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恩师与弟子
萧乾第一次看到沈从文是在老师杨振声家里。那时，萧乾正在辅仁大学读书。一天晚上，杨振声托人给给他带了口信，说：“沈从文到北平了，住在我家，你来看看吧。”沈从文和萧乾都有过流浪经历，初次见面，两人一见如故，都给对方留下很好的印象。“沈从文打量眼前这位青年，他的渴求知识、尊敬和诚恳的目光，使沈从文很感动。从杨振声那里，他了解到这个青年贫苦，很聪明，很用功。为了能上大学，每天半天时间去替洋人教授推草坪，看护孩子，挣的钱用来读书。从这个青年人身上，沈从文仿佛看到自己当年流浪北京时的奋斗和磨难，感觉到向上的精神。不由地，沈从文对秉乾（萧乾原名——笔者注）产生一种爱怜。”【1】
当时，萧乾在学校里和同学合办一份名为《中国简报》的刊物。和沈从文见面后，萧乾写了一篇很长的访问记，题目是《当今中国一个杰出的人道主义讽刺作家》。自此，两人渐渐成了朋友。
1931年，萧乾因与系主任发生口角，一气之下，离开辅仁，跑到福州，在一所中学当了一年的国语教师。1933年他又回到北平，考进燕京大学英文系，后转入新闻系。刚到北平不久，萧乾就收到沈从文的一封信：
秉乾弟：
见某日报上，载有燕大编级生一个你的名字，猜想你到了北平，我已从青岛跑来北平，目前住西城西斜街55号甲杨先生家里，想出城来找你，可一时不能出城。你看有事进了城，爱依然骑你那那自行车到处跑，高兴跑到我住处玩玩，我大多数总在家中。晚上不便回校可住在我住处。
很念你
从文【2】
两人关系之好由此可知。
1933年9月29日，萧乾写下了平生第一篇小说《蚕》。这篇小说经沈从文之手发表在同年10月中旬的《大公报》上。不久，沈从文又把萧乾带进林徽因家的文艺沙龙里，可以说，是沈从文把萧乾带入文学界的。
1935年在沈从文和杨振声把萧乾引见给《大公报》经理胡霖，萧乾从此开始编辑《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小公园》。1937年，因战事紧张，萧乾丢了《大公报》的差事，逃难途中，沈从文、杨振声两位老师再次收留了他：
“一九三七年的八·一三后，报纸从十六版缩成四版，胡老板把我辞退了。我带着当时的妻子王树藏从上海逃难，到了武汉。恰好杨振声和沈从文二位老师由北平逃到武汉。那时他们正在编一套中小学教科书，就慨然收留了我和王树藏，并且让我们搬进了他们在珞珈山脚租下的五福堂。后来我们跟他们一道从武汉而长沙，又由长沙转到湘西沅陵沈先生大哥沈云六的家。一九三八年才辗转到了昆明。我失业的八个月期间，杨、沈二位老师收留了我，这是我没齿难忘的。”【3】
在文学和生活两方面，沈从文都给了萧乾诸多帮助。在萧乾心目中，沈从文一直是自己的恩师，而他对沈也一直执弟子礼甚恭。
我想，沈从文和萧乾之所以能成为过从甚密、心心相印的师生，是因为两人在文学上有共同的志趣和语言。到了1947后，随着萧乾对政治的愈来愈热心，两人的关系渐渐疏远，直至出现一道难以愈合的裂痕。
二、进取与退避
1947年，萧乾从英国回到上海，继续为《大公报》工作，这一次，他不仅编文艺副刊，还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成为社论撰稿人之一。当时的萧乾赞成民主的多党竞争制，反对任何的一党专政，梦想走第三条道路，鼓吹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他的自由主义立场在他写的社论里得到充分的表露。1947年的“五四”，萧乾为《大公报》撰写社论《中国文艺往哪里走？》，在社论里，萧乾宣言自己的自由、民主思想，他认为“五四运动”的精粹就是民主，并以“民主”这一原则来评说中国文坛：
“我们希望政治走上民主大道，我们对于文坛也寄以民主的期望。民主的含义尽管不同，但有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那便是容许与自己意见或作风不同者的存在。民主的自由有其限度，文学的自由也有其限度。以内容说，战前亲日战后亲法西斯的作品也应该摈弃，提倡吸毒或歌颂内战的也不应容纳。但在‘法定范围内’，作家正如公民，应有其写作的自由，批评家不宜横加侵犯。这是说，纪念‘五四’，我们应革除只准一种作品存在的观念，而在文艺欣赏上，应学习民主的雅量。”
在这篇社论里，他还对当时左翼文艺界为郭沫若等人举行诞辰纪念活动表示了不满。
“每逢人类走上集团主义，必有头目招募喽罗，因而必起偶像崇拜作用。此在政治，已误了大事；在文坛，这现象尤其不可。真正大政治家，其宣传必仰仗政绩；真正大作家，其作品便是不朽的纪念碑。近来文坛上彼此称公称老，已染上不少腐化风气，而人在中年，便大张寿筵，尤令人感到暮气。萧伯纳去年九十大寿，生日那天犹为原子问题向报馆投函。中国文学革命一共刚二十八年，这现象的确可怕得令人毛骨悚然。纪念‘五四’我们应革除文坛上的元首主义，减少文坛上的社交应酬，大家埋首创造几部硬朗作品。那样方不愧对文学革命的先驱。那样，中国文艺才有活路可走。”【4】
萧乾这篇社论无疑给上海文坛扔下了一枚炸弹，也给自己带来了麻烦。1948年1月8日，《大公报》再次发表了萧乾撰写的社论：《自由主义者的信念》。这篇社论可看作是萧乾当时的政治宣言。
“自由主义不是一面空泛的旗帜，下面集合着一簇牢骚专家，失意政客。自由主义者不是看风使舵的舵手，不是冷门不注的赌客。自由主义者是一种理想，一种抱负，信奉此理想抱负的，坐在沙发上与挺立在断头台上，信念都一般坚定。自由主义不是迎合时势的一个口号，它代表的是一种根本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而且不是消极的。不左也不右，政府与共党，美国与苏联一起骂的未必即是自由主义者。尤其应该弄清的是自由主义与英国自由党的主张距离很远很远。自由主义者对外并不拥护十九世纪以富欺贫的自由贸易，对内也不支持作为资本主义精髓的自由企业。在政治在文化上自由主义尊重个人，因而也可说带了颇浓的个人主义色彩，在经济上，鉴于贫富悬殊的必然恶果，自由主义者造成合理的统制，因而社会主义的色彩也不淡。自由主义不过是通用的的代名词。它可以换成进步主义，可以换为民主社会主义。”
萧乾的这种“自由主义”论调当然会遭到左翼文人的迎头痛击。对萧乾最严厉的批评来自郭沫若。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的文章里，直接用“黑”给萧乾画像。“这是标准的买办型。……这个‘贵族’钻在集御用之大成的大公报这个大反动堡垒里尽量发散其幽缈、微妙的毒素，而与各色的御用文士如桃红小生、蓝衣监察、黄帮兄弟、白面喽罗互通声息，从枪眼中发出各色各样的乌烟瘴气，一部分人是受他麻醉着了。”【5】
一开始，萧乾对郭沫若的批评不服气，后在好友杨刚（当时《大公报》里的共产党领导者）的批评教育下，他迅速转变了态度。同样是在杨刚的规劝下，他决定拒绝来自英国剑桥的邀请，留在新中国。作出这一决定后，萧乾面临的难题是，如何改变左翼文人对他的糟糕印象，如何消除因鼓吹自由主义论调而造成的不良影响。为此，他在《华商报》上发表了一系列“转向”的文章。
在《五四的成果》（1949年5月4日）中，萧乾表明了他对中国革命的新认识：“五四绝不仅是对奴隶外交的反抗，及对人民语言的要求；三十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初次感到周身的锁链——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而决心把那挣脱掉。从开始它便是反封建反帝。七七也罢，反蒋也罢，反孔宋也罢，中国一直循着这两大方向奋斗着。在这奋斗过程中，人民与反人民二势力一直是对垒着。一台一台的戏唱着，每台有其死硬派，也有其出卖民族的奸细。然而中国一直屹立着，中国人民一直屹立着，倒了的却是人民的敌手及刽子手。今天我们才看到了五四的成果，人民奋斗的成果。”
1947年，萧乾说“五四运动”的精粹是民主，而现在则认为，五四一开始就是反封建反帝，且把“五四的成果”等同于“人民奋斗的成果”。这样的转变也许会讨郭沫若的好，但只能换来沈从文的一声冷笑。
在《新方向，新生命》（1949年9月1日，“九一记者节特刊”，萧乾离港前为《华商报》写的特约稿）一文中，萧乾写道：“报人多是不事生产又不懂生产的。我们过去的技能在耍花枪，今后，对于纺织，对于农具，对于一切有关人民生活的事物，我们都不能再有骄傲自己的隔膜了。因为一九四九年的九月一号，已由赚钱由出风头，而转移到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的方向了。在这个转向下，黄色新闻和特务报纸自然会被消灭，而东拉西扯的‘文人论政’传统也必寿终正寝。今后的趋势是太清楚了：顺人民者存，逆人民者亡。这是蒙在鼓里与清醒的抉择时候了。今年这个记者节，纪念的应是报人和人民永久结合这一伟大意义！这是中国报业的新生！”【6】
1948年的萧乾还在鼓吹多党竞争，而1949年的他却高呼“顺人民者存，逆人民者亡”。萧乾的立场和态度完全变了，且变得快，快得让人无法相信他说的是真话。考虑到萧乾要在新中国生存下去，考虑到萧乾急于摆脱郭沫若加在他头上的那顶“黑”帽子，他写这种趋时应景之作，本无可厚非，但如此“趋时”如此“善变”，只能让昔日的恩师沈从文对他“刮目相看”“敬而远之”了。
不过，对萧乾来说，这些趋时应景之作却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他1949年底回到北平后，参加了第一次文代会，而被郭沫若指责为“桃红色”作家的沈从文则没能享受到这一待遇。“感谢杨刚和李纯青两位老友的指引，我去了香港，并于一九四九年八月底的一天，登上‘华安轮’，经青岛来到开国前夕的北平，任英文刊物《人民中国》副主编，总算还参加了第一次文代会。然而被称为‘桃红色’的沈从文，尽管著作等身，却连参加文代会的资格都被剥夺了。”【7】
既然尝到了趋时的甜头，萧乾自然会在歌颂的道路上愈唱愈欢。1951年3月1日，萧乾的《在土地改革中学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毛泽东非常重视这篇通讯，第二天，他当即写信给胡乔木，郑重地推荐萧乾这篇紧密配合新形势的文章。毛泽东在信中说：“3月1日《人民日报》载萧乾《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写得很好，请为广播，发各地登载，并可出单行本，或和李俊新所写文章一起出一本，请叫新华社组织这类文章，各土改区每省有一篇或几篇。”【8】惯于讽刺的萧乾开始沉醉在温柔、甜美的颂扬里。他的政治地位开始一路攀升。
“萧乾似乎一帆风顺。反映土地改革的特写《土地回老家》，被译成十余种外文出版。1952年，又从新闻界转至文学界任中国作协《译文》杂志编委。1956年，到《人民日报》任副总编辑的杨刚。又聘他为文艺版的顾问，同时，中国作协又任命他为《文艺报》副主编。他的脚下没有荆棘，只有鲜花。”【9】
古人云：福兮，祸之所伏。1949年之后的萧乾似乎事事顺心，他因此变得麻痹变得忘乎所以。那一阶段，他除了紧跟形势、响应号召外，几乎无暇静下心来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来一次“长考”，而一个盲目跟风的人是会一不小心就误入“雷区”的。
1957年的3月，萧乾在中南海听了毛泽东关于整风的动员报告。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呼吁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要大家抛弃一切精神负担，给党提意见。一向积极响应号召的萧乾这一回当然也不甘人后。整风期间，萧乾异常忙碌。一方面，作为《文艺报》的常务副主编，“第一次独立担负起领导工作，由他负责起整风期间的《文艺报》的编辑事宜。他紧张地工作着，各种专栏文章。各种形式的讨论，一改《文艺报》过去的单调死板，以活泼多样、各抒己见的热闹，投入了全国性的整风运动。”；【10】另一方面，作为一位党外作家，萧乾也写出了一篇重要的鸣放文章《放心·容忍·人事工作》，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在这篇文章里，萧乾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真诚地给党提意见，意见中肯也尖锐。
“在资本主义国家没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前，他们有一句非常豪迈的话：”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愿牺牲我的生命，来维护你说出这个看法的权利。‘在这句话里蕴藏着他们对自己的宪法、对他们的民主传统和制度的自豪。
……那句豪迈的话意味着：一个人说的话对不对是一件事，他可不可以说出来是另外一件事。准不准许说不对的话是对任何民主宪法的严重考验。今天，至少英美这两个自诩为‘民主的’国家，在这和考验面前早就破了产。……从‘共同纲领’到宪法，我们国家对于人民享有言论、著作的自由，都有明文规定。而且解放以来，每个中国人都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政府从来也没下命令查禁过一本书。可惜我们目前还不能进一步说：每个中国人都已经有了说话和写作的自由了。
我们从1949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下就飞跃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中间，我们在民主精神的锻炼上，不能算很多。所谓‘民主精神’，应该包括能容忍你不喜欢的人，容忍你不喜欢的话。由于革命进展得很快，干部的提升有时候也与他们本身的提高难得相称。假使在掌握‘民主’与‘专政’的时候有些偏，轻易地把‘乱说’当作‘乱动’来办，就会在维护宪法的名义下，干出实质上是违背宪法的事。
……几年来，若干有可能接近马列主义的人却疏远了，这些人自己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但是那些把马列主义神秘化、庸俗化，拿马列主义当棍子使用的教条主义者也有责任，他们逼人家对政治起反感。我相信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越是有独立思考、自由选择的可能，就越会自觉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真理本身原是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11】
萧乾这篇文章的观点与他解放前的“自由主义”论调倒是有一脉相承之处。这更说明了，萧乾1949年回北京后所写的文章绝大多数是趋时应景之作，现在有了机会，压抑的真话就冒了出来。1949年回国后，萧乾一味沉醉在对新中国的颂扬里，只知道“紧跟”，只知道“响应”，早就不习惯独立思考了。只有在中央呼吁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萧乾为了响应这一号召，才大梦初醒般想到“独立思考”四个字，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可以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独立思考而已矣。没有独立思考，马克思、恩格斯盲目地跟着黑格尔、费尔巴哈走，就不会有辨证唯物主义。没有独立思考，就等于生鱼生肉没经过烹饪、咀嚼就吞下去，不但不能变成营养，一定反而会闹消化不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身，实际上也就是全国咀嚼、消化新思潮、新文化的过程。既然说消化，就一定得有营养，也有排泄。这样，我们的文化血脉才能舒畅，我们的创作才能繁荣。”【12】
提倡独立思考，给党提意见，对萧乾来说，是说真心话，是把心中的积郁一吐为快；也是在紧跟形势，响应号召。然而，令萧乾始料未及的是，“整风”几乎在一夜之间变为“反右”，萧乾因响应“整风”号召而写下的文章，让他顺理成章成为“右派”，这一回，他再想“紧跟”“响应”已经是身不由己，有心无力了。因为他已被打入另册。
在被打成“右派”，吞下人生最大的苦果之后，萧乾被剥夺了继续歌唱继续“紧跟”继续“响应”的权利，这时的萧乾才开始了久违的思考。
“1957年那场‘六月雪’，使我又一次完全失去重心，而且比在英国湖区那次还要感到迷茫，也更绝望，很想干脆自己结束了生命，可三个孩子还那么小。……
中国能不能避免那场风暴，我不能断言。尽管我的右派前边还冠以‘老’字，多年来我却时常不切实际地幻想，自己原可以躲开它，并为之悔恨万分。批判会上或会下，我低头坐在那里，一直在想：你不是没尝过苦头的人呀！1948年在大权威手中你就领教过了，1949年后，一场接着一场——尤其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那是敲得多么响亮的一次警钟啊！你不是没看到那真理服从于斗争的原则，也就是先搞臭了再说的做法！那一拥而上的阵容，那咒骂得越狠越革命的气势，那没有辩白余地的处境，以及那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下场。这一切，你都看到了哇！而且，远在在1950年就已经明白，你是不受信任的呀。为什么还那么放纵自己？当然是咎由自取。“【13】
萧乾这番自剖可谓椎心泣血。但我认为他的反思并未触及到问题的症结。事实上，萧乾被打成右派并非是他太放纵自己而是他太听话了，太想做出一番成绩而获得党的信任，太想表现自己，太追求“进步”了，也可以说是离政治太近了。一个追求自由的文人，进入政治圈，往往是吃力不讨好的。
在另一篇文章里，萧乾的反思显得深刻多了：
“1952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当时任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冯雪锋突然来访，说想调我到他主管的一个文艺团体，并征求我个人的意见。我兴奋得一夜也没合眼。
归队了。回到自己的本行了。又能重新拿起笔来（而不是成天坐在打字机前）写东西了。还能不兴奋吗！
然而1957年夏天以后，我曾多么悔恨没能安于当个技术干部，多么懊悔重新拿起那烫手的笔啊！那时，我曾羡慕过挑担子的，摆地摊的，推小车烤白薯的。那些年常想：在这个社会，干什么也比握笔杆子保险。“【14】
我认为萧乾这番话说到点子上了。当文艺成为政治的喉舌时，进入文艺圈等于进入政治圈。而天性崇尚自由的文人，虽然在文字世界游刃有余，在政治领域却总是捉襟见肘。沈从文早就明白了的道理，萧乾要等到被打成右派后才恍然大悟，看来，老师毕竟是老师，“闻道”究竟要比弟子先一步。
1947年内战全面爆发后，萧乾参加了“第三条道路”的活动，并四处奔走，与钱昌照等人积极筹办《新路》杂志。此间，萧乾还邀请沈从文在杂志发起人名单上签名，理所当然遭到沈的拒绝。从这件事，我们看出，萧乾对老师沈从文的政治观实在不怎么了解。虽然沈从文也赞成民主和自由，但他和“第三种”力量并非同路人，因为沈从文既不想靠近某个党派，也不想加入某个团体，一句话，他对政治持一种不信任态度。
“他将重造民族生机的责任寄托在非党派、非集团的学有专长，有‘理性’的知识分子身上。这种知识分子应当‘游离’于国内任何政治党派与集团——包括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其他政治派别如‘第三种’政治势力——之外。”【15】
沈从文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想做御用文人，写遵命文章。1949年，这个著作等身的大作家进了博物馆，做了一名普通的文物工作者。其实，如果沈从文想进文艺圈，他是完全有机会的。1953年，沈从文以美术组成员的身份参加了全国第二次文代会。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了与会代表。毛泽东还亲切地对沈从文说：“你还可以写点小说嘛。”尽管沈从文口头上不便给主席一个否定性的回答，但他在心里已经决定要割断与文学创作的联系。当时，沈从文虽在博物馆工作，但全国各报刊向他约稿的仍很多，但他不为所动，坚决不动笔。
“办刊物的朋友有时辗转相托请他写点短稿，不是‘推’就是‘拖’，真如老话说的，好比骆驼穿针眼。总是常用‘过时了，过时了’来唐塞。接着他还会说在这方面自己‘已下降到接近报废程度’，所以只有‘避贤让路’之一途。有时信中虚晃一枪：”老朋友来谈谈天，还像满有兴致，问这问那，也间或煽起一点童心幻念。‘但一说到真格的，请他就汤下面地写那么千儿八百字，他就挂出免战牌，两手一拱，’饶了我吧‘。“【16】
沈从文主动脱离文艺圈，不是因为他不想创作，而是因为当时没有自由创作的环境，他个人也不具备自由创作的心态。在沈从文眼中，创作和写趋时文章是两码事。当然，他也知道，如果他仍像过去那样“自由自在”地去创作，显然不合潮流，而且必然惹来麻烦，不如躲进博物馆，埋头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具体事情，且躲进博物馆，远离文艺圈，也会躲掉多少是是非非。事实也正是如此。
不过，沈从文这样的大家，彻底封笔，心里的痛苦可想而知。事实上，创作之火在他的心中一直未熄。1961年年底，在王震的安排下，沈从文曾去了一趟井冈山，当时的他打算一边体验生活，一边进行写作，计划是写一部长篇小说，但他最终还是忍痛割爱了，因为，他一直找不到像过去那样的创作激情、创作状态。
“这次井冈山之行，他是带着自己的创作计划而来的。按预定计划，他将要完成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其内容是一个共产党人在二三十年代的人生传奇。小说准备以张兆和的堂兄张鼎和即张璋及其事迹为创作原型，表现一个旧家弟子如何背叛家庭，走上反抗黑暗社会的道路，同时记录二三十年代动乱的中国社会面貌和各种不同人物的人生足迹。
为此，他需要置身于一种相应的生活氛围，从那些似变而未变的人生形态里，获取必要的艺术素材。然而，上山后的十多天里，一阵热闹兴奋过后，预期得到的全没有得到。世变时移，人生的旧迹似乎已难寻觅。茨坪虽然已成井冈山中心，有博物馆、招待所、文化礼堂、百货大楼、医院、敬老院等生活文化设施和相应机关单位结构而成的文化社区。人员既来自全国各地，居民成分与社会人事已全面刷新，人生已是一种新的合成形态。旧有的乡村文化与人生形态似乎已荡然无存。井冈山不再住有能唤起沈从文对已逝岁月回忆同感受的旧军人、铁匠及各种行业的平民。……而且，这种体验生活的方式也根本不能贴近人生。人们对上面下来的作家，接待虽然充满尊敬与热情，却同时也造成一道壁障，与实在人生相去一间。无论与何人交谈，听到的都是通同共有的语言。“【17】
旧的记忆不能唤醒，旧的感觉不能复活，不能贴近人生，找不到创作感觉，沈从文就坚决不写。可见，创作规律在沈从文心中一直是神圣的不容违背的。事实上，违背了创作规律，硬写出来的，只能是遵命之作、应景之作、趋时之作。而1949年的萧乾，一心沉醉在颂扬与歌唱中，恐怕就无暇顾及这些了。
解放后的沈从文和萧乾，一个彻底封笔，一个炮制了大量的应景之作，两人之间的分歧自然越来越大，隔膜也越来越深。
1957年，当毛泽东呼吁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萧乾积极响应号召，不仅亲自动笔写下一系列鸣放文章，而且还邀请沈从文给《文艺报》写稿，给党提意见。沈从文一口回绝。沈从文回绝萧乾的邀请，不是因为他料事如神预测到大鸣大放是“引蛇出洞”的“阳谋”，也不是因为，他心中无牢骚可发。沈从文不愿写这种文章，是因为他不习惯不认同写“遵命文章”——所谓别人规定我来写。
当时，不仅萧乾，也有其他报社的人约请沈从文写鸣放文章，他也是一概回绝。
“1957年夏天，当社会上大鸣大放正进行得十分热烈的时候，沈从文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来人是专程从上海来京的一位青年学生。见面后，他对沈从文说，上海《文汇报》正等着要消息。你是著名的老作家，解放后对你的待遇太不公平，你对共产党有什么意见，尽管说！我一定代你写出，在报上为你鸣不平。
沈从文心想：我有什么不平？不再文学创作，那是我自己的决定，不是谁不准我写，也不是谁规定我只能写什么，而是自己心里有个限制。“【18】
我认为，对写作“自己心里有个限制”，是沈从文和萧乾之间的最大不同。在沈从文看来，写作必须是有感而发，不能按别人的规定来写，而且必须是爱写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沈从文有句名言：照我思索，可以知我；照我思索，可以知人。也就是说，文学必须突出一个“我”，另外，在沈从文看来，文学与政治与宣传完全是两码事；而对解放后的萧乾来说，写作就是配合形势，就是响应号召。一句话，文学就是宣传的工具政治的附庸。两人对文学的理解如此不同，维系两人之间的友谊的纽带也就轰然断开，两人分道扬镳也就不难理解了。
表面上看，萧乾在1957年写了几篇鸣放文章，提了不少意见，发了一通牢骚，似乎显示了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良知和勇气；而沈从文则三缄其口，拒绝发言，似乎显得怯懦而世故，有明哲保身之嫌。但我认为，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萧乾在鸣放文章里固然给党真诚地提了一些意见，但他是为了响应号召配合形势来写这些言辞尖锐的文章的，所以，某种程度而言，萧乾写这些文章也有自我表现、讨功邀赏的目的。而沈从文拒绝写鸣放文章，正是其“吾道一以贯之”的表现，因为他向来不按别人的规定写作，也不看别人的脸色写作，让他颂扬他不干让他讽刺他也不干。所以，沈从文不写鸣放文章，不是怯懦、世故，而是对自我的坚守，对其写作原则的捍卫。
三、误会与和解
萧乾1947年邀请沈从文参与《新路》杂志的筹备工作，遭到对方的拒绝；1957年，他邀请沈从文给《文艺报》写鸣放文章再次遭拒。道不同不相为谋，两人关系变淡，隔膜加深，难免产生一些误会。萧乾在《吾师沈从文》一文中，写了这样一件事。
“一九七三年二月，我由干校请假，回京治病，顺便为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而奔波。沈老师已经在一九七二年返京，在东堂子胡同的一间北屋里编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张双人床占去了一小半面积，再加上桌椅，就几乎转不过身了。张兆和师母住在相隔一条南小街的另一个胡同里。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每天得走一里多路去取老伴儿为自己做好的饭。我当时蜗居在北小街门楼胡同八米门洞改成的斗室里。干校把我们这些在京等待分配工作的外语干部纳入出版口的编译组，每天骑车上下班，必然经过沈先生所住东堂子胡同口。交通之混乱，使我不断地为老人的安全担心，所以在为自己的住房问题奔波的同时，也频频为他呼吁。一九七五年的一天，在上班途中，遇见了张兆和。就把此事当面告诉了她。几天后，我在东堂子胡同东口遇见了沈老师本人。我下了车，跟他寒暄。没想到，他声色俱厉地对我说：”我住房的问题，用不着你张罗。你知道吗，我还要申请入党呢。‘说罢，掉头而去。“
沈从文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萧乾的理解是：“而一九七四年在南小街，沈从文对我说：”我还要申请入党呢。‘我认为他的用意无非是奉劝我这个’摘帽右派‘少管他的闲事。我不相信他真正想申请入党。只不过是用此话来表明，他没有像我那样沦为次等公民，在政治上占我的上风。“
萧乾有句话说对了，就是沈从文确实不想入党，沈从文这样说，明显是讽刺萧乾的积极与投机。沈从文若想入党，早在1952年，他就有机会成为一名党员。下面这段话就是证明。
“沈从文对工作所具有的那份高度责任心感动了博物馆领导。在沈从文留馆工作两年后，党委书记找沈从文谈话，要他写申请加入共产党。沈从文回答说：认真做事是我的本分。入党我没有资格，还差得远。1952年，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请客，邀沈从文、老舍、周培源、冯至等人参加。席间，李维汉诚恳地对大家说：党的事业需要知识分子，希望你们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愿意，也可以加入九三学社。
大家回答说：入党还不够条件，只希望能多看点文件，想多知道点国家大事。“【19】
不过，萧乾说沈从文“只不过是用此话来表明，他没有像我那样沦为次等公民，在政治上占我的上风”却是没有根据的猜测。我认为，沈从文不会如此势利如此狭隘，我想，一个年过七旬的智者，一个埋首于文物堆里的隐者，会有心情和一个右派比谁占上风吗？沈从文拿这句话“刺”萧乾，不过是不满对方的趋时和跟风罢了。1948年，郭沫若给萧乾扣上一顶“黑”帽子，但到了1951年，萧乾就成了“红”人，竟得到领袖毛泽东的表扬。萧乾的趋时应变能力之强由此可知。对于固守自我的沈从文来说，萧乾的趋时与跟风，他肯定看不惯甚至厌恶。如此，他当然不愿意萧乾干涉自己的生活，尽管这种干涉也是一种帮助。
粉碎“四人帮”后，两人还是和解了。
“一九八八年春，《人民日报》记者李辉告诉我，沈老师同意见我。由于李辉要出差，我们商定，他一回来就陪我去崇文门沈老师的寓所去拜访他。没想到，五月间沈从文老师这颗文坛巨星，突然陨落，就失去了机会。……因为尽管我没来得及在他生前去拜见他，他既然已表示了愿意见我，就说明我和三十年代以来的这位恩师总算和解了。”【20】
为什么两人能和解，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晚年的萧乾不再趋时不再跟风，又开始独立思考，又开始说真话了。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萧乾在“讲真话”问题上没有完全附和文坛领袖巴金。
众所周知，巴金在晚年曾提倡讲真话，引来文坛内外一片喝彩，巴金的形象因此在人们心目中变得更加高大。如果萧乾也附和巴金，自然也会引来叫好一片，自然也会让自己的形象变得高大，但可贵的是，萧乾尽管很尊敬巴金，但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附和这位文坛领袖，而是说出了自己的观点：“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
萧乾这样说，表明他具备了可贵的勇气：敢于直面内心的怯懦，敢于敞开心扉说真话，敢于和文坛权威持不同的观点。我想，萧乾虽然没附和巴金的话，但他这种行为本身却是对巴金最好的支持，因为他说的这句话也许不够铿锵有力，但却是真话啊！
既然不再趋时不再跟风了，既然勇于独立思考讲真话了，那么，沈从文又有什么理由不原谅这个昔日的弟子呢？两人的“相逢一笑泯恩仇”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
注释：【1】【2】【4】【5】【8】【9】【10】【11】【12】引自李辉著《风雨人生》花城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36、41、290、294、304、308、309、311、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