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代的忧伤》，林贤治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版，26.00元。
林贤治的文章沉雄有力，豪而不宕，刚而不历，阐幽揭明，总含深远的忧愤，褒贬论析，恻怆矜雅。在叫嚣无所见、拉杂不知裁之文颇为繁盛的时代，林贤治的文章总是让人一望即知非他而不可为。那些在自己精神成长的过程中，汲取了林贤治的思想之光的人，一生都会对他心怀感激和眷恋，即便后来逐渐远离他。那种心智被启发、被点亮的体验，深刻而不可重复。
林贤治生于1948年，年少时迷恋诗歌，本该是精神恣意成长的年龄，却无可选择地被契入一个错乱的时代，充满谬误的意识形态侵袭了他周遭的世界，令他饱尝灼热、贫困与荒凉。他的学业到中学即止，也曾雄心勃勃，意欲占领文学某一高地，后被卷入“文革”恶浪，在漫长的黑暗中，靠阅读与思考，艰辛地照亮自己的精神前进的道路。世涉沧桑，与诗神渐行渐远，其间的悲伤，只有他自己知道。而大部分读者，开始触及林贤治的文章，看到的已然是一个思想遒健、笔力沉缓从容的写作者。直到今年林贤治刊载于南方都市报的《三十年阅读》及《三十年写作》两篇文章出来，大家才得以究根探柢，解其思想何以如此丰沛深茂之原由。
在当代中国，人的权利和尊严是一次又一次被焚烧过的，思想的胚芽却一次又一次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从劫后的余烬中萌生出来。林贤治是被时代灼伤过的人，那种痛感深入骨髓，使他的文字既含着昂扬坚毅，也隐着抑郁苦楚。从早年至今，此种痛感贯彻其中。他总是在抵抗，以自己的独立思考和感受，抵抗恶，抵抗一切损伤人性的东西，坚定地，不遗余力地。他的读者有一个共感，即他的文字含有一种与火同质的东西，让人读之激情沛然，引人涵泳于温热的思想之海。
林贤治之爱鲁迅，众人皆知。仅凭《人间鲁迅》，林贤治即可列入最优秀的鲁迅研究者之列，然而至今，鲁迅研究界却尚未充分系统地将林贤治的思想资源纳入其中，只能说当今中国学术体制之病疾已重。90年代中后期，中国掀起批判贬伐鲁迅之风，林贤治愤然驳析，直斥当时人为肤浅胡闹。此一风波缓息终告一段落，国内思想界转而掀起的是民国思想研究之热。林贤治没有欣然加入其中，以自己的智识与思力，拣采掬拾，披沙沥金，于是有了《读书之旅》系列、《记忆》系列以及《人文随笔》等。深识言论之力量的林贤治，以行动实践着。这些选集，关注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底层人民的生存困境和真实生活，没有振臂高呼之势，只有深切的关怀。
林贤治温润不起来，这是事实，骨子里的倔傲，才使他的精神在孤独与荒凉中无畏自觉地茁长。也因此，他那种强劲的生长意志和激情游走于文字间，使它们如此鼓舞人心。林贤治对苦难和灾难一直保持着敏感，如当年的鲁迅，对时代的痛苦有着深刻的体察，但是这种敏感，也阻止了他清健地加入时代理性的重建。过多的感性，是思考前进拓展的累赘。系统的学术训练和清晰的知识框架，提供给人的其中一点，就是恰当地剔除感性，从而让理性判断敞开地接受各种事实和现象的摩擦，以进行自身的整饬完善。
缺乏系统的学术训练和清晰的知识框架，是林贤治的硬伤。纵然有宏阔的阅读背景和深邃的思想历程作支撑，林贤治对一些议题的整体把握和判断，有时难免出现失衡和误解。在《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中，林贤治对刘白羽、杨朔、秦牧、王蒙、余秋雨、贾平凹等人物作否定性批评，并对苇岸、筱敏、一平、刘亮程等新人相对持高度评价，这样的判断，恰如清新有力之风。但是后来，林贤治认为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诗歌进入非政治化、非社会化时期，很少有诗人关注时代”，引起很多争议。臧棣的访谈录即以《林贤治意淫当代诗歌》为题，赫然批评林贤治判断的失误，甚至使用媚俗这样的字眼来贬低林贤治。
反抗和斗争中过来的人，深知自由的代价，无畏暴力，不讳报复。林贤治批判当代思想学术界“道德缺失，正义和良知缺席”，极多愤怒与悲哀。在林贤治那里，民族多难的历史和他个人的生命体验是叠加在一起的，他只能选择负重，直面英雄主义的崇高，而无法认同“轻”，嘲讽的、戏弄的、庸俗的，这些他一并与之作战。人与世界的相处方式是多样化的，对现实的体验、理解和判断，也是多样化的，并且社会生活是多维立体的，林贤治在对一些社会现象和社会思潮作评价的时候，一意以道德、正义、良知、对时代的关怀这些标准，直接进行衡量，不觉带有非此即彼的武断了。
在《穿粗布衫的和穿燕尾服的终究要分手》一文中，林贤治对农民的儿子惠特曼的肯定，对出生上流社会颇多绅士之风的爱默生的贬低，即可以窥见林贤治之武断的根源。他太偏爱那种孤独、身处弱势，具有抵抗意志的独立顽强的品性。一如鲁迅之爱“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的枣树”，由之不自觉地规避着对丰美优雅的花木的欣赏。在苦难中跋涉过来的思想者，只能负重前行，即便黑暗已经不再浓重，也难与温暖轻盈相和。林贤治高贵地承担了自己这样的命运，几多苦楚，不无骄傲。