晓波的情况,大家不觉得很乐观。但觉得他作为一个代表人物,一个很有精神的人物,大家对他的处境还是恨关心的。定期的,在一些纪念的日子里,也有一些组织像支联会,到中国驻香港的机关,中联办去抗议。

贝  岭:从写作中找回对抗恐惧的力量

——她完全、公开地声援流亡的作家和流亡的文学;她是一个将艺术和文学融为一体的创作者。

10月15日下午,法兰克福国际书展3.1馆的德国《大纪元时报》展区,2009年诺贝尔奖文学奖获得者荷塔·穆勒(Herta Muller)在众人以及更多媒体记者的等待中突然出现。我发现她是一个连东方人看起来都觉得娇小的女人,单薄,脸瘦,可眼睛大到摄人,且神情专注。她才56岁,可己写作及编出23本书,这弱小女子身上竟产生出这么大的能量。她明确清晰的表达,她的作品,都呈现了强烈的力量——文学的能量,一个人用笔和不屈的努力对抗国家和恐怖暴君的力量。10月8日,当她获得2009年诺贝尔奖文学奖的消息公布时,当我读到颁奖理由及她的生平简历时,时值柏林墙被推倒20年,我意识到颁奖给住在柏林的这位罗马尼亚文学家所呈示的象征和隐喻,我感觉强烈。

10月14日,德国《大纪元时报》编辑郑志红小姐通知我,荷塔穆·勒(Herta Muller)要来《大纪元时报》展区,也要和流亡和异议的作家和知识分子见面,以支持独立的媒体和作家……15日下午4点前,《大纪元时报》展区已经被媒体记者围得水泄不通了,无数的相机举着、摄影机架在那里,我抵达展区数分钟后,她来了,慕勒着深色套装,头发剪得极短,脸上的妆一丝不苟,双眼极大且专注,她说话时,陈述简捷有力,可当她倾听时,神情温和,审视说者如同阅读一本书。首先,她告诉我和其他人,直至1987年她移居柏林前,她在罗马尼亚的生活完全被恐惧笼罩,在恐惧中写作,当她拒绝了罗马尼亚秘密警察让她当线民的要胁时,这巨大的恐惧感无时无刻紧跟着她,她失去了工作,最后,是从写作中找回对抗恐惧的力量。慕勒说,对她而言,在恐怖统治下的生活经验是促使她写作,且形成个人文字风格最重要的动力和原因。

她特别强调,她完全、公开地声援流亡的作家和流亡的文学。她说她再忙,也一定要在书展期间与独立的中文媒体,与我和其他流亡的中国知识分子见面,对我们表示支持。我们在记者面前用对话和回答提问的方式谈了约25分钟,她和我拥抱,亲吻脸颊。她说只要有需要,她愿意给予任何形式的帮助。我告诉穆勒,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对所有流亡作家、对在专制体制下有过抗争经历作家的激励,是我们共同的骄傲。这届诺贝尔文学奖在柏林围墙倒塌20周年的时候,在中国作为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的此刻颁给您,那是一个寓意深远的警示,及时。我对瑞典文学院的选择深致敬意。

我注意到,她移居德国柏林迄今已有22年,尽管他入籍德国已有相当长的年头,可她说“我的国家”,探讨“我的国家”发生了什么时,她指的都是罗马尼亚。对于一个作家,对于文学,国籍那么重要吗?我以为,重要的是他在什么地方写作?她或他作品的主题是什么?所面对的挑战和困境是什么?

从诗歌、拼贴画到小说写作,慕勒创作的多样性,让我对她有了更多的注目。她创作拼贴诗,把诗歌这老形式的文体与现代的文字拼贴结合,再配上童画,发展出在视觉和文学上属于她特有的诗作风格。多元性的写作和创造力的丰沛是她的特质,本质上讲,她是一个将艺术和文学溶为一体的人。她文学上的独到之处,或可引用今年才上任的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也是评审委员的彼得。恩隆德(Peter Englund)在宣布慕勒获得了2009年诺贝尔奖文学奖之后,在接受瑞典《每日新闻报》采访时对赫塔。慕勒作品的描述:“她的语言一流,她的遣词用句极其精准——而她也有故事要讲。她讲述了人的无家可归和疏离感,那属于在罗马尼亚作为少数族裔语种德语的感觉,以探讨人们如何在独裁统治下苟活。”彼得。恩隆德建议那些张口就问“赫塔。慕勒是谁?”的读者,不妨先去读她写于1997年的长篇小说《约会》,他强调,慕勒刚刚入围德国图书奖最后5名候选人名单的最新小说《我拥有的一切都随身携带》也绝对精彩:“她的写作既是对统治者及权力的疏离,也是对自身家庭的疏离。她有个残暴、酗酒的父亲,母亲则从未从她在苏联劳改营受难的苦难中恢复,而且,她的祖父母辈也都遭受过可怕的伤害。但赫塔。慕勒最厉害之处在于,她一方面从自己身上看见这些力量,又和它有着距离感。”

春  涧:感谢——为冯正虎事件愤慨而作(诗歌)

 

我感谢森林,

允许飞鸟归巢。

我感谢牧犬,

允许羊羔入圈

我感谢猛虎,

允许狐兔纷逃。

我感谢蜂王,

允许工蜂结群。

 

我感谢野草,

悲怜疾病的哀号。

我感谢冷月,

悲怜饥寒的孤雁。

我感谢母狼,

悲怜待哺的嗷嗷。

我感谢大鳄

悲怜讨酬的虾魨。

           

我感谢黑夜,

宽容流萤的逍遥。

我感谢蛛网,

宽容透风的隙缝。

我感谢大漠,

宽容红柳的立脚。

我感谢青帝,

宽容罂粟的妖艳。

 

我感谢冻雨,

拒绝倒春的寒潮。

我感谢雪花,

拒绝春色的谎言。

我感谢恶梦,

拒绝所有的律条。

我感谢死神,

拒绝一切的特权,

 

感谢你哟,感谢,

但愿永远不再这般感谢!!

 

香港民间烛光晚会呼吁释放刘晓波(视频)

香港多个民间团体在星期二晚上举办了呼吁释放刘晓波的烛光晚会,超过五百人参加,与会者用诗词朗诵和歌曲演唱等方式支持刘晓波。大会呼吁各界关注星期三议员在立法会提出的释放刘晓波动议。


下载视频文件

北京作家刘晓波于上个月25日被北京法院重判后,各界对他的声援持续不断。代表香港民主党的立法会议员李华明将于星期三(1月13日)动议辩论「释放刘晓波」,动议议案将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将刘晓波判以重刑表示「极度遗憾」,并要求立即释放刘晓波及其他异见人士,也会呼吁中国政府认同刘晓波等所倡议的《零八宪章》是代表文明社会所公认的普世价值。
 
香港多个民间团体于动议辩论前一晚,星期二晚上七点到九点在立法会门外对开空地举行「释放刘晓波烛光晚会」,代表团体发言的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麦燕庭向本台表示:“明天星期三的时候,立法会有一个议员提出来的动议辩论,是要求释放刘晓波。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是呼唤和声援立法会议员的正义活动,所以今晚我们十三个民间团体搞了一个烛光晚会,主要不同的团体发言,对刘晓波的案子有什么意见”。
 
参会的团体包括:国际特赦组织、香港独立媒体、香港大学学生会、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劳改基金会、学联社会运动资源中心、香港基督徒学会、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等。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何俊仁发言说:刘晓波的文章虽然尖锐,但被判重刑原因是08宪章,他是主要倡导者。
 
大会带领群众呼喊口号,“释放刘晓波,反对以言入罪”。
 
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潘嘉伟表示,“当局完全没有理会在国外、国内很多人的呼吁,我们觉得非常失望,我们希望国内的朋友,大家越来越多的人阅读零八宪章,了解宪章其实提出的都是符合中国法律,非常符合国际法的要求”
 
主办单位安排用诗词朗诵和歌曲演唱的方式支持刘晓波。大会宣布出席晚会的人士约500百人,晚会在「中国梦」歌声中结束,主办单位再次呼吁大家明天关注星期三李华明在立法会提出的释放刘晓波的议案。

焦国标:别再张嘴等着老鸹屙

1月9日一大早看到网上的一条博讯快讯,曰《习近平开始出击,对总书记志在必得》。对这条放的消息,我第一个感觉是相信习这么做是可能的,第二个感觉是相信他这样做是正确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认为习系人马本就该这么做。

在党国最高名器面前,当今中国不存在谁比谁更合法,是真汉子,是政治家,本就该这么竞折腰,伸手拿,志在必得,而不是等恩赐,现成。“你就张嘴等着天上飞的老鸹屙吧!”这是我乡斥骂那种一天到晚不正干,只会坐等天上网嘴里掉馅饼的无赖汉的俗语。放风中说习进平“本来对接班没有兴趣,一切愿意服从党组织安排”,这所谓的原本无兴趣接班,只等组织安排的行径,就属于我乡人眼目中的张嘴坐等老鸹屙。

老鸹偶然屙嘴里不容易,老鸹有意屙嘴里更难。几十年来中共党国的接班人都是这号张嘴等着老鸹有意屙的主儿。他们不敢说,不敢争,不敢抢,不敢表现,只会清心寡欲装太监,于是党国最高名器成了垂死老掌柜卧榻边私相授受的蝈蝈笼或老烟枪。刘少奇、林彪、四人帮是等着毛泽东的老鸹屙,胡耀邦、赵紫阳是等着邓小平的老鸹屙。胡、赵等到了,最后还不得不吐出来。李克强本来耐心等待胡锦涛的老鸹屙,不料高空斜刺一阵罡风把正在下落的这泡老鸹屎给吹跑了。

高空仍有乱风吹,这泡老鸹粪最终粪落谁嘴,一时仍难断定。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等老鸹屙的接班人不是好接班人。习已通过向全国党务系统大小寨老、山甲发手机短信贺年的方式向世人宣示其雄心,李也不可自甘人后,你可以向村长以上全国政务系统的头头脑脑发贺年短信以示壮志。广东汪氏和重庆薄氏虽欲像习李这样全国大拜年可惜名不正言不顺,不过办法总比难题多,只要开动幕僚班子的智慧,总能想出与习李二位一争高下的办法。

习发新年短信的确棋高一着,但是我必须提醒一句:不要过分依赖党务系统的人马。几十年来最招中国人恨的就是党务系统,这个体系究竟是你的正资产还是负资产还在未定之天。就像明末的锦衣卫,苏(联)末的克格勃,看起来是巨人,其实已是内空的随时可能倒下的糟木。中国若让人民自己票选领导人,我敢说,全国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地方,如果支书票投张三,民众必然票投李四。

李克强上井冈,习近平见天皇,我都粗口劝过了。无论谁想上位,敬请都不要再搞这些象征主义的东西,只须经营琢磨一件事,那就是做什么实事才能讨自己人民的喜悦。总而言之一句话,你们要各想自己的辙,各奔自己的前程,不要再仰首望天张嘴瞪眼只等那天空飞过的胡锦涛的老鸹粪。

如果胡锦涛先生略微开通一点,大可把习李汪薄四条汉子投放到全国大选市场,让人民自由挑拣自己相对钟爱的货色。倘若你能一碗水端平,日后几条汉子无论谁胜出当国,都会把你当恩公恩师,而绝不会找你儿子麻烦,何况贵公子已到清华做行政,没什么辫子好抓了。而对于共产党而言,你是一个党的解套人,是党的救星而不是党的败家子。就像蒋经国先生,无论国民党还是民进党,都不会对他及其子孙有太多的二话。

可是就晓波先生六篇文章三百字被判十一年刑这个劲头看,在胡政治生涯的最后二三年里,不仅像刘晓波这样的异议人士不可能有喘息之日,即便中共党内民主也很难走太远。如此说来,张嘴等胡先生的老鸹屙没戏,等胡开放党内民主好借机一展身手也同样没戏。横竖是个没戏,党内豪杰习李汪薄们何不自己合法地跳出来,对党国最高名器勇敢地发声主张?

                                     2010-1-9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