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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话你说话你说实话 你白天说夜晚说只要醒着就说 你说呀说 你在封闭的房间里你的声音冲到外面扩散 二十年前的那场死亡重又回来 来了又去如同时间 你缺少了很多东西但亡灵们与你同在 你没有了日常生活加入亡灵们的呼喊 没有回答没有 你说话你说话你说实话 你白天说夜晚说只要醒着就说 你说呀说 你在封闭的房间里你的声音冲到外面扩散 二十年前的那个伤口还在流血 鲜红鲜红如同生命 你喜欢很多东西但更爱与亡灵们为伴 你对他们承诺与他们一起寻找真相 路上没有灯光没有 你说话你说话你说实话 你白天说夜晚说只要醒着就说 你说呀说 你在封闭的房间里你的声音冲到外面扩散 二十年前的枪声决定了你的生命 永远活在死亡里 你爱你的妻子但更骄傲她与你共度的黑暗时间 你让她随心所欲更坚持让她死后继续给你写诗 那些诗行没有声音没有 2009.9.4 附录： 作者为刘晓波之妻，居北京。英文由华盛顿的人权组织劳改研究基金会翻译。刊载于4/16/2009 《华盛顿邮报》
刘霞：呼吁释放我的丈夫刘晓波 我的丈夫刘晓波是08宪章的主要起草人之一。08宪章以前捷克斯洛伐克的77宪章为蓝本，呼吁在中国进行全面的政治改革，包括建立民主政府，以普世公认的标准保障人权。2008年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宣言签署60周年，这一天08宪章由300多中国公民签署发布，截至今天联署者已超过8000人。 很明显，08宪章在全体华人中引起了共鸣。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局认为我的丈夫对国家政权构成了危险。2008年12月8日，中国警方在未出示逮捕证的情况下逮捕了我的丈夫，并被拘押至今，尽管他们从未对他提出任何控罪。 尽管由于参与起草08宪章，我的丈夫陷入了困境，但我相信晓波没有后悔。他一向坚定地致力于促进并保障中国人的人权，特别是那些弱势群体的人权。事实上，这已经是我第四次亲眼目睹他被警察从家中拖走。在此之前，他曾因参加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而被监禁半年。 1996年，由于他撰写文章呼吁民主自由，再次被判入狱三年。2006年，他又一次被北京警方拘押，持续审问12个小时后才被释放。 虽然我和丈夫深知起草并签署08宪章可能带来的后果，但丈夫被拘留仍然给我们两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很早以前，我们俩人就商定不生孩子，不论是男孩女孩，父亲被投入监狱对于他们来说总是件十分残酷的事儿。所以，我们现在还是独身。丈夫被拘押后，我们只能靠书信联系，俩人不断地给对方写信，虽然我们知道这样的信件也许对方永远不会收到。在他被绑架的近4个月来，当局只允许我们见了两次面。我被带到一个秘密地点，我和丈夫一边吃饭一边谈话，狱警一刻不停地在旁边监视着我们。谈话中我了解到，他一直被单独关押在一个小房间里，里面只有一盏灯泡。我带给他的60多本书，多数都被监狱官员没收。想到他在监狱里孤苦伶仃的生活，我感到难以忍受。 现在我担心，政府正在准备对他进行审判，试图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来判决他。当局经常用这个罪名来惩处持不同政见者，一旦按这个罪名判决刑期通常十分漫长。警方已经传唤、调查了几乎所有的原始签署者，这是在搜集“证据”以便给我丈夫“定罪”。他们这样做，也是在向所有的民主运动参与者发出明确的信号，告诉他们当局不会容忍持不同政见者。 我恳求奥巴马总统能够过问我丈夫的案子，向中国政府表达让我的丈夫重获自由的希望。我的丈夫没有做错任何事，他被监禁不仅是我个人的大不幸，也是无数和他一样渴望国家自由民主，却又没有正常表达渠道的中国人的巨大悲剧。请奥巴马总统站在刘晓波一边，帮助我实现与丈夫团圆的梦想。 An Appeal for a Chinese Dissident By Xia Liu Thursday, April 16, 2009 Washington Post, 4/16/2009 BEIJING — My husband, Liu Xiaobo, was one of the primary drafters of a document known as Charter 08. Modeled after the Charter 77 petition created in the former Czechoslovakia, Charter 08 calls for comprehensive political reforms in China, 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emocratic government and the protection of universally recognized human rights. It was signed and issued by more than 300 Chinese citizens on Dec. 10, 2008,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signing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to date it has been signed online by more than 8,000 others. Charter 08 has clearly resonated with everyday Chinese people. Perhaps this is why my husband, who was arrested on Dec. 8 by Chinese police without an arrest warrant, was seen as such a threat to the regime that he remains in police custody today, even though no charges have been brought against him. Despite the hardship that his involvement in the Charter 08 movement has caused him, I am sure that Xiaobo has no regrets. He is deeply committed to promoting and protecting the rights of all people, particularly those who do not enjoy the advantages that he has as an intellectual. Indeed, this was the fourth time that I have had to witness my husband being dragged from our home by Chinese police. He previously served half a year in prison for his participation in the 1989 pro-democracy demonstrations at Tiananmen Square. In 1996, he was taken away and sent to prison for three more years for promoting freedom and democracy in his writings. Then, in 2006, he was once again taken into custody and was interrogated for 12 hours before being released. Although my husband and I were fully aware of the possible retaliation that his advocacy might inspire, his detention is still very painful for us both. We agreed long ago that we would not have a child, as it would be too cruel to subject him or her to the absence of an imprisoned father. Thus, we are both alone now. We write to each other constantly, knowing our letters will never reach each other. In the nearly four months since his abduction, authorities have allowed me only two visits with him. After being taken to an undisclosed location, I was permitted to talk with him as we shared a meal under the unremitting surveillance of prison guards. During our conversations, I learned that he has been confined alone to a small room lit by a single light bulb and that most of the more than 60 books I had brought him were confiscated by prison officials. It is difficult for me to bear the extent of his isolation. Now I fear that the government is preparing to stage a show trial and convict my husband of “inciting the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a charge frequently leveled against political dissidents and one that typically carries a lengthy prison sentence. Police have summoned and investigated nearly all of the original signatories of Charter 08, as they gather “evidence” of my husband’s “crime.” In doing so, they are sending a clear signal to others in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that dissent will not be tolerated. I implore President Obama to intervene on my husband’s behalf and to express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is wish that my husband be freed. My husband has done nothing wrong, and his imprisonment is a great tragedy not only for me but also for the countless people of my country who lack a voice but share his desire to see China become a free, democratic nation. Please, President Obama, stand in solidarity with Liu Xiaobo, and help me to be reunited with my husband. The writer lives in Beijing. Her column was translated by 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a Washington group working to expose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 China. |
杨天水狱中病重家属吁关注
中国知名异议作家杨天水狱中病情加重，家属呼吁舆论关注并要求当局尽快批准保外就医。
图片：异议作家杨天水
目前身在狱中的中国知名异议作家杨天水于日前发出家信，叙述他的身体健康情况出现恶化，并已在监狱的医院住了一个多月。11月4日，杨天水的姐姐杨桂香女士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家属在日前探监时，看到杨天水目前行走困难，身体异常消瘦。而对于亲属提出的保外就医要求，监狱方面却一直不予理睬：
“27号之前给我们来了一封信，告诉我们他在发烧，是结核性肺膜炎、结核性肠道炎、还有关节炎等病。我希望外界能向中国政府呼吁他能保外就医，出来治病。说了没有用，啥作用都不起，人家不理我们。”
杨桂香女士表示，杨天水因高烧不退被送到监狱医院进行检查，结果发现杨天水现患有结核性肠道炎、结核性腹膜炎、糖尿病、肾炎和高血压等疾病，并且脱水严重。率先向外界发布杨天水狱中病情消息的安徽民主人士张林进一步向本台记者介绍了杨天水狱中的状况：
“因为杨天水这么多年来在监狱里面，主要是他的三个姐姐前去探望他。他的二姐瘫痪在床，他的三姐也有病。他71岁的大姐呢最近经常去看他。上个月27号的时候，到南京监狱去看望杨天水的时候，几乎认不出他来。瘦得已经不像人样了。后来就了解到杨天水就已经是在那之前住院已经大概50天了。在住院之前已经持续发烧了有一个月。本来他就患有糖尿病和关节炎，但是后来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发烧以后，他的病有发展出几种新的病。实际上已经处在一种非常危险的状态。所以说呢，我当时非常着急。就是向各方面发出呼吁。”
据了解，现年48岁的中国知名异议作家杨天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自1990年以来，因撰写、发表政论文章，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转型，先后两次被中国政府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刑入狱。2006年5月16日，在一次历时三个小时的不公开庭审之后，杨天水被中国江苏省镇江市中级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定罪，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安徽民主活动人士张林表示，作为政治良心犯的杨天水，长期为中国的民主进步付出了努力。他希望社会各界包括即将于本月访华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能够对杨天水的安危给予关注：
“杨天水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善良、非常正直的一个作家，一个民主人士。他很多年来应该说为了推动中国的民主进步和思想自由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一般的中共政策呢原则上呢是不让囚徒死在监狱里。他们病情严重的时候呢，可能给他们出狱治疗。但是呢由于它这个官僚的问题，拖拖拉拉，所以他最后出狱的时候很可能就已经没救了。所以，杨天水的这个情况呢，我觉得我们要尽可能地做出一些呼吁，特别是我提出来的，奥巴马即将访华，如果奥巴马总统能够给与一定的关注的话呢也许他可能尽快地保外就医，从而得到一些真正有效的治疗。”
杨天水是中国知名的不同政见人士，也是独立中文笔会的成员作家。2008年4月，美国笔会将表彰和支持因维护言论自由权而遭受迫害的国际文学人士奖项，“2008年芭芭拉•戈德史密斯自由写作奖”颁发给了狱中的作家杨天水。独立中文笔会的前秘书长张裕表示，独立中文笔会已向国际笔会和“狱中作家委员会”通报了杨天水的近况：
“象他这种情况本身完全就是言论罪。我们现在就是向国际笔会总部还有“狱中作家委员会”报告了这个事儿。号召国际笔会所有其他的分会更多地关注这个事儿。如果外界舆论大一些的话，这样会引起有关当局的注意的话，希望能够把保外就医这个案子能够尽早办。”
杨天水的姐姐杨桂香女士在呼吁公众舆论关注的同时，也希望当局能从人道主义出发，尽快批准要求保外就医的申请。
王 丹：中共御用学者在台湾的嘴脸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王丹。随着两岸关系的逐渐加温，两岸之间的学术交流也呈现热络状态，越来越多的大陆学者来到台湾进行包括参加研讨会在内的学术活动。学术交流当然是好事，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些中共的御用学者，到台湾以后大放厥词，发表种种反民主言论，其嚣张程度令人瞠目结舌。
11月2日我在我所任教的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参加了一场题为“大陆与台湾地方治理”的学术研讨会，其中有这样一位来自大陆的所谓“学者”，他就是南京大学社会系教授兼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张鸿雁，他还是什么江苏省城市现代化研究基地的主任，显然来头不小。在谈到两岸地方治理的经验时，这位教授居然提出“民主有各种形态，但是检验民主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是否能促进经济发展。”他还批评台湾的社会发展，认为台湾实行民主将近20年，经济上是退步的，还出现了陈水扁这样的贪腐现象，言下之意，就是大陆的民主比台湾的民主高明。这样的言论一出，在场的学者专家的面面相觑。与会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项武忠拍案而起，反驳说“大陆的贪腐其实比台湾的严重一千倍！”，散会还连连摇头说：“这是御用学者！”连主持人也不能不公开表示：“在我们台湾，不仅追求经济发展，也追求人格的尊严和个人自由”。
民主的涵义主要在于公众参与，以保障个人的自由，促进经济发展从来就不是检验民主的唯一标准。如果说推进了经济发展就是好的民主的话，那么纳粹德国统治初期，德国工业的高速增长是不是说明纳粹就是最好的民主制度呢？这点基本的关于民主的ABC，我不相信这位据说已经出版研究论文150多篇，学术著作16部的所谓“学者”在内心深处会不了解。否则，这样的人还能当上教授，甚至是院长，这不是误人子弟吗？我们只能说，两岸交流使得台湾的学界有机会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御用学者，他们为了能够得到当权者的赏识，不惜出卖学术良心，熟练卖弄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把上述这样荒唐的论点当作研究成果，这样的教师在大学任教，是南京大学的悲哀。而他们到台湾来，挟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势，理直气壮的宣传这些反民主的价值观，更是值得台湾学界警惕的事情。
令人听来好气又好笑的是，还是这位张鸿雁教授，他居然还表示，中国的地方官员其实很“勤政”，证据呢？他举例说，某次他陪同中央的什么调查人员到地方去，基层的官员连夜赶路几十里地去迎接他们。这位“学者”得意地说：“你看，地方的官员多么辛苦啊”。原来，所谓的勤政，就是不辞辛劳地迎接上级领导的视察，这就是张鸿雁赞赏的中国式的民主。当他暗示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的时候，那种得意的样子，彻底地暴露了一个御用学者的嘴脸。连我这个来自大陆的人，都算是大开眼界了。
朱欣欣：党国的历史与我的生活（连载七，全文完）
七 后六四时代
权威政治加市场经济，是一些无名学者奉为圭皋的模式。他们用现代政治学的话语，为这个模式进行了精心的妆扮之后，在中国政治市场上高声叫卖。但在中国知识界和民间响应者寥寥。因为它已经给中国带
姜维平：江泽民早走，中国或许还有希望？
虽然，60年国庆阅兵仪式早已结束，但所谓两代国家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共同检阅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回味无穷，特别是老朽不堪，行将就木的江泽民令人看了，很不舒服，有媒体根据其西服的内衬推测他的健康状况不佳，我认为不无道理，再加上朱鎔基的一套吊丧的黑西服和墨镜，与一群面无表情的官员簇拥在一起，真是相得益彰，意味深长。
我不禁想起了中国老诗人臧克家的名句：有些人死了，但他还活着，有些人活着，但他早就死了……现在，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不正是这样一副动人的情景吗？不愿用孩子们的鲜血染红中南海地毯的赵紫阳走了，但他还在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心中永远地活着，而步履蹒跚的江泽民呢，还硬挺着站在那里，以显示太子党的后劲和实力，但从“六四惨案”发生那天开始，他的灵魂早已走了！走得连猪狗都不如！于是，我思考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江泽民早走，中国或许还有希望？
做为一个中国人，不论持有怎样的观点，只要关心中国的进步，都不得不承认，现在国家正处于十字路口上，不仅中共高层明显出现了分裂，而且社会矛盾也空前激化，正因为是长期的一党执政，手中有权的官员个人品质才尤为重要，在此紧要关头，中南海政治局内某几个人的喜怒哀乐都可能改变事件的走向。毫无疑问，江泽民曾经利用手中的大权，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我们不妨稍微回顾一下昨天发生的事件。
据博讯新闻网表示，中国从1989到2009年这20年间发生了两次真正的政变，它都体现了“突然变换执政领导人”的特点，而且，两次政变的主角和最大受益人都是江泽民。我认为这种分析很切合实际。
第一次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当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回应人大常委会党组建议，于5月21日电告在美国访问的人大委员长万里立即回国召开人大常委会来缓解学运时，当时在上海主政的江泽民，服从邓小平的秘令，派人在上海的虹桥机场强制软禁了提前回国的人大委员长万里，以阻止他召开人大常委会，防止他作出对人民有利，但对“老人党”和“太子党”不利的决定。
据报道，“六四”前后的七届人大常委会包括委员长在内的全国人大常委大约有120人，而其中公开签名要求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讨论戒严合法性问题的常委多达57名，已达到法定人数的五分之二。万里从一开始就肯定学生运动的爱国热情，并像赵紫阳一样主张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生提出的促进民主和惩治腐败等问题。因此，一旦全国人大常委开会，必将否决李鹏姚依林等人主张军队在北京实行戒严决定的合法性。按照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一旦人大常委开会作出否定的决议，不仅李鹏姚依林等政治局常委主张镇压学生运动的阴谋落空，而且他们也必将辞职下台。
如同今年的“十一阅兵”，只要打开记忆的闸门，往事就会波飞浪涌。我记得万里委员长走下飞机时，人们从电视上没有看到往常按惯例出现党政领导人列队欢迎的场面，他不仅被剥夺了在机场发表支持学运的谈话的权力，而且莫名其妙地穿上了宽大的病号服，被江泽民胁迫而去，从此他不得不默许与屈从他们在北京实行戒严，镇压学生运动的非法行为，这一镜头成为一出震惊世界的六四屠杀悲剧的序幕。
当然，在党的总书记赵紫阳下台被软禁的同时，江泽民因胁迫万里“疗养”立下大功，进而取代赵而成为新的党总书记，因此在“六四政变”的幕后操纵者邓小平的扶植下，江泽民成了最大的受益人和赢家。
中国历史就是如此荒诞而令人悲哀！六四的民主曙光照亮了东欧，改变了前苏联，但把漫无边际的共党专制与黑暗的长夜留给了中国人民。有志之士不满足于经济发展，国富民穷，还需要公平，正义，法治，民主和人权，所以不断地发出声音，也不断地入狱，逃亡，牺牲。于是，有人认为胡温未能走出江泽民的阴影，希望老态龙钟的江泽民早点离去，包括党内的一些改革派也莫不如此。
大家回想一下，在召开中共十六大之前，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早已达成共识：年龄上限是70岁，包括当时年仅68岁的李瑞环本人，也愿意提前两年陪同76岁的江泽民一起全退。他当然无话可说。但江泽民及其亲信曾庆红阳奉阴违，搞突然袭击，利用军委副主席张万年串联了十六大主席团里20多位将军，提出“临时动议”，要江泽民留任16届中央军委主席一职，用这一“特别动议”否决了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五次会议做出的决议。他们还逼迫胡锦涛当场表示顺从。同时，江泽民又把几个亲信当成私货，硬塞进16大政治局常委成为多数。这样，江泽民就可以继续把持军委，操控政治局常委，主掌国家最高权力，也就是使胡锦涛变成如同光绪皇帝一样的傀儡和“儿皇帝”。
博讯网的文章说，这是又一次“准军事政变”。中共20年来的第一次政变，江泽民窃取了赵紫阳的权力，第二次政变，江泽民笼罩了胡锦涛的权势。我认同这种观点，他充分说明了江泽民贪恋权力，拉帮结伙，误国害民，延缓党内民主进程，何其重也！还是原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中国觉醒了》一书作者纪思道分析的深刻，他认为中国有三个谎言，其中后两个谎言即是谈这个问题。他说，胡温都不过是“跟班”，江泽民仍然具有影响力，今年十一阅兵时，江泽民还站在人们的视线中，足以证明纪思道的前瞻性。
江泽民的确是一个人品恶劣的江湖政客。2007年我应日本《读卖新闻》驻上海支局长加藤隆则之邀，为筹备首次赴日个人书法作品展，曾先后两次小居沪上，外出走动，均以出租代步，我询问了23个出租司机，大家对江泽民评价最低，他连陈良宇都不如，只有一个人说，他盖了很多大楼，还不错。其中一个中年男子对其评价最形象深刻：江泽民是一个跑江湖的大骗子，“六四”别人摔倒了，他捡了一个大皮夹，里面的钱全归他的啦！他也厚脸皮，不害臊！……是啊，就是这样一个上海“江湖骗子”统治了中国。
后来中国人民总算熬到了17大，江的亲信曾庆红引退的代价，不仅是安排三个江泽民得意的人挤进了政治局常委，而且还提名太子党习近平为“储君”，显然其目的是在18大胡锦涛退休后，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完全落在江泽民控制的党羽手里。习近平最近在德国向默克尔赠送江的著作已透露了玄机。而眼下薄熙来的唱红打黑表演和在17届4中全会上的躁动不安与“党内民主”的诉求，也无一不是江泽民，李鹏为首的党内保守派精心策划的一次“准军事政变”，其目地都是枪班夺权。我想，他所瞄准的位置至少是国务院总理吧！
近期有报道说，在党的17届4中上全会上，胡锦涛利用房司令以武力阻止习近平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也粉碎了薄熙来的黄粱美梦，但消息未加证实。不论怎样，接班人的问题，总要有一个制度性结果。值此之时，有人又说，江泽民早走，或许中国还有希望！我认为，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即便江泽民走了，但一党执政的专治制度不变，新上任的领导人又会贪恋权力，另立山头，还不知道会玩出什么新花样来。当然相互比较一下，同是一个党派，李克强，温家宝确比其他人要开明一些，实干一些，温和一些，假如中国能够出现一个象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就会事倍功半，少走许多弯路，因此，国内的维权运动和海外民运与中共党内改革派的对接特别重要。
从目前胡锦涛对习近平和薄熙来的态度看，他正在带领共青团系人马拒绝江泽民隔代指定自己的接班人，试图用“党内民主”的方式进行微妙的反抗，这可能一方面符合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军委成员多数效忠于江泽民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也基于胡锦涛优柔寡断，僵化呆板的性格特点，但胡的城府很深，也有深不可测随机应变的可能性，假如江泽民早点走，他能学习赫鲁晓夫，或许还有顺应民意思维突变的空间。当年，前苏联的政治局委员多数倾向斯大林的接班人马林柯夫，赫鲁晓夫就是连夜派专机从全国各地把倾向自己的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紧急召开了中央全会，用表决的多数选票战败了马林柯夫。细想一下，中共十七大共有中央委员204人，候补中央委员l66人，其中有多少人倾向于江或胡？胡锦涛及其智囊们应当有一个果断明智的决策！特别重要的是，他们还应当在初步成功之后，大举改革，不仅要使党内派别斗争公开化与合法化，而且还要开放党禁和报禁，平反六四和法轮功，实行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开启民主进程，实现宪政民主，把中国建成一个既富有又文明的国家。
不过，这正如我本人也希望江泽民早走一样，只是一个书生的海外奇谈，还要看天意。其实不论他早走晚走，反正总要走，走了，地球就会转动快些，同样不论哪个派别上台，制度依旧，孰胜孰败，均非人民之福，也是真理。但我坚信，总有一天，中国会拥有一个赞成普世价值，人权法制的社会！
2009年11月5日于多伦多
金 渝：林彪外逃震撼小县城（文革纪实·八）
千副政委之死
十九世纪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托克维尔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公民只有一个手段可以保护自己不受迫害
再看苏联解体
《苏联的最后一年》，(俄罗斯)罗伊·麦德维杰夫著，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6月版，39.00元。
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的新著《苏联的最后一年》是近年来关于苏联解体研究的上乘之作。读罢此书，笔者感叹，本书道出了一位有气节的知识分子的良心话。
麦德维杰夫一生命运多舛，是苏联时代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1969年被苏共开除出党。虽然麦德维杰夫早年批评斯大林是“莫大的罪人和马列主义的歪曲者”，但1991年戈尔巴乔夫抛弃苏共之后，麦德维杰夫作为一位苏共党员，公开反对解散苏共中央和停止苏共活动的做法。其后，为抵制在俄罗斯“复辟”资本主义，他又参与组建了俄罗斯社会主义劳动党的活动。对他而言，苏联解体是历史悲剧，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难辞其咎。他将新政权的政策斥之为“野蛮的、原始的、寡头犯罪式的资本主义”，而赞同2000年普京所推行的“主权民主和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如今的麦德维杰夫没有任何官方背景，只靠微薄的养老金和稿酬生活，生活平淡清苦，却在俄罗斯境内出版了35部历史、传记著作。
苏联解体的主因是什么？苏联解体是历史宿命还是纯属偶然？戈尔巴乔夫应负什么责任？这是读者迫切以求的问题。以往的“经济发展滞后论”、“军备竞赛拖垮论”、“西方和平演变论”不能解释这一问题，内战卫国战争期间和卫国战争结束时苏联的恶劣形势远比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严峻，然而却都顺利渡过难关。麦德维杰夫认为，意识形态的衰落是苏共和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对于苏共来说，意识形态就是它的心脏，当对这个伟大的意识形态的信任程度减弱之后，那么苏联大厦中的党政骨干结构必然要倒塌。”麦德维杰夫对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的概括独到而深刻，显然更有说服力。
关于戈尔巴乔夫的历史责任问题。麦德维杰夫没有将所有责任归之于戈尔巴乔夫，而是本着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作出评价。麦德维杰夫从历史的宏大视角考察后认为，苏联模式在斯大林去世后进行改革是最佳时机。到了60年代末，苏共进行社会改革的机会还没有完全失去，而到了80年代末，无论是从时机，还是从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的资源来说，这种变革已经不可能了，“如同1917年夏天的克伦斯基一样，戈尔巴乔夫取胜的机会已经很小”。但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苏联还没有到病入膏肓的地步，如果出现像列宁那样的优秀领袖，苏联的命运也许不会像1991年那样惨。而事实上，苏共领导层的领导水平集体退化。苏共领导层虽对戈氏强烈不满，但是又没有能出其右的替代者。
麦德维杰夫给出的数字很能说明问题：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雷日科夫、叶利钦的支持率分别是54%、38%和12%.6月末，戈尔巴乔夫的支持率下降到19%，雷日科夫下降到7%，而叶利钦的支持率上升到40%.1991年6月12日，在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中，雷日科夫作为候选人参选得票为16.85%，远低于叶利钦的57 .3%.雷日科夫还是当时民望较好的苏共领导人，但是“他也不是一个非常善于展示自己的政治人物，无法同叶利钦这样的人物展开残酷的斗争”。
麦德维杰夫认为，戈尔巴乔夫本意并非要瓦解苏共，让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只是对马列主义“一知半解”，不能在意识形态上给大家提出新东西，也不明白改革的方向和前途，改革一旦出现问题必然惊慌失措。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沉浮录》里道出了当时的情形：大家都以为这位外表自信的总书记会带领大家走向光明的前景，而最后大家才发现这位领头羊懵懵懂懂地将大家带到了陷阱中。从个人品质和工作作风看，戈尔巴乔夫口头上要求“民主性”和“公开化”，而事实上戈氏的工作风十分不民主，不愿听到负面的、令人不快的消息，开会经常一言堂。他倡导的“民主化”和“公开性”倒是为反对派提供了护身符。“戈尔巴乔夫从没有对‘叶利钦帮’开展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政治斗争，而叶利钦却从不放过戈尔巴乔夫所犯的任何错误和失误，并对其进行攻击。”
外国学者研究苏联解体，因为没有亲历事件，作品往往读来有雾里看花之感，不如本土学者的叙述“有血有肉”。而当事人谈苏联解体，要么不由自主地为自己辩护，要么难免个人好恶与偏激，而陷于就事论事。麦德维杰夫的特殊身份使其能以相对超然的态度冷眼旁观，得出比较公允的结论。本着兼听则明的精神，希望读罢《苏联的最后一年》后，我们更能逼近历史的真相，得出更加不失偏颇的结论。
他太偏爱孤独，终究只能负重
《旷代的忧伤》，林贤治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版，26.00元。
林贤治的文章沉雄有力，豪而不宕，刚而不历，阐幽揭明，总含深远的忧愤，褒贬论析，恻怆矜雅。在叫嚣无所见、拉杂不知裁之文颇为繁盛的时代，林贤治的文章总是让人一望即知非他而不可为。那些在自己精神成长的过程中，汲取了林贤治的思想之光的人，一生都会对他心怀感激和眷恋，即便后来逐渐远离他。那种心智被启发、被点亮的体验，深刻而不可重复。
林贤治生于1948年，年少时迷恋诗歌，本该是精神恣意成长的年龄，却无可选择地被契入一个错乱的时代，充满谬误的意识形态侵袭了他周遭的世界，令他饱尝灼热、贫困与荒凉。他的学业到中学即止，也曾雄心勃勃，意欲占领文学某一高地，后被卷入“文革”恶浪，在漫长的黑暗中，靠阅读与思考，艰辛地照亮自己的精神前进的道路。世涉沧桑，与诗神渐行渐远，其间的悲伤，只有他自己知道。而大部分读者，开始触及林贤治的文章，看到的已然是一个思想遒健、笔力沉缓从容的写作者。直到今年林贤治刊载于南方都市报的《三十年阅读》及《三十年写作》两篇文章出来，大家才得以究根探柢，解其思想何以如此丰沛深茂之原由。
在当代中国，人的权利和尊严是一次又一次被焚烧过的，思想的胚芽却一次又一次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从劫后的余烬中萌生出来。林贤治是被时代灼伤过的人，那种痛感深入骨髓，使他的文字既含着昂扬坚毅，也隐着抑郁苦楚。从早年至今，此种痛感贯彻其中。他总是在抵抗，以自己的独立思考和感受，抵抗恶，抵抗一切损伤人性的东西，坚定地，不遗余力地。他的读者有一个共感，即他的文字含有一种与火同质的东西，让人读之激情沛然，引人涵泳于温热的思想之海。
林贤治之爱鲁迅，众人皆知。仅凭《人间鲁迅》，林贤治即可列入最优秀的鲁迅研究者之列，然而至今，鲁迅研究界却尚未充分系统地将林贤治的思想资源纳入其中，只能说当今中国学术体制之病疾已重。90年代中后期，中国掀起批判贬伐鲁迅之风，林贤治愤然驳析，直斥当时人为肤浅胡闹。此一风波缓息终告一段落，国内思想界转而掀起的是民国思想研究之热。林贤治没有欣然加入其中，以自己的智识与思力，拣采掬拾，披沙沥金，于是有了《读书之旅》系列、《记忆》系列以及《人文随笔》等。深识言论之力量的林贤治，以行动实践着。这些选集，关注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底层人民的生存困境和真实生活，没有振臂高呼之势，只有深切的关怀。
林贤治温润不起来，这是事实，骨子里的倔傲，才使他的精神在孤独与荒凉中无畏自觉地茁长。也因此，他那种强劲的生长意志和激情游走于文字间，使它们如此鼓舞人心。林贤治对苦难和灾难一直保持着敏感，如当年的鲁迅，对时代的痛苦有着深刻的体察，但是这种敏感，也阻止了他清健地加入时代理性的重建。过多的感性，是思考前进拓展的累赘。系统的学术训练和清晰的知识框架，提供给人的其中一点，就是恰当地剔除感性，从而让理性判断敞开地接受各种事实和现象的摩擦，以进行自身的整饬完善。
缺乏系统的学术训练和清晰的知识框架，是林贤治的硬伤。纵然有宏阔的阅读背景和深邃的思想历程作支撑，林贤治对一些议题的整体把握和判断，有时难免出现失衡和误解。在《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中，林贤治对刘白羽、杨朔、秦牧、王蒙、余秋雨、贾平凹等人物作否定性批评，并对苇岸、筱敏、一平、刘亮程等新人相对持高度评价，这样的判断，恰如清新有力之风。但是后来，林贤治认为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诗歌进入非政治化、非社会化时期，很少有诗人关注时代”，引起很多争议。臧棣的访谈录即以《林贤治意淫当代诗歌》为题，赫然批评林贤治判断的失误，甚至使用媚俗这样的字眼来贬低林贤治。
反抗和斗争中过来的人，深知自由的代价，无畏暴力，不讳报复。林贤治批判当代思想学术界“道德缺失，正义和良知缺席”，极多愤怒与悲哀。在林贤治那里，民族多难的历史和他个人的生命体验是叠加在一起的，他只能选择负重，直面英雄主义的崇高，而无法认同“轻”，嘲讽的、戏弄的、庸俗的，这些他一并与之作战。人与世界的相处方式是多样化的，对现实的体验、理解和判断，也是多样化的，并且社会生活是多维立体的，林贤治在对一些社会现象和社会思潮作评价的时候，一意以道德、正义、良知、对时代的关怀这些标准，直接进行衡量，不觉带有非此即彼的武断了。
在《穿粗布衫的和穿燕尾服的终究要分手》一文中，林贤治对农民的儿子惠特曼的肯定，对出生上流社会颇多绅士之风的爱默生的贬低，即可以窥见林贤治之武断的根源。他太偏爱那种孤独、身处弱势，具有抵抗意志的独立顽强的品性。一如鲁迅之爱“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的枣树”，由之不自觉地规避着对丰美优雅的花木的欣赏。在苦难中跋涉过来的思想者，只能负重前行，即便黑暗已经不再浓重，也难与温暖轻盈相和。林贤治高贵地承担了自己这样的命运，几多苦楚，不无骄傲。
关于异议作家郭泉被判十年徒刑的紧急行动通报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
关于异议作家郭泉被判十年徒刑的紧急行动通报
2009年11月2日
紧急行动网络2008年第63号第一次补充
中国：网络作家、活动家被判刑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抗议，异议作家兼活动家郭泉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国际笔会认为，对郭泉的判罪侵犯了中国已签署的《公民权利
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保障的言论自由权，并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据狱中作家委员会消息，2009年10月16日，江苏省一法院因郭泉的民运活动和批评文章判处他有期徒刑十年和剥夺政治权利三年。郭泉于2008年11月13日在江苏省会南京家中被捕，并于2008年12月18日被控以”颠覆罪”。据”对话基金会”的法院判决书英译稿(http://www.duihua.org/hrjournal/2009/10/translation-commentary-verdic…) ，郭泉遭指控是由于2007年下半年至2008年11月间在网上张贴系列文章《民主先声》，以及创建反对党中国新民党。现年41岁的郭泉是前刑庭法官和南京师范大学文学副教授。据”对话基金会”报道，郭泉因反日的民族主义、批评中国一党专制，以及支持对各种社会不公寻求赔偿的维权者而在网上知名。他曾写过几封致中国领导人的公开信，并经常被警察短期拘留—-最近的一次是2008年5月，因批评政府对2008年5月12日四川地震的反应而在狱中度过了10天。
他还因政治活动被禁止教学。
请发出呼吁：
—-抗议判处网络作家兼活动家郭泉；
—-呼吁根据中国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呼吁信寄往：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编100032
国务院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 胡锦涛阁下
请注意我们没有中国当局的传真号码，狱中作家委员会推荐您复印呼吁信给您所在国家的中国使馆请其转交，并欢迎任何建议。
**如果晚于 2009年12月15日 寄出呼吁书，请与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伦敦办事处联系**
进一步消息，请联系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Cathy McCann，
地址： 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电话：+ 44 (0) 20 7405 0338
传真：+ 44 (0) 20 7405 0339
电邮：cathy.mcc…@internationalpen.org.uk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翻译）
李江琳：来到达兰萨拉的汉人
●前往达兰萨拉觐见达赖喇嘛的不仅有台港的大明星，也有万水千山从中国大陆来的汉人佛教徒。献上他们带来的供养，祈请尊者的祝福。情景感人。
●达赖喇嘛巡视拉达克。（李江琳摄）
一九六○年四月，达赖喇嘛在穆苏里的临时居所柏拉庄园居住一年后，迁居达兰萨拉。达兰萨拉当时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英印时期，英国人曾把达兰萨拉闢为避暑之地，以逃避印度平原酷热的夏季，还在山腰里修建一座名叫“荒野中的圣约翰”的圣公会教堂。英国总督甚至考虑过把喜马偕尔郡首府设在达兰萨拉。可是，达兰萨拉在一九○五年发生地震，教堂钟楼倒塌，英国人想法作罢.当达赖喇嘛率领噶厦和他的家人迁居达兰萨拉时，那里只是一片荒山野岭，现在被称为“小拉萨”的小镇马克利奥德甘吉，只有几座小屋和一座废弃的森林公园.
很快，流亡各地的西藏难民相继而来，在昔日的森林公园里架起帐篷，权且安身。最初的几年里，除了个别西方慈善组织派来的医生或短期工作者，以及偶尔前来的几名西方记者，“达兰萨拉”还是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对於中国人来说，更是如此。直到今天，“达兰萨拉”在中国的官方语彙里，还被称为“藏独大本营”，是一个被极力妖魔化的地方。
偶遇几位台港大明星拜见尊者
不过，事情悄然变化。几十年来，达兰萨拉每年都吸引大量西方信徒和游客，如今却在吸引着一批又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汉人。他们有专程前来的专家学者，来此与流亡藏人直接交流，瞭解“西藏问题”中的藏人观点；有的千里迢迢来参加法会，或者听尊者讲经；也有海外民运人士，不过更难得的，是一些悄悄前来拜见达赖喇嘛尊者的普通大陆人。出於安全考量，他们返回中国大陆之后，不会把自己与达赖喇嘛的合影公开，也不会轻易对人说自己的达兰萨拉经历.这些人的来到，给流亡藏人带来了新的希望。
在达兰萨拉觐见达赖喇嘛尊者，有一套严格的程式必须遵守，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普通信徒。事先预约之后，来客必须在觐见时间之前至少半小时，来到法王府的接待室登记，填一张简单表格，通过安全检查。然后，一名印度工作人员翻开一本厚厚的老式登记簿，填写来客资讯，请访客签名。再后，有人把来客带领到尊者会客室旁边的等候室，等待尊者接见。
有天下午走进接待室，里面已经有一男数女，正在一边忙乱地登记，一边七嘴八舌地说话，说的是广东话，夹杂国语.他们家常打扮，男人中等个子，女人素面朝天，看不出任何特别之处。我一边等，一边有一句没一句的听到他们说觐见的事儿，他们给尊者带来了礼物，还带来佛珠等请尊者加持。接着，这群人热热闹闹地离开接待室，通过安检.大约一小时后，我在等候室又遇到他们。他们变得面色沉静凝重，说话声音压低了很多。几分钟后，这群人鱼贯而出。
后来，我听说这些人居然是几位名声显赫的台港影星，是那种狗仔队追踪，影迷们要求签名合影的人物。我戏言说失去了发一注小财的机会││当时我就带着相机，本来可以拍到这几位大明星的家常照的。从此我知道了，原来前来达兰萨拉觐见尊者的大明星，远不止一个李连杰啊。
从西藏走来的汉人“甲喇嘛”
这位穿着黄袈裟，足蹬旅游鞋的现代行脚僧，是按照藏人朝圣的路线，从喜马拉雅山北，通过樟木口岸进入尼泊尔，然后辗转来到达兰萨拉的。他除了肩上的背包，别无他物。他不懂英语，只会一点点藏语，就这么一个人来了。在达兰萨拉，他一个人也不认识.大清早下了车，他站在街头，不知上哪儿去。这时候，他遇到一位会汉话的年轻藏僧，把他带到我住的那家旅店，为他订了最低价格的房间.然后把他带到旅店的露天茶座休息，正好遇到我。就这样，我认识了这位自称“甲喇嘛”的青年僧侣.
他来自东北某省，二十出头就落发为僧。身为独子，做出这个决定，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但是“甲喇嘛”义无反顾地走向藏地，进入五明佛学院学习。学业尚未结束，学院被强行关闭，各省宗教局来人，把来自本省的人押送回去。“甲喇嘛”被迫中断学业后，飘然而去，再次走向高原，进入一座着名寺院，师从一位高僧，继续研习佛法。这位年轻法师，就这样在藏地生活了九年，有幸跟随数位高僧修行。
“这次来印度”法师操着东北口音说，“一是为了朝圣，二是受家乡一些佛教徒委託，带一笔钱，供养在境外的僧人。”我听了心头一暖：几十年的妖魔化，还有这样虔诚的信仰者。
我叫他赶紧去法王府，提出拜见达赖喇嘛的申请。“尊者时间很紧，现在他正好在山上。”
“没关系，”甲喇嘛回答我，“其实我倒不一定要佔用他的时间.打坐的时候，我常常很清楚地看到他。”
后来，“甲喇嘛”告诉我，他把带来的一大笔钱送到法王府时，有幸拜见了达赖喇嘛。说着，他从颈上拉出一条银链，链子下面系着一个约三四寸大小的精緻银盒，像个小神龛。他打开来小心地取出一尊镀金释迦牟尼佛像，很高兴地告诉我，这是达赖喇嘛赠送给他的佛像。他和我告别：“日后有缘再见！”次日，甲喇嘛揣着这尊佛像，前往菩提迦耶朝圣去了。
安徽汉子含泪匍匐在尊者脚下
他皮肤晒得黝黑，留着“寸头”，衣着普通，神情忠厚朴实，一眼看上去就像中国大陆随处可见的民工，出卖苦力，却不被城市收留的人。不同的是，他带着一只做工相当精緻的转经筒。在法王府接待室遇到他时，转经筒放在藏式长凳面前的茶几上，他正在犯难：他一点不懂英文，不知道怎样填写登记表。接待人员又不懂中文，无法沟通。正好这时我走进来，工作人员请我翻译.我看到他手里拿着一本中国护照。
填完表，我们聊了几句。他告诉我说，他来自安徽，是噶玛巴仁波切的信徒，此次专程前来庆祝噶玛巴的生日，有幸得以拜见法王。安检时，工作人员请我翻译，告诉他不可以带相机和手机，请他把包留在安检处，只携带请尊者加持之物。他手忙脚乱地从藏式挎包里掏出哈达、念珠，和一个厚厚的信封，告诉工作人员说，这是供养.就在这时，暴雨倾盆而下。工作人员打着伞，把我和他一同带进等候室。
他的拜见被安排在小客厅.一辆白色吉普车把尊者送到会见室走廊的台阶前。尊者下车，走进会客室宽阔的走廊。我站在大客厅门口，看着安徽汉子低低躬腰，双手捧着雪白的哈达，走到尊者面前，哈达举至齐眉，叫了一声“法王”，声音随即哽咽。尊者双手接过哈达，安徽汉子立刻双膝跪下，匍匐在尊者脚下。
我为之深深动容。几十年来，以革命的名义，宗教信仰在中国受到毁灭性摧残。暴力革命毒化了社会，毒化了人们的心性，也毒化了人与人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并不能取代人们的精神需求。信仰是无法靠宣传攻势来击败的。官式的“世界佛教论坛”，没有世人公认的精神领袖，不过是主旋律之下的一场表演。千金打造出美轮美奂的寺庙，可以成为景点，却不会成为圣地，虔诚的佛教徒们，依然会不辞劳苦，千山万水来到达兰萨拉，拜见达赖喇嘛尊者，献上他们带来的供养，祈请他的祝福。
我不禁回忆起，有一次採访尊者时，我问他：“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共一直在污衊攻击你，你是否为此生过气？哪怕只有一次？”尊者回答说：“没有。一次也没有。相反，我可怜他们。”接着，他诙谐地说：“我想他们肯定嫉妒我。因为我比他们更受世人欢迎。”
若干年前，达赖喇嘛尊者在美国，对他的支持者们说：“西藏问题是一个道德问题.让美国人民的心来说话。”
现在，是让中国人民的心来说话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