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任何政权存在的合法性都取决于其存在的合理性；当一个政权的存在失去了合理性的时候，也就同时失去了合法性：这是一个简要的，但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真理，真正的真理。

所谓政权的合理性是指：政权存在的效果是领导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包括政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而不是相反：政权的作用是阻挡政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一个政权是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还是阻挡社会发展阻挡社会进步的，是以人类普遍道德与文明价值判断为标准的。

这些普遍价值判断包括：政治民主、思想与言论自由、保护人权、学术繁荣与自由、宽容、博爱、平等、出版自由、司法独立、廉洁、热爱和平、反对侵略、善待人民、爱护人民、宗教信仰自由，科学发展，等等。

一个政权如果是独裁专制的、是钳制人民思想与言论的、是践踏人民人权的、是鱼肉百姓的、是欺凌人民的、是阻碍人民出版自由的、是小集团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的、是竭力阻碍人民通过网络自由浏览所需新闻、政治、学术、思想信息的、是限制人民议论政治议论国事的、是控制媒体控制网络言论的，阻碍科学发展的，等等，这样的政权就是阻碍社会文明进步的政权，也是严重阻碍社会发展的政权。

而那些严重阻碍社会文明进步与发展的政权，理论上和道义上就是不具有合理性的政权了；而不具有合理性的政权，也就不具有理论上和道义上的合法性了。这样的不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政权就应该自我进行政治改革，特别是吸收社会进步思想进步理论、吸收社会其他的进步的政治力量，对自己的政权进行政治改革，重新调整国家的政治体制，吸纳优秀进步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势力加入政权，使政权由落后反动一变而为先进进步，这就是那些已经落后和沦为严重阻碍民族与国家文明进步的旧政权的明智选择。

我们不赞成通过暴力、动乱、战争等等进行政权的更迭和政权更新，而主张旧政权和人民、和民主先进的政治力量之间进行协商谈判，以对旧政权进行彻底的改革，并和平过度到一个新的政治权力体制，以完成社会的从落后反动到先进进步的洗心革面的政治改造。

这种方式下旧政权人物的损失也远远比社会动乱强力推翻旧政权的情况要小得多。

要知道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土、人民、社会资源等等都是全体人民的所有；而不是皇帝和官员们的私有品，也不是这个国家政权的私有品。更不是哪一个政党的私家物品。

因此人民有权力就其国家的前途、包括政权的更换进行设想、讨论、直至对政权的更换进行广泛的行动与参与。而任何政权——不论其是皇帝的还是政党统治的——都有责任尊重与听取人民的，关于政权改革与改造的设想、讨论、和付诸实施的意见。那种认为政权掌握在我们手中，一切就应该我们说了算，人民只有老老实实待着听从摆布的想法是错误的：理论上完全站不住脚，道义上也几乎说不出口，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合理性。

因此，任何思想家、理论家，和人民提出的关于国家前途民族前途的郑重的思考和建议都是应该被政权尊重的，不管政权对这些思考和建议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那种认为老子掌握着政权，就一切都是老子说了算的野蛮时代野蛮人的观念，现在已经完全不能再端到台面上来了。

现代的不具有合理性的政权我们举前伊拉克为例。伊拉克的独裁统治者萨达姆显然不是个善类，这可以从他当政后的一系列残酷的作为上看出来。

我们来看看他的侵略科威特事件。

伊拉克是个比较大的国家，科威特是伊拉克边上的小国，很小很小，也就相当于中国跟北京市这么个比较。但是科威特虽然小，石油资源却不比伊拉克少多少，很有资源的一个国家。伊拉克看中了科威特的石油，于是萨达姆发飙了，集结了10万军队，一周内就把科威特搞定了。萨达姆这一举就强占了世界20%的石油储量。

这种赤裸裸的欺凌与侵略行为对现代社会来讲，显然不能为世界所容忍。萨达姆遭到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反对，包括他的那些阿拉伯朋友。

最后的结局当然是在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与武力干预下，萨达姆政权完全失败了。

萨达姆政权又主动挑起与伊朗的战争，造成人民的无数伤亡；又用血腥手段对付自己国内的反抗民众，其所作所为，完全是一个暴君的作为。其在国内已经不得人心的情况下，就采取频繁更换军队要员，和任用自己亲信的手段维护自己的统治。对人民是完全的独裁与暴力的统治。

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出，如此胡作非为的萨达姆政权对伊拉克的民族和人民，完全是一个罪人，这个政权的存在具有严重阻碍伊拉克社会进步的作用，因此完全没有合理性。而没有合理性的政权也就不具有合法性，因此美国攻打伊拉克，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就具有非常正义性质的一面，但其攻打的理由却不合理。

再举前苏联为例。前苏联政权当时的作用，现在大家都很清楚：这个政权的存在是严重阻挡苏联民族和苏联社会进步与发展的。这个政权的作用就是压迫人民、钳制知识分子、禁锢学术进步、阻碍人文发展、压制言论自由、鱼肉苏联人民、威胁世界和平、挑起世界冲突、阻挡社会民主、摧残公民人权，几乎没做什么好事情。因此这个政权的存在是极端不合理的，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合理性了。如果这个政权继续存在，实在是苏联社会的毒瘤，是苏联社会的灾难，当然这个政权也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合法性了，它是一个犯罪的政权，人民早就唾弃这个政权了。

不具有合法性的政权由于非常不得人心，常常遭到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唾弃，在这种极其不利的情况下，于是便采取收买那些卑鄙的、没有良心的文人为自己歌功颂德的方法，企图强行制造出虚假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来。这是许多不具有合法性的政权所具有的特征。

经过对历史和现实进行的观察，我们发现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鉴别出什么样的政权是已经失去民心而不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的，那就是看知识分子对这个政权的态度：如果一个国家内部的知识分子对这个国家的政权已经有强烈和比较强烈的批判，特别是知识分子和这个国家的政权有了对抗行动和对抗言论的时候，则基本可以断定这个国家的政权已经具有非常严重的不合理性了。从苏联的过去，和旧中国的情形，以及满清时候的历史，甚至欧洲历史上的例子，全部都具有这样的特征。

宣昶玮是一个思想家，也是理论家。这篇文字虽然不多，但思想与理论上的意义却非常重大，因为这是第一次有人如此清楚和明白，并且透彻的把历来纠缠不休的怎样判断一个政权的合法性的，这一天大的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给解决了，使巧舌如簧者也无法再欺骗。也使那些动辄用自己是代表人民利益呀，和我们使人民过上好日子呀，江山是我们打下的呀，之类的似是而非的话，都相形见绌，使之显露出骗子的嘴脸来。因为合法性是知识分子的态度决定的，而不在于政权是怎样建立的；更不是谁有强权谁就有合法性；还更不是有多少文人在那里为这个政权唱赞歌。

因为这篇文章的透彻分析，所有阻挡社会进步与发展的、落后的、独裁的政权，通过这篇文字，都置于一个没有法子回避的、尴尬的历史境地之中了，让他们自己看清楚了他们自己是如何丑陋的？还能不能继续冠冕堂皇的阻挡人民的，要求政治民主的合理要求？

不具有合理性的政权就必然不具有合法性；

判断一个政权是不是具有合法性的简单而可靠的方法，是看知识分子对政权的态度：

当一个国家内部的知识分子对这个国家的政权已经有强烈和比较强烈的批判，特别是知识分子和这个国家的政权有了对抗行动和对抗言论的时候，则基本可以断定这个国家的政权已经具有非常严重的不合理性，同时也根本不具有合法性了。不管有多少被政权收买灵魂的知识分子在哪里巧舌如簧的，为不具有合法性的政权鼓吹合理性，都无法制止其他不愿意出卖灵魂的更多的知识分子的对这个政权的态度。

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难道不是么？

专制者实施思想垄断、文化专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掩盖历史和篡改历史，尤其是要抹煞反抗专制的民主运动的历史。他们的这种做法是有一定效果的。2007年，我在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演讲时说：“人们常说，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不知道十年前北京之春运动的历史；说来惭愧，我在投身四五运动和北京之春运动时，也不知道二十年前五一九运动的历史。我们反抗专制，就要恢复历史的真相，建立中国民主运动的统绪。”应当说，在这方面国人至今做得还很不够，以致现在有些年青人，连八九民运也不知道了。

以前，我只知道官方所谓的“反右运动”，我是在与林希翎大姐接触之后，才首次了解到被官方史学所掩盖了的五一九运动。五一九运动是从毛泽东“运动群众”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运动”的第一个案例。眼下我正在写作《民主运动在中国》一书，我认为中国大陆民主运动，在1949年以前有四个台阶：以“公车上书”为起点的绅权运动，发端于五四时期的国民运动，1929年由胡适、罗隆基等人发起的人权运动，1939年到1946年期间的宪政运动；1949年以后有四次高潮：1957年的五一九运动，1976年的四五运动，1978年底至1981年初的北京之春运动（包括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体制外的民主墙运动，体制边界的竞选运动），以及1989年春夏之交的民主运动（八九民运）。“六四”之后的大陆民主运动则经历了三个阶段：1992年以前是地下反抗运动，1993年以后出现了公开的政治反对派运动，进入21世纪之后诞生了更加具有群众性的公民维权运动与宪章运动。

1979年，我和林大姐等曾在北海公园九龙壁前拍过一张合影，合影者中包括了从五一九运动到八九民运这四次民主运动的代表。我手头保存着这张很珍贵的历史照片，会后我会寄给“林希翎治丧委员会”正副秘书长朱毅、王书瑶先生。林希翎大姐是五一九运动的标志性人物。曹志杰是四五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他是天安门广场上第一篇悼词的作者和组织者，被公安局列为“一号案件”，他在去年病逝了，我写过《我们的老大哥》（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6231）一文悼念他。韩志雄是天安门事件平反后受到最多宣传的“四五英雄”。王军涛是民主墙时期的民办刊物《北京之春》的副主编。李盛平是北京高校竞选运动中首位当选人民代表的竞选者。我本人和王军涛后来被当局认定为八九民运的所谓“黑手”，判刑十三年。当时，王军涛、李盛平与林大姐交流比较多，林大姐还出席过《北京之春》的编辑部会议。通过这种交流，我们作为后来人，得以知晓五一九运动的经验教训。

 
（站立者左四李盛平，左五曹志杰，左六陈子明，左七王军涛，左八林希翎，左十韩志雄，左一林刚、左二孙庆祝也是四五运动中的被捕者）

五一九运动是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第一声春雷。这次运动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第一次改革浪潮的一个组成部分。李慎之后来说，“一直到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我才看到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南尼提出的公式：‘一个阶级的专政必然导致一党专政，而一党专政必然导致个人专政（独裁）。’”林希翎等五一九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也受到苏东国家改革思潮的影响。林希翎当时说：“我看到（赫鲁晓夫）这个秘密报告以后，才看穿了斯大林。”“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取到小小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我有很多问题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铁托演说中很多是好的。我就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所有社会现象都有社会历史根源，斯大林问题绝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斯大林问题只会发生在苏联这种国家，因苏联过去是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也是一样，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

但是，五一九运动并非完全是外来影响的产物，它首先是产生于对中国现实的不满。林希翎当时就指出：“对现实不满，我认为是一个好现象，应该鼓励人们对现实不满。”中共建政后，实施了一系列错误政策，已经积累了很多民怨，所以林希翎说，“要把真实情况告诉人民，要彻底改革，要发动人民来讨论”。当时北京大学“民主墙”的一篇大字报写道：“种田人吃不饱，有饿肚的，吃泥土的，吃蕨包的，耕田插秧站不稳，跌倒在地里的也不少，割去青苗的也不少。为什么？可食之物，逼上交（政府购买）。”“养猪人，无肉吃。……区里干部碗上肉块满桌面”；“农民比历史上任何年代都要辛苦，但是有些汗是白流的”。另一篇大字报写道：“我出身贫农之家，深恶痛绝阶级压迫，要求平等民主自由的热望，犹如大火在心中燃烧。……然而七年的经历证明了不是那么美丽的，新的阶级压迫，正在开始形成，惨状目不忍睹”。他大声疾呼：“反对新的变相的阶级压迫，人们要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现实世界，要用自己的耳朵去听听人民群众的欢悲哭泣”。有不平就要控诉，有压迫就有反抗，这是历史的铁律。

今天在座的各位前辈，不仅当年是暴政的反抗者，现在仍然是社会不公正与社会压迫的反抗者，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再次向林希翎大姐和各位前辈，表示衷心的敬意！

（本文是在2009年10月18日北京“林希翎追思会”上的发言摘要）

李辉在一篇题为《胡风不告密》文章中对“告密”作过分析，他写道：“‘告密’其实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无知的告密’，告密者往往被体制洗了脑，他们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出自某个崇高的目的，是为了捍卫一个伟大的目标。既然目的是一切，那么什么手段就不重要了；另一类是‘无耻的告密’，告密者出于卑劣的动机，向体制献媚取宠，于是夸大事实，甚至无中生有，造谣加诬陷，残害无辜。”

如上分析似乎很得当，却没有界定“告密”的特征：“告密”亦称“密告”，指人们通过隐秘的方式（书面或口头）向权威部门传递某种不欲为公众所知的信息。建国初期人们通常把这种行为称为“打小报告”，描摹得相当准确。

上世纪50年代初舒芜与胡风的争执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但谁曾“告密”，谁未“告密”，迄今意见纷纭。

据笔者所知，舒芜没有“告密”的行为。他脱离“胡风派”后所写的两篇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给路翎的公开信》），或许每一个字都说错了，但却是投寄给媒体的，面对的是公众，称不上“告密”。另一篇对于“胡风案”定性曾产生重大影响的文章《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则是在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林默涵的授意下被迫写的，所传达的是上面的意旨，当然也称不上“告密”。

反观胡风和路翎等当年的行为，则近于“告密”。

1952年9月初，路翎曾向中宣部文艺处递交过一份“小报告”，题为《和舒芜关系的报告》。该报告蕴酿于当年6月初，写成于9月初，目的是揭露舒芜的“政治历史问题”，以阻止《给路翎的公开信》在《文艺报》公开发表。

路翎是舒芜的老朋友，1943年初他因打架丢了饭碗，承舒芜介绍到中央政治学校图书馆当管理员，两人共事一年半，在同一口锅里吃饭，在同一盏灯下写作，他的《财主的儿女们》和舒芜的《论主观》都创作于此时，彼此相知甚深。由于有这层关系，路翎收到1952年6月9日和13日胡风的两次来信，嘱咐他写个“小报告”来“揭露”舒芜，有点犹豫，他于6月15日复信道：“暂不揭他吧，也没有时间。今天翻了一翻重庆那时他给我的一些信和旧诗，就觉得事情当然会如此，并也能想到他现在在怎么想。”路翎既如此说，胡风也没有办法。

9月6日中宣部文艺处主持的“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前给参会人员发放了一批“打印稿”，胡风的《对我的错误态度的检查》和舒芜的《给路翎的公开信》也在其中。路翎也是参会人员，得以窥得“公开信”的全貌。这次，他没有再犹豫，按照胡风来信提示的要点，参看舒芜给他的“信和旧诗”，一气呵成“小报告”，并直接送交林默涵，期望能收釜底抽薪之效。

然而，出乎胡风和路翎的意料，林默涵并不重视这份“小报告”，也不在意他们对舒芜的“揭发”，《给路翎的公开信》仍于9月25日在《文艺报》第18期发表。

路翎的“密告”没有奏效，胡风只得亲自出马了。

首先是口头“密告”，目的是给林默涵施压———

9月25日，就在舒芜《给路翎的公开信》面世的当天，胡风与林默涵在中山公园长谈了一个下午。他质问林：“为什么看了路翎的报告以后还是发表了舒芜的这公开信？”林答曰：“广西没有送来材料。大概舒芜没有政治问题，否则不会给他当中学校长。”情急之下，胡风“鼓起最大的勇气”向林揭露舒芜的又一个重大“政治历史问题”，他说路翎曾透露“（舒芜在抗战时期）在四川参加过党，因被捕问题被清除出党以后表现了强烈的反党态度”，并说：“我在日本的时候，日本党内常常发现‘破坏者’，有的时候甚至打进了中央领导部；当时我不大理解敌人为什么有这么巧妙，党内的同志们为什么这样没有警惕性。现在看了舒芜的做法，我在实感上才似乎懂得了破坏者是什么一回事，是通过什么空隙打进党的。”（以上引文出自胡风万言书）林沉吟了片刻，说：“舒芜的问题，是要他回去交代呢，还是在这里交代？”胡风答曰：“我想组织上是会照原则办的。”（以上引文出自胡风家书）

接着是书面“密告”，目的是阻止舒芜出席“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

与林默涵长谈后的第二天，胡风开始续写关于舒芜的书面材料，题为《关于舒芜和〈论主观〉的报告》。该材料曾三易其稿，第一稿起笔于7月6日，12日完成；第二稿起笔于9月27日，29日改讫。第三稿9月30日起笔，10月3日改定。10月6日，胡风把这份材料寄送中宣部文艺处。

这份“密告”之所以写了这么长时间，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胡风始终难以下定“密告”的决心，此事毕竟不光彩；二是“密告”的材料主要摘自舒芜的来信，筛选颇费时日；三是舒芜文章的措辞一篇比一篇厉害，胡风的揭露也相应地要增加份量。胡风撰写第一稿时尚在上海，已经查阅了一遍舒芜给他的私人书信。撰写第二稿前，他又让梅志把舒芜的全部信件（一百四十余封）挂号寄到北京。在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舒芜在文章中摘引胡风书信事发生在1955年，而胡风在“小报告”中摘引舒芜书信事却发生在1952年，足足早了三年。

根据胡风回忆，该报告主要涉及如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叙述与舒芜结识、交往的过程，认为舒芜接近他是别有用心的。

第二，证明《论主观》这篇实质上是宣传唯心论和个人主义的文章是舒芜独立完成的，并未受过他人的启示。并承认当时没有看穿舒芜的本质，愿意承担发表的责任。

第三，解放前经常批评舒芜，证实与舒芜的思想并没有共同点。

第四，解放初曾写信劝舒芜好好向老干部学习，但舒芜置若罔闻。

第五，现在才明白，舒芜的一些表现并不简单是一个封建家庭子弟的缺点和自私的欲望而已，他是反动阶级派进革命队伍的破坏者。

如果胡风的“密告”奏效，舒芜将不仅不能出席“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很可能还会吃牢饭。

遗憾的是，这些“密告”仍未被当权者所采信。11月26日，中宣部文艺处主持的“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从南宁赶来的舒芜赫然在座，并作了《向错误告别》的重点发言。

翻捡这段被烟尘遮蔽的史实，人们或可对上一代文化人的尴尬处境有所了解：在“思想改造”的时代压力下，独善其身难于上青天，无论是出于“崇高的目的”或出于“卑劣的动机”，心志稍许不坚，都有可能做出一些有悖于知识分子良知的事情。当然，后人应以同情的理解来审视前人，过多地追究个人责任是没有意义的。

谁说“胡风不告密”？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精神与风气。通常，当我们无法准确查知这种风气的源头时，我们就以一场具体的戏剧化事件作为它的原点，尤其是在这个事件蕴含有完美的禁锢与自由、沉闷与变革意义的时候。可以说，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在历史上恰好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它代表的不只是东西对峙的终结，它也象征着民众的自由流动、市场的自由扩张与思想的自由传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定义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面貌。在柏林墙倒塌20周年之际，让我们与一些杰出的思想者一起，再次评价它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根据东德法律也是犯罪”

1961年8月13日，前东德（民主德国）建立了隔绝东西柏林的“反法西斯防卫墙”。从此勃兰登堡门内外的两个柏林成为两个世界。在墙的西边没有任何防御措施，老百姓可以一直走到墙根。而在东边，沿墙一线（包括途经原来柏林市中心的繁华地带和斯普雷河边的景观地带）宽一百多到数百米的建筑全部被推平铲光，形成一条严禁民众接近的无人区（人称“死亡区”），其间有铁丝网栅栏、军车巡逻道、望塔、钢筋水泥碉堡、自动信号报警和机枪自动射击装置、警犬巡逻线、探照灯和高杆式强光照明灯、车辆陷坑、松土地带、哨卡岗楼密布，完全是一个恐怖地带。面对西方的指责，东德政府最有力的辩护就是：这一切并不具有对西边的进攻性，它只是“防卫墙”，是防御性的。东德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拥有防卫的权利。

没错，柏林墙的确是“防御性”的，从来没有人指责这道墙具有军事进攻的功能。问题是它要“防御”谁？柏林墙存在的28年记录铁证如山地表明，它从未对任何一个西边的人进行过火力拦截，因为根本没人试图闯入。但是，它却以火力射杀了有名有姓的201名东德公民，而除了想“出去”，他们并无任何过错，至于在火力拦截中被打残打伤、生擒活捉的东德人就不知多少了。显然，柏林墙并不是用来进攻西边的，但它也不是用来“防御”西边的。它就是一道拦截“自己人”外逃的天堑，一道为东德公民设下的天罗地网。

关于柏林墙的评价，我以为如下一段话堪称经典：

“世界上的围墙都是防止外面的人闯进来的，只有一种围墙是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那是什么？那就是监狱的围墙！在这样的墙里面是什么地方？那不就是监狱吗？”

的确，被这样的墙“保护”起来的东德不像一所巨大的监狱吗？但即便是监狱，对试图“越狱”者不加警告就射杀也被认为是残忍，而沿柏林墙的许多机枪自动射击装置就具有这个功能。因此统一以后这种“对试图越墙者格杀勿论”之举被认为是一种需要审判的罪行。但是两德统一是协议实现的，对前政府的政治行为似乎也不应追究个人责任。当然，舆论的谴责是没法禁止的。而面对舆论谴责，一位前东德领导人辩解说，柏林墙下的死亡只是执勤军人的随机应变造成的，东德官方并没有下达“越墙者格杀勿论”的正式命令，因为“我们东德的法律也不允许”这样草菅人命。如果真有这样的命令，“我们当政时也是要追究的。”

然而他不说还好，不久，人们在东德档案中果真就发现了这样一份“格杀勿论”的正式命令，而且上面还有许多政治局委员的签字。这下坏了：按东德领导人自己的说法，即使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这样的“格杀勿论”也是犯罪，下令者要承担责任。统一后的德国如果根据那时在东德并不生效的西德法律给他们治罪，那就有政治报复之嫌。但是如果统一前在东德境内杀人放火的刑事犯在统一后就没事了，恐怕也不符合常情。所以许多人认为，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也属犯罪的行为，统一后并无免受追究之理，这被认为是纯粹的法律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而且人命关天的案件时效也长，现在时效并没有过去。于是法庭“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进行了审判，一些人为此受到了惩罚。笔者不想评价这种追究是不是合适，但“即使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也是罪行”的说法，无疑已足以把柏林墙及其策划者钉在了耻辱柱上。

建墙之前：两种占领政策

1945年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英、美、法、苏之间的联盟关系因为对手的消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但分割德国是它们共同的想法，在《波茨坦协定》中几国首脑就军事占领柏林进行协商。戴高乐说，各占领区“按照自己认为应当的办法，管理自己的占领区”。斯大林也说，谁攻占的地方，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强加于它。两个德国就此产生。

1949年民主德国在苏占区成立，同一个民族同一种文化就此形成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东西占区成为两种制度较量的场所。苏联要把东德变成自己的卫星国，控制与汲取是主要思路。首先在战后赔偿问题上，各占领区实行完全不同的政策。苏联的策略是“榨取德国赔偿本国”，它向德国方面提出100亿美元的赔偿。战后的德国没有能力偿还这样巨额的战争赔款，苏联便拆除德国的工厂设备，利用德国的专家、技术人员和战俘无偿进行实物赔偿。为此苏联从它的占领区拆走了80%的重工业设备。到1948年，苏占区的1900家工厂被拆除，其中1700家是整体拆迁，由于大规模的拆除，东德的生产能力下降了50%.此后很长时期，东德的每七个工人当中就有一个为苏联人干活。此外苏联还把大量的农产品运回本国，据统计，通过这种方式，苏联大约从东德索取了价值150亿美元的赔偿，使东德如牛负重，长期无法重振经济。另外苏联把法本、克虏伯等大型企业没收后改造为苏联股份公司。本来战后的生活就十分艰难，还必须向苏联提供大量赔偿，使东德不堪重负。

而西德是东西方对峙的前沿，在冷战加剧的情况下，为了抵制苏联的势力，英、美、法与苏联的思路完全不同，开始实行经济扶植政策。西德只向西方战胜国提供了原定数额2%的赔款。1948年6月英美为成立联邦政府、起草德国宪法和占领法，在西占区实行币制改革。苏联为了反击，于6月24日全面中断通往西部的水陆运输，对西柏林进行封锁。美、英、法不计代价，耗巨资通过空中走廊飞行运输，给西柏林居民供应各种物资，前后持续达324天。在这将近一年封锁期内共空运140万吨物资，近20万航次，仅空运费就达2.5亿美元。在密集的运输中飞机失事24架，机组人员死亡48人。这一切如今都记载在了原柏林滕佩尔霍夫机场楼前竖立的“柏林大空运”纪念碑上。在那些日子里，柏林人看到的是这样对比鲜明的图景：苏联人从地面上把德国的东西一列车一列车地拉走，而英美则从空中一架接一架地用飞机把来自西方的东西源源不断送进德国。

与此同时，美国从1946-1950年在西占区共发放16.202亿美元的救济款。1948年根据“马歇尔计划”，联邦德国获得近16亿美元援助。美国还在德国开设“特殊账目”用于国内的财政补贴，截止到1975年为该账目提供了大约110亿美元的贷款，这被称作是西德经济起飞的“第一推动力”。

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

赔偿之后在重建经济时，东德不能不完全照搬苏联体制，以强制性的国家计划调节扼杀了经济发展的能动性和个人积极性，大搞集体化和重工业化。从1945年到1948年，东德把3000多家私营企业变成国有企业，从1950年起推行农业集体化，虽因农民抵制一度放松，但从1958年起集体化步伐又重新加快，一年中集体化的比例就从25%上升到58%，1960年一下子达到86%，这种集体化完全是强制性的。与此同时，由于大量没收没有按时交税的手工业者的资产，各种商品供应立即紧张起来，这在德国人中引起极大的反感。尽管计划经济可以让老百姓勒紧裤带尽量投资，使工业较快得到重建，但人民生活艰难。从苏东阵营内部看，应该说东德的经济是成功的。到20世纪70年代，东德已成为苏东阵营中经济最发达者，但即便如此它的绩效仍无法与西德相比。而且再“科学”的计划也无法解决人们的消费偏好和自由发展的诉求，20世纪80年代后，东德的“科学计划”潜力近于枯竭，经济出现停滞。1989年东德的经济增长率仅为2%，昂纳克下台以后承认，苏联推行的计划经济“是一种最糟糕的计划，它不是根据市场需求来发展的”。

在西德则是另一番图景。美国人把西德的管理权很快移交给了德国人，1947年美国实行“马歇尔计划”，大量资金注入西德。1949年6月《联邦德国宪法》通过，西德建立了既发挥市场竞争活力又注意社会平等、福利保障的“社会市场经济”和“福利国家”体制。1950年联邦德国的工业超过战前的水平，从1950年到1965年联邦德国累计投资2281亿美元，促成经济高速增长，从此开始了15年的“莱茵奇迹”。1950-1965年，西德年平均进出口总额分别增长13.3%和15.8%，1965年的贸易额是1950年的8倍，20世纪60年代西德国民总产值超过英法两国，20世纪80年代西德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经济大国。而早在1971年，西德的外汇储备便达到186.57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战后两个德国各自形成不同的经济体系，分别加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圈。1950年民主德国加入“经互会”，70%的出口面向“经互会”国家进行“账面卢布结算”的“内部交流”，脱离国际前沿，缺乏竞争机制，走上封闭式的经济发展道路。而西德在1951-1952年加入关贸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利用国际分工和国际资本的流动，为经济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市场。

而比经济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人民实际生活。战后东西两边都为应付时艰一度实行过配给制，但西德1950年就取消了配给制，很快自选超级商场满街，市面繁荣，消费旺盛。而东德到1958年才取消配给，但商品的匮乏和单一依旧。在生活、住房、就业、医疗各方面都是西强东弱。东德为此提出“先生产好，后生活好”的口号，让人寄希望于缥缈的未来，而西德无需口号，明摆着的“生活好”已经有力地证明它的生产也绝不差。为了抵制西柏林繁华的选帝侯大街上高档商品和花花世界的诱惑，东柏林大搞形象工程，建立了引以为豪的东欧最高的电视塔。但却立即传开了有关此塔的两个政治寓言：一是“圣徒十字”传说，电视塔上部观光大圆球的玻璃在阳光下反射出醒目的十字光，被认为是对无神论的东德统治者不满；二是“斜塔”传说，据说由于人们在观光球上都挤在西边看那被大墙阻隔的西柏林，塔都被压得向西倾斜了。

“6·17事件”与逃亡潮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时，东欧各国都长出了一口气，人们认为压在头上的“紧箍咒”应该松动了。但1953年5月，东德政府却以行政命令把各企业的劳动定额一律提高10%，并且不增加工资，还威胁要开除那些以罢工示威来反对提高定额的工人，要“把一小撮隐藏在工人队伍中的特务揪出来”。6月16日东德《论坛报》发表社论说，提高劳动定额是“工人阶级义不容辞的责任”，激起众怒。当天建筑工人率先罢工，6月17日东柏林大批工人在斯特劳斯广场举行罢工集会，工人们提出了罢工的九点要求：不能降低单位定额工资的数量；降低生活费用；举行秘密和自由选举；禁止迫害罢工工人；实行言论和新闻自由；撤走苏联占领军；释放全部政治犯；遣返所有战俘；取消对人民的监视。6月17日罢工席卷了整个东部德国，除柏林外，腾费尔德、哈雷、莱比锡、梅塞堡、勃兰登堡、德累斯顿、格尔利茨等地纷纷加入，总共有近272个区30万人参加罢工，一些知识分子、复员军人和警察也加入罢工队伍，甚至西柏林的部分工厂也冲破警察防线前来声援东部的工人。有几个人登上勃兰登堡门把红旗换成了联邦德国的旗帜。结果苏军宣布戒严令，不允许三人以上在街头聚会，违者按占领国战时法论处，并先期出动了一个装甲师来驱散游行，在冲突中军警开枪，造成流血事件。“6·17事件”是东欧第一次表现出反对斯大林模式的工人起义，为了纪念此事，西柏林把通往勃兰登堡门的一条主要街道命名为“6·17大道”。

“6·17事件”后东德的逃亡潮愈演愈烈。1945年东德有人口1664万，1949-1961年间就有350万人逃离东德，也就是1/5的人口跑掉了。而这时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里东德还算是最好的，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1958年达到8%，被赫鲁晓夫称作“社会主义的橱窗”。苏联不能容忍东德成为“逃亡的橱窗”。1958年11月赫鲁晓夫发出“最后通牒”，要接管前往西德的通道，结果导致“柏林危机”，反而更加剧了逃亡潮。1959年逃亡14.4万人，1960年20万人，1961年建墙前每月就逃亡10万人，而建墙前的两个星期就有4.7万人逃走。据说由于技术人员和劳动力流失，东德的损失大约达到1200亿马克。在这种窘境中，1961年华沙条约组织开会批准建墙的决定，“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高墙终于竖立。

“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高墙倒了

1961年8月东德的特种兵以“玫瑰行动”的代号迅速在东西德之间架起了一道铁丝网，后来被钢筋水泥所代替。从1961年8月13日建成，到1989年11月9日拆除，柏林墙一共存在了28年。在纪念柏林墙建立20周年的时候昂纳克说：“由于构筑了‘反法西斯防卫墙’，我们才捍卫住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成就”。但是靠高墙和火力拦截把人圈禁起来才能“捍卫”的“主义”，还是人们当年梦想的那种人类理想吗？

柏林墙建成后人们的逃亡史变得更加血泪斑斑。游泳、挖地道、跳高楼、用重型汽车硬撞、自造潜水艇、热气球、滑翔机、弹射器……，许多逃亡故事都已成为广泛流传的经典，笔者也就无庸赘述了。只就柏林墙的隔离功效而言，从建墙前每年十几万、几十万人逃亡，到建墙后1961-1980年“只有”17.7万人成功逃离，每年约为八九千。

1987年苏联对东欧的政策改变，严格控制东欧的传统被放弃。1987年《苏联外交通讯》刊登戈尔巴乔夫的一篇讲话。他说：“我们无权教导别人，苏联对盟国发号施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一切事情必须由苏共盖章批准的做法已经结束”。1988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28大和第19次代表会议上明确否定了苏联控制东欧集团的原则，他表态说，“以任何方式、甚至军事方式从外部将一种社会制度强加于人”都应该受到谴责。

在变革潮流冲击下，1989年5月率先实行多党制和民主化的匈牙利宣布匈奥边界自由通行，大批的东德居民前往匈牙利旅游，然后取道奥地利进入西德。在10月初就有近4万人以这种方式逃离东德。10月7日是东德40周年国庆，第一个反对党东德社会民主党此时成立，他们要求“民主、自由和人权”，要求新闻自由和出境自由，第一次有人公开提出拆除柏林墙。10月9日，统一社会党的中央委员、民主德国作协主席赫·康德在《世界青年报》发表的公开信中说：“我们必须承认现实，失败就是失败”，“大批公民出走的原因，我们必须从自身寻求解答。”迫于四周近邻的民主化浪潮，“禁锢政策”已失去意义。10月23日，政治局委员库·哈格在国家电视台宣布，所有东德居民均可获得申请护照出境，政府予以批准。11月1日开放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大批东德人借道捷克前往西德，一周内出走的人数多达50万，“出走潮”已成为无法阻挡的滚滚浪潮。9日晚，两德将过境站全部开放，人们从广播和电视上得知这一消息后，潮水般地涌向柏林墙，涌向西柏林、涌向西德，人们骑在墙上狂欢，手持各种工具奔向柏林墙，柏林墙坍塌了！

转型20年众说纷纭

星移斗转，转眼柏林墙倒塌20年了。我们来到柏林，这里是一派庆祝气氛。勃兰登堡门东边，著名的菩提树下大街上装设了覆盖整栋大楼的节庆彩画。而在西边，勃兰登堡门前原来柏林墙的基址处竖立起一个由十余条游艇倒扣叠成的大型纪念装置，周围有许多讲述柏林墙历史的看板。出售“柏林墙纪念品”的摊贩生意兴隆，扮演当年边界检查站东、西双方军人的模特忙着与游客照相赚钱，一队孩子在墙址标志线旁认真地听老师讲解历史……

但是关于柏林墙的讨论并没有结束，尤其是柏林墙倒塌后20年前东德地区的发展，还是众说纷纭。

10月23日我在德国统一后新修的柏林中央火车站——一座极其现代派的玻璃大厦——等车去慕尼黑，广播说列车因故晚点，而且要调换站台。在号称国民严谨守时的德国也有这种事，令我感到意外。这时一个站台值班的老职员莱因哈德先生看出我的焦躁，上前解释事故缘由。于是通过送行友人的翻译我们聊了起来。聊得高兴了，他还解下DB（“德国铁路”公司）的胸牌，抽出名卡后送给了我。他说他在铁路工作已经30多年，统一前在东柏林的车站，统一后到了这个新的中央站。

据他所说，统一前他在东德的工资只有西德的一半，统一后已经与西德工资持平。但实际上，统一前东西德的铁路运营似乎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两边的铁路都是国营的，工作都是“铁饭碗”。统一以后前东德地区搞私有化，连西德原来的国营部门也波及了。现在德国铁路公司虽然还是国家控股，但股份已经多元化，私人股已经有三分之一左右。而且公司进行了分拆，以便引入竞争机制。莱因哈德对这种转制似乎颇有微词，说是现在铁路的运行波动大，也不如原来守时。因为职工流动多了，业务素质不如从前。像他本人这样的几十年老职工还能拿到终身合同，但年轻人的合同年限就比较短，工作不稳定，也不如过去安心。由于失业率高，前途不确定，不少年轻人都不愿意成家。他的女儿27岁了，也还是单身，工作不断在换（说到这，他摇头叹息着）。他还认为，过去人们互相关心，交往密切；现在则是各顾各，关系淡漠多告。最后我问他，总的来说你觉得统一前好呢，还是统一后的情形好？他肯定的说，那当然还是统一以后好，否则我们不愿意，怎么统一得起来？

这位老职工的话很有代表性。事实上德国统一后，通过西部向东部的大量“输血”，东西马克1：1兑换，全盘引进西部的社会福利与劳工权益保障机制，东西德的居民收入差距迅速缩小了。就像那位铁路职工莱因哈德，统一后的工资就涨了一倍。但也恰恰因为东德没有了廉价劳动力和其他廉价要素的“优势”，西部制造业资本宁可远赴中国，也不大愿意来东部投资。原来东德的制造业企业垮掉了，新的制造业却没能发展起来。而仅靠服务业和替代产业的发展虽然可以维持经济发展速度，却无法解决制造业衰落后留下的失业问题。这使许多东德人不满。

另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公共服务。德国的个人社会保障体系主要是由联邦财政支持的，医疗、养老、失业保障都有全德统一的制度安排。但教育虽然也如欧洲福利国家的传统，是由政府来办（这与拥有发达私立教育体系的美国完全不同），然而却不是联邦，而是州政府负责。由于东部“新联邦州”财政普遍比西部老州拮据，教育也就很不景气。像位于西柏林的柏林自由大学，“冷战”时是西方的学术橱窗，为了抗衡东柏林的洪堡大学，西德不吝拨款。统一后东西柏林合并成新的柏林州，大学就归州财政管了。偏偏柏林州财政如今很困难，自由大学也不得不裁员缩编，很多机构被撤销，不复往日盛况了。基层学校也受财政困境影响，据说许多地方由于教师工资不如西部，好教师都“走西口”去了。幸亏如今欧洲一体化，波兰等收入更低的转轨国家来了不少外籍教师，于是那里波兰老师教德国孩子就成了学校的常见景观，有人抱怨道：“我们孩子讲的德语怎么有波兰口音？”

这种情况能否避免？前东德的转轨过程是否犯了什么大的错误？20年后人们仍然有不少争论。由前东德执政党改组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党（如今已与西德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拉方丹派”合并为“左翼党”，但三方仍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对这一过程批评甚烈，他们认为统一过于急躁，由于实际上是西德接管，东德经济丧失了自我改造的机会，造成如今的制造业衰落。东德前执政党最后一任总理、现在也是左翼党元老的汉斯·莫德罗先生对我说：就是要私有化，也不能像托管局那样破罐子破摔，而应该像匈牙利人那样，先投资把企业改造得有个样子，再卖个好价钱。

牢骚归牢骚，厌恶就是厌恶

但是即便在前东德，很多人也不认为上述说法是可行的。如奥德河畔法兰克福欧洲大学转型研究所的威尔·戈斯教授就对笔者说：现在的问题的确很多，但他认为，柏林墙一倒，如果统一拖延，东德人出走西德的大潮就会不可收拾。而要很快统一，不搞统一货币和东西马克一比一兑换就无法安定东德民心。而搞了这个，东德也就基本没有了廉价劳动力优势，很难像中国那样吸引投资。所以他认为，现在的一些问题其实难以避免，而比实际做法更好的转轨方式只是说说而已，其实很难行得通。

但无论如何，如今前东德人对于统一20周年的心情是复杂的。他们一方面欢迎和庆祝这个意义重大的日子，一方面对20年来的经历有很多牢骚。这后一方面最明显的证据莫过于“左翼党”在最近这次选举中的成绩。有朋友说，由于“左翼党”在柏林州是执政联盟成员，所以20周年庆祝活动还比较低调，否则就更热闹了。

不过正如那位铁路公司职工莱因哈德所言，牢骚归牢骚，他们对统一前后的变化总的来说心里是有杆秤的。对现状的牢骚和对柏林墙的厌恶并不矛盾。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由前东德民社党、西德社民党“拉方丹派”和西德共产党三方组成的“左翼党”主要的选民基础都在东部，但这个党内最“左”的言论，包括怀念柏林墙的言论却全都来自西部。西德共产党是1968年学生运动极左派建立的小党，在人们没有亲身经历过东德体制的西德，这些人的言论经常口无遮拦。如原德共成员韦格纳在州议会上就为前东德秘密警察和柏林墙辩护。但她的话立即在东部“同志们”中引起强烈反感，导致她被左翼党开除。如今的左翼党大部分成员来自前东德，却奉来自西德社民党的拉方丹为党首。（可堪对比的是德国“右派”却选了个来自前东德的默克尔当旗手。）该党议会党团领袖居西不久前声明，任何关于“专政”的思想都与我们党不相容，这显然也是针对一些西德极左派的言论。

前东德老百姓，包括左翼党的选民对现状再不满，他们毕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没有谁比他们更明白柏林墙意味着什么。今天在柏林墙保留下来的最著名的一段“涂鸦墙”（正式名称是“东边画廊”）上，有一幅很大的墙画最引人注目，它画的是一群各种肤色的人正在兴高采烈地拆墙，标题是“还有许多墙需要拆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纷纷在此留影，自然，我也在其中。

近日韩寒和郭敬明的争端又成了一个舆论焦点。这样的讨论两人或许不会大动干戈，但粉丝总会大骂出口。但愿本文不要招惹韩郭之争的是是非非。二人的高下说也说不完，不如择一良辰吉日，让二人到八万人体育场，当着两方粉丝的面，当场掰手腕来决一雌雄如何？

争议的起点，《南都周刊》将韩寒说成受到梁文道、艾未未等认可的公共知识分子。郭韩二人作为作家我都不喜欢，甚至觉得不值得一提。只不过作为文化现象，倒觉得很值得关注。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需要一些英雄，这两个人关注的人那么多，你能从他们身上看出年轻人都在关心些什么。郭敬明剽窃，宣扬拜金主义，自我中心，这些方面实在乏善可陈。

但是郭的私人化写作，未必就能把韩寒的公共知识分子角色衬托得更可信。这一头衔韩寒并不认可，可是有不少评论人士很捧这个说法，“公民”，“公共知识分子”，“公共话题发言人”韩寒这样的头衔，近来常出现在传统媒体和网络上。公共知识分子可不是公共厕所，贴一男女标签就能看出来的。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有能力想人之未想，在一定程度上引导民意，影响决策。韩寒少年才俊，日后变成公共知识分子完全有可能，可是在目前，他还欠火候。按照萨义德的说法，公共知识分子能够推进公众在自由和知识上的追求，目前加这样的标签给韩寒显然还早，我不认为他的言论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韩寒目前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博客文章。但是他这些文章没有多大价值。他当然有优势，例如擅长痛打落水狗，能将公众已经看清的流弊拼命批判，但他所“针砭”的时弊，你我其实也能看到，只不过他油嘴滑舌一些而已。韩寒很多时候是用“稻草人”策略在抨击一个社会问题，按自己的思路重新去构建一个现象，一个理念，然后在粉丝的叫好声中一个劲在那里死打，不知敌人都已经不在那里了。石剑峰先生说得没错，看一篇社会调查，得到的真知灼见更多一些。作为一公共知识分子，韩寒被人追捧的“针砭时弊”基本上是隔靴搔痒，看不出洞察力，也没有什么建设性，更像是加长版的新概念作文。认为这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思考，实在牵强。他的关注，基本上是在民意之后一溜小跑，没有引导和影响的力量，故而所批评的部门也不会去在乎。要想看真材实料的批评，倒不如去看野夫等人的文章。他们的阅历、见识和文采，远在韩寒之上。

俏皮文字几乎已经演变成了网络时代的一大毛病。除非能提出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视角或者思考，抖机灵玩俏皮是没有多少价值的。《从优秀到卓越》一书作者考林斯说他年轻时在大学教书，有个长者给他的建议让他获益终身：吉姆，你花太多时间想逗趣，为什么不反过来，多点好奇呢？（You spenttoo much time trying tobe interesting，why don‘tyou becomeinterested for a change？）如果没有好奇心去倾听，去研究，去看不同观点不同视角，而仅带着成见，带着犬儒心态去看待公共话题，是不能对公众产生多少帮助的。

产生好奇心需要一点谦恭。韩寒能不能从善如流不需多言。我们已经从他和白烨的骂战中看得一清二楚。当然，评论家误判作家是常事，不过韩寒被人一说就恼羞成怒，乃至否定整个“文坛”，这个做法让人实在不敢恭维。从赛车到写作，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规则，又想在这些行当里出没，又不愿接受他人评判怕是持久不了的，公共知识分子也不例外。

“四月间，天气寒冷晴朗，钟敲了十三下。”

这是《1984》的第一句话。

写下这句话时，英国人乔治·奥威尔一定不会想到，这部小说将被翻译成60多种文字出版。将这句话翻译成汉语时，中国人董乐山却很清楚地知道：这部小说将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掀起巨大的反响。

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反乌托邦的隐喻小说，《1984》于1949年在伦敦出版，1979年在中国以内部资料形式首次刊印。它的翻译者董乐山认为：翻译这本书是他作为社会主义者，对信念的一次坚持，正如他年轻时参加中共地下党运动一般。

理想引导全家

单纯从家世来看，董乐山无疑具备了做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充分条件。

1924年出生在一个逐渐没落的中产商人家庭，从小接受良好教育；排行老三，自比《家》中的觉慧；才华横溢，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

如果有人硬要从履历寻找什么先兆的话，那就只有他的学历了：圣约翰大学的英国文学系，对多年后他翻译来自英国的《1984》而言，也许只是个神秘的巧合。

1940年，在上海读中学的董乐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对沦陷区学校去汪伪政权登记注册并悬挂汪伪国旗发起激烈抗议，因此被开除。他并未气馁，更把弟弟发展为交通员，到民间传播抗日思想。不到20岁的他，便以“麦耶”为笔名，蜚声上海戏剧评论界。

抗战结束后，在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就读的董乐山等人又不断去剧院散发左翼传单，发动工人“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直到他单线联系的直接领导被捕，与党组织失掉联系为止。

1949来了。许多朋友劝董乐山去香港，他拒绝了，留在了大陆。他并非职业革命者，但从当时他手不释卷的两本书《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来看，至少心向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追求民主、自由，是毫无疑问的。

这一年的6月8日，《1984》在伦敦出版，大获成功。但董乐山并不知道它，就算知道了也不会有心思翻译。他正忙着引导全家，投入对这个新政权的服务中。

1950年他考上新华社外文部，马上一封信把五妹董木兰从上海叫到北京：“只有参加革命才是出路”。董木兰向来都为这个额头宽宽戴副眼镜、一身书生气的三哥对她的关爱，而感觉自豪和温暖。

过了两年，四弟董名山从解放前三哥推荐他报考的“共产党活动中心”——浙江大学毕业，也分到北京。80岁的时候他还对哥哥当年的话刻骨铭心：“一旦你入了党，就要一辈子为共产主义理想服务。”

几年后，董木兰以“革命干部”身份，给在美国的二哥董鼎山写了一封信：“你现在还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那儿工作，不回来参加祖国的建设，我要坚决和你划清界线，从今以后我和你断绝关系，你再也不是我的亲阿哥了。”

从这封信后，兄妹二人一直未通信。直到60年代节粮度荒岁月时，二哥托人从香港给董木兰一家几次寄来奶粉、猪油、白糖等食品，保证了她一家人的生存。

苦中作乐

1957年，刚在“八大”上与钱钟书等人一起担任过英文翻译的董乐山被划为右派。直接原因是：他主张职业自由，开放职业市场，并认为苏联的产品质量不好。

“董乐山那人性格特别耿直，孤傲。这样的人不当右派，谁当？”他的妹夫，同时被划为右派的伍文煦说。

被剥夺翻译权利的董乐山当了一名基础英文教员，后又在新华社打下手管理资料。在地下仓库里，他发现了一本厚厚的英文书被当作垫脚的砖头泡在水里——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写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两个星期内，他读完了这本130万字的著作，马上通过朋友向当时的世界知识出版社推荐。由他领衔翻译的这套书在1963年出版。虽然是内部发行，但仍产生极大轰动，一时奇货可居，连董乐山自己家里留的一套都被借丢了下册。

翻译《第三帝国的兴亡》，只是董乐山本人不甘荒废，在政治风暴中苦中作乐而已。据他的儿子董亦波讲，“文革”期间，董乐山有一友人因受不了逼供，胡编乱造，编出一个子虚乌有的特务组织，董乐山的名字也列在其中。他因此被关入牛棚，被长期关押、审讯和逼供。因为不肯诬告他人，董乐山一直被关到只剩自己一个人。

“有一次，我和我母亲去看他，关他的‘造反派’告诉我们，他还有‘罪行’没有交代，叫我们要他赶紧交代。他见到我们时，当着监视我们的人说，他实在没有什么可交代的了。”董亦波在电子邮件中对记者回忆。

直到下放河南的“五七干校”劳动时，董乐山因疲累过度，从拖拉机上摔下来断了一只胳膊，这才被允许回到北京。受他影响来到北京工作的四弟五妹，也“追随”了他的处境——董名山质疑苏联出兵匈牙利，董木兰对当时的支部书记提意见，后果可想而知。

后来，有一次相见，董乐山抱歉地对妹妹说：“我对不起你，把你叫到北京来……结果你们都成右派了。”

今天的董木兰说，她并不责怪哥哥。因为在那个年代，“参加革命是非常光荣的一件事”。

千字4元

70年代后期，董乐山才恢复工作的权利。这时，他注意到了《1984》。

在新华社工作时，董乐山曾经看到过奥威尔的名字，当时仅知道他是“反极权主义的”。对“老大哥在看着你”“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无知就是力量”等句子，并未用心去揣摩。

这一次不同。

“我这一生读到的书可谓不少了，但是感到极度震撼的，这是唯一的一部。因此立志要把它译出来，供国人共赏。”十几年后他在一篇文章中说。“《1984》在今天仍有价值……只有彻底否定了……极权主义，才能给我们这些多年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人，带来真正值得向往的社会主义。”

机会很快就来了。1978年，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陈适五在外文出版局主持一本《国外作品选译》，专门刊登“某些有参考价值而篇幅过长或性质不合的材料，供领导及其他同志参考”，向董乐山约稿，他选择了《1984》。

1979年4~7月，《1984》在《国外作品选译》分三期刊登，这是《1984》同中国读者的第一次见面。5000份的印数，又是内部发行。董乐山得到的稿费是千字4元。

《1984》正式以书籍形式出版，是在1985年。时任花城出版社编辑、著名学者林贤治向记者回忆：那一年，花城出版社的译文编辑室主任蔡女良决定，以内部发行的形式出版一套《反乌托邦三部曲》。这三部曲便是英国作家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前苏联作家扎米亚京的《我们》，奥威尔的《1984》。

定价1.75元的《1984》获得了广东地区优秀翻译奖，董乐山本人获得了一座缪斯女神像，但《反乌托邦三部曲》的出版并未引起什么轰动效应。这一年全世界有更重要的事要关心：中国裁减百万军队，苏共末代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铁幕”的松动。

董乐山将这本新书送给了自己的弟弟董名山——他平反没几年——原话是：“你看看吧，这书……挺好。”

至死不泯的信念

两次内部发行的《1984》迅速在知识界掀起一波激流。

花城版的《1984》和第一次刊登它的《国外作品选译》，受到热捧，因为印量较少，不断地在社会上转借、转手，奇货可居。

1988年，花城出版社再版了《1984》，这一次，是公开发行。

新华社记者唐师曾回忆，1994年初，他从朋友处借得了一本花城出版社公开发行的《1984》，不到一周就被借走，再也追不回。直到6年后，他才从一个书商朋友手中弄到两本新的，还给当初借给他书的朋友。

1980年，一个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商品学专业的学生拿到了几本《国外作品选译》。他在回忆中写道：

“1980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但是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了。不管怎么说，乌托邦和历史还有一点区别。前者未曾发生，后者我们已经身历。前者和实际相比只是形似，后者则不断重演，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学生的名字叫王小波。

至今，《1984》在广州、上海、辽宁等地出了近10个中文版本。

《1984》给董乐山带来了巨大声誉。由于他，中国读者得以在对这本政治隐喻小说的全球性阅读、理解中，不至于落得太远。

在中国，《1984》、乔治·奥威尔迅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关键词”。在2008年末的中国，一家南方报纸办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30本书”评选中，《1984》榜上有名。

这一书榜上，还有另外两本董乐山领衔或参与翻译的书：《第三帝国的兴亡》和《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

“3本——30本，1/10都跟董乐山有关。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多年研究文化名人的《人民日报》著名记者李辉评价：晚年的20年，是董乐山一生真正的工作高峰期。而《1984》，不过是董乐山这段翻译工作的开端之作。

这段时间，董乐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工作，基本上以每年一本的速度进行国外名著的翻译或推介工作。《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苏格拉底的审判》、《古典学》《第三次浪潮》以及反极权主义小说《正午的黑暗》……他还重新翻译了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

董乐山的侄子董森林回忆，他去探望晚年的三叔，发现董乐山与妻子各居一室，埋头写作。“桌上堆满书稿，满屋都是（单词）卡片”。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他去世。

过度劳累的工作夺取了董乐山的健康。“一位瘦弱的长者，屋子里是一股煮中药的味道”，令当时的每一个来访者留下深刻印象。其间，在美国的二哥邀他出国定居休养身心，他拒绝了。

何以这么累？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美国文艺研究室副主任潘晓松说，当年的董乐山并没有翻译书的工作任务，译不译、译什么、译多少，都是他自己说了算。翻译的方向和效率，都是董乐山自己选择的。

“这些译作中间埋藏着一条思想线索。”林贤治说，董乐山晚年的译作，全都带有鲜明的指向性，充满人文启蒙的社会责任。

李辉认为，董乐山晚年发愤工作的动力，是几十年失去工作权利，怀才不遇而积累的情绪。“这种痛苦远比肉体上的痛苦更深刻。”

需要强调的是，董乐山和奥威尔的晚年一样，都以一个忠诚的社会主义者自居，并以此作为工作的思想基础。

林贤治引了两段话，一段是董乐山翻译的奥威尔文章《我为什么要写作》：“我在1936年以后写的每一篇严肃的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和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的。”

另一段是董乐山在《正午的黑暗》中所写的译后记：“……光明正大地、毫无隐晦地正视这段历史，让人民和历史作出应有的判断，是任何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不可推卸的义务。”

“如果不翻译这么多书，而是好好休息，他不会死那么早。”潘晓松说，“董乐山绝对是积劳成疾。”

死后超脱

一生历经坎坷的董乐山，至死也没有改掉耿直和孤傲，晚年还变得更加敏感。

1997年，二哥董鼎山从美国回来。兄弟二人见面10分钟后，董乐山就严词斥责哥哥“涂脂抹粉”、“粉饰太平”，二人不欢而散。实际上，董鼎山只是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中美之间不可能爆发核大战而已。

此前，董乐山曾对侄子董森林说：20世纪是黑暗、恐怖、杀人和专制的世纪，“我一生的理想已付之东流”。个中缘由，董森林认为是一战、二战、韩战、越战和“文革”等。

“我想他的心灵势必受到了创伤，心情抑郁使他后来患上了不治的癌症。”与董乐山同为美国研究所“三驾马车”之一的翻译家，梅兰芳的儿子梅绍武这样评价董乐山。

1999年1月16日，病入膏肓的董乐山拒绝了最后抢救，静静地在北京一家医院去世。他的骨灰，被家人安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临近太平洋的一个山岗上的陵园里。骨灰安放处坐东朝西，面对太平洋遥望中国。“他在这块土地上的使命已经结束。”定居加州硅谷的董亦波说。

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普遍命途多舛。包括梅绍武本人在内，“三驾马车”如今已全部去世，病因均为癌症。

今天，翻译界的一种普遍共识是：像“三驾马车”那样的翻译家，那样的翻译行为，再也不会有了。

关键的变化在于社会的价值取向。二三十年前，翻译家想翻译什么，就能出什么。只要出版社的编辑觉得这本书对社会有价值。冷僻，卖不出去？不要紧，出版社有国家补贴，“赔这笔钱，就是为了做社会文化事业的”。

如今，出版社首先考虑的现实问题是——钱。国家拨款已成历史往事，他们必须考虑这本书是否能卖出去，至少印5000册才能保本。光叫好不叫座的书，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在今天，想说服出版社出版一本很冷僻的西方人文著作，已经是一种奢侈。基本不可能。”一位曾和董乐山合作过的翻译家说。

然而，董乐山生前并未享受过“国家补贴赔钱”的待遇。他翻译的一系列书籍，即使今天看来再冷僻，都既叫好又叫座，从来没让出版社赔过钱。原因很简单：“文革”后的中国，正是对知识最渴求的时刻，图书市场却几近空白状态，既没有畅销书、成功学，也没有股票证券、网络文学。勿论《1984》这样充满神秘感的小说，就是厚重的大部头历史著作《第三帝国的兴亡》，都能在公开发行后接连再版，畅销热卖。

与董乐山的名字有关的书，真正让出版社赔钱的只有一套：他自己的文集。

《董乐山文集》出版于2001年，收集了从他40年代以“麦耶”为笔名写的那些回忆、剧评、小说，一直到晚年写的杂文、随笔、时评，足有140多万字。这套可称纯纪念性质的书只印了2000套。通过李辉的牵线，河北一家出版社自愿赔钱出书。价格定为128元以尽量减少经济损失。许多大图书馆收藏了这套外观朴素的文集，借阅的人却很少。

这位一生追求理想的老人，死后终于享受了一次超脱现实的待遇。

近一段时间，井岗山好累好烦，如果是文人墨客，或平民百姓，游者如云，倒也罢了。关健是来了一些北京的高官，先是李克强，后是周永康，最近又是刘云山，真是目不暇接，令海内外议论纷纷，特别是周永康，还带领全国的公安厅局长在此重新入党宣誓，这更增加了井岗山似的疑雾云团：中国怎么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后还会发生什么？

毫无疑问，17届4中全会是一个分界线，此前太子党唱红打黑，大造舆论，似乎只有他们才根红苗壮，理应接班，而胡锦涛利用房峰辉为象征的武力，阻挡了他们前进的步伐，使以后的中共18大接班人选充满了变数，我想，9月2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江西考察，其目地是想向外界传递一个强烈的信号：他虽然不是习近平，薄熙来那样的太子党，但也拥护毛泽东，也忠诚于共产党，也可以成为第五代领导核心。

9月24日，李克强在井冈山看望慰问老红军、红军后代和劳动模范代表。他不仅走进吉安市泰和县粮食高产示范田，与农民拉起家常，算起投入产出帐目，还叮嘱当地干部，要做好秋粮收购等工作，落实好扶持“三农”的政策措施，促进农民增收。特别是他还没有回避生活中的矛盾，当得知青云谱区低洼危旧房，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造的平房，住着１００多户困难群众时，他沿着狭窄的巷道，走进低矮的房屋，关切察看居住环境、详细询问生活冷暖。他说，困难群众对改善住房翘首以盼，要加大廉租房建设、城市危旧房改造力度，同时健全基本医疗、基本生活等社会保障体系，让人民群众得到更多实惠。

然而，李克强忘了关键一点，就是听他讲话的众多官员与发展商相互勾结，掠夺百姓，巧取豪夺，使很多人无房住，无衣穿，无饭吃，成为如同毛泽东当年搞革命时的饥民一样，对共产党既失望又仇恨。所以他的话有何用呢？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随后李克强登上了井岗山，他缓步来到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墓，向长眠的烈士敬献了花篮，还瞻仰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茨平革命旧址，等等。他说，革命先烈为创建新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也留下了宝贵精神财富。要弘扬革命优良传统，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这时，躺在冰冷的石阶下的人们，假如真的地下有知，一定感到滑稽可笑，因为现在的共产党人，已不是无产者，而是权贵资本家和大财主，已是比当年地主恶霸还要贪婪狠毒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与老地主唯一不同的是，除了贪腐还要加上伪善。

我想，李克强本身未必有贪腐的问题，但他应当知道两个道理：一是毛泽东如果从井岗山起家直到夺取政权，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天下为公”，就应当象华盛顿那样，在全国解放以后还政于民，但他宁可让数千万人饿死，圄死，也不放手权力。二是邓小平，江泽民，薄一波等人，如果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就不会让自已的子女发家致富，百姓困苦，使两极分化的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使他们这些党魁终日坐在火山口上。

显然，李克强看到了危机，它不仅来自外部社会，还来自共产党内，于是有了忧患意识。政治局里的每一个人都跃跃欲试，想把党政大权掌控在自己手中，连老朽不堪的江泽民也贼心不死，还想遥控中南海的政局，但不论是团派还是太子党派，既然都认同毛泽东的枪杆子和笔杆子结合术，都坚持一党执政，都拒绝普世价值和政治体制改革，那么，步李克强后尘的周永康和刘云山也随后登上井岗山，就不难理解了。

我们先看“枪杆子”的不寻常的举动：11月３日，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国务委员、政法委副书记、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带领中央政法委全体委员，以及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与会代表，来到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据报道，他们不仅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还面对烈士的英魂和鲜红的党旗庄严宣誓。

问题是，刚刚过去的国庆大阅兵仪式，已显示出中国目前有两个领导核心，一个是胡锦涛，一个是江泽民，谁代表共产党？周永康带领持有“枪杆子”的公安干警表示效忠何人？他们重新宣誓，是改换门庭，还是江河依旧，或者直说，是紧跟江泽民，还是投靠胡锦涛？尽管海内外有很多议论，但眼下形势还如同井岗山腰的迷雾，扑朔迷离，难下结论。

如同李克强一样，他们都有点时空错乱，躁动不安，他们试图通过祭拜井岗山的方式争取民心，认祖归根，但问题是根子已烂朽了，还分了两个叉。由于时过境迁，角色互换，老百姓仇恨他们的地位和财富，仿佛当年穷人闹革命时一样。道理非常简单，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８０多年前，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从这里燃遍全国，并孕育了所谓的伟大的井冈山精神：“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然而，他们过去的信念已经死了，现在的信念是什么？是赤裸裸的金钱拜物教！他们过的是艰苦生活吗？当然没有！出门有房车，回家有豪宅，终日美味佳肴，花天酒地，还伴着美女如云。这种生活与井岗山有何关系？再说，从毛泽东到胡锦涛，他们什么时候实事求是过？从来没有过！他们敢闯的是什么新路？是既贪婪又腐败，外加虚伪和僵化的死路！既然他们依靠了当今的既得利益者，就不可能永远胜利。

由于他们深知自已面对的先烈与已根本不同，老百姓不相信他们，所以刘云山带领的“笔杆子”一行又出发了，他们也来到了井岗山。

据报道，１１月６日，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一行先后在南昌、井冈山参观了小平小道纪念馆、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瞻仰了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并敬献花篮。与“枪杆子”们略有不同，他说，江西是一块在中国革命和共和国历史上有着特殊地位的红土地，有着众多的遗址遗迹，一定要高度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使其成为党员干部了解党的历史、加强党性锻炼的重要场所，成为群众培养爱国情感、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阵地，成为青少年学习革命传统、陶冶道德情操的重要课堂。

这就是说，在用“枪杆子”镇压的同时，还要用“笔杆子”欺骗人们，这大概就是他不虚此行的目地吧！他们为了保护既得利益，除了暴力，还需要谎言，但谎言只能欺骗沉默的井岗山，骗不了大活人！而且同样地，刘云山仍然没有使人们明白一个问题，掌控笔杆子的御用文人们，是听江泽民的，还是听胡锦涛的？大概要等等看吧？我想，要等井岗山的云雾散去再发声吧？

显然，在一党专制下，绝对不可能允许两个核心同时存在，俗话讲，一仆不能事两主。那么刘云山登上井岗山是在向外界显示什么信息呢？对此人们有多种猜测，但我认为，可能胡和江目前既斗争又勾结，还能维持一种表面的平衡，不论李克强还是周永康，抑或刘云山，都不过是在做秀而已，他们在表示自已和薄熙来一样，都可以接革命的班，都可以继续当官发财。只要他们持有这种想法，就与井岗山上死去的人们不仅阴阳两隔，而且天壌之别，那些人不会相信，这些口口声声为了人民谋幸福的家伙，已经变成了新兴资产阶级和大地主，比过去哪个朝代的同类都厉害。假如他们当中有胡耀帮赵紫阳似的人物，也不过是用井岗山的雾网遮档自己而已。因此在我看来，井岗山所代表的以暴易暴的革命理念，已经过时。只要不变革制度，实现宪政民主，不论他们属于哪个派，哪个帮，都没有好前途。一言概之，井岗山救了共产党。

2009年11月7日于多伦多

    克里丝塔·沃尔夫(C hristaW olf)《余留之物》(W as bleibt)

    芭芭拉·米勒(BarbaraM iller)：《统一后德国之罪疚与顺从的叙述：斯 塔 西 线 人 及 其 社 会 影 响 》(Narratives of Guilt and Com pliancein UnifiedG erm any：StasiInform ersand theirIm pact on Society，Routledge，2000)

    约翰·科勒(JohnO . Koehler)：《斯塔西：东德秘密警察秘史》(Stasi：The U ntold Story of the EastGerm an Secret Police，Basic，2000)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八天后，东德国家安全部（MfS）更名为国家安全办公室（AfNS），但这没能使它活得更久。12月8日，莫德罗总理下令解散了AfNS，自此，世界上最著名的秘密警察组织之一终于走到了尽头。

MfS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斯塔西（Stasi，德语“国安”一词的缩写）。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它构建起了一张由几十万线人组成的大网，将几乎所有的东德公民罩在网中。身边有形或无形的监视者、监听者和告密者———无论他们是出于有据可查的事实，抑或只是来自传言、怀疑或想象，皆成为东德人日日夜夜置身其中的现实。斯塔西及其似乎无处不在的秘密线人，就这样定义着东德人的日常生活，成为每个人言行起居中朝夕相处，必不可少，有机而且动态的组成部分。

经由思想控制、经济控制和行政控制，以及庞大的秘密警察组织及其掌握的密织的线人网络，民主德国打造出了一个严密布控的社会，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对内（对外也往往如此）造成了一种颇为安全与稳定的社会幻象。这种稳定的程度不仅大大强于其东部大家庭的兄弟们，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甚至超过了在1960-70年代经历了巨烈动荡的资本主义同胞、西邻的近敌联邦德国。然而，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幻象，是因为这种稳定并无坚实的内在基础。稳定之得以保持，端在内部的高压和外部两大强力集团难分伯仲的对抗所造成的平衡。一旦对抗失衡，内压立刻决口，整个体系顷刻间瓦解，国家瞬间不复存在。

二十年过去了，斯塔西对东德人造成的社会创伤、心理阴影和情感痛苦仍旧难以平复。

最强大最有效

东德似乎并不公开鼓励检举揭发，亦不大力宣扬告密文化，而是通过广泛、细密、有效的组织工作，渗透到社会的每一肌体，从上至下，层层布控，有效预防，对公民一切可能危及政权稳定的言行实行全面监督。德国人为共同目标而不惜冷对个体的哲学渊源，做事务求条理分明、执行程序严谨高效，甚至刻板至教条主义的行事作风，均为斯塔西发展成世界上最强大、最有效的秘密警察组织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自1950年创设以来，斯塔西的雇员始终在稳定增长。1974年，该组织已有全职员工55718人，1980年有75106人，到1989年，则达到91000人。这些人的亲友往往知道其身份。真正的“地下工作者”是数以十万计的、散布于社会各个行业、各个角落的非正式雇员，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告密者”（本文将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线人”，来代替感情色彩强烈的“告密者”一词）。

1995年，根据已不完整的官方记录（斯塔西在解散前已开始档案销毁行动），1989年时的斯塔西有非正式雇员17.4万名，约占当时东德18-60周岁公民的2.5%.约翰·科勒（JohnO.Koehler）在所著《斯塔西：东德秘密警察秘史》（2000）一书中认为，其总人数可能接近50万（另据一位前斯塔西上校的估计，若将临时线人也计算在内，则线人总数可能高达200万人），平均每166位东德公民，便有一位斯塔西警探“照看”，东德因此成为世界上秘密警察密度最高的国家。苏联克格勃有4.8万雇员，监控全国2.8亿人，平均每人负责5830位国民。若计入非正式雇员，则斯塔西每人监控66人。如果连临时雇员也包括在内，那么每6.5个东德公民中，便有一人为秘密警察工作。

东德所有的大企业中，均派驻有全职斯塔西警官。每座居民楼亦指派一人，充任监视者，直接向管片民警报告。每有住户的亲戚朋友在此过夜，斯塔西都会得到报告。宾馆房间的墙壁通常开有秘密孔洞，以便斯塔西用特殊的针孔照相机或摄影机进行秘密拍摄。若有敌对嫌疑人进入监控名单，斯塔西便会在其家中布设设备，秘密监听。大学和医院亦被广泛渗透。

斯塔西的座右铭是“党的盾与剑”（Schild und Schwert der Partei），这句话在电影《窃听风暴》中曾两次被提及。线人的工作亦围绕着这一目标展开，但因工作性质的不同，又有细分。据芭芭拉·米勒（Barbara Miller）的《统一后德国之罪疚与顺从的叙述：斯塔西线人及其社会影响》（Narratives of Guilt and Compliancein Unified Germany_Stasi Inform ersandtheir Im pact onSociety，Routledge，2000）一书所述，人数最众，分布最广的是非正式雇员（IMS），即民间线人。1979年的一份斯塔西纲领指出，IMS“在全面确保国内安全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其工作是预防性的，为“应对新的安全需求而进行早期的辅助侦察与落实”，特别是要弄清“谁是谁”的问题。

斯塔西极为看重IMS，其各个时期的正式文件亦不断强调这一点。“非正式雇员是与阶级敌人秘密活动作战的最重要因素”（1958）：“非正式雇员是国家安全部所开展之全部政治工作的绝对核心”（1968）：“我们的政治工作所期望达成的政治与社会影响，有赖与非正式雇员进行高质量与有效的配合，他们是同敌人作战时的主要武器”（1979）。

没有英雄

两德统一最初的欢欣之后，原来的东德人很快发现，曾经憧憬的美好生活并未到来，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生活和职业保障却一去不返。失业率猛增，东部人不得不接受再教育，学习谋生技能，尝试适应曾经向往如今突然而至的自由，学会自己做决定。相对于国家替你决定一切的旧体制，统一后的自由反而令许多人不知所措。傲慢的西部人施于他们的歧视和怠慢，相较于旧体制的压制，似乎更加不堪。现在，他们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个人或集体的理想与自尊，过往的人生变得一钱不值。在东部，自怜和恋旧的情绪高涨，已经不复存在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竟然在某种程度上又成了已逝的天堂。今年春天，BBC播出了一套系列纪录片，讲述东欧人对社会主义大家庭时代的回忆，好坏兼有。一位女士说，较之现在，东德时代的妇女更为独立，在婚姻和工作中有更多的选择，“我们感到安全及被照料。”她面对镜头说。

然而，国家不仅照料其公民，亦监控他们，而这种监控的深度和广度，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政府可能都难望其项背。统一后斯塔西秘密档案的逐渐公开，对许多东部德国人的心理是一个巨大的冲击，逼使某些人重新审视那个失乐园。“这些文件不仅有助于前东德人得知并了解自己的历史，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他们对过去重新定义。”芭芭拉·米勒女士写道。

档案的某些部分足以令人震惊，例如，1987年的记录显示，当时东德作协的19位最高委员中，竟有多达12人是斯塔西的线人。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曾深受秘密警察之苦、1987年从罗马尼亚移民西德的赫塔·米勒，坚决反对在没有甄别清算前东德作家历史污点的情况下，实行两德作家组织的合并，并为此于1997年宣布退出德国笔会中心。

在德国东部地区，赫塔·米勒并不是很受欢迎的人。1999年，柏林墙倒塌十周年的时候，她告诉RFE电台罗马尼亚语-摩尔多瓦语部的米尔恰·约尔古莱斯库，尽管已经统一多年，但在社会和文化层面上，两个德国之间的鸿沟仍然存在，德国东部更近于东欧而非本国西部。“在东部德国，有些人不请我去朗读作品，”她说，因为他们不想以直接了当的批判回望过去。但也有人请她。“可以说，在德国西部，大多数人只是对我的书抱有理论上或文献上的兴趣，而东部人会通过我的书面对自己的过去和人生。有些人为此觉得不快。许多次在德国东部，我朗读完，首先就会听到听众提问：”可罗马尼亚的情况当然比我们这儿恶劣。‘我告诉他们：“这要看你怎么看待那些事。’”她说，许多东部人不愿意相信的是，从整体上讲，罗马尼亚和东德之间的不同没有他们愿意相信的那么大，可听众不喜欢这种看法。

随着秘密档案的公开，线人们不断曝光并受到谴责的同时，公众也发现，自己每次都会落入相同的、极为复杂的道德困境。“斯塔西的线人们始终是（东德）国家机构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如果没有大多数东德人的沉默作为配合，这一体系断然不会如此有效运转。”芭芭拉·米勒就此写道，“作为机会主义的盲从者，个人之所以与集体保持一致，是因为他们在这种物质安全、社会安定的平庸图景中安于浑浑噩噩，其中之个人，则坚定不疑地服从于那种对简单及相对和谐之生活的欲望。”

我认为，当集体耻辱感逐渐增强到一个临界点，这个集体就将面临极大的风险———完全的自我否认。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承认自己的一生是背德的、有罪的、附从的、心甘情愿被愚弄的，因而也是毫无意义的。出于本能，集体会避免让自身落入这种深渊。通常情况下，他们会找到救赎者。两个月前，翁贝托·艾柯援引一例指出，1931年，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勒令全国1200位大学教授宣誓效忠，仅有12人拒绝，并为此失去工作。其余皆为保住教职而屈从。“也许这1188人是对的，”艾柯说，“但那12个人挽救了其大学、乃至我们国家的荣誉。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说不，即便这样做毫无益处。因为有朝一日，你可以说，你说过不。”

十二君子仅仅是大学教授集体的百分之一，在全体意大利人中的比例更微不足道，但他们事后足以为集体耻感提供一个排遣的通道，虽不至完全脱罪，亦可让失序的心理找回某种平衡。如果一个集体找不到可引为代表的英雄，帮他们卸去颈上的重轭，让他们有理由说出：“我们也曾反抗过，”那么这个集体终将不能自如地面对过去。

东德却没有英雄。

羞耻与失忆

1993年初，前东德最著名的女作家克里丝塔·沃尔夫（Christa Wolf）被指认曾在1959至1961年间为斯塔西充任非正式雇员，代号“玛格丽特”。沃尔夫女士的反应具有典型性：她最初完全否认，半年多之后，档案将不可辩驳的证据呈现于前，她又改口，说已将这段往事完全忘却，并辩称从未对同胞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在身份曝光之前，前线人大多保持沉默，直至白纸黑字的证据出现。然而对那段不光彩的往事，他们真的有可能失忆吗？芭芭拉·米勒在前述专著中，对上述情况做了分析：

传统的记忆复制理论认为，人的记忆是对过往事件的精确复制，但心理学家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自我记忆的机理往往与此相反。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社会心理学教授迈克尔·罗斯发现，个体会使用“绝对自信的理论来构建其个人历史”。也就是说，人们趋向于用当前对自我的理解来“推断”他们过去的行为。除非有明确的信息让我们相信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已经发生了变化，不然我们便很可能有意夸大过去与现在的相似性，并以此重构记忆。

“谢天谢地，我好像很早以前就忘记了。”沃尔夫女士写道，“如果我还记得那件事，我怎么能活过那么多年，怎么还能继续写作，我还能相信谁？”

事发时，她立刻遭到了潮水般的猛烈攻击。然而舆论最初的歇斯底里过后，不断出现的档案逐渐还原出更为客观的历史：沃尔夫与斯塔西的合作只是“最低限度的”，并且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不仅如此，自从年轻时的政治幼稚之后，她日益转向政权的对立面（她被称为“忠诚的异见者”，在批评政府的同时仍然保持社会主义信念），并为此与丈夫一起，遭受了斯塔西长达20年的不间断监视，写于1979年、但直到1990年才得以出版的半自传体小说《余留之物》（Was bleibt），记述了那段监控之下的生活。

该书甫一面世，即遭指责。评论界指其伪善，以东德时期的既得利益者之身，又图谋于新时代。三年后斯塔西秘档曝光，舆论众口一辞，大有将她打入地狱之势。这正是面对历史时的乱局与困境，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皆难以脱逃，亦难以承担。

斯塔西死去二十年了，时间似乎漫长，却又像弹指一挥间。它的幽灵仍然纠缠着许多人，也许每夜都来，徘徊于枕边，让他们至死不能释怀。

刚从我们附近城市诺曼（俄克拉荷马大学所在地）报纸《诺曼记录报》（Norm anTranscript）上得知，中国诗人、海南大学教授多多获得2 0 1 0年度纽斯塔国际文学奖（Neustadt International Prize for Literature），设立、颁发该奖的是俄克拉荷马大学及《今日世界文学》（WorldLiterature Today）杂志，奖金为五万美元。此奖号称“美国诺贝尔”，是美国最著名的国外文学奖项，其特色之一是诗歌、戏剧、小说作者均可平等竞争，此奖每两年颁发一次，迄今为止，已有21位获奖者，多多是第一位中国获奖者。今年的候选人一共有九位，除多多外，哈金也是候选者之一。

九评委中有中国诗人麦芒（Mai Mang），麦芒现在康涅狄格学院教授中国文学。是他推荐多多入选的，他在推荐中说多多自由跨越国家、语言和历史的边界。也是“一个坚定的预言家，在这个混乱的现代社会，他向我们讲述那些常处在阴影之下的基本而普遍的人类价值，如创造、爱、梦想和盼望。”

《今日世界文学》执行总监Robert Con Davis-Undiano说中国有一群一流诗人，值得西方认真关注，多多是其中最出色者之一。这也与德国汉学家顾彬所述一致。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的时候，顾彬曾提出中国一些流行的小说是垃圾，但是他很赞赏中国诗歌，甚至指名道姓列出了欧阳江河、西川、翟永明等人。

多多原名粟世征，1951年生于北京，1969年到白洋淀插队，后调到《农民日报》工作。1972年多多开始写诗，1989年多多出国，2004年回国后受到了国内文学界的欢迎，当年即获《南方都市报》所设“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4年度诗人奖。他著有诗集《行礼：诗38首》、《里程：多多诗选1973-1988》、《多多诗选》等。多多现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也是该学院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的在编诗人之一。

多多的主要译者是汉学家利大英（George B.Lee），此人也是戴望舒的英译者。

今天11月9日是柏林墙倒塌20周年的纪念日。这些天来，德国和国际媒体里都有很大的篇幅报道这件二十世纪里，具有戏剧性和里程碑意义的历史事件。数天以来，德国的政府和民间都有盛大的纪念庆祝会，当年推倒柏林墙的功臣俄国的戈尔巴乔夫、德国的总理科尔、美国当时总统老布什都来参加盛典。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分割为东西两国，连首都柏林也一分为二，划地为牢，分成两部分。然而直到1961年东德共产主义政权才于8月12号夜里，一夜之间在城市中间筑起了高墙，人们于次日那个星期天的早晨，发觉天地变色，天人永隔，昨天还是邻居，今天就成了敌对双方的陌路人。那堵夺走人们自由的墙无情、冷酷，却又是如此急就章地仓促和难堪，有几处甚至连住家的窗帘布都来不及取下，草草地被砌进了水泥墙上。次日，还有不甘心的东柏林人，从墙头爬过，墙外站着围观的西边的士兵和市民，他们虽然目瞪口呆，却也立即伸出援手，或用自家的肩膀做逃难人的踏脚，或用床单绳索链接，连托带拉，走私过来一小部分奔逃者。那时候谁也不知道这堵墙会存在多久，它会否引发战争，民主和社会两大阵营今后将如何对立相处。在未来的28年之中有将近两百多人在翻墙、挖地道和穿越铁丝网甚至游泳的方式投奔西德的过程中丧命，但是有五千多人成功地逃入西德。柏林墙是二战以后冷战的重要标志，也是人们“不自由、毋宁死”的最好见证。

社会主义阵营的外强中干是众所周知的，双方的军备竞赛把原本就被计划经济弄得一穷二白的共产主义真正地拖垮了。但是当这座空架子轰然一声坍塌下来时，人们还是感到意外的错愕和惊讶。美国总统里根1987年6月访问西柏林时，站在柏林墙前喊道：“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座墙吧！”那时候欧洲的媒体都讥笑这位老牛仔总统在做秀，没有人拿他的话当真。一年半之后1989年1月，东德的统一社会党主席何内克还中气十足地说“柏林墙在今后的50年，100年都还会存在。”然而数月之后天安门事件震撼了世界， 一场和平的革命遭到了血腥镇压，“中国式的解决方式”一词不胫而走。同年的秋天，东德人开始全面大逃亡、莱比锡每周一固定的庞大和平示威运动、柏林、德莱斯顿汹涌的即兴示威游行、教会会同知识界人士开始主导群众运动，即便此时，东德共党都还想用“中国式的解决方式”来恐吓走上街头的人民群众。据称11月初，何内克还下令让柏林各大医院的血库准备好，届时要武力镇压时，医院还得“救死扶伤”。但是人民的力量终究使得专制政府决堤，强大的民意之下，政治局做出了放宽旅游尺度的决定，并由政治局委员夏波夫斯基于11月9日向媒体传达了一个语焉不详的信息：“每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民都可以从共和国的边界过境站离境”。这句话晚间从广播和电视里传出，对东柏林人宛如天籁之音，人们立刻从家中走出，有些人甚至穿着睡衣，涌向柏林墙的一些个边境据点，措手不及的士兵们只能眼睁睁地让人们走过自己身边。如此动人的一幕：人们热泪盈眶地问那些边界的年轻士兵，能不能过境，他们木纳沉默地点头，人们拥抱亲吻军人的双颊，然后冲向上城墙，戴歌戴舞，用手或其他工具开始敲打拆毁这座曾经夺命的、令人绝望的柏林墙。“我们是人民，我们是人民”，群众就用这样简单的一句话把独裁者的良知和理智唤醒了，把士兵们的愚忠粉碎了，不用一兵一卒，没发一枪一弹，铁幕瓦解了，冷战结束了。现代人类历史上最动人的政治喜剧莫过于此。

虽然二十年后两德的统一还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这期间也曾出现一些令人齿冷的副作用（如新纳粹的嚣张崛起），但是总的说来，二十年墙东，二十年墙西，德国终究是在快速地融合，抚平历史伤痕，并为世界树立了一个榜样，自由终将战胜极权，和平强过武力。还生活在专制体制下的人们，今天也是你们的节日，只要你们保持信念，坚信自己的权利和力量，继续争抗，这样的快乐日子也会降临到你们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