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今年杭州5.7飙车事件发生以后，针对杭州警方的“70码”说法，舆论沸沸扬扬，尤其是在网络上，网民对此事的关注力度可谓前所未有。出乎意料的是， “70码”疑云虽然最后得以消弭，但在7月20日该案庭审之后又另生枝节，胡斌找“替身”一说又挥之不去。笔者在看到了媒体发布的胡斌受审照片时，凭借自己的直觉，认为前后胡斌相貌和气质相去甚远。在看到很多网民也有同样的质疑之时，笔者便自信地断定受审者系胡斌替身，并发文于网络论坛。

说心里话，笔者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那篇文章会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广大网民和媒体的高度关注，虽然杭州的司法机关几次出来辟谣，但仍然无济于事。最后，直到媒体将新华社记者和胡斌面对面的访谈公之于众，此事才得以真正平息。不过，笔者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如果杭州的司法机关能提供胡斌在进看守所时的照片和录像，那会更有说服力，而且我会就之前所发的有关文章公开道歉。遗憾的是，我始终都没看到这个。不过，最终能让我们看到胡斌和他的老师、同学以及媒体面对面的场景，这还是让人感到欣慰的。

原以为至此胡斌案会划上句号，更加出乎笔者意料的是，因为笔者在网上连发了9篇评论此事的文章，结果在8月21日被户籍所在地的公安机关以“造谣”为由行政拘留10天。在被拘留后，很多朋友都担心我在号子里面遭受虐待。在此，我对这些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办案的警察都对我很文明，拘留所里的工作人员态度也都非常好，一起关押的人员也还算友善。虽然失去了10天自由，但是我并不嫉恨他们，在我看来，鄂州这边的警察现在的文明程度甚至比很多大城市的警察还要高，几年前曾经在鄂州市公安局去办护照和港澳通行证，当时就感觉那里的警察非常热情。

新华社的两位记者，一位在浙江，一位在湖北，他们于8月24日发布了笔者被拘留新闻，从之后《新京报》的跟进报道中可以看出，该消息实际上是浙江单方面发布的，发布之前并未征得鄂州警方的许可。笔者相信，新华社的报道中很多细节均系鄂州警方向杭州警方提供，但有些地方却是新华社记者为了抹黑我而故意捏造的不实之词。比如说“捏造证据”，有眼睛的朋友都能看到，笔者所发的文章中的图片均系官方媒体发布的，何来的“捏造”？另外，笔者这些年一直从事自由写作职业，以此维系生活，自由撰稿人难道不是职业吗？可新华社记者偏偏要称我为“无业人员”，这显然对我的名誉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警察在传唤我的时候，我对他们说得很清楚，自己以写作为生，相信他们不会去告诉杭州警方我是“无业人员”。

新华社在中国的新闻机构中也许是最权威和最有影响的，但仍然会不时传出制造假新闻的消息，在世界知名的新闻机构中，新华社的公信力如何，相信很多朋友比我还清楚。另外，撰写笔者被拘留报道的记者之一戴劲松，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有关他的信息，他因为报道有问题而被人告上法庭已经不只一次了。笔者在获释以后，北京的知名律师莫少平先生曾表示，如果我对这个处理不满意，可以委托他或者他所里的律师做代理人，状告警方和新华社。

笔者被拘留，明眼人一看便知，并非鄂州警方的主动行为，如果不是受到了高层的压力，谁都不愿意趟这趟浑水。所以，笔者很快就决定不会状告警方，但对于新华社和两位记者，我却仍然需要保留起诉他们的权利，因为这个报道给我造成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很多认识我的朋友都开始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今天上网，忽然又在新华网北京频道看到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舆论来势汹汹法院忧心忡忡：我该怎么判？》，里面再次旧事重提，引述新华社最初报道中的话，称我在“捏造各种‘证据’，不断炒作受审的‘胡斌’是替身的谣言”。很显然，很多媒体和专家已经将我的个案视为标本，时不时提出来是希望网民发言要慎重。不过，笔者始终认为，自己不存在捏造证据的事实，也许文字内容和事实确实有出入，但胡乱地将我对官方媒体照片的引用说成是“捏造证据”是极不负责任的。

综上所述，笔者感谢媒体和朋友们的关注，不管是批评的还是赞同的，我都表示尊重，但希望大家在批评我的时候能够尊重事实，不能因为新华社已经有了报道就人云亦云。另外，可能很多批评我的人都认为“张礼礤”这个人物也是我捏造的，事实是，这个人的出现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也是这个“谣言”的受害者。笔者如果犯了错或者是违了法，愿意勇于承担责任，这就是我“供认不讳”的原因，因为好汉做事好汉当，不过，也希望各大媒体也能恪守职业道德，能在报道的时候擦亮眼睛，今天因言获罪的是别人，或许明天你也会成为文字狱中的一员，到那个时候，如果有人对你落井下石，你会好受吗？

2009年11月6日

哎，正是三年河东，三年河西。记得三年前有一位姓焦的朋友写了一篇文章，向灭了独裁萨达姆的美军致敬，结果敬礼的手还没有抬起来，文章就被灭了，从此落下“汉奸”的骂名。

老杨头我当时吓出了一身冷汗：你真不识时务啊，这美国人兴师动众，不就是冲着伊拉克的石油去的？你还致敬呢……

不过三年后的今天，我忍不住要第一个跳出来，向美军驻扎伊拉克的士兵致敬。此时此刻，我觉得如果不表达一下对美军的敬意，我简直就是汉奸了……

最新新闻：中石油联手英国BP石油公司开采伊拉克最大油田的协议11月3日落签，这是自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打以来，伊拉克和外国石油公司签订的第一份石油开采协定，虽然条件不无苛刻，但还是有利可图的。在公平竞争下，中石油胜出……

中石油签订这个协定具有重要的意义，除了这单生意也是有利可图的之外，等于为中国的石油公司进军伊拉克吹响了号角，而这号角竟然把美军的号角声都压下去了。我搜索了一下英文新闻，发现美国一些超级石油公司其实也是打了主意，然而败下阵来了。难怪，这两天西方的媒体酸溜溜的：我们西方在伊拉克流血流汗，中国人却第一个来这块流油的地方赚钱！

美国人说这话，我们就不要用帝国主义遏制中国之心不死之类的来回击了，否则，真是太不地道了，毕竟美国军人死在伊拉克的人数已经达到4358人。在美军入侵伊拉克这些年里，中国的年轻人几乎从上到下无不指责美国人是为了石油而入侵伊拉克的。现在看来，除了找到萨达姆这个“大规模杀伤（民众）的武器”之外，美军确实是冲石油而来的，只不过，据专家分析，从自由民主的伊拉克石油中得到最大好处的，今后很可能是中国的石油公司。

按照中国一些专家的观点，美国人在伊拉克绝对是“持剑经商”了，但却最终输在一直在对他们攻打伊拉克冷嘲热讽的中国公司手下。这件事让我佩服中国公司中石油的竞争力，也让我佩服美国人为世界公平（贸易）与平等作出的贡献！

中国石油公司在伊拉克占有一定的优势，例如，美军由于是占领军，和当地的关系紧张，而一些恐怖分子到处猎杀美国人，这使得美国石油公司到伊拉克做生意的成本过高。加上一些美国石油公司对美军维持伊拉克稳定没有信心，犹豫不绝。中国石油公司无论从安全方面的保费，还是生产成本上，都有相当的优势。而很显然，中国人对美国军队维护世界和平的能力还是挺有信心的，否则，不会轻易投资百多亿的国有资产到战区。而伊拉克的石油是目前世界上储存最大的一个地区，中国又是最需要石油的，前景让人惊喜。

当然，中石油进军伊拉克也有一些问题，毕竟伊拉克目前还很不稳定，恐怖分子到处制造事端，甚至想复辟独裁专制制度，而更让我的一些朋友不安的是，奥巴马竞选的时候声称要很快从伊拉克撤军，要撂挑子了…… 

一位北京的朋友告诉我，其实，目前最希望美军搞定伊拉克后再走的人是已经开始进入伊拉克的外国公司，其中中国公司将会越来越多。一个按照民主、自由和公平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伊拉克，对中国的公司最有利——中国不可能对伊拉克的局势有什么影响，更不可能派兵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所以，一旦伊拉克不稳定了，受影响的很可能是对中东石油依赖越来越大的中国。而目前能够在伊拉克维护稳定的只有美军……

看起来，为了我们的国家利益，今后不能随波逐流，看到美国人要撤军，我们就高呼万岁。美国最好能够等伊拉克稳定了再撤退……

当然，我也认为，西方媒体没必要那么酸溜溜的，今天的这种情况，更加证明了美军当初出兵伊拉克不是为了石油，而是为了反恐，以及比反恐意义大得多的远大目标：在中东地区推广民主。

我向到伊拉克推广民主的美国士兵致敬是不是会落得汉奸的下场？我认为不会，大家也知道美国人虽然霸道，可他推广的民主制度其实对我们有利。从中国和世界各国打交道的经验和教训来看，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和独裁国家打交道的时候，几乎都是靠送钱给人家，从而得到一点廉价的支持（例如北朝鲜），而更糟糕的是，建国后我们送钱最多的国家越南，后来恩将仇报地和我们打了一仗。

相比较北朝鲜，我们和民主、自由、保护私有制和人权的那些国家打交道要有利和顺利得多，例如南朝鲜。你想，如果这个世界上都是萨达姆的伊拉克，和一衣带水的北朝鲜，我们吃啥？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搞民主关系不大，但我们应该支持美国人到处搞民主。你知道吗，民主之前的萨达姆时代，伊拉克的所有油田都归他的那个国家所有，外国公司一个也不允许进入……

杨恒均 2009-11-7

以色列政治理论家、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纳坦·夏兰斯基提出了著名的“广场理论”：如果一个人能够在市镇广场公开发表自己对某些政治问题或社会问题的见解而不必担心遭到逮捕、拘禁和肉体伤害，那么，他就是生活在自由社会而不是恐怖社会；反之，如果他由于向公众表达了政治见解和社会见解而遭到逮捕、拘禁、肉体伤害和另外任何形式的压制和迫害，那么他所处的社会就是恐怖社会而不是自由社会。

我觉得夏兰斯基的定义很好。

假设有一个活腻了的人冲到紫禁城南门外广场大放厥词说皇帝老儿腐朽糜烂，对老百姓敲骨吸髓，理应碎尸万段，这个人会遭遇什么对待呢？几乎不用想象，碎尸万段的绝不是什么皇帝老儿，只能是他自己。所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才正确地把那个社会称之为“封建专制社会”，连篇累牍述说它的罪恶，藉此教育我们要仇恨它，珍惜和热爱我们正在过的新生活。多少年来，我们正是这么仇恨旧社会热爱新社会的，所以，面对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说关系不大的夏兰斯基，似乎也就没有什么理解上的困难，我们看到了“广场理论”在中国绵延两千多年时光中被不断演绎的历史活剧。

既然说的是历史，我们可以不可以像夏兰斯基那样，把它也反过来看一下呢？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

好，那我们就再假设那个活腻了的家伙在紫禁城南门外广场把那些话又说了一遍，而东厂的同志从其身边经过，并没有做出激烈反应，只耸耸肩说：“丫是一疯子。”没有上前逮捕他，没有在月黑风高之夜秘密拘禁他，也没有把他关进派出所对其进行肉体伤害或者干脆让狗日的“被上吊”，更没有颁发文件命令全国不允许出版他的作品……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那个活腻了的本该被千刀万剐的家伙超越了历史时空，神奇地从黑暗的封建专制社会逾越到了夏兰斯基所定义的自由社会——至于这个“自由国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位置，就不去细究了吧！

问题来了：对在广场上发表言论的人执行或者不执行逮捕、拘禁、肉体伤害的那种力量，究竟是什么东西呢？答案其实很简单：我们的说法是社稷、朝廷，西方人的说法是国家、政府，其实它们是一个东西，都是指能够对民众施加罪恶或者福祉的特定社会力量。

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形象地把这种力量称之为“利维坦”，一种巨兽。

巨兽会有善恶，那么，它何时为善？何时为恶？

依据洛克的观点，只有在被统治者自觉自愿表达同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府才具有合法性，政府对权力的使用也只有在人民同意的情况下才是正当的；杰弗逊特别强调，只有人民同意才能够给国家赋予道德和法理上的有效性，政府只能由人民设立，政府的权力必须来源于人民的同意，政府唯一的道德目的是保护人民权利，即保护他们不被暴力侵害，保护他们生命、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还可以这样表述：人民用契约的形式把自己某些权利让渡给政府，形成政府的公权力，政府使用公权力的唯一目的是保护而不是触犯公民利益……夏兰斯基所谓的“自由社会”，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情形。

但是现在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形，就像我们从历史中看到的，政府不是在被统治者自觉自愿表达同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是世袭或者通过野蛮手段强行夺取的，政府公权力衍化成为了某个特殊利益集团的私权力，特殊利益集团与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产生严重的对立与冲突，他们利用私权力无止境地掠夺民众通过努力而获得的财产，使用种种残忍卑劣手段从精神上奴役民众，限制民众的思想自由，强迫民众做违背自身理性判断的行动……我们请美国政治哲学家艾因·兰德来做结论：“在严格意义上，这样的国家（或政府）不是一个国家（或政府），而是通过‘帮规’组织起来的暴民集团。”

国家变异了，变异成了变异的国家。

无论秦始皇的秦帝国还是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我们都有理由认为是被“暴民集团”统治的国家，是地地道道的黑帮社会，是变异了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政府不再是人民权利的保护者，而是成为了最危险的侵犯者；政府不再是自由的维护者，而是成为了利用奴役体制随心所欲限制人民自由的独裁者；政府不再是保护人民不被暴力侵犯的保护人，而是成为了依仗国家机器随意对人民使用暴力的摧残者；政府不再是调节人民相互之间关系的服务者，而是成了对人民个体安全最为危险的控制者；政府不再是遵从于作为社会契约的国家法律的执行者，而是成为了遵从官僚机构做出任意决定的法律秩序的破坏者……这就是说，政府可以做它想要做的任何事，而公民只有得到政府同意才可以去做任何事。

艾因·兰德说：“这是人类历史由野蛮力量控制的最黑暗的时代。”

国家变异了怎么办？变异国家出现了怎么办？人类进入到黑暗时代怎么办？政府不再把人民福祉作为责任和义务而是利用国家权力不择手段追求自己的目标怎么办？以杰弗逊为首的美国建国者们在《独立宣言》中斩钉截铁宣称：“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形式的政府，一旦违背这个目标，人民就有权利改变它或者推翻它，重新建立自己的政府。”

这不仅仅是美利坚合众国那些值得敬佩的政治家们的建国理念，还是人类对未来社会寄寓的理想，更是对于过去历史的归纳和总结……不信？那就回顾一下中国历史，看哪个专制王朝不是在类似情况下轰然倒塌的？！

2009-11-3

韩寒拥有无数身份：留级生、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80后作家、赛车手、公共知识分子、意见领袖……但是近日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他表示自己只是作为一个公民对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公民韩寒”成为该期杂志的封面标题，并且迅速在网络传播。如果有人认为这是韩寒的谦辞，那说明他既不理解何谓韩寒，也不理解何谓公民。

今日中国，最为稀缺的不是作家也不是意见领袖，而是公民。未来中国，无需人人都是作家或者人人都是意见领袖，“六亿神州尽舜尧”只能是一场灾难，人人都是公民却是应有之义。这里所说的公民不是单纯法律意义上的公民（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拥有某国的国籍即为该国公民），而是指具有公民意识和公民实践的公民，他知道自己拥有哪些公民权利，也知道自己需要承担哪些公民责任，并且实践这种理念，不是“被拥有”和“被承担”，也不仅仅是“知道”而已。

在接受采访时，韩寒表示自己与郭敬明“男女有别，没有什么可比性”。“男女有别”的说法容易引起争议，这主要是一种修辞，表明两者道不同、不相与谋，不能因此断定韩寒歧视女性。

韩寒和郭敬明，都曾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获得一等奖，都是在80后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家。韩寒和郭敬明的区别，就是公民和小偷的区别。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经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剽窃庄羽的《圈里圈外》。小偷也有公民权，一个小偷偶尔失足，此后纠正自己的行为，同样可能成为合格的公民。但是郭敬明拒绝表示道歉，所以，王朔多次指出郭敬明是一个小偷，不仅针对他的剽窃行为，主要是针对他拒绝道歉的行为。

韩寒对郭敬明的批评不是针对剽窃行为，而是针对价值观。他指出郭敬明的价值观是最纯粹的物质，没有理想和精神的层面，追求物质没有关系，依靠个人努力获得物质是一个公民的权利，但是郭敬明谈到物质，似乎那些物质从天而降，无需付出个人努力。韩寒和郭敬明在价值观上的分歧，也可以视为是公民和“小偷”的区别：公民同时拥有精神和物质的需求，不会因为一种需求放弃另一种需求，满足物质需求的方式是个人努力：“小偷”则是物质需求至上，并且期待物质是先天拥有的。

韩寒和郭敬明的价值观，不是“男女有别”，而是“高下立判”。经过几十年的反思，我们逐渐意识到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价值观的权利，但是这又导致另外一个结果，我们陷入相对主义，拒绝在不同的价值观之间做出评判。韩寒拒绝这种相对主义的思维，他一方面承认“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又明确表示价值观有贵贱之分，郭敬明“灌输的价值观是很贱的价值观”。确实，多元主义，不等于相对主义。因此，我们不必讳言，韩寒的价值观优于郭敬明的价值观，就像公民的价值观优于“小偷”的价值观，虽然我们并不否认“小偷”也有存在的权利。

如果以网络文化符号作为比附，韩寒是一只生猛的草泥马，与其他草泥马一起维护个人的权利；郭敬明则是酱油男，除了个人的利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维护个人利益，本身无可指责，打酱油当然是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一个不允许打酱油的时代是可怕的，但是如果一个时代个人都沉迷于打酱油，同样是可怕的。个人利益仅是个人权利中很小的一部分，一个个体不仅可以打酱油，还享有吃“卧草”的权利，还有与其他草泥马一起打败河蟹的权利。做草泥马，还是做酱油男，这是个人的选择，但是不能因此否认，草泥马比酱油男更值得赞美。

公民韩寒和“小偷”郭敬明，草泥马和酱油男，不仅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价值观，还代表了两种“高下立判”的价值观。如果我们拒绝承认这种“贵贱之分”，只能说明我们也成了酱油男。

（作者系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副教授）

以《上海生与死》一书闻名于英美文坛的作者郑念女士星期一（二日）病逝华府，享年九十四岁。郑女士在今年七月洗浴时不慎被热水烫伤而住院，伤势时好时坏，更不幸的是被细菌感染，终致不治。

郑念本名姚念谖，原籍湖北，一九一五年生于北京，父亲是日本留学生，曾任北洋政府高官。郑念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上世纪三十年代留学英国，就学于伦敦政经学院，师从著名的左翼政治学教授拉斯基（Harold J. Laski），和本报创办人余纪忠先生同学。余先生生前说，当时在伦敦政经学院的中国女留学生只有两人，郑念是漂亮的那位。郑念不仅漂亮，气质尤其好，一直到逝世前，始终保持美好的容颜和仪态。

郑念后来嫁给同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郑康琪，随夫姓易名为郑念。他们学成归国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双双奔往战时首都重庆，郑康琪加入了外交部，一九四一年外派澳洲，追随徐谟公使（战后曾任国际法院大法官）担任参事，驻澳长达七年，一九四八年十月才调回中国，出任外交部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但大陆随即变色，郑因有老母，没有随政府迁台，“解放”后转职英商壳牌（Shell）石油公司担任中国总经理，但不幸于一九五七年因癌症病逝。郑念继其夫在上海任职壳牌石油公司，担任英国总经理的助理，直到文革前夕。

文革期间，由于郑念是英国留学生，长期供职待遇优厚的外商公司，享受资本主义式的生活，被红卫兵抄了家，并被控为英国的间谍，系狱将近七年。这期间她在上海电影厂担任演员的独生女梅平遭红卫兵迫害致死。《上海生与死》即是写她个人的惨痛遭遇，因这是文革后第一本以英文写的亲身经历的书，一九八七年在英美两国出版后，造成轰动，使郑念一夕成名，并带来财富，请她演讲的邀约应接不暇，每讲一次可收入美金五千元，郑念晚年即靠书的版税和演讲收入生活，加上壳牌石油公司给她股票的红利，日子过得非常舒适悠闲，而最大的享受是她有了完全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

可是她心中也有一个永恒的痛，那就是女儿梅平的死。梅平生于澳洲，有澳大利亚国籍，根本不须回中国的，但一九四九年四月上海沦陷前夕，住在香港的郑念，奉先生之命把女儿带回大陆，因此铸成了毕生无可挽回的大错。这个错给她的伤痛，当她老病孤苦无依时，就越发加剧。而当她获悉杀害她女儿的凶手胡永年依然健在、儿孙绕膝时，更是心如刀割。

当然还有无限的故国之思，可是三十年前她以探亲名义远适异域时，已发誓不再重返伤透她心的中国，而故国只能长存她的记忆中和梦里了。

郑念之死，使我想起赛珍珠晚年的感慨。七十年代后期赛珍珠想重访中国，在遭受中共驻加拿大大使馆馆员的粗暴待遇后，相当伤心的表示：为什么共产党统治中国后，像胡适、林语堂那一代有文化、有知识、有教养的人都不见了？郑念可说是中国继胡、林之后有文化、有知识、有教养的最后一代，她的死，那个世代已成绝响。

【编者按：本文指出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中共惯用一些知名的老外装腔作势为其体制辩护，又有新的花招：将中国特色的专制诡称为优於西方的一种全新的「垂直式民主」。用以欺骗无知世人，殊不知开放的中国人早已不吃这一套。】

 约翰。奈斯比夫妇会见中国读者。

写过《大趋势》的约翰。奈斯比特应中国官方之邀写了一本《中国大趋势》，拼凑出所谓的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特别提出了不同於「水准式民主」的「垂直式民主」，为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辩护，说白了也就是一种宣传，没有甚么思想价值。作为一个外国人，而站在中国的权势集团一边，振振有辞地为他们的利益说话，约翰。奈斯比特不是六十年来第一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美国人库恩大讚中国自由度

远的不说，就在二○○八年，当官方庆祝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时，写过《江泽民传》的美国人库恩就出版了一本《中国三十年》，也曾走红一时，大为媒体关注，库恩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自己介绍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社会，「首先是中国公民的自由度，包括中国人穿甚么样的衣服、上甚么样的学校、选择甚么样的专业，包括用手机发送政治笑话的短信等，个人自由度很高。」是的，库恩说的没错，三十年来，从毛泽东铁索下解放出来的中国人确实赢得了类似选择穿不同衣服的自由，那不过是「生物学的、蔬菜的水准」上的自由，离真正的自由还十分遥远，不仅不值得夸耀，反而凸显出这个老大民族的深刻悲哀。我们到底拥有甚么样的自由？在生活中处处都可以切身感受，用手机短信来发政治笑话聊以自慰，只能证明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根本就缺乏正常的表达管道，没有基本的公民权利。更何况因为短信而遭拘禁等迫害的案例不断见诸媒体，没有被曝光的还不知有多少。

比起库恩讚美中国公民个人自由度很高，约翰。奈斯比特乾脆把中国的现实政治称为「一种新的民主」，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採访时，他说，「我们支持言论自由，我们不支持对人民的压迫，但同时如果在中国有几个党起来，整个社会会陷入混乱，首先要保障的是整个社会的平稳发展。」这番话后半句完全是典型的官方话语，从来都是维护一党制的漂亮藉口，而且将所谓民主党派分享政权的遮羞布也撕掉了。前半句说得好听，实际上却无视控制言论、压迫人民的基本实际，眼中所见似乎只有鲜花烂漫，一路撒满了玫瑰。

奈斯比特诡说「垂直式民主」

正是基於这样的立场，这位以预言未来而知名的美国老人做出了没有常识的判断，充当了一个与民主相对立的制度的辩护士。他千方百计给这个制度赋予新的光环和包装：

「这是一种全新的体系，全新的民主观念。它的精髓在於这是一个垂直模式而不是水准模式。西方世界是水准式的民主，每个人都处於平等的地位，四五年，有个选举，每个人都投票。而垂直式民主，这是我们对中国民主的称呼方式，你有一个不同的机制｜｜首先你有最高层的领导人，然后还有人民……这是一种自下而上又会自上而下的机制，所以说这是一种垂直式的民主。」

在这里，「自下而上」为虚，「自上而下」为实，这才是「垂直式民主」的真面目。

约翰。奈斯比特将这种「垂直式民主」又叫做「纵向式民主」，以区别於西方的「横向式民主」。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他反覆强调民主的含义就是「人民说了算」，「人民是统治者」，「民主意味着人民统治国家」，至於选举不选举是次要的。可惜，他所说的「人民」只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公民，而「最高层的领导人」才是真实的，这也是毛泽东以来一而再、再而三地玩弄过的文字游戏。

请问，没有选举的自由、表达的自由，也没有其他可靠的制度性的程式安排，无法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如何实现「人民」对国家的统治？如何确保「人民」免於权力的压迫？这是约翰。奈斯比特无法自圆其说的。他说西方的「横向式民主」效率太低，正面临危机，因此他要为中国「纵向式民主」高唱赞歌。

中共新招：挟外人以骗百姓

库恩、约翰。奈斯比特这些美国人相继高调出场，为现实中国的自由、民主辩护，并不是中国大陆有了真正的自由、民主，恰恰相反，这是我们所没有的，因此他们要把现有一切做出重新解释，说服中国人接受现实。这是官方在宣传手法上的技术性改变，就是挟外人以骗百姓。这也证明官方宣传的破产，对自己说的一切已失去了自信，需要借助外力。这些年来，在统治技术层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官方也在变化，不断地适应眼前这个变化中的生活。变化是一种趋势，不可抵挡的大趋势，中国的大趋势，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变字，是往民主、自由的方向和平演变，还是继续往专制、独裁的方向演变然后分崩离析，也许这是约翰。奈斯比特看不到的，也许他看到了而不说穿。

民主到底是什么？是有普世公认的基本内容的，不允许反对党的存在，不允许不同政治观点的表达，没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没有自下而上的选举，哪怕连乡镇一级的真正选举都没有，没有司法独立，没有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如果这就是「垂直式民主」，这样的民主根本就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主，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生活在美国的约翰。奈斯比特八十岁了，他难道真的不懂吗？

假如约翰。奈斯比特事先与中国官方没有接触，完全自发、独立地完成这本《中国大趋势》，那么，在美国这样多元、开放的社会，每个人都可以持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认为中国的制度比美国优越也不过是一家之言罢了，一笑置之可矣。很不幸，早在一九九六年，江泽民就当面请他来讲中国故事，「我们会给你所有你要的支持」，十一年后，「中国的政府官员」再度找到他，请他写一本中国的大趋势。所谓「垂直式民主」、「纵向式民主」，因此就很难逃脱迎合和宣传的嫌疑。

中国智者早已觉悟的普世真理

这些问题，不仅信奉自由主义的胡适等人早就说清楚了，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在生命的最后时光，经过痛定思痛的反思，也想清楚了﹕「「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二十年前，中国科学院研究自然科学史的许良英先生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发表一篇短文，将民主概念的基本内容概括为四点：

确认人人生而平等，每个公民都有不可侵犯和转让的权利，即人权；确认「主权在民」的原则，全体公民通过多数决定原则实行统治，同时保护少数；这种统治只能通过公民的自由赞同（定期的自由竞争和选举）来建立，不可使用暴力或其他强迫的和非法的手段；任何官吏和代表都是人民的公仆，始终置於人民的监督之下（通过选举、罢免等程式）。

同时他提出四点实行民主的保证条件，包括：言论、出版、新闻自由，公民可以公开发表不同政治见解、批评领导人；法治，废止任何形式的人治；权力分立与制衡；严禁军队干预政治。

这个八点也就是民主的基本内涵，缺一不可。如果抽空了这些内涵，就没有民主可言，无论编织出如何漂亮的新词，以什么「纵向」、「垂直」来装饰，那都是假的。老实说，今日中国的掌权者也不敢大张旗鼓地标榜自己民主，在这种情况下，约翰。奈斯比特这样的外人就起到了连官方舆论机器、御用文人都难以起到的作用。

二○○九年十月十六日

中共大庆六十年，已退休身无一职的前党魁江泽民竟然跻身天安门城楼，俨然党国二号人物。储君习近平访欧又代表江赠书问候德总理。而薄熙来又在重庆打黑示威。显示中共权争下胡温弱势无奈，没戏可唱。

 

中共总理温家宝（左二）访北朝鲜，唔北朝鲜头子金正日。

中共建政六十周年，大阅兵、大游行、大型晚会、大型图片展……戒备森严下的隆重其事。眼花缭乱之间，最大的看点却并非新型武器、美女方队、璀璨焰火、广场舞会等，而是一名八十三岁的老人。身为普通党员和平民的江泽民，赫然现身天安门，且高居「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二号位置，出尽风头。

江泽民胆大包天出尽风头

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的位置曾先后罢免两任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之后，居名义上的第二位，实际上的第一位。众所周知，那叫做「垂帘听政」。而彼时，名义上没有担任「党和国家」最高职务的邓，至少还担任军队的最高职务：中央军委主席。

如今的江泽民，比邓小平还「跃进」：身无一职，竟敢高居第二。与其说是胆子大，不如说是实力强。遍佈於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江系人马，是其权力经久不衰的保障。

事情需要重播到二○○七年的「十七大」，就在那届曾被外界以为要确立「胡锦涛时代」的党代会上，江泽民强出头，强力干政，硬是将「第五代」接班人格局，从团派的李克强改为太子党的习近平。令世人跌破眼镜的，不仅仅是连跳三级的习近平，更是老当益壮的江泽民。江胡之间，所谓「中共历史上最有序的权力交接」神话，几近破灭。

今年九月，中共召开「十七届四中全会」，已被立为「王储」达两年的习近平，未能按照既定程式成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又令外界诧异。显然，事情并不简单。正如赵紫阳回忆录所揭示的那样，中南海内部的权力斗争，任何时候，都远比外人想像的激烈。至今如此。

太子党内斗：薄熙来打黑争王储

薄熙来在重庆「打黑」，大张声势，甚是蹊跷。因为早在主政辽宁时期，薄本人就是黑白两道通吃的人物。记者姜维平因揭发薄的腐败被薄打入冤狱；众多访民因控告辽宁恶政，而遭薄势力围剿发配劳教。原本就是大贪官的薄某，上任重庆之后，竟摇身一变，变身「大青天」，岂非讽刺？事后，薄明言：「打黑不是我们要主动而为，而是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意即，我无意打黑，是重庆黑势力不听我使唤，惹恼了我。况且这股黑势力背后另有高人。

这事关「太子党」之间的恶斗。薄某动作，如项庄舞剑，意有所指。往小的看，是打狗吓主人，针对前任重庆市委书记、现任广东省委书记、同属「太子党」的汪洋；往大的看，是要制造功高撼主效果，针对习近平。同是元老之后、「太子党」人物，凭甚么他居我之上？打黑，是要显示能力和魄力，把个「懦弱熊样」的习近平，比将下去。论才干心机，我薄某才更有接班优势。有本事，大家来竞争嘛！一句（重庆黑势力）「连清朝皇帝都不能容忍」，尽泄薄熙来的潜意识：我要当皇帝。

习欧洲赠书，高调亮出江系背景

习近平终於沉不住气，以至於前往出席德国法兰克福书展时，公开而高调地向德国总理赠送江泽民的两本书。德国总理从一名并无交情的中共退休老人那里获赠两本书，其莫名其妙之状，当在想见之中。而且，习转达给德国总理的，不是当政中共领导人胡温的问候，还是那名退休老人的问候，必更令这名德国总理困惑。

回望「十七届四中全会」，如果习受阻，来自胡锦涛，习此举乃是亮明江系身份，公开反击胡与团派的封杀；如果习受挫是因江泽民改变主意（转属意薄熙来），习此举则是表白心志，誓死效忠江。同一时期，由江亲信李长春把持的《人民日报》，高调报导江书首发。正在法兰克福书展活动的中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则立即转达习、李二人（仅此二人）对江书首发的「热烈祝贺」。

在江胡权争中屡战屡败的胡锦涛，不得已採放弃姿态，权力佈局中，坐视或听任江方案佔上风。无奈之下的胡，或寄幻想於将来：待老江老死之后，自己效法江，对「第五代」，也来个「垂帘听政」，既然有邓江先例，自己也不算过分吧？被斗焉的胡锦涛，此时乐得做个阿Q式的「自由落体」，顺水推舟，江规胡随。

原来，当今中共时代，不是「胡温」，而是「江胡」。而且，江在前，胡在后；江强势，胡弱势。至於那个中共史上最弱势的总理温家宝，更是没戏，被排挤到权力边缘，终日忙忙乎乎，不过就是一个「打工仔」。

前一段时间，《大纪元》记者从东京报道，一位日本专家披露了一个一直被持续隐瞒的事实，中国政府在32年间进行了46次核试验，致使129万人受害、75万人死亡。

这位专家是日本放射线防护情报中心代表、北海道札幌医科大学教授高田纯教授。高田纯教授说，核试验区位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楼兰附近，46次核试验，总爆炸当量达到了2千万吨，给周边的居民带来了巨大的健康损害和环境污染。最大型的核试验曾经达到4百万吨级，爆炸力相当于前苏联核试验的10倍。据中国内部文件透露，有129万人受到核辐射，其中死亡达75万人之多。

日本中亚史专家金子民雄先生，曾经深入到塔里木沙漠的罗布泊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据他的回忆，在现场作业的时候，眼睛不停流泪，泪中掺着血，喉咙难受，鼻子还流血。核辐射后遗症多年后还困扰着他。

具体死亡人数是不是有75万人之多，没有确切的消息来源加以证实，我尚不能肯定。但是中国核试验之野蛮和没有人性，却是我早就了解的。新疆核试验场中心叫黄羊沟，距离人口稠密的库尔勒市和焉耆县以及近百万人口的水源地——新疆第一大淡水湖博斯腾湖仅仅是270公里，距核试验场后勤城市马兰仅180公里，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三十六团场仅127公里。

一位曾经在新疆工作多年的旅美学者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那里核污染情况已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凡是靠近核试验场方向的树木树叶全部脱光，长满鱼鳞片的皮肤病患者和毛发脱落等症，随处可见。试验基地每进行一次核爆炸，远在万里之外的日本便向中国递上照会，严重抗议。说是原子放射的尘埃已随风飘到了日本上空，污染了日本的环境。而近在试验厂数百里之内的几百万中国人民、包括汉人和少数民族，却默默地忍受着所有核污染造成的严重后果。……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二师36团的驻地，离开试验场只有百多里，又处在下风口，那里的核污染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树木光秃；麦子没有麦芒，短短地贴近地面；那里没有虫害，害虫和益鸟早已逃离此地。昆虫动物可以做这种选择，而人却不能。兵团的准军事制度和人身依附的户籍登记制，把36团近万名农工、及家眷孩子死死地拴在那里。”

所有的消息都受到了严格的控制，每一次核试验都不会通知当地政府和人民。仅仅有一次例外：首次氢弹试验。大约当局深知氢弹的威力远远超过原子弹，破天荒地事先通知了当地政府。叫地方政府安排全体职工和居民放假一天，而所有的防护措施不过是不要出屋、把窗户贴上“米”字型纸条、把暴露在室外的食物用麻袋和帆布加以铺盖。直到试爆前的一天，居民才得到这个通知，人们毫无撤离的可能，只有躲在屋里头，等待着可怖的、加带着热风的“滚地雷”隆隆扫过。

在这种视个人生命如草芥的制度下，身居高位的中共官员也无法免受核污染的危害。每次核试验，基地都要邀请巴音郭愣自治州党、政、军首长和军垦农二师首长观看，并且设宴庆功。但这些官员却想尽办法，以生病或者开会加以推脱。

1985年12月6日，新疆乌鲁木齐的维吾尔族学生及民众游行示威，其中的一条要求便是要求停止在新疆进行核试验。示威立即遭到禁止，并逮捕了数人。由于官方持续严密的新闻控制，时至今日，新疆核试验污染之严重仍然鲜为人知。

【观察编按】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访华之际，因新青年学会案系狱多年的杨子立和张宏海用英文撰写了一封公开信，请求他敦促中国政府释放身患重病的徐伟和靳海科并关注其他政治犯。本函件由观察编辑部译为汉语并对英文原件做了个别修正。

尊敬的奥巴马总统：

我们是中国公民杨子立和张宏海。在您访问即将访问中国之际，我们恳请您在同中国领导人会面时提出释放徐伟和靳海科，他们都是良心犯，已经被监禁达八年之久。

九年多前，我们和徐伟、靳海科四人，以及其他四位年青人组织了一个名为新青年学会的非官方社团，探讨自由和民主理路以及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道路可能遇到的问题，例如农民问题等。不幸的是，我们这样一个团体——八名成员都是在校生，或是刚刚踏出校门的学生，所作所为不过是写写文章，谈谈各自志趣——却被国家安全部定性为“颠覆性”组织。我们4人于2001年被捕，非法羁押两年后于2003年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分别被判处8至10年徒刑。

今年3月我们两人刑满获释。但是我们的好友徐伟和靳海科依然在押，还要受两年的铁窗之苦。

徐伟原被关押在北京第二监狱。2008年他被诊断患有精神病，后转至北京延庆监狱关押至今。靳海科现在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他因阑尾炎手术失败，两年多来一直忍受着长期腹泻的痛苦。近4个月来，他一直住在监狱医院里。两个人的病情至今没有好转迹象。

新青年学会那些年没有做任何违反中国法律的事，遭到惩罚完全是国安机关的蓄意陷害和非独立的司法机构的助纣为虐。

我们向您，一位外国元首，请求援助，是因为：

一、您是诺贝尔和平奖的最新得主，又是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的总统，因此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巨大的影响力。您在多次讲话中都表达过要捍卫普世价值，我们相信您不会让世界上任何一个无辜的年轻人因为表达了对民主自由的向往而身陷囹圄，遭受肉体和精神折磨，甚至连给亲人打打电话、跟朋友见见面的权利都被剥夺殆尽。

二、从人道的观点出发，徐伟和靳海科应保释就医，因为他们的病治在监狱之外的医院才有条件治好，不让只会越来越严重。我们相信，在你的努力下，他们二人有机会获得保外就医。

三、根据中国宪法，国家主席有大赦权。我们认为，也许您可以说服中国领导人释放徐伟和靳海科。虽然赦罪并不代表最后的正义，但是现在很有必要把他们二人从肉体和精神痛苦中解救出来。

当然，中国的政治犯远非他们二人。因此我们也希望您能向中国领导人表达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充分关注。

致以最真诚的敬意和问候。

杨子立 张宏海

09年11月3日

最近，美国有多达八本分析经济的专著出版，探讨美国如何走出经济危机，论述人类摆脱贫困之路。这八本专著中，有三本较有代表性：

第一本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克斯（Jeffrey Sachs）所写的《共同富有：人口众多的地球经济》。这位当年曾跑到叶利钦时代的俄国做经济顾问，主张迅速私有化“震荡疗法”的美国经济学家，现在则强调，人类脱贫之路在于“均贫富”：工业国家应多拿钱，援助非洲等贫穷国家；各国都应向富人、中产阶级多征税，再分给穷人，用“劫富济贫”，实现社会主义。

第二本是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的《白人的负担：为什么西方对外援助造成更多灾难而成效甚微》，几乎是跟萨克斯针锋相对，强调外援和均贫富都无法解决贫困，只有全球化，走真正市场经济才是出路。

第三本是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孟加拉国用小型贷款帮助穷人的银行家尤努斯（Muhammad Yunus）写的《创造一个没有贫穷的世界：社会商业和资本主义前景》，从书名也可看出，尤努斯想走中间，主张商业社会化，其实就是混合经济，而不是原本的资本主义。

地球丰富，人却贫困

左、中、右这三种“药方”，哪一种才能真正解决人类的贫穷问题？这就要回顾人类的历史，看看到底哪些阶段最贫穷，哪些时候富有，原因是什么？找到贫、富的原因，其实也就等于找到了摆脱贫穷、走向富有的药方。

人类虽至少有二千年历史，但悲哀的是，绝大多数时间都伴随着饥饿和贫困。直到近代的十九世纪工业革命，才开始有较大改变。在长达一千八百年间，世界各地都是同样的贫穷，人们为生存而挣扎；灾荒造成的大众死亡，无计其数。在十九世纪的著名作家狄更斯笔下，人们还栩栩如生地看到，即使在横扫了半个世界的大英帝国，也是贫穷哀嚎遍地。临近的法国，更是由于贫困和饥饿，而出现暴民政治；以“断头台”而著名的法国大革命，不仅没有解决饥饿，更带来大规模的屠杀和恐怖。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长达一千八百多年的人类贫困？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地球上，人类为什么长期不能喂饱自己，养活自身？简单说，至少有两个主要原因：

政教合一，扼杀自由

一个是两千年的专制制度，完全捆住了人类发展经济的能力，窒息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论东方还是西方，到处都是君王政治，没有真正的私有制，更没有自由市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统治者决定一切；而经济政策，全部都是高税收，苛捐杂税，压得人民喘不过气。即使近到法国大革命之前的路易十四时代，被国王看重、一做十八年的财政总监科尔伯特（J. B. Colbert），虽看重商业，但经济手段仍是高税收，想用政府垄断来发展经济，结果当然是失败。

人类的这种历史展示，只要是独裁专制，就不会有资本主义；没有自由市场，就不会有经济发展。所以贫困是人类一千八百多年的常态。

二是人类的各种宗教，几乎全部都是强调来世，而不看重现世；高度肯定精神，否定物质享受；并明显有“均贫富”的反富倾向。基督教的《圣经》就说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针眼还难，等于完全否定富人，蔑视自食其力、创造财富的人。就连后来改革基督教的马丁.路德，也宁可“把刽子手包括在社会的角色中，却绝不允许高利贷者和投机者加入。”伊斯兰教的《可兰经》，甚至设有专门诗节，禁止人们收取利息，反对经商。美国学者史密斯（Huston Smith）在他那本著名的《人的宗教》中说，伊斯兰的经济原则是，对社会财富进行广泛的重新分配，甚至规定中产阶级或更高的人，要定期拿出收入的比例交给穷人。佛教在这方面也不例外，他们强调精神，但却宁可接纳毒品贩子、妓女、杀人犯，也不接受“贸易商队”；他们跟基督教一样，把生意人视为“高利贷者”。

在人类长期政教合一的历史中，专制君王们用国家控制、重税制度等，扼杀了市场；而各种宗教的反商反富，轻现世、重来世的唯精神论，等于从道德和文化角度，配合了专制君王，这两只手密切合作，扼杀了资本主义出现的可能性。

资本主义带来繁荣

直到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提出人为中心，现世重要，人的自由为根本等概念；有了被解放的人类，才开始有更多发明、更多创造，最后有了工业革命；人类的主要物质文明，都发生在过去这一百多年！美国“EMK基金会”总裁施拉姆（Carl Schramm）在今年春季号《克莱蒙书评》发表的“摆脱贫困”专论说，“按今天标准，1820年时的世界人口，84％生活在极度贫困（extreme poverty）之中；而今天，全球赤贫人口只有16％。”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尤其在过去30年，在经济全球化下，全球赤贫人口骤降了25％（约五亿人，占全球60亿人口的近10％），包括人口最多的中国，最穷的非洲等，全球所有地方的赤贫人口，都在减少。

人类的历史已证明，没有民主制度的君王政治，反对物质主义的宗教，尤其是政教合一，是造成人类二千年贫穷的主因。今天，政教合一已基本结束，以自由市场被标志的资本主义，正在全球蓬勃发展。连中国共产党都要用“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幌子，“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走资本主义。中国二十多年的经济持续发展，主要是因为放弃国家垄断的计划经济，而开始走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

人的自由是根本

在这方面，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美国，更有说服力。美国是由当年从欧洲逃来的被迫害的异教徒建成的国家，从一开始就没有贵族，没有君王，没有政教合一；并随后建成一个三权分立的民主国家。新教徒的个人对自己负责，勤奋、自立意识和道德感，还有绝地逢生的环境等，都使美国更倾向走资本主义的道路；Capitalism这个词，就是美国的发明。只要有自由交换劳动成果的环境，人就会有充分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最后一定是物质大丰富！按美国学者的统计，在1820年时，美国经济只占全球的2％，而今天，美国经济规模不仅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而且占全球的四分之一以上。

人类的历史也证明，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那种越穷越高尚的共产主义假说，早已被所有共产国家的精神荒漠和道德沦丧所埋葬。今天西方富有国家的精神文明程度，远远超过贫穷的非洲，更超过中国等曾赤贫的共产国家。即使在环境保护等方面，也是西方富有国家，能投入更多资金，获得更好的效果，而不是那些穷国。

所以，人类要继续摆脱贫困，走向物质的更加丰富和精神文明的更高层次，应该是更资本主义化，也就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降低通过高税收而进行的均贫富。差别是刺激人类向前迈进的巨大动力。而从来没有过的、也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人人财富平等，已经被残酷的共产主义和呆滞的社会主义证明是失败的。更资本主义化的结果，是人类思想和劳动力的更大解放，其带来的不仅是物质的富裕，更是人类几千年来所追求的根本——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